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非虛構寫作與社會學的非虛構寫作之比較研究
——以梁鴻的“梁莊”和費孝通的“江村”為例

郭敬燕

(南京審計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1815)

中國鄉村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對象。文學領域,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中描繪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鄉村形象,這就是引人矚目的“梁莊”;社會學領域,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就在《江村經濟》中描繪了西方經濟沖擊下的中國鄉村形象,這就是著名的“江村”。盡管兩部著作寫作年代不同,學科背景不同,但它們都關注了鄉村及其變遷,都是對轉型時期中國鄉村的經典描繪,兩者又都注重調研訪談和田野調查,而且梁鴻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費孝通及其《江村經濟》,與此同時也有多位學者指出梁鴻的著作具有社會學性質。因此,它們存在諸多可比較之處。那么,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么?有無深層的關聯?本文擬從內容、方法和立場等角度就此進行探究,以期推動對非虛構寫作的認識。

一、文學的真實與社會學的真實

內容上,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都力求真實,而真實也正是非虛構作品之所以成為一種特殊存在的關鍵要素,但是二者追求的真實不盡相同:前者是文學的真實,即主觀的真實,后者是社會學的真實,即客觀的真實,其間存在著較大差異。這分別體現在二者作品中呈現出來的鄉村形象、人物形象(社會化角色)和因果關聯等方面。另外,兩種真實的差異還體現在細節的真實和概括的真實之不同。

《中國在梁莊》追求的是文學的真實,這是一種主觀的真實。非虛構寫作不是新聞報道的客觀真實,而是浸透著情感的主觀真實。梁鴻認為,非虛構寫作表達的是個人看到和體驗到的真實,它不回避個人感受,寫作中始終貫穿著作者的主觀視角。這在《中國在梁莊》前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希望,通過我的眼睛,村莊的過去與現在,它的變與不變,它所經歷的歡樂,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傷,慢慢浮出歷史的地表?！?1)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2頁?？梢娏壶欀砸獙懥呵f,并非出于科學性的認識目的,而是出于人文性的情感沖動。她所看到的梁莊,并不是它的經濟、政治等客觀事實,而是它的歡樂、痛苦和悲傷等感覺形象,具有濃厚的主觀感情色彩,這與社會學的真實完全不同。而費孝通筆下的江村所呈現的是一種社會學的真實,即客觀的真實。他是在實地的調查中以科學的眼光觀察和描述江村。

這兩種不同的真實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兩者描繪的鄉村形象有所不同。在梁鴻筆下,鄉村不是客觀的,而是浸透著作者主觀情感的。作者對鄉村的認識是一種形象化的感受,鄉村就像一張網,讓人無法進入;鄉村具有生命,正在慢慢老去;鄉村的潰散讓人感到哀傷。諸如這些,都是主觀的鄉村感知,而不是客觀的鄉村認識。而費孝通《江村經濟》中描述的是客觀的鄉村形象,很少有個體情感的融入。費孝通開篇就指出《江村經濟》“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書,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它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關系”(2)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由此可見,費孝通致力于研究的是江村的經濟生活,涉及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方面。社會學者秉承著客觀的科學態度調查和研究社會基本問題,呈現的鄉村形象是概括、客觀的。書中基本沒有出現村民的姓名或他們的故事,作者也始終以調查者和觀察者的身份在敘述,幾乎沒有情感的流露。

