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語言學思想述要

汪維輝

(浙江大學 漢語史研究中心/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先生的語言學思想影響了幾代中國語言學人,本人就是其信奉者和追隨者之一。這種影響今后無疑仍將持續下去。在今天這樣一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和學派林立、異說紛起的時代,總結趙先生的語言學思想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有許多疑問需要通過閱讀趙元任來尋求答案。

早在1916年發表于《中國留美學生月報》(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上的《中國語言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這是目前所知趙先生最早的語言學論文。吳宗濟《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序》評價說:“他這學生時代初露頭角的作品,居然能立論十分鮮明,舉例詳贍準確。他提出的兩個主題:一是中國語言學要用科學方法研究,二是文字必須改革,竟是一篇當年討論中國語言學的最強音,可以說是吹響了本世紀語言學研究序幕的號角?！壁w元任著,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頁。第一篇《中國語言學的科學研究》(Ⅰ.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Philology)(2)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趙世開譯,吳宗濟校,第668-712頁。里,趙先生就明確提出了“中國語言學的科學研究”這一重要命題,可以說,“中國語言學要用科學方法研究”是趙先生語言學思想的一個核心,他終身都在致力于“中國語言學的科學研究”。除此之外,趙先生似乎很少直接談論自己的語言學思想,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著作來間接地體會和總結。筆者讀趙著不多,理解不深,學識也很有限,對他博大精深的語言學思想難以有全面的了解和準確的把握,只能就自己的理解談一點粗淺的體會,大致歸納為六個方面:(1)研究口語;(2)尊重事實;(3)系統思維;(4)經世致用;(5)重視科技;(6)金針度人。管窺蠡測,未必愜當,敬請方家指正。

一、研究口語

趙元任先生愛好廣泛,文理兼擅,但是研究活的口語是貫穿他一生的主要學術興趣,也是他最重要的語言學思想。平田昌司先生說:“趙元任應用語音、音樂、音樂(?sic)各領域的知識,為‘耳朵的文學革命’所作出的貢獻,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口語語法研究。在1926年發表的《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里有下面一段話:‘就是有好些是人人天天說話用的語助詞或語助詞的用法,都是作語法書的人不大提、寫白話文的人不大用的,所以現在的結果很可以給寫“話劇”劇本的人參考參考?！绻仡櫼幌聺h語語法學史就可以看出,這篇論文開創了中國人自己對漢語口語語法研究的先河?！?3)[日]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88頁。

趙元任先生說:

我們的學者通常有把自己局限于研究語言正統部分的習慣,而且怕去涉及俗語。然而,如果科學的語言學家的職責是去收集、整理和解釋語言事實,他就不該忽視他不同意的語言運用和用法,正如社會學家不能忽視犯罪的事實,只因為它是不好的一樣。(4)《中國語言的問題》,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672頁。

以趙先生早期的語言學論文《“倆”“仨”“四呃”“八阿”》(5)《東方雜志》第24卷第12號,1927年。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240-246頁。為例。這篇文章研究的是北京話里的“倆”“仨”這些口語詞,還創造了“仨”字來記寫這個活詞并被大家接受。文中除了旗幟鮮明地“研究活的口語”之外,還有許多語言學理念和方法值得我們揣摩。

明確區分了“字”和“詞”。雖然文章只用“字”而沒有用“詞”這個術語,但是作者說:“倆字本來讀liǎng(6)原文用注音符號,這里改成漢語拼音。,是‘伎倆’的倆,與‘倆子兒’的倆(7)引者按:音liǎ,“兩個”的合音。沒有語根的關系?！闭f明雖然都寫作同一個字形“倆”,但記錄的是兩個音義都不同的詞/語素。

描寫精細入微。文章先分析意義和用法,把“倆(liǎ)”的用法概括為五大“限制”,可謂條條精準。順便把通用量詞“個”也描寫得入木三分。次分析語音。這是趙先生獨擅的勝場,剖析精微,結論確當,因為懂的語言多,例子都似信手拈來。

揭示了這些詞的語體特點--口語性。它們是“在語氣很隨便的時候用的”。

文章最后一段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末了,關于上述的種種變化的程序不過是一種就事實的分析與比較而推測出來的解釋法,并不是根據史料而重建出來的倆、仨史。例如兩個[liɑ?ɡ]跟倆[liɑ]都是現在的活語,并不是兩個死了然后產生出倆來的。不過照音理上看,我們可以看得出倆比兩個是新一點,而且推想得出大概是經過甚么樣的過渡式而成的罷了。(8)《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246頁。

