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近年涉臺活動考察*

■ 王先偉 鄒順強

1 西南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瀘州 646000

2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廈門 361005

3 福州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 福州 350001

1 前言

在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美國智庫更加重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臺灣問題的關注。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到來，美國一些智庫的涉臺研究更加深入，展現出對中國的焦慮感與不安全感。因此，美國智庫涉臺研究的議題集中表現為較負面的內容，顯示其對華認知態度和價值立場頗具對抗性。近期，以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為代表的國際頂級智庫，以及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全球臺灣研究中心等相關智庫，在推進所謂美臺交流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以赴臺參訪、舉辦涉臺學術會議等活動為主，輔以發表“親臺”評論文章等方式鼓吹提升所謂美臺關系，為美國白宮、國會研究、炮制美國對臺政策或立法提供學理支撐。本文旨在探究中美關系新態勢下美國智庫在涉臺活動中的角色與功能，分析美國智庫與臺灣當局在有關涉臺議題中的互動關系，為我國開展“涉臺外交”提供一定參考。

2 美國涉臺智庫基本概況

智庫誕生于美國，以政策研究為主。當前，美國擁有2,200 多家智庫，而以涉臺研究為主的美國智庫則約有20 家，這些智庫通常擁有較為強大的研究實力與影響力，在美臺交流中扮演關鍵角色并發揮獨特作用。

2.1 核心智庫

布魯金斯學會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作為美國最核心、最重要的兩個涉臺智庫，對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布魯金斯學會的代表人物有：卜睿哲（Richard Bush），歷任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務院官員，關注研究亞洲國際事務逾30年，曾任“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現任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是研究“兩岸”問題的資深專家；何瑞恩（Ryan Hass），現就職于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具有濃厚的政府工作背景，在美國白宮國安會的工作經歷多與亞太外交、涉華事務相關，主要研究美國東亞政策、對華戰略。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人物有：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任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事務高級副所長、日本事務首席研究員，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國際關系教授、亞洲研究項目主任、美中全球議題對話項目教授委員會委員；邦妮·葛萊儀（Bonnie Glaser），她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涉臺研究學者，也曾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事務高級顧問，“中國力量項目”（China Power Project）負責人，最近已轉任為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美國）（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GMF）亞洲項目主任。該類智庫強調將自己定義為“沒有學生的大學”，標榜其研究工作獨立、理智、客觀，但難以掩蓋其在立場上偏向臺灣的本質。

2.2 傳統老牌智庫

美國的傳統老牌智庫具有一定的涉臺研究基礎，不少美國智庫與臺灣當局保持密切聯系，根據其表現可分類為保守派與激進派。其中，保守派智庫的代表有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GMF）等；激進派智庫代表則有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CAP）。傳統老派智庫最明顯的特點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在黨派上傾向于共和黨，具體觀點上表現為較強烈的“反中親臺”。傳統老牌智庫訪臺人物眾多，傳統基金會的訪臺人物有創辦人埃德溫·佛訥（Edwin Feulner），曾任共和黨硏究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哈德遜研究所的訪臺人物有所長兼執行長肯尼斯·懷恩斯坦（Kenneth Weinstein）及威廉·史奈德（William Schneider）博士；美國企業研究院的訪臺人物有副院長丹妮爾·蒲蕾可（Danielle Pletka）、研究員約翰·波頓（John Bolton）；美國進步中心的訪臺人物有中心主席托馬斯·達修爾（Thomas Daschle）及中心創辦人約翰·波戴斯塔（John Podesta）。與傳統老牌智庫深厚的歷史積淀相比，新興智庫雖然出現的時間較短，但表現出較為活躍的發展態勢，其政治能量也在不斷提升。