其次,兩者描繪的人物形象有所不同。梁鴻《中國在梁莊》刻畫了生動豐富、立體的人物形象。例如,作者少時好友菊秀有自己的理想和尊嚴,喜歡浪漫。她忍受著家人的埋怨復讀兩年卻沒考上,不甘當小商販開始學裁縫想當設計師,辛苦學成開門面店卻不掙錢,因為喜歡浪漫嫁給了能拉會唱喜歡看書的老三,后來一起干過各種營生,販賣橘子,給磚廠拉工人,做服裝生意,跑運輸,開茶館麻將館,但老三太文氣保守不敢冒險闖蕩,所以各種工作不是不賺錢就是不太成功。通過這種人物的具體故事,人們對梁莊具有了形象的感知。梁鴻對此會進行充滿情感的評論。這往往不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而是為了喚醒一種感情。這是一種情感的介入,目的在于引發讀者的共鳴。正如洪治綱所說:“在非虛構寫作中,……創作主體的情感兼具了個人性和公共性,能夠有效地喚起大多數人的情感共鳴?！?3)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而費孝通《江村經濟》描述的人物是社會角色化的,而不是生動具體的。費孝通在作品中不是分析具體人物,而是把人物的內在豐富性和復雜性簡化為人物的社會角色。他認為一個社區中人們紛雜的活動是“事實上都按著一套相關的各種社會角色的行為模式的表演”(4)費孝通:《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師承·補課·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236-237頁。。如江村村長,就主要是對其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的描述,他“仲裁社會爭議,照看公共財產”,“有責任組織自衛,管理公款,并且要傳達、執行上級政府下達的行政命令”(5)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5頁。。這里并沒有描述村長的外貌、性格、家庭、人生經歷等,而主要是村長這一社會角色的工作范圍和職責,并不像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那般生動具體,有血有肉。他們是抽象的,而不是豐富的。

第三,兩者對因果關聯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梁鴻筆下,因果關聯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眾所周知,因果關聯是一種科學的理性的關聯,而在作家筆下,它則表現為一種主觀的關聯。在總結鄉村現狀的原因時,梁鴻說她不愿把鄉村人的人生和命運歸結到現實社會上,因為“它不僅僅與政府相關,也與傳統、文化、道德,與這塊土地,與這片天空、原野有關,它與已經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幾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關……”(6)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269頁。。這里作者總結的因果關聯充滿情感,是詩意的,模糊的,而不是理性的,具體的。這種對鄉村因果關聯的歸納具有文學性,而不是社會性,因此梁鴻才指出“它不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文本,而是一種探索、發掘和尋求,它力求展示現實的復雜性和精神的多維度,而非給予一個確定性的結論”(7)梁鴻:《中國在梁莊》附錄《艱難的“重返”》,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06頁。。而費孝通所歸納的因果關聯是客觀的。他強調,在社會調查的總結分析中,對因果關系的分析是重要的層面:“我們做因果分析時,首先應當明了這種趨勢性的規律,然后求具體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遵循在發生的時間上,因在前,果在后;在關系上,因果產生共變聯系的兩個原則來做分析?！?8)費孝通:《社會調查自白》,《師承·補課·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150頁。費孝通認為這種科學的真實對于社會自身具有重要作用,只有獲得客觀的事實,才可以發揮真正的效力:“正確地了解當前存在的以事實為依據的情況,將有助于引導這種變遷趨向于我們所期望的結果?！?9)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頁。相反,如果沒有對情況的客觀了解,就會導致問題。對形勢或情況的不準確的闡述或分析,不論是由于故意的過錯或出于無知,對這個群體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導致令人失望的后果。甚至,有時對情況的了解盡管客觀但不完整也會出現問題,如絲織業改革中忽略國際貿易因素,就導致村民從工業中增加收入的預期未能實現。

由此可見,兩者理解的鄉村真實并不相同,一者是文學的真實,一者是社會學的真實。在梁鴻看來,鄉村的真實就是作者理解的主觀真實。梁鴻的取材是真實的,這是她所看到并且敘述的真實。她指出:“物理真實是陳述的基礎,而敘述的差異性則是必然的結果。所以,我既希望你認為它是真實的、歷史的,同時,也希望你意識到其中作者的敘述性,它是經由作者的思想所結構出的梁莊?！?10)梁鴻:《中國在梁莊》附錄《艱難的“重返”》,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14頁。所以,梁鴻所刻畫的梁莊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浸透著作家的獨特視角。這不是客觀的真實,而是一種主觀的真實。事實上,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寫作,文學作品中的“真實”都不是客觀的真實,而更多是作者看到的真實。這種主觀的真實即是文學的真實。就此而言,梁莊是文學的,而不是客觀的,生活的復雜性和敞開性遠遠超出了作者眼睛所見,“梁莊是我的故鄉,它一開始就是情感的、個人的、文學的‘梁莊’”(11)梁鴻:《中國在梁莊》附錄《艱難的“重返”》,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18頁。。而社會學所謂的真實是客觀的真實。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原則是為了避免主觀立場的介入,從而確?？陀^的真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費孝通始終強調研究的科學性,強調事實的準確性,不被人為因素和人的情感所左右,就是對此的生動說明。