現代漢語語法學巨著AGrammarofSpokenChinese(9)有呂叔湘節譯本《漢語口語語法》和丁邦新全譯本《中國話的文法》。本文所依據的版本是: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編校者:胡明揚、王啟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更是趙先生這一語言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在《中國話的文法》的序里說:“書里的例句都盡量采用了日常生活中曾經說過的,或者能夠說的句子。有時引用特別體裁的例子,像文言、白話文或者方言,都加以注明?！?10)《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4頁。在這部書里,趙先生對“研究口語”這一根本旨趣有許多精辟的論述,這里摘引一部分:

不過文法意義跟真實意義還是有關聯,因為語言的種種語式到底是從日常生活應用中發展出來的。(11)《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22頁。

中國話是什么?--所謂中國話,像本書的題目所用的,是指二十世紀中葉在不拘形式的場合里所說的北京話,有一點體裁隨便的意味。(12)《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26頁。

本書探討的主要體裁是日常用語。

本書既然要對中文的一種重要體裁作切實的研究,就要盡可能地描寫真正的口語。(13)《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28頁。

在“1.2.2 引例的出處”里趙先生提到了下面幾類:

(1)自創例--這些多半是我個人以語言學者跟發音人的雙重身份所造出來的短例子。不過我只在一歲、十七歲、卅二到卅九歲,跟四十一歲幾年在北京住過,九歲之前住在河北省其他地區。而且我以前念經書都是用常州音,所以不能像道地北京人的發音那么絕對可靠。因此對于我認為可疑的例子都請別的北京人查對過。

(2)“中國文法實例”--這些是我多年來聽到而隨時記下來的跟文法有關的對話。這一類資料大都是北京話以外甚至官話以外的方言。

(3)國語會話留聲片跟錄音帶--……這些資料都是隨說隨錄,沒有經過預先練習,……真正隨意的對話,是一面想,一面說,甚至常常只說而不想。(14)《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29-30頁。

關于第一種材料,朱德熙先生說:(15)朱德熙:《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么?》,《中國語文》1987年第5期,第321-329頁。

因為趙先生兼有語言學家的洞察力和作為“活材料”對北京話的敏感,再加上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中國話的文法》這部書里的例句確實都是地道的北京話。盡管如此,書里也還有個別的例子看得出是受了吳語的干擾。(16)例如所舉XXY重疊式的例子里有“壁壁直”(呂譯本109頁),又“高興不高興出去野餐去?”“你什么事不高興他了?”(呂譯本326頁),“大家吃飯的前頭,你別吃點心?！?丁邦新譯本64頁)

研究口語自然要涉及語言的歷史,這是不矛盾的,趙先生的漢語研究,通常都是以口語為對象,而溯及歷史。

研究活的口語,它的意義在哪里呢?這一語言學思想在今天又能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趙先生在《語言問題》里說:“向來研究語言的都是注重語史方面,這是晚近幾十年來才注意直接描寫一個時代、一處地方的語言?！?17)趙元任:《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頁。依我的理解,現代語言學的基本精神就是研究自然口語及其變化,因為其中蘊含了人類語言構成和演變的基本規律。我們提倡“面向古代活語言的漢語史研究”(18)“面向古代活語言的漢語史研究”是劉丹青先生提出來的,見劉丹青:《語言學對漢語史研究的期待》,在“第五屆《中國語文》青年學者論壇”(2017年4月8-9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的發言,微信公眾號“今日語言學”2017年4月24日推送。此文后刊于《上古漢語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6頁。,正是基于這一精神。

二、尊重事實

趙先生是公認的語言天才,被他的弟子王力先生贊為“離朱子野遜聰明,曠世奇才絕代英”。以他的穎悟和博識,他研究漢語語法完全可以用內省法自己編造例句,但是他絕不。大家知道,趙先生口袋里總是裝著一個小筆記本,西裝表袋上別著四五支各種顏色的筆(19)參看陳原《我所景仰的趙元任先生--〈趙元任年譜〉代序》,載趙新那、黃培云編《趙元任年譜》,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9頁。,一聽到或看到有意思的現象,就隨手記下來。這個習慣他保持了一輩子。正如沈家煊先生所說:“最為可貴的是,趙元任對語言現象永遠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和興趣?！?20)沈家煊:《大家來讀趙元任》,在“紀念趙元任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實驗語言學”公眾號2022年12月5日推送。1916年發表的《中國語言的問題》第一篇《中國語言學的科學研究》說:“不管是多細微的規律都應該仔細地研究?！?21)《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676頁。仔細地研究規律,首先需要搜集豐富而又可靠的第一手語料。他的太太楊步偉女士也是他的語料來源之一,《中國話的文法》“緒論”部分提到過兩個有趣的例子:

