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三玉”的隱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蘊

李亦輝

《紅樓夢》中以“玉”為名的人物共有八個，即賈寶玉、林黛玉、妙玉、甄寶玉、蔣玉菡、紅玉、玉釧、玉官，其中賈寶玉是第一主人公，黛玉、妙玉是“紅樓十二釵”的“二玉”，居于全書藝術構思與形象體系的核心位置，被研究者稱為“紅樓三玉”?！叭瘛奔葌€性鮮明，又有共性特征，張錦池先生曾指出：“在反封建這一點上，寶玉、黛玉、妙玉這‘紅樓三玉’是同一陣營里的人物”[1]316。固然，“三玉”都有對世俗禮法的蔑視乃至抗拒，但除此之外，“三玉”是否還有其他共同之處呢？細按文本，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在其他方面也確有一些共同點，如程度不同、表現方式不一的隱逸人格特征，如精神層面、心理層面的性情相契與心心相印，再如趨向各異而殊途同歸的悲劇結局?！凹t樓三玉”的這些共性特征，不能不令我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曹雪芹為什么要以“玉”命名自己所鐘愛的三個人物？他們的隱逸情結到底指向一種什么樣的生存狀態？他們的悲劇命運反映出作者對現實社會人生到底持什么樣的情感態度？對于這些關乎全書宏旨的重要問題，特別是賈寶玉的隱士形象及其所受莊學精神的影響，王向東先生《隱逸文化與賈寶玉隱士形象的塑造》[2]、關四平先生《論〈紅樓夢〉的“天樂”人生境界》[3]等文已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但惜無系統的專門討論。故此，本文擬對“紅樓三玉”的隱逸人格特征及其悲劇意蘊予以深入探討，以期對《紅樓夢》研究有所裨益。

一、“紅樓三玉”的命名及寓意

《紅樓夢》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幾乎都蘊含寓意與深意，清人張新之《紅樓夢讀法》謂“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言”[4]156，洪秋蕃《紅樓夢抉隱》謂“《紅樓》一姓一名皆具精意，惟囫圇讀之，則不覺耳”[4]238。書中“紅樓三玉”以“玉”為名，在昭示了“三玉”高潔的人格特質的同時，也寄寓著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體察。

中國人對玉情有獨鐘，形成獨特的玉文化?！坝瘛钡谋玖x是溫潤而有光澤的美石，古人常把君子人格比作玉?！对娊洝で仫L·小戎》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5]340?！抖Y記·聘義》謂“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以玉之特質比仁、知、義、禮、樂、忠、信等君子之德。[6]1466《說文解字》謂“玉，石之美”，具有仁、義、智、勇、絜等“五德”。[7]26無論是謙謙君子的“溫其如玉”，還是君子人格的“比德于玉”，都是將玉作為美好品格與人性尊嚴的象征。古典小說中人物的命名，寄寓著作者的褒貶好惡，體現著作者的情感價值傾向，因而多會把“玉”字賦予自己所珍愛的人物，這在《紅樓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凹t樓三玉”以“玉”為名，一方面表明他們容貌的俊美，寶玉“外貌最是極好”(第三回)(1)本文引用《紅樓夢》文字，皆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為準，文中不一一出注，僅于引文末在括號中標注回目。，“如‘寶’似‘玉’”(第十五回)，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第二十六回)，妙玉“氣質美如蘭”(第五回)，“模樣又極好”(第十八回)；一方面表明他們除了外在之美，還有高潔的品質，外美、內美兼具，他們所共有的“孤癖”與“潔癖”，正是其心性高潔、不趨時流的人格特質的外化?！凹t樓三玉”的命名，也與《紅樓夢》藝術構思中的象喻思維相關。在文本中，“金”與“玉”形成一組對立性的隱喻關系?！敖稹笔鞘浪變r值的象征，“玉”是超俗觀念的隱喻，喜玉厭金是作者的一個基本的情感態度。因而作者對自己不大欣賞的人物，常以“金”或與之相關的字命名，如薛寶釵、夏金桂、金釧、金鶯、金寡婦等；對自己傾心贊賞的人物，則多以“玉”命名，如賈寶玉、林黛玉、妙玉、甄寶玉、蔣玉涵等。有些作者不太喜歡的人物，即使原來叫某玉，也改為別名，如紅玉改名為小紅。從人物的命名方式，亦可見《紅樓夢》的人物布局及價值取向之一斑。

