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從“二元社會”結構視角看地方農業產業選擇和產業鏈初步形成
——以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為例

張繼焦，薛曉宏

1.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社會與民族學院，北京 102488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2017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1］。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保?］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因此，許多地方都在積極發展本地方的特色農業產業，以助力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而在過往的發展中，也能看到，有一些地方特色農業產業，如山東壽光蔬菜產業、煙臺蘋果產業、寧夏枸杞產業等，在依托本區域要素稟賦、選好產業的基礎上，實現了高質量發展，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甚至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地方名片”，成功帶動了當地民眾增產增收，助力鄉村振興。那么，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農業產業能夠在較短周期內從區域特色走向全國乃至國際，但有些地方卻還停留在不知發展何種產業的階段，這些農業產業成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地方存在什么可以借鑒的經驗，在研究農業產業選擇和發展的過程中，應從何種視角來分析其發展歷程都有待研究。

因此，文章在關注到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的成功個案后，希望通過對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歷程的整體研究，以期為其他地方的農業產業選擇和發展提供參考。但限于篇幅，文章首先對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歷程的產業選擇階段和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進行詳細闡釋。關于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的產業升級、轉型和輻射階段則在后續文章中展開論述。

二、文獻綜述和分析框架

（一）文獻綜述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筆者發現，以往大多數學者對于我國獼猴桃產業的研究，有關于獼猴桃產業鏈前端生產環節的一系列研究，如張清明［3］、孫雷明等［4］、雷玉山等［5］以及其他學者關于獼猴桃種質資源、授粉、品種培育、栽培管理等方面技術的研究；也有關于獼猴桃產業鏈中后端的貯藏、市場環節的研究，如雷玉山等［6］，張美芳等［7］、李曉靜等［8］、林正雨等［9］及其他學者關于獼猴桃貯藏保鮮技術、獼猴桃銷售、區域獼猴桃競爭力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基于獼猴桃產業鏈整體進行的研究，如涂美艷等［10］、翟金良［11］、齊秀娟等［12］及其他學者關于我國獼猴桃產業或省域、縣域獼猴桃產業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建議的研究等。

綜合來看，關于我國獼猴桃產業的研究，農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主要關注的是獼猴桃的生長和品質，從獼猴桃的選種、育種、栽培、管理等環節入手，致力于提升獼猴桃生產過程中的品質和產量；其他學者對獼猴桃產業的研究，主要是從獼猴桃產業的貯藏、銷售、運輸等環節入手，研究獼猴桃的市場前景、銷售渠道、品牌建設、用戶體驗等，致力于提升獼猴桃的經濟價值。而較少有學者關注獼猴桃全產業鏈發展過程中，“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如何發揮作用，或者只關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方主體的作用，忽視了其他主體所發揮的作用。

此外，筆者也發現，部分學者在進行獼猴桃產業研究的時候，比較側重立足某個縣域或者某個合作社，縮小研究范圍，去研究某個縣域或合作社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發展狀況，遵循“發現問題—尋找原因—提出建議對策”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做產業研究時，有時候研究范圍聚焦到某個縣、合作社，即范圍比較小時，較難看到產業發展的全貌，從而忽視產業發展中的一些關鍵節點，難以整合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所有發揮作用的力量主體，尤其是在做田野調查時，較難系統地看到一個地方產業由始至終的發展路徑，進而有效地總結出其發展的規律。

（二）分析框架

文章采用的“二元社會”結構分析方法，是在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社會理論、李培林的“社會結構轉型”理論的指導下，在多年對中國“三化”的觀察、思考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產生了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和發展的新認識：“傘式社會”①“傘式社會”，筆者在《“傘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一個新概念》一文中進行了詳細論述。它是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過程中，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轉型下，一種企業與政府之間重要的資源配置方式。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地經濟的發展中，盡管發生了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轉型，但是在屬地經濟和“官本位”體制下，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關系依然是原有的“庇護”與“被庇護”傘式關系。在中國各地經濟的發展中，在大大小小的各種庇護傘狀結構下，當地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社會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傘式社會”特點。和“蜂窩式社會”②“蜂窩式社會”，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將會導致權力和特權的轉移，即從再分配階級手中轉移到直接生產者（即普通老百姓）手中；平民老百姓所面臨的機會、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以及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力都會增加，老百姓就像辛勤的蜜蜂通過自己的網絡關系、個人或家庭的努力編織著自己的蜂窩，私營企業、個體企業、自由職業者等不斷增多。這兩個對立統一的概念。它從整合的視角來解釋在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中，二元主體力量是如何在資源配置和權力運轉中發揮其作用的?！皞闶缴鐣焙汀胺涓C式社會”是對“政府即廠商”“權貴經濟論”的超越和顛覆，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發展起來的本土理論，以此來解釋“中國式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內在動因和運行機制等［13］。

