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保險服務體系構建研究

肖宇　張穎熙

摘要：隨著“一帶一路”倡議走向“工筆畫”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逐漸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地區。作為管理風險的特殊行業，保險服務業能夠為“一帶一路”跨境合作提供全面的風險保障與服務。雖然當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以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一帶一路”倡議保險服務體系，但由于多元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境外保險服務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導致該體系對“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支撐效果還較為有限。發達國家經驗顯示，建立官方加民間的海外保險服務體系，通過多雙邊合作機制掌控國際話語權，不斷豐富海外保險服務和產品職能，是維護本國企業海外權益的重要手段。據此，本文提出從推動海外投資專項立法、豐富海外保險產品和服務矩陣、加強保險服務業國際合作等角度完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保險服務體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 保險服務體系 國際合作 風險管理

作者簡介：

肖 宇，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張穎熙，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帶一路”倡議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耙粠б宦贰背h作為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自提出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活動日趨活躍。截至2022年6月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約12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

唐云：《共建“一帶一路”九周年成績單》，中國一帶一路網，2022年2月1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281310.htm。）但眾所周知的是，作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較為集中的區域，“一帶一路”輻射區域涉及國別數量多，人口數量大，地緣政治、經濟關系復雜多變。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從“大寫意”向“工筆畫”轉換，需要解決好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匱乏、營商環境有待提升、融資來源多元化程度不高和地緣政治博弈激烈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潛在影響。完善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企業海外利益，但中國目前與境外投資保險相關的機制安排和法律規制尚不健全，使得企業在風險防范方面十分被動（田昕清、黃永富，2018）。作為經營和管理風險的特殊行業，構建一個與“一帶一路”海外投資相適應的保險服務保障體系，已成為新時期保險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服務國家戰略的必答題。

在頂層設計層面，保險業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條件已經齊備。2015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以及商務部共同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允許保險行業涉足“一帶一路”經濟建設，保險資金可以在基礎建設、能源貿易等方面進行資金融通與投資。（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國網，2023年2月5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5-09/15/content_36591064.htm。）2017年發布的《“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也鼓勵支持保險業和其他各類商業性金融機構一起，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及其他金融服務。（ 財政部：《“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中英文版），財政部官網，2023年2月10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007/t20200724_3555773.htm。）《保監會關于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保監發〔2017〕38號）指出，保險服務業要提升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滲透度和覆蓋面，增強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服務和保障能力。（ 國務院：《保監會關于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國務院網站，2023年2月15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37718.htm。）在銀保監會推動下，中國“一帶一路”再保險共同體于2020年11月正式啟動運營。

一、完善“一帶一路”倡議保險服務體系的必要性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系程度不斷提升。以對外投資為例，在宏觀層面，截至2021年底，中國在沿線國家投資達到了241.5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3.5%，年末存量數為2138.4億美元，占總額的7.7%，創下歷史新高。微觀層面，截至2021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企業超過1.1萬家，約占中國境外企業總量的1/4。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日益密切的聯系，催生了對保險服務的旺盛需求。

（一）高效的保險服務有助于緩釋沿線傳統投資風險

截至2023年6月，中國已經同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這些國家中，有52個位于非洲、40個位于亞洲。（ 曹家寧：《已同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一帶一路網，2023年3月20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由于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外部需求疲軟使得保護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肖宇、田侃，2022），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可能存在的風險引起了學術界和業界的普遍關注。因為就全球各國投資便利化水平差異而言，歐洲發達國家普遍高于亞洲和非洲國家，而中亞、南亞、東歐和非洲是投資便利化亟待改善的重點地區（張亞斌，2016）。中誠信國際攜手RAEX-Europe、VIS評級公司發布的《“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報告（2020）》顯示，“一帶一路”國家風險有整體上行的趨勢，風險等級在“中等”及以上的國家為38個，占比67%，其中南亞、高加索和中亞仍是風險最為突出的區域。在新冠疫情沖擊疊加全球貿易低迷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國家普遍面臨經濟下滑、貨幣貶值以及債務攀升的壓力。（ 中誠信國際：《中誠信國際發布<“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報告（2020）>》，搜狐網，2020年12月28日，https：//www.sohu.com/a/441089837_263888。）

