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上半葉中國與伊朗的瓷器貿易情況探析

吳濤，韋有明

中國和伊朗有著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以陶瓷貿易為代表的絲綢之路，是中伊友好交流的歷史見證。19 世紀上半葉，中國和伊朗之間的瓷器貿易總量減少，這成為中國瓷器外銷遠端市場由盛轉衰的標志。檢索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的相關研究，尚未發現有學者對該時期有關貿易面貌和運輸路線等問題，做出較為全面的探討①。本文通過梳理實物、考古材料、中外文獻，以及對新近搜集到的檔案資料的思考，探討這一時期中國外銷伊朗瓷器的運輸路線、轉運港口、數量變化情況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對19 世紀上半葉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的整體情況和形成原因形成較為清晰的認識。

一、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的運輸路線

首先，銷往伊朗的中國瓷器主要由英國船只裝運，經過長途運輸抵達印度孟買，再由孟買轉運至伊朗。在 19 世紀上半葉，裝載中國瓷器的英國船只從廣州出發，經由馬六甲海峽運往印度，再由印度運往伊朗，這是當時中國瓷器銷往伊朗的基本路線。印度東西兩岸分布的加爾各答（Calcutta）、孟買、蘇拉特（Surat）等眾多貿易城市構成一組貿易鏈條，其中孟買是當時中國瓷器西傳最重要的港口。孟買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優勢，貨物既可以經此銷往印度的腹里市場，又可以向西運往中東及東非，故而長期是印度的商品集散地。相關記錄顯示，孟買的確進口了大量中國瓷器。比如，孟加拉往孟買運輸了不少物品，而孟加拉又有從中國獲得瓷器的情況[1]，且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經由廣州出口的中國瓷器主要運往孟買[2]。由一份 1836 年的出版物中可直接了解伊朗從孟買進口中國瓷器的情況：“在西方國家生產瓷器之前，中國瓷器大量出口，現在仍然是一種重要的商品……甚至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利用孟買接收他們的供給?！盵3]由此可知，孟買是中國瓷器的重要集散地，且從孟買進口商品是伊朗獲得中國瓷器的重要途徑。

其次，中國瓷器經由波斯灣的重要港口——馬斯喀特（Muscat）運往伊朗（見圖1）。馬斯喀特是波斯灣的貿易樞紐，在 18 世紀末已呈現較為繁榮的局面。1790 年前后，波斯灣50%以上的長途貿易在馬斯喀特進行交易[4]。進入 19 世紀后，馬斯喀特延續了這一態勢。馬斯喀特商人會主動前往印度各城市進口貨物。他們從印度帶回大量所需產品，其中包括中國瓷器[5]42。馬斯喀特商人將從印度帶回的商品運往波斯灣各個部落及港口，其中運往伊朗的數量不在少數。正如《伊朗百科全書》記載：“19 世紀初期的動蕩之后展現出卡扎爾王朝的崛起，每年都有近百艘英國和阿拉伯的船只從印度和馬斯喀特出發來伊朗的布什爾港（Bushire）經商。他們從歐洲、印度和中國帶來了布料、香料、大象、茶葉、大米、蔗糖等?！盵6]此處雖未直接說明馬斯喀特的船只運載中國瓷器前往伊朗，但結合馬斯喀特商人前往印度進口中國瓷器的情況，且馬斯喀特是伊朗進口商品的重要來源，推測應有部分中國瓷器經由馬斯喀特中轉抵達伊朗。

圖1 1885 年繪制部分亞洲國家的地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圖2 繪制有廣州出口瓷器包裝及裝箱的場景的外銷畫英國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藏