此外，在地方農業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各層級“傘式社會”力量實際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處于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微觀層面的各層級政府所擁有的權力和掌握的資源是有差異的。中國現行行政區劃包括省級、地級、縣級和鄉級4 個管理層級［14］。筆者在《“蜂窩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另一個新概念》一文中，曾對標我國現行行政區劃對“傘式社會”結構進行了細分，分為國家級、省級、地州級、縣級、鄉鎮級③中國現行行政區劃包括省級、地級、縣級和鄉級4 個管理層級。筆者對標我國現行行政區劃的劃分層級，加上國家層級，將“傘式社會”結構劃分為5 個層級：國家級、省級、地州級、縣級、鄉鎮級。5級，因此在文章中將會對不同層級的“傘式社會”力量在地方農業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所發揮的作用有所區分，這對于總結地方農業產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以及農業產業與商業產業發展歷程中二元主體所發揮作用的不同之處具有重大意義。筆者也是在研究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才最終確定需要站在“國家級”的高度，從“二元社會”結構視角，更全面、系統、整體地去分層級、分階段開展研究，更好厘清各層級“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在農業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了什么作用，以及二者所發揮作用的動態調適過程，以期對其他地區農業產業的發展提供參考。

三、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的發展歷程——產業選擇和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

我國是獼猴桃的原產地，也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獼猴桃自然基因庫的國家。我國雖然在大規模推廣種植獼猴桃方面較晚，但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在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獼猴桃產業已取得了極大發展。截至2021 年，陜西省作為我國獼猴桃種植第一省，獼猴桃種植面積已達65295 公頃，產量達1294288 噸［15］。獼猴桃產業目前出口加拿大、俄羅斯、馬來西亞、智利等26 個國家［16］，成為陜西省果業的第二大支柱產業。為了研究陜西省在最初階段是如何確定選擇獼猴桃產業，如何發展到如今的規模，筆者將從“二元社會”結構視角先對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的產業選擇階段和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進行分析。

（一）產業選擇階段

1.宏觀層面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全局主導作用

產業選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涉及不同系統、子系統的要素和關系。為了本區域的發展全局和長遠利益，選定發展產業至關重要。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17］14，其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有適宜其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以便在交換中占據絕對優勢，國家之間通過生產自己的絕對優勢產品來進行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這樣對所有交換國家都有利。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其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絕對優勢理論”，提出了“相對優勢理論”［18］，認為應按照生產成本的相對差別來實行國際分工和貿易。按照該理論，發達國家應將產業結構重點放在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而非發達國家應重點發展農業、原材料等初級產業。后來在此基礎上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又提出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17］16，從長遠發展角度提出當前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具有將來轉化為優勢產業的可能性，政府必須扶持和保護這些具有未來發展潛力、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產業，使這些產業可以在今后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之后，也有部分專家學者對產業選擇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產業選擇的理論和產業選擇模型，還有部分專家學者對不同區域的產業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旨在為區域產業經濟的選擇提供理論參考或實踐參考。一個區域產業經濟的選擇，代表了未來本區域經濟的發展方向，只有正確的產業選擇，才能將本區域的比較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在市場交換中占據優勢地位。

對于陜西省當初是如何確定選擇發展獼猴桃產業、在產業選擇階段，官方的“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是如何發揮作用等問題。筆者嘗試尋根溯源從起點來看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的發展歷程。

