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微觀視域下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進展

徐 晨,王嘉悅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治安學院,北京 100038)

0 引言

根據二相對偶原理,人類活動實踐具有二重性[1],而大型活動作為一種人類實踐活動,極易將隱蔽的、潛在的、微觀的風險轉變為實在的、現實的、宏觀的風險。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進程的高速推進,自然環境、社會、技術、經濟系統之間不斷交織耦合與迭代演化,傳統風險、現代風險與后現代風險交叉蔓延,社會風險的驅動因素、演化過程及相互關系呈現出高度不確定性和復雜態勢[2-3]。在此背景下,大型活動風險被顯著放大,風險防控形勢嚴峻復雜,傳統的風險評估技術與方法已難以奏效。所以,重視對大型活動的風險評估研究成為當前大型活動安全管理的迫切需求[4]。

2021年12月30日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國家應急體系規劃》中強調,要健全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做到關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強源頭管控,夯實安全基礎,強化災害事故風險評估、隱患排查、監測預警,綜合運用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真正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由此可見,在當前社會風險態勢演化的耦合特性和級聯效應影響下,大型活動的風險評估對社會的安全、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應急管理、治安管理、社會治理領域的重點難點問題。但學界對大型活動概念內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對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概況與研究范式的梳理較為零散、單薄,缺乏系統性的總結分析,不利于下一步研究的開展。

目前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形成了2種主要范式: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和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陲L險因子的研究多以構建指標體系或參數模型為研究邏輯,關注風險因子的辨識與量化組合,但這類研究受限于專家偏好、樣本數據與應用場景,其主觀性較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與滯后性?；陲L險機理的研究多從風險形成與演化的機理出發,關注災害機理與承載載體脆弱性的耦合作用,但其模型架構關系復雜且擴展性差,相關指標的實時精準獲取較難,研究的有效性和實用性有待考量?？梢?目前的研究遇到了一定的瓶頸,迫切需要理清研究思路、把握研究態勢,推進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本文在對大型活動的概念內涵、相關研究概況及研究范式、宏微觀視域下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梳理和總結的基礎上,深入剖析當前研究存在的困境,試圖提出一些理論上可行的研究思路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期豐富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視角和內容,為優化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提供理論支撐和借鑒參考。

1 大型活動的概念內涵

大型活動這一術語是西方研究成果在中國化語境下的特定產物[5]。一直以來,大型活動被視為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然而國內外學界通常針對某種活動或具體事件來展開分析研究,缺乏對大型活動本身的理論體系進行建構。從大型活動的定義來說,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大型活動的內涵和外延尚沒有形成統一的定論,存在一定的概念模糊性和泛化性。因此,有必要從不同層面對大型活動的內涵及外延進行辨析,破解大型活動概念泛化的困局,科學界定大型活動的范圍,進而為大型活動的理論建設提供幫助,并有益于實踐中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開展。

通過對大型活動相關概念的梳理發現(見表1),在學理層面,學者多從2個視角來對大型活動進行界定:一是“事件”的視角,如標志性事件、特殊事件、重大事件等,強調大型活動的特殊性、規模性與社會影響力;二是“社會活動”的視角,認為大型活動是在公共場所進行的一種社會活動,更側重于從組織形式、參與對象、活動場所等方面對大型活動進行語義限定。在制度層面,我國相關規范性文件中多將大型活動與大型群眾性活動等同起來,從“群體性活動”的視角出發,通過明確組織形式、列舉活動類型、規定參與人數等方式來界定大型活動,更多地強調大型活動的群體性。