在古人的觀念里，玉具有超越凡俗乃至神圣的特質，但玉本身畢竟只是石之一種，正如人不能擺脫自身的凡俗性。玉的玉性與石性、超然性與凡俗性的統一，使其成為《紅樓夢》中一個富于哲理意味與辨證色彩的獨特意象。作者以“玉”來命名自己鐘愛的人物，體現出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深刻體察?！都t樓夢》開篇的兩個神話，即補天神話與還淚神話皆與玉相關。補天神話中，女媧煉出的本是頑石，因多出一塊棄置未用，經鍛煉后靈性已通，自感無材補天而自怨自嘆，后被茫茫大士變成美玉后幻形入世，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后復歸本相。這塊通靈寶玉既是賈寶玉降生時口內所銜之玉，也是賈寶玉的一個象征物。寶玉所銜所戴之玉，并非真寶玉，而是假寶玉，真頑石；寶玉也因而兼具“玉”性與“石”性，具有“靈性已通”又“無材補天”的特征。還淚神話中，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絳珠草，因得赤瑕宮神瑛侍者灌溉而久延歲月、修成仙女，神瑛侍者因凡心偶熾而下凡造歷幻緣，絳珠仙子亦下世為人，以一生眼淚報還神瑛侍者灌溉之恩?！拌Α辈皇怯?，是玉石上的小赤色?！墩f文解字》云：“瑕，玉小赤也?！盵7]39《禮記·聘義》鄭玄注云：“瑕，玉之病也?！盵6]1466“瑛”也不是玉，是指玉石的光彩，或指似玉的美石?！墩f文解字》云：“瑛，玉光也?！盵7]29《玉篇》云：“瑛瑯，石似玉也?！盵8]10賈寶玉為神瑛侍者轉世，所以亦為假寶玉，真頑石。神瑛侍者居“赤瑕宮”，寶玉所戴之玉“燦若明霞”(第八回)，由此可知玉為赤色，其寓意有二：一則謂寶玉乃玉之有瑕者，表明其形象特征；再則謂寶玉乃血淚凝聚者，預示其悲劇結局。林黛玉為絳珠仙子轉世，“絳珠”亦為血淚凝聚之象，喻指黛玉的悲苦的身世、感傷的性格與凄慘的結局?！镑臁敝玖x是青黑色的顏料，古代女子用以畫眉?！墩f文解字》云：“黱，畫眉[墨]也?！盵7]1461徐鍇《系傳》云：“今俗作黛字?！盵9]207古人又因以代指美女，如白居易《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盵10]238賈寶玉謂《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第三回)，則是將顏料與石聯系起來。由此可見，“黛玉”之名一方面明示其美，一方面喻示其玉與石的雙重特質。妙玉之名則未言其來歷，僅謂“法名妙玉”，亦符合其身世撲朔迷離的寫法。從寶玉、黛玉的名字及其含義，可見曹雪芹對玉的富于思辨色彩的認知：一方面本質是石，不無瑕疵，一方面又有超越普通之石的美好品質；而“紅樓三玉”也正如玉一樣：既有凡俗性的一面，又有超越性的一面，是書中所謂的“正邪兩賦”之人。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謂賈政以寶玉為“酒色之徒”，又言其“將來色鬼無疑”時，賈雨村為之辯駁，謂寶玉這類人所稟賦的乃是天地間的正邪兩賦之氣：“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第二回)賈寶玉是正邪兩賦之人，賈雨村所遇見的“兩個異樣孩子”甄寶玉、林黛玉亦是此種人，冷子興、賈雨村所未道及的妙玉自然也是此種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既“聰俊靈秀”，又“乖僻邪謬”，既是“情癡情種”，又是“逸士高人”。庚辰本第十九回脂硯齋評寶玉附帶黛玉說：“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盵11]326這種兼具石性與玉質、凡俗性與超然性的特質，可作為我們理解“三玉”形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誠如研究者所言，“曹雪芹通過《紅樓夢》人物的命名取號，選姓定字，為小說人物涂上了艷麗奪目的色彩，成為全書藝術構思時不可缺少的藝術細胞”[12]；“《紅樓夢》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最高峰，其姓名蘊含的文化相當豐富”，“是《紅樓夢》展現人物形象的一種重要手段”[13]?！凹t樓三玉”以“玉”為名，表明他們既有石性的凡俗的一面，也有玉性的超然的一面，而后者正是其隱逸人格形成的心理基礎。曹雪芹通過“三玉”的隱逸人格特質的書寫，借以宣達自己內心疏離于主流價值之外的隱逸情結，寄寓自己對理想棲居狀態的詩意想象。

二、三種同而不同的隱逸形態

蔣星煜指出，“‘隱士’的含義，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理，視富貴如浮云?！盵14]3梁漱溟認為隱士有三個共同點，一是在政治上“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二是在經濟上“淡泊自甘，不務財利”，三是在生活態度上“愛好自然而親近自然”。[15]308“紅樓三玉”雖非隱士，但衡以隱士的定義與標準，他們顯然具有隱逸人格的特征。古人于隱逸形態，有大隱、中隱、小隱之說，亦有身隱、心隱之別，另有義隱、時隱、吏隱、朝隱、寺廟隱、酒隱、詩隱、學隱等不同名目；較為通行的說法，則有“小隱在山林，大隱于市朝”“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等。這表明隱者不一定非要避跡山林、離群索居，只要有超然物外的心態、逍遙無礙的境界，無處不是隱逸之所。從隱逸形態來看，“紅樓三玉”可歸于“市隱”“心隱”之列，是世俗化的隱逸方式。這正符合他們既超越世俗又不離棄世情的人格特質，同時也折射出當時的隱逸精神的嬗變，因為“從明中葉到清康乾時期，隱逸文化的世俗化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一種文化潮流”[16]332-333。

在《紅樓夢》中，大觀園外的世界，是現實世界，是世俗的禮法的秩序的世界，是蕓蕓眾生勾心斗角的名利場；大觀園內的世界，則是作者的理想世界，是自然的自由的平等的世界，是眾女兒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正如余英時所言：“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盵17]315從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的情節，可以窺見他心中有一個完美的“理想國”，那是一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人跡希逢，飛塵不到”的世界，是一個“就在這里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的世界(第五回)。由此可見寶玉“向往一種絕對清幽僻靜的、絕對無人管束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即進入一個人跡不逢飛塵罕到的世界，真正逍遙真正本色地活著”[18]70。這樣的理想世界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第二十二回寶玉和諸姊妹奉旨搬進大觀園之前，作者極寫賈府的污濁混亂，那正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但《紅樓夢》借元妃省親之事，為寶玉及諸女兒創造出一個“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使只存在于太虛幻境的“理想國”落戶于人間。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云：“雪芹所記大觀園，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記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榮府中別一天地，自寶玉率群釵來此，怡然自樂，直欲與外人間隔矣?！盵4]86宋琪指出：“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里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盵19]18在這個意義上，“大觀園系玉兄與十二釵之太虛幻境”[11]269，是太虛幻境“在現實的投影”[3]，是熱切追求自由無拘的生存狀態的青年男女的世外桃源?！凹t樓三玉”一度隱逸其中，陶醉其中，自由歌哭，隨性揮灑，其隱逸人格特質在大觀園里得以充分現實化。因性別、身世、性格、學養等的差異，“三玉”雖然同具隱逸人格，但具體表現形式又不盡相同，呈現出三種同而不同、各具異彩的隱逸形態。