圖3 海灣阿拉伯至古波斯沿海一帶發現的瓷片

圖4 英國斯塔福德郡于 1846 年生產的轉印印花陶器

圖5 銷往伊朗的青花釉里紅盤

中國瓷器抵達伊朗后，通過沿海港口或陸上交通運往伊朗的沿海和內陸城市。在伊朗的眾多港口中，布什爾港是伊朗進口中國瓷器的重要港口。從孟買和馬斯喀特運來的中國瓷器到達伊朗各港口后，會再分配至沿海城鎮，或借助通往主要內陸城市的路線運輸至伊朗的設拉子、伊斯法罕、德黑蘭等內陸城市。在進口中國瓷器的伊朗港口中，布什爾港是最重要的商貿港口，19 世紀20—30 年代的一些檔案記錄了該時期陶瓷貿易情況。一份記錄了1881 年出口至波斯灣地區的瓷器表格顯示，在 1881 年，波斯灣地區進口中國瓷器最多的港口是布什爾港，且當時中國瓷器只運往布什爾港，其他港口并沒有進口中國瓷器的記錄[7]，這說明布什爾港在當時仍延續了進口中國瓷器的傳統。

二、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的數量變化

1817 年，伊斯法罕總督尼扎姆·杜勒（Nizamal-Dowleh）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約翰·約翰遜（John Johnson）曾有一次對話，尼扎姆·杜勒表示，雖然知道波斯已經可以制造玻璃和瓷器了，但質量低劣，他急切希望約翰·約翰遜能為他邀請玻璃和瓷器生產商來伊斯法罕定居[8]。由此可知，19 世紀初期，伊朗所產瓷器的質量相對低劣，無法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大部分仍依靠從中國進口瓷器。19 世紀，中國瓷器外銷延續了 18 世紀晚期以來以中、低檔瓷器為主的趨勢，當時瓷器已成為和白糖、桂皮地位相似的一般產品②，但這一時期的中國瓷器仍沿用傳統制瓷工藝，具有瓷質穩定的特征。相較伊朗瓷器，中國瓷器的質量較好，在伊朗市場仍占據一定份額。相較中國瓷器，英國瓷器當時在中東地區的貿易規?？赡軜O小。目前阿拉伯半島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歐洲進口瓷器是英國的奶油陶器及珍珠陶器，年代為 19 世紀的前十年，數量并不多③。由此可知，相較英國，外銷伊朗的中國瓷器在 19 世紀的前 30年仍處于優勢地位。

隨著英國瓷器外銷伊朗的增多，在 19 世紀 30—40 年代，銷往伊朗的中國瓷器逐漸減少，多為價值較低的日用品。一份記載波斯灣商業情況的貿易報告顯示，1829—1830 年，由孟買銷往伊朗布什爾的瓷器共有 246 箱，估值為 40 130 印度盧比[5]90，平均每箱瓷器的價值為 163 印度盧比；1832年 10 月至 1833 年 8 月，由孟買銷往布什爾的瓷器共有 155 箱，估值為 31 000 印度盧比[5]90，平均每箱瓷器的價值為 200 印度盧比；而 1833 年 11 月至 1834 年 5 月，僅有 35 箱瓷器從孟買銷往布什爾[5]92。貿易報告還顯示，1856—1857 年，從孟買出口到布什爾的主要貨物中已沒有瓷器這一項[5]25-26。雖說這份貿易報告記錄的數字可能并不完全準確，卻反映了大致的貿易情形，即銷往伊朗的價值較低的瓷器在 19 世紀 30 年代逐漸減少，且到 19 世紀50 年代在伊朗市場所占份額可能已經很少了。

上述報告記載的伊朗進口瓷器的信息較為重要，但這些瓷器是否來自中國，值得探討。從重要的檔案文獻和圖像資料可窺探一二。其一，1832 年到達中國的外國船次中，有 31 次來自孟買[2]123。鴉片戰爭前夕，經由廣州外銷的中國瓷器主要運往孟買，可知孟買進口了不少中國瓷器，并可能由此轉銷至伊朗。其二，嘉、道時期的部分外銷畫上，繪有廣州的工人包裝外銷瓷的場景（見圖 2）。由這些外銷畫可知，碗、盤類日用品用木箱裝載，且一個木箱能裝載的瓷器并不算太多。這不僅和貿易報告記載的銷往伊朗的每箱中國瓷器價值較低相符，也與 1834 年在廣州的外國人評價廣州“現在出口很少”[9]瓷器的實情相印證。其三，考古出土文物的面貌進一步補充了文獻記錄。阿曼的蘇哈爾地區曾出土 18—20 世紀的中國瓷片，器型多為碗、盤、碟、杯等（見圖 3），與在海灣阿拉伯至波斯沿海出土的瓷片標本相同[10]，進一步印證了檔案資料記載的真實性。綜上可知，該份貿易報告所記瓷器應當大部分來自中國。