表1 大型活動相關術語Table 1 Terminology related to large-scale activities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在學理層面還是制度層面上,大型活動的概念和內涵都有待進一步厘清。GETZ[13]指出事件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產生的一種時空現象,在此種特定的時空中,人、環境、管理系統相互交互影響,呈現出一定的特殊性。陸梟麟等[5]進一步指出,事件是在特定時空關系中發生的人們圍繞一定目標的社會行為集合,且具有時空獨特性、人的主體性及社會行動性。大型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重大影響的特殊事件,因此應在事件的范疇內討論大型活動的涵義。另外,人群密集是大型活動的突出特點,我國規范性文件多以參與人數等群體性特征為出發點來定義大型活動。經歷“12·31”上海外灘踩踏事故,上海市政府積極作為、汲取教訓,率先將大型活動的概念擴張為人群聚集活動,其背后內涵邏輯還是從人群集聚風險出發,加以參與人數與人群密度來界定活動的范圍。鑒于中國已然進入高風險社會[14],依據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15],在大型活動中人并不是唯一的風險因素,需要考慮到其它風險因素及社會互動過程中風險的漣漪效應。此外,在活動范疇層面,國內外學術界與我國規范性文件中均對大型活動所包含的活動類型進行了一定的解釋和概括,且大都包括體育賽事、展覽展銷、文藝活動、民俗活動等。伴隨著新一輪產業變革、技術創新和群眾需求的轉型,電子競技、游藝競賽、體育旅游等新興業態發展迅速,廣場文化活動、戶外觀賞活動、全民健身活動、萬人相親大會等活動不斷擴容壯大。為避免大型活動的監管存在真空地帶,應將視域擴大,將新興的、具有影響力的活動置于大型活動的論域之下,豐富大型活動的活動范疇,對大型活動問題邊界進行外延拓展。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中的“大型活動”指由社會組織、政府機構舉辦或群眾自發聚集,在特定的時空關系中,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具有社會風險性的各類活動,包括大型體育賽事、商業活動、民俗活動等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活動。

2 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概況及研究范式

2.1 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概況

本文以CNKI(中國知網)、Web of Science以及Science Direct數據庫為數據來源,綜合梳理了110篇國內外高被引文獻,并將相關信息錄入Excel軟件,以此分析該研究領域發展歷程和主要特征。

該領域發文量逐年變化情況如圖1所示。從論文發表情況可以得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主要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

圖1 發文量逐年變化圖Fig. 1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each year

第一階段為20世紀70年代—20世紀80年代,這一階段以理論基礎研究和相關概念辨析為主,相關研究成果較少,但為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由于大型活動數量激增及災難事故頻發,該階段發文數量明顯增加,特別是2004—2009年,發文量達到35篇,占全部文獻的31.8%。這一時期研究逐漸從風險的定性分析向風險的系統化、定量化與模型化轉變?；陂L期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這一時期已經形成多種風險評估方法。例如,文獻調查、訪談法、德爾菲法、事故樹分析等定性方法;風險指數評價、結構方程模型、決策樹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層次分析法、風險矩陣、模糊綜合評價、模糊物元分析法、人工神經網絡等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法。此外,也有部分學者基于仿真模擬、情景推演、數據庫等技術開展相關研究。但這一時期的研究多以專家經驗為主,定量描述和數理分析不足,研究偏向于對風險因子的探討,而較少考慮風險形成與演化機理問題[16]。

第三階段為2010年至今,這一階段的發文數量保持在高位、平穩發展,其顯著特征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的引入[17-19]。在新興技術的驅動下,這一時期跨學科、多視角、多方法的研究模式逐漸成為研究的主流,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有關風險因子的研究更加全面,對事故風險機理和目標脆弱性的研究更加深入,相關評估模型更加精確,實用性更強,為解決大型活動的現實風險問題提供了有益參考。

此外,其他論文統計信息如表2所示,由表可知:①從核心機構看,居于前三位的是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其中南開大學發文量最高,占比9.10%。②從核心作者看,居于前四位的分別為劉茂(7篇)、佟瑞鵬(5篇)、HELBING D(4篇)、LEE R S C(4篇),為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③從發表期刊看,居于前三位的分別是自然災害學報(6篇、占比5.45%)、中國安全科學學報(5篇、占比4.55%)、Safety Science(4篇、占比3.63%),為該領域有重要影響力的期刊。