有一回我太太問我:“你花(22)她的話有下江官話的底子,所以“花”平常都不帶詞尾“ㄦ”。ㄐ-ㄠ的水夠不夠?”整句話中間沒有一處停頓。我把“花ㄐ-ㄠ”聽成“花椒”,所以莫名其妙。但她再說的時候,沒有說“你”,而在主語跟謂語之間停了一下,說:“花,澆的水夠不夠?”由此可見,復合詞各部分或主謂語的接合法,不是一個簡單的是跟不是、或斷跟續的問題,而是有的是這樣,有的卻是兩樣都行。(1.1.3節)(23)《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26頁。

又如我太太在檢查給貓撞過的窗戶時說:“它把玻璃(打破了)”,但話還沒說完就發覺玻璃并沒有破,所以就改口說成:“它把玻璃沒打破”。要是早想好了那句話,就一定該是“它沒把玻璃打破”。(詳見2.14節“想好跟沒想好的句子”。)(1.2.3節)(24)《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第32頁。

趙先生研究口語語法,就是這樣從老老實實、一點一滴地搜集真實的語料開始的,真是聰明人下笨功夫。他的語言知識也是通過仔細觀察、勤學苦練得來的?！段业恼Z言自傳》談到他如何學習in:ing和en:eng的分別:

關于這一點連我母親都分不大出來。到很遲很遲,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書,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十年過后才覺到有分辨的必要,然后再開始把所有那類的字一個個地重新學過一道。例如“斤、親、心、痕”收ㄣ(n),“經、青、興、恒”收ㄥ(ng)。這是在我會說了兩三種吳語以后才注意到的事情。有時候從諧聲上可以看出來一點兒,例如“親”收ㄣ,“新”也收ㄣ,“青”收ㄥ,“清、情、靜”也收ㄥ。不過也有些例外的,比方“經”收ㄥ,“勁旅”的“勁”雖然收ㄥ,可是“用勁”的“勁”收ㄣ。反正從不分到分是必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學。從分到合就只須記得一條規則就可以一律通用了。例如廣東話分雙唇跟舌尖鼻音的韻尾。學北方話只要記得凡是-m都改成-n一條規則就夠了。我大概到十幾二十幾歲才把ㄣ、ㄥ的字分得出來,可是到今天說話說急了的時候有時還會把“因:英”或是“恩:鞥”說混了。(25)《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葉蜚聲譯,伍鐵平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89-90頁。

筆者讀大學時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把自己沒有把握的普通話字音逐個學過一遍,我的母語(浙江寧波話)里不分的“in:ing”和“en:eng”自然是學習的重點,也是那時才知道“勁”有jìn和jìng兩個讀音,意思不同。所以讀到這一段時感覺特別親切。不過我當時有《新華字典》可以查,趙先生當年大概是沒有工具書可查的。

《語言的描寫和規范問題》一文說:

有時候我代表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差到各省調查方言,譬如我問:“這話你們這兒怎么說?”或“這音你們這兒怎么讀?”那是調查方言。被問的人說什么,就是代表這地方的話。我把他的話紀錄下來,不能批評是非。所以說這方言的人是最高最后的權威。(26)《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530頁。

同樣的意思他在別的地方也表達過,這是他調查方言所秉持的基本信條,理論基礎就是尊重語言事實。作為一名杰出的語言學家,趙先生所掌握的語言事實之豐富和精深,恐怕是無人可與倫比的。

他對語言規范的問題抱持通達的態度,這也反映出他對語言事實的尊重?！妒裁词钦_的漢語》一文說:

