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脫貧地區精準化靶向化生態振興研究

李永玲　劉學敏　叢建輝

摘要：中國脫貧地區在地理維度上與生態環境脆弱地帶、自然災害高發地帶高度重合，面臨生態脆弱與貧困問題的“雙重制約”，是后脫貧時代生態振興階段防返貧治理工作的重點區域。防范化解脫貧地區多重潛在返貧風險，實現其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局面，重在精準施策、靶向發力。本文在探討生態環境與貧困的復雜關系基礎上，將脫貧地區對應劃分為“生態脆弱型”“生態損害型”“生態保護型”三種類型，系統分析與識別不同脫貧地區主要的致貧原因與返貧風險后，結合中國生態扶貧生態脫貧機制、實踐歷程與典型案例，得出后脫貧時代基于全球氣候變化沖擊、可持續生計和公正轉型視角的三大生態振興觀念，需要針對不同類型脫貧地區，實施“生態恢復優先，加強氣候韌性建設”“創新資源利用，規范生態管護崗位”“加大生態補償，大力發展生態產業”的精準化、靶向化生態振興路徑。

關鍵詞：脫貧地區 生態振興 精準化 靶向化 公正轉型

作者簡介：李永玲，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博士研究生；劉學敏，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叢建輝，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生態扶貧生態脫貧是中國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有效路徑，也是解決生態脆弱區貧困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國曾經的貧困地區亦即現在的脫貧地區，與生態脆弱地區、自然災害高發頻發地區高度重合（鄭澤宇，2022），盡管經過脫貧攻堅期（2016—2020年）的艱苦努力已經順利實現脫貧摘帽，但仍然是后脫貧時代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防返貧治理工作的重點區域。本文在生態環境與貧困多樣化關系的基礎上，探討了不同脫貧地區致貧原因與返貧風險，進而結合中國生態扶貧生態脫貧的作用機制與實踐經驗，得出其在后脫貧時代實現生態振興的精準化、靶向化路徑。

一、脫貧地區生態環境與貧困之間的復雜關系

學術界對生態環境與貧困關系的探討由來已久。糟糕的生態環境往往伴隨著貧困群體的出現，二者常被界定為正反饋關系（張倩，2021）。也有學者認為，環境惡劣和資源匱乏導致貧困，而貧困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二者表現為共生關系（王曉毅，2018）。經濟學家則將其概括為生態環境與貧困的“惡性循環”關系，并用“倒U”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加以闡釋。然而，生態優渥和資源豐裕的地區同樣也存在貧困問題。中國脫貧地區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氣候條件各不相同，加之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自然資源利用不當、環境保護政策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多重外部因素及其交叉作用，形成了生態環境與貧困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一）共生關系：環境惡劣、資源匱乏與貧困共存

受氣候、環境等自然因素制約，部分脫貧地區生態脆弱、環境惡劣、資源匱乏與貧困問題“與生俱來”且同時存在，兩者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西北地區大多缺水，干旱及沙漠化問題嚴重；西南地區大多缺土，面臨石漠化的挑戰；青藏高原積溫不夠，遭受高寒復合侵蝕的威脅；等等。惡劣的環境條件和貧瘠的自然資源極大限制當地農戶生產、生活資料的獲取，也決定了這些貧困地區長期以來滯后的經濟、社會和文明發展。2008年原環境保護部公布的全國8個主要生態脆弱地區（8個生態脆弱區是：（1）東北林草交錯生態脆弱區；（2）北方農牧交錯生態脆弱區；（3）西北荒漠綠洲交接生態脆弱區；（4）南方紅壤丘陵山地生態脆弱區；（5）西南巖溶山地石漠化生態脆弱區；（6）西南山地農牧交錯生態脆弱區；（7）青藏高原復合侵蝕生態脆弱區；（8）沿海水陸交接帶生態脆弱區。）中，除沿海水陸交接帶生態脆弱區外，其他7個生態脆弱帶都是貧困高發地區：西南巖溶山地石漠化生態脆弱區與滇桂黔石漠化連片貧困地區、青藏高原復合侵蝕生態脆弱區與西藏自治區和四省藏區的連片貧困地區等均高度吻合（王曉毅，2018）。