表2 論文發表信息統計Table 2 Statistics of published papers

2.2 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范式

目前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形成了2種主要范式: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和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首先,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重點關注風險因子的辨識與模型構建,研究方法以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風險指數評價等為代表。目前對于風險因子的確定主要有2種模式,一是從大型活動突發事件發生的原因出發辨識風險源,基于風險源確定風險因子,如“人-物-環境-管理”的風險評估指標體系[20];二是從大型活動本身的特征、風險類型以及應急管理措施等方面識別和確定風險因子,如“活動特性系數-事故風險指數-事故風險抵消因子”的風險評估參數模型[21-22]。但是,這類研究受專家知識及偏好、樣本數據與應用場景等因素的限制,存在一定的主觀性、片面性與滯后性,很難實現風險的實時監測與預警。其次,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多從風險形成與演化的機理出發,重點關注災害機理與承載體脆弱性的耦合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分為2種:一是從事故觸發因子、人群脆弱性、事故后果等方面對相關參數進行賦值,進而表征事故發生的概率以及事故后果的嚴重程度,建立定量化的風險評估模型[23-28];二是設定某項或多項具體評估指標,合理界定事故發生的臨界條件并確定相關閾值,建立數學函數模型,進而判定事故易發的高風險區域[29-34]。這類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大型活動事故的產生與演化具有高度的復雜性與隨機性,其發生概率以及臨界條件難以進行準確量化,只能通過考慮個別相關因素來進行轉化估算,使得模型自身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二,事故的發生往往是多個觸發因素耦合作用的結果,而目前的研究多將各個觸發因子進行簡單累加,而較少考慮風險致因因素內部的交互關系與復合效應;第三,模型的函數關系復雜,相關指標的實時精準獲取較難,準確度和適用性受限。

3 多層次視域下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研究

3.1 宏觀視域

佟瑞鵬[35]研究發現,大型活動的風險因素與活動類型相關聯,不同類型的活動所面臨的風險差異較大。APPENZELLER[36]研究發現活動本身的性質是影響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在宏觀視域中研究大型活動的風險評估問題。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研究發現學界主要圍繞大型體育賽事、大型商業活動、大型民俗活動這3種活動類型對大型活動風險評估展開研究,基于此,本文選取大型體育賽事、大型商業活動、大型民俗活動作為研究對象,總結和分析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3.1.1 大型體育賽事

大型體育賽事具有規模大與社會影響力大2個顯著特征[37]。與此同時,大型體育賽事周期長、媒體關注度高、舉辦場所較為封閉、觀賽人員情緒激動且易發生沖突行為,特別是大型國際體育賽事,觀眾的國籍、種族、文化、信仰、語言等方面差異較大,人員的異質性表現突出,使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因素更加復雜[38-41]。BERLONGHI[42]指出風險評估是賽事風險控制的關鍵環節。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應用定性、定量或二者結合的方式估計和評價體育賽事風險概率、后果損失及影響范圍等[43]。在理論基礎方面,FULLER等[44]認為風險評估應包括對風險的識別、估計和評價3個部分,其中風險估計包括識別風險因素可能產生的后果,以及對這些后果的大小和發生概率的估計;風險評價包括確定風險的嚴重性和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可接受性。翁建峰等[45]提出風險評估包括潛在威脅評估、脆弱性評估、災難后果評價三個方面,并總結出場地能見度、場館管轄權、潛在人口容量、潛在伴隨傷亡、爆炸物元素、潛在威脅元素等體育賽事脆弱性評估因素。在評估方法方面,故障樹分析[46]、系統思維分析[47]、列表排列法[48]、風險指數評價[22]、結構方程模型[49]、層次分析法[50]、風險矩陣法[51]、模糊綜合評價法[52-53]、人工神經網絡[54]等為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常用的研究方法。通過梳理文獻發現,目前國內學界主要圍繞構建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來開展研究,例如,史志明[55]以風險真實性、風險后果、風險可能性、風險級別及風險可控性維度來構建賽事風險評估體系;劉金棟[56]基于軌跡交叉論、系統安全管理等理論,從大量的文獻綜述與235個體育活動事故案例,抽取出人、設施、環境、管理因素4個一級指標、12個二級指標與31個三級指標,并通過灰色關聯法、模糊綜合評價法構建了大型體育活動風險評估指標體系;蒲畢文等[49]以外部環境、人員治安風險、賽事經濟風險、賽事運營風險4個風險因子以及20個觀測變量來研究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標體系;蘇榮海等[22]建立了包括賽事特性、事故風險、事故風險抵消3個二級指標及12個因子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體系;LI等[57]基于文獻研究法和德爾菲法,確定了體育人員風險、體育經營風險、賽事財務風險3個一級指標及15個二級指標;馬輝等[58]基于專家組的意見,結合上海城市特點,研究得出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標應包含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環境風險、運作風險5個指標。