從本文總的調子,讀者會認為,我一定很同情這樣的老師,他們懷念正誤分明的美好的往昔,他們看到人們漸漸不再保持某些區分,純正的語言在詞匯和語法上變得愈來愈洋氣,而哀嘆著語言的退化。其實,盡管我對事物的感受的確有很多這樣的情緒,但是在對待語言的正確性問題上,不論是就一般語言而言,還是具體就漢語而言,我卻肯定不是死硬的純語派。我完全同意美國結構學派語言學家的主張:學者的任務是紀錄用法,說明在什么條件下出現這些用法;教員的任務則是教給學生,什么語言適合什么場合。人們用一種格調的發音吟唐詩,用另一種格調同家人閑談。日常會話中說“今兒幾兒了?”在講臺上或者課堂里就得去掉大多數“兒”尾,說“今天什么日子?”(27)除非我教美國人漢語的時候,是兩種形式都舉。遇到要注釋《孟子》的語法的場合,你即使用純正的文言寫作,我也不會感到吃驚。但是如果需要我報道國際時事(我很難設想自己會去做那樣的工作),我只有使用那些已為新聞界所經常使用的新的歐化詞語。由此可見,什么是正確的語言,這要看什么場合適宜于說什么話和說話人(或寫作者)是什么身分。如果你要在交際中達到最大的效果,那么你就應該怎么怎么做--如此說來,語言的正確似乎成了有條件的規定,而不是絕對的規定。但是人們使用語言進行交際時,他的責任就是要進行有效的交際,他使用的語言應該始終切合相應的場合,因此,上面這句話在陳述前提的時候也就包含了結論。換句話說,語言的正確最終是絕對的規定。(28)《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第59頁。

三、系統思維

全面把握語言系統是趙先生語言學思想的精髓之一。李榮先生說:“寫《多能性》這篇文章時,作者正在當年,那廣博的知識,恰當的實例,深入的見解,妥帖的文字,充分證實‘名下無虛士’,議論不同凡響。以后的著作說明趙先生的語言學是全面的?！?29)李榮:《趙元任》,《方言》1982年第2期。又收入李榮:《語文論衡》,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9頁。

早在1916年發表的《中國語言的問題》第四篇《設想的改革》“1.發音的標準化”中,趙先生就強調了系統性。他列舉了“對于標準化最重要的原則”,一共有五條,其中前兩條是:“(1)符合歷史發展的系統的一致和簡單。(2)最大程度的區別?！?30)《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689頁?！墩Z言問題》更是集中體現了趙先生的系統思維,全書共十六講,對語言和語言學的各個方面都做了廣泛而系統的闡述,這只要看一看各講的題目就不難知道:語言學跟跟語言學有關系的些問題,語音學跟語音學的音標,音位論,詞匯跟語法,四聲,上加成素,方言跟標準語,何為正音,語史跟比較語言學,語言跟文字,外國語的學習跟教學,英語的音系跟派別,實驗語音學,一般的信號學,各種信號的設計,從信號學的立場看中國語文(“一般的信號學”和“各種信號的設計”兩講是介紹當時尚屬新興的信號學)。第一講對語言的定義是:“語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發音器官發出來的、成系統的行為的方式?！?31)《語言問題》,第3頁。概括了語言的五個特征,其中最后一個特征是:

任何一個語言,是一個由比較少的音類所組織的有系統的結構。人的耳朵的辨聲音的能力是以千、萬計,可是任何一個語言所利用的必要的區別,只是以幾十、乃至僅僅乎十幾計的,這是平常人不大想到的語言上的事實。在一個語言范圍之內,它的音類不但數目少,而且總是成一個相當有系統的結構。當然每一個語言的系統里有各別的特點,比方說:中國話有四聲;英國話動詞分現在、過去;德國話名詞分陰、陽、中三性;不管系統是復雜還是簡單,有系統總比沒有系統有辦法一點兒。

這段話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語音的系統性。

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也貫穿著系統性思維,比如《“倆”“仨”“四呃”“八阿”》一文說:“……照這看法,無論是一呃、倆、仨、四呃、五呃、六呃、七呃、八呃、九呃、十呃,都是要當一回事看的?！?32)《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245頁。把“倆”“仨”放到從“一個”到“十個”的系列中加以觀察和分析,它們的來源就看得很清楚了。

四、經世致用

李榮先生說:“趙先生是理論跟實際并重的語言學家?！?33)李榮:《趙元任》,《方言》1982年第2期。又收入李榮:《語文論衡》,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9頁。的確,趙先生是一位現代學者,而不是舊式的學究,他研究語言既有學理的追求,也注重經世致用。他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發揮了關鍵的核心作用,就是這一語言學思想的最好體現。

《我的語言自傳》說:

那幾年我在國語統一的運動上同時也相當地活動。先是參加了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里頭一部分的工作是大辭典編纂處,后來出的四冊的國語辭典,就是從這里出版的。委員會里工作最多的最常見面的是汪一庵、錢玄同、黎錦熙、白滌洲、劉半農、林語堂等。我們談談談到切韻序里有“吾輩數人定則定矣”一句,大家就說咱們干嗎不組織一個會叫“數人會”來定各種提案,再送呈大會跟教育部決定。后來這里頭工作最要緊的部分一樣是國音的標準,從民國八年的“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人工式的國音,一改改成民國二十一年的完全用北平音的標準;第二樣是擬了一套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在民國十七年由大學院公布作為國音字母的第二式。(34)《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第101頁。

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有:

1.參加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數人會”,制定國音標準:1919年“老國音”,1932年“新國音”。灌制國音唱片,推廣國語。

2.創制國語羅馬字(簡稱“國羅”,縮寫為G.R.)。

3.參與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工作,與錢玄同一起校訂《國語辭典》(共四冊)。

4.與楊聯陞合作完成漢英口語字典《國語字典》(ConciseDictionaryofSpokenChinese)。

5.研制“中國通字方案”。

6.大規模調查漢語方言。

7.在美國從事漢語教學,編寫教材和字典、讀物,培養漢語人才。

這些成就充分反映了趙先生“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

五、重視科技

眾所周知,趙先生文理兼通,對先進的儀器設備和科技手段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而且動手能力很強。借助科技力量來更好地研究語言,也是他的一個重要的語言學思想。趙先生早年寫的《中國言語字調底實驗研究法》(35)《科學》第7卷第9期,1922年。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27-36頁。是描述用他自制的儀器研究漢語聲調(沒有正式試過)的一篇論文,從中可以一窺他在這方面的修養和能力。

吳宗濟《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序》說:

趙先生的語言本領是天賦加力學,他的口耳審音之精,不但能運用好些方言作演講而亂真,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更是站在時代的前列。他和劉復先生在二十年代同時都是用浪紋計、漸變音高管等儀器(這在當年是最先進的)來分析聲調,但很快他在南京中研院史語所創建的語音實驗室,其設計于建聲規格和電聲設備上,就前進了一大步。他在1959年的《語言問題》講演中,就介紹了十幾種研究語音的最新工具,并詳述其聲學原理和機電維護等問題,顯出他在科技方面的功底。(36)《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3頁。

《我的百年人生--吳宗濟口述史》“跟著趙元任先生調查方言”一節對此也有具體的記述,比如:

記得我們那時用的錄音設備是剛剛從美國進口的,叫唱片灌音機,在當時是很先進的。

跟趙師在一起,有一件事印象特別深刻。

事情發生在南京。當時我們從美國新進口了分析語音的儀器,花了不少錢。老師讓我把它裝起來,我按圖紙都準備好了,以為沒有問題了,沒想到剛一通上電,閃了一下,就沒有動靜了。幾位師兄弟都嚇壞了,以為我把這么貴重的儀器弄壞了,闖了大禍了?？哨w師一點兒責備我的意思都沒有,他非常平靜地看著我,臉上滿是信任和鼓勵。由于我心里沒有壓力,所以原因很快就找到了。原來這臺儀器要求的電壓是110伏,而我們國內的電壓是220伏,因此,只要換一根保險絲,再配上一個變壓器就解決問題了。(37)吳宗濟口述,崔樞華記錄、撰文,魯國堯策劃、作序:《我的百年人生--吳宗濟口述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84、255-256頁。

六、金針度人

趙先生寫文章,從不故作高深,而是盡可能用大眾化的口語和恰切的比喻把深奧的語言學道理說清楚。正如吳宗濟先生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序》里所說:“趙先生對語言科學的造詣,對邊緣學科的貫通,在他的著述中,無論討論什么問題,乃至枯燥難懂的情節,都能用自然口語,如話家常;對現象的比喻,也能信手拈來,都成妙諦?！?38)《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1頁。趙先生不僅始終以活語言為研究對象,而且終身堅持用純口語寫作,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吨袊Z言的問題》第四篇《設想的改革》“5.書面詞語的改革”主張:

引喻和引用不要多加,除非想要神秘化或者賣弄。像“夢蝶、杞憂,刻舟”這樣一段表達過分的話反倒失去了思想的力量和純真。也許人們喜歡它們因為這些人原本沒有什么思想要表達。像“雖不中,不遠矣”那樣的引喻和引語,它們本身是明白的、比較少的矯揉造作。在外國文學里,這種表達比上面那段過分表達的話要更常見。

我們應當發展我們的幽默感?！?/p>

我們應該避免放棄自然和純樸,追求機械的勻稱和對偶?！?/p>

我們的信件應該避免“謙恭”的無聊而給真誠騰出點篇幅。(39)《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698頁。

他的《語言問題》就是演講的實錄,是能看的“活語言”。此書“原序”說:

為保存原來講堂空氣起見,除了上述的刪除重復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舊。關于這一點,臺靜農先生特別鼓勵我這么樣兒做,所以原來的“啊”呀,“么”呀,什么的,還有些似不相干而又相干的笑話,為了存真起見,也都照原來的樣子留在里頭了。(40)《語言問題》,第4頁。

這種體例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筆者年輕時一看到它就覺得新奇得不得了,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

趙先生用國語羅馬字寫作的文章,尤其能反映這一思想,比如《“連書”什么“詞類”》這篇文章(41)原文用國語羅馬字寫成,由溫錫田先生譯成漢字。:

反對拼音文字的人,他們頂愛問的問題就是同音字怎么分別的法子。這問題的頂容易答的答復就是“詞類連書”:只要是成詞的字都給它們拼在一塊兒。每個詞就有它各自各兒的“面孔”,就不會跟別的詞混了。

這個法子當然是不錯了?？墒俏矣X得要是一個人單靠這個法子,他寫起文章來還是會用些聲音不干脆、字眼兒生冷的詞類來唔茲唔茲的(ngtzyvxde)寫了一大片,我怕結果還是不像從活語言里寫出來的活文字,還怕像是一種漢字的文章,不過換個樣兒罷了。

要把G.R.文字寫得明白,好說,又好認,我覺得還得有幾樣兒事情應該格外留心的。

第一要緊的話是:別怕寫白話?，F在不是白話文已經通行的日子了嗎?國語羅馬字不是本來單為寫白話文用的嗎?還說什么怕不怕的話呢?我所以要說這種廢話,是因為現在一般的白話文靠著有漢字的鬼臉兒,還可以不管說的明白不明白,只要漢字“寫”的明白就算了。拿這種文字改拼成了羅馬字,哪怕是里頭的詞類都沒有跟別的詞同音的,還是沒有真正拼音文字的味兒。真正白話的好處在哪兒呢?就是因為曾經有過這們些人用了它這么些年代,凡是聽了不容易明白的詞,早就丟了不用了。所以我覺得咱們雖然用不著說非用頂白的白話不可,但是至少可以說,寫拼音文字的時候兒,咱們得要拿頂白的白話來做個標準。

上頭說的是咱們應該走的大概的方向。分開來說吶,就有底下的幾樣得留心的事情:

一,聲音要響亮。凡是希虛希虛烏里烏里聲音的字總是少用的好:juhyih(注意)不如lioushin(留心),yush(于是)不如ranhow(然后),iouliuh(憂慮)不如fachour(發愁),lihshyr(立時)不如maashanq(馬上),lihje(立著)不如jannje(站著),buderyii(不得已)不如meifal(沒法兒),shyyjong shiuyaw chiuh de(始終須要去的)不如tzaowoal deeiyaw tzoou de(早晚兒得要走的)。

二,多用同音字少的字:shiu(須)不如deei(得),tzyh(自)不如tsorng(從),ing(應)不如gai(該)或是inggai(應該),chyuan(全)不如dou(都),jyh(制)不如tzaw(造)。

三,在文法上“l”(兒)韻當名詞的記號兒的,應該放開了膽兒多用用。wey有weysherme(為什么)的wey(為)、鼻子聞的wey(味),well就一定是聞的well(味兒)了。suey有pohsuey(破碎)的suey(碎)、niansuey(年歲)的suey(歲)、掛的sueytz(穗子)的suey(穗),suell就一定是掛的suell(穗兒)了。daw有dawluh(道路)的daw(道)、dawnall(到那兒)的daw(到),dawl就一定是tzooudawl(走道兒)的dawl(道兒)了。yi的意思多得簡直讓這個字音沒法兒單用,yel就一定是母親姐妹的那個yel(姨兒)了。wan有wanle(完了)的wan(完)、wanshoa(頑耍)的wan(頑)、yawwantz(藥丸子)的wan(丸),wal(頑兒)就一定是小孩子wal的頑意兒的wal了。

