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優勢、困境與因應策略

李夢瑩?繆建東

摘要：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優化人口結構、保持人力資源稟賦，我國出臺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即“三孩”政策?！叭ⅰ闭叩耐菩?，符合當前我國發展實際，具有歷史必然性?！叭ⅰ奔彝ラ_展家庭教育擁有諸多優勢，如有利于提高家庭人力資本存量、改善子女成長綜合體驗、提升父母晚年生活幸福感等。但與此同時，推進“三孩”家庭的家庭教育工作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如多數家庭缺乏高質量的外部支持、婚育年齡延遲掣肘養育、分配不均的家庭資源亟待權衡、更為復雜的同胞結構帶來新的挑戰等。故推動“三孩”家庭開展好家庭教育，需營造積極建設“三孩”家庭的社會氛圍，為其提供更多外力支持，通過科學配置實現家庭資源效益最大化，以良好同胞關系促進子女共同發展。

關鍵詞：“三孩”家庭 家庭教育 因應策略

作者簡介：李夢瑩/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

繆建東/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南京 210097）

人口問題是“國之大者”，關乎社會的穩定運行、家庭的幸福安康。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3，跌破國際人口“敏感警戒線”1.5，處于極低生育率狀態。直面嚴峻的人口形勢，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優化人口結構、保持人力資源稟賦等為導向，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并指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即“三孩”政策。從短期看，“三孩”政策的施行是為應對人口問題；從長期看，“三孩”政策施行的成效關乎國家與民族的長久繁榮存續。但在目前的實踐中，高效優質的外部支持的缺乏、生養“三孩”的經濟壓力、家庭資源的不足、同胞結構的變化與平衡等因素制約著“三孩”政策的落地執行，導致相當比例的育齡夫婦不愿生、不敢生甚至不能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以來，家庭教育已突破私人領域，朝著法治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家庭、家教等相關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之下，探討“三孩”家庭的家庭教育相關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三孩”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優勢

（一）為充足的人力資本存量蓄足教育勢能

人力資本，指個體所擁有的能夠促進個人創新、提升社會利益的知識、技術、能力與特質。[1]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能僅僅依靠土地、能源、空間等生產要素，更需要通過推動全體國民素質的提升與知識的進步等途徑擴大優質人力資本存量。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生育“三孩”有助于優化我國的人口結構；從學理層面來看，生育“三孩”可以提升社會整體新生人口數，特別是擴大少兒人口規模為國家人才儲備“后備軍”。對于國家而言，新生群體的增加勢必對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技迭代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對于生育“三孩”的家庭而言，擁有充足的人力資本益處良多。一是可以促進兩代人的共同成長。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從文化傳遞的角度將人類社會由古及今的文化劃分為三種形式，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與后喻文化。[2]前喻文化是指晚輩向長輩學習，并喻文化指晚輩與長輩的學習均發生在同輩人之中，后喻文化則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3]周曉虹教授指出，“二戰”以后，在人類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了傳統的受教者（晚輩）反過來對施教者（長輩）施加影響的現象，即“文化反哺”。[4]無論是米德提出的“后喻文化”，還是周曉虹提出的“文化反哺”，均說明“反向社會化”這一理論命題的現實性愈發凸顯，成人與孩子在面對未來社會時，應當是平等的探索者。年輕一代因學習能力強、反應快，更能適應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的需要，從而打破了過去父母在知識經驗上的絕對優勢地位，逐漸形成了均勢樣態，使過去一直居于受教者地位的子代，有時也能充當教化者。從經驗層面來看，“三孩”家庭因子代數量增多，更有可能為父母提供、呈現更多的新理念、新知識，促進父輩與子輩的雙向互動，推動兩代人更好地共同成長。二是在教育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從代內視角出發，相較于一孩、二孩家庭，“三孩”家庭有更大概率獲取更高的教育回報?；谫Y源稀釋理論的觀點，一個家庭的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兄弟姐妹數量的增加會稀釋家庭中每個子女所獲得的教育資源，進而降低多子女家庭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5]資源稀釋理論在承認家庭資源及其對個體獲得教育重要性的同時，卻也將教育資源的來源限定為家庭中的長輩，從而忽視了同一世代的兄弟姐妹也可作為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在強資源約束下，家庭規模越大，同胞中最高受教育水平越高。[6]

（二）為實現子女全面發展創造更多可能

家庭是個體初級社會化的基本場所，兒童在家庭場域中開啟了人生中多個“關鍵期”與“敏感期”，如完成了首次角色定位，獲得了與他人言語交流以及行為互動的基本能力等。影響個體社會化的因素除了家庭教育，還有學校教育、社會文化、同輩群體等。其中，同輩群體因年齡相近、成長背景相似，相互之間更易于產生強烈的內化作用?！叭ⅰ奔彝サ耐吺肿汩g若能形成良好的關系，則能夠助力每個孩子的健康成長。

