勾連、延伸與重塑：融合出版發展的三重面向

王偉鮮

[摘 要] 面對當前出版業融合轉型遇到的瓶頸，基于整體視角，借鑒三重勾連理論框架，從物質與技術、文本與符號以及場景與空間三個維度分析當前融合出版應重點回溯和關注的問題后，發現出版業的融合轉向遵循媒介技術的演進脈絡，涵蓋技術挪用到規范化的完整鏈條，其轉向重點需要把握文本與符號的生產，以提升出版內容和形式的效用，從而打通與用戶的意義共通空間，尤其應注重其中指涉時間性與空間性、公域性與私域性的場景耦合，以全面優化新媒介環境下用戶的信息體驗。

[關鍵詞] 融合出版 三重勾連 媒介技術 符號生產 公共空間

[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3） 06-0043-08

Articulation， Extens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ree Directions of Integrative Publishing? Development

Wang Weixian

（Television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ve publishing， this study take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draw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iple Articul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integrative publishing should focus on from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materiality and technology， text and symbol， scene and spa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v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turned to follow th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covering the complete chain from technology appropriation to norm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roduction of text and symbol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shing content and form， thus bridging the meaning space shared with users. Especially， ou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upling of scenes involv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 experience of use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tegrative publishing Triple articulation Media technology Symbol production Public space

1 引 言

伴隨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出版行業朝著由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的目標一路高歌猛進，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在此過程中，數字化出版與出版數字化“兩張皮”的問題仍十分突出，困擾出版行業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如何實現真正的轉型與升級。尤其是在“十二五”時期，“出版轉型”“轉型升級”一度成為行業熱詞，出版行業開始扭轉既往粗放式的發展方式，進一步探索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在同期媒體融合的方向指引下，探索并建設出版業的融合發展模式成為順應行業發展浪潮的重要趨勢?；诖吮尘?，2015年3月由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以及2022年4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的《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出臺，不僅成為出版業邁向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助力，亦推動了新時代出版傳播體系的構建。當前，技術智能化的浪潮轟然而至，媒介已如同彌漫的空氣，無遠弗屆、無處不在。融合出版應首先厘清概念與面向，結合多元要素全方位審視與深勘，故本研究的討論基點首先置于對理念的探討之上。

為研究新的媒介和信息傳播技術對日常消費與生產實踐帶來的變化，西爾弗斯通（Silverstone）早些年以電視媒介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雙重勾連（double articulation）理論[1]。顧名思義，雙重勾連主要包含兩個面向：首先，電視媒介作為一款電子產品，是搭載新型技術的物質客體，在被人為購買進入家庭場景以后完成了消費實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用戶關注的是其作為新媒介的物質與技術意義，二者間因此得以產生聯結。此乃第一重勾連，主要強調物質與技術向度。其次，用戶在對電視媒介的使用中不再僅關注物質客體，而會更多地關注其文本符號（如影視節目和廣告等）。電視文本的制作從聲音、畫面到敘事、體裁都有特定的編排方式與體系，用戶的閱聽過程是一個囊括信息接收、意義獲取與轉換、傳播的復雜過程，于是便形成了強調文本與符號向度的第二重勾連?；诖?，西爾弗斯通還重點論述了這兩重勾連在空間交換上的意義，即電視雖然作為技術裝置被留置家庭這一私人空間里，但同時公共空間里的信息也能被電視文本帶進私域里，從而讓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與私人文化（private culture）之間產生聯結。然而，西爾弗斯通卻沒有將探討重點進一步放在對空間的闡釋上。對此，哈特曼（Hartmann）認為，在雙重勾連的基礎上，“如何理解場景中的媒體使用是一個亟須回答的問題”[2]。因此，隨著媒體領域的革新，相關研究需要重點關注用戶參與習慣的連續性及意義生產的塑造過程，尤其不能忽視媒體對用戶日常生活的影響，場景與空間維度的第三重勾連順此成為不應或缺的一個研究面向。

本研究旨在借鑒三重勾連（triple articu-lation）的理論框架，從認識論的角度闡釋當前融合出版應重點回溯和關注的發展面向，試圖回答媒介的物質性如何影響出版業的融合趨勢，文本符號泛化的情況下融合出版實現了怎樣的擴展與延伸，新的媒介景觀下出版業的融合與場景之間又是作何勾連的等問題。

