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研究

[摘要]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是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國土空間體系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對企業研發策略有著關鍵影響?；?003—2021年上市公司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實證分析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會顯著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上述結論仍舊成立；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通過營造創新環境與增加政府補助方式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提升。異質性檢驗發現，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提升的促進作用在資源稟賦短缺省區市、高等級城市、中西部地區與國有企業層面更為顯著。據此，提出加大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支持力度、深化企業可持續技術創新服務、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的政策建議，以助推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引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持續性技術創新；生態工業示范園區

一、 問題提出

區位導向性政策是我國采用一系列優惠政策與補貼方式，助推地區經濟發展、提高社會福利的關鍵手段[1]。這一政策強調政府制度干預與具體區位進行“綁定”，并通過定位區域發展戰略，圍繞各地區發展異質性特征采取差異化政策，繼而同地方自然資源稟賦、經濟基礎形成合力共同推進經濟增長。隨著“雙碳”目標的踐行，越來越多國家與地區將環境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相結合，主要有自然保護區、生態功能區等區位導向性政策。2021年，生態環境部頒布《關于推進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碳達峰碳中和相關工作的通知》，指出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要通過踐行綠色低碳理念、培育低碳新業態等措施，形成降碳減排工作方案，助推“雙碳”目標實現①。相較于傳統開發區，生態工業示范園區是根據循環經濟理念、國家清潔生產要求、工業生態學原理而建立的新型工業園區，涵括明確可持續發展要求與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即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2]。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提出有效加快我國碳減排步伐，對于引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助推“雙碳”目標實現及提高國內產業經濟全球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地，為規范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區管理工作，推進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順利實施，生態環境部、科技部、商務部分別于2003年、2007年與2015年頒發關于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區建設管理的規定，并對園區申報建設、監督管理等過程作出明確要求。作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的載體，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在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及區域綠色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示范引領作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更強調充分引導區內經濟基礎與資源稟賦形成合力，一定程度上可為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賦能，其逐漸成為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重要演化方向。

前述可知，作為一個外生沖擊，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會影響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行為。換言之，設立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與微觀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具有較強關聯性。一方面，針對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帶來的成本壓力，企業會根據自身資源稟賦與區域發展戰略權衡邊際成本，加快技術創新并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另一方面，為獲得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有效支持及市場份額，越來越多企業通過加大資本、設備與治理投入等方式，延伸技術創新鏈條，增加符合生態環保標準的優質產品供給，以實現持續性技術創新。但現有文獻并未對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與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間的關系給予充分關注。事實上，考察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實施效果，既能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有效性提供強力證明，也能為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指明清晰路徑。

理論上，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可能存在兩面性。其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促使企業更加重視長期綠色發展，增加其技術創新的資本投入與研發力度以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其二，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能會引致諸多企業重視短期利益，使其通過激進方式快速開展技術創新行為，阻滯企業實現持續性技術創新，進而影響長期健康發展。是以，本文將重點考察如下問題：第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是促進還是抑制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第二，影響機制是什么？第三，這一影響機制在不同維度上呈現何種異質性？探討上述問題，不僅有助于拓展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微觀經濟效應理論認知，而且為如何利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助推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及實現長期發展提供政策啟示。

二、 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1. 文獻綜述

與本文研究問題緊密相關的一支文獻主要以研究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為主。觀察過往研究發現，學界關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于其所產生的影響效應。具體而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能有效促進地區碳減排，降低區縣層面排放的二氧化碳[3]，且可通過提高全過程環境規制強度與城市綠色創新水平促進區域碳減排。同時，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及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建立對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在城市行政等級、城市經濟地位及所在區域層面存在差異。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在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顯著提高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環境規制水平，導致城市更偏向吸引高技術清潔型外商直接投資[4]。此外，諸多學者重點考察了區位導向性政策的影響。鄧學龍等[5]基于2003—2020年廣西人口與經濟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得出，區位導向性政策下廣西各市內部人口地理集中度不高，且全區人口與經濟重心逐漸向西南方向遷移。曾皓[6]將《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視作區位導向性政策，研究發現區位導向性政策能顯著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其中財政支持效應與研發創新效應是兩條主要實現渠道。佟孟華等[7]指出，區位導向性政策可顯著提升區內企業創新投入水平與創新產出能力，且該政策具有可持續性。