研究發現,傳統的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多為風險因子加權數學模型,在實踐中多受限于應用場景,可操作性不強。李凱玲等[59]基于復合賦權云模型對戶外體育賽事的風險評估模型進行了研究;呂晶晶等[60]基于“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理論,考慮了“事件+傳播”的風險二重性,提出了元風險事件、媒介事件以及焦點事件的風險傳播路徑,進而構建了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傳播評估模型。這些研究都為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方法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思路。引入多元化研究方法,突破風險指標體系的局限性,構建更為科學合理、簡單快捷、普適性強的大型體育賽事綜合性風險評估模型應是下一步的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的研究方向。大型體育賽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因此,構建宏觀理論體系,規范與創新評估方法,解構系統內人員、場所及外部環境風險源,是未來大型體育賽事風險評估的研究趨勢。

3.1.2 大型民俗活動

大型民俗活動是指一個民族或社會群體在長期實踐中形成并被逐步發展的大規模的傳統文化活動,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狂歡節、印度的胡里節、中國的廟會、游園會等。在現代社會,民俗活動已逐漸發展為民俗節慶旅游,為當地文化、經濟發展與知名度的提升發揮了關鍵作用[61]。與此同時,其活動背后存在的風險問題日益凸顯,相關風險評估研究亟須深入。

大型民俗活動不同于體育賽事、演唱會等具有明顯的空間特征,其多舉辦于露天活動場所,人群異質性強、人員流動性高[61]。同時,大型民俗活動的群組行為特征明顯[35],且參與人員通常抱以娛樂消遣、放松身心的目的,風險意識較弱,人群脆弱性等級較高[62]。通過梳理文獻發現,目前學界較少考慮大型民俗活動的風險評估問題,特別是國內,僅有少量學者對大型民俗活動風險評估問題展開了研究。例如,WANG等[63]以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燈展踩踏事故為研究對象,通過定性與定量分析得到人群擁擠、管理失職、溝通不暢、設施缺陷是造成災難的重要因素;張美華等[61]使用風險因素分類法對“六月六”活動的風險等級進行了分析;吳立霞等[62]從人、物、環境、管理4個方面對賓陽“炮龍節”的風險因素進行了定性研究。上述研究多是在大型活動的視域下去探討問題,其研究方法單一、針對性不強,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特別是缺少對大型民俗活動風險評估的定量研究。

民俗活動作為民俗文化傳承和發揚的重要載體,研究其風險評估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因此,有必要提高對大型民俗活動風險評估問題的重視,重點考慮其活動的民族文化特性、人員的異質性及群組行為、舉辦時間節點的特殊性、活動流程的偶發性等要素,比較大型民俗活動與其它大型活動風險評估問題的差異,建立精準有效的風險評估模型,使大型民俗活動的安全管理更具科學性。

3.1.3 大型商業活動

本文研究的大型商業活動包括展覽、展銷、規模性商業促銷、商業演出等以盈利為目的、具有廣泛社會傳播性的大型活動。大型商業活動因其媒體關注度高、人群構成復雜、事件偶發性強,其風險評估研究對于城市安全、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經過研究發現,國外對于大型商業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較少,且多在大型活動的視角下開展相關研究,較少考慮商業活動特性對風險評估的影響問題[64-65]。國內的相關研究存在“模型構建—案例應用”的模式泛化現象,例如佟瑞鵬等[21]構建了包括活動特性系數、固有事故風險指數、事故風險抵消因子3個二級指標以及6個因子的大型活動風險評估模型,并得出2013年中國好聲音決賽的風險性較大;王軍杰[66]基于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層次分析法等構建了5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及49個三級指標的大型展覽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并以模糊綜合評價法對中國國際汽車用品展覽會的風險進行了評價;呂崢嶸[67]通過文獻調研、專家訪談、實地考察等方法,總結出人、機、環、管4個一級指標及29個二級指標的大型演唱活動風險評估集,并利用模糊層次分析法對2018年陳慧嫻演唱會昆明站的風險等級進行研究。上述研究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較為單一,對于大型商業活動關鍵特征及風險引致因素的研究較少,缺乏對于活動風險微觀機理的評估研究。因此,有必要基于現場環境復雜、人員互動性強、人群密集且情緒強烈等商業活動特性,綜合考慮活動性質、人員異質性、外界環境等因素對大型商業風險評估的影響,加強對活動風險機理的評估研究,使風險評估模型研究更為精確,為大型商業活動安全管理提供參考。

