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國別學視角下的國際組織影響力研究*

劉鐵娃

內容提要：關注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在跨國問題中的影響和作用，對于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時刻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國際組織的治理涉及全球、區域和國別各個層面，為此，有必要在傳統的國家治理研究之外，根據各個國際組織的功能領域和實際效用，借助科學的指標測量體系評估國際組織影響力，把握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組織規律和作用機制，為中國以國際組織為舞臺更好地承擔全球責任提供可資借鑒的科學資源。本文利用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團隊自2021 年起在推動國際組織數據庫建設基礎上開展的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研究為方法論，在區域國別學視角下進行國際組織的影響力研究。本文將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介紹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研究體系的建設，繼而梳理截至當前完成的政治、教育、文化、科技這四種功能領域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排名情況，試圖找到認識國際組織影響力的一般性規律，同時突破傳統的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國際法等研究視角，努力探索區域國別學視角下國際組織研究的新路徑。

一、建立國際組織影響力指標體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國際組織是指兩個以上國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間團體基于特定的、一定協議形式而建立的各種機構。在全球化的今天，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主權國家依然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首要行為體，但國際組織已經在其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多元化主體之一，國際組織本身也構成了全球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穩定國際和平與秩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協調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在集體安全、自由貿易、全球平衡發展、公共衛生和教育領域的治理實踐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要求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之際，現有全球治理機制面臨多重挑戰，需要進一步實現參與主體的多元化，超越當前內嵌于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背景下的自由主義全球治理話語體系，推動構建更加平等、包容、韌性的國際秩序。①劉鐵娃、宗華偉：《多邊主義的文明政治維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明對話議程評述》，載《外交評論》2022 年第5 期，第110 頁。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旨在為全球治理提出中國方案，并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規則制定、議程設置等方面的能力。鑒于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和我國對全球治理的深入發展，研究國際組織并對其影響力進行系統性研究變得十分必要。在此基礎上，我國才能有的放矢，提高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動國際組織有序參與全球治理，讓世界聽到更多中國聲音，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二、國際組織影響力指標體系的構建

1928 年，以何廉（1895—1975）為代表的老一輩中華學人開始圍繞中國經濟社會問題展開指數研究，這一研究范式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后。21 世紀的中國，已經遠非何廉一代學人所經歷的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時刻，全球議題的迅速升溫使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中國參與全球事務的逐漸深入，需要建立有關全球治理的知識體系。在中國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雖然國家仍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主體，但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在跨國問題中的作用持續加強，中國學者及實踐者在全球治理領域中的指數研究就顯得愈加緊迫。筆者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團隊致力于國際組織數據庫建設，并在此基礎上開展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研究。一方面，研究團隊嘗試找到認識國際組織發揮影響力的一般性規律，這些規律就包含在本課題研究中探索設立的指標體系之中；另一方面，研究團隊進一步厘清國際組織對區域和國家發揮影響力的根源和作用途徑。下文將從研究對象（國際組織清單與分類）、研究方法（層次分析法和計算指標與權重）、研究內容（數據信息與缺失值處理）等方面，介紹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團隊關于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標體系的建設。

（一）國際組織清單與分類

在建立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標體系之前，首先需要將現有的國際組織進行系統化分類。目前，國內外學界普遍以國際協會聯盟（UIA）發布的《國際組織》年鑒作為最權威、最全面的國際組織清單來源。研究團隊也基于此，根據紙質版《2018—2019 年國際組織年鑒》，組織人力逐條錄入國際組織名稱，著重篩選政府間國際組織并整理成電子清單，作為第一輪研究的基礎。①研究團隊還以是否具有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為標準，同步梳理了共6 391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清單，下一階段將進行深入研究。此外，基于主體視角，將國際組織區分為政府間國際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基于功能領域視角，將政府間國際組織分為12 類，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科技、人權、傳播、軍事、衛生、法律、生態和其他。