與本文相關的另一支文獻主要集中于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究。隨著數字化建設進程日漸深入，企業發展思維也向更智慧、更敏捷方向進階，不斷通過技術創新方式衍生新模式[8]。但不可否認的是，學界認為，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不局限于數字化建設進程。李將軍等[9]研究指出，營商環境優化能顯著改善企業技術創新條件，提升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技術創新效率。朱俊峰[10]指出，數字金融覆蓋廣度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最大，依次為使用深度與數字化程度。張欣等[11]發現，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產出與創新效率提高，還可通過經營效率、政府補助與市場關注度作用于企業技術創新。

2. 理論分析

一方面，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以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形式，為企業營造良好環境，這有利于強化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其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為進入生態工業園區的企業提供優惠制度支持，有助于企業直接或間接獲取技術創新所需的各項資源要素，緩解其技術創新面臨的資金約束，為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賦能。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通過采取一攬子稅收優惠手段，直接或間接為企業提供政策制度支撐，鼓勵企業技術創新，進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其二，進入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企業可享受區內高效、便利的行政服務及完善基礎設施，這有利于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成本，實現持續性發展。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支持下，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內的企業不僅能獲得內外部充足資金扶持，而且可借力園區內成熟配套設施與制度服務，實現持續性技術創新。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能向外部資本傳遞示范區內的企業有政府政策支持這樣的隱性信號，可以緩解融資約束，增強企業技術創新的意愿，從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

另一方面，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有助于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形成產業集聚效應，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首先，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可通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吸引各類型企業在地理上集聚并形成規模效應，降低企業搜尋、交易等成本的同時，幫助企業借助更多資金開展持續性技術創新活動。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所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可吸引各類型企業入駐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實現快速集聚并形成規模經濟，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成本，提高創新要素配置效率，激發區內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動力。其次，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產業集聚效應可有效破解供應商、上中下游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緩解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活動中遭遇的融資約束。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促使上下游產業在示范區內集聚，延長產業鏈，有效降低企業間信息交流成本，促使企業將更多資金用于技術創新，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最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為企業知識、技術外溢提供良好載體，激發企業利用、整合外部信息的動力，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1：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能助推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

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機制主要體現在創新環境。具體而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有效改善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創新環境，助力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一方面，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各類型企業進入生態示范工業園區的門檻，為各類型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同時，激發各類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而且，良好的創新環境能打破企業在市場準入、招投標、審批許可等方面的“玻璃門”[12]，促使企業將更多資源、精力投入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技術創新可持續性。另一方面，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為企業營造有力有效的政策環境，賦能其持續性技術創新。政策環境可加快政策鏈與企業創新鏈的無縫對接，并提供各環節政策制度支持，激勵企業不斷打破固有思維限制，以實現持續性技術創新?；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2：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通過營造良好創新環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

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政府資助，助力其實現技術創新持續性。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支持下，企業可獲取政府補助與銀行貸款，逐步拓寬融資渠道，降低技術創新成本，以實現持續性發展。首先，企業借助政府補貼，可降低不確定性支出成本，為持續性技術創新活動提供資本支持[13]。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支持下，示范區內相關政府部門可為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提供有效政府補貼，為企業各環節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扶持，助力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提升。其次，政府補助能刺激企業多元技術創新，促使企業將更多成本投入用于技術創新持續性活動。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不僅有助于示范區內相關政府部門出臺多項補貼制度，還能促使周邊資金、資源向示范區集聚，為區內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多元資金支持，賦能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提升的同時開展多元技術創新。最后，依托于政府補助企業，能保障各項技術創新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提高項目整體收益成效，強化企業創新成果轉化應用的積極性，進而實現持續性技術創新。概而言之，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通過增加政府補助，助力企業緩解融資約束、降低投入成本，進而開展可持續技術創新活動?；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3：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通過增加政府補助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

