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張文彬,史文強

(西安財經大學,陜西 西安 710100)

一、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體系。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了發展數字經濟、激發數字經濟活力的重要性。在過去的幾年中,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效果顯著。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產值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的貢獻度也在不斷提升。盡管京津冀地區在信息技術和通信網絡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礎,但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數字經濟外部環境的完善存在一定的問題和差距。在不同地區,網絡覆蓋和傳輸能力有限,影響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此外,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對數據中心和云計算基礎設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不同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及外部環境的完善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利于京津冀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首先是數字經濟的概念,這一概念最初由美國學者Tapscot提出,數字經濟一開始被等同于互聯網經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數字經濟被認為是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1)魏江,劉嘉玲,劉洋:《數字經濟學:內涵、理論基礎與重要研究議題》,《科技進步與對策》2021年第21期,第1-7頁。,以網絡作為信息傳遞的載體(2)楊文溥:《數字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第36-40頁。和以數字技術為主要的生產方式(3)李長江:《關于數字經濟內涵的初步探討》,《電子政務》2017年第9期,第84-92頁。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它不僅是循環經濟戰略的關鍵推動者(4)Laura Piscicell.The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a digital circular economy.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23,45-49。,也能以一種更高級、可持續的經濟形態,通過信息通信技術促進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5)裴長洪,倪江飛,李越:《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2018年第9期,第5-22頁。。其次是關于數字經濟的測度問題,由于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造成了結果的差異性,不同的學者則使用了不同的測度方法。美國商務部采用了直接測算法(6)Charlie Karlsson, Roger Stough.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20,35-40。,國內大多數學者則采用指標體系法(7)康鐵祥:《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當代財經》2008年第3期,第118-121頁;許憲春,張美慧:《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基于國際比較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5期,第23-41頁;韓兆安,趙景峰,吳海珍:《中國省際數字經濟規模測算、非均衡性與地區差異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年第8期,第22-36頁;單志廣,徐清源,馬潮江等:《基于三元空間理論的數字經濟發展評價體系及展望》,《宏觀經濟管理》2020年第2期,第42-49頁;羅小芳,王素素:《數字經濟、就業與勞動收入增長--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的實證分析》,《江漢論壇》2021年第11期,第5-14頁。。最后是關于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由于視角的多樣性和創新性,國內外學者結合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分別從宏觀層面(8)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第66-73頁;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1期,第85-92頁。、數字金融視角(9)任太增,殷志高:《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據》,《管理學刊》2022年第1期,第23-35頁;韓亮亮,彭伊:《數字普惠金融、營商環境與企業家精神--來自中國281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學刊》2023年第3期,第49-67頁;高志剛,李明蕊,韓延玲:《企業家精神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兼論數字普惠金融的調節作用》,《管理學刊》2023年第2期,第25-43頁。、空間相關性(10)熊雯婕,殷鳳:《互聯網金融發展提升了區域創新效率嗎-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實證分析》,《技術經濟》2020年第9期,第3-81頁;李曉鐘,杜添豪:《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增長及其收斂性的影響》,《統計決策》2022年第6期,第19-24頁。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針對當前存在的相關問題,本文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維度出發,以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2011-2021年11年間時間跨度的面板數據,通過CRITIC綜合賦權法進行權重分析,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基于空間杜賓模型來探究數字經濟對于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著重解決指標體系的構建問題、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作用機理問題以及區域發展間的不平衡問題。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本文在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的方法上采用CRITIC綜合賦權法,綜合考慮了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豐富了數字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第二,本文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研究數字經濟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補充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第三,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為基礎,通過實證和理論的結合來探究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賦能關系,就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和縮小區域經濟差距方面提供相關的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數字經濟測算問題的研究

數字經濟的測算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目前國內外對于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均有自己的定義,但尚未達成統一共識。1998年,美國商務部對數字經濟的衡量采用了直接測算法,即美國IT部門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國內學者康鐵祥將數字經濟總規模分為數字產業部門總增加值和數字輔助活動創造的增加值。許憲春等從數字化賦權基礎設施、數字化媒體、數字化交易和數字經濟交易產品四個方面界定數字經濟的范圍。韓兆安等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從數字經濟生產、數字經濟流通、數字經濟交換和數字經濟消費四個方面測度數字經濟。單志廣等從信息網絡空間、實體物理空間、人類社會空間的三個空間維度構建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評價體系。羅小芳和王素素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數字產業發展、數字公共服務四個維度構建了數字經濟綜合指標體系。