1. 國際組織清單

根據《2018—2019 年國際組織年鑒》，研究團隊逐條錄入政府間國際組織清單，第一階段共整理28 922 條組織機構數據。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該數據表中存在大量重復信息，因為UIA 的記錄模式是累加式，所以就會出現一些國際組織被重復記錄、一些被解散的國際組織仍在名冊等情況。第二階段，通過數據“清洗”，去除重復出現的組織清單，共整理出5 838 個包涵國際條約在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第三階段，經過人工逐條核驗，進一步開展數據“清洗”，將政府間國際組織清單縮減為2 982 個，由此建成了較為可靠的全球政府間國際組織清單，這是全球相關研究領域首次將政府間國際組織清單準確縮小到3 000 以內的數量級。此外，被篩選出來的2 244 個國際法或國際條約已經另外建立數據子庫，以備未來建設國際法模塊的數據子庫使用。第四階段，結合12 個功能領域的分類，研究團隊按照組織的功能特點及優先領域，為2 982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各貼5 個分類標簽，從標簽1 至標簽5 與該領域關聯性逐漸減弱。第五階段，經過三輪人工篩選，將一些似是而非的機構、并非獨立法人的國際組織排除，鎖定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217 個，教育類政府間國際組織76 個，科技類政府間國際組織198 個，文化類政府間國際組織98 個。本研究將展現這四類組織的前十排名，并嘗試結合區域國別學研究視角總結普遍規律，并對某些特殊情況做出解釋。

1.2 國際組織分類

基于構成主體的不同，可以將國際組織分為政府間國際組織（IGO）和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在構建國際組織影響力指標體系過程中，北外團隊主要是基于國際組織的功能領域進行分類的。

大數據和指數研究是實現海量數據的程式化處理，按照人們的需求展現千萬種排列組合。因此，國際組織指數研究首先要確定國際組織的分類標簽，以便于實現海量信息的規則排列。結合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語言”“全球文化”與“全球治理”的三大學科領域發展戰略，對標國際組織的功能分類，研究團隊將政府間國際組織分為12 類，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科技、人權、傳播、軍事、衛生、法律、生態和其他。

在清理國際組織名單、搜集整理相關信息時，研究團隊為每一個國際組織標注功能領域的分類標簽。鑒于很多國際組織具有跨領域的功能屬性，每個國際組織最多可以在上述12 種分類中標注5 個標簽。其專業程度，由標簽1 至標簽5遞減。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例，就其自身的專業程度而言，在衛生領域最強，在科技領域最弱。標簽如下：

標簽1：衛生；

標簽2：政治；

標簽3：傳播；

標簽4：教育；

標簽5：科技。

考慮到專業程度，按功能領域分類進行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工作時，研究團隊將以國際組織的標簽1 和標簽2 標識的分類，參與排名。仍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例，它將參與衛生類國際組織的排名，也參與政治類國際組織的排名。

（二）研究方法與計算指標

目前，有關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研究還停留在個案分析的階段。例如，郭秋梅對聯合國難民署和國際移民組織的影響力比較中涉及了職員數量、機構預算、資金來源、組織結構、會議舉辦情況、出版物、獲獎情況等指標。①郭秋梅：《國際移民組織與聯合國難民署之比較：關系、議程和影響力》，載《國際論壇》，2012 年第4 期，第19—24 頁。熊李力分析了在華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其中可為國際組織影響力提供參考的包括項目規模、合作伙伴這兩項指標。②熊李力：《論非政府專業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影響力》，載《太平洋學報》，2010 年第4 期，第49—57 頁。在國外相關研究中，有關國際組織影響力的論述則主要發端于有關權力、合法性的討論。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國家通過國際規約向國際組織讓渡權力，提出委托任務，從而使得國際組織成為國家的代理人，影響政策制定，③Christoph Knill, Louisa Bayerlein, Jan Enkler and Stephan Grohs, “Bureaucratic Influence and Administrative Styl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2019,pp. 83-106.; Darren G. Hawkins, David A. Lake, Daniel L. Niel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0.尤其是在國際關系傳統安全領域通過協議解決爭端。④Megan Shannon, Daniel Morey and Frederick J. Boehmk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 Militarized Dispute Initiation and Du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10, pp. 1123-1141.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組織除了從國家獲得授權，也通過專家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和道義勸說獲得一定的影響力，⑤Martin Heneghan and Mitchell A. Orenstein, “Organizing for Impa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Pension Policy,”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9, No. 1-2, 2019, pp. 65-86.國際組織能在各領域制定專業性規則，形成社會知識，⑥Michael N.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4, 1999, pp. 699-732.同時還能夠主導政治話語建設。⑦J?rg M. Dostal, “Campaigning on Expertise: How the OECD Framed Eu Welfare and Labour Market Policies–and Why Success Could Trigger Failur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1, No. 3, 2004, pp.440-460.