表1列示了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所面臨的風險。就政治風險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是世界上地緣關系最復雜、歷史文化差異最大、宗教民族沖突最嚴重、國家和區域局勢最動蕩、大國關系最糾結的地理區域。中企的海外投資利益受到中亞地區“三股勢力”、西亞地區新興起的“伊斯蘭國”、投資所在國政局不穩、部分國家反華排華傾向、美日等西方國家競爭性滲透的干擾、破壞和沖擊（李曉、李俊久，2015）。當前“一帶一路”建設重點領域是基礎設施投資，由于回報率低、風險高，導致私人資本參與率低，進而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承擔較高的出資比重，這增加了經濟貿易問題泛政治化的風險（葛天任、張明，2021）?！白叱鋈ァ逼髽I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面臨著中方整體利益的統籌協調水平較低、風險評估能力較弱、海外業務的保險缺乏統一管理、缺乏海外保險認知和控制權、保險需求較大與保險供給不足并存、難以實現自保項目建設、風險意識和保險意識不強等問題（高立飛，2022）。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投資環境評分顯示：沿線國家中小企業融資指數大多處于40～50，風險投資可獲得性低于40，整個金融市場的效率較為低下（肖宇、夏杰長，2022）。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經濟復蘇背景不甚明朗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融資體系面臨投資風險快速攀升、主權債務風險加大、地緣政治風險高漲以及補貼收緊等新風險（季志業等，2022）。

（二）沿線中企新興領域投資風險保障面臨較大挑戰

在數字技術快速推進和衍生產業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推動沿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正在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要內容。2021年7月，商務部、中央網信辦和工信部聯合印發《數字經濟對外投資合作工作指引》，明確了中國企業海外數字投資重點工作。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也指出，要推動“數字絲綢之路”深入發展。

目前無論是新興經濟體的印度，還是資本主義老牌強國英國，乃至匈牙利、韓國、日本等多個國家，都制定了本國數字稅的基本規則，以試圖避免本國的稅基侵蝕。尤其是英國，在國際性和區域性數字稅征收協議尚未達成的情況下，率先開始征收數字服務稅，在這種示范效應下，全球數字投資面臨的門檻進一步提升。數字公平、數字隱私、數字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的激烈博弈日漸升級（肖宇、夏杰長，2021）。以跨境數據傳輸為例，為了擺脫歐美高標準規制掣肘，“一帶一路”沿線已有40多個國家對此進行限制立法嘗試，但這些規則要么部分與歐盟的規則相一致，體現出較高的準入門檻，要么缺乏區域合作機制，導致與域外國家的合作交流仍是一種奢望（齊鵬，2022）。典型代表就是印度先后4次對其《個人數據保護法草案》進行修訂，以防止大型數字企業進入印度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國數字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合作的難度。綜合來看，由于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鴻溝，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跨境數據流動、數字稅收國際規則等多個領域仍然存在政策協調的短板。目前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規則模板主要以“美式模板”“歐洲模板”和“日本模板”為主。這導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投資面臨的“軟約束”較為明顯。

二、 中國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現狀分析

作為管理風險的特殊行業，保險服務保障體系對于“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從現代保險服務業的商業模式來看，在負債端，通過提供保險產品，可以緩釋沿線投資風險，為沿線經濟合作提供全方位的風險保障；在資產端，保險公司通過資產配置，還能夠為沿線項目債權和股權融資提供支撐。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講話中明確指出，要繼續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歡迎多邊和各國金融機構參與投融資合作。（ 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記者會上的講話》，中央人民政府網，2019年4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4/27/content_5386904.htm。）這為保險公司長期穩定資產回報提供了配置渠道，主要原因在于，“一帶一路”把建設基礎設施列為主要發展方向，在境外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穩定的資金，而保險資金具備數額巨大、穩定性強、可以長時間運行的特點，與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相符合（郭琦，2021）?？紤]到保險業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學術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現代保險體系構建和產品與服務設計邏輯能夠對企業海外投資產生重要影響（Qiuping Chen et al.，2021）。