(二)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目前國內外學者就數字經濟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荊文君等從宏觀層面出發,認為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而丁志帆則認為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表現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引致的資本深化效應。任太增等從數字普惠金融視角出發,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具體來說,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激發企業家精神,而企業家精神則推動了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空間相關性研究方面,熊雯婕通過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發現互聯網經濟、區域創新效率這兩者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集聚性。李曉鐘等引入空間因素,認為不同區域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增長也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張蘊萍等(11)張蘊萍,董超,欒菁:《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99-115頁。指出數字經濟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和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鐘文等(12)鐘文,鄭明貴:《數字經濟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79-87頁。認為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既存在外生的數字經濟交互效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內生交互效應,也可以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李清華等(13)李清華,何愛平:《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研究及作用機制研究》,《經濟問題探索》2022年第8期,第1-13頁。發現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不僅直接促進了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也能夠通過提高市場化水平和改善勞動力資源配置間接縮小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水平差異。除此以外,張躍勝等(14)張躍勝,譚宇軒,喬智:《外部沖擊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組態分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41-47頁。認為數字貿易可能成為新時代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Pattanapon等(15)Tiwasing Pattanapong,Clark Beth,Gkartzios Menelaos.How can rural businesses thriv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A UK perspective,Heliyon,2022:15-22。認為,數字經濟通過解決地理上的偏遠與隔離,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機會。Campbell(16)Campbell.Will Europe regulate over the top services on the mobile internet. United Liberty,2013(11):15-20。和蔡紹洪(17)蔡紹洪,谷城,張再杰:《中國省域數字經濟的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華東經濟管理》2022年第7期,第1-9頁。認為數字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增長規模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在對數字經濟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對于指標體系的構建及處理,大部分采用的方法多為熵權法、層次分析法等現代統計分析方法,而本文則采用CRITIC綜合賦權法并提出了新的指標體系,既提供了一種新的統計方法,又創新了數字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其次對于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研究,大部分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進行了相應的研究,但很少有學者將空間杜賓模型與其聯系在一起,而本文則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視角進行了研究,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發展。最后對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視角下的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多集中在面板數據等純實證研究,或是基于全國視角下的實證研究以及純理論研究,缺乏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式去探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的數字經濟作用機理。而本文將通過結合實證與理論,來探究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賦能關系。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研究假設

1.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

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手段的不斷運用,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表現在許多方面。在消費轉型升級方面,數字技術通過智能化、個性化的供應鏈管理,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加個性化、有深度的消費體驗,這也直接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對企業發展的促進方面,數字經濟為企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幫助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不僅使得企業可以在生產和銷售方面進行智能化和個性化的升級與改善,也可以使得企業和社會組織的生產效率在不斷提升,極大地激發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數字經濟并不是從實體經濟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個體,它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實體經濟持續地融合,在幫助傳統產業結構轉型、優化產業布局、變革生產方式、提升政府服務能力和社會治理水平、改善居民生活等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各個方面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持續融合,將會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說:

H1:數字經濟能顯著直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2.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來源于數字經濟本身所具有的虛擬性。首先,數字經濟的投入生產不需要通過實體形態完成相關的經濟活動,不僅可以壓縮空間和時間距離,增強區域間經濟活動聯系的廣度和深度(18)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第65-76頁。,也可以更快地滲透于各行各業,加快了信息數據在各地區、各產業間的流動和傳播,從而產生溢出效應。其次,數字經濟與互聯網的相互結合顯著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19)Keller W.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1;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8期,第5-23頁;張俊英,郭凱歌,唐紅濤:《電子商務發展?空間溢出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地級市的經驗證據》,《財經科學》2019年第3期,第105-118頁。,互聯網多種新型經濟形式的加入將各個城市和地區聯系了起來,改變了各自分散孤立的狀態(20)魯玉秀,方行明,張安全:《數字經濟、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經緯》2021年第6期,第21-31頁。。這不僅通過網絡實現虛擬產品的交換,獲得更充分的市場信息,進而實現實體產品在不同區域間的流通和交易,也可以加強各地區與城市之間的聯系和合作,提高區域間的資源的使用效率,從而產生溢出效應。最后,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與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有關。由于知識和技術本身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數字化,知識和技術不僅可以促進區域之間的交流和創新,也能夠降低空間和行業壁壘,加快信息的傳播(21)梁琦,肖素萍,李夢欣:《數字經濟發展、空間外溢與區域創新質量提升--兼論市場化的門檻效應》,《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第44-56頁。?；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數字經濟可通過空間外溢效應作用于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