新西蘭獼猴桃于1904 年自中國引入，20 世紀40 年代開始出現商業化獼猴桃栽培，獼猴桃開始大量供應國內市場，50 年代開始進行獼猴桃出口貿易，20 世紀70 年代后迎來了出口貿易飛速增長時期，后來逐漸成長為全球最大的獼猴桃出口國［19］。而這一時期，國內獼猴桃的研究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從1957 年至1961年，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和南京植物園（現江蘇省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分別從陜西秦嶺太白山和河南伏牛山調查、收集和引種了少量獼猴桃，開始了獼猴桃的研究工作［20］。直到20世紀70年代，獼猴桃的開發和研究工作才開始受到高度重視。而在1975 年，新西蘭獼猴桃的出口收益已經達到290 萬美元，1978年，新西蘭獼猴桃大約80%的產量已經用于出口［21］?？梢哉f新西蘭在當時獼猴桃產業模式基本已轉型為以出口為導向的階段，獼猴桃產業的發展已日趨成熟。而這一年也是我國獼猴桃產業發展的關鍵一年，在看到新西蘭獼猴桃產業發展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之后，國家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強大優勢，為獼猴桃產業的發展推波助力。

因此，在1978 年，由農業部牽頭，召集了全國獼猴桃主要分布區的16 個?。ㄗ灾螀^、直轄市）的科研、高校、供銷、輕工和生產部門的科研及管理專家，在河南信陽召開了全國獼猴桃科研座談會，此次會議總結了以往獼猴桃資源調查和引種栽培工作的成果，制定了1978—1985年的獼猴桃科研計劃，明確提出了“中國趕超世界獼猴桃科研及產業”的發展方向，成立了全國獼猴桃科研協作組，開啟了后續為期10 多年的多部門、多科研機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的獼猴桃資源調查工作［22］3。這次會議的召開，對我國獼猴桃產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拉開了中國獼猴桃產業快速發展的序幕。隨后國家持續發力，1982年12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攻關局針對獼猴桃科技攻關部署研發項目，于次年組建“六五”獼猴桃攻關項目，并成立獼猴桃科學技術開發總公司，撥款2000 萬元助力獼猴桃品種培育和基地建設［22］3。這次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會議的召開，充分發揮了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全局觀”作用，匯聚了全國獼猴桃產業領域的中堅力量，從宏觀層面進行全盤布局，各部分齊頭并進，汲取了新西蘭發展的成功經驗，獼猴桃資源調查、育種、試種、獼猴桃加工產業、人才培養等工作協調有序展開，為我國獼猴桃產業后續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技術、資金儲備，可以說在我國獼猴桃產業的發展前期，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通過對其掌握和協調的人力資源、資金的強力整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獼猴桃產業科研、選址、試種、加工業等的基礎框架構建，為獼猴桃產業的后期發展奠定了基礎。

2.中觀層面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中堅支柱作用

在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強有力主導下，聚焦到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層面，探索省級“傘式社會”力量在本省獼猴桃產業選擇的過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在1978 年的全國獼猴桃科研座談會上，陜西省農業管理部門委托張有平同志會同陜西省輕工業研究所李宗正工程師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會后與農業廳處長徐茹洲向省委書記匯報會議詳情后，得到了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大力支持，省科委、農發辦、農業廳隨后聯合開展了“獼猴桃資源調查”課題［22］72。在張有平同志的帶領下，周至縣、眉縣、陳倉區、商南縣等10個縣（區）園藝工作站的果業專業技術人員，開始了大規模的陜西省獼猴桃資源調查工作。同時，為了方便調查工作和育種栽培試驗的開展，項目組還在陜西省西安市周至縣司竹鎮成立了獼猴桃試驗站［22］72。直至1981年，陜西省獼猴桃資源調查工作結束，共在陜西秦嶺發現8 個獼猴桃種和3 個變種，發現優良單株數十個。這些寶貴資源的發現，為后來在陜西獼猴桃發展史上作出重大貢獻的“秦美”“秦翠”等品種的選育提供了可能［22］72-73。

1983 年，陜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在國家成立中華獼猴桃科學技術開發總公司后，也發文批準成立“陜西省中華獼猴桃科技開發公司”，其作為研究管理發展獼猴桃產業聯合體形式的專業機構，屬縣團級事業單位，由省科委（現科技廳）歸口領導，即今陜西省農村科技開發中心的前身（2017 年省編辦批準更名為中心）［22］73。

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的選擇，除了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的全局主導作用，處于中觀層面的“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一，作為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政策的執行系統，省級“傘式社會”力量能夠整合全省獼猴桃領域的人才資源、資金資源等將獼猴桃資源調查工作很好地落地執行，從而摸清了陜西省的獼猴桃資源“家底”，為后續的獼猴桃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礎。