（二）因果關系：陷入生態脆弱與貧困的惡性循環

生態環境惡劣和自然資源短缺往往是導致貧困的本底條件。然而現實世界中，在環境惡劣和資源匱乏導致貧困的同時，貧困多數情況下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加劇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匱乏，由此陷入了生態脆弱、資源短缺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以生態脆弱地帶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前，因林木資源的大規模采伐，導致水土流失等自然災害增加，國家實施天然林限制砍伐措施以應對，但也造成原來以此為生計的居民再度陷入貧困。進入21世紀后，部分干旱地區或半干旱貧困地區通過發展采礦業促進經濟增長，但因忽視環境保護大量消耗地下水，造成當地水資源緊張，農牧業也由此遭受較大損失。

此外，在一些資源充裕地區也出現了貧困。豐裕的資源充裕并未給當地人民帶來持續的福利增長，反而出現了所謂“富饒的貧困”。這一方面是因為粗放的發展方式只關注經濟規模的擴張，忽視資源的有限性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由此導致生態破壞和貧困的出現；另一方面，該類地區對某種自然資源過度依賴，而忽視了其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把單一自然資源品種優勢當作唯一的比較優勢，甚至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資源優勢未能轉化為經濟優勢，最終造成貧困與環境問題的雙重惡化，從而陷入深度貧困和“貧困陷阱”中。

（三）制約關系：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不可兼得”

一些曾經的貧困地區由于承擔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等重要生態功能，在區域乃至全國范圍生態安全屏障建設中承擔重要作用。這些地區首要任務是生態保護和生態產品、生態服務的供給，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和城鎮化開發被嚴格限制。如山西省寧武縣管涔山（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的源頭）有“小三江源”“三河之源”之稱，同時也是北京母親河永定河的源頭，其獨特的生態功能和生態定位嚴格限制了該地區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發展；寧夏回族自治區六盤山保護區，屬于銀川、蘭州和西安三角地帶的重要水源地，與環境保護相沖突的產業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王曉毅，2018）；燕山—太行山片區生態建設對于京津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生態屏障作用，直接影響著京津冀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劉學敏，2020）；等等。在這些地區，良好的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往往“不能兼得”，發展權利和經濟效益的缺失成為其保持重要生態功能的“代價”。

二、不同類型脫貧地區致貧原因和返貧風險識別

基于生態環境與貧困的復雜關系，本文將脫貧地區劃分為“生態脆弱型”“生態損害型”和“生態保護型”三大類（如圖1所示）。其中，“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生態資源環境條件和人均收入指標均處于較低水平，生態脆弱與貧困問題同時發生屬于“共生關系”?！吧鷳B損害型”脫貧地區主要指初始生態環境或資源稟賦處于中等水平，但由于環境污染或自然資源使用不當等原因引起貧困加深，貧困問題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從而陷入生態脆弱與貧困問題的“惡性循環”之中的脫貧地區?！吧鷳B保護型”脫貧地區一般來說生態功能處于較高水平，但受環境保護政策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外部沖擊，地區產業布局和經濟發展受限，因而導致貧困問題的發生。識別不同類型脫貧地區的致貧原因與返貧風險，制定精準化、靶向化生態振興路徑，對于鄉村振興階段實現農戶持續增收與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不同脫貧地區致貧原因

1.“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量”上匱乏和“結構”上錯配

傳統的觀點認為，自然資源分布不平衡以及劇烈變動對傳統農業發展的嚴重制約，是“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的主要致貧原因。如西南巖溶山地石漠化問題嚴重，長期以來水土流失嚴重，造成農業生產發展困難；西北荒漠綠洲交界地區干旱少雨，嚴重制約農業發展；青藏高原高寒山區積溫低，作物生長季節短，致使農牧業產出較低。然而，這些地區貧困問題的本質來源并非簡單的自然資源“量”上的匱乏，更是資源不匹配引致的“結構”上的錯配。一些關鍵自然或氣候要素的缺乏，形成了限制產業和經濟發展的“最短板”，從而引致貧困。以西北黃土高原區為例，該地區有豐富的適合農業生產的土地，但因干旱少雨，且降水豐沛季節與農業生產季節不匹配，這些土地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此極大限制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2.“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先污染后治理”和自然資源利用不當

“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的致貧原因，概括來說主要包括“先污染后治理”和自然資源利用不當兩種。前者主要是指由于產業發展忽視環境保護造成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損害脫貧地區生態效益的同時，也制約了當地農戶持續增收能力，致使其陷入“貧困”與“生態脆弱”的惡性循環。后者則主要指因自然資源利用不合理導致脫貧地區生產效率和生產收入下降，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不斷深化，生態脆弱與貧困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如西南生態脆弱民族地區，雖然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但生態資源與農戶經濟系統斷裂，資源價值與生態價值并未轉換為經濟價值，加之錯誤的發展方式和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使當地農戶一度陷入貧困和環境惡化的“兩難”困境。