賈寶玉是隱于閨閣?！百Z寶玉雖然生長在貴族統治階級家庭里，但自幼并沒有受到封建主義統治勢力正常的熏陶教育。而在他的現實環境里，卻有一個和罪惡腐敗的統治勢力鮮明地對照著的女孩子們的世界?！盵20]212他熟稔的這樣一個以青年女性為主的世界，與其所接觸的父輩與同儕的男性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個是純潔、美麗、友善的，一個是污濁、刻板、壓抑的，因而從小便道“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自幼便喜在內幃與姐妹們廝混，不喜與講求仕途經濟的男性交往。稍長大后更認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第二十回)。在他的意念中，“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第五十九回)，女兒世界是未經世俗熏染的至真至純至善至美的世界，只有和她們在一起才能感受到自由和欣悅；男性世界充斥著刻板乏味、利欲熏心、沽名釣譽的“須眉濁物”“祿蠹”“國賊祿鬼”，虛偽丑陋，冷酷無情，令人備感壓抑和窒息。因此，他厭惡以父輩為代表的男性社會，厭惡社會為男性設計的讀書應舉、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渴望永遠隱匿于沉醉于閨閣之中，做一個甘心為女兒充役的“無事忙”，做一個安富尊榮的“富貴閑人”，與心地單純的青春少女為伴，獲得心靈的安適與自由。寶玉奉元妃之命住進大觀園后，“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第二十三回)。寶玉挨打后，賈母不讓寶玉再去見賈政，并杜絕一切會人待客之事，書中寫到：“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游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第三十六回)正如時賢所言，“大觀園確切地說是為那些清凈的女兒提供了一個活動場所，把她們從充斥著男人的污濁的世界里隔離出來。而賈寶玉則隱居于女兒叢中”[2]；“在大觀園內居住的一段，是寶玉及其他真人最快樂的時光，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世事的干擾，擺脫禮教的束縛，在這世外桃園中，任性自然，極享‘天樂’”[3]，臻于莊子所謂“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21]744的境界。大觀園是一個與世俗世界隔離的理想的女兒世界，怡紅院更是一個消泯了男尊女卑、主仆界限等世俗禮法的自由世界。寶玉的“閨隱”不僅是出于滿足自身情感欲望的需要，而更是出于對世俗禮法的刻意回避，對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與制度設計的極力退避，他在社會對男性的“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價值定位之外，努力尋求一種能夠安頓自己心靈的生存方式。寶玉在大觀園的住所被命名為“怡紅院”，自己則以“怡紅公子”自居，正如二知道人所言，“務求興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乎即為，不利女子乎即止”[4]90，對眾女兒“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22]235，以能盡心照拂大觀園中的青年女子為職事，并從中確認自己的生命價值，獲得一種由衷的欣悅與滿足。這既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博愛、悲憫的情懷，也是一個隱者詩性的自足的精神境界。

賈寶玉隱逸人格的形成，既有其天性氣稟的原因，這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也與其童年經驗、家庭教育及生活環境緊密相關，這是客觀的外在的因素。元春入宮后時時帶信給父母叮囑教導寶玉之事：“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客觀地看，寶玉“致父母之憂”的“不喜務正”，和賈政的“過嚴”與賈母的“不嚴”都有關系，但主要的原因還是賈母的“又極溺愛，無人敢管”(第三回)。賈政自幼便不喜寶玉，與寶玉說話時一口一個“畜生”，輕則羞辱，重則打罵，過分苛責與嚴厲，正如賈母所言，“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貓鼠兒”(第二十五回)。賈政的教子無方使得寶玉在面對世俗事務時，有恐懼、不自信乃至逆反的心理，養成仁厚而懦弱的性格，對現實世界有逃避退縮之心，因而“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僅樂于與身份地位較低且對自己沒有負面評價的人交往，如眾姊妹、丫鬟，如秦鐘、蔣玉菡、柳湘蓮，乃至如薛蟠、馮紫英等紈绔子弟。賈母的溺愛與驕縱，則使他能突破男女之大防，“同姊妹們一處嬌養”，而眾姊妹的呵護陪伴，眾丫鬟的盡心服侍，又使他找到了身心的庇護所，仿佛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充滿了愛與美的桃花源，因而樂在其中而流連忘返。正如襲人所思：“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第十九回)亦如興兒所言：“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咳找膊涣曃?，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第六十六回)然而恰是這種在時人看來有些畸形的教養方式，卻是寶玉能最大限度地免受世俗禮法的熏染而葆有“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女兒”觀與隱逸人格形成的現實土壤。此外，寶玉的生活追求與思想取向，也與他在接受前代思想文化成果時的興趣偏好直接相關。他雖然“愚頑怕讀文章”，不喜讀“四五”“五經”一類的正經書，但卻“每日家雜學旁收”，喜歡那些富于自由精神、與自己心靈相契的作品。他喜愛莊子，深受《莊子》思想的影響；他雖然不善參禪，但對禪宗的觀念卻情有獨鐘；他還深受《西廂記》《牡丹亭》這類在思想內容上與主流價值相違背的小說戲曲的影響，這些書對他的青春覺醒有啟蒙作用；而在“四書”中，他只服膺一句“明明德”，而這恰是與莊禪思想有相通之處的觀念。這些“雜書”中的另類思想，使得他能為自己的為人處世的方式找到文化依據乃至精神意義，進而確證自己生存狀態的合理性與超越性。

林黛玉是隱于詩書。黛玉父母早亡，是寄居在賈府的孤兒，這樣的身世和處境使她的內心深處總有一種不安全感，一種潛在的自卑心理，這種心理又促成和強化了她既敏感多疑又自尊好強的個性，與寶釵的平和寬厚與湘云的豪爽豁達形成鮮明的對照。她的天資靈慧加上敏感自傷，使她天然具有一種詩性之美，成就了她迥然出群的“詠絮才”；而詩歌所帶給她的超越感、成就感以及精神的寄托與欣悅，又使得詩書成為她精神生活的支柱，確證自己生存價值與意義的方式。元妃省親時命眾姊妹題詠大觀園中的景致，她“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元妃省親后命眾姊妹搬進大觀園居住，她挑選了園中景色最清幽、庭前種滿竹子的“瀟湘館”，而竹子一向是隱逸情懷和高潔人格的象征。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時，黛玉掣取的簽上畫著一枝芙蓉，眾人笑說“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第六十三回)，可見這出淤泥而不染的芙蓉，同樣是黛玉高潔人格的寫照。她的生活起居都充滿詩意，詩書不離左右，通常都是一派“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的景象(第二十六回)；劉姥姥進瀟湘館，“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累著滿滿的書”，誤以為是哪位公子的書房(第四十回)。她由衷贊美他人的精彩之作，熱衷于與眾姊妹討論詩藝，更樂于把自己學詩的心得傾囊傳授給像香菱這樣向她討教的下人，而從她對香菱的指導亦可見她飽讀熟諳歷代名家詩集。她不但平日里會借詩歌抒發情懷、打發時光，每次詩詞雅集無論是限題限韻還是自由發揮，她幾乎都能寫出發自性靈深處的詩句。其《問菊》詩中“孤標傲世偕誰隱”一句，《菊夢》詩中“憶舊還尋陶令盟”一句，《葬花吟》中“隨花飛到天盡頭”“一抔凈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等語，皆隱曲道出其隱逸人格的特質。黛玉在賈府雖然深受賈母疼愛，但其孤女身份與憂郁氣質使她常有一種近乎自虐的感傷心態，而沉溺于詩書的生活方式，使得她與現實世界暫時隔離開來，孤苦的心靈得到慰藉，才華與價值得以彰顯，精神與人格得以升華，達到真正的隱者才具有的那種超然物外、怡然自適的境界。