一是填補了同輩群體的交往空白。相較于獨生子女家庭，“三孩”家庭中新生代數量較多，有利于激發孩子參與群體交往的意愿和興趣，促進個體更好地完成從“動物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規?？s小會導致孩子的社會化過程不完整，缺乏同胞間緊密的人際聯系與交往，將導致兒童面臨更多的心理與行為問題。[7]此外，缺乏同胞互動，還會造成兒童在特定語言要素與非言語交流形式的習得與鞏固等方面存在缺失與滯后。[8]二是提供情感上的慰藉與支持。一般而言，當父母發生沖突、爭執甚至是情感危機，當人生中遭遇意外或變故，有更多的兄弟姐妹意味著擁有更多相互扶持的力量，這種血濃于水的“手足之情”必將成為個體成長道路上無形的寶貴財富。三是避免過度教育。獨生家庭中的子女通常集父母與祖輩的寵愛與高期望于一身，也相應地承擔著集中關愛帶來的壓力與負擔，這樣的家庭更容易陷入“過度化”“漫灌式”的教育怪圈，從而引發家庭教育中的諸多問題。[9]“三孩”家庭的家長會因多孩的家庭結構而形成具有彈性化的教育期望，并根據不同孩子的實際情況進行教育資源的個性化分配，更有可能為孩子們提供較為寬松的成長環境。

（三）為提升父母晚年幸福感提供更多支持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已達2.64億，占總人口數的18.7%。截至目前，20世紀50至70年代初期兩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開始步入老年期，加之綜合生育率不斷下降，我國將加速進入深度老齡化時期。[10]晚年生活質量對于老年人至關重要，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不僅是傳統儒家孝道文化的傳承，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實需求。在影響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諸多因素中，子女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關懷理解等無疑為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佐證，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子女對父母進入老年后的經濟支持較大，在精神慰藉以及社會地位感知等方面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有利于提升父母的生活質量與生活幸福感[11]，形成教育溢價效應。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子女對于父母的想法與行為，更容易做到思想上的理解與情感上的共鳴，有利于實現情感慰藉功能，且較高的教育水平往往代表了子女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既滿足了為人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期待，也能激發父母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自豪感，提升父母的心理福利效應。[12]

綜上所述，相較于生育更少子女的家庭，如果“三孩”家庭中的父母能夠對三個孩子進行正確的教育引導，當三個孩子均獲得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將會更大幅度提升父母晚年的幸福感與成就感，尤其在當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之下，子女非經濟聯系效用的發揮，對父母的幸福與健康有著更為積極的輔助作用。[13]這既是“三孩”家庭的教育優勢所在，也是推動部分“三孩”父母重視子女教育的原因之一。

二、“三孩”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現實困境

（一）不斷延遲的婚育年齡掣肘養育

已有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晚婚現象突出，初婚年齡逐步推遲。[14]而晚婚必然導致晚育，初胎年齡在35歲以上的高齡產婦所占比例逐年上升。[15]對于有意愿生育三個孩子的家庭來說，初胎錯過25～30歲的女性最佳生育年齡 [16]，不僅會增加高齡生育風險，不利于母嬰健康，也會引發一系列家庭教育問題，如大齡父母的體力、精力相對有限，教育三個孩子“力不從心”，父母與孩子之間具有較大的年齡差，導致代際差異顯著，易滋生過度溺愛孩子的心理，等等。

（二）高效優質的外部支持較為缺乏

每一項政策從醞釀到提出再到發展成熟，都需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三孩”政策尚屬于“新生事物”的范疇，亦不能例外。從經濟、教育、醫療等方面來看，現階段可能會面臨社會保障支持力度不足、優質公共教育資源短缺，如普惠性托育機構供給不足、兒童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等現實問題；從“三孩”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理論研究而言，目前學界對其相關研究開展較少，同時由于當前育齡夫婦多屬“80后”“90后”，是在“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獨生青年，不僅自身缺乏多子女家庭的經驗，也很難從同齡群體中獲得教養多子女的科學建議。

（三）分配不均的家庭資源亟待平衡

當前中國已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17]，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獨生子女會選擇與父母共同居住。這意味著能夠獲得祖輩的支持與關愛，但年輕一代也需要擔負更多贍養老人的責任與義務。養老資源會擠占獨生親代對其子代的教育投入，家庭收入越低，家庭老齡化程度對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越顯著。[18]對于親代獨生家庭而言，如何平衡好三個孩子的教育資源與贍養父母的養老資源，達成養老與撫幼兩不誤的理想狀態，是值得深思的問題。除此以外，當家庭受到外部信貸約束與預算掣肘時，家庭教育中往往會產生“偏男”或“偏幼”傾向 [19]，導致家庭內部教育機會不均。預算約束理論認為，如果家庭在撫養子代的過程中需要承擔子女的婚姻成本，子女婚姻成本的上升將擠占既定預算下的教育支出，降低父母對于子女的家庭教育投入。[20]整合好家庭內部資源是確?！叭ⅰ奔彝ソ逃哔|量開展的核心要義，需要當代“三孩”父母進一步深入思考。