3.“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生態保護政策或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行動

“生態保護型”主要是指受保障生態安全和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政策影響，而犧牲經濟利益和發展機會的脫貧地區（張倩，2021）。主要包括兩種致貧原因：一種是因實施生態補償等生態保護政策，導致一部分人的發展機會受限因而貧困。大多數國家級重點生態功能區都面臨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矛盾，雖然國家投入大量生態補償資金，但政策執行結果往往還是以農牧民犧牲發展機會及經濟增收為代價。另一種是未來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以及提升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一系列相關政策引發的失業和收入減少。全球氣候變化危機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不斷加劇，經濟、社會和能源體系面臨深刻變革與全面轉型，以高碳行業為主的部分脫貧地區將成為氣候變化影響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

（二）不同脫貧地區返貧風險識別

1.“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氣候返貧”和因災返貧風險大、生態恢復難度和強度“雙高”

一方面，因生態功能退化嚴重，部分重要生態功能喪失，“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呈現“暴露度高、危險性強和脆弱性大”的特征，脫貧地區系統抗干擾能力和恢復適應能力較弱，容易發生氣候貧困（ 一種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及產生的災害所導致的貧窮或使貧窮加劇的現象。）（劉長松，2019）。此外，該類地區突發性和緩發性災害因子眾多，在全球氣候變暖加劇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的背景下自然災害發生強度和頻率都將進一步加強，由此導致因災返貧的可能性極高。另一方面，“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生態恢復難度和強度在全部脫貧地區中是最高的，加之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落后，缺乏強有力的產業和技術支撐，僅靠自身力量很難打破生態惡劣、資源稀缺與貧困關系的長期桎梏。

2.“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因病和因缺失勞動力返貧風險高、缺乏完善的脫貧農戶利益聯結機制

“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在防返貧治理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態系統功能恢復周期長以及區域生態優勢無法轉化為經濟優勢。一方面，該類地區生態系統功能修復難度高、耗時長、投入大，短期內無法有效緩解健康貧困問題，因病返貧和因缺失勞動力返貧風險仍處于較高水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解決綠色的經濟發展方式、正確的資源利用方式和適宜的生態產業這些難題，將是一個漫長且不確定性較高的過程。而不論是生態修復還是生態產業建設，多數脫貧地區尚未構建成熟完善的脫貧農戶利益聯結機制，實現生態改善與農戶增收的雙重目標任重道遠。

3.“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生態貧困”“氣候貧困”發生率增高、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缺失

未來在人為活動、資源開發、自然因子和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引致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將面臨生態環境高脆弱性、高敏感性等問題以及生態功能退化等潛在風險。主要生態功能遭受破壞的可能性極高，容易發生“生態貧困”與“氣候貧困”問題。同時，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危機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危害不斷加劇，山西、內蒙古等資源型地區低碳轉型過程中將有大量相關行業的工人面臨“因失業陷入貧困”的問題，在“生態保護”過程中犧牲經濟利益和發展機會的群體范圍及代價成本也將進一步擴大。而目前關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區域間生態補償機制的探索仍有限，豐富的生態資產價值變現面臨諸多阻礙，缺乏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豐富實踐路徑。

三、脫貧地區生態扶貧生態脫貧走向生態振興的探索與實踐

（一）脫貧地區生態扶貧生態脫貧的作用機制

在脫貧攻堅期，生態扶貧生態脫貧對于區域脫貧摘帽和農戶脫貧增收發揮了主要作用。在原來的貧困地區，生態扶貧生態脫貧通過生態工程建設、生態補償政策、生態公益崗位、生態特色產業和易地生態搬遷等措施，以直接、間接和衍生三種方式作用于生態服務生產者、生態服務購買者以及非參與者三類貧困群體，產生廣泛且巨大的減貧效益（任林靜、黎潔，2020）。

1.直接作用：增加了貧困農戶收入的多樣性和穩定性

生態扶貧生態脫貧政策使原來的貧困人口通過參與生態建設獲得勞務報酬、參加生態公益崗獲得工資收入、發展生態產業獲得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以及通過生態補償獲得轉移性收入，保證了貧困農戶收入來源的多樣性和穩定性。其中，生態公益崗位包括生態護林員、草原管護員等，通過吸引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群體參與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風沙源治理、天然林資源保護、農牧交錯帶已墾草原綜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并基于此發展多項生態產業，進一步增加了農戶收入的多樣性和穩定性?！笆濉逼陂g，中央財政累計安排“三區三州”中央林草資金555.6億元，大力支持發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生態旅游和森林康養、林下經濟、竹藤、種苗花卉等生態產業，推廣“企業+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等模式，帶動16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增收。（ 數據來源：國家林草局。）