由以上觀點可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國際組織影響力包括組織影響力。組織影響力以該組織囊括的成員為基礎，標志著國際組織的基本體量。成員一方面是國際組織的參與者，遵守相關國際組織的規約，另一方面又深刻影響著國際組織的實力。例如，在集體代理人的視角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授權方的能力。①Randall W. Stone,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8.同時，國際組織自身的體量也是國際組織影響力的反映：國際組織體量越大，所獲得的經費、行政部門也成比例增長，能夠完成更多的委托任務，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更大的勝任力。②Roland Vaubel,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 2006, pp. 125-138.其次，國際組織影響力包括政策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包括上文提到的政策、協議制定和專業知識貢獻，標志著國際組織的制度能量。而就政策影響力的具體載體而言，國際組織的政策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組織的出版物中，也通過會議、會議決議的渠道產生影響力，尤其是聯合國會議。③Bob Reinalda,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xon: Routledge, 2013, p.150.最后，國際組織具備一定的傳播影響力，即國際組織的輿論聲量。國際組織官員、專家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平臺主導話語建設，利用媒體的強大影響力影響輿論，塑造人們有關具體議程的意見看法，④Meti Ekayani, Dodik R. Nurrochmat and Dudung Darusman,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Forest Fire Media Discourse and Its Potential Influence for Policy-Agenda Setting in Indonesi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Vol.68, 2016, pp. 22-29.從而影響國家政策議程。⑤Nazmus Sadath, Max Krott and Carsten Schusser, “Forest-Climate Politics in Bangladesh’s Media Discourse in Comparison to Global Media Discourse,”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Vol. 3, No. 1, 2012, pp. 1-7.

在國際組織影響力研究的第一階段，根據以上有關國際組織影響力中基本體量、制度能量和輿論聲量的各種觀點和專家評議，形成3 個一級指標及其權重：組織影響力（一級指標A，權重為30%）、政策影響力（一級指標B，權重為40%）、傳播影響力（一級指標C，權重為30%）。3 個一級指標各自細分為6個二級指標，共計18 個二級指標。組織影響力主要考察的是組織自身的體量和分量。如果一個組織所覆蓋的成員比較廣泛，并且擁有大多數主要或關鍵大國，那么，它的影響力自然不同于一些成員很少且由中小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類似地，如果一個組織擁有更多的財政支持、辦事機構及人員，那也意味著它可以舉辦更多的活動、通過增加或減少援助的方式去影響成員和非成員。這些一級、二級指標本質上是針對國際組織影響力的來源，我們不僅要考察數量方面的指標，也要考察性質方面的情況。作為一個定量分析的數據庫，本課題不僅停留于提出這些具有一般性因果關系的指標，而是進一步計算其權重，從而建立一個科學的測量國際組織影響力的模型。