2 勾連：物質與技術的第一重面向

2.1 媒介技術的挪用

技術既是出版業的基石又是助推器。從最早引發行業變革的活字印刷術、機械印刷術，到如今不斷演進升級的激光照排、3D打印等新興技術，出版業的發展歷程足可稱為一部技術變遷史。然則在更寬泛的視野下，對出版技術的理解并不應僅考察物質化的設備器具與操作技術，在漫長演進歷程間一同變化、發展且同可納入技術向度的還有非物質化的理念原則及組織管理水平。一般來講，人類出版傳播行為大致包括出版物的生產和流通兩個過程，由編輯、復制、發行三個環節構成，分別對應內容編輯技術、復制技術、提供復制介質的技術以及發行流通技術四個技術方面[3]。如果說數字出版關注的是物質技術的增進與套疊，重點推動編輯、復制與發行三個環節的數字化接入，那么融合出版則在此基礎之上還強調非物質化的全鏈條匯流，視物質技術為一種挪用（appropriation）[4]。

技術挪用首先需要關注的是技術承載力。技術具有物質性，可以提供某些特殊而具體的功能以使用，但這種使用又充分與社會實踐掛鉤，并受限于社會價值與規范的作用。如平板電腦可用于通訊、拍照與網絡娛樂等行動，但并不用于切菜或盛飯。法拉杰（Faraj）等人認為，技術的承載力是行動的可能性和機會，它來自行動者與重點技術的接觸，植根于一種關系本體論，對物質和社會都有同等的作用[5]。也因此，在應用與推廣新的技術前應首先關注技術和使用技術的行動者之間的關系，這是決定技術是否能夠真正發揮效用并進行升級改造的重要前提。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技術的迭代更新，舉凡流媒體技術、大數據技術和云計算技術等在內的數字技術深刻改變了出版生產與傳播的方式，為行業轉型與融合提供了可能。而近些年，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智能媒體技術更是直接串聯起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及移動通信技術，不僅讓各類媒體實現了自我進化，還深刻嵌入整個社會信息交流系統，重塑了人與媒介的互動關系。盡管在用戶規模上，植根于傳統產業的出版業仍占有壓倒性優勢，但媒介技術的演進早已將用戶分門別類，不同用戶占有的認知、素養以及實踐能力等資源各異，令出版行業亟須重思技術與行動者的關系，并對融入出版行業的各種技術的承載力予以充分感知，以調和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對立兩極。

2.2 挪用后的規范化

技術挪用是過程和時間的有機統一，它強調生產者與技術之間的互動是遞進的，也即生產者在經常性的實踐中塑造了技術結構，而技術結構又隨著時間推移塑造著生產者的使用，進而逐步推動融合出版的規范化[6]。規范化常被用于解釋新的技術、平臺從肇始至完全落地的過程。如最早的造紙術、印刷術在誕生之初主要面向的就是公卿貴族階層，隨著技術的迭代升級以及資源的開采豐富等才逐漸“飛入尋常百姓家”，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技術成果的共享之中。承接前文提到，技術挪用的早期會受到社會價值的約束，從而限定其應用面向。然則，從挪用到規范化，一方面是契合社會價值規約的過程，而另一方面也是與社會價值不斷折中、調和的過程，這期間往往會激發出創新的動力，從而推動技術超出預期地躍進式落地。如今，出版業對新媒介技術的挪用同樣也遵循這樣的發展邏輯。

具體而言，有鑒于傳統出版的三個基本環節，融合出版對技術挪用后的規范化模式可相應概括為生產式、傳布式與交互式。首先，作為出版的基石工作，任何出版物的生產都離不開編輯這一環節，同時出版物的批量制造又必須借助復制行為，編輯與復制從而共同構成了出版活動的基礎生產環節。生產式融合出版即強調編輯與復制活動的轉型升級，并將之視為出版融合路徑的基礎工程，著力推動出版物制造技術（如激光印刷與數字出版技術）的改造與升級，尋求開發探索區塊鏈出版以及人工智能出版等新技術的落地，同時全面接軌時新的印刷介質（如電子等）生產技術。其次，發行作為基礎出版活動的最后閉環，是招攬用戶購買、促成出版物流通的關鍵節點。傳播式融合出版意在指向當前這一視覺文化的時代，傳播行為的本質是注意力的爭端，融合視閾下的出版業應順此利用好多元化的平臺和終端，促進出版物的推廣與傳播。其中，社交媒體在網絡傳播中發揮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而如何利用社交媒體扮演出版推廣的角色也是做好傳播式融合出版的破局之路。再次，盡管傳統出版行業也重視大眾反饋，但受限于技術條件，傳統的出版工作只是一種單向喂養的模式，鮮少采用或適應多向傳播與觸達的交互模式。然而，隨著網絡傳播成為社會信息流動的底層邏輯，各類大眾評價網站與軟件如豆瓣、大眾點評等的興起與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話語權的下放與分化，提供了多向傳播實踐模式的可能，出版業與大眾交流互動的拓展建設也因此可以提上重要日程。