銷往伊朗的中國瓷器減少后，英國迅速填補了這一市場份額。一本記載毛里求斯和非洲其他英國附屬地情況的書中這樣描述道：“（毛里求斯）一項有限的貿易（瓷器和絲綢）也在馬斯喀特和其他阿拉伯港口進行，它們以前從中國供應，現在往往從歐洲獲得?！盵11]“從歐洲獲得”的瓷器應指英國瓷器，其伴隨英帝國的擴張而銷往世界各地。馬斯喀特及其他阿拉伯港口進口英國瓷器的增多，使中國瓷器進入伊朗市場變得困難。

綜上可知，19 世紀上半葉，銷往伊朗的中國瓷器仍保有一定數量，但以中低檔的日用瓷為主。在19 世紀30—40 年代，銷往伊朗的中國瓷器不僅數量在減少，而且產品價值在降低。至 19 世紀 50 年代，中國對伊朗的陶瓷貿易活動加速遞減，所占市場份額可能已經很小了。與此相反的是，19世紀 30 年代后，英國外銷伊朗的瓷器數量穩步提升，并逐漸取代中國瓷器的地位。

三、中國瓷器外銷伊朗數量變化的原因

（一）英國瓷器對伊朗市場的占領

首先，英國在波斯灣地區的殖民擴張，為陶瓷產品銷往伊朗提供了便利。英國對波斯灣的經營早在 18 世紀已開始，并通過與各酋長訂立條約保持自己在波斯灣的勢力。英國于1800 年與馬斯喀特的酋長簽訂了《通商條約》，于 1820 年與波斯灣的多個酋長簽訂了停止掠奪和海盜行為的《波斯灣總和平條約》，這一條約將英國人過去建立的監督海灣阿拉伯沿岸各酋長國領海秩序的權力予以合法化，并為實現海灣貿易壟斷創造了條件[12]。1800—1841 年，英國曾先后 4 次與伊朗簽訂不平等條約，英國從中獲得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國內關卡稅收的豁免權、在伊朗各地購買土地的權力，以及在德黑蘭、大不里士等地設立商業代辦處的特許[13]。英國在這一時期逐漸在波斯灣穩定下來并進入擴張階段，英國瓷器也伴隨英國在波斯灣的擴張而銷往伊朗。

其次，轉印技術在英國瓷器上的普遍使用，加速了英國搶占伊朗陶瓷貿易市場份額的進程。18 世紀晚期以來，英國轉印印花產品大量外銷，帶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幾乎總是通過轉印技術制作，進而不再需要畫工頻繁書寫阿拉伯語，既省時省力，又確保文字不會出錯。畫工將阿拉伯文字與歐洲裝飾元素相結合裝飾于器表（見圖 4），受到伊斯蘭消費者的歡迎。19 世紀初期，英國瓷器往往出口到距英國較近的歐洲大陸和北美洲。以英國維基伍德（Wedgwood）瓷廠的商業活動范圍為例，“從巴黎到彼得堡，從阿姆斯特丹到瑞典最遠的地方，從敦刻爾克到法國南部的盡頭，每一家英式旅館都提供了（維基伍德陶瓷）的服務。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有供應；船上裝載著它，運往東印度群島、西印度群島和美國本土?！盵14]但到 1840 年前后，這些市場已經飽和，英國瓷廠便在別處尋找顧客，于是對伊斯蘭世界大量地輸入陶瓷產品。