3.數字經濟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間接效應

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的間接傳導機制是指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數字經濟對發展環境的改善與推動,控制區域發展機制的轉變,實現經濟發展的升級。數字經濟可以推動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能協同技術的創新提高城市經濟發展質量(22)張躍勝,張寅雪,鄧帥艷:《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與城市經濟韌性--來自全國278個地級市的經驗考察》,《南開經濟研究》2022年第12期,第150-168頁。?？傮w來說,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即時的,而是通過改善區域環境、推動制度變革和人才培育等多種方式來間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升級。數字經濟的間接傳導機制有助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促進全局的均衡和協調發展。因此綜合考慮以上條件并提出假設:

H3:數字經濟可通過改善外部環境間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二)模型構建

為了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將分別對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空間溢出效應進行研究檢驗,其中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11-2021年。由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關系是動態變化的,因此在構建模型時應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值作為工具變量。具體基準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TEPti=αn+α1DEti+α2Zti+δt+εti

(2)

其中,TEPti表示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分別在t年的經濟質量發展水平,DEti表示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分別在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Zti表示模型中所需的歷年的控制變量集合,δt表示雙固定效應下,εti為隨機擾動項。

為了探究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本文在基準模型式(2)的基礎上加入了空間經濟距離矩陣,進一步構建空間杜賓模型(SDM)如式(3)所示。

TEPti=ρWTEPti+β1DEti+β2Zti+θ1WDEti+θ2WZti+μi+δt+εit

(3)

(3)式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取經濟距離矩陣;ρ為被解釋變量空間回歸系數;β1、β2分別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回歸估計系數;θ1、θ2分別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空間回歸系數。

(三)變量及數據說明

1.解釋變量

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本文在遵循指標選取原則的基礎上,結合當前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主要通過構建二級指標來進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呈現。本文最終選取了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指標作為一級指標,通過這四個維度進行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每個一級指標下細化2～3個二級指標來進行評價描述,共采用10個二級指標來對四個維度進行擴展,選用的指標屬性均為正向。根據數字經濟的內涵構建數字經濟測算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完成后,評價工作的核心就在于指標賦權(23)張躍勝,李思蕊,李朝鵬:《為城市發展定標: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研究綜述》,《管理學刊》2021年第1期,第27-42頁。。本文研究通過SPSS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采用CRITIC綜合賦權法對表1中的數據指標權重賦值,以衡量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如表2所示。最終選用測算出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來進行測算。

表2 權重計算結果

指標權重確定有客觀賦權和主觀賦權兩大類方法?？陀^賦權法在目前的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因為其可以排除主觀干擾,結果更具有代表性?？陀^賦權法主要包括熵權法、標準離差法和CRITIC綜合賦權法。相比于熵權法和標準離差法,CRITIC綜合賦權法兼顧了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可以對指標結果進行優化,使得觀測更加完整。因此,本文選擇CRITIC法確定指標權重。主要對2011-2021年期間,京津冀區域所涉及到的三級指標,按年度分別進行測度。本文主要通過采用線性加權法計算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具體計算公式為

(1)

其中:DEj代表各省市第j年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yij為各省市第j年第i項標準化指標值,wj為指標權重。京津冀區域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指標權重如表3所示:

表3 2011-2021年京津冀區域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指標(DE)權重賦值

從上表可以看出,京津冀區域內,由于資源、區位等因素,城市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別?？傮w而言,2011-2021年,京津冀區域內13個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其中在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上,北京居于前列,而天津則位居第二。在河北省所有區域中,石家莊位居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位,廊坊、唐山、秦皇島、邯鄲四個區域緊隨其后。河北衡水地區發展迅速,而承德、滄州、廊坊、邢臺、保定、張家口等地區發展緩慢,這說明河北省各地都加大了對數字經濟的扶持力度,加大了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與京津地區的發展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2.被解釋變量

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指數(TEP)。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區域GDP,為防止數據單位不同從而對實證結果造成影響,故對區域GDP進行了對數處理。

3.控制變量

參考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干預程度、區域開放程度以及區域間的空間關系都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部分學者將政府干預程度、外商直接投資、人口密度與城市金融發展水平作為控制變量開展了研究。通過歸納總結,本文選取以下變量作為研究模型的控制變量:

(1)政府參與程度(Z1)。本文選取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占GDP的比重來進行衡量。

