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

田雨霽

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

田雨霽

（安徽大學 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高管團隊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團隊層面的職能經驗特征會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產生怎樣的影響？基于高階梯隊理論，以2011—2020年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考察。研究發現：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抑制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管理層權力在兩者關系中發揮負向調節效應；進一步檢驗表明，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抑制作用僅在非國有企業、非高新技術企業中顯著。研究結論為企業管控風險、高管團隊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啟示與借鑒。

高管團隊； 職能背景異質性； 管理層權力； 企業風險承擔

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而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是實現三大變革的重要基礎。企業投資決策中對風險的選擇能夠為企業價值提升和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1]。風險承擔水平反映了企業對于收益和風險的權衡結果[2]，適度承擔風險不僅能給企業帶來高額收益，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和價值提升也具有積極作用[3]，但過度承擔風險會引發企業的財務危機[4]。因此，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企業更應謹慎進行風險選擇，為社會資本的積累和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動力。在此背景下，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研究成為學術界尤為關注的話題。

企業的風險決策不僅會受到外部環境和公司治理水平的影響，管理者背景經歷和個人特征也是其重要影響因素[5-6]。高管團隊的有效合作有利于推動企業創新績效的實現[7]、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狀況[8]、提升戰略決策效率[9]。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反映了團隊成員在認知和能力方面的差異，既可能導致團隊內部沖突增加[10]，削弱公司業績水平[11]，也可能促進高管團隊視角多元化，使企業行為的正確性與靈敏性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兩權分離的現代公司制度下，管理層的自利動機也是企業風險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管理層權力是實現高管自利行為的重要工具。管理自主權較高的高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將個人意愿滲透于企業決策中，從而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水平[12]。

一、文獻綜述

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歸納觀點如下：

（一）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

適當的風險承擔能夠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促進公司長遠發展，同時外部環境和公司治理等因素也會對企業的風險承擔行為產生影響[13-14]。國內外學者從宏觀經濟狀況、制度約束及文化宗教等外部環境因素和治理結構、激勵機制以及股權性質等企業內部因素兩個方面，積極展開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機制研究。隨著對代理理論和高階理論的深入探討，越來越多的學者將高管團隊特征作為企業風險承擔的重要影響因素展開討論。高管團隊既是企業的戰略性資源，又是企業經營發展的最終責任主體，在企業中擁有最終決策意見和最高權力地位[15-16]。高管團隊不僅僅是通過團隊成員能力素質的簡單加總來對企業發揮作用的，更多的是在成員間目標整合、思想碰撞、信息交換、資源共享的過程中為企業創造效能。學者們根據高階理論，從高層管理者的認知基礎和價值觀出發探討高管團隊與組織行為之間的關系，他們會因自身的經驗、能力和個人偏好而做出差異化的選擇。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反映了高管團隊成員認知模式和決策偏好的差異[17]，其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研究尚無一致結論。孫玥璠等整體上分析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和職能背景在內的高管團隊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并證實了兩者的負相關關系[18]。Cláudia等認為職能背景異質性高的高管團隊由于獲取了充足的信息，降低了風險感知度，從而加大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19]。

（二）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

在兩權分離的制度背景下，所有者缺位、兩職合一、股權分散等問題日益嚴重，公司經營發展的重大決策權由董事會轉移到管理層手中，管理者能夠運用權力將其個人意志作用于公司的薪酬契約、經營業績和投資決策中?，F有學者對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研究存在著差異化的結論。Wright指出，管理層權力的增大會促使管理者更加害怕失去現有地位、聲譽和財產[20]。因此，為維護投資者的信任、避免薪酬回報和個人聲譽受到損失，管理層傾向于在投資中采取防御策略，具有較低的風險承擔意愿[21]。然而，李海霞和王振山指出，相對于“代理人規避假說”，“行為決策理論”的推論更適合解釋兩者的相關關系，他們認為由于面臨較小的權力制衡，管理層權力的擴大能夠促使高管產生極端績效[22]。權小鋒和吳世農也提出管理者權力的提高會導致管理層與企業利益相背離[23]，管理者會充分利用權力和信息優勢調配資源以滿足其自利動機，從而加大對高風險高收益項目的偏好。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在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展開了對高管團隊異質性、管理層權力的作用機制分析，但相關研究處于探索階段，結論尚不一致，并且鮮有學者在同一框架內展開對三者之間的關系探討。因此，本文聚焦于職能背景的差異，探究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抑制作用，并考察這一影響過程中管理層權力的調節效應，隨后深入分析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在不同類型企業中是否存在差異，從而為優化高管團隊建設、合理配置管理層權力、有效防控風險提供參考建議。