3.2 微觀風險視域

“風險”一詞起源于遠古時期,對于出海捕魚的漁民來說,“風”即代表著“險”。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薣68]指出,“風險”是一種難以預料的后果。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69]認為,“風險”是在將來可能性關系中被評價的危險程度。FAN[70]認為,“風險”指損失、危險和災難發生的可能性。對于風險的定義,學界目前尚無統一的結論,但其含義通常包括發生的概率和造成的損失兩方面[71]。2009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發布的首個風險管理國際標準(ISO31000∶2009)[72]將風險定義為“一個事件的后果與其發生可能性的組合”,同時,我國風險管理系列標準GB/T 24353—2009《風險管理原則與實施指南》[74]中也均采用這一風險定義。從該定義出發,對于大型活動,風險可表示為大型活動事故發生的概率與事故后果嚴重程度的乘積,即:

R=P×C

(1)

式中:R為大型活動風險;P為大型活動事故發生概率;C為大型活動事故后果的嚴重程度。

根據哥德爾的“不完備性定理”,內生復雜性會在人們無法完備地認知并測度時以社會風險性顯現出來[70]。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上海外灘“12·31”踩踏事件等大型活動事故的發生,均是人們沒有充分意識到大型活動風險的內生復雜性,未能準確評價其系統結構的敏感性與脆弱性,導致擾動因子的放大,進而引起系統的“失控”。破解大型活動風險的多元化、不可控、高度復合的困局,需要回歸到微觀風險視域,評估關鍵風險節點并進行控制,將風險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本文在綜合梳理國內外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關鍵點控制理論的視角出發,將踩踏事故風險、火災風險及恐怖襲擊風險作為大型活動關鍵風險因素進行分析研究。

3.2.1 踩踏事故風險

大型活動踩踏事故具有隱蔽性、復雜性、耦合性的特點,且極易造成次生、衍生災害,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74]。因此,國內外學界對大型活動的擁擠踩踏事故風險開展了大量的研究。

在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方面,大量學者基于指標體系或風險參數對大型活動踩踏事故風險進行了定性或定量研究。例如,LI等[75]基于邏輯推理法、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方法,對體育場館踩踏事故風險進行分析研究,并建立了包含管理因子、環境因子、個體因子及體育場館因子4個一級指標和29個二級指標的體育賽事擁擠踩踏事故風險評估指標體系;NIU等[76]通過對78起典型踩踏事故案例進行分析,識別出涵蓋人群、管理、環境、設備四個方面的17個踩踏事故風險因素,并采用概念編碼法和社會網絡分析法得出人群密度過大、行人擁擠和跌倒與人群管控不足是大型活動踩踏事故的關鍵致因因素;FRUIN[77]提出了基于行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力、影響行人運動的信息、空間、時間4個因素的FIST模型,并以此對人群的踩踏風險進行評估。SUN等[78]在FIST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包含密度、相互之間的互動、人員特征和環境干擾4個參數的擁擠踩踏風險評估模型。SUBRAMANIAN等[79]提出了包含人群動態、人群焦慮和溫度濕度3個指數的CRI模型,并以此表征人群集聚風險水平。經過分析研究發現,通過指標或參數的研究方法受限于樣本數據、學者水平及偏好、時空場景等主客觀因素的限制,無法表征人群踩踏事故的全部風險要素,難以厘清踩踏事故風險因素之間的關聯機制及傳播路徑,尚未實現全方位、全過程、動態化的踩踏事故風險評估,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存在諸多困難。