2.間接作用：資源利用類型與方式轉變、勞動力再配置與生態服務供給

一是自然資源利用類型及方式的轉變（任林靜、黎潔，2020）。以土地資源利用轉變為例，土地轉換型的生態補償政策通常納入生產力較低的土地，在不影響糧食產量和價格的前提下，提升土地非農生產力。此外，土地利用轉變雖然降低了農產品的生產力，但卻可能提升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從而促進農戶增收。二是勞動力在各項生計活動中再配置。貧困群體參與生態脫貧政策，本質上就是貧困人口勞動力在各項生計活動中再配置的過程。這種政策有利于降低流動性約束，大大增加非農就業的機會。由于收入幾乎完全依附于土地和農業經營，農戶初始流動性約束較強，生態脫貧政策對其勞動力再配置和收入增加的作用效果相對較大。反之，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制度的不完善和就業形勢的不確定性，使得農戶在尋求非農就業機會時面臨較高的風險和交易成本。而生態脫貧政策能有效降低市場風險與制度約束，對農戶非農化轉移產生正向影響，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戶增收的雙贏目標。三是生態服務與生態產品的供給增加。生態扶貧生態脫貧政策不僅有助于農戶從生態系統改善中獲得健康的食物、純凈的水、能源和清潔的空氣等，還有助于通過生態產品和生態旅游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獲得可持續性的收益。貧困地區基于生態資源優勢，發展適宜的生態旅游、特色林產業、特色種養業等生態產業，貧困群體通過土地流轉、入股分紅、合作經營、勞動就業、自主創業等方式參與其中，這將有效拓寬增收渠道。此外，這項政策還有利于自然資源的生態服務供給力和農林畜牧產品生產力的持續提升，不僅促進農戶的短期收入，也有利于其長期增收有效防止返貧。

3.衍生作用：包括生態服務生產者、生態服務購買者以及非參與者三類貧困群體的減貧效應

生態扶貧生態脫貧政策基于各要素市場、產出市場、生態服務供給等對更多群體和更廣區域產生衍生作用。如水土保持、資源環境壓力的緩解等生態效益，促進區域生產模式轉型、經濟效益提升和農戶福祉改善；發展生態產業有利于促進農戶非農就業，擴大生態服務供給范圍與受益群體，改善區域生態環境條件；生態補償機制和易地搬遷政策，可以緩解遷出地與補償方的環境和資源壓力，也可以有效提升遷入地與受償方的經濟社會效益。對于生態服務購買方和沒有參與到脫貧活動的其他人來說，生態脫貧福祉的改善也體現在政策所帶來的環境質量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如飲用水質的提高、空氣質量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等。

（二）脫貧地區生態扶貧生態脫貧的實踐歷程

改革開放后，扶貧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有序展開。國家山區綜合開發（ “八七扶貧攻堅”國家重點扶持的592個貧困縣中，有496個是山區、半山區縣，可以說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就是山區貧困問題。）是當時貧困地區貧困治理的主要舉措。通過把山區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政府、農民、企業等的主體作用，多維度、多方向提高山區生產能力，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1996年初，國家開展山區綜合開發試點示范工作，先后分4批從全國1564個山區縣中確定了114個示范試點。至2000年底，超過2億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山區的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明顯改善，經濟和農民收入增速加快，特色產業發展卓有成效。然而，受國家主體功能區中禁止開發區政策限制以及財政轉移支付有限、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低、基礎設施薄弱、特色產業發展受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山區綜合開發的實施非但沒有縮小山區與平原地區特別是與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反而有促進擴大之勢。

在此背景下，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相繼提出并深化了將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的“生態扶貧”理念。2010年，我國初步形成包含生態產業、生態移民、生態補償、生態建設等路徑在內的生態扶貧政策體系。至此，貧困地區扶貧策略從山區綜合開發開始轉向生態扶貧。隨后，2015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生態扶貧為精準扶貧方略的五大脫貧手段之一。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在生態扶貧路徑上新增了生態就業路徑。而在國家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過程中，“生態補償脫貧一批”政策的開創性探討與實施，不僅加大了對于貧困地區生態修復和保護的力度，增加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擴大了政策的實施范圍，還讓貧困人口真正加入到生態保護與修復的隊伍中去，使他們在生態建設中獲得報酬收入。