2.3 新興智庫

新興智庫中，值得關注的有全球臺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臺美關系研究 會（The Institute for Taiwan-American Studies，ITAS）。其中，全球臺灣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 年9 月14 日，由中國臺灣民進黨和海外“臺獨”勢力在美國華盛頓創立。在本質上，全球臺灣研究中心是中國臺灣民進黨當局政治勢力的側翼，通過“智庫”名目的掩蓋，大行游說團體之職，試圖以多種形式影響美國政策，倚美抗陸，為“臺獨”出謀劃策。代表人物有：曾任“臺獨”組織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NATPA） 會 長 的 賴 義雄，現為該中心董事長；曾任美國2049 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的蕭良其（Russell Hsiao），現為該中心執行主任。全球臺灣研究中心有著不小的野心，試圖構建“華府以臺灣為研究核心、規模最大的智庫”，非常重視培養新一代臺灣研究學人，其董事長賴義雄強調要“把強化美臺關系的愿景傳承給下一代，讓年輕的臺灣人與臺美人都能以臺灣為傲”，塑造在中國臺灣的“美國通”與在美國的“臺灣通”。該中心自成立以來，集聚、籠絡了不少“親臺”政治人物、“親臺”學者，發揮了不小的政治能量。臺美關系研究會于2015 年年底在美國華盛頓成立，被認為是中國臺灣國民黨的附屬組織，創辦人王燕怡、王福權等為中國臺灣國民黨支持者。據稱，該中心于2016 年3 月中旬曾在國會山舉辦首次研討會，前臺灣當局行政部門負責人江宜樺受邀發表了主旨演講，近期無較大動態。

3 美國智庫涉臺活動的主要行為

當前，圍繞臺灣問題，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進入了新的階段，而美國智庫對涉臺問題的關注度也大幅提升，涉臺研究報告頻發，而在涉臺活動中也呈現新的態勢。具體包括：頻繁赴臺參加活動，舉辦涉臺學術會議，邀請臺當局領導人做線上演講，為臺灣當局提供政策咨詢，增加涉臺文章數量等。美國智庫通過相關活動，與美國政府形成某種默契配合，為推動所謂美臺“實質”關系拉抬聲勢，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美臺交流，畸升所謂的“美臺友誼”。

3.1 頻繁赴臺參加活動

自2016 年蔡英文上臺以來，美國智庫巧立名目，赴臺活動更為頻繁，以彰顯美臺的“深厚友誼”，其行為與其背后的美國官方、利益集團息息相關。

首先，從訪臺活動活躍度而言，最多的當屬世界智庫中聲望排名極高的布魯金斯學會，訪問次數達4 次；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美國進步中心則皆有3 次訪臺記錄。

其次，涉及軍事防務研究的相關美國智庫與臺交流也相當頻繁，不僅交流話題敏感，而且率團赴臺者具有濃厚的軍事政治背景。2017 年6 月7 日，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訪臺，訪問學者薩繆爾·洛克里爾（Samuel Locklear）上將曾任美軍太平洋司令，支持臺美兩軍加強交流[1]。2017 年10 月23 日，哈德遜研究所訪問團訪臺，與臺灣當局討論的話題是防衛安全、軍事預算、軍事訓練[2]。2018 年1 月30 日，傳統基金會創辦人埃德溫·佛訥（Edwin Feulner）訪臺，他在臺灣極富知名度，被臺灣當局視為美臺關系最堅定的支持者[3]，其曾任多名共和黨議員的助理與共和黨研究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2018 年9 月20 日，大西洋理事會訪問團訪臺，率團的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上將曾經協助訓練臺灣空軍聯隊。2018 年9月25 日，“2049 項目研究所”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訪臺，他在小布什政府任期擔任副國務卿，被蔡英文視為長期支持臺灣的重要好朋友[4]。2019 年1 月21 日，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訪臺，他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及美國駐北愛爾蘭特使。

