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研究的脈絡、結構與前沿

□ 解曉晴 張 鎰 劉 祎

（1.廣東金融學院 信用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1；2.廣東金融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1；3.浙江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近年來，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應用促使企業的宏微觀環境發生巨變，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共識。與管理實踐變革相呼應，2000 年左右開始，學界從信息系統、戰略管理、組織理論、技術管理等視角對數字化轉型進行了探討[1]?，F有研究為理解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基礎，但數字化轉型固有的跨學科、多視角特征使得該領域尚未形成要素清晰、邏輯自洽的知識體系?？赡艿脑蚴牵旱谝?，研究角度多樣、結論不一。如Vial[2]、曾德麟等[3]研究發現，數字技術引起個人、組織和產業多個層次發生變化，最終導致積極、消極多種結果。第二，研究內容寬泛，彼此之間的關系不清晰。數字化轉型研究不但與數字制品、數字平臺、數字基礎設施的研究有關，也涉及戰略變革、商業模式創新等領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識的碎片化。第三，現有的文獻綜述存在不足。一些學者探討了數字化轉型的制度安排[4]、發展階段[5]、主題圖譜[6]、演化過程[7]和評估方法[8]，甚至有文獻試圖構建數字化轉型的分析框架[2,3,9]，但依然沒有理清該領域的脈絡、結構和前沿。

因此，本文運用文獻計量法，通過對關鍵文獻的梳理，考察數字化轉型研究的演化階段及各階段的特點，從核心問題、理論流派與研究方法三個方面提煉數字化轉型的知識結構，從“核心”與“外圍”兩個角度討論數字化轉型研究的最新動向，并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為其知識體系的構建與發展提供依據。

二、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

將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作為數據來源，并采用高級檢索式：首先，將digit* AND (transform*OR change*)、“IT-enabled*” AND (transform* OR change*) 或“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form*OR change*) 作為標題，或將digit* AND (transform*OR change*) 作為作者關鍵詞或者Keyword Plus。此種檢索方式可以兼顧檢索精度和全面性；其次，將語種和文獻類型限定為English 和article；再次，將年份限定為2000 年至2021 年。主要原因是“數字化轉型”于2000 年左右出現，并在2015 年以后獲得廣泛關注[1]；最后，將SSCI 作為檢索數據庫，以排除檢索詞符合要求，但研究內容與數字化轉型不相關的文獻。在得到檢索結果以后，按照Management、Business、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Economics、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進行學科篩選，因為經管類高質量期刊通常歸屬于上述學科。按上述規則進行檢索與篩選之后，共得到584 篇文獻。

（二）分析方法

根據實際需要，選擇相應的分析方法。在梳理發展脈絡時，通過高被引文獻的統計和關鍵詞共現圖譜揭示各個演化階段的研究特征。在分析知識結構時，運用因子分析呈現高被引文獻的研究主題；采用多維尺度分析揭示高被引文獻之間的邏輯關系；運用聚類分析確定高被引文獻所屬類別。在探討研究前沿時，運用耦合分析探測近三年該領域的學術團體，并運用聚類分析和戰略坐標分析揭示研究主題及其變化趨勢。

三、發展脈絡

學術界很早就注意到數字技術對企業產生的影響，但直到Yoo 等[10,11]對數字技術進行分析以后，數字化轉型研究才真正進入研究者視野，并在2015 年以后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1]。因此，將該領域分為三個階段：興起階段（2000—2009 年）、發展階段（2010—2014 年）、高潮階段（2015 年至今）。

（一）興起階段（2000—2009 年）：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

20 世紀90 年代以后，信息技術的采用推動科層組織的演變。與組織轉型相一致，學界從2000 年開始探究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的關系（見表1、圖1）。