文學的真實與社會學的真實之不同,還在于細節的真實與概括的真實的差異。文學的真實是一種細節的真實,社會學的真實是一種概括的真實。在這里,我們以兩位作者都提到的贍養問題為例,來感受這兩種真實的差異。在《中國在梁莊》中,梁鴻描述了兩代人之間的贍養問題,細致入微。五奶奶自述道:“你說贍養費,啥贍養費,也沒人去說,仨兒子,誰有了誰給一點。去年你光亮叔蓋這房子,欠人家三四萬。到今年一分錢都沒給我,還替他養閨女,你找誰說去?都是你其他幾個叔給一點。年下你姑給倆錢。你二叔給哩多些,他就一個娃兒,也沒啥負擔?！?12)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86頁。與梁鴻筆下五奶奶生動形象的語言不同,費孝通《江村經濟》則用概括的語言對此現象進行描述:“兒子有了獨立地位時,贍養父母的義務就明顯了。假如父母年老時,仍然掌握一份土地,但已無力耕種,兒子將代他們耕種。這意味著實際上兒子必須為父母出一份勞力?！?13)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6頁。從這里,我們就可以感受到兩者對同一鄉村現象描述之間的巨大差別:他們一者借用了鄉村人物形象化的語言,一者則是用社會學客觀的語言;一者描繪出了具體的細節,一者則是概括的說明。

梁鴻在采訪中說:“因為我不是社會學家,我可能很難從客觀層面、數據層面、科學層面來考察那個村莊。只是因為梁莊是我的家,我寫我最初的沖動?！?14)梁鴻、徐鵬遠:《梁鴻對話《年代訪》文字實錄》(節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別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22頁。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文津圖書獎”給予該作的授獎詞:“《中國在梁莊》所呈現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田野調查,嚴謹、客觀在這里似乎讓位于細膩與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通常在田野調查中處于主體位置的客觀描述,在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導讀,鮮活的文學描述與作者的主觀思緒躍為文本的主體?！?15)梁鴻、徐鵬遠:《梁鴻對話《年代訪》文字實錄》(節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別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53頁。這清晰地表明,作為非虛構寫作,《中國在梁莊》所長在于“細膩的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在于“鮮活的文學描述與作者的主觀思緒”,而不在于嚴謹、客觀的事實描述。

由此可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是一種文學的真實,是一種主觀的細節的真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是一種社會學的真實,是一種客觀的概括的真實。兩者對于真實有不同理解,由此刻畫的鄉村真實也呈現出不同面貌。

二、文學手法與社會學方法

為了達到他們所追求的不同真實,梁鴻和費孝通分別采用了不同的創作方法,即文學手法和社會學方法。非虛構寫作要求作者具有切實豐富的生活感受,要有真實詳細的調查、統計和數據等等。文學的非虛構寫作更多地采用文學手法,以文學敘述為主,而且“在非虛構作品中,敘事常常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沿著作家主體提出的各種疑慮而展開”(16)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與文學的非虛構作品不同,社會學的非虛構著作則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

具體來說,《中國在梁莊》主要運用了以下四種文學寫作手法。

首先,以人物故事為主體,人物性格豐富生動?！吨袊诹呵f》一共八章內容,其中第三到第七章以梁莊的 20個人物為作品主體內容,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透過方言俚語、日記、回憶等把他們真實的個體經歷故事化地呈現出來,包括他們的工作狀態、生活狀態、情感狀態、奮斗史、打工史、戀愛史、政治斗爭等,情節性很強。楊慶祥指出:“梁鴻或許會被這些概念和理論所綁架,并被脅迫進各種社會學、歷史學的微言大義中,但是好在她有一個作家的敏感,她以一種直接性——他者的語言和他者的故事——突破了這種種桎梏,在這個意義上,她不過是在寫人——這亙古不變的,不服從于任何觀念的動物——普遍的求生的欲望意志?！?17)楊慶祥:《出梁莊,見中國》,《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1期。由此我們可以獲得對人物性格的清晰認識,如有曲折美麗的愛情故事輾轉多處打工的毅志,有理想尊嚴喜歡浪漫的菊秀,混碼頭起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義哥,出口成章的鄉村能人政治家老支書,倔強耿直的高中教務主任“老道義”等。