妙玉是隱于佛門。在十二釵中，妙玉的身世最為撲朔迷離，僅通過林之孝家的與邢岫煙之口，交待她本是蘇州人氏，出身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親自入了佛門方好，遂入玄墓蟠香寺帶發修行；后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十七歲時遂隨師父來到京師。元妃省親之年受賈府之邀入大觀園櫳翠庵修行，時年十八歲。妙玉的身世、經歷、性情與黛玉頗為相近，她們同為蘇州人，皆出身世家，都自小體弱多病，又都是父母早逝的孤女。脂硯齋批語謂妙玉“身世不凡，心性高潔”[11]299；寶玉謂妙玉“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第六十三回)。妙玉居所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而梅花正是孤傲、高潔的隱逸人格的象征。妙玉喜歡《莊子》，“常贊文是莊子的好”，也當是緣于莊子的逍遙之思、隱逸人格與自己的精神氣質相契。妙玉雖因女尼身份，未能參與大觀園的詩會，但其詩才并不亞于園中姊妹，中秋之夜續寫黛玉、湘云未完的聯句，被二人譽為“詩仙”。妙玉較黛玉所不同者，是其孤標傲世、言行乖僻，又遠出黛玉之上，大觀園中無人可及。她極度傲視權貴，厭惡世俗禮法，林之孝家的派人去請她，她回絕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第十七回至十八回)賈府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次日又遣人備車轎去接，表現出應有的誠心與禮遇，她方同意入園。主家賈母帶了劉姥姥和眾姊妹來櫳翠庵，她雖盡地主之誼，但并不十分殷勤，去時亦不甚留。她和黛玉一樣嫌惡劉姥姥那樣的俗人，名貴的成窯茶杯因劉姥姥用過了，便棄置不用。而對與自己情投意合之人，如寶釵、黛玉、寶玉，她則禮遇有加，但因黛玉嘗不出水的好壞，她便譏之為“大俗人”；因寶玉不懂品茶，她便譏之為“飲牛飲騾”(第四十一回)。較之寶玉、黛玉，她與世俗社會更加格格不入，只能隱于大觀園中的佛寺，與世俗社會徹底隔離。受其超然之姿的熏染，她舊日的鄰居兼學生邢岫煙也“超然如野鶴閑云”，令賈寶玉大為贊賞。妙玉自稱“畸人”“檻外人”，畸笏叟批語稱其為“世外人”[11]299，在“紅樓三玉”之中，妙玉的生存方式最接近一個真正隱者的狀態。

在傳統文化的儒、道、佛三家中，“隱”的含義雖有相通之處，但又各具獨特的內涵。就儒家而言，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23]162，隱是君子人格的體現，是趨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明智之舉。就道家而言，遠離喧囂污濁的俗世，擺脫名韁利鎖的羅網，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隱是超然物外、不同流俗的超拔人格的體現。就佛家而言，主張遠離塵世紛擾，棲身山林或寺廟，恪守清規戒律，拋卻塵俗雜念，在單純幽靜的環境里體悟佛理，隱是棄絕世俗生活、獲得精神解脫的途徑?！凹t樓三玉”的隱逸人格與生存方式，一方面是對傳統隱逸文化的繼承，寶玉近儒，黛玉近道，妙玉近佛，但同時又皆兼而有之；另一方面又有其現實的生成土壤，有其獨特的存在形態與文化內涵?！叭瘛彪m然具有隱逸人格特質，但他們既不同于甄士隱、柳湘蓮的放卻世情、云游方外，也不同于賈敬的沉迷丹道、渴求飛升，更不同于惜春的滅絕世情、遁入空門，他們不是真的隱士，也不想做真的隱士，他們只是追求一種心靈的逍遙自適，生命的安頓和諧?！都t樓夢》“大旨言情”，而非言空，因而“三玉”雖有“逸士高人”的特征，皆有孤癖，有潔癖，有厭惡世俗、避世獨處、離群索居的情結；但同時又都是“情癡情種”，有情癖，有癡癖，有一種對現世情感的極度執著，有一種逸而不隱的淑世情懷。寶玉、黛玉自不必說。寶玉是“情不情”，外熱內也熱，愛博而心勞，以怡紅護花為己任，未嘗稍離世情。黛玉是“情情”，雖孤高傲世，目無下塵，但對所愛之人傾心相待，生死相許。黛玉對其他人亦是外冷內熱，真誠厚道，“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又有尊重別人、篤實、寬厚、謙和、堅強的一面”[1]214。此外，黛玉的形象中實際還有直率、機敏、伶俐乃至貧嘴、淘氣等富于青春與生活氣息的元素。參之寶玉、黛玉，妙玉亦當是“情情”，她對倚勢欺人的權貴，對令人嫌惡的俗人，皆表現得孤高冷傲，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對自己所欣賞、所喜愛的人，則毫無保留地真誠相待，如賈母帶眾人來櫳翠庵，她獨請寶釵、黛玉、寶玉吃梯己茶；黛玉、湘云聯詩發悲讖，她及時止住并續寫平和之音以禳兇兆?？傊?，“紅樓三玉”雖具超然之姿、隱逸之懷，但并不能掩其俗世兒女之情，泯滅其對美好愛情的熱望，因而其生存狀態實際是逸而不隱，抗拒與自己性情不相契的世俗禮法，追求一種合乎人性與人情的生存方式。