圖1 興起階段的關鍵詞共現

表1 興起階段的高被引文獻

從高被引文獻來看，學者們并未直接探討數字化轉型，而是探討信息技術與組織轉型的關系，如信息技術促使企業發生哪些變化[13]、IT 賦能的轉型如何隨時間推移而展開[14]。從關鍵詞共現來看，系統、互聯網、信息技術、組織變革等關鍵詞頻次最高，以系統、組織變革與信息技術為核心形成三個集合C1、C2 與C3。在各集合中，核心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的聯結強度非常高，但集合中的關鍵詞與其他集合的關鍵詞的聯結強度較低。此外，雖然出現了互聯網、數字商品等標志性關鍵詞，但它們尚未與其他關鍵詞形成明顯的集合，而且與其他關鍵詞的聯結強度較低，說明信息技術對企業產生的影響以及信息技術影響下的企業變革策略問題是該階段學者們最關注的研究問題。

（二）發展階段（2010—2014 年）：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

2010 年以后，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的差異顯現出來，促使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關系研究轉變為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關系研究（見表2、圖2）。

圖2 發展階段的關鍵詞共現圖譜

表2 發展階段的高被引文獻

在此階段，有學者探討信息技術賦能的組織轉型，但多數學者已聚焦于數字技術產生的沖擊，并探討企業轉型的機理。除了進行規范型或描述型研究之外，越來越傾向于以跨學科理論為基礎，在選取典型案例或搜集面板數據基礎上，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在關鍵詞共現圖譜中，系統、管理、信息技術等頻次最高，而且以三個關鍵詞為中心形成了集合C1、C2、C3。除了上述關鍵詞之間存在非常強的關聯以外，各個集合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此外，在該階段出現了數字化、基礎設施等關鍵詞，而且與其他關鍵詞存在較為明顯的關聯，說明學界的關注點逐漸從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轉變為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

（三）高潮階段（2015 年至今）：數字化轉型的分析框架

在數字技術研究取得突破以后，數字化轉型在2015年之后蓬勃發展（見表3、圖3）。

圖3 高潮階段的關鍵詞共現圖譜

表3 高潮階段的高被引文獻

從表3 來看，研究主題已從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關系的粗略分析轉變為數字技術特點、數字技術應用、數字技術作用于組織轉型的機制等的系統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也不局限于規范性、描述性研究，而是在吸收、融合多學科理論基礎上，運用多種方法探究機理和邏輯，以構建整體性的分析框架。從圖3 來看，數字化轉型、創新、數字化的頻次排前3 位，而且信息技術、管理等關鍵詞已轉移至外圍。在集合C1、C2 與C3 中，各核心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的共現程度非常高，但集合內關鍵詞與集合外關鍵詞之間的聯結強度明顯增強，以至于形成復雜的網絡結構，說明在此階段學者們試圖從多個視角為數字化轉型研究貢獻知識，而且各個知識模塊之間存在緊密的邏輯聯系。

總體而言，數字化轉型研究呈現從淺顯到深入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在聚焦研究問題的同時，選擇越來越多的研究視角、理論和方法。從興起階段到高潮階段，雖然研究問題總體上呈現從大到小的演變過程，但選擇的視角、理論和方法卻在不斷創新，說明學界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在不斷深入。另一方面，在運用多個關鍵詞的同時，試圖分析各個集合之間的關系。2000 年至今，信息技術、組織轉型、數字化、創新、數字化轉型等關鍵詞陸續出現，學者們的研究焦點從技術與組織關系轉變為數字化轉型的前因、機制與后果，說明數字化轉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不斷提高。

四、知識結構

為理清數字化轉型研究的構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系，本文運用Bibexcel 軟件提取共被引排名前50 的被引文獻的共現矩陣，再將共現矩陣轉化為相關矩陣和相異矩陣。最后運用SPSS 軟件對相關或相異矩陣進行因子分析、多維尺度分析和聚類分析，并構建知識結構的框架。

（一）因子分析

在分析過程中，將因子載荷的絕對值作為判斷被引文獻歸屬的依據，并根據被引文獻在兩個因子上的載荷不超過0.45 的原則進行篩選。在得出分析結果之后，再按照被引文獻關鍵詞的詞頻分析結果對各因子進行命名（見表4）。