二、研究假設

（一）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

基于高階梯隊理論，高管團隊作為企業重要的決策主體，其認知結構、行為態度和價值取向均會受到職業經歷的影響，從而作用于公司的戰略決策[24]。職能背景異質性水平與高管團隊整體的決策思維和價值認知密切相關，并能夠在信息提供和決策形成的過程中影響企業的風險承擔行為。

一方面，職能背景異質性高意味著高管團隊擁有豐富的資源基礎，對外部變化的反應更加靈敏。職能背景異質性高的高管團隊具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并能從多樣化的專業領域進行判斷，為企業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評估風險[25]。團隊成員通過信息交換能夠減少決策中的失誤，從而有利于企業有效識別風險、避免盲目投資。因此，異質職能經驗充足的高管團隊在進行風險選擇時，其更加全面的考慮和保守理性的態度使企業表現出較低的風險承擔水平。

另一方面，社會分類理論指出，由于團隊成員傾向與同質化的群體展開交往互動以獲得社會認同，而排斥和歧視其他群體，有損于團隊凝聚力的形成。因此，工作經歷和行為偏好的差異造成的認知沖突使高管團隊在決策分析時反應遲緩、缺乏執行力度[26]，降低了企業風險決策的效率。此外，職業背景差異增強了團隊成員維持內部關系的壓力，使其為獲取其他高管甚至內部小團體的認可，保留自己的專業意見，發表同質化的觀點，最終導致公司決策往往是團隊成員協商和妥協的結果，具有規避風險的特征[18]?；诖?，本文提出假設H1：

H1：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負向影響。

（二）管理層權力的調節效應

管理層權力反映了管理者通過改變企業戰略決策和發展方向實現自身意愿的能力[27]，其大小取決于企業控制權和所有權兩方面的結構分布[28]。

一是控制權結構，董事會與管理層人員之間交叉任職，使管理者擁有更大權限按個人意愿對企業資源進行調配[12]。權力的擴大強化了管理者對待風險自信、樂觀的態度，使其更加關注承擔風險帶來的潛在收益[29]，表現出更強的風險偏好。反之，當管理層擁有較小的管理自由度時，高管的行為抑制系統被激發[30]，對于威脅其個人利益的負面信息更加敏感，從而導致具有不同職能背景的團隊成員傾向于在風險決策中相互推卸責任以避免利益損失，表現出對風險更加保守的態度。

二是所有權結構，由于利益協同效應的存在，股權過度分散，可能會引發股東的“搭便車”行為，從而弱化對管理者的監督制衡，擴大了管理層權力。在此情況下，高管利用其職位謀取私利的能力和動機得以加強。因此，管理層權力的增大促使職能背景異質性高的高管團隊充分利用其信息資源，在較小的監管壓力和行為制約下加大對高風險項目的投資，以實現團隊成員的個人利益追求，從而減少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負向影響?；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2：

H2：管理層權力的擴大削弱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的負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選取

本文選擇2011—2020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作為初始樣本，由于因變量企業風險承擔的計算需要3年窗口期數據，因此，其余變量的數據實際上選取自2011—2018年。在此基礎上，剔除數據采集期間ST的樣本，剔除高管職能背景數據嚴重缺失的樣本，最終保留9416個樣本。本文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并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以消除極端值的影響。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現有文獻常用盈利波動性[3]、股票波動性[31]、資產負債率[32]等作為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衡量指標。由于中國股票市場不確定性較大，且盈利的波動是企業風險承擔行為的結果，高風險的項目將會導致企業的未來收益呈現出較大程度的波動。因此，本文借鑒余明桂等[3]的做法，選用盈利波動性對其進行度量。其中企業Roa等于息稅前利潤（EBIT）與年末總資產（ASSET）之比。為減少經濟周期與行業因素的影響，用企業Roa減去每年制造業細分行業的Roa均值得到Adj_Roa，再在三年的考察期內滾動計算Adj_Roa的標準差和極差。即：

