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中守“?！保褐袊F代詩學體系的一種建構

王強

中國新詩自發端起，就在“變”與“?！钡呐鲎埠图m纏中探索進路。時至今日，眾聲喧嘩之下的詩壇衰弊叢生，處境尷尬。如何處理“變”與“?！钡年P系問題，仍然困擾著新詩的理論和創作實踐。在新的時代語境下，讓這一歷久彌新的話題再次出場，將其納入現代詩學理論建構的高端視野，重新激活并賦予新意，展現出為中國新詩振衰起弊進行理論突圍的一貫努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對新詩“變”與“?！标P系的觀照，是辨認和清理紛繁龐雜的中國現代詩學觀的一個重要理論樞紐。百年新詩從來就不缺少“破格”甚至“破壞”的力量。從胡適“作詩如作文”到郭沫若“裸體美人”，新詩走上了一條破舊立新、狂飆突進的道路。中國新詩與講究聲韻、格律等形式技巧的古典詩歌傳統實現了斷裂。在獲得“絕端的自由”的同時，也導致自由詩只有“自由”沒有“詩”。由“破格”造成的先天不良，給中國新詩的日后發展埋下隱患，到新月派登上新詩壇，詩學界開始糾偏?！袄硇怨澲魄楦小泵缹W原則的確立和詩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張，使中國新詩接通了傳統的血脈，步入了一個詩藝探索的“自覺”時期?？傮w來看，中國新詩肇始至今，一直交織著爆破與建設、破格與創格、先鋒與傳統等對峙的線索?！捌啤焙汀傲ⅰ?、“新”和“舊”、“變”和“?！奔m結對立，推動著新詩藝術的演進和流變。藝術創新永無止境，這兩種力量的交替拉鋸永不停歇。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潮涌起后，爆發了一場著名的詩學論爭。力主橫向移植的“崛起派”和固守民族傳統的“傳統派”針鋒相對，各執一詞。這兩派都有各自立論的依據，也有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但偏頗和失當之處也顯而易見?！吧蠄@派”則吸取了二者的合理因素，摒棄了偏執一端的詩學體系建構模式，提出：“堅定地繼承本民族的優秀詩歌傳統，但主張傳統的現代轉換；大膽地借鑒西方的藝術經驗，但主張西方藝術經驗的本土化轉換?！保?］在二元對立的詩學格局中開辟新路，令人豁然開朗。有論者形象地指出，“先鋒派—中鋒派—傳統派，三分詩壇”，而中鋒理論圈就是以呂進為代表的“上園派”。［2］中國新詩處于古今交會、中西碰撞的歷史坐標系當中，必須承接傳統、取法西方，任何偏執地固守一端的做法，都將被證明是沒有前途的。古遠清指出：“這三大詩論群體兩頭小中間大。上園派人數較多，……他們的看法較為客觀、公正?！保?］“上園派”持論穩健求實，為建構一個科學、完備和成熟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提供了獨特視角和有益啟示。

1991年，呂進的詩學代表著作《中國現代詩學》問世。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創構中國現代詩學體系的重要前提，是在與西方詩學的比較中把握中國傳統詩學的精髓，以便在開放中建立中國詩學的民族性框架?！袊F代詩學應當保持‘通’中求‘變’，同時又不拒絕在藝術的探險精神上向西方詩學有所借鑒?！保?］在諸如詩的觀照方式、詩的藝術媒介、抒情詩的生成、新詩的使命意識與生命意識等一系列重大詩學理論課題上打開了新思路，建構起一個以新詩文體學為基礎架構的獨特完整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有論者指出：“辯證法思想是呂進詩學研究的哲學基礎（尤其是方法論基礎）。他既注重詩學研究的原創性，也注重詩學發展的繼承性，……在開放的文化環境下，他的詩學體系以中國現代詩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也不忽略對外國（尤其是西方）詩學主張、詩歌藝術經驗的借鑒，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學術品格?！保?］可以說，“變”中守“?！笔菂芜M建構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的邏輯原點。