(2)交通通達性(Z2)。鐵路、公路作為制造業企業最主要的運輸方式,對制造業的區位選擇以及地區之間的聯系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選擇公路以及鐵路客運量作為交通通達性的衡量指標。

(3)市場開放度(Z3)。市場開放度是一種反映區域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指標,它通過外貿直接投資金額(FDI)來衡量。

4.數據說明

本文的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北京統計年鑒》《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統計年鑒》及京津冀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于無法收集的數據通過中位數法、插值法計算。

考慮到研究數字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的影響可能會存在異質性,因此選取2011-2021年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此外,空間經濟權重矩陣的相關數據主要源自于國家地理信息系統網站。數據缺失處理主要通過SPSS和Stata17進行整理,同時考慮到變量之間的單位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為了在下文的研究中排除此影響,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4所示。

表4 變量統計性描述

由于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只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DE)描述較為真實可靠。從上表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區域內13個地級市中,城市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其中均值為0.323,極小值為0.242,與均值相差0.081;極大值為0.457,與均值相差0.134。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京津冀區域的城市之間存在著“數字鴻溝”現象,發展水平較為不平衡。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空間自相關性分析

本文通過運用Stata17軟件,對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進行全局相關性檢驗與局部相關性檢驗。

1.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表中結果為2011-2021年間,京津冀13個區域的數字經濟全局莫蘭指數。

表5 全局莫蘭指數表

表5中顯示,在2011-2021年期間,京津冀地區的數字經濟全局莫蘭指數均大于0,同時所有年份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其在95%的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集聚效應。在2011-2021年這11年間,數字經濟全局莫蘭指數在0.180～0.30之間變化,波動幅度較小。說明該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強度較為穩定,呈現出波動發展趨勢,因此下文中選取空間計量模型進行進一步研究分析。

2.局部空間自相關性分析

莫蘭指數的功能相對較為局限,僅適用于了解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關聯情況,想要更為直觀地展示其集聚狀態,就需要根據莫蘭指數的求解結果繪制出相應的莫蘭散點圖。莫蘭散點圖的原點代表了當時的全局莫蘭指數,樣本數據點與原點之間的距離越大,則說明顯著性程度較高;反之,與原點的距離越小,顯著性程度較低。莫蘭散點圖按照莫蘭指數的正負分成四個象限,分別為HH、HL、LH和LL。

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借助stata17軟件,選取了2011年、2015年以及2021年三個年份的時間截面數據,繪制出了京津冀地區13個城市的數字經濟區域發展水平莫蘭散點圖。從圖1可以看出,2021年在原點集聚的城市中,河北省的城市距離原點較近,而北京和天津距離遠點較遠,說明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空間集聚效應,其中天津、北京的空間聚集效應更為明顯。

圖1 2011、2015、2021年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莫蘭散點圖

從整體上來看,京津冀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聚集性并且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相關性。通過上圖可以看出,京津冀區域中的大部分地區都處于一、三象限,反映了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高值聚集或低值聚集的特征,即存在正的空間自相關關系。2011-2021年,北京、天津主要在第一象限的促進區(HH),其中河北省大部分城市分布在第三象限的低水平(LL)區域,唐山、廊坊在第二象限的過渡區域(LH),而石家莊市由2011年的輻射區(HL)過渡到第三象限的低水平區(LL)。說明京津冀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都具有較強的空間自相關性,其中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區均處于較低水平并且長期未發生變動,而天津、北京的數字經濟發展總體呈現領先地位,在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中起到帶動發展的作用。由此可知,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應當建立相應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

(二)基準回歸結果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效應,先對模型進行了基準回歸。

通過表6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的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這說明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證實了假設1。同時分析控制變量可以看出,政府參與程度(Z1)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這說明擴大政府對于數字經濟的參與程度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與其他因素相比來說較為不明顯。而控制變量交通通達性(Z2)和控制變量市場開放度(Z3)的回歸結果皆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說明這兩點在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正向促進的關鍵作用。同時該模型的為0.8147,較為接近1,說明該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好。

表6 普通最小二乘法檢驗

(三)空間計量模型的確定

在進行空間回歸分析前本文選用LM檢驗、SDM檢驗以及LR檢驗對模型進行適配性檢驗,最終確定適用于本文研究的空間計量模型。

1.LM檢驗

LM檢驗,即拉格朗日檢驗,是用來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具有空間關系以及空間關系的類型,LM檢驗以LM-lag和LM-Error為判斷標準。