此外，英國商人對市場供需的敏銳觀察，是英國瓷器能夠占領伊朗高端瓷器市場的重要原因。1832 年，英國駐土耳其特拉布森的副領事詹姆斯·勃蘭特（James Brandt）撰寫了一份有關伊朗貿易的報告，他觀察到昂貴的瓷器“價格合理，但需求量有限”[15]。特拉布森是黑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主要向伊朗運送貨物。詹姆斯·勃蘭特指出：“精美的茶具非常受歡迎，迄今為止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但由于供應量的增加，這些利潤現在減少了。各種冰凍果子露碗也有同樣程度的需求，價格也同樣高，它們不再需要了?！盵15]詹姆斯·勃蘭特敏銳地觀察到英國的高檔瓷器向中東大量供給并占領了高端市場，且精美的瓷器需求較為有限，這為英國商人后續調整銷售策略提供了參考依據。

最后，英國商品出口至伊朗需要交的稅費較低，這也是英國瓷器能夠大量銷往伊朗的主要條件。布什爾商人常抱怨西方商人只需繳納 5%的進口稅，而布什爾商人在設拉子、伊斯法罕以及其他城市銷售瓷器還需支付額外的雜稅[16]。另外，英國還享有豁免伊朗國內關卡各稅的特權，使英國商品在伊朗各地的銷售暢通無阻。較低的稅費使英國瓷器可降低價格以拓寬市場，帶來的結果便是 19 世紀 30—40 年代開始，進入伊朗的歐洲工業品快速增加，而伊朗本地手工業品的產量急劇下降。1837 年，伊朗商人抗議歐洲人在大不里士建立商站，1844 年，大不里士的英國領事向倫敦報告，該地的許多商人要求禁止進口歐洲工業品，遭到官府拒絕[17]。到 19 世紀 40 年代，歐洲工業產品幾乎完全占領了伊朗市場。此時英國瓷器逐漸取代中國瓷器在伊朗的地位，中國瓷器外銷至伊朗變得艱難。

（二）外銷伊朗的中國瓷器質量和數量的下降

18 世紀晚期以來，隨著中國風在歐洲的褪去和歐洲制瓷業的發展，外銷歐洲等遠端市場的中國瓷器出現新的特點。歐洲所需的中國瓷器，特別是高檔瓷器的數量逐漸減少，銷往遠端市場的中國瓷器逐漸以中低檔產品為主。從外銷至伊朗的中國瓷器來看，這些器物以碗、盤、罐等日用器為主（見圖 5），高檔訂燒器較少，較 18 世紀外銷中東、歐洲等遠端市場的器物出現了明顯的質量下降現象。瓷器品質的整體下降在紋飾上得到明顯反映，此時景德鎮瓷器所繪圖案出現程式化的趨勢，“（畫工）一個人勾花卉輪廓，另一個人畫寶塔，第三個人畫山川”，最后簡化生產，減少裝飾圖案。到 1815 年，80%至 95%的瓷器都用 3 至 4 種精選的山水紋樣了④，這種程式化的做法被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每個人都走在一條老路上，沒有絲毫構思或改進的嘗試，也沒有在他們的欲望中引入新的想法”[18]。相比英國瓷廠設計的紋飾，程式化的圖案不夠精美，審美適合度方面也不如英國產品貼近伊朗市場，這是外銷伊朗的中國瓷器數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銷售中國瓷器獲得的利潤減少，是外銷伊朗的中國瓷器數量下降的原因之二。在19 世紀上半葉的外銷貨物中，瓷器的重要性遠不如茶葉等大宗商品，屬于“零星物品”[19]，裝運中國瓷器遠程銷售雖可獲得一定利潤，但與 18 世紀相比，已下降不少。此時普遍外銷質重價低的中國瓷器，不少外國船主選擇裝載部分質量較重的日用瓷以起到壓艙的作用，并減少了精細瓷器的數量。比如，1794 年“約翰·杰伊號”（John Jay）的押運員就收到指令，要求用箱裝的瓷器代替船艙外的生鐵以作壓艙之用⑤。瓷器作為壓艙物，以碗、盤、罐等中低檔日用器居多，裝運的數額較少，且到達遠端市場后其價格遠不如精細瓷器。