2018年1月1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共同印發《生態扶貧工作方案》，總結了參與生態工程建設、實施生態補償政策、設置生態公益崗位、發展生態特色產業、開展易地生態搬遷五條生態扶貧主要路徑，并提出了詳細的工作要求。生態扶貧生態脫貧實踐不斷深化，實施范圍和力度日益增強。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生態扶貧累計帶動超過2000萬人脫貧增收。其中：生態補償扶貧方面，中西部22個省利用中央及地方資金，共選聘110.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擔任生態護林員，精準帶動3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增收；國土綠化扶貧方面，通過深入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新一輪退耕還林、重點防護林、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濕地保護恢復等重大工程，全國脫貧攻堅造林（種草）專業合作社達到2.3萬個，吸納160萬貧困人口參與生態建設；生態產業扶貧方面，大力支持發展國家儲備林、森林濕地等自然生態旅游、木本油料、林下經濟、竹藤、花卉種苗等產業，帶動近16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增收。（ 數據來源：國家林草局。）

（三）脫貧地區生態扶貧生態脫貧的典型案例

在如火如荼的脫貧攻堅實踐中涌現出許多典型案例，（ 自此以下文中數據資料均系作者調研所得。）不僅豐富了生態扶貧生態脫貧實踐的經驗，也為鄉村振興階段的生態振興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啟示（叢建輝、宋婧瑋，2023）。

1.山西省呂梁山區的“購買式造林”實踐

在山西省的呂梁山地區，探索出了“購買式造林”的生態建設新模式，為生態建設與脫貧攻堅架起了橋梁和紐帶?！百徺I式造林”的具體實施過程是，根據政府規劃設計，由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占比不低于80%的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經過競價和議標，與鄉鎮政府簽訂購買合同，自主投資投勞造林；當年驗收合格支付30%左右工程款，第三年經驗收合格后支付余款。購買造林服務的組織方式，旨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靠市場主體的獲利機制推動生態建設和脫貧攻堅互促“雙嬴”。它賦予了貧困群眾參與生態建設的權利和自由，激發了群眾的內生動力；以“花錢買活樹、花錢買結果”的思路，實現了造林由過去的“過程管理”向市場化“結果購買”轉變；構建了一個很好的投資引誘，獲得了很大的乘數效應，撬動社會資金參與造林，激發了市場活力?！百徺I式造林”政策既強化了造林者的責任，也提高了造林質量和貧困戶收益。以臨汾市大寧縣為例，自2016年試點“購買式造林”后，2017—2021年造林專業合作社累計實施27.37萬畝，先后帶動2.03萬參與貧困人口，獲得勞動收入共計8625萬元。

2.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縣的生態旅游模式

荔波縣是水源涵養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域和珠江上游生態屏障，同時擁有“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地”和“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兩張世界級名片。荔波縣依托良好的生態資源優勢和世界自然遺產地名片效應，率先提出全域旅游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喀斯特熔巖地貌的綠水青山資源，結合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發展以生態旅游為重點的生態扶貧模式，以旅游帶動產業發展，實現產業生態化。荔波縣旅游收益由2007年的8.89億元增長至2022年的153億元，全縣經濟支柱實現由煤炭經濟向旅游經濟的成功轉型。與此同時，荔波全縣地表水國控斷面水質優良率達100%、縣城環境空氣優良天數比率為99.4%，空氣質量綜合指數1.84，位列全省第一方陣前列，真正實現了生態保護與人民脫貧的“雙贏”局面。

3.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羅城仫佬族自治縣的毛葡萄產業模式

羅城縣地處滇桂黔石漠化連片特困地區，屬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稱為“地球癌癥”的石漠化多年來制約著經濟發展。作為廣西深度貧困縣和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區縣，石漠化嚴重，山地瘠薄、缺水缺土是造成羅城縣貧困的主要原因。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羅城縣選擇能夠涵養水源、具有很強生態恢復能力且經濟效益明顯的毛葡萄產業作為重點扶貧產業，探索出一條在石漠化地區生態建設與產業發展相融合的獨特之路。為了解決毛葡萄難以生根的技術難題，羅城縣與廣西農科院合作，通過組織培養方法破解苗木擴繁難題。面對毛葡萄銷路難的問題，羅城縣在毛葡萄酒銷售的基礎上增加毛葡萄果汁、果醋、化妝品應用等產品研發工作，取得了積極有效的進展。截至2020年底，羅城縣毛葡萄種植面積有8萬畝。2019年產量達1.56萬噸，全縣先后有3800多戶貧困戶參與種植。2012—2020年，已有1200多戶貧困戶因種植毛葡萄實現脫貧，毛葡萄產業成為脫貧及脫貧后長期的收入保證。