三、 研究設計

1. 數據來源與樣本處理

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正式頒布《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申報、命令和管理規定（試行）》，并對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申報、管理等基本制度做出詳細規定①。自此，我國陸續出臺并逐步形成一整套以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區為代表的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據此，本文以2003—2021年為樣本年度區間，以各地區成立的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區為樣本，獲取一個相對平衡的面板數據，并對初始樣本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剔除ST或PT公司，剔除存在財務數據問題的企業年度樣本，最終累計得到12461個“企業-年度”樣本。此外，為規避時間、個體等因素的影響，采用多維固定效應對模型展開回歸。企業層面數據均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其余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及其他各省份統計年鑒。缺失數據采用均值填補法補齊。

2. 估計模型

本文圍繞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這一自然實驗，借助雙重差分法（DID）驗證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Sustit=α0+α1trei×post+βConit+μi+λt+εit] （1）

式（1）中，[Sustit]為企業[i]在[t]年的持續性技術創新水平；[trei]、[post]分別表示處理組虛擬變量與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前后的虛擬變量，即2003年及以后成立的取值為1，以前取值為0。[Conit]代指一系列控制變量；[μi]、[λt]、[εit]分別是企業與年份固定效應及隨機誤差項。[α1]為交乘項系數，反映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的平均效應。

3. 變量定義

（1）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

梳理學術界研究可知，學者多采用企業連續獲得專利成果年數考察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14-15]，或者用[t]年后保持技術創新的概率來考察創新持續性[16]。因此，參考相關學者研究成果[17-18]，本文用技術創新投入（[INS]）與產出（[IOS]）的環比增長率與當前技術創新投入、產出相乘，并取自然對數，進而分別測算企業技術創新投入持續性指數（[InSust]）與企業技術創新產出持續性指數（[IoSust]），具體如式（2）、式（3）所示。隨后，將企業技術創新投入持續性指數與產出持續性指數進行加總，最終得到企業可持續性技術創新綜合指數。

[InSustt=LnINStINSt-1×INSt]? （2）

[IoSustt=LnIOStIOSt-1×IOSt]? （3）

（2）控制變量

為確保實證結果準確性，參考相關學者研究成果[19-20]，本文控制如下變量：企業資產回報率（[Enter]），利用稅后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衡量；企業年齡（[Age]），取企業成立年數的自然對數測量；企業規模（[Size]），取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征；企業盈利能力（[Pro]），使用企業營業利潤占企業總營收的比重測度；企業資產負債率（[Lirat]），采用企業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表示；股權集中度（[Own]）；借助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計算。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具體如表1所示。

四、 實證結果分析

1. 基準回歸分析

根據前述所構式（1），實證得到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表2）。列（1）報告了僅控制企業與年份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由此可知，[trei][×][post]的系數估計值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即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有利于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列（2）為增加一系列控制變量后的基準回歸結果，顯示出[trei][×][post]的估計系數仍通過10%顯著正向水平檢驗，且系數間相差較小。綜上可知，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后，進入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得到顯著提升，且表現出持續性特征。

2. DID構設的有效性及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法估計的前提條件是，處理組與控制組在政策實施前存在同趨勢性。鑒于此，本文構設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前后的虛擬變量，再次實證分析處理組與控制組的變化趨勢。需注意的是，[prei]（i=1，2，3）以政策實施上一年為基準年份，即平行趨勢檢驗未納入[prei]（i=1）、[cur]與[posi]（i=1，2，3）分別為政策實施前、實施當年、實施后的年份虛擬變量。表3列（1）報告了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由表3列（1）可知，2004年之前所有變量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在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實施之前，處理組與控制組的變化趨勢不存在明顯差異。實施當年，處理組企業創新持續性指數相較于控制組明顯上升。因此，可以通過雙重差分估計法對樣本展開平行趨勢檢驗。

（2）反事實檢驗

前述基準回歸結果顯示，實施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會增強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進一步地，參考劉勝等[21]的研究做法，進行反事實檢驗，并將政策發生時間人為向前推移，即構設一個虛擬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發生的時間點。此過程中，本文將政策沖擊年份設置為2001年與2002年，并在此基礎上重新估計式（1），實證分析在虛假政策沖擊年份下處理組企業技術創新的持續性特征。表3列（2）、列（3）分別展示了相應估計結果，對于虛假政策沖擊年份，所選核心變量的影響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反映出前文結論可證實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促進作用。