為更好服務“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需要，2019年11月，銀保監會發布了《中國銀保監會對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第3001號（財稅金融類268號）提案的答復》，鼓勵保險經紀公司依托在外國的分支機構，為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提供屬地服務，量身訂做符合中國企業文化的風險管理和保險經紀服務，積極跟進海外工程保險及救援服務項目，以期為中國企業在沿線投資提供及時全面的查勘定損、理賠救援等保險服務。

（一）當前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保險保障產品體系

1.政策性保險服務

政策性保險服務體系主要由海外投資保險和其他政策性保險產品構成，這里的海外投資保險實際上指最狹義的海外投資保險，主要針對的是海外投資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如表2所示，指駐在國政局變化、戰爭、武裝沖突、恐怖襲擊或綁架、社會動亂、民族宗教沖突、治安犯罪等突發事件可能給投資帶來損失的風險，以及政府征用或沒收、匯兌限制等。中國海外投資保險作為出口信用保險的一種，主要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簡稱中國信保）承保。作為政策性保險機構，其彌補了商業保險公司對海外投資保險承保能力的不足，實際上是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了一種“準國家保證”（孔慶江、王榮華，2022）。中國信保目前有兩款產品：一是海外投資股權保險，承保范圍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的股東權益損失；二是海外投資債券保險，是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提供股東貸款、金融機構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提供貸款，以及中國信保認可的其他投融資形式，向企業或金融機構提供承擔其債權損失的保險產品。

作為由國家出資設立、支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與合作、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國有政策性保險公司，中國信保目前的主要產品及服務包括：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海外投資保險、短期出口信用保險、國內信用保險、與出口信用保險相關的信用擔保和再保險、應收賬款管理、商賬追收、信息咨詢等。這些產品在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中國信保全年實現承保金額83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7.9%，其中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和投資1700億美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政策性職能履行評估報告（2021年度）》，2022年6月。）

2.商業性保險服務

中資企業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參與沿線國家的投資和貿易，除了直接投資之外，沿線的工程施工和勞務也催生了對以財險和壽險為代表的商業險保險的旺盛市場需求。如表3所示，目前保險服務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商業保險產品服務矩陣主要有財險、壽險和項目融資三個部分。

此外，商業性保險服務體系另外一個重要構成是保險機構的海外投資。2015年3月，保監會發布了《調整保險資金境外投資有關政策的通知》，明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保險業保險金投資到境外市場，不僅可由中國香港拓寬至全球45個國家與地區，而且還放寬了境外債權的投資范圍。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保險資金規模龐大、融資成本低、資金使用周期長，完全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可以直接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國務院在2015年6月發布的《中國保險基金設立方案批復》中，明確允許保險機構設立3000億元的投資基金，對“一帶一路”企業的項目進行長期投資。

（二）中國“一帶一路”保險服務體系主要短板

1.服務保障能力尚不能滿足“一帶一路”沿線旺盛的需求

這種市場需求和供給的不匹配主要體現在，中國保險服務業的境外服務能力還較為有限。由于出口信用保險的商業模式和運作邏輯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并且和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出口信用保險具有投入產出比明顯的杠桿作用，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出口信用保險憑借在風險保障和融資增信方面的獨特優勢，已然成為各國促進本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保護本國企業海外權益的主要手段。因此，以中國信保為代表的政策性保險服務體系也是目前中國“一帶一路”保險服務體系的最主要組成部分。自2001年12月正式掛牌以來，中國信保的業務規模、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從全球來看，位于歐洲的裕利安怡、安卓和科法斯3家商業出口信用保險集團依然牢牢占據著行業主導地位，中國政策性保險機構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這種國際競爭力不強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保險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占比極低。以2020年末的數據為例，當年中國對外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2700.6億美元，其中對外貨幣金融服務類直接投資1390.3億美元，占比51.5%。保險業81.3億美元，占比僅僅為3%。（ 商務部：《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商務部網站，2021年9月29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109/20210903203247.shtml。）另外，就機構數量而言，截至2020年末，中國共在境外設立保險機構18家。由于缺乏境外機構，中國信保難以直接對境外中資企業的銷售和投資提供信用保險服務（饒麗圓等，2017）。較小的體量規模和較低的全球資源配置水平，制約了中國保險服務業對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業務的服務保障能力。而市場化的商業性保險，由于全球性的海外服務網絡尚未完全成熟，導致中資保險企業的海外保險服務供給水平不高。

