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路徑研究

張 倩,任 偉

(1.瀘州職業技術學院 文旅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2.西南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重慶 400715)

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然要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推動城鎮化發展的主導產業由以工業為主導的第二產業逐漸向第三產業轉化,而旅游業在第三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注入了強大動力,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1]。旅游業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是實現區域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旅游業的發展不僅可以直接帶動游客消費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也可以通過輻射作用完善住宿餐飲、交通、娛樂等產業結構,重塑城市形象,吸納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和勞動力轉化;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可以通過完善設施服務、擴大旅游市場等方式為旅游業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因此,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了國內外眾多學者關注的研究熱點。

國外關于旅游業與城鎮化的互動關系研究始于Mullins[2]在1991年提出的“旅游城市化”概念,探討了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和陽光海岸之間旅游城市化的互動關系。Kemp等[3]認為旅游業可以通過提升城市形象推動地區城鎮化發展。Bilen等[4]研究了經濟增長和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可以增加城市經濟,促進城鎮化發展。國內對旅游業與城鎮化的關系研究較為豐富:在研究方向上,主要是研究旅游產業、全域旅游、鄉村旅游、旅游效率等方面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5-9],在城市群、流域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旅游-生態-城鎮化之間的時空耦合關系[10-13];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建立兩者之間的評價體系,采用熵值法、小波分析、灰色關聯模型、PVAR模型、地理探測器模型等探究兩者之間的協調關系[14-20];在研究尺度上,主要以省、市、城市群、經濟帶為研究區域,且多集中在旅游業相對發達的地區[21-24]。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新型城鎮化與旅游業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并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對二者發展關系進行了量化研究。耦合度原是物理學上的概念,用于反映2個或2個以上系統、要素相互作用及影響,后逐步應用于經濟、旅游、地理等領域[25]。耦合協調度可用來描述耦合系統相互促進、和諧共生的程度,彌補了耦合度對系統、要素間影響作用分析不足的缺陷[26],被廣泛應用于新型城鎮化-文化產業-旅游產業[27],生態環境-經濟社會-草牧業產業[28],旅游業-城市化-生態環境[29],水資源-經濟社會-生態環境[30-31]等各大產業、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重要城市,瀘州市的旅游業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后,尤其是在敘永、古藺等偏遠地區,2020年的城鎮化率僅分別為34.91%和32.62%,遠低于瀘州市50.24%的平均水平。這些地區雖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但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當地旅游業發展仍處于弱勢地位,而目前尚未發現關于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2011—2020年的數據為基礎,構建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分析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以期為瀘州市旅游業和新型城鎮化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瀘州市位于四川省東南部(105°08′—106°28′E,27°39′—29°20′N),是中國白酒“金三角”的重要城市,長江上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四川、云南、貴州和重慶結合區域的中心城市。該區地處四川盆地南緣,多山地,屬亞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和光熱充足。瀘州歷史文化悠久,旅游資源非常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數位居川南第一,形成了以生態、歷史、名酒、紅色、長江文化為代表的五大特色旅游資源。2020年末,接待國內外旅游人數2 894.76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416.28億元。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0.24%,低于四川省56.73%的平均水平,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指標體系構建

新型城鎮化的“新”,在于“以人為核心”,是以城鄉統籌、生態宜居、節約集約、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框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可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參照已有研究成果[14-15,32-33],從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4個方面選取了21個評價指標構建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業發展綜合評價指標可以歸納為旅游效益、旅游市場和旅游產業3個方面。旅游效益可以直接反映旅游業產生的經濟效益;旅游市場主要是指旅游供給和旅游接待需求量;旅游產業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包括旅游資源及相關的服務行業。本文借鑒前人研究成果[34-36],從旅游效益、旅游市場和旅游產業3個方面選取了10個評價指標構建旅游業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情況見表1。

2.2 熵值法

2.2.1 指標的極差標準化

2.2.2 指標權重的確定

運用熵值法,在標準化數據基礎上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Hj):

式中:Pij為第i年指標j所占該項指標的比例,常數k與樣本數m有關,且k=1/lnm,本文選取了10年的數據,所以m=10,第j項指標權重(ωj)為:

由于旅游業和新型城鎮化分別屬于2個不同特征的系統,為了分析兩大系統發展過程中各指標層作用大小的程度,因此,本文采用線性加權法對兩大系統的綜合發展情況和各指標層對總系統的貢獻度進行評價[13-14],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U1,U2分別代表旅游業系統和新型城鎮化系統的綜合評價值。Mj為第j項指標對所屬指標層的貢獻度,以百分數表示。

2.3 耦合協調度模型

本文運用物理學中耦合度的基本原理,構建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的耦合協調模型,評價兩者之間的協調發展程度。計算公式:

式中:U1,U2分別代表旅游業系統和新型城鎮化系統的綜合評價值,C為2個系統的耦合度值,D為耦合協調度值,T為綜合評價指數,α,β為待定系數,表示旅游業和新型城鎮化的貢獻程度,本文認為,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發展同樣重要,因此α,β取值均為0.5。

為了客觀地評價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本文借鑒前人研究成果[21,37],對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進行等級劃分(表2)。

表2 耦合協調等級劃分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2.4 數據來源

本文基礎數據來源于2012—2021年《四川統計年鑒》《瀘州統計年鑒》《瀘州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以及相關年份的《瀘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個別年份無法直接獲得的數據根據線性插值法擬合補全。

3 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

3.1 旅游業發展水平評價

瀘州市2011—2020年的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如圖1所示:瀘州市旅游業發展經歷2次明顯提升以及2次下降。

2011—2012年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從0.167增長到0.332,主要源于旅游人數和收入的增加。經過2009—2011年四川省災后重建,加上修訂的《四川省旅游條例》,相關管理辦法得到進一步完善,旅游業發展速度加快,2012年四川入境游客人數整體再創新高。對瀘州市來說,2012年是實施“156”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中國酒城”的起步之年,瀘州市政府多措并舉促進旅游業發展:精心制作的《中國酒城·醉美瀘州》城市形象宣傳片在中央電視臺亮相,成功舉辦“中國白酒金三角”2012酒業博覽會,創建黃荊景區、太平古鎮景區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新開辟名酒名園休閑游、古藺雙沙鄉村游、天仙洞生態旅游等線路,開展苗族踩山節、梨花節、觀音廟會等旅游活動,將瀘州紅色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資源與地方特色自然資源有機融合,吸引了大量國內外游客。

2015—2019年,瀘州市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翻番,從0.452增長到0.917。2014年以后,瀘州市在旅游精品打造、重點項目建設等方面進行了重點扶持和獎勵,加上中國國際酒業博覽會會址永久落戶于瀘州,在酒博會的帶動下,瀘州市旅游業尤其是會展旅游得到快速發展?！笆濉逼陂g,瀘州市旅游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正式實施全域旅游規劃,依托資源優勢,推進旅游與紅色、名酒、歷史等文化疊加,形成“一圈兩片”的旅游空間格局;新增全國、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2處,入選省級“非遺”項目體驗基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14個;精心打造文藝作品30多件,引進精品劇目42部;打造運營“堯壩驛”項目,實現“畢六福油紙傘”產銷量翻番,創建國家4A級旅游景區龍橋文化生態園等舉措,助推瀘州文旅產業提速發展。

2013—2014年,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緩慢下降主要與當時全球經濟低迷有關,國內旅游人數和收入的增長率小于同期入境旅游人數和收入的下降率。2019—2020年,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下降0.527,主要源于2020年初全球范圍出現的新冠疫情給國民經濟尤其是旅游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2020年1月24日,國家文化和旅游部發布《暫停旅游企業經營活動的緊急通知》,全國旅游經營活動進入了短時期的停擺期,旅游人數及收入大大減少。