第二，本次省級“傘式社會”力量在獼猴桃產業發展初期，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資源調查過程中，發現和確定了本省獼猴桃的最佳適生區。農業生產，必須因地制宜、因地適栽，切忌盲目、跟風種植。確定最佳適生區、適生區、次適生區、不適區，在最佳適生區優先發展、重點發展，在次適生區適量發展，不適區不發展，這樣既減小了縣級“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在產業選擇時的試錯成本，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農產品生產品質。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曾被定為蘋果基地縣，結果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卻發現存在蘋果樹結果晚、品質不佳的情況，與陜西省延安市洛川縣、渭南市白水縣、寶雞市扶風縣等優質蘋果產地相比，其并非蘋果的最佳產區。在陜西省獼猴桃資源調查中也發現，眉縣其實是獼猴桃的最佳適生區，眉縣的產業選擇因此經歷了從蘋果改種獼猴桃的過程，事實也證明眉縣發展獼猴桃產業是符合本區域實際情況的正確選擇，如今眉縣已成為目前國內最大的獼猴桃生產和出口基地［23］。因此在地方農業產業選擇階段，如果省級“傘式社會”力量可以發揮其優勢，整合所掌握的人才、科技、資金等資源對本省的環境、土壤、氣候等基礎自然環境和要素稟賦進行科學的調查和分析，全省布局，給出指導性的意見和規劃，“搞清楚適合種啥再行動”，這對于一個地區農業產業的正確選擇和健康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綜上所述，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初期——產業選擇階段，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發揮了重要的全局主導作用，短時間內整合了全國獼猴桃領域的相關資源，“擰成一股繩”，推動全國獼猴桃產業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同時，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積極配合和落地執行，進一步讓獼猴桃產業在陜西省落地生根、發芽壯大，成長為陜西省果業的支柱產業之一。二者的力量缺一不可，兩個層級“傘式社會”力量的互相配合，完成了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的產業選擇。

此外，在這一階段，產業選擇階段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所發揮的力量較小，民間也存在個別具有前瞻性的農戶自己試種獼猴桃，但在這一階段對于整個產業發展的推動力較弱，所以在這里就不重點談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作用了。

（二）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

在獼猴桃資源調查工作結束之后，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開始快速發展，全省種植面積在2000 年已超過16000公頃，其中發展最快的是西安市周至縣（見表1）。

表1 陜西省獼猴桃1995 年和2000 年各基地縣播種面積和產量情況

1.要素積累期兩種路徑下看官方“傘式社會”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作用

在這一階段，推動地區農業產業鏈形成的主體力量是縣級“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當然省級“傘式社會”力量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一階段，省級“傘式社會”力量已經將大部分的權力和資源讓渡給地方政府，省級“傘式社會”力量主要起到政策倡導和兜底的作用。

由于本階段各個地區的發展狀態不均衡，所擁有的要素稟賦和優勢資源也不盡相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在重新整合本地區資源和要素時，主要有兩種發展路徑——“增量”和“存量”①“增量”發展路徑指的是在新的情況下，和舊有的根基上，還可能會隨之激起締造出的新的市場份額?！按媪俊笔侵钙髽I或社會所擁有的全部可確指的資產或資源?！按媪俊卑l展路徑是一個從有到優的過程。。一般來說，商業經濟產業在發展初期，會視本地區實際情況而偏重一種路徑，或“存量”或“增量”。但筆者在研究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初期的產業要素積累的路徑時，看到了兩種路徑同時存在的“影子”。

（1）“增量”發展路徑下“傘式社會”力量和“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作用

“增量”發展路徑下，為了推動“家庭蜂窩”力量快速發育和成長，地方“傘式社會”力量利用所掌握的政策等要素優勢為生產要素的聚集創造條件。周至縣和眉縣在1989年前后開始推廣獼猴桃種植階段，縣委縣政府及時出臺多項政策，推動獼猴桃種植面積的迅速擴張。如周至縣委縣政府開始在農戶中推廣獼猴桃種植工作時，直接由縣農業局無償提供苗木。在1992年為鼓勵支持農民種植果樹建園時又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持村民開荒種植果樹，允許繼承和轉讓”“新建果園免稅3 年”“新建果園可以憑證在當地財政所申請低息生產借款”等［24］630?？h園藝站、農技中心、果品公司從鑒定樹苗、果樹栽培、果品貯藏及外銷上積極幫助果農。組織獼猴桃專業科研人才縣獼猴桃試驗站站長張清明到周圍各村指導種植，組織技術人員指導農民嫁接改造野生獼猴桃等［24］630-631，可以說“增量”發展路徑下，縣級“傘式社會”力量全方位、多領域地給予了“家庭蜂窩”力量以“朋友式”的庇護，推動種植規模的快速擴大，推動生產要素的快速積累。