2.市場化的境外保險服務業服務保障體系尚未完全成型

海外保險服務的供給是一個涉及商業情報收集、復合型人才隊伍、穩定的技術平臺等要素的綜合體。當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保險服務體系主要由中國信保承擔，但作為一個定位為非盈利和保本經營的政策性保險服務機構，中國信保主要資本金來自于財政預算。這直接決定了其規模難以和依靠市場化運作的保險服務機構相提并論，在保障規模和范圍上，只能有所偏重和突出重點，并且在業務模式和產品設計導向上，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和穩健性。這也直接影響了其業務模式，一方面，較強的政策性決定了中國信保的業務規模難以覆蓋所有的境外投資和貿易活動，而只能是有所側重，比如大型的成套出口設備等國家要求必須要承保的產品和國家重點支持的大型項目。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日益密切，除了大型項目之外，還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投資，單純的依靠政府財政資金作為資本金，勢必會造成政策性保險的服務能力跟不上市場需求增長的問題。另一方面，資本金來源決定了中國信保產品體系內在的穩健性，但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而且這些國家的信用保障體系本身就還處于發展階段，境外企業在這些地區投資普遍面臨著比在發達國家更高的損失風險。雖然用市場化的方式調高承保費率以緩釋可能遇到的高賠付率，但這顯然又與中國信保的定位不符。因此造成了一個服務和供給的悖論，即“既要”與“又要”的問題。整體來看，由于市場化保險服務體系的缺位，導致沿線保險服務體系中產品的創新能力不足、多元化程度不高、市場滲透率較低、賠付率較高，以及承保效果有待加強等問題較為突出。中企保險機構在沿線的服務還較為薄弱，中國保險業對“一帶一路”經濟合作的支撐效果有待加強。

3.中國保險機構跨國合作機制的覆蓋廣度和深度有待提升

保險企業雖然是一個經濟主體，但保險服務保障體系卻是一個包括了政府機構、市場主體和國際協議的復雜系統。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法律體系、保險人經營模式、海外投資保險資本結構、合格投資者定義和海外投資保險追償機制在與國際立法的銜接上均有著體系上的不足（劉亞軍，2021）。這種不足的一個體現就是相關配套政策的匱乏。以人員流動為代表的保險服務需求為例，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推進了多年，但在社會保障領域，中國僅僅與沿線國家的塞爾維亞簽訂有社會保障雙邊協議，而在沿線的東南亞、西亞等與中國勞務合作密切的主要地區，并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多邊合作機制。這使得海外勞動權益保護面臨政策掣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在目前與中國簽訂的12個社會保障雙邊協定的國家中，只有塞爾維亞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他沿線國家都未與中國簽署社會保障雙邊協定。這種掣肘表現在，眾多海外勞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業期間的勞動關系主要發生在就業國，割裂了與國內社會保障制度的聯系，不僅無法被所在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也無法享受對應的國內社會保險服務。尤其是在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只與公民資格掛鉤，中國“一帶一路”海外勞工處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真空”狀態（謝勇才，2022）。此外，雙邊投資協定（BIT）對“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的BITs較為陳舊，具有實際操作性不強和傾向于保護東道國規制權的特點（張曉君、曹云松，2021），在改善東道國營商環境和爭端解決方面存在功能性缺失，這顯然不利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保險保障服務體系的構建。

三、發達國家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構建的經驗

由于海外投資大多具有期限長、金額大、不確定因素多等特征，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權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逐漸構建了一套以官方擔保、私營機構和開發性金融機構為一體的多層次海外投資權益保障體系。