（四）更加復雜的同胞結構帶來挑戰

多數“三孩”家庭通常由“一孩”家庭或“二孩”家庭發展而來。隨著“三孩”降生，原有的同胞結構、家庭結構會發生改變，并伴生一系列新的挑戰。一是“三孩”的到來稀釋了家庭資源。大量研究表明，個體最終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與兄弟姐妹數量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對于這一研究結果，“數量—質量均衡理論”及與之相近的“資源稀釋理論”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理論闡釋。[21]在既定的家庭資源約束下，家庭在教育資源、文化資源等方面的投入并非無上限，而是相對有限，隨著同胞數量的增加，同胞之間對于有限的家庭資源的競爭越發激烈，這就可能會造成子女越多，人均占有資源就越少的局面，不利于其教育資源的平均獲得。二是同胞結構的變化帶來新的挑戰。不同的子女出生次序與性別結構所產生的影響作用不同，例如原先的“二孩”在“三孩”到來后，就不再是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會面臨親子關系與同胞關系的全新變化，這些變化皆是潛在挑戰和壓力來源，不僅需要家長高度重視并采取科學的教養方式加以引導，也需要孩子調整好自身心態接受角色轉變。三是“兒女雙全”的“三孩”家庭面臨更多教養課題。如何對不同性別、不同身心發展特征的孩子施以精準的家庭教育策略，做好因材施教，實現每個孩子的全面健康發展，需要父母更多的教育智慧與身體力行。

三、“三孩”家庭開展家庭教育的因應策略

（一）拓展渠道，為“三孩”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外力支持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三孩”家庭親善福利體系，加大對“三孩”家庭的幫扶與支持，如在醫保、社保、教育補貼等方面提供政策傾斜，在征收因購房產生的稅費等方面予以照顧，出臺生育“三孩”帶薪休假制度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依托城鄉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設立社區家長學校，開設親職教育課程，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聯合社會各界力量協同建設“三孩”支援教育的一體化合作機制等；推動相關理論研究，完善家庭教育學科體系建設，將研究編撰具有普適性的“三孩”家庭教育讀本、書籍作為工作重點，為“三孩”家庭教育提供科學化理論支持；為保證孩子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可通過增加公共教育補貼、提高國家獎助學金金額等公共政策，緩解“三孩”家庭所面臨的資源約束。

家校密切溝通協作。學校教育各階段的從教人員投入適度精力致力于探尋家庭教育的規律與特點，立足生命發展全程理論，思考處于不同學段“三孩”家庭的教育需求，為支持“三孩”家庭教育實踐做好充足準備；開展相關親職教育活動，如知識講座、親子運動會等，幫助父母了解多子女家庭的科學教養方式、健康同胞關系構建的策略方法等；建設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如家訪、電話訪問、家長委員會等，與“三孩”家庭父母保持密切聯系，實現家校共育。

社會配套服務保障。用人單位在招聘、辦理落戶、管理制度上予以足夠關照，對于已就業的生育女性，探索網絡遠程辦公、彈性工作制度等；打破因生育帶來的隱性歧視，為處于生育期、哺乳期的女性提供平等的競爭、升職機會。社區應立足現有資源，主動建立家庭教育指導聯系點；倡導企業主動加強與教育實體的溝通合作，拓展深化“三孩”家庭教育的業務建設。家庭教育服務機構應嚴格家庭教育從業人員的準入機制，加強自律管理。

（二）做好權衡，通過科學配置實現家庭資源效益最大化

平衡好養老與撫幼的關系。從國家層面看，應進一步完善養老支持政策，如依據不同的家庭結構與贍養負擔，在生活補助、個人所得稅繳納、社會保險繳納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借鑒德國“利多多代屋”、美國“圣文森特代際學習中心”等老幼結合教養模式，打造適合中國國情的老幼代際共融的社區綜合體，形成養老設施與育幼設施在空間上緊鄰設置，并通過相關代際交流活動實現老幼群體之間的互利互惠；鼓勵多元主體參與“一老一小”融合服務體系建設，對建設社區老幼服務融合機構的企事業單位給予扶持；推動社區老幼融合保障制度建設，對老幼復合機構設施運行中各方責任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等做出明確規定；各級政府應當將“一老一小”服務設施建設納入財政投入的基礎項，選取若干試點，打造集全托、日托、上門服務及養老托育服務于一體的綜合功能社區。從家庭層面看，“三孩”家庭中的父輩子女應積極履行贍養責任與義務，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到“養老”與“撫幼”同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議題；在日常生活中應率先垂范，通過養老、敬老、尊老等行為為孩子們樹立榜樣，傳承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