其次,充分記錄細節,敘述細膩傳神。作者去梁光河家,本想采訪關于他一雙兒女當年遭遇的交通事故,但眼前的情景讓作者實在無法開口揭開當年的傷疤,于是悻悻地離開。作者有這樣一段敘述:“從光河家出來,天已經完全黑了。走在鄉村公路上,傾聽著高高低低莊稼的呼吸聲,仿佛整個大地都有起伏的呼吸聲,一種寬廣而又充沛的生命之感。夜的晚,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感覺,夜空越顯得幽靜,高高低低的莊稼神秘而富于呼吸,仿佛在與你一塊兒行走?！?18)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141頁。鄉村的生命是那樣的堅韌不拔,可以忍受常年繁重的勞動,可以慢慢磨平巨大的心理創傷,但鄉村的生命有時又是那樣脆弱不堪。作者在夜色中,感受到莊稼和大地的生命之感,這里使用文學作品常用的擬人化手法傳達著作者無比細膩的情感,這一細節也烘托出了鄉村的美好和無常。

第三,運用多元化視角,敘述全面立體?；袈屙f爾在《非虛構小說寫作》中寫道,“通過特殊人物的眼睛向讀者呈現所有的場面”,“這種描寫是通過其他人物的一些觀點即通過各種不同角度的觀察來使讀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和人物特征的”(19)霍洛韋爾:《非虛構小說的寫作》,仲大軍、周友皋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42頁。?！吨袊诹呵f》中也多處使用這種手法,即通過多元化的視角來表現人物和事件,表達不同視角下對同一個人物或事件的不同感受,既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也可以充分呈現人物和事件的全面立體性。在第六章“被圍困的鄉村政治”中有一節內容“現任村支書”,作者通過“老支書只搖頭”的態度、鄉黨委書記的態度、村支書的訴苦“誰干誰累死”和自我美化的傾向,以及作為村民的父親、哥哥對村支書的印象,全面展示了一個非常典型的鄉村干部的立體形象。

第四,運用聯想和想象,富有文學性。非虛構寫作還運用虛構寫作的典型手法聯想和想象,這使它富有文學性而能存身于文學范疇之內。例如,五奶奶11歲的孫子掉進河里淹死了,聽她講了整件事之后,作者寫道:“我想象著,五奶奶瘋一樣地往河里跑,她的腿發軟,她渾身冒汗,她的手上、腳上都是刺,可還是跑不到,似乎永遠也跑不過去。誰能知道,她有多恐懼,多害怕?”在這里,作者采用小說常用的聯想、想象的手法還原了五奶奶去河邊尋她孫子時的無助無辜無力,極端自責、難過到極點的情景。

正因如此,非虛構寫作具有文學之美。梁鴻認為必須“進行語言的‘編碼’,要把許多毫無聯系的、沒有生機的材料變成故事,要經過隱喻才能呈現給大家。這一‘隱喻’過程本身已經決定,你的敘事只能是文學的,或類似于文學,而非徹底的‘真實’”(20)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頁。。

而在對江村經濟的研究中,費孝通通過調研走訪獲得事實和數據,然后分析得出相關判斷和結論,并轉化為客觀的科學闡述呈現出來。他力避個人情感,基本不講故事;很少對話、心理、細節描寫;不用想象和聯想,不用文學修辭和手法。這與費孝通社會學的科學追求密切相關。

費孝通在《社會調查自白》中指出,社會調查的最后階段是整理材料、分析材料和得出結論的總結階段。以《江村經濟》中“蠶絲業”一章為例,費孝通在描述這個行業時,具體分析了蠶絲業改革的外部條件、合作力量、支持力量、面臨的困難、遭遇的失敗、產生的影響等方面。