（3）傾向性匹配

為規避企業是否被納入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而引致的差異化結果，本文進一步圍繞企業特征變量對樣本展開傾向性匹配，并借助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第一，借助估計Logit模型計算得出樣本對應傾向得分，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是否被納入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解釋變量為基準回歸模型中的控制變量。第二，對各企業進行最近鄰1∶1匹配。結果顯示，匹配后的控制組能更好地作為處理組反事實結果展開回歸分析。由表4列（1）結果顯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仍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驗證本文基準回歸結論。

（4）排除其他政策干擾

觀察現有研究可知，學界主要從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試點政策[22]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23]兩方面考察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兩項試點政策影響范圍大、針對性強、時間跨度大，且均處于研究所選樣本區間。進一步地，在模型中分別加入該省市當年是否被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試點政策與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覆蓋的虛擬變量?；谝陨?，分別設置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試點政策與政策實施年的交互項、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與實施當年的交互項為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如表4列（2）、列（3）所示。由列（2）結果可知，在排除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試點政策的影響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正向影響效應下降1.42%，但仍舊通過顯著性檢驗。列（3）結果顯示，在剔除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影響效應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正向影響略降1.23%，同樣顯著。

（5）更換企業技術創新衡量指標

參考劉元雛等[24]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企業年度無形資產增量與企業年度初期資產總額的比值重新測度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回歸結果詳見表4列（4）所示?？梢园l現，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正向促進效應結論仍舊成立。

3. 機制分析

當前，學界主要采用將中介變量納入基準回歸模型的方式展開作用機制分析，以考察中介效應的顯著性，也有部分學者直接使用中介變量對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展開分析。但不可忽視的是，江艇等[25]發現，現有關于中介效應的回歸模型在設定上存在一定偏誤，且理論上尚未達到真正的驗證效果?；诖?，本文重點從創新環境、政府補助兩個方面檢驗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作用機制。

表5列（1）展示了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創新環境的估計結果，其影響系數值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該結果說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顯著優化企業技術創新環境，且創新環境可進一步通過降低研發成本與增加資金提升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由此，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能通過營造創新環境助推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假設2得證。列（2）測算了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政府補助的估計結果，其系數值通過1%顯著正向檢驗，反映隨著政府補助的增加，企業技術創新實現了可持續發展。此過程中，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顯著促使政府增加補助，為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提供大量資本支撐，假設3得證。

五、 政策效應異質性檢驗

1. 異質性分析

（1）企業所有權異質性分析

參考馬從文等[26]的研究做法，本文將所選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與非國有企業兩類展開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詳見表6列（1）、列（2）。結果顯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影響因企業所有權性質而存在差別。其中，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國有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而對非國有企業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2）城市與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不同等級城市所屬行政權限與決策模式具有較大差異，我國圍繞各城市經濟發展所制定的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也存在區別。2007年《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管理辦法》中強調，地方政府是各個地區申報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主要條件之一①。鑒于此，本文將樣本企業所屬的城市劃分為高等級（直轄市、省會城市與副省級城市）與一般城市。表7列（1）、列（2）結果顯示，高等級城市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促進效果最顯著，即上述城市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可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進一步地，根據國家地理劃分標準，將所選樣本企業再次按照所處地區位置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展開分析。表7列（3）、列（4）、列（5）結果展示，東部地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的影響顯著為負，而中西部地區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并未產生負向影響。

六、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3—2021年上市企業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考察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結果顯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會顯著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且表現出長期促進效應，在采取傾向得分匹配、反事實檢驗等一系穩健性檢驗方法后這一結論仍舊成立。異質性分析表明，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對企業可持續性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在國有企業、資源稟賦短缺的省區市、高等級城市、中西部地區層面更為顯著。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通過營造創新環境與增加政府補助方式促進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支持力度。中央政府應聯合地方政府部門加大對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支持力度，鼓勵各省區市申報、創建國家級生態工業示范園區，拓寬政策覆蓋范圍，賦能企業技術創新可持續性。具體而言，中央政府應通過數字媒體加大宣傳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優勢特征，并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制度支持地方政府積極申報創建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為企業提升技術創新持續性賦能。

第二，深化企業可持續技術創新服務。各地方政府應聯合生態工業示范園區主管部門積極創造優質區內環境，完善企業持續技術創新所需各項基礎設施，助力深化企業可持續技術創新服務。此基礎上，地方政府部門應聯合生態工業示范園區主管部門完善企業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結合其他園區與國際服務經驗，助力本區域企業持續性技術創新。

第三，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相關政府部門應加快統一大市場構建，破除企業可持續技術創新過程中面臨的地方保護、政策不平等、市場分割等因素的制約，助推企業持續技術創新。中央政府應制定支持中西部地區建設國家級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總體方案，并督促地區間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讓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紅利更多惠及該地區企業，助力其實現可持續性技術創新。

參考文獻：

[1] 鄭思齊，宋志達，孫偉增，等.區位導向性政策與高質量就業——基于中國開發區設立的實證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157-171.