有必要強調的是，此三種模式雖于微觀視野下同屬一套完整的出版流程，但宏觀上來看各自持重、相對獨立，亦彼此關切、不可分割，共同勾連起了融合出版的第一重指涉物質與技術的面向。

3 延伸：文本與符號的第二重面向

3.1 文本與符號的生產

作為印刷出版、電子出版和數字出版等多種出版形式的結合，融合出版的核心目標在受眾側，提升出版內容、形式的價值與效用都是為了給閱聽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體驗。也因此，在基礎的物質與技術向度之外，文本與符號同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文本，狹義上專指以文字形式表示的信息形式，廣義上還涵蓋各種專用符號表達的信息形式；而符號則是一種以圖形、圖標為形式的意義象征物。由于廣義上的文本也包含特殊字符，同時文字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一種特殊的符號，故本研究將文本與符號納入統一概念范疇述之。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取代了傳統社會那種“講故事”的傳統，描述了新的電影作為一種新的視覺文化表征代替了以說故事甚至閱讀書籍的話語文化趨勢[7]。但本雅明的論述并不單概括了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出現與取代，還指涉圖像、影像等視覺符號對社會文化發展的沖擊，揭示了當代文化消費品的本質是對注意力的爭奪。出版物作為搭載文本與符號的視覺產品，成為當代社會信息傳播與交流的主要載體，奠定了印刷文化在當代文化中顯著的地位。文本與符號通過字、詞、句、標點符號以及圖畫影像等的排列組合，并借由印刷、電子與數字等多種形式來呈現復雜多元的信息。由此可見，文本與符號雖是出版物內容中的最小單元，但亦歸其核心。文本與符號的作用不僅在于提供信息和傳達情感，還在于它可以簡化信息和抽象世界。在以可見性爭端為主的視覺時代，大眾的注意力持續時間短，對碎片化、簡單化和可讀性高的內容體現出強大的需求，而這實際上是對文本與符號的排版設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不同的媒介出版形式中，文本與符號的排版各異，承載與傳遞的信息也不盡相同甚至天差地別。融合出版就是要探索彌合這種差距的可能性，追求最大限度地打通不同媒介之間的壁壘，減小獲取和理解信息的阻力，增進用戶對出版內容話題的興趣。在數字出版興起的早期，文本和符號僅限于簡單的格式，如純文本和靜態圖像。一些紙質出版物比如教材、雜志會隨書附贈數碼光盤，光盤里存儲的信息通常為紙質出版物內容的補充或是延伸，讀者可以通過對應的光盤讀取器獲取這部分生動的視聽內容。雖然這種方式較為繁瑣且增大了信息獲取成本，但不失為串聯不同媒體介質的一種有益嘗試。在技術的迭代下，光盤讀取已逐漸淡出市場，文本與符號現在已經可以通過更加便捷的形式交互，新的出版技術正深入嵌刻進大眾日常生活。其中，最值得被提及的當屬二維碼技術，二維碼因其具有龐大的信息攜帶量，能夠編制和存儲海量信息，用戶可以直接使用移動設備掃描獲取相應信息，故目前在大量的多媒體出版物中都不乏二維碼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連接出版物和數字媒體等方式并不限于光盤、條碼等特定的增值手段，增強現實 （augmented reality，AR）技術正為融合出版提供了新的可能。增強現實是一種利用計算機系統產生三維信息來增強用戶對現實世界感知的新技術，強調通過交互來增強用戶對現實世界的感知[8] 。AR技術可以通過特定編碼技術將出版物上的文本符號與對應的數字內容連接匹配，用戶同樣只需通過移動設備掃描即可查看豐富的多媒體內容，這種強交互性的技術成為擴展用戶內容感知的重要方式。