表1 一級指標分類

第二階段，在確認計算指標及其權重和計算公式時，研究團隊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采用薩蒂（Thomas L. Saaty，1926—2017）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層次分析法利用樹狀的層級結構，將復雜決策問題在一個層級中區分為數個簡單的子問題，由不同層面給予層級分解。其中，決策專家會系統地評估每一個子問題的相對重要性，給出權重賦值，通過量化運算找到脈絡后得到綜合評估，適合在較多參數的情況下結合專家意見形成較為科學的指數權重，為決策者提供充分的決策資訊并組織有關決策的評選條件。具體而言，在兩級指標的層次結構模型確定后，包涵國際組織高、中、低級職員、國際組織研究學者、研究團隊核心成員的18 位專家分別對每個一級指標中的6 個二級指標進行比較，確定每個二級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最終通過專家打分表的平均數計算，得到判斷矩陣，確認二級指標的優先順序。

第三階段，得到判斷矩陣后，研究團隊使用SPSSAU 計算各指標的特征向量、權重值和最大特征根值（CI），并通過查表獲得隨機一致性RI 值，通過CR值（CR=CI/RI）檢驗權重的一致性，確保各指標能嚴格按照貢獻度從最大到最小排序，避免出現“甲比乙重要，乙比丙重要，但丙又比甲重要”的情況。

在對以上權重計算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的過程中，項目組得出組織影響力的一致性指標（CR 值）為0.032，政策影響力的CR 值為0.032，傳播影響力的CR值為0.055，三者均小于0.1 的閾值，滿足一致性檢驗的標準，計算所得的權重具有一致性?？陀^的定量分析將專家的科學決策得出具體參數，避免了人工賦權時可能存在的模糊性和隨機性。

影響力的研究最終生成以下權重表（見表2 至表4），每個一級指標按100%計算，二級指標權重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一級指標A 和B 的二級指標權重總和均為100%。

表2 組織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A）

表3 政策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B）

表4 傳播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C）

續表

（三）數據信息的搜集整理

1. 數據的來源與處理

鎖定研究對象（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和研究方法（指標與權重設定）后，研究團隊逐一查找不同功能領域的國際組織在18 項指標中的對應數值（2020 年度及2021 年度），數據來源與處理辦法如下（表5 至表7）。

表5 組織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A）數據來源與處理

表6 政策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B）數據來源與處理

表7 傳播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C）數據來源與處理

2. 數據缺失值的處理

鑒于各國際組織的信息披露程度不同，18 個二級指標的數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鑒于各項二級指標缺失值的占比參差不齊，故在指數排名計算的過程中，缺失值作為空值處理而不使用均值替代法進行補值，以免對排名產生較大影響，以下是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缺失值的占比（表8 至表10）。

表8 組織影響力（一級指標A）的數據缺失值

表9 政策影響力（一級指標B）的數據缺失值

表10 傳播影響力（一級指標C）的數據缺失值

由于指數的二級指標均為正向指標，即數量越大越好，故在數據無量綱化的過程中，本研究采用正向化（MMS）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強調讓數字保持越大越好的特性且對數據單位壓縮，正向化的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xmax指單一指標下的最大值，而xmin指單一指標下的最小值，xMMS越大，說明其原始值越大。當x=xmax時，xMMS=1，當x=xmin時，xMMS=0，數據區間在[0, 1]之間。

3. 指標、數據質量分析

在完成最終的指數計算之前，有必要使用統計學方法對指數指標設計的合理性進行判斷，并且確認數據質量。其中，本文使用指數分析中常用的巴特利特球形檢驗（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判斷各項指標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當球形檢驗的顯著性（p值）小于0.05 時，說明各個變量在一定程度上互相關聯，適合進行因子分析。與此同時，本文針對數據進行凱澤–邁耶–奧爾金抽樣充分性試驗（Kaiser-Meyer-Olkin Test for Sampling Adequacy, KMO），這項檢驗進一步分析了變量之間的相關性，KMO 值越接近1，表示因子分析的適用性越好，數據中的變量之間越適合進行因子分析。一般來說，如果KMO 值大于0.6 就認為因子分析是可行的。各項分析的結果如表11 所示。由此可見，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指數排名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展示不同指數的凱澤–邁耶–奧爾金抽樣充分性試驗結果。