此外，地方“傘式社會”力量還直接采取了“父愛式”庇護①“傘式社會”是筆者于2014 年在《“傘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一個新概念》一文中提出的一個解析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特別是市場轉型）的新概念。在中國各地“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呈現出大大小小的各種庇護傘狀結構，表現出明顯的“傘式社會”特點。但是“傘式社會”對于不同類型企業的庇護方式是不同的，對下屬企業是一種“父愛式庇護”、對合資企業是一種“親戚式庇護”、對私營企業是一種“朋友式庇護”。參見張繼焦.“傘式社會”——觀察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一個新概念［J］.思想戰線，2014（4）：54-61。的直接參與經營和強干預的資源配置方式，利用所掌握的資金、技術、土地和政策資源鼓勵部門的職工或技術人員建園種植，進行示范。如周至縣委縣政府在當地獼猴桃產業發展初期率先制定了《大力發展獼猴桃產業的決定》，全縣統一規劃布局，機關單位干部帶頭興建果園，喊出了“戶均一畝園，園園連成片，三年消滅空白點”的獼猴桃發展口號，帶動了全縣獼猴桃產業的大規模種植，同時還間接帶動了眉縣、戶縣等周邊縣更多的民眾開始自發種植獼猴桃，秦嶺北麓的獼猴桃種植面積迅速擴大。直至1992 年，周至縣獼猴桃試驗站的百畝獼猴桃收入45 萬元，育獼猴桃苗10 余萬株，同時，縣政府和省科委還達成協議，由省投資1200萬元計劃再發展獼猴桃園1333.33公頃，在周至建成全國最大的獼猴桃園［24］631。而眉縣園藝工作站也在1988 年就從陜西果樹所引進獼猴桃幼苗，在五會寺和紅星村等地建示范園2 公頃，次年，又在青化村、橫渠鎮文謝村等地建立示范園24 公頃［25］24-25。1990 年，眉縣還被國家農業部確定為“全國獼猴桃基地縣”，這進一步增強了全縣人民發展獼猴桃的信心［25］24-25。此后幾年時間，陜西省獼猴桃迎來了第一次快速發展期。

（2）“存量”發展路徑下“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作用

“存量”發展路徑下，如周至縣獼猴桃產業鏈在要素集聚的階段，即種植規模擴大的階段，在政府作出統一部署之前，已經有前瞻性眼光的民間農民自育實生苗②實生苗即直接用種子種出來的苗。，這些實生苗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優株初選的試驗提供了資源庫，為前期獼猴桃的育種和培育工作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周至縣啞柏鎮商慎明，其選育出來的獼猴桃優良單株“周園一號”，后經審定命名為“啞特”，曾獲得第二屆農博會“銀獎”［22］73，成為后來陜西省獼猴桃的主栽品種之一。這種初期形成的“家庭蜂窩”力量雖小，但是在當時當地獼猴桃產業“傘式社會”力量也在探索的時期，他們所擁有的實生苗資源和自我摸索的經驗，給予了“傘式社會”力量相當大的支持和幫助，包括這些“家庭蜂窩”力量在“傘式社會”力量倡導種植獼猴桃之后，對其他“家庭蜂窩”力量在獼猴桃試種上提供的技術支持和影響力，這對于當時新生的獼猴桃產業來說，是一股不弱的助力。在農業產業發展的初期，尤其是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熟人”關系或“地緣”關系的現身說法往往可能會比官方“傘式社會”力量的自上而下地動員更能打動人心。同時，“傘式社會”力量主導的獼猴桃科研工作在不斷成熟之后，也優先對這些先行的“家庭蜂窩”提供了技術上和政策上的進一步支持，在已經具有一定栽培試種經驗的基礎上，“傘式社會”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庇護為他們在現有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大和優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可能。