透過技術外象觀之，任何應用在出版業的媒介技術實際都是為了更好地呈現并豐富文本與符號。近年來，伴隨著技術升級，出版業可謂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行業改革，多元融合的媒體形式被廣泛應用于教材、雜志、兒童讀物以及漫畫小說等常見大眾出版領域。然而，一個完整的出版活動傳播鏈條還應包括用戶的理解與使用，這就指涉融合出版改革背后的意義生產實踐問題。

3.2 意義共通空間的形塑

就文本與符號的生產及傳播而言，融合出版的出現既是一次徹底的革新，又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諸多挑戰中，最為根本的便是如何建立出版物與用戶意義共通的空間。在電子書、網絡雜志、博客以及交互網站等新興內容呈現形式革新出版內容的生產、分發及消費的背景之下，傳統出版業的受眾逐漸流失，出版業與用戶之間的關系亦因之被重塑。對出版商來說，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移動電子設備成為觸達用戶的發展途徑與重心，同時，用戶對信息內容的選擇也已經實現了從形式偏好到內容定制的轉向。為了打通與用戶意義共通的空間，三個方面的問題應引起重點關注。

其一，建設成本問題。在融合出版早期階段，為了實現文本與符號創作排版的革新，提升用戶體驗，出版商需要投資、改造及引進最新的技術和軟硬件設施，相應對可投入資金的需求非常高，但這于很多出版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出版商和自行出版的創作者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同時，融合出版不僅需要更多的資源和人力，還對人力的質量提出更新和更高的要求，這又涉及對傳統業內人士的培訓以及新型復合型人才的引進成本。而在當下這個萬物皆媒的時代，整合營銷傳播成為熱門，出版物無法避免通過社交媒體、電子郵件和付費廣告等各種線上線下渠道進行分發與營銷，傳播成本的重要性愈加顯著。此外，用戶體驗和交互成本、測試和質量保證成本以及運營和維護成本等也都需詳細納入成本考量中來。

其二，用戶的接受與理解問題。融合出版由于應用結合了多種不同技術，容易導致出版內容在不同媒介中呈現異步或非一致性，例如同一出版物可能出現數字版本圖像錯落而印刷版本圖像又不夠清晰的問題。當文本與符號以數字、代碼等形式創建時，出版物的格式可能會受到諸如設備尺寸、屏幕分辨率以及軟件兼容性等各種物質因素的影響，從而出現文本與符號顯示偏差甚至錯誤的問題，進而影響用戶對出版內容的認知與理解。此外，不同用戶群體的屬性差異也應被納入考量。例如，為使一些殘障人士、老年群體順利訪問多媒體內容，就須特別注意無障礙、適老化功能的開發與推廣；而對于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用戶來說，不同語境下的文化與文化之間可能存在意義差異與交流障礙的情況，如同樣的文本與符號在不同文化里可能指涉完全相反的意涵，為避免信息遺漏或誤解，則有必要重視解決符號的跨地區跨社會流通問題。

其三，作品版權與隱私安全問題。開放式的數字環境下，文本與符號的復制傳播越來越容易，個人及組織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復制、分發與銷售盜版內容資料的現象愈加突出。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出版內容轉型數字化或在線分發，加之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的興起，遭遇網絡攻擊、數據泄露和版權侵犯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盡管數字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技術已經廣泛被用于加密等安全措施以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復制和分發內容，但也存在過度限制消費者合法獲取與使用內容權利的問題。如何平衡內容保護與用戶訪問的問題，出版業或許在訴諸科技公司的幫助之外還應兼及與政府機構的合作，以保證充分掌握媒介融合時代的出版內容版權和安全保護的新技術與法規制度。

總之，無論是從文本與符號生產傳播的本體視角切入，還是從文本與符號延伸的意義空間形塑問題觀之，不難發現，文本與符號是融合出版最核心的面向，也正因此，對其的理解與關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出版業轉型的成功與否。

4 重塑：場景與空間的第三重面向

承接前文所述，哈特曼在西爾弗斯通提出的雙重勾連基礎上，強調了場景與空間維度的第三重勾連。在媒介融合視閾下，出版業就場景與空間面向的重塑又可具體化為物理意義與社會意義之分。