表4 因子分析結果

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研究涉及6 個主題。其中，有兩個主題是最主要的。一是Yoo 等[10,11]、Kallinikos 等[15]、Nambisan[16]等對數字技術與數字化創新的研究；二是Singh 和Hess[17]、Matt 等[18]等對數字化驅動的組織轉型研究。其他4 個主題則是學者們在分析數字化轉型時，借鑒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二）多維尺度分析

將相異矩陣導入SPSS 軟件，選擇Euclidean 距離，可以得出多維尺度分析結果。在上述基礎上，通過歸納被引文獻的研究內容可以對分析結果進行劃分（見圖4）。

圖4 多維尺度分析結果

與因子分析結果不同，多維尺度分析得出5 個區域，分別是質性研究理論與方法（區域1），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理論（區域2），數字化驅動的組織轉型（區域3），數字化及其催生的創新創業（區域4），信息技術應用下的組織學習（區域5）。

（三）聚類分析

因子分析結果排除了因子載荷較低的引文，多維尺度分析的類別劃分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因此，本研究進一步采用聚類分析法對高被引文獻進行分類（見表5）。

表5 聚類分析結果

聚類分析得出6 個類別：數字化背景下商業模式創新的實證研究（類別1）；基于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理論的數字化轉型機制與過程研究（類別2）；數字技術促使商業巨變的質性研究（類別3）；技術接受視角下的數字化轉型與創新研究（類別4）；數字技術特征與數字化創新研究（類別5）；數字技術應用下的組織學習與演化研究（類別6）。

在因子分析、多維尺度分析和聚類分析之后，需要對結果進行整合：一方面，考慮三種方法分析結果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三種方法對被引文獻分類的數理邏輯不同，但得出的結果卻高度重疊，如多維尺度分析得出的區域2 與聚類分析得出的類別2 都涉及數字化轉型研究采用的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理論。另一方面，借鑒前人的知識體系建構方法。參照吳小節等[19]的做法，將相關研究從總體上分為核心問題（即關注什么問題（what））、理論流派（即需要哪些理論（which））與研究方法（即如何進行研究（how））三個部分，每個部分又包含不同的內容。按照上述思路，可以構建數字化轉型研究知識結構的“2W1H”框架（見圖5）。

圖5 數字化轉型研究的“2WIH”框架

第一，核心問題。數字化轉型研究的核心問題包括數字化創新創業管理、數字化轉型機制與過程、數字化背景下的商業模式創新與轉型、數字技術驅動的內外環境變革四個方面。首先，數字化創新創業管理主要探討數字技術的特征及其導致的創新創業邏輯的變化。與信息技術不同，數字技術是信息技術、計算技術、通信技術和連接技術的組合[20,21]，具有可重新編程、數據同質化、自我參照、可編輯、可重組等特征[10,15,16,22]。數字技術的應用將導致創新創業具有開放性、可供性與生成性，從而引起創新創業的數字化轉型[23]。其次，數字化轉型機制與過程在分析數字技術對消費者行為、競爭態勢等產生顛覆性影響基礎上，探討企業價值創造的路徑[2]，以構建條件——機制——結果的綜合性分析框架[9]。除了理論分析之外，也有學者在分析數字技術帶來機遇與挑戰的同時，探究數字化戰略的制定[24]、首席數字官的角色與職責[17]等現實問題。再次，數字化背景下的商業模式創新與轉型則是將數字技術如何影響商業模式的價值創造、價值獲取和價值提供作為主要內容。在工業4.0 背景下，新技術的擴散將導致流程的高端數字化、智能制造和企業間的互通性，進而促使企業對商業模式進行重構[25]。最后，數字技術驅動的內外環境變革聚焦于連接、智能技術對企業業務流程、競爭格局等產生的影響。數字技術具有無差錯、無限復制、零邊際成本特點，使得提高業務操作的可擴展性、重組新舊業務流程、連接產業與社群以產生新的機會成為可能[26]。在此背景下，嵌入新特點的產品和服務不僅會重塑產業邊界和市場競爭機會，而且將極大改變制造業企業中幾乎所有職能的運作[27,28]。