表11 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與凱澤-邁耶-奧爾金抽樣充分性試驗結果

三、實證研究：各類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

在國際組織影響力指標體系的基礎之上，研究團隊分階段對政治類、教育類、文化類和科技類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進行了研究并初步排名。

（一）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

經過以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確認，研究團隊得出2020 年度政治類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總表（見表12）。前三名的國際組織依次是：

表12 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總排名（前十名）

第一名：聯合國（全球性，多功能領域）；

第二名：歐盟（區域性，多功能領域）；

第三名：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性，以衛生、政治為主要功能領域）。

聯合國的全球影響力自不待言。歐盟則是區域主義思想和現代歐洲力量的集中體現。2019 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世界進程，也直接影響了2020 年度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影響力，使其在政治類、政府間國際組織中高居第3 名的位置。剩下的其他國際組織大部分是聯合國的機構或者普遍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它們具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性，在所從事的全球治理領域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引領作用。

此外，根據國別區域研究的重點，將區域代表性組織的影響力進行了單獨歸納，以期一目了然地展示其相對差異（參見表13）。

表13 區域代表性國際組織排名

據上表可知，歐盟雖缺失“年度預算”這一重要指標，但仍然在總排名中高居僅次于聯合國的第2 名；北約同樣缺失“年度預算”這一重要指標，卻也能在總排名中高居第9 名。歐盟27 個成員國與北約30 個成員國之間有21 個成員國重疊。鑒于這兩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指數，這21 個成員國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小覷。

雖然，人們通過作為國際關系常識的權力政治觀，很容易不自覺地指出歐盟與北約的重要性，但結合指標檢驗，可以自覺地展現兩者以何種方式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區域國際組織，歐盟本身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歐盟委員會、中央銀行等都是重要的區域政策制定者，而且歐盟在全球治理領域和全球輿論中都非?；钴S。北約是一個重要的區域安全機構，由于它的議題相對集中，對引領全球輿論的興趣也遜色于歐盟，但北約作為全球最強大的區域軍事力量這一點，使其政策影響力和傳播影響力都非常突出。結合上表中國際組織在3 個一級指標中的單項排名，歐盟和北約因為“年度預算”的指標缺失，組織影響力排名很低，但是兩者的政策影響力和傳播影響力都相當高。

圖1 歐盟與北約成員國

在中國更為關切的亞洲地區，代表性區域組織是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與上海合作組織。東盟的政策影響力排名第17 位、傳播影響力排名第45 位，但組織影響力排名僅居于217 個國際組織的第179 名。因此它的總排名為第98 名。在相當程度上，該指數排名反映出東盟的政策導向和傳播力度遠超過其機構本身的制度化建設。至于上海合作組織，組織影響力和政策影響力位于前100 名，而傳播影響力僅居于第184 名，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主要參與國不熟悉全球治理中的媒體力量。相比較而言，大多數中國人并不熟悉的太平洋共同體，其政策影響力進入前50 位。傳播影響力進入前20 位，總排名第76 位，遠高于上合組織的排名。

進入21 世紀，阿拉伯世界愈發引起全球普遍關注，其代表性國際組織是阿拉伯國家聯盟。該組織僅在政策影響力中居于第20 名的高位，而組織影響力和傳播影響力不足。這一方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與東亞區域組織在全球事務中的傳播能力有限和話語權缺失；另一方面，反映出在推行區域政策上的強大熱望與現實機制不平衡。美洲地區的代表性區域組織的綜合影響力也不盡如人意，不過加勒比共同體的政策影響力進入前30 位，說明其具有參與區域乃至全球事務的積極向往和努力。

綜合來看，二戰后的區域主義以歐洲為最盛，并延續至今。結合上表，至少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結論：從事情本身來看，阿拉伯世界、東亞世界、美洲世界的區域國際組織并不發達。從因果來看，區域代表性國際組織的強弱，未必與區域的強弱一致（而北美地區例外）；但如果區域的全球影響力弱，則其對應的代表性國際組織一定弱。換言之，區域強弱是該區域代表性國際組織強弱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二）教育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