4.1 時間與空間的邊界突破

任何媒介技術都有其側重的功能特征，也即具有特定的偏向。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提出并論證了傳播與傳播媒介具有的時間與空間的偏向性。在他看來，傳播媒介依照偏向性可劃分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和偏向空間的媒介，前者因為笨重不便攜的特征而適合時間上的縱向傳播，如羊皮紙、石頭和粘土等；而后者因其輕巧易運輸的特征更適合空間中的橫向傳播，如報紙、莎草紙等。傳播媒介的偏向實際上映射的是文明傳承的偏向，時間偏向的媒介有助于維持統治的穩固與延續，而空間偏向的則有助于帝國的開疆拓土[9]。然而隨著時代的嬗變，從廣播、電視再到互聯網、人工智能，媒介的時空偏向性逐漸得到顛覆性重塑。在重新審視網絡社會的媒介時空邏輯后，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認為“社會、空間與時間的物質基礎正在轉化，并環繞著流動空間（space flows）和無時間之時間 （timeless time）而組織起來”[10]。時空的新支配形式主導了一個后設網絡（meta-network）的出現[11]，權力、價值與文化符碼掩藏在看不見的深層邏輯中，全世界的人民、活動和地域之間的結構性意義逐漸消失。近些年，有學者更是提出沉浸傳播的概念，揭示了“以人為中心、以連接了所有媒介形態的人類大環境為媒介而實現的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傳播現象出現[12]。

從最初受限于復制、介質技術等硬性條件而具有的顯著偏向性，到如今媒介融合下時空偏向的不斷弱化與新偏向的出現，關于技術時空偏向的討論歷程實際也刻畫了出版業發展演進的脈絡。過去，出版業受地理邊界和實體店鋪攤位營業時間的限制，其實際觸達的受眾局域化特征明顯。多媒體平臺、移動設備的普及讓出版內容可以虛擬化的形式存在，而云計算等技術的興起也讓出版生產與分發去中心化，突破了傳統出版活動中無法避免的時空限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各種交互式和沉浸式的出版物借由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等技術不斷問世，場景成為出版業的關鍵詞。用戶從虛擬化、臨場化特征明顯的出版物中獲取到的沉浸感和參與感，都是傳統出版無法提供的體驗。出版行業的大眾化是融合出版打破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另一表現。一方面，出于平臺的去中心化特質，專業內容生產的門檻降低，大量用戶生產內容（UGC）涌現，大眾出版規模日益增長；另一方面，線上辦公逐漸發展成熟，自由職業不再是小眾擇業選項，居家工作、旅居工作等職業形式被越來越多的大眾接納，出版業的大眾化成為無法忽視的發展趨勢。

文化哲學視野下的時空“不是客觀物質世界的自然規定，而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化規定”[13]，這在點明時間與空間具有的物理性與自然性之外的特性時，也揭示了融合出版在打破傳統時空限制之外重塑時空的意義。如果說以國別為單位構筑起的物理空間、自然空間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文化空間的范圍，那么出版業融合發展導致的跨地區跨文化交流成為常態，則意味著文化空間作為一種意義空間被無限拓寬。虛擬數字出版物的傳播無遠弗屆，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民在數字世界里就能實現一定程度的精神交往，文化文明的橫向傳播在代碼與信息的轉換之間即可完成。傳統意義上，文化的歷史傳承依賴時間偏向型媒介，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這種媒介選擇的風險，數字出版物的縱向傳播時限被無限拉長。此外，融合出版由于對多種出版形式進行耦合，能最大限度擴展歷史記錄的留存空間與豐富程度，加之逐漸廣泛的區塊鏈技術介入，歷史記錄的穩定性與不被篡改性也有了更大的保障。

一言以蔽之，就時間性與空間性而言，融合出版一方面適應技術發展趨勢簡化并擴大了媒介觸達，從而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對文化交往與傳承的革新又重塑了橫縱向的時間與空間，形成了文化交流與歷史傳承的通途。

4.2 公域和私域的動態交換

實際上，結合時間尺度來談的空間更多聚焦的是大眾廣泛參與的公共空間，或稱公共領域，而與此相對的則為私人領域，指涉的是“以個體獨立人格為基礎的私人活動與私人交往空間”[14]。關于公私領域的討論最早與出版活動密不可分，如哈貝馬斯曾將公共領域最突出的特征概括為“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松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15]?？梢哉f，現代公民社會的運作離不開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間的動態相疊與轉換，出版活動在之中既充當橋梁般的角色，又是構筑一切的基底。隨著信息生產、分發與消費方式的改變，以及空間生產權利的重新分配，媒體融合時代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界限正趨于一種新的動態交換狀態。