第二，理論流派。在理論和實證分析中，學者們通常將四個方面的理論流派作為依據。首先，信息系統領域的技術接受模型、技術可供性理論。技術接受模型在理性行為理論基礎上，認為外部因素會影響技術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認知，從而影響主體對技術所持的態度和技術使用的意圖，并最終導致技術使用行為的變化[29]。技術接受模型有助于理解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員工對技術變遷的信念，如Solberg[30]認為，員工對個人能力可塑性的信念，以及對組織資源的可獲得性信念影響他們將新技術視為提供職業成長的機會還是侵蝕能力展示的威脅。其次，戰略管理學科中的資源基礎觀和動態能力理論。資源基礎觀將有價值、稀缺、不可替代和不可模仿的資源作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與資源基礎觀不同，動態能力理論將重新配置資源的能力視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在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理論基礎上，Warner 和W?ger[31]將數字化轉型理解為在組織中采用數字技術的持續過程，認為建立戰略革新的動態能力是數字化轉型能否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再次，組織管理領域的制度理論、匹配觀、組織學習與演化觀。制度理論認為，組織之所以進行轉型是因為組織受到規范性、模仿性和強制性壓力。從制度理論視角看，建立數字化組織形式、制度基礎設施、制度構建模塊是企業成功轉型的關鍵制度安排[4]。匹配觀將戰略適配和職能整合視為企業提高適應能力的決定因素[32]。根據此觀點，將數字轉型戰略、IT 戰略以及其他戰略進行匹配是企業能否成功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影響因素[18]。組織學習與演化觀認為，企業不僅可以通過將歷史推理編碼為指導行為的慣例來提高企業的適應能力[33]，還可以通過管理認知[34]、組織認同[35]的變化來克服在應對突破性技術變遷時遇到的組織慣性。有學者基于此觀點，將提高組織學習與演化能力視為數字化轉型戰略能否實現的重要條件[36]。除了上述理論之外，公司創業與技術顛覆性理論也被提及。創業研究的重點在于理解創業追求背后不確定性的本質和來源，以及在不確定條件下創業行為的展開方式[37]。近年來，數字技術的擴散迫使學者們探討數字技術如何推動創新創業新形式的出現[38]。技術顛覆性理論認為，出于集成、商業化或開發新技術的目的，在位企業需要創建獨立于主流業務但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關聯的組織[39]。根據此觀點，當數字技術促使企業環境發生根本變化時，企業也需要做出相應的反應，如推行數字化轉型戰略[2]。

第三，研究方法。在數字化轉型研究中，普遍采用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旨在論證觀點、假說，或者構建新理論的質化研究法，如Baiyere 等[40]遵循扎根理論的數據分析步驟，探討了正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業務流程管理的新邏輯。另一種是旨在檢驗研究假說，或者論證作者觀點的量化研究法，如Frank 等[41]運用問卷調查法，探討了制造企業采用工業4.0 技術的機制。

五、研究前沿

為揭示數字化轉型研究的最新趨勢，本研究首先探測50 篇高被引文獻的施引文獻。按照主題、學科類別、近三年發表與SSCI 索引原則篩選之后，共檢索出1349篇文獻，剔除重復之后，共得到327 篇文獻。在此基礎上，對327 篇文獻進行耦合分析、聚類分析和戰略坐標分析，以呈現該領域的研究團體和前沿方向。

（一）耦合分析

將文獻數據導入VOSviewer，以文獻耦合為分析類型，分析單元設定為文件，可得出施引文獻的耦合分析結果（見圖6）。

圖6 施引文獻的耦合分析結果

從圖6 可看出，Frank 等[41]、Vial[2]、Hinings 等[4]等文獻存在高度的關聯性。就研究團體而言，形成以Hinings等[4]、Vial[2]、Milian[42]、Frank 等[41]、Warner 和Waeger[31]為關鍵文獻的5 個陣營，各陣營的關注點存在差異。