經過以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確認，研究團隊得出2021 年度教育類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總表（見表14）。前三名的國際組織依次是：

表14 教育類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總排名（前十名）

（續表）

第一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院（全球性，以經濟、教育為主要領域）；

第二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性，多功能領域）；

第三名：歐洲宇航員中心（區域性，以科技、教育為主要功能領域）。

教育類政府間國際組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學歷相關的K12 和大學教育，另一類是研究院、中心等科研性質的教育機構。在綜合影響力排名前十的組織中，僅有一個傳統教育類型的組織，國際伊斯蘭教法學會（排第9 位），其余9 個組織都是后一類。這反映在當前國際形勢中，以建設研究院或中心的形式發展教育作用是最普遍、最成功的。目前，中國建設了一批以研究國際形勢、全球發展為目標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中國可以加強此類機構的建設，逐步將其發展成為規范性的國際組織，利用好社交媒體、視頻網站、流媒體等多種傳播途徑，不斷發展傳播新形式、新渠道，擴大傳播范圍和受眾，從而加強中國的國際組織建設。

其次，教育問題是全球問題，但區域差異較大。教育問題主要集中在欠發達地區，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包括中等收入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少數國家。因此，在組織影響力中，組織的區域性與全球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分析點。排名前二十的組織中共有全球性組織10 個、區域性組織10 個，其中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有6 個，亞洲地區有2 個，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有1 個，歐洲有1 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在教育方面長期受到世界關注。這里教育資源匱乏，長期以來發展相對落后，但是，組織排名說明，這兩個地區非常重視教育問題，建立眾多國際組織，希望通過國際合作緩解或解決地區的教育問題。而且事實上，這些組織的發展狀況良好，在名單中超過發達地區（如歐洲、北美洲）的教育類組織數量，成效顯著。與之相對應的是，非洲地區和拉美地區組織基本排在名單最后，僅有一個組織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圖書推廣中心進入前二十名的行列，其他均位于50 名之后。研究結果表明，雖然非洲和拉丁美洲應當是世界上最需要教育援助的國家，但它們本身對提高自身教育水平所采取的主動措施不夠，成效不明顯。

從綜合排名和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類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并不像傳統認知的那樣，在發達地區效果顯著，在欠發達地區成效不明顯，更多還是取決于區域性的努力與舉措。歐洲僅有歐洲宇航員中心進入前二十名，是一個為歐洲培養宇航人才和戰略性機構，為歐洲培養宇航員人才沒得到了歐洲各國大量的資金投入。相比較而言，一直被認為在教育方面欠發達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展現出強烈的主動發展愿望，盡可能通過預算支持組織的工作，同時宣傳建立的幫扶項目等信息，使社交媒體關注人數快速提升。這一舉措表明，欠發達的地區有能力加強體系建設，打破固有印象，促進區域教育發展。

（三）文化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

經過以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確認，研究團隊得出2021 年度文化類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總表（見表15）。前三名的國際組織依次是：

表15 文化類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總排名（前十名）

第一名：聯合國（全球性，多功能領域）；

第二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性，以文化、教育為主要功能領域）；

第三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性，以文化、政治為主要功能領域）。

聯合國的全球影響力自不待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文化領域最具權威性的國際組織。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結維護世界各國的知識產權合作，保護權利人在所屬領域的智力勞動成果，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在文化類排名前十名的組織中，有9 個全球性組織和1 個區域性組織，反映出在文化領域全球性組織有著明顯優勢，凸顯出文化全球合作的重要成效。然而，區域性組織在文化傳播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在構建人類命運體的道路上，區域性組織能夠起到支點的作用，將區域文化傳向其他區域，并帶動區域聯合，促進全球間的合作。從組織清單中還可以觀察到，很多文化類組織帶有政治色彩，體現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與政治組織合作平臺多元化。政治組織為其傳播提供有力支持，文化的傳播也可以加強政治組織在各地影響力的提升。