4.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的八步沙“六老漢”治沙模式

古浪縣地處河西走廊東端、騰格里沙漠西南緣，八步沙林場風沙肆虐，侵蝕周圍村莊和農田，嚴重影響當地農戶的生產與生活。八步沙林場占地面積7.5萬畝，隨著氣候干旱和過度開荒放牧，到20世紀60、70年代，仍是寸草不生、黃沙漫地?！傲蠞h”三代人治沙造林，從“求生存”到“求生態”，探索了“以農促林、以副養林、農林并舉、科學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實現了從“沙進人退”到“人進沙退”、從“死亡之?！钡健敖洕G洲”的轉變。從80年代至今，八步沙林場三代職工科學治沙，持之以恒推進治沙造林事業，已完成治沙造林28.7萬畝，管護封沙育林草面積43萬畝。八步沙林場“六老漢”三代人治沙造林先進群體，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忠實踐行者，是荒漠變綠洲的接續奮斗者，他們以愚公移山精神生動書寫了從“沙逼人退”到“人進沙退”的綠色篇章，為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振興提供了重大借鑒。

5.云南省臨滄市永德縣小勐統鎮的藤椒生態產業模式

與羅城縣生態產業探索過程類似，面對行政村喀斯特地貌居多以及現有產業日趨飽和等問題，小勐統鎮結合石漠化的土壤特征和氣候條件，最終確定大力發展“有土就能種、有光就能長”的藤椒產業，有效實現群眾增收和生態修復的雙重目標。不同的是，小勐統鎮還引進企業與鎮合作社合資成立永德萬昌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投資發展藤椒產業，完善建立“公司+合作社+農戶”利益聯結機制，依托“五個聯結”（土地有償聯結、加工有償聯結、生產激勵聯結、種苗風險聯結、共同詢價聯結），通過土地流轉、價格兜底、技術幫扶等方式發動農戶發展藤椒種植。截至2022年底，“藤椒模式”的推行助推小勐統鎮各類產業基地建設8個，流轉土地3.2萬畝，轉移就業勞動力1.7萬人次。同時依托企業孵育“雛雁”，培育本土創業青年48人，實現產值1191萬元，帶動周邊群眾增收超過600萬元。

6.寧夏回族自治區西海固地區生態移民建鎮模式

西海固地區是寧夏中南部9個深度貧困縣區的概稱，這里干旱缺水，土地貧瘠，農業基礎薄弱，自然環境惡劣，“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一度陷入“盲目開墾—生態破壞—干旱少雨—貧困落后”的貧困惡性循環，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皹渑菜?，人挪活”，移民成為西海固消除貧困的關鍵舉措之一。1983年以來，寧夏探索實施了吊莊移民、生態移民、勞務移民、插花移民等不同模式，6次大規模移民累計從西海固地區移民120余萬人，但仍存在初期移民“穩不住”、脫貧致富期拉長、吃糧問題投入大等一系列問題?！笆濉币詠?，國家投入105億元實施了35萬生態移民工程，移民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初步形成以特色種養收入為基礎、勞務收入為主體的新格局，大大減輕了西海固的人口與資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水、沿路、靠城的區域拔掉窮根，實現異地安家、異地創業、異地致富。據統計，貧困核心區域固原市的貧困人口減少到2017年底的9.55萬人，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500元。與此同時，生態建設始終貫穿在西海固幾十年的扶貧開發中，生態底色由“黃”變“綠”。以固原市為例，森林覆蓋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1.4%增長到2019年的28.4%。

四、后脫貧時代生態振興的精準化、靶向化路徑

（一）新時代生態振興必須進行觀念創新

1.將氣候貧困問題納入生態振興政策的邏輯體系中

氣候變化在很多層面上加劇了脫貧地區生態和生計系統的脆弱性，給反貧困和防返貧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脫貧地區呈現生態環境脆弱性高、氣候變化敏感度和暴露性強、氣候韌性相對較差的特征。剛剛脫貧的農牧民嚴重缺乏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沖擊的能力和資源，是全球氣候變化沖擊下影響最嚴重的群體，發生氣候貧困的概率極高。氣候變化作為新的致貧因素，想要有效預防因災致貧和新型貧困發生，保障脫貧成果的可持續性，必須將氣候貧困問題納入生態振興的政策體系中加以解決（劉長松，2019），以有效減弱貧困地區及其貧困人口經濟效益、生態效益遭受的損失。