[2] 陳梅，張龍江，蘇良湖.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建設進展及成效分析[J].環境保護，2021（20）：59-61.

[3] 華岳，葉蕓.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的碳減排效應——來自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實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3（4）：94-112.

[4] 華岳，譚小清.綠色區位導向性政策與外商直接投資：來自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的證據[J].國際貿易問題，2022（1）：130-145.

[5] 鄧學龍，曹世武，王慧.區位導向性政策下廣西人口與經濟空間格局演變[J].地域研究與開發，2022（6）：20-25.

[6] 曾皓.區位導向性政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嗎？——基于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J].財經論叢，2023（4）：3-13.

[7] 佟孟華，李慧，張國建.區位導向性政策的創新驅動效應——基于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的證據[J].經濟管理，2022（4）：63-79.

[8] 張森，溫軍，李旭東.城市數字經濟發展與企業技術創新[J].經濟體制改革，2023（2）：60-68.

[9] 李將軍，韓圣玥，秦穎.營商環境對企業技術創新效率影響的實證——以高端裝備制造業為例[J].統計與決策，2023（9）：163-168.

[10] 朱俊豐.數字金融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效應識別與機制檢驗[J].統計與決策，2023（7）：173-178.

[11] 張欣，董竹.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技術創新——機制識別、保障條件分析與異質性檢驗[J].經濟評論，2023（1）：3-18.

[12] 鄭燁，姜蘊珊，秦毅.簡政放權、創新環境與科技小微企業創新意愿[J].科研管理，2023（2）：65-72.

[13] 齊永智，李園園，閆瑤.政府補助、技術創新與品牌價值的門檻效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20（4）：60-70.

[14] 毛薦其，牛文祥，劉娜，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雙元創新持續性的影響研究[J].科學決策，2023（4）：1-14.

[15] 肖陽，張曉飛.技術并購對制造業企業創新持續性影響：基于吸收能力和利用能力的中介作用[J].技術經濟，2021（11）：1-12.

[16] 辛琳，孟昕童，邊婉婷.中國數字經濟企業雙重網絡嵌入與創新績效研究[J].財貿研究，2022（12）：59-73.

[17] 權錫鑒，朱雪.政府補助、資本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效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實證研究[J].商業研究，2022（2）：96-103.

[18] ángela T，David C.Understanding Innovation：an Analysis of Persistence for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3，42（2）：340-352.

[19] 孫冰，楊雪婷.沉睡知識對企業技術創新持續性的影響——一個有調節的中介作用模型[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1（11）：116-124.

[20] Christian L B， Caroline M， Thuc U N.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sistence[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5，18（1）：110-127.

[21] 劉勝，溫錫峰，陳秀英.循環經濟政策與中國企業環境績效：助推器抑或絆腳石？[J].經濟學報，2023（2）：175-210.

[22] 郭豐，楊上廣，柴澤陽.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創新——基于中國工業企業的微觀證據[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2（5）：117-127.

[23] 李創，王智佳，王麗萍.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基于工具變量和三重差分的檢驗[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3（5）：15-33.

[24] 劉元雛，華桂宏.金融科技能否通過緩解金融錯配促進企業創新可持續性——來自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科技論壇，2023（4）：122-132.

[25] 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5）：100-120.

[26] 馬從文，楊潔.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碳減排效應研究——來自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23（2）：76-85.

基金項目：2021年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河南省創新平臺生態系統競優評價與發展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12400410121）。

作者簡介：羅玉明（1979-），男，碩士，洛陽理工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農業管理、企業管理與產業經濟。

（收稿日期：2023-07-04? 責任編輯：殷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