三、隱逸人格與世俗禮法的沖突

“紅樓三玉”雖然并非真正的隱士，只是具有隱逸的心理人格特質，但卻同樣意味著對社會主流價值的不滿與拒斥。寶玉對讀書應舉、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的逃避，黛玉對女性傳統價值規范的疏離，妙玉對權貴與世俗的深惡痛絕，都使他們不可避免地與世俗禮法產生嚴重的對立沖突，從而埋下他們愛情與人生悲劇的引線。

在傳統社會中，讀書入仕、經世濟民被視為男性的正途，四書五經、科場文墨是男性獲取功名的問路石。但賈寶玉閨隱的生存方式與價值追求，與男性世界的價值規范無疑會互相抵牾。正如警幻仙姑對賈寶玉所言：“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杲癃毜么硕?，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第五回)寶玉“于世道中”所面臨的壓力，一方面來自于男性世界，另一方面也來自于被男性世界所同化、熏染的女性世界。男性世界的壓力主要來自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親賈政。賈寶玉雖然生于“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賈家的形勢正如冷子興所言，“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尤為緊要是賈府“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到了賈寶玉這一代，其他男性皆腐化墮落，庸庸碌碌，惟有寶玉銜玉而誕，雖稟性乖張，生性怪譎，但聰明靈慧，略可望成，因而長輩希望有人能將他歸引入正，“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第五回)，重振先人創立的家業。然而寶玉在現實中的種種表現，卻與長輩的期望背道而馳。寶玉雖然深得賈母、王夫人喜愛，被視為命根子，但因“行為偏僻性乖張”而為賈政所嫌惡。自從他抓周時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賈政便認定他將來必定是“酒色之徒”，因此便不大喜歡。在寶玉的成長過程中，雖然聰明靈慧，才情出眾，但因行為處事不合賈政的意，仍屢遭賈政苛責辱罵，最終演成大加笞撻的一幕。然而寶玉在賈母與王夫人的庇護下，并沒有轉向賈政所期望的正路，反而聲言“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義無反顧地做他的怡紅公子與護花使者，徹底走上“于國于家無望”的道路。雖然后來賈政對希圖寶玉走仕途經濟之路的想法有所改變，退而求其次，覺得寶玉若做個“詩酒放誕”之人也可以接受(第七十八回)，但這畢竟還存著走終南捷徑的功名利祿之心[1]167，不合乎寶玉的隱逸人格與自由天性，寶玉最終的選擇可想而知。

女性世界的壓力主要來自寶釵、襲人、湘云等被男性價值觀念所同化的青年女子。對女兒世界的傾心崇拜，僅是寶玉的一種浪漫理想，現實中的女兒多受以男權為中心的世俗價值觀念的熏染，甚至本身就是男性價值觀念的認同者和維護者。如寶釵、襲人乃至湘云等，心心念念的就是男人該走仕途經濟之路，讀書應舉、應酬世務，為官做宰、立身揚名。這些觀念令寶玉打心眼里感到厭惡，當寶釵等人見機導勸時，他反唇相譏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幌胛疑恍?，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第三十六回)，遂與之生出生分之心，視為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為他后來的婚姻悲劇埋下了伏筆?！都t樓夢》的一個藝術特點，是一面寫盛，一面寫衰，盛時已著衰因；就大觀園而言，其衰敗零落實肇始于寶釵輩的說“混賬話”(第三十二回)與“見機導勸”(第三十六回)，而此時尚是大觀園繁榮鼎盛之際。此外，那些已婚女性的惡劣作風，更使寶玉痛心疾首，“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便成了“死珠”，再老更變成了“魚眼睛”(第五十九回)；“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這些“死珠”“魚眼睛”里面，自然也包括作者不便直說的王熙鳳、王夫人、賈母等人。只有黛玉、妙玉、晴雯等少數女兒，未經男性價值觀念的熏染，保留著自然純真的本性，從不說那些勸他去立身揚名的“混帳話”，因而被他視為同路人。來自女兒世界的“背叛”，使得寶玉對社會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認知，他的人生道路也越走越窄，只剩下黛玉等少數志同道合的知己，隱于閨閣的夢想實已瀕于破滅。

黛玉與寶玉志趣相投，性情相契，正如二知道人所言，“惟黛玉不阻其清興，不望其成名，此寶玉所以引為知己也”[4]90，因而她與寶玉一樣有著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抵觸，但因為她身系女子，無需背負讀書入仕的現實壓力，只是為寶玉所承受的壓力時時憂心而已。她的主要壓力來自社會、家庭及長輩對女性社會角色的規定與期待。雖然明清時期才女文化一度流行，但也只是作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生活的一種補充與點綴而已，寫詩作文仍被認為非“女兒本分”，“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仍是社會公認的女德，正如薛寶釵所言：“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余詩詞，不過是閨中游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第六十四回)因為從男權中心的視角看，女性的獨立意識是對夫為妻綱的違背，女性的才華非但無益于傳宗接代、相夫教子，反而容易生出邪僻之思、放蕩之情，李清照因文才出眾而備受道學家的苛責便是顯例。黛玉作為《紅樓夢》中最具詩才的女性，雖然得到寶玉和眾姊妹的稱贊，但并未因此獲得長輩的歡心，因為這些發自性靈的聲音并不符合長輩的道德倫理期待。但吟詩作賦畢竟屬于自娛自樂的性質，還不會對黛玉的心理形成重壓。真正像一把劍一樣懸在黛玉頭上，使她時時感到壓力的，是長輩對寶玉未來的妻子所設的種種條件，尤其是在和寶釵的對比之下所形成的一些劣勢。張道士要給寶玉提親時對賈母說：“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辟Z母說：“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罷了。只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的?！?第二十九回)可見長輩為寶玉擇偶的標準，主要在“根基家當”“聰明智慧”“模樣”“性格”這幾個方面。就“根基家當”而言，黛玉出身書香官宦之家，較之寶釵的皇商家庭本要占一些優勢；但賈家的貴而不富，恰恰需要一個富而不貴的薛家來互補，就此而言黛玉又并無明顯優勢[1]190。就“聰明智慧”而言，黛玉雖然“心較比干多一竅”，聰穎異常，但從寶釵的博學、詩才與人情練達來看，都不遜色于黛玉，二人旗鼓相當，只是一個偏于感性、一個偏于理性而已。就“模樣”而言，較之寶釵健康豐潤的“鮮艷嫵媚”，黛玉別具一種溫婉柔美的“裊娜風流”，二者各美其美，不相上下。但就“性格”而言，黛玉的言語有時顯得過于直率、尖刻，早期還常與寶玉發脾氣鬧情緒，雖然一則二人互相了解對方的心意后便再無齟齬，二則黛玉在人前表現得頗識大體，并無太多過度情緒化的表現，但終歸給人以不合群、不易相處的印象。寶釵則性格平和，善于察言觀色，能夠與人為善，書中謂其“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也深得賈母、王夫人等長輩由衷的喜愛與稱贊。而能否博得長輩的歡心和喜愛，對黛玉的婚姻大事而言尤為重要。寶釵雖然沒有父親，但有母親、兄長，有事尚能幫她主張；黛玉則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在婚姻大事仰賴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她既不能自己說也不能自作主張，只能寄望于賈母、王夫人乃至薛姨媽等長輩。而且對于賈府的長輩而言，對于將來要承擔管家大任的寶二奶奶，還有一個重要考量，就是最好有像王熙鳳、賈探春那樣的理家之才，而這一點恰非黛玉所長，卻是寶釵的長項。寶釵雖然善于藏愚守拙，“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但從她打理薛家產業、幫史湘云預備螃蟹宴和在協理大觀園時“小惠全大體”等表現來看，是完全具備理家之才的。黛玉則不長于此，這一方面與其隱逸人格特質有關，隱者的特點是不關心外物，不系心俗務，而更多專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與情感世界；另一方面也與其身體素質有關，如王熙鳳所言黛玉“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第五十五回)，無力承擔起管理一個大家族的內務的重擔。黛玉的婚姻大事取決于賈府的長輩，她也一度寄望于這些長輩，但這些長輩卻各懷心事，各有主張，使得黛玉在婚姻問題上處于一種腹背受敵、內外無援的狀態。無論長輩最后做出怎樣的選擇，在本就敏感多疑的黛玉心里，種種外在因素都形成一股無形的壓力，使她時時感到威脅和不安。對寶釵而言，寶玉僅是多種婚姻選擇中的一個，其他如選為宮中女官兼作皇帝妃嬪，或嫁給有利于其家世利益的人；但對黛玉這樣一個孤女而言，與寶玉的愛情是她唯一的希望，失去寶玉就意味著失去一切，剩下的就只有自我毀滅一途。