第一，官方和民間互相補充是發達國家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的最大特征。在發達國家中，美國是最早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國家。1948年，為配合實施“馬歇爾計劃”，保障美國投資者在歐洲的海外經濟權益，美國建立了以官方信用保險和私營保險機構為一體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在“馬歇爾計劃”伊始，美國政府支持成立了其第一家海外投資保險公司，即直屬于美國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其經營范圍主要集中在該計劃的覆蓋地區，官辦特征明顯。但是在隨后幾年，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性保險及金融服務機構美國國際集團（AIG）通過建立在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和中國香港的總部，也開始涉足OPIC的海外投資保險業務。投資保險機構從官辦到民間轉換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時世界局勢動蕩，海外投資風險較高，純官辦的信用保險機構無法覆蓋所有的跨境投資。在AIG帶動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多家商業險保險公司開始涉足海外投資保險市場，這催生了美國企業海外投資保險服務供給的繁榮，大量新產品和服務供給開始出現，推動了美國海外投資的蓬勃發展。受此啟發，英國、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也先后推出并形成了支持官方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發展壯大，同時吸引商業險保險機構開發海外投資保險產品的海外保險服務體系，用以支持本國的海外投資和跨境貿易。在本國企業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領域，官方和民間合作的典型代表還有日本，其通過中央層面的經協會議和地方層面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國內事務所、國際協力機構（JICA）等機構，利用并強化了官民協助的推進機制（馬學禮，2022）。

第二，通過吸引發展中國家加入其主導的多雙邊合作機制掌控國際規則和話語權。借助于本國的跨國企業，在全球配置生產要素資源和商品市場，是西方發達國家維護本國全球經濟競爭優勢地位的重要手段。在此過程中，西方國家為了確保本國企業的海外利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設計，即掌握國際規則。實際上，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話語權和規則體系的競爭，一個有利于自己發展利益需要的“游戲規則”，是確保本國海外利益的重要支撐。作為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中后期逐漸建立了自己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以維護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權益。在國際法層面，1988年，世界銀行附屬的全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MIGA）正式生效。對比來看，自1985年世界銀行年會通過到1988年正式生效，MIGA是世界銀行集團成立時間最短的機構。在具體規則的設定上，MIGA通過創設代位求償權機制，大大提升了MIGA調節糾紛的能力。目前，MIGA承保的項目對有關國家有一定的政治壓力和約束力，因此對外資在東道國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能夠起到多重預防和制約的效果，故MIGA承保項目的出險率較低（周玉坤，2020）。公開資料顯示，自1990年提供首份擔保到現在，MIGA最后因為爭端不能解決而導致賠償的項目只有2宗。從會員數來看，全球已經有180個國家加入了MIGA。在名義上，這些會員國雖然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組成，且中國已于1988年4月簽署并批準了MIGA，成為創始成員之一同時也擁有發展中國家最高的股本（Qiuting Wang，2022），但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了總股本的60%，所以MIGA的話語權仍然牢牢掌握在西方國家的手中。整體來看，通過MIGA的權益保障機制設計，西方國家海外投資的權益保護得到了極大保障。而后發國家只能被動地去適應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制定的規則體系，在面臨投資爭端時，往往處于相對劣勢地位。