其中：

式（1）至式（3）中，i表示企業；t表示考察期內的年度，取值為1至3；X表示某行業企業總數；k表示該行業第k家企業。

2．解釋變量：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

結合現有研究，本文的高管團隊成員包括除董事和監事外，在公司領取薪酬的高層管理人員。本文借鑒Murray[33]的分類，將職能背景劃分為生產、研發、設計、人力資源、管理、市場、金融、財務和法律九類，并采用Blau指數法進行測度，具體公式如下：

3．調節變量：管理層權力

參考白俊和連立帥[29]的做法，通過控制權結構與所有權結構兩個維度衡量管理層權力Power的大小。對于控制權結構，當總經理兼任董事長時取3，兼任董事時取2，不兼任董事職位時取1。對于所有權結構，用第2至第10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第1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表示。兩者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的和為管理層權力的大小，該數值越大，意味著管理層權力越大。

4．控制變量

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年齡（Age）、企業業績（Roa）、董事會規模（Bod）、高管團隊規模（TMTscale）、年齡均值（TMTage）、性別異質性（TMTsex）、任期均值（TMTten）。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年份、行業和地區固定效應。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計

為驗證假設H1、H2，本文構建以下回歸模型：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風險承擔水平RiskT1、RiskT2均值分別為0.034、0.063，標準差分別為0.041、0.076，說明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較低且差距較小，與已有研究結果基本一致[34]。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Proh的均值為0.686，標準差為0.091，說明制造業上市公司高管團隊成員職能背景差異較大且具有普遍性。管理層權力最大值為5.691，最小值為0.006，說明樣本公司管理層權力的大小同樣存在明顯差距。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表3中報告了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Proh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顯著負相關，管理層權力Power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抑制作用，以及管理層權力在兩者關系中的負向調節效應，具體結果需要進一步回歸分析檢驗。

表3 相關性分析

注：***、**分別表示在1%、5%的水平上顯著。

（三）回歸結果分析

1．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

表4列（1）、列（2）反映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關系的回歸結果?？梢钥闯?，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Proh對RiskT1和RiskT2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7、-0.032，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假說H1得以證實，說明職能背景異質性高的高管團隊由于能夠依據多樣化的專業領域和豐富的信息渠道進行風險判斷，從而在決策中能夠有效識別風險并避免盲目投資。同時，高管團隊成員職業背景差異所引發的認知沖突，降低了企業風險決策的質量，導致企業決策呈現出風險規避的特征。

2．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

管理層權力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如表4列（3）、列（4）所示，解釋變量Proh與調節變量Power的交乘項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管理者權力的擴大削弱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的負向關系，即管理層權力提升了高管的自利動機、強化了其對待風險的樂觀態度，促使高職能背景異質性的高管團隊充分利用其資源基礎和管理權限，加大對高收益高風險項目的投資。管理層權力的調節效應得到證實。

表4 回歸分析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的數值為t檢驗值，下表同。

（四）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方式

本文改用五年（T-2年至T+2年）的考察窗口期計算企業風險承擔RiskT1、RiskT2，并更改企業Roa的衡量方式為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年末總資產（ASSET）之比?；貧w結果如表5列（1）至列（4）所示，Proh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交乘項Proh×Power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本文研究結論沒有改變。

2．滯后變量法

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因此將職能背景異質性Proh和管理層權力Power滯后一期進行檢驗?；貧w結果見表5列（5）至列（8），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滯后項L.Proh的回歸系數仍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L.Proh與L.Power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表5 替換衡量方式和滯后變量檢驗結果

3．內生性檢驗

第一，固定效應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在控制了公司固定效應后，列（1）、列（2）中Proh的回歸系數均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列（3）、列（4）中Proh與Power交乘項的回歸系數也均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遺漏個體變量基本不會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

第二，工具變量法。由于同行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較為一致，其高管團隊配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現階段沒有研究表明同行業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程度會影響單個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因此，本文選取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的行業年度均值（MProh）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回歸。由表6列（5）、列（6）可知，模型M1中Proh回歸系數分別為-0.121、-0.211，且與RiskT1、RiskT2顯著負相關。列（7）、列（8）顯示，模型M2中Proh×Power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此外，通過Kleibergen-Paaprk LM統計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檢驗證實了該工具變量的合理性。因此，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并沒有因為遺漏控制變量發生實質改變。