北歐理事會在組織排名中高居第四位，由于該組織內丹麥、挪威、瑞典和冰島四國組成，且預算不足，因此組織影響力（一級指標A）并未進入前五十名。但是該組織產出了大量的決議、決定等文件，反映出政策影響力與組織影響力的關聯性較弱，說明其較為關注產出性成果的建設，而非制度體系。

從綜合排名來看，影響力排在前五十名的組織中有五個北歐組織，分別是：北歐理事會（第4 名）、北歐文化基金（第30 名）、法羅群島北歐之家（第44 名），北歐群島合作（第45 名），雷克雅未克北歐之家（第47 名）。這些組織的成員都是屬于狹義上的北歐地區，即瑞典、芬蘭、丹麥、挪威、冰島和各自的海外自治領地（如法羅群島等）。它們本身只是一些小型國家，但是在文化傳播領域卻穩居世界最前列，在一眾全球性的國際組織中脫穎而出。這與經濟發展程度緊密相關。北歐地區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社會福利居世界最前沿，人民生活幸福指數高。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國家和地區政府能夠投入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進入文化領域，在進一步豐富民眾精神生活的同時將本地文化傳向世界。

三個一級指標的數據顯示，前十名組織的一級指標與綜合排名契合度較高，說明這些組織各類影響力都有顯著優勢。傳播影響力（一級指標C）在前十名中有三個區域性組織，分別屬于法語地區、亞太地區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表明文化傳播因素與語言使用程度、宗教信仰和區域影響力緊密聯系。法語作為聯合國六大官方語言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有著重要影響，法語國家組織在這一基礎上發展了強大的傳播能力。亞太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區域，有著眾多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一舉一動都可能改變世界的局勢。伊斯蘭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理念通過信徒再進一步傳播，有效提高了傳播效果。

（四）科技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

經過以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確認，研究團隊得出2021 年度科技類國際組織的全球影響力指數排名總表（見表16）。前三名的國際組織依次是：

表16 科技類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影響力指數總排名前十名

第一名：國際能源署（全球性，能源領域）；

第二名：國際原子能機構（全球性，能源領域）；

第三名：國際協力機構（區域性，多功能領域）。

國際能源署作為全球能源事宜的協商平臺、全球能源統計的權威，其影響力不言而喻。國際原子能機構則在保障監督與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2019 年末以來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國際協力機構通過開展能源、運輸、環保等多領域合作項目，支持發展中國家實現所有權，在科技類政府間國際組織中高居第3 名的位置。

據上表可知，國際協力機構在會員國構成上較為簡單，缺少“五?！钡膹V泛支持，但仍然在總排名中僅次于國際能源署和國際原子能機構。非洲開發銀行受限于其舉辦國際會議、發表決議聲明等重要指標，卻也能在總排名中高居第7名。美洲開發銀行成員國與非洲開發銀行成員國都包含有全球南方重要國家成員和世界大國成員。鑒于這兩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指數，全球南北方合作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小覷，進一步彌補全球治理中發展中國家作用常常被忽視的缺陷。

雖然人們通過作為國際關系常識的權力政治觀，很容易不自覺地指出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與北太平洋研究委員會的重要性，但結合指標檢驗可以自覺地展現兩者以何種方式發揮重要作用。結合表16 可知，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因為“官網語言”和“社媒曝光”指標較低、傳播影響力排名較低，但組織影響力排名第1；北太平洋研究委員會因為“會員國”的指標缺失，組織影響力排名很低，但政策影響力和傳播影響力都相當高。

在中國更為關切的亞洲地區，代表性區域組織是空間科學技術教育西亞區域中心、亞洲核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培訓區域合作協定與亞洲核合作論壇?？臻g科學技術教育西亞區域中心的組織影響力排名第36，但政策影響力、傳播影響力排名分別是第110、116 名，總排名為第51 名。在相當程度上，該指數排名反映出空間科學技術教育西亞區域中心的制度化建設遠超其機構本身的政策導向和傳播力度。