第三，根據市場需要不斷豐富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的多元化產品和服務矩陣。雖然供給能夠創造需求，但需求同樣決定了供給。海外投資往往涉及不同國家、不同法律訴訟體系和不同的市場環境，這需要差異化、多元化和個性化的保險產品和服務。在過去幾十年實踐探索中，西方國家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海外投資利益，不斷對其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進行賦能。以美國為例，為了支持美國企業在全球的貿易和投資行為，美國除了堅持做大做強OPIC，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進入政治性保險市場外，還建立了支持境外投資，保護美國企業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投資利益的開發性金融機構。這方面的典型就是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有效利用投資引領開發法案》（即“BUILD法案”），成立了由美國政府出資的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IDFC），明確IDFC可以通過股權投資或基金投資方式，支持美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通過創新投資方式，被投項目的安全保障得到了極大提升。公開資料顯示，隨著BUILD法案簽署，OPIC職能將逐漸過渡到IDFC。由此可見，依托股權和基金投資支持本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正在成為美國海外投資保險保障體系發展趨勢。具有代表性的如美國的安達保險集團、英國的勞合社保險公司、瑞士的蘇黎世金融服務集團等。這些跨國保險巨頭通過不斷進行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在為保護其本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提供了更多市場化產品選擇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對本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服務保障能力。需要指出的另外一點是，西方發達國家高度重視保險業經營的穩健性，在豐富保險服務和產品的同時，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再保險市場的繁榮，通過搭建再保險市場交易體系，風險定價機制進一步暢通，而借助于高效的再保險市場體系，發達國家的海外保險服務也能夠通過信息情報共享等資源整合，提高整個保險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

四、推動完善“一帶一路”倡議保險服務體系的建議

共建“一帶一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保險服務業作為現代金融業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服務“一帶一路”倡議中理應扮演重要角色。

（一）推動中國海外投資專項立法，夯實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根基

發達國家的經驗和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告訴我們，盡快制定中國《海外投資保險法》是確保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的重要保障。主要原因在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躍升，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海外項目和投資已經日益普遍。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重視海外投資保險法律保障體系，是維護本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的重要指引。但截至目前，中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海外投資保險法律。在實際經濟工作中，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相關機構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管理部門，統一協調高效的境外投資保險管理體系尚未健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保障目前還缺乏一個統一協調機制。推動中國海外投資保險法律體系構建，一方面，要在經營范式上明確支持投資和融資并重的商業模式，為保險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多商業模式選擇；另一方面，要重視多元資本的作用，發揮好民間資本在保障海外投資企業權益中的作用，構建官方和民間有效融合的境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彌補當前以政策性保險為主體的海外投資保險服務體系所存在的供給不足的短板。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立法的滯后對中企海外投資權益保障的一個重要短板是代位權的確認，這需要我們通過BITs確保代位求償權等追償機制的有效運轉。

（二）豐富中國保險企業海外保險產品類型和服務形式，提升對“一帶一路”服務保障水平

隨著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聯系日益密切，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合作方式也日趨多元化。構建新發展格局下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相適應的保險服務體系，需要以創新方式對標和對表國際保險同行先進做法，不斷推出企業海外經濟合作需要的新產品和新服務，以適應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不斷增長的投資合作和貿易往來。這種創新首先體現在提升境外保險服務的覆蓋面，政策性保險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共享客戶資源，解決當前政策性保險對小微客戶覆蓋不足問題，吸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大數據時代，借助讓“數據多跑路，企業少跑路”的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既可以提升出口保險覆蓋率，也能幫助銀行做大資產規模，還能夠推動小微企業參與沿線投資和貿易。由于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當前“一帶一路”沿線項目想獲得國內商業銀行的貸款相對較為困難，這既有商業銀行風險防控的機制制約，但更多是保險覆蓋不足問題。當然，保險資金也存在經營風險的問題，但若允許保險資金以股權投資等方式介入，不僅可以補充項目資本金，還幫助了企業增信，會大大提升商業銀行的貸款意愿，而且也提升了保險產品市場化運作和參與投資的意愿。創新海外保險產品和服務矩陣嘗試的最終目標，是要逐步建立覆蓋中企“一帶一路”項目和人員的全生命周期保險服務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既要讓保險企業有投資和參與的意愿及方式，比如通過高質量的“一帶一路”再保險共同體（CBRRP）建設為中資保險企業提供展業、合作和緩釋風險的平臺，同時也要讓沿線企業和個人有可以選擇的個性化減災降損產品及服務。