此外，除之前提及的當下建園示范外，在獼猴桃資源調查期間，在“傘式社會”力量的支持下，各園藝站早先購買土地建立的試驗田，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和研究，這些“存量”也成了帶動當地獼猴桃產業發展的先驅力量。如周至獼猴桃試驗站在獼猴桃資源調查時期，就曾購買土地建園開展獼猴桃研究，后因實驗數據擴大的需求再次購買土地擴大規模，以及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承包土地，這些在“傘式社會”力量下先行建立的獼猴桃試驗園所取得的成果，如多個本土獼猴桃品種的成功研發、先進的種植管理等經驗，在獼猴桃推廣期間，也極大地推動了當地獼猴桃的種植和發展。

2.產業鏈初步形成后期看官方“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作用

（1）產業鏈初步形成后期官方“傘式社會”力量發揮的作用

第一，“快、準、強”補足產業鏈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缺失節點。在種植規模迅速擴大之后，獼猴桃產業鏈形成的關鍵一環就是貯存。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尤其是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支持，幫助獼猴桃市場打通了產業鏈發展中的關鍵節點，為當地獼猴桃產業的市場化打開全新的局面。1993年在陜西省科委（省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支持下，陜西省中華獼猴桃科技開發公司在周至縣辛家寨鄉建成第一座600 噸高標準氣調庫，當年收貯全縣獼猴桃300噸，每千克收購價為6元，開創了獼猴桃收購—貯藏—銷售的新局面［22］73。這打破了陜西省獼猴桃產業初期簡單市場交易的局面，優化了當時獼猴桃市場的資源配置，使當地獼猴桃的銷售不再是田間地頭等待收購商的情況，通過反季銷售以均衡資源，直接提升了獼猴桃的經濟價值。

這一高標準氣調庫的建立，后續帶來的影響不止如此，在建庫所帶來的市場價值體現出后，1996年，周至縣委縣政府又出臺了《興辦獼猴桃冷藏、加工企業十項優惠政策》［22］195，簡化建庫用地程序，免土地出讓金等，鼓勵支持獼猴桃冷藏和加工企業的發展，全縣冷庫、加工企業猛增，這進一步推動了當地獼猴桃產業鏈的形成和完善。

在這一階段，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利用其所掌握的資源“快、準、強”地介入產業鏈的構建環節，在完成基礎的產業鏈搭建之后，又退后一步避免對市場的過分干預，通過政策支持、“庇護”等形式推動市場“蜂窩”力量的發展，讓“蜂窩”力量快速參與到市場的資源配置中來，使“池子里的水”流動了起來。

第二，規范市場早期發展中利益導向下出現的“產品質量失范”的情況。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發展過程中，在1995年前后，市場高價驅動下，出現果農為了高產開始使用“膨大劑”來增產、增個的現象，相比之下，不使用“膨大劑”的農戶果實小、產量低，果商不收，導致獼猴桃很難賣出去。因此，其他農戶、包括其他縣的農戶在看到使用“膨大劑”帶來的經濟效益之后，紛紛效仿，一時間“膨大劑”風靡整個獼猴桃市場。而在后來的實踐中，卻發現使用過“膨大劑”的獼猴桃雖然個頭大、產量高，卻不耐貯存、容易腐爛、果實口感變差，且給顧客帶來了食用安全上的擔憂，以致在未來的幾年內直接讓當地剛建立起的獼猴桃口碑下滑，外地的顧客在提起當地獼猴桃時都是“味兒不對了”“當地獼猴桃不能吃”等評價，產生了“信任危機”，這讓陜西獼猴桃產業好不容易打開的良好局面陷入了困境。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市場主體在經濟利益的導向下，會充分發揮其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在“膨大劑”事件中，體現的是市場逐利的另一面，只關注利益，卻看不到長期對品質、品牌的破壞。由此可見，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它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弊端。而陜西省獼猴桃產業在這一階段的發展過程中，縣級“傘式社會”力量在維護品質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周至縣委縣政府在看到使用“膨大劑”給獼猴桃產業帶來的負面影響之后，開始禁止果農使用“膨大劑”，開展獼猴桃精品戰略宣傳，重視獼猴桃質量。在之后的幾年中，各縣也紛紛開始“重拳出擊”，整頓獼猴桃生產環節，明令禁止使用“膨大劑”。直至今天，在陜西省各獼猴桃產區，在獼猴桃成長關鍵時期，各縣級“傘式社會”力量依然充分發揮其處于“傘式社會”力量于微觀層面可直接觸及“蜂窩”力量生產狀態的優勢，通過政策等方式監督干預生產環節，保證獼猴桃品質，為獼猴桃產業鏈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當然，官方“傘式社會”力量所發揮的作用，除了這兩個方面，還有人才培養、技術攻克、深加工企業的扶持等，有些作用的發揮是持續性的，貫穿產業發展的始終。因此在每一階段，主要來看“傘式社會”力量在一些關鍵節點的推力。