2.激發可持續生計在生態振興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從福利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可持續生計是指生計資本在不同生計活動中的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使得生計策略具有恢復力和可持續性的狀態（蘇芳等，2021）。當前，我國正處于由生態扶貧生態脫貧邁向生態振興的關鍵節點，關注新情勢下可持續生計在規避返貧風險、實現農戶穩定脫貧、促進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聚焦脫貧地區可持續生計框架構建，實現生態系統與生計系統高效耦合并關注其時空維度的變化過程，對于可持續生計策略的形成和預防氣候貧困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亟需基于系統學的解決思路，構建返貧風險規避與生計干預機制、生計系統中恢復力的認知能力和生計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耦合機理，為后脫貧時代的貧困治理提供可持續生計視角下的學術支撐和決策參考。

3.避免“生態致貧”現象，實現更大主體范圍的公正轉型

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的耦合是一個復雜的跨學科系統工程，它不僅需要科學合理的政策規劃與指導，更有賴于市場力量和多方利益主體的共同參與。然而，在生態振興過程中不同主體間的利益角色總是沖突或互斥的。政府、企業、組織和公眾等利益相關主體的參與力度及有效合作是政策實施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此外，將公正轉型從氣候問題拓展至更大范圍的生態保護與反貧困治理范疇，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范式和制度設計。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關注轉型中失業和收入減少可能帶來的貧困問題，減少轉型過程中對處于被剝奪地位的脫貧地區和脫貧群體的利益損害。

（二）新時代生態振興的精準化、靶向化路徑

重視政策在不同區域不同尺度下的適用性。各種政策只是適用于具體情景，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同脫貧地區生態脆弱、貧困發生以及二者關系各不相同。因此，探索不同類型脫貧地區針對性的生態振興途徑，制定出符合其地區特點的精準化、差異化政策，實現生態與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是后脫貧時期生態振興促進防返貧治理實效的關鍵。

1.“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要優先生態恢復工程，加強氣候韌性建設，發展特色生態產業，完善生態移民機制

“生態脆弱型”脫貧地區環境惡劣、資源匱乏，應以生態恢復和保護為主，使更多脫貧群眾參與到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防沙治沙綜合示范區、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等重大生態工程建設，提高群眾的勞務收入和增收渠道。以森林、草原、濕地、沙化土地管護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為重點，進一步加大生態公益崗位的覆蓋范圍和對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同時，注重加強氣候韌性建設，有效破解生態增收難題。通過探索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發展如光伏扶貧、生態旱作農業等經濟效益顯著的氣候友好型產業，提升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增強“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氣候韌性。此外，加強開發脫貧地區特有的生態資源優勢，如石漠化地區特有的自然景觀，通過發展特色生態旅游，帶動群體增收的同時吸引更多的生態服務購買方甚至是非參與方關注和參與到石漠化綜合治理中，切實擴大生態振興的參與主體范圍，化劣勢為優勢，有效促進生態振興和防返貧治理實效。其后，要完善生態移民機制，強化利益導向機制，積極探索實踐“生態移民+鄉村振興戰略+扶貧工程+特色小城鎮建設”的經驗模式，把各項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確保生態移民工作有計劃、分步驟推進。強化利益導向機制，統籌解決好土地調整、項目建設、產業培育、社會發展等問題，以促進生態移民增收為核心，扶持發展接續替代產業，切實解決生態移民的后續發展問題，推動生態移民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能致富”目標的實現。

2.“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要加強生態修復工程，創新資源利用方式，打造生態脫貧成功樣板，規范生態管護崗位