在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方面,壓力、密度、內外擾動、行人速度等是學者研究關注的主要要素,通常作為表征踩踏事故風險的臨界參數。例如,HELBING等[32-33,80]通過分析麥加朝圣踩踏事故的視頻資料,發現隨著人群密度的不斷增大,人群運動狀態會由層流狀態轉變為走-停波狀態,再轉為極易引發踩踏事故的湍流狀態,并提出了“人群壓力”作為量化踩踏事故風險的表征參數。WANG等[81]基于麥加朝圣踩踏事故的視頻,詳細分析了走-停波、湍流狀態下人群運動特征,研究了麥加朝圣活動中踩踏風險的空間分布特征。MA等[82]基于德國“愛的大游行”音樂節踩踏事故,發現行人流場符合湍流流場的典型模式,驗證了“人群壓力”是評估人群事故風險的一個可靠指標。LEE等[30,83-84]研究發現人群密度可以很好地表征某一特定位置的踩踏事故風險水平。LI等[85]在人群密度的基礎上,提出以空間占用率表征人群擁擠程度,建立了接觸力、速度和擁擠程度的函數模型,并以此評估人群聚集風險水平。郝豫[86]通過對上?！?2·31”踩踏事故的視頻資料進行分析,發現速度方差可以作為大型活動踩踏事故風險的表征參數。然而,密度、壓力、擾動、速度等因素引發踩踏事故的臨界條件難以精準把握,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等后果無法準確計算,其風險評估模型研究往往囿于案例數據不全、個體人員的差異性、踩踏事故的復雜性等現實困難。

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為解決上述問題拓寬了思路[17-18,87]。從多學科的理論出發,將人的知識經驗、信息情報與計算機強大的信息處理能力充分結合,深刻理解大型活動踩踏事故發生的宏觀規律和微觀機理,系統分析踩踏事故風險的促發因素及因素間的因果關系、相關關系,將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與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巧妙融合,修正現有的風險表征參數體系,構建踩踏事故風險評估智能系統,從而優化現有的大型活動踩踏事故風險評估方法,為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提供參考。

3.2.2 火災風險

大型活動的火災風險不容忽視,其臨時設施較多、場地結構復雜、人員密集且互動性強、火災荷載大,一旦出現火災問題,后果將極其嚴重。國內外眾多研究人員對區域火災風險評估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形成了FIRECAM模型、CESARE-Risk模型、FIERAsystem模型、CRISP模型、FireCast模型、事故樹分析法、事件樹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等較為成熟的火災風險評估方法[88-94],但對于大型活動的火災風險問題尚未開展細致深入的研究。通過梳理發現,目前的研究多是把火災風險作為大型活動風險評估模型的一個指標或一個參數來進行研究,少量學者通過指標評估法對其單獨進行研究。例如,佟瑞鵬等[21]將火災指數列為大型活動固有事故風險指數,并以活動場所空間與火災危險性2個系數構建火災指數的函數表達式;蘇榮海等[22]在構建大型體育賽事事故風險評估模型時重點考慮了火災指數,并提出包含體育場所空間系數和火災危險性系數的火災指數評價模型;張馨儀等[95]基于德爾菲法,從火災風險源、建筑防火、人員狀況、消防力量四個方面構建了大型活動火災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余小平[96]針對上海世博會的消防安全問題,建立了包含消防設施、建筑功能、火災預警、滅火救援、消防管理5個一級指標和29個二級指標的世博會火災風險評估模型?？偟膩砜?目前針對于大型活動火災風險的研究成果不足,研究角度較為局限,研究方法相對單一,缺乏對大型活動火災風險的內在特性及致因機理的相關研究。

大型活動火災風險評估作為火災風險評估的主要類型之一[97],目前學界的關注度尚且不夠。大數據時代下區域火災風險評估技術的創新研究,為大型活動火災風險評估的研究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鑒作用[98-99]?；诖?本文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推進相關研究,一是超越傳統的定性分析和指標評估的研究視域,將研究視角轉入到大型活動火災風險的內在特性及致因機理研究,揭示引發火災事故的根本原因,進而服務于大型活動火災風險評估研究;二是突破火災要素、原因、危害等因果邏輯的思維慣性,基于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尋找設備狀態、人群分布、空間特征等多源數據信息與火災風險的相關關系,開發大型活動火災風險評估數據系統,實現大型活動火災風險的動態評估。