合理加大家庭教育有關投入。家庭教育投入是一個多元概念，指父母為子女提供的一系列教育資源、學習活動等，既包括貨幣性投入，也包括非貨幣性投入。[22]“三孩”家庭中的父母應重視孩子們的身體發育情況，為其購置舒適的衣物和充足的營養品，提供干凈整潔的生活環境；購買兒童書桌椅、經典著作、益智玩具等有益學習用品，在家中設置“學習角”“體育角”等，既為孩子之間的互動提供條件，也能有效激發孩子們參與家庭教育活動的積極性；為孩子提供高質量的陪伴與情感上的支持，主動參與孩子的作業檢查、課業輔導、談心交流等。社會學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時間投入與學生的升學考試成績、認知能力發展等方面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23][24]

（三）融洽關系，以良好家庭氛圍促進子女共同發展

融洽夫妻情感，為孩子作好表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也是個體生命發展歷程中影響最為深刻持久的重要他人?！叭ⅰ奔彝ブ械姆蚱迲嫿ā坝H密＋合作”型夫妻關系，平等參與家庭事務的決策，共同擔負起育兒的責任。對于有祖輩參與教養的“三孩”家庭，應尤為注重處理好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問題，多運用對話、協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沖突，達成育兒觀點上的一致，最大程度發揮隔代教養的積極作用?！叭ⅰ奔彝ブ械慕逃哌€應主動通過書籍、互聯網等形式不斷拓寬自身視野，樹立科學的育兒理念，掌握系統的育兒方法，提升開展家庭教育的能力。

發揮長子女作用，為教養提供助力。研究表明，女性年長同胞更容易表揚與教導年幼同胞，充當年幼同胞的照顧者與教育者，男性年長同胞更容易表現出中立與理性的行為。年長同胞傾向于夸贊與教育年幼同胞，年幼同胞則更傾向于觀察、模仿和屈從年長同胞。[25]基于此，應注重發揮長子女在家庭教育中的積極作用。一方面，父母應正視長子女的家庭角色及地位轉變，紓解他們因家庭結構變化、同胞數量增多帶來的心理壓力，幫助其安全度過心理調適期。另一方面，采取榜樣示范法、情感陶冶法、賞識激勵法等幫助長子女正確認識“同胞角色”和“長子女角色”的意義所在，引導長子女積極參與照顧弟妹的日常養育，提升其責任感，同時引導其他年齡較小的子女學會關心和愛護長子女，推動健康和諧同胞關系的生成，發揮同胞效應的正向影響。

做好解釋引導，教導子女互愛互助。運用民主型的家庭教養方式，尊重不同子女的個性化特征和成長規律，加強對不同年齡孩子的情感關注與需求滿足，避免對比與偏愛。此外，在一些“三孩”家庭中，父母可能無法對每個孩子都做到資源分配的絕對平均，那就應主動做好解釋說明，以坦誠的態度引導子女做到既理解父母也理解彼此，從而避免家庭成員間的嫌隙，齊心協力實現成長發展。

四、結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這是“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首次被寫入黨代會報告，表明黨中央對于家庭教育相關工作的認識與重視已達新的歷史高度。步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關注和支持“三孩”家庭開展好家庭教育，既關乎提振育齡夫婦的生育信心與意愿，也關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與萬千家庭的幸福。筆者認為，開展好“三孩”家庭的家庭教育尚存在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難題與困境，需要社會各界同頻共振，形成合力，對可能面臨的“三孩”家庭的教育問題予以足夠重視，對克服相關難題持有足夠的信心與決心?；诖?，才能更好推動“三孩”政策達到政策預期，促進“三孩”家庭收獲良好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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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ree Child” Family in Family Education

LI Mengying MIAO Jiandong

Abstract：? China issued the Decision on Optimizing the Birth Policy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s， the “Three Child Polic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optimiz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maintain the endow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Child” Policy i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driven by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n terms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three child” families， such as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within the family， providing a broader? experience for a child’s growth，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happiness of parents in their later year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of these families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high-quality external support for most families， delaying the age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the urgent need to weigh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due to more complicated sibling dynamics.? Therefore， to promote family education to these larger families，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social atmosphere which actively builds “three child” families， provides them with more external support， scientifically allocates family resources to maximize benefits， and promote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having good sibling relations.

Keywords： “Three-child” Families; Family Education; Coping Strategies

（責任編輯：李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