從旅游業三大子系統貢獻度發展趨勢看(圖2),旅游效益貢獻度在2011—2019年呈波動上升趨勢,2020年降至20.43%,2016年貢獻度達最高值(47.64%);旅游市場貢獻度呈波動下降趨勢,由2011年的30.47%降低至2020年的10.79%;旅游產業貢獻度變化趨勢與旅游效益相反,2011—2019年呈波動下降趨勢,在2020年上升至68.78%,2016年貢獻度達最低值(25.27%)。從旅游業三大子系統貢獻度大小看,2011—2013年,旅游產業貢獻度最大,旅游效益貢獻度逐漸高于旅游市場;2014—2019年,旅游效益貢獻度最大,旅游產業貢獻度前期圍繞旅游市場上下小幅度波動,2018—2019年反超旅游市場,貢獻度躍升第二;2020年,各子系統的貢獻度大小為:旅游產業>旅游效益>旅游市場,旅游產業在旅游業綜合評價指數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2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

由圖3可見,2011—2020年瀘州市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總體呈遞增趨勢,從2011年的0.039上升至2020年的0.862,年均增長0.092。根據瀘州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趨勢,可將其分為3個階段:(1)快速發展階段(2011—2017年)。綜合評價指數年均增長0.096,2017年綜合發展指數達0.616。各子系統發展指數均呈遞增趨勢,其中增幅較大的是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增長幅度分別為0.180和0.161。其中,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先增后減,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教文衛占公共財政支出比例發展趨勢相反,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呈“W”型變動,每萬人中擁有大學生數量、人均圖書擁有量、市轄區公共汽(電)車客運總量緩慢增加,其他均呈現較快增長趨勢;(2)緩慢提升階段(2018—2019年)。綜合評價指數較前一階段發展速度有所放緩,平均增長僅為0.047,2019年綜合發展指數為0.732。2018—2019年,建成區面積和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增速變緩;政府對教育、文化、衛生事業投入減少,導致教文衛占公共財政支出比例和人均圖書擁有量較上一年有所下降;常住人口的增加和第三產業產值增速減少,使得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和二三產業產值占比減少。(3)加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0年)。綜合評價指數突增,在2019年基礎上提升0.2,發展指數首次超過0.8,子系統發展指數達到研究周期最高值,新型城鎮化整體達到較高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二、三產業發展受到嚴重限制,導致其產值占比較上一年有所下降,城鎮失業人口增多,但整體對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影響較小。

從新型城鎮化四大子系統貢獻度發展趨勢看(圖4),社會城鎮化貢獻度呈下降趨勢,從2011年的65.33%下降至2020年的34.39%,降幅達30.94%,其中在2011—2013年降幅達35.33%;土地城鎮化貢獻度呈緩慢下降趨勢,歷年波動性不大,綜合評價指數均值為26.16%;人口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貢獻度變化趨勢大致相同,均呈遞增趨勢,增幅分別為14.96%和28.42%。從新型城鎮化四大子系統貢獻度大小看,2011—2014年,各子系統的貢獻度大小為:社會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經濟城鎮化>人口城鎮化;2014—2017年,經濟城鎮化貢獻度提高,各子系統的貢獻度大小為: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人口城鎮化;2018—2020年,各子系統貢獻度呈上下波動,社會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對新型城鎮化的推動作用不斷增強,土地城鎮化貢獻度逐漸減弱。

3.3 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分析

瀘州市2011—2020年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如表3所示。2011—2020年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度介于0.3～0.5,變化幅度較小,屬拮抗或磨合階段,耦合度處在較低水平。這主要源于瀘州的紅色旅游、名酒名鎮旅游等資源多位于古藺、合江等偏遠地區,相關地區的交通、餐飲等服務業受到一定限制,對新型城鎮化進程沒有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瀘州市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多集中在市轄區,對鄉村地區特色旅游資源的帶動較弱。與耦合度情況相比,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耦合協調度發展態勢較好,由2011年的0.201(中度失調)發展到2019年的0.640(初級協調),2020年旅游業受新冠疫情影響,兩者的耦合協調度降為0.538(勉強協調),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仍不高,主要表現為:瀘州市的旅游資源中比較有名的就是“酒”,對其他旅游資源的宣傳力度還不夠大,特別是在一些紅色旅游、生態觀光旅游路線的打造上,還缺乏更系統、更完善的定位,基礎設施建設有待進一步提高;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地區差異大,導致很多社會資源的分配集中于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未找到深度耦合的發展路徑,兩者之間的推動促進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表3 2011—2020年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Tabl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Luzhou(2011—2020)