分析認為,在農業入不敷出收不抵支的情況下,蠶絲業對家庭經濟非常重要,但是,生絲價格下跌導致農民收入微薄難以平衡家庭經濟預算,所以改革迫在眉睫。這是改革的條件。為改進生絲質量,改革者試了多種方法之后,不得不走上了與工廠合作的道路,這主要是因為蒸汽引擎使輪子轉動可以控制,并且平穩,從而使抽絲均勻,速度加快,所以便產生了一種集中的系統。這是改革的合作力量。各種力量對蠶絲業改革的支持各有不同,如各級政府。這是改革的支持力量。人們愿意接受改革,主要是因為改革預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一旦人們的實際利益不能得到滿足時改革便會遇到阻礙。這是改革面臨的困難。改革的成果并不理想,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改革者未能控制價格水平,不能控制市場,只改進產品質量未必能獲取高的報酬;二是資金問題,工廠的生產資料、盈利和村民的家庭收入之間未能達成一致。這是改革遭遇的失敗。最后,蠶絲業的經濟改革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例如家庭和親屬關系。婦女去工廠工作獲得了不錯的收入,所以其社會地位在逐漸提高;已婚婦女將收入的一部分留作自己的積蓄,使單個家庭不斷從家的復合群體中分化出來。據此作者判斷,親屬關系以新的形式在進行著重新組合,并將隨著工業的變遷得到調整。

凡此種種,都是一種社會學的理性論述,通過對數據的統計,通過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分析蠶絲業改革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得出對社會經濟制度、工業改革、親屬關系等的判斷和結論。甘陽指出,《江村經濟》一書以小見大,以中國江南一個村莊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換”等實際生產和生活過程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過程,并試圖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把握中國社會在當代條件下的宏觀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可能的應對之道。

以上這些不同于文學的感性描述?！督褰洕防锩娌]有文學敘述技巧的講究,更多的是對客觀事實的科學客觀的描述。如果說《中國在梁莊》是文學之美,那么《江村經濟》則是科學之真。

三、介入的立場與中立的立場

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在呈現的真實內容和探究真實的方法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區別,歸根結底是兩者的立場不同。簡言之,梁鴻是文學家,秉持的是一種有我的介入的立場,介入必須有我。因此,文學的非虛構寫作強調作者的“行動”與“在場”,強調“有我”,往往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與之不同,費孝通是社會學家,秉持的一種無我的中立的立場,即社會學的立場,即韋伯所說的客觀中立的立場,他強調不介入,追求真實。費孝通在《個人·群體·社會》中指出,他的調查秉持的是一種局外人的中立立場,“在我具體的社區調查中我始終是一個調查者的身份去觀察別人的生活。換一句話說,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場去觀察一個處在另一種生活中的對象”(21)費孝通:《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師承·補課·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245頁。。二者形成鮮明對比。

作者從民間與個人角度表達對材料的感知、觀點和態度,以及它對個人的意義價值,視角與寫作行為相對獨立。這是非虛構寫作的重要特點。這種文學家的介入立場在著作中有諸多呈現。介入是作者梁鴻回到梁莊的起點,也是呈現梁莊的歸宿。梁鴻認為,“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無法不注視它,無法不關心它,尤其是,當它,及千千萬萬個它,越來越被看作中國的病灶,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悲傷時”(22)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1頁。。作者正是因為這種濃郁的情感糾結才決定回到梁莊,去調查、分析、審視當代鄉村在中國歷史變革和文化變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內在性的廣闊的鄉村現實生活圖景。這種緣情而作的最初沖動支撐著寫作的全過程,所以對梁莊有深切認同感的作者便不可能孑然一身地從中分割出來,而且作者也并不想分割。作者認為如果沒有情感,它就不是自己所寫的梁莊,也就沒有那么大的動力寫梁莊。因此,作者的介入無處不在也就可以理解了。賀仲明曾說:“梁鴻的立場雖然以現代理性為中心,但又始終保持對鄉村和鄉村文化某種程度的認同和維護,也就是說,她對鄉村進行的思考中雖然包含著否定、批判和反思,但它是以鄉村的關懷為前提,她不是立足于鄉村之外,而是建立于鄉村之內?！?23)賀仲明:《如何讓鄉村說出自己的聲音——讀梁鴻〈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有感》,《文藝爭鳴》2013第7期。作者不是“立足于鄉村之外”,而是“建立于鄉村之內”,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介入的立場。