最后，參與的智庫在業界具有較高地位與影響力。例如，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美國對亞洲政策上的重要智庫，被臺灣視為臺美關系的重要支柱。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則是美國最具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之一。哈德遜研究所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也是美國白宮的“智囊團”之一。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美方所謂發展對陸“不對稱武力”謀略逐漸破產。面對這一情勢，美國政府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戰略焦慮姿態，而這些帶有傳統色彩的軍防智庫則適時提出了諸如強化美國對臺軍售等施壓中國大陸的建議，愈發重視臺灣的戰略價值以及它在印太戰略的重要意義，增加“以臺制華”籌碼。

3.2 舉辦涉臺學術會議

美國智庫界因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上升所產生的焦慮，本質上是對美中兩個大國采取何種相處之道的迷惘。由于當前美國學界對華負面認知上升，反華氛圍日漸濃厚，有些智庫學者傾向于認為臺灣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遭遇中國大陸的“挑戰”，認為美國智庫要為臺灣思考可行之策加以應對。因此，部分美國智庫積極舉辦涉臺學術會議活動，展現美國學界對臺灣問題的關注。最具代表性的智庫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這些智庫定期舉辦相關涉臺學術活動，并對臺海局勢最新進展、前瞻問題進行相關討論。

在涉臺問題的討論上，一些較為尖銳的負面觀點不斷呈現。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邁克爾·科爾（Michael Cloe）無端指責中國大陸運用多種方式滲透臺灣政治制度，利用社交媒體（如Line）復制傳播虛假信息，常針對臺灣年金改革中養老金被削減的群體，似乎旨在激發臺灣的社會運動來抗議蔡英文當局[5]。布魯金斯學會資深專家卜睿哲表示，中國大陸對蔡英文當選的事件混合了“恐嚇、壓力和合作”，隱含著中國大陸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意味[6]。在軍事上，受邀參加布魯金斯學會、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與臺灣關系法’四十周年和美臺關系”會議的眾議員杰拉爾德·康諾利（Gerald Connolly）強調，“維護臺灣海峽的穩定，有利于維護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利益根本”，“臺灣在軍事力量方面也變得更加脆弱，因為中國大陸的防務預算大大超過了臺灣。2019年，臺當局的防務預算僅為105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2,280 億美元，這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防務支出國”[7]。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術活動凸顯“深化美臺關系”的濃厚色彩。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于2020 年10 月22 日“走向更緊密美臺關系報告啟動”、2020 年11 月22日“2021 年及未來美國臺灣政策”及2020 年12月16 日“臺灣和下任美國政府：美臺關系的新潛力和機會”等會議活動在拓展美臺關系上非常積極熱切；2018 年9 月27 日的“在不確定時代促進美臺經濟聯系”、2019 年6 月12 日的“美臺貿易聯系：在動蕩期拓展關系”等會議活動，則更側重討論深化美臺關系的意涵。從2021 年拜登上臺來看，新一屆美國政府將繼承相當部分的“政治遺產”，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大陸施壓。在該種氛圍中，美國智庫的尖銳聲音將會持續在學界出現，并在意識形態領域激化中美矛盾，配合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施壓。

3.3 邀請臺當局領導人做線上演講

部分美國智庫熱衷于邀請臺當局相關領導人發表演講，擴大影響力。美國智庫邀請臺當局領導人參加視頻會議情況如表1 所示。例如，特別引人注目的是，2019 年4 月9 日由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及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3 家智庫主辦的“與臺灣關系法”立法四十周年的會議上，蔡英文以視頻會議的形式受邀發表演講，為“美臺友誼”大唱贊歌，特別強調“臺灣關系法”協助建立良善力量，奠定臺灣成為“世界民主燈塔”的基礎[8]。2019年3 月28 日，蔡英文再受美國傳統基金會之邀，以視頻會議形式，大談“推動民主、區域繁榮、集體安全，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更緊密伙伴關系，確保印太區域自由與開放”[9]。2020 年8月12 日，哈德遜研究所與美國進步中心邀請蔡英文做了“保衛臺灣作為印太區域自由的堡壘”的演講[10]；2020 年12 月10 日，哈德遜研究所邀請蔡英文做了“為臺灣的自由民主努力”的演講[11]。