（2）產業鏈初步形成后期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變化

第一，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開始整合。1992 年以來，陜西省獼猴桃進入第一個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周至縣、眉縣獼猴桃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看到政府在本階段所發揮作用的基礎上，也不能忽視民間“蜂窩”力量的悄然成長。1995年，陜西省寶雞市眉縣獼猴桃協會成立，這對于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標志性事件，區別于官方“傘式社會”力量自上而下開展工作的方式，這是自下而上立足于實踐經驗的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的一次整合，意味著這一階段以家庭為單位各自為戰的民間“蜂窩”力量開始嘗試建構一個共同的互惠共贏網絡，以便大家互相幫助，提高話語權，更好地表達需求、爭取權益等，從另一方面成為影響市場資源配置的力量。

第二，民間“蜂窩”力量在銷售環節從“先遣式”外出探索市場到“鏈式”“蜂窩”的構建。長期以來，當地果農和冷庫的銷售模式都是傳統的等客上門的情況，鮮有當地人外出自己進行銷售，價格高低全看果客，果農消息閉塞。1995年之后，一些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當地果農或冷庫主開始嘗試自主銷售，開拓市場。在這種“先遣式”的領頭人開始外出探索開拓市場站穩腳跟之后，他們開始建立起以血緣、地緣等為基礎的“鏈式”“蜂窩”，他們開始介入市場的資源配置，不斷鋪開市場，從北京開始，輻射東北、西北地區，甚至是俄羅斯；南方以武漢、南京為突破口，擴展至深圳、廣州、福州等地，并逐漸摸索形成了以業緣為基礎的專業化組織，如后來民間的“獼猴桃中介機構”，銷售隊伍逐漸專業化，內部分工逐漸明確，有人專門負責長途運輸，有人專門負責本地收購，有人專門負責銷售地的銷售……這打破了傳統的“等客上門”的被動局面，一方面提升了獼猴桃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提升了本地獼猴桃的產品影響力、擴大了輻射區域。1997年，周至人丁小俊在明光寺開設了北京第一家獼猴桃專營市場，打開了周至獼猴桃銷售北京市場的窗口①參見西安金周現代農業有限公司創始人簡介（http://www.jzxdny.cn/h-col-114.html）。［2，6］。隨后，一些有市場經驗的周至人也紛紛開始效仿，在全國各地租場地，建立獼猴桃專營市場，不斷打造當地獼猴桃在外的品牌窗口。后來，在這些民間“蜂窩”力量的影響下，周至縣委縣政府為了進一步擴大獼猴桃的銷售市場，直接抽調財政局、農業局、公安局等部門，在上海等大型城市建立獼猴桃直銷點，對周至獼猴桃進一步打開市場、塑造品牌、擴大影響力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說，在這一階段，陜西省獼猴桃產業的發展通過前期“增量”和“存量”兩種路徑已經完成了初期的生產要素的積累，迅速擴大了種植面積，優化了獼猴桃品種和種植技術等，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之后在簡單交易模式的基礎上，完成了“貯藏”環節的介入，搭建了以“研發、生產、貯藏、加工、銷售”為基礎的初步產業鏈。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二元主體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官方“傘式社會”力量在許多關鍵節點、關鍵領域“及時補位”“保駕護航”，確保了基礎產業鏈的順利搭建。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也在逐漸成長壯大，從“先遣式”外出到“鏈式”“蜂窩”的出現，他們互相提攜、互相幫助，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與思考

通過分析，筆者看到，在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選擇階段，官方“傘式社會”力量的作用值得其他區域借鑒學習，尤其是不同層級的官方“傘式社會”力量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傮w來說，國家級“傘式社會”力量統籌全局，整體布局，利用其自身的權威性、領導力和所掌握的各類資源，強有力地自上而下推動全國獼猴桃產業的發展。當時只有國家級“傘式社會”的介入才能在短時間內明確全國獼猴桃發展的方向和定位，制定獼猴桃科研計劃，統籌多部門、多機構、多領域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短、平、快”地實現獼猴桃產業從自由放任的狀態到有組織、有計劃、有方向的發展，也為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選擇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同時，省級“傘式社會”力量在這一階段則是起到了中堅支柱性的作用，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落地實施，整合全省獼猴桃產業的人力、資金等資源，摸清本省概況和優勢，確定最佳適生區、適生區、次適生區、不適區，這樣讓后續的發展有的放矢，明確了哪個地方重點推廣，哪個地方適當推廣，哪個地方不種植，這在陜西省后來獼猴桃產業的整體發展規劃中也得到了印證。