對于“生態損害型”脫貧地區，一是要加強生態修復工程，緩解健康貧困風險。優先推進以人工干預為主的生態修復工程，改善地區生態環境條件，提高脫貧人口的健康水平和福祉。加大生態修復資金、人才和技術投入，研發并應用適宜高效的生態修復技術，提高生態修復和保護工作效率，縮短生態修復工程周期，有效規避生態貧困問題。二是要創新資源利用方式，促進生態資源資產化。應關注創新資源利用方式，以打破“富饒的貧困”詛咒為目的，挖掘其他生態資源比較優勢，實現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要推進森林資源有序流轉，推廣經濟林木所有權、林地經營權等新型林權抵押貸款改革，拓寬脫貧人口增收渠道。要推進脫貧地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戶財產權益，將符合條件的農村土地資源、集體所有森林資源，通過多種方式轉變為企業、合作社或其他經濟組織的股權，推動貧困村資產股份化、土地使用權股權化，盤活農村資源資產資金。要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探索通過貨幣化與資本市場實現“生態資本深化”，發展碳匯經濟、生態金融等新型生態產業業態，激活鄉村生態資本，實現生態振興和鄉村可持續發展。三是要鼓勵新型集體經濟，強化產業利益聯結。壯大以股份經濟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完善運行機制，健全農村集體資產監管體系，探索多樣化發展途徑，提高集體經濟收入和服務帶動能力。加強和創新村集體、村民與龍頭企業、合作社、新型經營主體間互利互惠合作的利益聯結，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使村民能夠持續分享鄉村生態振興產業發展的成果。四是要規范生態管護崗位，探索行之有效的“生態工人”制度。逐步加大生態管護員選聘規模，重點向貧困地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及大江大河源頭傾斜。研究制定生態管護員制度，加強生態管護崗位隊伍建設，提升他們的業務水平和安全意識，建立高效穩定的生態建設隊伍，提升領導和實施能力。將生態管護崗位納入或賦予國家公務員管理或同等待遇（劉學敏，2020），真正做到“崗位留住人才”。

3.“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要加大生態補償力度，探索碳交易補償新方式，大力發展生態產業

一是要推進橫向補償機制，加大生態補償力度。推動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多元耦合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探索將森林碳匯價值、生物多樣性價值、水源涵養地價值轉換成為橫向生態補償項目，通過增量收益、就業引導、轉產扶持、技能培訓、共建園區、資金補償等方式建立橫向生態補償關系，提高生態補助標準，有效解決資金不足問題。此外，加大該類地區生態補償力度，以彌補其在經濟發展中所承擔的成本與代價。這就需要解決部分生態服務購買方支付意愿低且支付能力有限、生態服務功能價值難以計算、生態服務生產者受益者范圍模糊等困難，不斷完善生態補償的市場機制，充分地體現這類脫貧地區生態保護的價值。二是要探索碳交易補償方式，大力發展碳匯經濟。該類地區的森林、草原和濕地系統中生產大量的碳匯，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能力提升和國家生態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結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積極推動清潔發展機制和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機制改革，研究支持林業碳匯項目獲取碳減排補償。要加強碳匯交易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清晰界定碳匯交易的范圍和對象，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支持碳匯市場自愿交易。設立專項碳匯發展基金，引導企業和社會力量多方參與，逐步將林業碳匯交易納入規劃項目。加強脫貧地區碳匯功能價值核算與研究，推動其碳匯進入全國碳交易市場，提升脫貧群眾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生態生活條件。三是豐富生態產業化路徑，系統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劉學敏，2022）。應選擇與生態保護緊密結合、市場潛力較大的特色產業和農產品，在政府和企業的有力支持下，依托地區生態資源稟賦優勢并將其有效轉化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立足生態資源優勢，通過“互聯網+”“農業+”等融合思路，有序發展“+電商”“+康養”“+體育”“+文化”等適宜的鄉村生態產業。此外，將不同生態產業鏈各個環節緊密結合，延伸強化生態產業鏈，充分發揮不同主體在產業鏈不同環節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引導脫貧地區拓寬投融資渠道，落實資金整合政策，強化金融保險服務，著力提高特色產業抗風險能力。此外，構建常態化援企穩崗幫扶機制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幫扶機制，加強轉業培訓疏通省內就業安置渠道，加大股份經濟合作社對新型貧困群體的吸納能力，擴寬該類群體增收渠道的同時保證其持續增收能力，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失業危機，筑牢“生態保護型”脫貧地區社會保障屏障。

參考文獻：

1.鄭澤宇：《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扶貧研究的發展脈絡和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獻計量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9期。

2.張倩：《生態環境視角下的相對貧困與公正轉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3.王曉毅：《綠色減貧：理論、政策與實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4.劉學敏：《論貧困地區如何突破貧困與生態恢復的“雙重制約”》，《全球化》，2020年第4期。

5.劉長松：《我國氣候貧困問題的現狀、成因與對策》，《環境經濟研究》，2019年第4期。

6.任林靜、黎潔：《生態補償政策的減貧路徑研究綜述》，《農業經濟問題》，2020年第7期。

7.叢建輝、宋婧瑋：《中國生態扶貧政策、實踐與展望》，人民出版社，2023年。

8.蘇芳、宋妮妮、薛冰：《后脫貧時期可持續生計研究展望》，《地球環境學報》，2021年第5期。

9.劉學敏：《在生態與產業融合發展中實現脫貧地區鄉村振興》，《城市與環境研究》，2022年第2期。

責任編輯：谷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