表1 美國智庫邀請臺當局領導人參加視訊會議情況Table 1 U.S.think tank invited Taiwan leaders to a video conference

蔡英文受邀參加的活動不僅有知名學者參與，更引人注目的是有諸多重量級美國議員坐鎮，透露美國與臺灣在政治上的“曖昧”關系。例如，2019 年3 月28 日，傳統基金會有多名“親臺”議員參加會議。其中，參議員科里·加德納（Cory Gardner）自2017 年擔任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以來，共訪臺4 次，他倡導的“2018 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和“臺北法案”均已獲得通過，并成為美國法律；眾議員泰德·約霍（Ted Yoho）則擔任過第115 屆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和第116 屆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首席議員，他曾炮制過“臺灣防止入侵法”等諸多“親臺”法案，是臺灣當局的座上賓。2020年12 月10 日，哈德遜研究所的年終慶?；顒由?，同樣有多位重量級的政治人物。除了以色列前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外，還有美國參議員湯姆·柯頓（Tom Cotton）、眾議員賽斯·摩爾頓（Seth Moulton）及眾議院共和黨黨團會議主席利茲?切尼（Liz Cheney）等。在該類型活動中，臺灣當局亦趁機打開所謂臺灣在美國的“能見度”，拓寬影響美政府決策的渠道，為散播“臺獨”言論以影響美國主流學界創造條件，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3.4 為臺灣當局提供政策咨詢

美國各大涉臺智庫擁有眾多的頂尖人才，可為臺灣當局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咨詢。具體來看，相關美國智庫著重在安全議題、“兩岸”關系、美臺經貿等領域，參與涉臺相關的政策咨詢與制定。從形式來看，美國智庫以智庫領袖或精英赴臺活動以及撰寫專業性政策報告、白皮書等發揮政策咨詢功能。通過詳細剖析“兩岸”現狀，認真評估政策出臺背景，相關智庫可以及時制定行動目標，分階段提出行動方案，為臺灣當局提供較為專業的政策咨詢。美國智庫通過主旨演講、學術交流、新書出版、科研項目等渠道，可以直接或間接與美國政府對話，并成為臺灣當局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臺灣當局可以就美國有關智庫提出的政策建議進行研究探討，為臺灣當局制定政策提供理論支撐，以增強出臺政策的所謂“權威性”與“說服力”。2020 年1 月，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負責人邦妮·葛萊儀和布魯金斯學會卜睿哲牽頭，發起跨黨合作的“對臺政策特別工作組”，成員分別來自13 個智庫（包括專家學者、多名前美國駐臺高官、利益集團等），背后還有臺灣當局的“官方”背書。具體而言，美國智庫此舉意在擴大美臺雙邊合作、啟動美臺貿易協定的試探性談判、擴大美臺防務對華范圍等議題上提供政策建議或幫助。此外，以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為代表的保守派智庫，與2049 項目研究所以及全球臺灣研究院等立場完全傾向于臺灣當局的機構密切配合，對美國國會、學術界、輿論界施加影響，合力推動美臺關系的提升[12]。這些保守派智庫提出的“武裝”臺灣，提升臺灣自衛能力以“威懾”中國大陸等極端建議，很大程度上是在為美國持續對臺軍售鋪路。

3.5 增加涉臺文章數量

相關美國智庫通過政策報告、觀點雜志、著作發售、新聞評論、政策辯論等方式發表涉臺文章，闡述涉臺專業知識、關鍵信息、政策建議，引發和強化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對臺灣問題的關注。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輿情智能分析中心數據顯示，2017—2020 年，美國主要智庫涉臺研究報告共計3,384 篇，在特朗普任內遠高于奧巴馬執政時期[13]。當前，美國智庫涉臺研究報告數量逐年遞增，表明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態勢下，美國學界在對華政策中加大了對臺灣問題的關注程度。