（三）持續加強保險服務業國際合作，不斷推動中國保險服務業對內對外雙向開放

從國際范圍看，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抓手在于多雙邊合作機制的建立。當前中國已經通過《“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和《“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等，闡述了中國企業參與沿線投融資的基本原則。提升中國保險服務業對“一帶一路”服務保障能力，需要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一方面，支持國內金融市場的有序開放，根據國情，在符合國內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逐步擴大保險業的市場準入，為境外保險服務機構在中國設立跨境子公司和分支機構提供便利，以便于充分利用這些境外保險服務機構的產品和服務保障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推動中資保險機構“走出去”，通過稅收減免等形式引導國內險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沿線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增強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提升對中國企業在沿線投資的風險查勘和理賠服務保障水平。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提升服務保障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掌握本行業國際規則話語權。對此，在多雙邊貿易和投資協定的文本談判中，一定要納入保險服務保障條款。尤其是在數字經濟等中國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新興領域，要特別重視市場準入條款和中企權益保護。在人員“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整合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和出入境管理部門等，提供跨境醫療服務的頂層設計。對于支持“一帶一路”沿線項目的險企，給予法律政策支持。最終通過多雙邊合作協議，逐步構建一套與中國企業日益頻繁的海外權益保障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體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大量實踐經驗顯示，一個內容豐富、覆蓋廣泛和暢通有效的多雙邊合作機制，恰恰就是為保險企業產品設計和服務流程所必需的基礎公共品。

參考文獻：

1.田昕清、黃永富：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資企業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研究》，《全球化》，2018年第5期。

2.肖宇、田侃：《中國全球經濟戰略：演進歷程、階段劃分及路徑選擇》，《江淮論壇》，2022年第2期。

3.張亞斌： 《“一帶一路”投資便利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選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及投資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6年第9期。

4.李曉、李俊久： 《“一帶一路”與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重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0期。

5.葛天任、張明：《“一帶一路”精細化發展階段隱形風險的連鎖機制與精準對策》，《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3期。

6.高立飛：《保險服務“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中國保險》，2022年第3期。

7.肖宇、夏杰長：《香港打造服務“一帶一路”投融資平臺及其釋放效應研究》，《價格理論與實踐》，2022年第2期。

8.季志業、桑百川、翟崑、李一君、王濼：《“一帶一路”九周年：形勢、進展與展望》，《國際經濟合作》，2022年第5期。

9.肖宇、夏杰長：《數字貿易的全球規則博弈及中國應對》，《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10.齊鵬：《數字經濟背景下“一帶一路”跨境數據傳輸的法律規制》，《法學評論》，2022年第6期。

11.郭琦：《“一帶一路”對我國沿線城市保險發展及差異化的研究》，山東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12.孔慶江、王榮華：《“一帶一路”投資安全保障機制體系研究》，《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2年第5期。

13.饒麗圓、黃孟嬰、陳功： 《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研究》，《福建金融》，2017年第8期。

14.劉亞軍： 《“一帶一路”海外投資保險法律制度重構》，《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1期。

15.謝勇才：《我國“一帶一路”海外勞工的社會保障風險及其化解路徑》，《中國軟科學》，2022年第9期。

16.張曉君、曹云松： 《“一帶一路”建設中雙邊投資協定的功能發掘與范式構建》，《國際經濟評論》，2021年第4期。

17.馬學禮： 《結構性權力視角下日本海外基礎設施投資戰略研究》，《現代日本經濟》，2022年第4期。

18.周玉坤： 《出口信用保險理論與實務》，中國金融出版社，2020年。

19.孫楚仁、張楠、劉雅瑩： 《“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貿易增長》，《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2期。

20.呂越、陸毅、吳嵩博、王勇： 《“一帶一路”倡議的對外投資促進效應——基于2005—2016年中國企業綠地投資的雙重差分檢驗》，《經濟研究》，2019年第9期。

21.Qiuping Chen， Bo Ning， Yue Pan，Jinli Xiao. Green fin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green insurance in Chin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21（01）.

22.Qiuting Wang. The Perfection of Subrogation System in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yste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2（03）.

責任編輯：李 蕊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點項目“社會學科理論建構視角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國際關系理論化研究”（項目編號：2024XYZD13）、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暨優秀博士論文項目（編號：22FGJB013）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