3.2.3 社會安全事件風險

隨著科技發展與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經濟和政治裂痕不斷突破新的邊界,撕裂了現有的權力關系和制度結構,導致人為風險問題蔓延加劇,其中,社會安全事件風險問題尤其突出[100-101]。當前,社會安全事件風險已成為大型體育賽事面臨最大的風險問題[102-105],因此加強對大型活動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的研究刻不容緩。目前學界有關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的研究成果豐富,例如,PATé-CORNELL等[106]基于概率風險分析、決策分析及博弈論等方法對不同場景的社會安全事件風險進行了量化評估;KUNREUTHER等[107]指出針對社會安全事件等模糊事件的風險評估應重點分析系統的脆弱性;GARRICK等[28]基于貝葉斯定理,從威脅和脆弱性兩個方面對社會安全事件的發生概率進行了量化;HAIMES等[108]提出了全息建模、場景模型構建、危害社會安全行為預測等社會安全事件評估的一般方法;IMANA等[109]基于蒙特卡洛法、仿真模擬等方法對社會安全事件風險進行了評估;SAGE等[110]基于概率風險評估理論和計算機技術,提出了一種社會安全事件風險的動態評估模型;吳慧韞等[111]基于層次分析法及模糊綜合評價法構建了重點單位的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指標體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團隊[112]通過專家訪談和實地調研的方式,利用仿真模擬、情景推演、層次分析法、風險矩陣等方法,從危害社會安全行為、承載載體脆弱性、損失后果等方面對大型活動、交通基礎設施、商場等重點區域的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進行了研究。

通過梳理發現,目前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研究通常為危害行為威脅評估、目標脆弱性評估、后果評估及減損能力評估中幾個方面的組合,常用的技術方法包括風險矩陣、區塊鏈、案例庫、模型庫、GIS技術、情景推演、博弈論、社會網絡分析、對標分析法等,但對大型活動的社會安全事件風險的形成與演化機理等微觀方面的研究不足,特別是我國的研究深度與廣度均存在不足,尚未形成系統的大型活動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體系與科學方法。

當前,世界已進入系統性風險的高發期[114],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將對社會安全事件威脅的認識提升到新高度。因此,應在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要求下,從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工學等跨學科的視角出發,充分利用專家知識庫、案例庫、數據庫、模型庫等現有的研究成果,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仿真模擬、數據庫、虛擬現實等關鍵技術,以大型活動社會安全事件風險的生成機理與演化邏輯為主要抓手,完善大型活動社會安全事件風險評估機制與方法,以此開展有針對性的安保、反恐工作,保障大型活動的安全順利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4 結語

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歷經了3個階段的發展,特別是在全球社會風險交織耦合與迭代演化的背景下,所受到的關注更是與日俱增。目前研究形成了基于風險因子和基于風險機理的2種研究范式,但2種研究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對風險因子的系統性認識尚未完全形成,風險機理的本質關系及復雜性尚未得到充分解釋,推進大型活動風險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刻不容緩。此外,目前的研究存在理論深度不夠、評估方法單一、定性與定量的結合研究不足等問題,對不同類型活動的風險評估研究重視不足,缺乏對于活動風險的促發因素及因素間的因果關系、相關關系的分析研究。

大型活動風險評估作為風險防范化解的抓手,應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豐富大型活動風險評估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學術界應重新審視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拓寬研究視野,尋求突破口與著力點,豐富研究內容,創新研究方法,強化理論研究,深耕細作、厚積薄發,為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提供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本文結合目前研究的現狀與不足之處,提出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

1)應對大型活動的內涵要素進行創新挖掘,抽取其結構性特征,進一步解讀和詮釋大型活動的內涵。此外,在大型活動的范疇層面,應將視域擴大,將新興的、具有影響力的活動置于大型活動的論域之下,對大型活動問題邊界進行外延拓展,豐富大型活動的活動范疇,避免大型活動的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2)從多學科的理論出發,將基于風險因子的研究與基于風險機理的研究聯系起來,推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厘清大型活動安全風險的致因因素,揭示突發事件的發生機理和演變條件,進而服務于大型活動的風險防范。

3)重視對不同類型大型活動的風險評估研究,解構系統內人員、場所及外部環境風險源,深入分析活動性質、人員異質性、外界環境等因素對大型活動風險水平的影響,重點關注活動風險機理的研究,規范與創新評估方法,建立精準有效的風險評估模型。

4)加強對大型活動微觀風險的評估研究,從跨學科的視角出發,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先進技術,以大型活動風險的生成機理與演化邏輯為主要抓手,構建大型活動風險表征參數體系,建立大型活動風險評估智能系統,優化大型活動風險評估機制與方法,推進大型活動安全管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