在“兩岸”關系議題上，布魯金斯學會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表現最為突出。2019 年11 月，卜睿哲發表一篇名為《從說服到威脅：北京對臺灣的方式和臺灣的回應》[6]的報告，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在增長，但是戰爭和美國干預的風險也很高。隨著時間推移，臺灣的抗拒意志衰退。臺灣的政治分裂和政治惡斗削弱了自身應付一個越加聰明和富有侵略性的中國大陸的能力。2018年9 月11 日，“中國銳實力與臺灣的對話”則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利用人際交流、文化活動、教育計劃和媒體宣傳等多種手段在中國境外培育廣大受眾。何瑞恩在2020 年11 月發表的《對美臺關系樂觀的理由》[13]中強調，未來幾年美臺關系的持續發展有著充分的樂觀的原因。在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執政期間，加強關系的總體軌跡將繼續。相關美國智庫在加強美臺軍事合作的探討上越來越公開化。對中國大陸的評論看法，主要集中在“中國挑戰”“中國軍事威脅”上；對臺灣的觀點看法，則是既強調臺灣要維護好民主，又指出臺灣不要挑釁中國大陸；對美國自身的觀點，則集中于“強化美臺關系”“介入臺灣問題”和“施壓大陸”。美國智庫在重申美臺的民主價值外，同樣非常重視臺灣的戰略價值及它在印太戰略的重要意義，因此，采取繼續施壓中國大陸的方式，在對臺軍售上提出強化美國對臺軍售的建議。

4 美國智庫涉臺活動的功能定位

美國智庫的涉臺活動深受美國、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三方互動關系的影響，它們在研究活動中更為偏向臺灣，并表現出強大的臺灣議題設置功能，影響塑造美國涉臺決策、立法功能以及擴展培養“親臺”勢力圈子功能。

4.1 強大的臺灣議題設置功能

美國各大涉臺研究智庫綜合實力強大，具有強大的議題設置功能，即相關美國智庫直接將臺灣議題推升成為具有高價值、前瞻性和權威性的議題。它們通過設置美臺關心的區域問題，舉辦研討會、對話會，引導并塑造輿論氛圍，強化臺灣議題能見度與影響力。近年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美國智庫，諸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等，常將臺灣問題納入會議討論的核心議程。例如，2016 年蔡英文上任以來，布魯金斯學會舉辦以臺灣為核心議題的會議座談活動至少12 場次，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以臺灣為核心議題的會議座談活動達到18 場次之多。實際上，臺灣議題的設置引導了美國更多智庫資源傾斜于諸如強化美臺關系、如何為臺灣出謀劃策的討論環境，引導更多其他智庫對這一領域進行討論。

美國智庫頻繁設置臺灣議題的研討，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輿論觀點，美化臺當局在國際社會的形象。美國智庫的探討幾乎沒有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宛如“和平使者”在“兩岸”相關問題中作出符合美國價值的判斷輸出。這些智庫思想的輸出作為公眾產品，對美國乃至世界都有價值引導的作用，并不斷攫取在涉臺議題的話語權。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與新冠疫情的影響，各智庫加大了在網絡發文的頻次與數量，以“臺灣”為議題的評論文章以更成體系、更規范的模式在網絡上發布。例如，新成立不久的全球臺灣研究中心已經實現每周三在其官方網站上發行一期“全球臺灣周刊”（The Weekly Global Taiwan Brief），發表涉臺時事文章。在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的運作下，臺灣議題的設置功能作為宣傳工具，使智庫大幅擴大與公眾的直接聯系，發揮更大的輿論影響力，對中國大陸的涉臺工作制造障礙。