而費孝通認為社會調查就是一種客觀中立的方法。他在《社會調查自白》中曾談到直接觀察和參與觀察,并認為直接觀察是對現實的、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所做的觀察與記錄,而參與觀察要“放得下,進得去,出得來”:“要放下架子,使自己處于與被調查者同等的地位。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信任,進入他們的社會生活之中,親自體驗他們的行為意義和喜怒哀樂的情感。但是你畢竟是一個觀察者,所以最終你還必須從這種情景中超脫出來,做符合客觀的記錄與描述?！?24)費孝通:《社會調查自白》,《師承·補課·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145-146頁?？梢?無論是什么觀察,都是一種客觀中立的方法。雖然參與觀察要求體驗對象的喜怒哀樂,但更注重“超脫出來”,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這與完全入乎其內的文學立場有所不同。

在洪治綱看來,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敘事,非虛構寫作的特點就是作家對敘述的介入,他說:“在敘事過程中毫不含糊地展示作家主體的情感,傳達作家自我的思想觀念。這種敘事策略,不僅表明了非虛構寫作主體的行動性和在場性,也體現了它與社會學等其他領域之間的內在差別。因為在其他非文學領域,理性的科學之真是其最基礎、最核心的本質;而在文學領域,情感之真則是一個首要問題,沒有情感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學作品’?！?25)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就此而言,與其說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是一部鄉村調查,“毋寧說是一個歸鄉者對故鄉的再次進入,不是一個啟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親人們的精神與心靈。它是一種展示,而非判斷或結論”(26)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4頁。。正如梁鴻所說,她所做的只能是一個文學者的紀實,只是替“故鄉”,替“我故鄉的親人”立一個小傳。這都說明了梁鴻的介入立場。

而費孝通在《邁向人民的人類學》中指出,科學調查通過客觀事實為政治服務,而不是扭曲事實:“科學調查的任務就在于它如實地反映客觀事物,它不應當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依據。它服從于客觀事實的要求而不服從于主觀的不符合實際的行政意向。它固然是為政治服務的,但它只提供對客觀事物的知識?！?27)費孝通:《邁向人民的人類學》,《師承·補課·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127頁。這種科學的客觀的立場得到了很多專家的贊許。馬林諾夫斯基在序言中指出,費孝通的著作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基礎是多么結實可靠,他的一切觀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態度尊嚴、超脫、沒有偏見。這都說明了費孝通的中立立場。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學者認為梁鴻的作品具有社會學性質。洪治綱認為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是它的關鍵之所在,這使它不只作為文學作品被閱讀,也具有作為社會問題或歷史真相的材料的功能,“它的審美功能并非第一位的,而它的社會歷史認知功能卻被推到了極為重要的位置。譬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很多時候都被社會學家或人文學者用作了解中國社會變化的第一手材料?！?28)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的反自律性及其局限》,《文藝理論研究》2020年第5期。這正是非虛構寫作的獨特魅力之所在,它“以明確的‘求真行動’傾力維護文學的現場性和真實性,密切關注不斷變化的中國現實及其經驗,并使文學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重大關切之中”(29)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沿著這樣的邏輯,有學者指出梁鴻著作具有社會學性質。經濟學家、中國“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認為這本書是最近三十年“被”消滅的四十萬個村莊的縮影。