亞洲核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培訓區域合作協定，組織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傳播影響力都位于前100 名，但都不是頂尖機構，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該組織主要參與國不熟悉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和政策宣傳情況。相比較而言，亞洲核合作論壇組織的影響力進入前60 名，政策影響力、傳播影響力卻較為靠后，并未發揮常識重視的核能的作用。

進入21 世紀，非洲地區愈發引起全球普遍關注，其代表性國際組織是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電信聯盟，分別在傳播影響力中居于第3 名和第11 名的高位，但組織影響力和政策影響力不足。一方面，反映出非洲的區域組織缺少參與全球事務的組織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反映出其在推行區域政策上的強大熱望與現實機制不平衡之間的矛盾。美洲地區的代表性區域組織美洲開發銀行的綜合影響力高居第5 位，加勒比海行動計劃、加勒比科學和技術理事會的組織影響力都進入了前20 名，說明其具有參與區域乃至全球事務的制度基礎和支持。

綜合來看，二戰后的科技發展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在各個地區存在巨大差異，在歐美傳統強國表現為區域組織的國際化、全球化，在亞洲、非洲和美洲表現為區域組織的民族主義化。結合上表，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結論：從事情本身來看，亞洲世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歐洲世界、加勒比海地區的區域國際組織并不發達；從因果來看，區域代表性國際組織的強弱，未必與區域的強弱一致（而歐洲、美洲和非洲例外）。

四、結語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組織影響力的指標研究旨在傳統的國家治理研究之外，根據各個國際組織的功能領域和實際效用，借助科學的指標測量體系評估國際組織影響力，把握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組織規律和作用機制，為中國以國際組織為舞臺更好地承擔全球責任提供可資借鑒的科學資源。當前，在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的帶動下，我國在該領域的學術、學科與話語體系建設正在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同時，與新學科發展相關的應用理論、研究方法、分析視角與構建模式都在醞釀著新的巨大變革。國際組織具有區域國別學的研究主體及研究載體的雙重身份，需要進一步突破傳統的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國際法等研究視角，從區域國別學的視角出發，探索國際組織研究的新路徑。

正如波普爾（Karl Popper）所言，科學在于試錯，無論對于研究團隊自身，還是學界同行，這項工作的科學性還在于它在新時代中國國際組織研究中篳路藍縷的試錯意義。我們將不斷自我更新，也歡迎學界同仁的批評指正。盡管課題研究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可能存在許多的問題，按照該體系所得出的結果可能與現實中我們感知的某個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不太一致，但其旨在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型，而不是著眼于對某個具體組織做深入、詳盡的分析。研究結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反常識現象，有些是因為指標數據的獲得受到限制。例如，無法獲得北約和歐盟的年度預算。有些表明我們的感性認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頗。例如，對中國人來說，我們熟悉的上合組織在一些方面影響力不如我們很少關注的太平洋共同體，大多數人可能不夠關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院，而這表明我們對國際組織的認知還不夠全面，以及指標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的優化。很多可能讓我們感到困惑的問題，本身也是學術研究新的選題方向，有助于逐步擺脫大國雙邊外交思維，加強區域國際組織的研究。例如，深化與歐盟等區域組織的多邊外交，并在深入了解區域組織在相關議題領域的影響力之后，重點鎖定匹配以“議題為導向”的區域組織合作戰略，例如加強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教育類組織展開合作，與北歐地區文化類組織展開合作，與日本開展發展援助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等，從而在區域組織領域打開參與全球治理的突破口。在課題的后續研究中，我們將進一步深入研究國際組織影響力的來源與相互關系，對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國際組織進行更加細致的歸類比較，從而使各項結果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同時，通過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結合，以期可以更好地推動現有的國際組織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