4.2 影響塑造美國涉臺決策、立法功能

美國智庫具備強大的影響美國涉臺決策能量。相關智庫會對各時期形勢做出預先盤點，可為美國做出危險預警，并提出前瞻性政策。特別地，美國智庫善于把握時機，在一些關鍵時刻對涉臺重大問題進行辯論探討，發布政策分析報告，將專業信息展現給政府官員，以影響政府的文件起草或戰略考量，為將來謀取務實的政治利益創造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相關智庫扮演著美國涉臺政策的“風向標”和“探路石”。通過舉辦會議、發表文章、出席國會作證，美國智庫可以提出并強化某一政策主張，強調某一政策的合理性，完善某一政策的具體實施細則。例如，美國智庫頻繁召開“加強美臺關系”的相關會議、發表相關文章，很大程度上強化了美國這一政策取向，使一些建議上升為國家戰略。

特別地，智庫以直接邀請臺灣當局領導人參加智庫活動的形式，為臺灣博取美國各界的理解與同情，更為直接地影響美國政府高層。實際上，蔡英文的演講時刻不離“臺灣為守護民主的努力，大陸單方面霸凌臺灣”的陳詞窠臼。然而，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臺灣的悲情論述卻更能得到美國各界的同情，得到眾多“親臺”政治勢力的擁躉，從而影響美國政府采取有利于臺灣的政策。

美國智庫還可以參與國會聽證會來影響國會涉臺立法。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制度本意是要公開收集各方對于法案的意見，從而對立法的必要性以及法律規范的可行性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然而，各大智庫的所謂專家學者參與這一聽證會的過程中，卻在涉臺問題上發表較為主觀的意見。智庫的這番操作正好利用其特定機構和組織的身份，為立法提案提供支持。例如，2020年12月10日，項目負責人邦妮·葛萊儀以《走向更加強大的美臺關系》報告為基本文本，向眾議院亞太外交事務委員會就“如何在逆境中維系美臺持久的紐帶”作證。多數涉臺議題的聽證會都是公開舉行的，很多智庫的學者在出席聽證會時，特別是在相應的臺灣問題上，經常引起許多的媒體采訪和公眾關注。

4.3 擴展培養“親臺”勢力圈子功能

作為聚攏各方勢力的“召集人”，美國智庫拓展培養了“親臺”勢力圈子。智庫平臺可以通過思想言論影響吸引一批學界、政界、財經界、商界、媒體界傾斜同情臺灣的人物，智庫活動成為構建美國“親臺”人際關系網的重要平臺。具體而言，美國智庫專家在與國際社會、臺灣地區的長期交往中，可以有效積累相對穩定的關系網，具體影響到政府官員網、社會精英網、媒體網等。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當局有意通過“全球臺灣研究中心”促成培養更多的“新生代”臺灣研究者?；趯τ谂_灣和美國事務熟悉，這些研究者可以疏通拓展美臺交流渠道，充當臺灣當局“喉舌”。

為了充分利用美國智庫拓展“親臺”人脈，臺灣當局積極通過相關資源進行運作?！芭_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不吝于為各美國智庫提供資金支持，協助相關美國智庫專家、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舉辦各式活動，以此增加好感與聯系，搭建與美國各界人士的人脈圈子。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多場學術會議，如“美臺貿易聯系：在動蕩期拓展關系”“臺灣將要投票”“中國對臺灣選舉的介入”“臺灣和拉丁美洲的伙伴：創造性的經濟”及臺灣與印太地區安全結構會議等，均得到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資金支持。實質上，臺灣當局積極為特定智庫舉辦的涉及臺灣議題的會議提供資金支持的做法，暗含對學者發表報告與文字為臺灣當局發聲的“鼓勵”。

蔡英文本人同樣注重美國重要智庫的影響力。各大智庫的視頻會議邀請，為蔡英文發表分裂國家的行徑提供言論平臺。多年來，蔡英文積極會見到訪臺灣的美國智庫“友臺學者”，大肆談及對美國支持臺灣的感謝之情，表達加強與美國溝通力度和深度的期待，維持與相關圈子的友誼。