當中國瓷器進入伊朗后，相比英國瓷器性價比較低，是外銷伊朗的中國瓷器數量下降的原因之三。1826 年，蘇格蘭旅行作家詹姆斯·貝利·弗雷澤爾（James Baillie Fraser）對銷往伊朗的陶瓷評價道：“我對（陶瓷）的種類沒有特別的了解，但有大量陶瓷從中國進口，通過博卡拉和印度，我毫不懷疑，咖啡杯和茶杯、盤子和碟子等，如果是艷麗但又不太昂貴的英式瓷器，將會有很好的（市場）反應，它肯定可以比從中國進口的便宜?！盵20]此時英國瓷器正在歐洲等地暢銷，正如詹姆斯·貝利·弗雷澤爾的預料，英國瓷器確實在不久后大量銷往伊朗并逐漸占領伊朗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對中國瓷器出口的關稅標準進行了修改，試圖抑制中國瓷器的出口，這成為之后中國瓷器出口下降的重要外在因素。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瓷器經由廣州出口的關稅標準為“洋瓷器、細瓷器每百斤各稅三錢，中瓷器每百斤稅二錢，粗瓷器每百斤稅一錢，土瓷器每百斤稅三分”[21]。但在 1843 年，英國將中英貿易中中國瓷器出口的關稅調整為“粗細各樣同例……每百斤五錢”[22]，這使得外銷的中國瓷器需交的稅費大大提高。以日用器為主的外銷瓷本就利薄，提高關稅標準使中國瓷器外銷遭遇困境，與此同時，英國瓷器更加容易搶占伊朗市場中原屬于中國的份額。

四、結語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銷往伊朗的瓷器逐步衰退，是政治、科技等原因下的結果。由古觀今，加強科技創新、提升綜合國力是國富民強的必由之路，也是當下中國瓷器參與國際競爭的寶貴歷史借鑒。有關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還需進一步查閱檔案文獻資料，并持續關注考古出土的新材料。同時，19 世紀英國的制瓷技術、外銷瓷器貿易數額，以及在華英商的貿易行為等，是后續研究的重要對象。

注釋

①Jaap Otte 和Willem Floor 認為在19 世紀前 30 年，中國瓷器在伊朗仍占有一定份額，但并未對此展開論述。參見JAAP OTTE,WILLEM FLOOR.English ceramics in Iran 1810–1910[J].Northern Ceramic Society Journal,2020:91-125.柯玫瑰（Rose Kerr）提及部分中國瓷器在 19 世紀運至伊朗并成為當地人的日用品，但并未進行詳細論述。參見柯玫瑰,孟露夏.中國外銷瓷[M].張淳淳,譯.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172.彭曉云對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對外貿易發展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但并未對中國瓷器外銷伊朗的相關情況進行論述。參見彭曉云.19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對外貿易發展及相關問題研究[J].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2):76-86;133.

②道光十七年（1837 年）廣東出口英國的貿易商品記載中，瓷器已與串珠、樟腦、桂皮等器物并列，共同統計貿易數額：“今以道光十七年廣東與英夷貿易出入之數計之……白礬、串珠、樟腦、桂皮、磁器……百二十二萬六千員?！眳⒁娢涸?海國圖志 一卷(1-12)[M].長沙:岳麓書社,2011:45.

③SETH PRIESTMAN.Late Islamic ceramic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the Gulf:New evidence from Jazīrat al-Hamrā' in Ras al-Khaimah[C]//.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2020: 293-306.轉引自JAAP OTTE,SETH PRIESTMAN.European trade ceramics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1800—1960[J].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2022(1):6.

④HENRY CROSBY.Hills and streams:landscape decoration on Chinese expor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a loan exhibitio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hina Trade Museum:catalogue[M].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oundation,1982:1.轉引自約翰·海達德.中中國傳奇:美國人眼里的中國 [M].何道寬,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43.

⑤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1785-1835.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1:102.轉引自劉淼,胡舒揚.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