盡管梁鴻進行了社會學的調查和研究,但她所關注的并不是概括性的結論,而是“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個個的生命存在,去發現、敘述他們彼此的差異及個體情感的存在,他們在這樣的時代所經歷的只屬于‘那一個’的悲歡離合”(30)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268頁。。所以她更關注個體的故事與命運,而并不認同自己的著作具有社會學性質,“我也從來不認為《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是社會學的,因為它并不客觀,也并不具備科學性。我聽到過很多爭論,認為它們是社會學的,會批評它們(尤其是《中國在梁莊》)過于情感化,不夠客觀,問題不夠清晰,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案”(31)梁鴻:《中國在梁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18頁。?？梢?《中國在梁莊》是對鄉村的一種展示,通過一個個村民的個體故事和命運展示現代化轉型中的鄉村,而非判斷或結論。與之相比,《江村經濟》是把調查所得轉變成科學的敘述和描寫,是一種對鄉村的直觀呈現,包含著作者對鄉村現象的觀察和分析后所做出的初步判斷和結論。因此,對于文學的非虛構寫作,人們更多的是跟隨著作者的情感進行體驗;對于社會學,人們更多的是跟隨著作者的思考進行認識。楊慶祥也指出,梁鴻所做的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敘事,具有無限開放性,所以并不是結論,“這恰好是梁鴻的敘述的獨特之處,她寫的并非是一部社會學的著作……”“即使梁鴻的著作被很多讀者作為調查報告甚至是社會學著作來閱讀,但在最本質上,它是文學的,它展示的是一幅廣闊生動的生命圖景”(32)楊慶祥:《出梁莊,見中國》,《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1期。。梁鴻在接受采訪時說梁莊是私人史的梁莊,是個人史的梁莊,它不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村莊。

因此,《中國在梁莊》不是社會學的著作,梁莊也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村莊。洪治綱在《論非虛構寫作》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里,作者也是不斷地與各種尋訪對象頻繁交流,打開彼此的心扉,在展示鄉村農民內心的希望、困惑、焦慮的同時,反思鄉村中國的現代化命運?！赡苋鄙倏茖W的統計、歸納或嚴謹的結論推斷,但它以豐富而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呈現了中國社會獨特的生存面貌?！?33)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這表明了它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作者的情感介入的立場?？傊?梁鴻的梁莊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梁莊,而是文學意義上的梁莊。正如梁鴻所說:“最關鍵的在于我覺得梁莊它是有文學的敘述在里邊,它不是一個科學的文本,不是一個學科內的科學的學術的文本,它是一個交叉的文本,它是純文學的?！?34)梁鴻、徐鵬遠:《梁鴻對話〈年代訪〉文字實錄》(節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別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9頁。

四、梁莊與江村的共同之處

分析兩者差異的同時,也應看到它們深切的內在關聯。梁鴻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費孝通及其《江村經濟》。一方面,他們的作品性質不同,一者為文學著作,一者為社會學著作。在闡述自己作品時,梁鴻說“它不是一個社會學文本,不是一個社會學的理論考察,像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江村經濟》”。另一方面,它們都具有非虛構的特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論者指出:“梁莊的非虛構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梁莊跟那些村莊(指費孝通的江村)之間有相通的地方?！?35)梁鴻、徐鵬遠:《梁鴻對話〈年代訪〉文字實錄》(節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別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39頁。顯然,這二者具有密切的關系。除此之外,它們還有諸多共同之處,值得我們探究。

首先,在內容上,兩部著作都關注了鄉村及其變遷。它們都是對轉型時期中國鄉村的經典描繪。梁鴻描繪了市場經濟的沖擊給鄉村帶來的轉型陣痛。費孝通描繪了西方經濟的進入對鄉村帶來的沖擊。其次,在方法上,它們都注重調研訪談,注重田野調查?！督褰洕分凶髡卟捎昧恕靶》秶纳钊雽嵉氐恼{查”(36)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而《中國在梁莊》也是“以非虛構的優美文本,再現中國鄉村的轉型之痛,讓一部田野調查式的文學作品同時具備感動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度”(37)梁鴻、徐鵬遠:《梁鴻對話〈年代訪〉文字實錄》(節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別冊,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年,第54頁。。最后,在立場上,兩者都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費孝通盡管避免介入,秉持中立,但他的憂國憂民的情懷還是蘊含其中,即通過科學救國。他指出:“對人民實際情況的系統反映將有助于使這個國家相信,為了恢復廣大群眾的正常生活,現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38)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頁。由此可見,費孝通有著深切的憂國憂民意識和情懷,正是基于此才去做實際的調研工作,并以此作為判斷國情民情和制定國家政策的可靠依據。馬林諾夫斯基對此也有深切的認識:“費博士是中國的一個年輕愛國者……他深切地關注到,這一切改變應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又須是以堅實的事實和知識為基礎的?！?39)費孝通:《江村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序》第3-4頁?！吨袊诹呵f》中梁鴻也憂民憂家鄉,全文都浸潤著濃郁的這種情感。但是,兩者憂國憂民的情懷最終體現的方式有所不同。梁鴻表現的是一種過程人文關懷,她將情感全過程投入其中,體現了對梁莊小人物和命運的深切關懷。費孝通則收斂情感,試圖通過描述客觀事實來導向更好的結果,這是一種結果人文關懷。這種迥異的關懷方式,也正體現了一者是文學家的關懷,一者是社會學家的關懷。