根據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差異,可將其關系分為兩大類:(1)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U1>U2)。2011—2019年,瀘州市旅游業因其資源優勢,較城鎮化發展速度快,城鎮化呈現走市政建設的“老路”發展狀態,城鎮建設在建造生態、宜居、宜業的現代城市意識上還不夠強烈,旅游業的發展未能有效帶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僅在2014年,因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旅游業發展受限,使得兩者基本實現了短暫的協同發展,發展水平指數差距僅為0.005。(2)旅游業發展滯后(U1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 論

研究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關系對兩者的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研究表明,2011—2020年,瀘州市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的綜合評價指數均呈上升趨勢,但旅游業受疫情影響較大,2020年發展水平明顯下降。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度仍較低,未能較好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就發展趨勢看,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呈現良好發展趨勢。就兩大系統的指標貢獻度看,旅游業受旅游效益影響較大,而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對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作用日益顯現。由于數據獲取的有限性,今后可不斷完善旅游業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對瀘州市各區縣歷年的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情況及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研究二者空間發展特征隨時間推移的變化規律,提升評價結果的準確性和精確性。

4.2 建 議

與傳統城鎮化相比較,新型城鎮化更加強調以“人”為核心,針對本文研究成果,今后需在促進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帶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提高兩者之間的耦合度和協調度。因此,瀘州市需要利用好目前旅游業的發展優勢,出臺相應的福利政策吸引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就業,加快人口非農化進程,提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1)立足瀘酒文化,融合白酒相關產業。瀘州憑借其獨特的氣候、土壤、水文等地理優勢,成為全國唯一一座同時擁有濃香型和醬香型全國知名品牌白酒的城市,依靠“酒城”名牌,以促瀘州旅游業的發展。加大瀘酒文化縱向一體化發展,讓游客在了解白酒的釀造過程中,參與制曲、烤酒等體驗活動,領悟瀘酒文化的內核;拓寬瀘酒文化橫向一體化發展,在瀘州苗族、彝族少數民族地區,可融入民族文化,創新瀘酒文化主題酒店和名宿模式,開發瀘酒特色的民俗文創產品和體驗活動;在瀘菜基礎上,引入“瀘酒+旅游+美食文化”戰略,為瀘菜與瀘酒的融合發展開辟新的路徑;借助“酒博會”等節慶旅游為載體,打造瀘酒文化研學基地旅游新地標。

2)賡續紅色血脈,整合紅色旅游資源。瀘州是中央紅軍長征入川第一站,是四渡赤水戰役的主戰場,是毛澤東軍事生涯“得意之筆”的揮灑地,瀘州境內的古藺、敘永、合江3縣86個鄉鎮,均留下了光輝的紅色足跡。這些紅色旅游資源在時空上緊密相聯,要完整講述紅色故事,更大程度發揮紅色旅游資源的社會經濟效益,需整合點狀分散的紅色旅游資源,走區域整合和區域合作之路,突出打造四渡赤水的紅色城市品牌。四渡赤水經典傳承方式不能光停留在“聽、看”層面,也應該數字賦能,實現四渡赤水經典資源化、大眾化,提升紅色旅游景區項目的可視化效果,提升游客參與度和體驗質量。此外,還應在紅色旅游路線上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加強對紅色旅游的宣傳力度。

3)依托地方特色,發展鄉村旅游促振興。文化是現代旅游的核心和競爭力,特色的文化內核可以催生優質的旅游產品,從而促進旅游產業的發展。在鄉村旅游發展上,不同的村落具有其特有的民俗活動和文化標識,切勿盲目跟風,要因地制宜發掘地方特色資源。針對不同的地方特色,可以在房屋建筑、鄉村餐飲等方面體現其獨特民俗文化,比如在古藺的苗寨、苗鄉,可以開發具有苗族文化特色的旅游產品,為游客提供更深入的苗族文化體驗;又如合江有知名度較高的荔枝,可舉辦“荔枝文化節”,開發荔枝系列的餐飲、觀賞、采摘等鄉村文化體驗類旅游活動,全面提升鄉村旅游的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