（二）聚類分析

在聚類分析之前，運用NoteExpress 提取排名前50的關鍵詞共現的相異矩陣。隨后將相異矩陣導入SPSS即可得高頻關鍵詞的聚類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關鍵詞的聚類分析結果

從表6 可以看出，近三年學術界聚焦于數字技術與企業商業模式創新與業務流程再造、工業4.0 與工業企業數字化與服務化、平臺生態系統數字化的動力與阻力等7 個方面。

（三）戰略坐標分析

關鍵詞的聚類分析能夠呈現當前學界的主要關注點，但無法揭示各細分領域的變化趨勢。因此，本研究在聚類分析基礎上，計算各類別的向心度和密度，并以向心度為橫軸，密度為縱軸，向心度和密度均值為原點，繪制各類別的戰略坐標圖（見圖7）。

圖7 各類別的戰略坐標

從向心度來看，C1 和C3 的向心度最高，C2、C4、C6 次之，C5 和C7 最低，說明“數字技術與企業商業模式創新與業務流程再造”與“平臺生態系統數字化的動力與阻力”處于該領域的核心地位，而其他類處于外圍。這可能與C2、C4、C6 的研究主題較新，C5 和C7 研究學者較少有關。從密度來看，C1 的密度特別高，其他類均處在均值以下，說明學者們已對“數字技術與企業商業模式創新與業務流程再造”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在其他方面還較薄弱。從象限來看，除了C1、C3 分布于第一、第四象限以外，其他都分布于第三象限，說明學術界對C1 的研究較多，對C3 進行進一步拓展，對其他方向的關注度還不夠。

耦合分析呈現了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團體，聚類分析呈現了當前最為學界關注的研究主題，戰略坐標分析則表明了各個主題的成熟程度。本文對上述分析結果進行綜合，認為數字化轉型研究的前沿包括“核心”與“外圍”兩個部分。其中“核心”是指學界最為關注的研究問題，包括“數字化與組織轉型”與“數字化與創新創業”兩個主題，而且兩個主題相對獨立，但彼此影響，近乎陰與陽的相互依存關系；“外圍”是指學者們研究較少，但未來可能轉變為核心的研究問題，包括“技術”、“組織”與“技術與組織關系”三個方面。其中，技術方面將重點放在數字技術及其特點上，組織方面將數字技術影響下組織發生的變化上，而技術與組織關系方面則將重點放在二者關系上。根據上述，可以構建數字化轉型研究前沿的“核心+外圍”的框架（見圖8）。

圖8 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前沿

一方面，從“核心”部分來看，數字化與組織轉型、數字化與創新創業是重點的研究問題。其中，數字化與組織轉型將數字化及其推動的競爭戰略、商業模式和業務流程等的轉型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在此方向，除了對數字化轉型與IT 賦能組織轉型的差異[43]、數字化轉型的綜合性分析框架[2,9]等進行探討以外，運用多種方法對有關問題進行實證研究，說明該領域正從純粹的理論分析走向細致的實證研究。與上述方向不同，第二個方向將數字化及其賦能的創新創業作為研究重點。在此方向，主要從創新創業主體、資源和機會等角度對數字技術影響下的創新創業機制和過程進行探討，如Nambisan 等[23]提出與數字化有關的創新創業研究的三個關鍵主題——開放性、可供性與生成性。

另一方面，從“外圍”部分來看，“技術”、“組織”以及“技術與組織關系”三個方面是學界研究較少的方向。首先，在“技術”方面，工業4.0 的特征、數字技術的屬性是最主要的研究主題。如Frank 等[41]將工業4.0 技術分為前端技術和基礎技術。前端技術是進行制造活動轉型所需要的技術，包括智能制造、智能產品等；基礎技術則是為前端技術提供連接性和智能化技術的技術，包括物聯網、大數據等。其次，在“組織”方面，數字化背景下的企業服務化以及變革和創新管理是重點議題。如有學者注意到近年來產品公司通過吸納數字技術增強其在B2B 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最終使得服務化向數字服務化轉型[44]；或者通過對數字技術對企業產出創造過程產生的影響的分析，對數字化背景下的組織設計進行了探索性研究[45]。最后，“技術與組織關系”方面側重于信息技術與組織轉型關系或者數字技術與組織雙元關系，如Sandberg[46]采用縱向單案例研究探討了平臺企業模塊及其職能的深度數字化如何通過與社交和技術環境的互動，使平臺組織邏輯向生態系統組織邏輯演變。