妙玉雖是戴發修行，但從女尼的身份來說，算是一個真正的隱者，對世俗社會已經退避到退無可退的地步，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徹底擺脫與世俗社會的沖突。這種沖突一方面來自外在的世俗禮法，一方面來自內心對寶玉隱微的情愫。妙玉出身世家，才高貌美，而又天生孤癖，傲士權貴，如涂瀛《紅樓夢論贊》所言“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4]130，但這也就難免“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為世俗禮法所不容。即便隱居于大觀園的櫳翠庵，與周圍人等并無實質性的日常交往，也仍惹來一些人的不滿，如李紈就聲言“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第四十九回)。李紈是大觀園中最安分守己、缺乏個性的形象之一，她的話實際也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妙玉的為世人所不容、不解，不僅緣于她的清高孤癖，也緣于她的“云空未必空”，未能真正超然物外，忘卻世情。在凹晶館聯詩時，她認為作詩若一味搜奇撿怪，就“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第七十六回)，由“咱們”二字，可見其外在身份雖是女尼，但在其內在意識里，自己與黛玉、湘云一樣，都是閨閣女兒。佛門僅是她消災避世的場所，她未能真正參禪悟道，處世不能和光同塵，喜惡皆形于色，待人有分別之心；日常起居講究品位，所用器物皆為稀世之珍，存有炫耀爭勝之心。在情感方面，她雖然身為女尼，卻如《玉簪記》中的陳妙常一般，心中仍存有正常人的情感欲望，“并不是‘四大皆空’的出世者，而是一個硬把‘五情六欲’苦苦包扎起來的‘檻外人’”[24]152，“堪說是‘身在佛門，心在紅塵’”[1]312。妙玉素有潔癖，連劉姥姥用過的杯子都棄置不用，卻用自己常日吃茶的綠玉斗與寶玉斟茶；別人討紅梅不得，她卻不但送給寶玉，還愛屋及烏送給大觀園中眾姊妹每人一枝；出家人本當不再掛念紅塵俗事，但在寶玉生日之際，她命人遞帖遙祝寶玉芳辰。寶玉居所名“怡紅院”，題“怡紅快綠”，“怡”者怡悅，“怡紅”是怡悅照拂諸女兒；“快”者高興、喜悅，“快綠”是專就“綠玉”而言，而黛玉、妙玉名字中并有“玉”字，日用起居皆與“綠玉”相關。黛玉的別號是“瀟湘妃子”，因其居所為“瀟湘館”，館中有千百竿翠竹；黛玉與寶玉為戀人關系，“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第三十七回)。妙玉在櫳翠庵以“綠玉斗”為寶玉斟茶，“綠玉”系竹之別稱，又尋出一只竹根雕制的大盇為寶玉斟茶，所用是真正的竹器；妙玉對寶玉亦有情愫，賈府敗落后妙玉返鄉，念及過往難免有睹物淚灑之舉?！跋驽印北緸槎?，黛玉為一湘妃，另一湘妃則非妙玉莫屬，因為無論從故鄉、身世、性情、才情等方面來看，還是從與寶玉的關系來看，二人都多有相近之處。凡此，都暗示了寶玉與黛玉、妙玉之間超乎眾女兒之上的心心相印與情意深長。陳其泰評妙玉云：“夫寶玉之性情，舍黛玉誰能知之。而妙玉獨能相契于微，則亦黛玉之下一人而已?！盵25]765雖然黛玉與妙玉皆對寶玉有情，但妙玉的出家人身份，使她不能大膽表露自己的情感。黛玉之情熱烈如火，是以一種矛盾的沖突的燃燒自己的形式表現出來；妙玉之情脈脈如水，是以一種隱約的幽微的靜水深流的形式表現出來。然而妙玉的孤僻性格、女尼身份與文化修養，都注定她既不能為賈府所接受，也不會與寶玉私相結合，一份隱秘而美好的情感必定會無疾而終。