四,一個字有幾種讀法,而意思沒有分別的,就用跟別的字同音頂少的那個讀法。she(色)不如shae,bor(白)不如bair,bor(薄)不如baur,jwo(著)不如jaur,jyue(嚼)不如jyau,luh(六)不如liow。

五,單字詞夠明白的就不用改成生冷的兩三字的詞,shiee(寫)不必改shushiee(書寫),wal(頑兒)不必改wanshoa(頑耍),benn(笨)不必改yubenn(愚笨),tzoong(總)不必用tzoongguei(總歸),shiudeei(須得)也可以就用deei(得)。

六,要是用多音字詞的時候兒,頂好里頭的那些單字也都是聲音響亮意思明白的字,因為中國的白話的詞類雖然有慢慢兒變成兩字詞的神氣,但是老實話說,到底還有一半兒是用單字詞的;并且哪怕就是用多字詞的時候兒,里頭所用的單字的意思還是在說話人的腦子里頭活著吶,并不像英法文的多字詞里頭的拉丁字的本來的意思都是半死半活的了。所以假如你用些很文的文言,同音字又很多的字,拼拼湊湊弄出一大些詞來,像jifwu(羈縛)、jingbor(精博)、youluann(淆亂)、fuuwey(撫慰)、yuhniaan(欲念)、jigow(機構)、shyhtay(事態或世態)什么什么的,看的人假如看不出來是什么漢字,就很難看懂;假如“因為猜出了漢字來”才懂的,那還不是仍舊讓漢字在背后跟G.R.唱雙簧?我的G.R.朋友里頭,有人對我說,那些詞就是得那么硬學,不用管它本來是些什么漢字。這個“做”是當然沒什么“做”不到,碰到了新思想用老“普羅”的白話沒法兒說的時候兒,那也只好造點兒漢字的雙簧詞兒來用用,預備以后有唱“單簧”的日子,不過我現在要說明白的,就是萬不可靠因為有漢字幫你造詞,弄的你以后(換個比方說)斷不了漢字的奶。所以要造多字詞的時候兒,假如能用聲音響亮、意思明白的單字作材料,那還是用這類的單字,哪怕你拼出來之后另外有新的講法,可是給學的人可以容易學得很多,用它跟讀它的人的嘴里也可以多嘗到些滋味兒。他們老先生們喜歡咬文嚼字,可是關著嘴唇兒偷偷兒的咬人家的漢文,嚼人家的漢字,那就有點兒太寒磣了。

……我寫這篇東西是一起頭兒就拿G.R.打草稿的,這么寫法寫出來才是真正的G.R.的白話文。我敢說要是先寫了漢字再翻成羅馬字拼音,那結果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后你們寫稿子的時候兒也這么來來看!(按:這篇原稿是用國語羅馬字打的,這里是翻成漢字。)(42)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75-78頁。又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405-409頁。

這篇文章里談到的口語詞的種種特點,十分值得玩味,都是很好的研究題目。趙先生所倡導的這種完全屬于“我手寫我口”的地道白話文雖然后來并沒有成為主流,但是以活的口語為基礎來寫白話文的精神卻是逐步被大家接受了。

趙先生是覺得語言“好玩”,也想盡量帶著大家一起玩。上文提到的《“倆”“仨”“四呃”“八阿”》,在寫法上也示人矩矱:一是用純口語寫作,易讀易懂;二是把思考過程也連帶寫出來,金針度人。

七、余論

最后應該指出一點,就是趙元任先生的語言學思想是發展的,并非一成不變。下面舉兩個例子。

一是關于“標準國音”的問題。1916年發表的《中國語言的問題·ⅳ設想的改革》“1.發音的標準化”部分的基本觀點是想要模仿德國的標準德語來制定一套漢語的“標準國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設計出來的“老國音”(1919)最后以失敗告終。人為制定的“標準音”是不可能推行的,標準音只能以一時一地的實際語音為基礎。這一點他后來有了清楚的認識,“新國音”(1932)就是如此確定的?！妒裁词钦_的漢語?》(1961)說:

規定音位的(如果不是語音的)發音標準的最初嘗試,其成果體現在1919年的官方字典《國音字典》里,它用當時新設計的注音字母拼出每個字的發音。人們正像《切韻》的編定者們在公元601年所做的那樣,“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定下了官話發音的標準,叫做“國音”,要從此在所有的學校里都教這種發音。國音有第五調或入聲,分尖團,有/o/(ㄛ)和/e/(ㄜ)兩個中元音(多數北方方言只有一個),以及符合傳統的其他各種特點。由于國音不可能是任何一個教員的家鄉音,于是一項任務落到我的頭上:給這種標準語灌唱片,并在所有學校推行。1922年,哈佛大學在中斷了四十年之后,重新開設漢語課,那時我在哈佛大學教的,實際上就是這套音。不管有沒有唱片,教一種沒有人說的語言,總是難事。在十三年的時間里,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到了1932年,未公布任何根本性的變動,《國音字典》悄悄地修訂成了《國音常用字匯》,它實際上是以北京話作為基礎的。這一下子就涌現出了一百萬以上可能的師資來代替我這個孤家寡人?，F在,不論在北京還是臺北,廣播電臺招聘播音員的時候,首先總要問她是不是生在北京,或者至少是不是在北京上的學。(43)《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第56-57頁。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1922年他寫給黎錦熙先生的《討論國音字母的兩封信·其二》中就已經認識到了:

我近來研究研究言語的變遷,漸漸覺得天然趨向的勢力比人為的有意識的主張厲害的多。所以我們自負為言語文字改革的“英雄”者,只能在“事勢”當中ㄅ,ㄆ,ㄇ,ㄈ……幾件有可能性的主張揀一個最好的,才有成功的希望。這話你看起來似乎是大家已經曉得的陳話,但是事實上很不容易照它行。我從前以為德國的標準國音是定好了就通行的,哪曉得有些地方和多數人的習慣不合的就改不過來。例如……這種現象在現在中國言語里一定也有許多例。我想聲調的廢除不廢除恐怕也是要看現在全國言語里有沒有聲調消滅的趣向和可能性。不僅問假如廢除了有甚么便利的地方。(44)《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24-25頁。

二是1916年發表的《中國語言的問題》第一篇《中國語言學的科學研究》“3.詞源學”部分,今天看來有不少觀念是不對的,比如認為漢語跟印歐語言具有同源關系:

詞源學中一個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部分是漢字的起源問題。有些西方語言學家曾經推測中國語言和印歐語言間的共同來源;盡管在相應的字中間有很多相似點是偶然的,特別是擬聲字,然而只要我們看一看成百個字的單子,哪些字被認為跟印歐語的詞是同源的,我們就不得不認為這是既成事實。舉些例子如下:

英語漢語同源字古音 英語漢語同源字古音beat伐bat ring領burn 焚bunsad悴dzotchaste潔kitseek索sokcut割katset設shetelk鹿lokshine灼give 給small微 mihook鉤koksmell味mihumble謙 k’imstrong壯kick腳kakthrough透king君(德語k?nig)throw投、丟mill磨(拉丁語mola)tongue嘗dungpair 配turn轉 tunpeel 皮yoke 約yokquiet 歇 kit

有人可能反對,認為其中很多漢字是現代的字。是的,不過這些字的本身的確存在過而且通過書法變化的各種演變在口頭形式里給修飾過了。這個事實很多人應當欣賞,因為它解除了一種錯誤的觀念,也就是把中國語言看成是由整個漢字組成的。(45)《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第674-675頁。

這樣的所謂同源詞證據顯然是無法讓人“不得不認為這是既成事實”的。類似的看法在趙先生后來的著作中似乎沒有再見到過。

趙先生的語言學思想,大概到了65歲以后就基本定型了。他為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的《語言問題》寫的《新版序》說:“這本書從一九六八年再版以來又十多年了?，F在又有再印的計劃,總是還有點兒用處吧?……除此沒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為原書沒有大毛病,還是因為我自己學問近年來沒長進的緣故?請讀者斷定吧?！贝诵驅懹?979年2月14日,離開《語言問題》初版(1959年,趙先生67歲)已經二十年了。

因此,我們不應該把趙先生神化,他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并非“生而知之”者,只不過是天分過人,又極為勤奮,所以學東西比常人快,知識比常人淵博,最終成了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一代語言學大師。吳宗濟先生說趙先生是“天賦加力學”,這是準確的概括。他早年的一些觀念存在錯誤,不足為怪,我們實事求是地指出來,也無損于他的語言學思想的整體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