通過表7可以看出,該模型LM-Error的p值為0.045,LM-lag的p值為0.023,都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因此拒絕原假設,需要進行穩健性拉格朗日檢驗。通過表中結果可以得知,該模型的Robust-LM的P值均小于0.05,說明其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因此拒絕原假設,需要進行LR檢驗判斷空間模型的類型。同時也說明該模型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因此基準回歸的結果并不具有代表性,仍需要對模型進行進一步空間回歸。

表7 LM檢驗

2.LR檢驗

筆者通過閱讀相關文獻后并進行實證檢驗后發現,隨機檢驗的結果相對不具有客觀性,其對于數據的動態變化并不敏感,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在空間計量模型中,常常使用到LR檢驗來選擇模型,判斷模型是否具有顯著性。LR檢驗可以通過比較兩個模型的最大似然值來判斷它們之間的顯著性差異。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來進行研究檢驗,對模型從個體、時間以及混合三個維度進行固定效應類型的檢驗,通過Stata17進行數據分析,最終得出如下結果(見表8、表9、表10)。

表8 LR個體檢驗

表9 LR時間檢驗

表10 LR混合檢驗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其p值皆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同時通過Stata17的檢驗結果得知,LR檢驗結果均拒絕原假設,具體結果見表11。表明空間杜賓模型沒有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通過LR檢驗發現應選擇個體、時間雙固定效應進行模型構建。綜上所述,本文中選擇雙重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SDM)最為合理。

表11 空間計量模型選擇檢驗

(四)空間計量回歸結果

基于Moran’s I測度的結果可以得出,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活動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在設定模型進行空間杜賓模型(SDM)估計時,采用多種形式的空間權重矩陣來進行測算,以此確保相關影響因素對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作用的穩健性。測算結果表明經濟距離矩陣最優,因此本文以下研究都將基于經濟距離矩陣進行模型測算。經濟距離矩陣是基于社會經濟因素構造而成,其具有較強的現實經濟含義,具體計算方式為:

(4)

其中GDP取通用做法,為考察期相應城市的平均值,同時對空間權重矩陣進行了標準化處理。通過運用Stata17對本文進行了空間回歸,具體結果見表12與表13,由于空間計量模型回歸結果中解釋變量的系數是不能夠直接表示其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大小,因此僅從系數的正負來判斷。

表12 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影響空間計量回歸結果(Main)

表13 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影響空間計量回歸結果(Wx)

從表12以及表13可知,被解釋變量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指數(TEP)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本文所構建的空間杜賓模型(SDM)有效,且京津冀區域的城市都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證實了假設2。其中,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政府參與程度(Z1)、交通通達性(Z2)、市場開放度(Z3)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說明通過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提升政府參與度、增加交通通達性以及提升市場的開放程度都可以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證實了假設3。其中解釋變量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控制變量政府參與程度(Z1)、交通通達性(Z2)在5%的水平下顯著,而控制變量市場開放度(Z3)并不顯著,說明此項的發展對于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相對不明顯。

(五)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研究

為了更進一步研究各變量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同時對其空間溢出效應進行分析,需要對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效應進行分解。通過閱讀相關文獻,本文將解釋變量的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具體內容如表14所示,其中直接效應代表了本城市的解釋變量對本城市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間接效應則代表了本城市的解釋變量對周圍地區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

表14 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影響空間計量回歸結果

(1)從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效應來看,其對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為0.972,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再次證實了假設1。從經濟發展水平的間接效應來看,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于總體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為0.68,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鄰近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會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再次證實了假設2。

(2)政府參與程度(Z1)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總效應均為正數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政府對于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參與程度,對本城市以及區域內鄰近城市的經濟水平發展都會產生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再次證實了假設2和假設3。究其根本,發展數字經濟需要政府部門的積極推動,其中政府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參與程度,也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與支持,因此兩者呈現出正向相關的關系。

(3)交通通達性(Z2)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總效應均為正數且顯著,說明交通越發達,其發展數字經濟的環境越好,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并且通過表14可以看出,交通通達性(Z2)的回歸系數數值相對較大,說明交通運輸條件的優劣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起到較大的影響作用。其中,直接效應的回歸系數為0.308,而間接效應的回歸系數為0.319,兩者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因此可以認為城市群的交通通達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其中,通過比較兩者的系數大小后得出,城市交通通達性通過間接效應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的作用要強于其直接效應?？偟膩碚f,區域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數字經濟環境建設,而交通的通達性是區域間各城市相互連接、交流的最基本的保障,同時城市群之間的連接交流的基礎條件的完善也會間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