六、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文獻計量法探討了數字化轉型研究的發展脈絡、知識結構和研究前沿，得出結論：第一，就發展脈絡而言，數字化轉型研究經過了興起階段、發展階段到高潮階段的演化過程。興起階段聚焦于信息技術與組織轉型關系，發展階段主要分析數字技術與組織轉型關系，高潮階段將構建數字化轉型分析框架作為主要任務。從興起階段到高潮階段的演進過程呈現淺顯到深入的演化規律。第二，就知識結構而言，數字化轉型研究的知識結構由“核心問題”、“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構成。核心問題包括數字化創新創業管理、數字化轉型機制與過程、數字化背景下的商業模式創新與轉型、數字技術驅動的內外環境變革四個方面；理論流派包括信息系統、戰略管理、組織理論、公司創業和技術管理等領域的科學理論；研究方法包括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兩種。第三，就研究前沿而言，當前的研究態勢包括“核心”與“外圍”兩個部分。核心部分包括數字化與組織轉型、數字化與創新創業兩大主題；外圍部分包括“技術”、“組織”、“技術與組織關系”的研究主題。

（二）研究展望

數字化轉型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原因是尚未完全理清數字技術的特征，對數字技術如何影響企業存在爭議，對一些關鍵問題也沒有進行深入討論。因此，從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角度，未來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突破：

首先，明確數字技術的本質特征。明確數字技術的特征是分析數字化轉型的前提。然而，對什么是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有何特征尚存在爭議。對數字技術的定義，既有學者從狹義角度將其等同于信息通信技術，也有學者從廣義角度將其理解為各種技術的組合。對數字技術的特征，既有文獻從數字技術與傳統技術相比較的角度進行理解，也有文獻從可供性角度進行解釋。那么，它究竟有何特征？各項特征之間是否存在依從、作用關系？未來可以從層次視角對數字技術進行分層，并明確各個特征的關系。

其次，理清數字化轉型的前因、機制和過程。企業為何進行數字化轉型，以及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是數字化轉型研究的焦點。雖然有文獻構建了分析框架，但基本上都遵循“投入——產出”的線性思維。然而，在數字技術影響下企業轉型可能不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涌現過程[46]。因此，未來可以基于復雜系統理論，運用案例分析或數理建模法，探討要素之間的連接和互動機制，以揭示非線性轉型結果。

最后，深入探討當前研究存在不足的問題。一是加強“外圍”部分的研究。相對于“核心”部分，“外圍”部分的密度和向心度都較低，但這并不等同于外圍部分不重要，反而可能成為熱點，特別是數字化與商業模式創新、工業4.0 與制造企業服務化、數字化與商業生態系統的演變等問題。二是拓展理論基礎和研究視角?，F有研究主要從信息系統、戰略管理、組織理論、公司創業和技術管理等學科視角對數字化轉型進行分析，忽略了各學科理論的融合或整合。未來可以在吸收多學科理論基礎上，探討數字化轉型的內在機理。三是突出數字化轉型的情境研究。雖然有文獻對構建一般性分析框架做出了貢獻，但較少考慮一般性分析框架在不同情境下的適用性。未來可以將制度理論、技術—組織—環境分析框架等作為依據，探討具體情境下不同類型企業的轉型問題。四是豐富研究方法。隨著數字技術促使企業進行多樣化創新，數字化轉型具有內在的復雜性。因此，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促進該領域向前發展的可選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