五、結語

綜上所述,梁鴻的“梁莊”追求文學的真實,強調個體的、情感的、細節的鄉村;費孝通的“江村”追求社會學的真實,強調客觀的、冷靜的、概括的鄉村。梁鴻的寫作運用文學手法,費孝通的寫作則采用科學的、學術的研究方法。梁鴻對鄉村的描述是一種強烈的介入的立場,費孝通則采取科學的中立的立場。盡管如此,梁鴻在寫作中卻從費孝通那里有所借鑒,兩者在內容、方法和情懷上具有深層的一致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學的非虛構寫作與社會學的非虛構寫作的優長與不足,更好地促進兩者之間的相互借鑒。

首先,文學的非虛構寫作可以向社會學學習,提升自身的客觀性。賀仲明指出梁鴻的著作沿承于林耀華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和莊孔韶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這兩者“都是實證性極強,既是社會學乃至超出社會學范圍的著名作品,也是很富感染力的優秀文學作品?！@些作品中,既有對人、對社會的深切關注,也有對人性的深入揭示,無論是對生活細節描繪的真實、細膩,還是語言的準確和優美,它們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可以說將真實生活記敘與文學性筆法作了非常巧妙的結合”(40)賀仲明:《如何讓鄉村說出自己的聲音——讀梁鴻〈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有感》,《文藝爭鳴》2013年第7期。。所以,這樣題材真實的作品,既有對“三農”的真誠關注,又有文學的細膩優美,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文學和社會學融合的范本。洪治綱也指出,非虛構寫作“使文學創作走向更為開放性的文化語境之中,其中的不少作品已延伸到社會學、歷史學或人類學等其他人文領域,成為它們的某種文本參照”(41)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這種認識是非常有見地的,文學不應該狹隘地自己畫地為牢,而應該廣納各種嘗試和可能性,如此才能永葆活力。

其次,社會學寫作也可以向文學學習。近期社會學家推動的文學社會學就明顯傾向于向文學學習,即不僅僅是客觀的數據和事實,也要融入情感、智慧和想象力。肖瑛指出,社會學對文學的拒斥是一種科學偏見,其直接導致了想象力的萎縮。他認為社會學走進文學是為了“喚醒社會學者反思自身,走出學科本位主義的藩籬,去體受文學對現實生活的情感投入和書寫,喚回社會學者被抽象經驗主義遮蔽的樸素情感,不僅在情感交通中發現問題,而且在理性和情感的互助中洞察人的生活和社會運行的脈動”(42)肖瑛:《從社會學出發的文學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0日,第6版。。其實,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并不是只注重“fact”(事實),如馬林諾夫斯基的人類學和民族志寫作就并沒有將虛構、想象拒之門外。

唯有兩者相互學習,兩者才能都獲得更好的發展。一方面,文學寫作將社會學納入自身,獲得了客觀的社會真實,基于此的抒情才不會空洞;另一方面,社會學寫作將文學納入其中,獲得了主觀的介入能量,對事實的描述才不會乏味。社會學讓文學更加真實,文學讓社會學更加富有情懷,兩者相互學習,是一條光明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