劉敬圻先生指出，《紅樓夢》“‘書之本旨’之一是為一個異樣孩子作傳，即描寫一個貴族青年不被世俗社會所理解，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劇”。[18]343擴而言之，“紅樓三玉”的人生道路與精神歷程，實際都是這種“異樣孩子”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劇。

四、欲做隱者而不得的悲劇

具有隱逸人格的人一般而言較為恬靜淡泊，本應有一個相對平靜美好的歸宿。但“紅樓三玉”的結局，無論從前八十回的預敘、伏筆來看，還是從后四十回的具體描寫來看，皆是以悲劇收場。這種悲劇的性質，如王國維所言，是“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4]12；如張錦池所言，寶玉、黛玉當屬“天下少有的幸運兒”，賈母、王夫人都是“世上鮮見的大善人”，但曹雪芹卻寫出了“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26]195-220。這些精辟的論斷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討“紅樓三玉”的悲劇結局及其必然性。

賈寶玉的生活理想，短期內是和眾姊妹丫鬟過安富尊榮的日子，未來是和林黛玉及襲人、晴雯等人長相廝守；至于讀書入仕、立身揚名，則不在他的思慮范圍之內。他曾對紫鵑說：“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化煙?！?第五十七回)亦曾對尤氏、探春、李紈等說：“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第七十一回)這種隱于閨閣的理想是美好的，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因為這一理想只有在衣食無憂的賈府中、在與世隔絕的大觀園中、在賈母等長輩的庇護下、在一個特殊的年齡段內才能實現；即便在大觀園內部，理想與現實之間也存在著巨大反差，眾女兒各懷心事、瑕瑜互見，姊妹成年后面臨婚嫁之事，大觀園經抄檢后瀕于零落，凡此都使寶玉的閨隱理想一再受創。與此同時，賈府面臨著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危機，而寶玉“富貴不知樂業”，“愚頑怕讀文章”，毫無讀書入仕、為官作宰之心，其結果必然是坐吃山空、金銀散盡，錦衣玉食的生活失去依恃，最終走向家業凋零、個人淪落的結局，正如吳組緗先生所言，“這是可悲的矛盾：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20]241。

從前八十回的預敘、伏筆及部分脂批文字來看，寶玉、黛玉的愛情必然以悲劇收場。在還淚神話里，絳珠仙子謂以一生所有的眼淚償還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因而現實中的黛玉必然是在對寶玉的無限憂慮、牽掛中淚盡而亡?？磳氂癜ご蚝篦煊裢葱闹畱B，可知日后寶玉遭畸笏叟所言“獄神廟”之災時[11]342、445、472，黛玉的牽掛憂思之狀，結局必然是“欠淚的，淚已盡”。庚辰本中脂硯齋的“顰兒之淚枯”[11]359“將來淚盡夭亡”[11]379等語，皆言八十回后黛玉淚盡夭亡的結局。脂硯齋謂“晴有林風，襲乃釵副”[11]164，涂瀛謂“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4]143-144，晴雯在第七十七回已經夭亡，寶玉的《芙蓉女兒誄》“雖誄晴雯，而又實誄黛玉”[11]1240，預示了黛玉的命運與結局。黛玉死后，寶玉雖然與寶釵結成符合世俗婚戀觀的“金玉良緣”，但仍念念不忘基于知己之情的“木石前盟”，終因懷念舊情而抑郁難平，最后懸崖撒手，遁入空門?！臼瘴病わw鳥各投林】一曲謂“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第五回)，前者當指寶玉，后者當指黛玉。在后四十回中，掉包計的寫法雖然并不高明，賈母、王熙鳳的痛下殺手，也不盡符合二人在前八十回中的形象，但卻大體不離原著以悲劇收場的初衷。

妙玉的悲劇一方面源于“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一方面源于“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妙玉的高貴出身與才華氣質，決定了她的孤高傲世、目無下塵，也因而為世俗、權貴所難容，不得已只能棲身空門；但即便身在佛門，仍難離紅塵攪擾，隨著賈府的敗落，她也終將失去大觀園這個庇護所，最后“終陷淖泥中”，“風塵骯臟違心愿”(第五回)。礙于佛門的戒律與世俗的禮法，妙玉對寶玉隱秘而幽微的情愫，只能是“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第七十六回)。就妙玉而言，是“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對寶玉而言，是“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第五回)。薛寶釵、史湘云皆有金制的飾品，脂硯齋謂湘云為“間色”[11]527，則寶釵為正色，即湘云是寶釵的陪襯，寫湘云實為烘托寶釵。以此推之，林黛玉、妙玉名中皆有“玉”，妙玉與黛玉又有諸多相近之處，那么在“玉”這一線上，妙玉當為間色，黛玉當為正色，妙玉是黛玉的影子與陪襯。黛玉以淚盡而死終局，妙玉的結局如何呢？后四十回的遭強盜擄掠后又淪落風塵的寫法，顯然過于低俗離奇，背離了前八十回的藝術構思與自然寫實的筆法。靖應鹍藏本第四十一回眉批錯亂太甚，真意難明，但研究者多據以推斷妙玉的結局。如周汝昌校讀為：“他日瓜州渡口，各示勸懲，紅顏固不能不屈從枯骨，豈不哀哉！”戴不凡校讀為：“〈乃〉妙玉偏僻處，此所謂‘過潔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屈從，各示勸懲，〈豈〉不哀哉！紅顏固〈不〉能不〈化為〉枯骨〈也〉，〈嘆嘆〉！”[11]672從其中“瓜州渡口”“屈從”“紅顏”“枯骨”等語來看，妙玉可能是在賈府衰敗后返回故鄉(“瓜州渡口”)，還俗后嫁入一個并不理想的人家(“屈從”)，最終青春流逝(“紅顏”)，黯然辭世(“枯骨”)。在滿懷悲憫與同情之心的曹雪芹看來，這一結局正如“陷淖泥”“遭泥陷”。

《紅樓夢》中的女兒形象，以賈寶玉的“女兒”觀衡量之，大體可分為失去女兒本性者與葆有女兒本性者兩類；以寶玉的情感生活為中心，薛寶釵、史湘云、襲人等為一線，林黛玉、妙玉、晴雯等為一線，構成兩線對稱的形象格局。作者所贊賞的是葆有童心者心心相印的知己之戀，展示了人類情愛中最美好、最純真的一面，但結果卻是一場有愛情而無婚姻的愛情悲劇，而反觀世俗社會所稱許的“金玉良緣”，也不過是一場有婚姻而無愛情的婚姻悲劇，同屬“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青春悲歌，亦同屬“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人世悲歌。