表6 內生性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分析

（一）基于產權性質的分組回歸

國有企業在接受政府幫助的同時，也額外承擔著一些政策性目標，其投資決策行為與非國有企業存在差異。本文依據產權性質將樣本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組，設置產權性質虛擬變量Soe，國有企業取1，否則為0，分別對模型M1進行回歸，探討產權性質的不同是否導致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與企業風險承擔相關關系的差異?；貧w結果如表7所示，非國有企業Proh的相關系數顯著為負，而國有企業中Proh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

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的目標不僅在于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同時要兼顧諸如加快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實現GDP穩步增長等宏觀經濟需求。為達成這些指標，國有企業高管團隊不僅站在企業的角度作出決策，他們會為了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升和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承擔更多的風險。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受到的政府壓力較小，因此，非國有企業的高管更多地出于對企業發展和團隊關系的考慮選擇投資項目，其風險決策也更能反映出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于企業的影響。因此，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風險承擔水平的抑制作用僅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

表7 異質性分析：產權性質

（二）基于企業類型的分組回歸

高新技術類企業屬于技術密集型企業，其不斷進行研發投入引發各類風險的同時，也接受著政府的大量補貼，因此，高新技術企業對風險的承擔有別于其他企業。本文根據企業類型將全部樣本劃分為高新技術企業和非高新技術企業，考察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在不同類型企業中是否存在差異?；貧w結果如表8列（1）、列（2）所示，非高新技術企業中Proh對RiskT1、RiskT2回歸系數分別為-0.031、-0.058，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列（3）、列（4）中高新技術企業的Proh回歸系數雖然為負但并不顯著。

究其原因：一方面，技術是高新技術類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支撐。高新技術企業需要長期投入大量資源、人力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以獲取長期的競爭優勢。高新技術企業的屬性決定了其具有較高的風險承擔水平。另一方面，技術創新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為助力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政府對其提供了政策性支持，除了所得稅優惠外，大量財政補貼使高新技術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基礎應對投資失敗的風險，其承擔風險的意愿增強。因此，高新技術企業中，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負相關關系不再顯著。

表8 異質性分析：企業類型

六、結論與建議

高管團隊作為公司重要的領導與責任主體，其個性特征和態度傾向對企業的決策與發展具有根本性影響。本文以2011—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管理層權力與企業風險承擔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首先，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顯著降低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其次，管理層權力的提升削弱了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抑制作用；最后，高管團隊職能背景異質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負向影響僅在非國有企業和非高新技術企業中顯著。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在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背景下，應立足于提升人才質量、合理配置人力資源，以實現企業和國家經濟發展。因此，企業需要結合自身經營戰略和發展狀況，合理配置人力資源。在組建高管團隊時，既要保持一定的差異性以拓寬企業信息渠道、提高其問題處理能力，又要避免團隊成員背景差異過大造成認知沖突，從而對企業發展及日常經營決策造成不利影響。此外，企業應當通過技能培訓、輪崗交流、建設企業文化等途徑提升高管團隊成員綜合能力、協調成員間的關系。

第二，管理層權力過大可能會引發代理問題，損害公司利益，因此需合理配置管理層權力并進行適當監管。一方面，應當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將權力在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進行有益分配，促進兩者相互監督與制衡；另一方面，公司應避免股權過度分散而產生“用腳投票”的現象，合理的所有權結構有利于增強股東對代理人的監管動機。此外，可以建立適度的激勵機制，使管理層在掌握權力的同時能夠自覺作出符合企業長期發展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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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s Heterogeneity on Functional Background, Management Power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TIAN Yuji

(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hat impact will the functional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ave o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taking？Based on the theory of higher echel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MT’s heterogeneity on functional background suppresses the level of risk taking, and management power plays a negative adjustment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Then heterogeneity test was conducted,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 impact of TMT’s functional background heterogeneity on risk-taking was only exist 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high-tech enterprises．This paper makes useful and important suggestions on top management team's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risk control.

TMT’s heterogeneity on functional background, corporate risk-taking, management power

F272/F425

A

1673-9639 (2023) 06-0109-11

2022-08-0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利率市場化背景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誘發及傳染機制研究”（16BGL051）；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項目“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下安徽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思路與對策研究”（2020CX197）。

田雨霽（1997-），女，回族，安徽合肥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

（責任編輯 陳書慧）（責任校對 陳 儉）（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