筆者還注意到，在農業產業鏈與商業產業鏈的形成過程中，二元主體發揮的作用還存在差異，如筆者在研究化隆牛肉拉面產業時，發現在前期階段，主要是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在推動，早期以“家庭式蜂窩”為主自發發展，到后來逐漸形成以價值鏈為中心的互惠互贏的網絡，互幫互助，共同發展。而官方“傘式社會”力量則是在化隆牛肉拉面產業發展到中后期才開始介入的，助力拉面產業的壯大轉型升級。因此，這也是未來其他區域在發展農業產業時應關注和考量的地方，農業產業的選擇階段如果由“基層自我探索”，那么就可能出現如產業定位不精準，發展思路不清晰；抑或產業選擇不理性，部分地方沒有根據自身實際特點進行產業選擇［26］的情況。而從實際調研來看，一些地區在產業定位方面確實存在不理想、盲目跟風的現象，看見其他地區某一產業經過發展后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益，就發展相同產業，不考慮當地發展該產業是否可行，不考慮潛在的發展風險［27］，結果農業作物“一茬換一茬”，這幾年種蘋果，不合適又砍掉種梨，梨不行又換葡萄，這樣反反復復，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等資源，產業卻沒有發展起來，老百姓的錢包也沒有鼓起來。所以在區域農業產業選擇階段，要格外重視上層“傘式社會”：“國家級”和“省級”“傘式社會”力量的重要引領作用，頂層設計，全盤布局，調研先行，充分發揮上層“傘式社會”力量所擁有的權力、所掌握的資源等優勢幫助區域摸清要素稟賦、相對優勢，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幫助地方產業確定選擇和方向，這樣才能減少試錯成本，為將來產業的長遠、高質量發展打好基礎。

而在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官方“傘式社會”力量和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則是相輔相成、共同作用來推動產業鏈的形成。在農業產業中貯藏是重要的一環，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鏈在初步形成時期，官方“傘式社會”力量利用其所掌握的土地、資金等優勢強力補足產業鏈的缺失環節，這大大縮短了獼猴桃基礎產業鏈的構建時間。同時，官方“傘式社會”力量通過政策、規定等方式參與市場調節，及時調整市場調節中出現的“失范行為”，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此外，民間“蜂窩式社會”力量在這一階段，更加成長壯大，不但充分發揮積極性和主動性助力產業要素積累，而且在產業的營銷環節，開始從“先遣式”外出探索市場到逐步構建“鏈式”“蜂窩”，干預市場資源配置，推動獼猴桃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

總體來說，筆者從“二元社會”結構視角出發，分析了陜西省獼猴桃產業選擇和產業鏈初步形成階段各主體是如何發力共同推動陜西省獼猴桃產業實現從本地特色水果走向國際水果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一個區域農業產業的選擇和發展，離不開“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重作用，也再一次回應了“林張之辯”①張維迎認為：“沒有國家和政府參與，市場或變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場，后發優勢就要轉變為后發劣勢了?！绷忠惴驁苑Q：“后發國家需要政府發現和扶持企業的比較優勢，不然就是無效市場?！币粤忠惴驗榇淼男陆Y構經濟學的核心理念是建立一套“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經濟框架，在這一體系下政府著重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通過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策、土地和資金等要素引導地方產業發現自身所具有的要素稟賦，并借此找到潛在的比較優勢，同時對基于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企業進行相應的幫扶與支持，從而實現市場的有效性。而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派經濟學家則認為企業家才是發揮市場有效性的第一推力，并認為企業家自身可以敏銳地發現比較優勢并加以利用，如果沒有國家和政府的干預，市場可能會變得更好，甚至提出政府的參與可能使市場后發優勢變成劣勢。，產業的發展并非靠單一“市場”或“政府”來實現，二者各有其優勢。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也要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市場定“效率”，政府控“方向”，各取所長，系統配合，才能更好推進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