五、“三玉”悲劇的文化底蘊

《紅樓夢》中的“女兒”觀，可視作孟子的“赤子之心”、李贄的“童心”在曹雪芹筆下的置換形態，象征著未被世俗的聞見道理所熏染荼毒的純真美好的天性。(2)張錦池先生將《紅樓夢》的思想性質與代表明清時期人文主義思潮高峰的“童心說”相綰結，認為曹雪芹繼承并發展了李贄的“童心”說，其《李贄的“童心”說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以“童心”說并結合作品形象體系的內部構成去論說《紅樓夢》的人性論和作品思想性質的文章。參見張錦池《紅樓夢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503頁?！凹t樓三玉”皆是葆有赤子之心、童心者的典型，但在現實世界中卻皆以悲劇收場。他們的人生悲劇，既是個人性格的悲劇，也是社會文化的悲劇，是在一個已然喪失了活力與包容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下，追求性靈自由與生命超越的個體欲做隱者而不得的悲劇。

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應具有價值多元、選擇多樣的特征，如李贄所言使人“各從所好，各騁所長”[27]17，如戴震所言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28]547。但在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在政治高壓與理學文化的雙重鉗制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與人文精神喪失殆盡，三綱五常等倫理教條的被空前強化，儒家思想喪失了固有的靈活性、包容性，淪為制度化、權力化的統治工具，社會文化氛圍令人窒息，個體生存空間極度惡化。在制度化的功名利祿的誘導之下，通過讀書應舉走仕途經濟之路，是主流社會普遍認可的個體價值實現途徑，讀書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退而選擇其他出路。而八股取士的科考之法，雖然作為一種規范化、標準化的考試形式不無合理性，但同時也具有內容保守、形式僵化的弊端，極大地窒息了知識分子的性靈，使讀書人陷于皓首窮經、追名逐利的泥潭。這套文化教育機制選擇、圣化那些對維護社會統治、維持社會運轉有利的人，排斥、邊緣化于此無利的人，從而導致社會及個人文化價值取向的功利化、單向化，令那些崇尚性靈、追求身心自由的士子備感壓抑，也促使他們尋找擺脫社會重壓、走出文化困境的出路，而傳統的儒、釋、道三教中的隱逸思想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精神出口。但較之以往，該時期的隱逸文化明顯具有心隱化與世俗化的特征，“正是由于王氏心學的新變勃興，人文主義狂潮的強勁涌起，正是這種狂潮至康乾盛世的復興，才導致了明、清隱逸文化的內向化、心隱化、世俗化，形成了那迥然不同于以往的異彩奇光”[16]343。如乾嘉時期的一些考據學家，他們一方面以“吏隱”“學隱”的方式擺脫現實的壓力，一方面通過由訓詁以求義理的方式探尋經典的真意。再如以金農、鄭燮、黃慎等為代表的“揚州八怪”，他們雖然棲身鬧市，以書畫為生，但卻特立獨行，品性高逸，超然于政治、權勢與流俗之外，是現實中“市隱”的典范。再如《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奇人”形象，既自食其力、自得其樂，又葆有高雅的精神文化追求，是吳敬梓參照那些身懷絕藝而隱居鬧市的高人逸士，為不甘受科舉制度所牢籠的士子們設計的一條“市隱”之路。這些殊途同歸的隱逸方式，都是對當時的主流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反思與反撥的結果，隱含著批判現實與矯正世風的文化訴求，“紅樓三玉”的隱逸人格特征亦可視為這一人文思潮的折光。

在《紅樓夢》中，雖然沒有對社會文化問題的直接的系統的討論，但卻通過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吉光片羽的思想表達，反映出作者對社會文化問題的深刻反思與痛苦求索。曹雪芹基于自己的個性稟賦與生命體驗，主要是繼承了歷史上的莊禪思想與心學觀念，而在心學觀念中又特重陽明心學及其影響下的王學左派的思想。賈寶玉聲稱“除‘明明德’外無書”(第十九回)，正因其與莊禪觀念相通，同時也是心學的基本命題。賈寶玉的“女兒”觀，可視為歷史上的“赤子之心”說、“良知”說、“童心”說的一種譬喻與置換形態，正如李贄倡言“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贊美葆有“真心”的“真人”[27]98，曹雪芹實際是以文學的形式鼓吹明中葉以降的人文主義精神，呼喚肯定自然人性、重視真情實感、尊重個體性靈的觀念的回歸，用以抗衡日益刻板僵化、表里不一、自欺欺人的世俗禮法。賈寶玉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境界，與“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29]537的祝允明，與聲言“《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27]99的李贄是何其相像。正如曹金鐘先生所言，“賈寶玉的‘意淫’及其‘女兒論’等，實質上就是李贄‘童心說’的豐富和發展”[30]157。研究者有時會努力探尋《紅樓夢》中某種超越于時代的思想新質，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一個作家的思想不可能脫離現實的文化語境，主要還是在反思現實的基礎上，回溯傳統思想并從中獲得話語資源，曹雪芹及其《紅樓夢》也概莫能外?！凹t樓三玉”的隱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蘊含，雖然與近現代的民主觀念、人文主義思想有相近之處，但若從還原的角度看，主要還是對傳統文化中、特別明中期以降的尊重情感、標舉性靈的思想的繼承，只不過是經過作者的心靈化合后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

總之，無論從現實層面還是從精神層面來看，“紅樓三玉”與其說是斗士，是抗爭者，是叛逆者，不如說是隱士，是避世者，是借隱逸以求身心自由者。他們的悲劇既是個人性格的悲劇，更是社會文化的悲劇。單從文化癥候的角度看，可以視為受莊禪與心學影響的童心、性靈一派，在理學、實學、經世之學的擠壓下，逐漸喪失存在空間與話語權，退卻到社會與文化的邊緣的境遇。透過“紅樓三玉”的形象，我們不難領會曹雪芹是以詩性的思維進行文化反思與社會批判，從中可以隱約聽到作者所發出的救救病態社會中的病態的人的悲憫呼聲，足資當時及后世的“齊家”“治國”者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