(4)市場開放度(Z3)的直接效應并不顯著,其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為正數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京津冀區域的13個城市中,市場開放度對于研究城市本身的影響作用相對較小,而對于鄰近城市的經濟發展起到相對較大的促進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城市關于數字經濟方面的市場開放度,不僅可以對城市本身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會產生空間溢出效應,對區域內相鄰城市產生正向的影響,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但由于其直接效應回歸結果并不顯著,因此城市關于數字經濟的市場開放度大小在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方面,就直接影響效應來說相對較小,主要影響方式表現為間接效應與空間溢出效應。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國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的面板數據樣本,采用CRITIC綜合賦權法對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通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SDM)來分析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結論表明:(1)天津和冀南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上升較快,北京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于較為領先的水平。河北省的數字經濟發展正在縮小著與北京、天津兩地的差距。天津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處于中等水平,保持著上升的趨勢。(2)京津冀數字經濟呈現出了高值與高值聚集或低值聚集的特征,說明京津冀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聚集性并且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3)京津冀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直接作用傳導機制,可以正向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空間溢出作用。(4)京津冀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直接作用傳導機制,數字經濟可通過提升政府參與度、增加交通通達性以及提升市場的開放程度可以間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著重發揮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第一,加強和完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建設。需要加大對數字產業設施建設和數字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同時,應注重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數字化發展,提高各領域企業、生產要素的數字化水平和技術能力。具體措施包括:鼓勵農戶采用數字技術實現生產銷售方式的轉型,培育農業數字化新型經營模式;強化制造業企業自動化、數字化等方面的技術研發,提高軟件技術能力。第二,加強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需要投資高速寬帶互聯網基礎設施,確保廣大人口能夠訪問快速的互聯網連接。同時發展安全的數字支付系統,鼓勵電子支付和在線金融服務的使用。除此以外,還要提供支持數字經濟創新和創業的政策和資源,包括創業孵化器、風險投資、研發資金等。

其次,充分利用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間接作用。第一,提升政府參與度。政府應該制定明確的數字經濟政策和戰略和支持數字經濟的法律和法規。同時,政府可以提供資金支持,包括創業資金、研發資金和數字化轉型基金,以鼓勵企業和創新者參與數字經濟。除此以外,政府自身應該進行數字化轉型,提高效率和透明度。第二,增加交通通達性?？梢愿倪M和擴展公共交通系統,包括地鐵、公交、輕軌和共享交通服務,以減少交通擁堵,降低通勤成本,并提高城市可達性。也可以采用現代的數字化交通管理系統,包括交通監控、智能信號燈、實時交通信息和智能交通管理,以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第三,提升市場開放度。一方面降低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以促進數字產品和服務的跨境流動,推動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提供外國投資者在數字領域的平等待遇,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鼓勵外國直接投資,以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

再次,發揮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針對京津冀地區的地理差異以及經濟發展差異來制定動態數字經濟規劃。同時,積極推進京津冀三地合力建設區域性市場等,加強三地商品、生產要素以及人才的交流與聯系,助推各類要素資源突破地域限制,推動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加強平臺支撐體系的完善和園區共建力度,可以形成京津冀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新格局,加速推動京津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也應當明確京津冀數字經濟協同發展的方針,政府部門應當履行好監管和服務功能在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增強市場活力的同時,也要提升公共治理的數字化水平,應當建立并整合數字化管理平臺,培養數字技術人員專業素質,不斷優化數字化技術發展環境以及營商環境,以此來支持企業進行數字化建設改革。

最后,結合自身發展特色,推動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北京在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水平等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其在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發展中同樣占據了一定的主導地位,可以采用“減量發展”的策略,以自身為中心,逐步實現數字化引領產業、數字化基礎設施向發展水平低的河北地區轉移,從而推動河北數字經濟落后的區域的發展,縮短與京、津之間的差距。天津是連接京津區域數字經濟協同發展的橋梁,可以通過充分利用天津自貿區“智能港口”的優勢,積極推進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的“走出去”,推動天津市沿海區域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并與北京、河北等區域進行深度合作,推進京津冀區域數字經濟與天津海上物流、跨境電商等領域的深度融合。同時,要積極引進數字化人才,完善人才政策體系,加大數字技術研發和應用力度,加快建設智慧城市,在此基礎上促進河北區域內企業的整體發展,促進京津冀區域內的數字經濟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