5 美國智庫涉臺交流的動因分析

在中美關系新形勢下，美國智庫擴大涉臺活動的意圖非常明顯，具體動因包括：美國學界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下對華認知負面轉向、美國智庫對臺灣的天然親近感以及臺灣當局的多年經營與投入。

5.1 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帶來的裹挾效應

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美國的焦慮感也隨之上升，自信心在下降。中國帶來的崛起壓力使美國在政界、商界、媒體等領域均對中國的疑慮加深，美國或多或少地試圖遏制中國，已然單方面將中國大陸視為“戰略競爭者”，在多個領域對華實施競爭性政策。在美國對華認知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勢下，其戰略調整在特朗普任內突出表現為“美國優先”，并得到拜登政府的大量繼承。這一“政治遺產”將中國大陸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具體做法則是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各領域制定出新的對華競爭性政策。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則加大發揮“臺灣牌”的戰略價值，圍堵、制衡中國大陸。

在美國單方面開啟對華戰略競爭的勢態下，美國智庫很難發出理性聲音，會更大程度與美國政府保持“默契”，與其保持亦步亦趨的態勢和涉臺活動。在美國整體對華戰略轉向的大背景下，無論是自由派智庫還是保守派智庫，在對華政策上極易陷入“比誰更強硬”的怪圈。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最為敏感、突出，更能彰顯其強硬政治立場。因此，在對臺政策上，美國越來越主張對華戰略競爭，并將“俄烏沖突”和臺灣問題進行錯誤比對，意圖混淆兩者不同的本質，為強化美臺軍事防務合作、提升臺灣自衛能力做政策引導和鋪墊。

5.2 美國智庫界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下對華認知的負面轉向

精英階層中的學者智庫對華認知同樣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主張對華強硬遏制的聲音顯著上升。換句話說，期待在智庫學者中聽到對中國有相對客觀、理智的聲音將成難題。這一認知結構帶來的變化將極大地影響美國學界對臺灣問題的看法。鄭永年[14]指出，美國對中國有著真實而深刻的憂慮，這種真實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時期所不能感受到的，包括美國擔心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在政治上擔憂中國體制，在全球霸主地位上擔心被中國取代。

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智庫的眾多聲音明顯夸大了“中國威脅”，強調中國對美國“傷害能力”和“傷害意圖”在不斷升高；在臺灣問題上，變得更具有“挑釁性”與咄咄逼人。沈大偉[15]在談及特朗普任期內的中美關系時認為，美中關系已進入“無限期的全面競爭”，美國對華政策轉強硬是機制化的、選民驅動的、跨黨性的、全國性的變化，非總統一人決定。然而，2021 年拜登政府的上臺，并非重返“接觸”的信號。從拜登政府現有的舉措來看，其有限度的競爭性政策十分明顯，具體表現為對華強硬。這種更為老到深遠的謀劃使美國更加注重輿論戰和智庫的多元平臺的作用。因此，美國智庫將在未來繼續保持對臺活動的活躍度，更加細致地挖掘臺灣的戰略地位與價值，甚至是持續炒作中美在臺海問題的互動以吸引眼球。

5.3 美國智庫對臺灣的天然親近感

在意識形態上，美國智庫本就傾向于同樣信奉美式自由民主的臺灣?！袄鋺稹苯Y束以后，美國為了推進海外民主，把臺灣鼓吹成美國在亞太地區推進“美式民主”的“榜樣”。經過“憲政改革”的臺灣成為美國在亞洲推展“民主的樣板”，成為美國“具有相同價值觀念的盟友”。因此，有些智庫學者天然地對臺灣的政治和文化有親近感，認為“臺灣是亞洲的希望之島，繁榮之島和人類自由之島”[16]。相反地，美國智庫精英本身就抱有將中國大陸視為威權體制的偏見，特別是在傳統、激進的哈德遜研究所、傳統基金會這一類的智庫眼中，奉守西方價值觀、體制和文明是理所應當的，因為，它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共產主義則被視為極權、專制的象征，是對整個世界的繁榮和自由的威脅[17]。