2004年興起的“新詩二次革命”，致力于中國新詩“破格”后的“創格”，引起國內外詩學界的震動，成為學界持續關注和聚焦的熱點話題?！靶略姸胃锩敝荚谄平馊笤妼W前沿問題：“實現‘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詩歌精神重建、實現‘詩體大解放’以后的詩體重建和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的詩歌傳播方式重建?！保?］這一倡導體現出詩歌本體意識的高度自覺和引導新詩健康發展的切實努力?！靶略姸胃锩闭撨M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呂進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它所突出標舉的“三大重建”切合了中國新詩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規律，秉承了論者一貫的辯證、創新和求實精神，與“上園派”詩學觀念一脈相承，成為中國現代詩學體系建構“變”中守“?！钡挠忠簧鷦臃独?。當下，“新詩，新其形式需是詩。在‘變’中繼承‘?！欠浅Ｖ匾??！保?］“變”中守“?！钡睦碚摵粲?，貫穿著論者的辯證思維，是其現代詩學觀的延續和升華。

在2009年舉辦的第三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上，呂進首創“新來者”的提法，對20世紀新時期以來受到矮化和遮蔽的“新來者”詩人群落給予科學的歷史定位，使之進入現代詩學史的理論視野，得到與會學者的高度認同和肯定。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呂進就在《星星》詩刊發表《令人欣喜的歸來——讀艾青〈歸來的歌〉》，首次在新時期詩歌研究中使用“歸來者”一詞。歸來者和朦朧詩人一度成為備受矚目的詩歌群體，二者在美學精神和藝術追求等方面構成潛在對話，為新時期新詩的復蘇和發展發揮了各自的作用。如今，“新時期詩歌”已定格成歷史。在塵埃落定之時，呂進卻獨出機杼地為“新來者”正名。之所以如此，或許可以歸結為：呂進的詩學觀與新來者的審美取向存在著某種溝通和暗合之處，即“化古為今，化外為中”，概括起來就是“變”中守“?！?。在《論新時期詩歌與“新來者”》一文中，呂進指出：“在新時期詩壇上其實還有一個‘第三者’：新來者詩群。在雙峰對峙的時候，‘第三’往往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和哲學意義?！谌梢曰钴S全局，可以開拓空間，可以探尋新路，帶來新的生態平衡?！聛碚邔儆谛聲r期。他們的歌唱既有生存關懷，也有生命關懷?；艦榻?，化外為中，這是新來者共同的審美向度?！聛碚呤菚r代的守望者，因循守舊，拒絕探索，或者躲避崇高，全盤西化，都不是他們的美學追求?！保?］新來者詩歌創作的成功實踐，為呂進建構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提供了絕佳的實證和參照，進一步印證和檢驗了其詩學觀的科學性和深刻性。而且，值得反思的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歷史，三個合唱群落中新來者的實績其實不小，藝術生命其實非常持久。新來者到了新世紀已經屬于老詩人，但是他們中間的多數人還在歌唱，他們對中國詩壇仍然保持著影響?！保?］在歸來者和朦朧詩人步入歷史深處、漸行漸遠之際，新來者卻魅力不減、影響深遠，證明了呂進現代詩學觀的超越性和前瞻性。

有論者曾指出：“求實、創新與多元化，可以說是呂進詩論的總體傾向。呂進作為當代詩論的一個實體，其意義將遠遠超過其詩論本身——詩論本身很難超越時代，它總有這樣那樣的局限——作為學派主體的呂進之精神更具價值，它很可能超越時空，波及后代?！保?0］在“通”中求“變”、“變”中守“?！?，呂進建構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溝通古今，融合中西，經過邏輯和歷史的雙重驗證，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對于中國新詩的振衰起弊具有持久的理論價值。

（ 本文原載《西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1］ 呂進.中國新詩研究：歷史與現狀. 《理論與創作》，1995（4）：9-13。

［2］毛翰.話說“中鋒”. 《詩探索》，1996（4）：118-125。

［3］古遠清.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 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515-516。

［4］呂進.呂進文存（第2卷）. 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86。

［5］蔣登科.呂進與中國現代詩學的體系建構.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0（5）：33-41。

［6］呂進.三大重建：新詩，二次革命與再次復興.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1）：130-135。

［7］呂進.新詩的“變”與“?！? 人民日報，2010-03-26（24）。

［8］呂進.論新時期詩歌與“新來者”. 文藝研究，2010（3）：43-50。

［9］呂進.論新時期詩歌與“新來者”. 文藝研究，2010（3）：43-50。

［10］鄒建軍.中國新詩理論研究.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