平臺技術的興起為個人參與公共討論、交流思想并形成公眾合意提供了場所，傳統的由精英主導的公共領域逐漸走向分裂和重組，多元而交叉的大眾化、網格化的公共領域出現。由于公民新聞和自媒體的發展，信息出版成為公共領域變革造成影響顯著的領域之一。媒體化的公民和組織不受行業約束與規范，雖然享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間，但由此帶來的風險也需自擔。這種風險是內外雙生的，一方面，其具有包括操作違規、報道不當以及侵犯版權等內生風險，而另一方面的風險則是外溢的，由于公民出版的信息質量總體低于專業新聞出版，加之去中心化的融合媒體生態，公共領域在形成公民合意方面的能力可能會被極大削弱，從而使其信譽面臨分裂破損的風險。

公共領域的重塑還體現在其與私人領域的界限趨于模糊。作為個人處理自身關系和事務的空間，私人領域的本質就是個人化與私密性，而在融合出版視野下這一本質成為了動態的概念。新的信息技術賦予個人進行大眾傳播的能力，讓網絡民眾之間更容易交流和共享信息，借助虛擬身份與他人建立連接。例如，越來越多的用戶通過博客類網站（如豆瓣）出版書評、日記，而一些專業度較高的用戶還可直接通過原創文學網站（如晉江文學）出版網絡小說等。一方面，個人通過注冊賬號進入網絡平臺出版的信息既可以設置為私人可見，也可以開放為公共閱讀，只是后者提供了一種彈性空間，信息存在擴大傳播的可能，而當信息輻射的范圍擴張甚至形成大規模傳播效應，則可以說成是實現了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的一次轉換。在融合出版的意義上來理解公私領域，實際上是一個相當模糊的尺度，除了個人信息隱私權與信息安全更容易被監控而形成的私域衰落之外，公共空間的活躍與注意力經濟的興盛讓個人網絡形象呈現面臨迎合主流規范的壓力，所以在大眾認知上也很難存在一個明確的私域。

盡管挑戰尚存，但融合出版的出現至少印證了公私域間動態轉換的可能，從而對日后如何在新的視閾下推動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重塑建立一個發展基點，也為大眾的數字化生存與交往提供可選項和最優解。

5 結 語

出版業的融合轉向遵循媒介技術的演進脈絡，涵蓋技術挪用到規范化的完整鏈條，是一個漸進式而系統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最核心的準繩就是把握文本與符號的生產，提升出版內容和形式的效用，打通與用戶的意義共通空間，提供更加全面和良好的信息體驗。而這一信息體驗還包括關注當前媒介環境下用戶所置身的新場景，尤其是對其中時間性與空間性、公域性與私域性的相互關系的探討。本研究從整體視角闡述了出版業融合轉型應重點關注的三重面向，從物質與技術、文本與符號以及場景與空間三個維度探析了融合出版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作為一個充滿潛力和遠景的領域，融合出版是當前出版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對于過程中不斷凸顯的結構化問題，亟須更多研究介入。

注 釋

[1] Silverstone， 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Routledge， 1994：83-84

[2] Hartmann， Mare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M]//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96

[3] 匡導球.二十世紀中國出版技術變遷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9： 15

[4] Djerf-Pierre， M.， Ghersetti， M.， & Hedman， U. Appropriating social media： The changing uses of social media among journalists across time[J].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4（7）： 850

[5] Faraj， S.， & Azad， B. The materiality of technology： An affordance perspective. Materiality and organiz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8

[6] Singer， J. B. The political j-blogger： “Normalizing” a new media form to fit old norms and practices[J]. Journalism， 2005， 6（2）： 174

[7] 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J].學術研究，2004（2）：110

[8] 陳一民，李啟明，馬德宜，等.增強虛擬現實技術研究及其應用[J].上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4）：412-413

[9] [加]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傳播的偏向（中文修訂版）[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71-99

[10][11][西] 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的崛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576，577

[12] 李沁.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43

[13] 苗偉.文化時間與文化空間：文化環境的本體論維度[J].思想戰線，2010（1）：101

[14] 李紅春.當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拓展與大眾文化的崛起[J].天津社會科學，2002（3）：108

[15][德] Ｊ·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問題的答問[J].社會學研究，1999（3）：35

（收稿日期：202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