相關的美國智庫學者對臺灣的天然偏愛顯而易見，對中國大陸則很難找到正面評價。這種親近感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國負有把臺灣從“苦?！敝姓瘸鰜?，以讓它免受“共產主義”大陸的“侵略”和“威脅”的“使命”。卜睿哲[18]盛贊臺灣相當好的民主成績：“臺灣是20 世紀80—90 年代發生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波’的典型代表，從專制統治到有代表性的選舉制度的過渡是漸進和平的。美國務院的人權實踐年度報告表示（臺灣）公民和政治權利以及法治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焙艽蟪潭壬?，美國智庫學者更容易把臺灣方面的聲音和想法聽進去，代入感更強。在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臺灣各界的聲音更能為美國的智庫學者所接受。2021 年拜登上臺以后，已經明確將中國大陸認定為“最嚴峻的競爭者”，戰略謀劃中也凸顯與中國大陸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的雄心。美國智庫作為具備全球輿論平臺工作的機構，將很有可能增加在臺灣問題研究中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導向的內容。

5.4 臺灣當局的多年經營與投入

臺灣當局歷來重視對美國的政治游說，以豐富的資源在美國智庫群體“勤勞耕耘”。許多人認為，長期以來，臺灣當局對美國包括美國智庫學者的游說只有猶太人能與之媲美。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臺灣當局對美游說的成效很顯著。當前，通過諸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全球臺灣研究中心、臺灣在美協會等，民進黨當局對美國智庫已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引導了美國智庫對于臺灣問題的討論。

臺灣當局對美國智庫的贊助主要分為長年固定贊助與目的性資助。近期，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多項涉臺相關會議的資金就是由“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提供。根據“瞭望觀察”披露，獲得臺灣當局資助最多的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新美國安全中心和哈德遜研究所同樣獲得了臺灣當局的長期固定贊助；2049 項目研究所則有獲得目的性資助。這種經營投入雖然不一定能立馬轉變為美國決策界對臺灣當局的支持，但是卻直接籠絡了它在美國學界、政界的人脈，鞏固拓展了美國“朋友圈”，能夠讓美國智庫炮制大量偏向臺灣或者為臺灣出謀劃策的文章，在美國社會呼吁加強美臺關系，在全球范圍產生影響。例如，哈德遜研究所毫不吝嗇其對臺灣的溢美之詞，在赴臺活動時就強調與臺灣的友誼，甚至邀請蔡英文做線上演講。

在中美戰略博弈新態勢下，美國相關涉臺法案的通過，為美臺各領域的交流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具體來看，《與臺灣關系法》即打破美官員訪臺之限，鼓勵對等級別的官員會面，臺灣所謂高級別的官員訪美限制也被解除。美國本身存在“旋轉門”機制，官員與學者的身份變化相當靈活，而美國官員訪臺限制的取消，以智庫為掩飾的交流更加公開和頻繁。同時，相關臺灣機構特別是游說組織或商業機構開展業務的界限也被打破或者模糊化，為美臺的勾連創造更多條件，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可以有更大自由影響游說相關的智庫，為之提供資金支持。

6 結語

總之，為進一步推升美臺交流，美各智庫頻繁赴臺參加活動、舉辦涉臺學術會議、邀請臺當局領導人做線上演講、為臺灣當局提供政策咨詢、增加涉臺文章數量等，展現出強大的臺灣議題設置功能、影響塑造美國涉臺決策功能和擴展培養“親臺”勢力圈子功能。從短期來看，相關美國智庫仍將繼續充當美臺交流的“使者”和“橋梁”，意圖為臺當局創造更大的國際能見度、影響力和輿論聲量。然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大陸方面已牢牢掌握了“兩岸”關系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美國智庫等“親臺”勢力妄圖以“臺灣牌”擾亂“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陰謀終將失敗。中國只要保持戰略定力，不斷壯大自身實力，就一定能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和插手臺灣問題的圖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