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形成的背景、政策實踐與啟示

謝春云， 王 寧

（海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海南 ?？?570100）

農業生態補償（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是緩解農業生產者生存發展權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權益之間矛盾的一種有效措施，是指對人們生產經營活動所引起的環境污染及資源損害的賠償、治理和恢復，通常還包含對因環境保護而喪失發展機會的人的物質及經濟補償。本文回顧了關于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研究的文獻，發現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研究的發展呈現以下趨勢：一部分學者側重于農業生態補償理論的探索和政策框架的搭建[1-3]，另一部分學者由農業生態補償單一機制政策框架向具體細化的內容拓展，主要從耕地資源利用[4-5]、融資渠道[6]、法律制定[7-8]、經營技術[9-10]等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信息。但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在研究內容方面尚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系統性和全面性不足，僅僅局限于某一因素的研究；二是沒有直接明確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度定位，學界存在著“生態”和“農業”兩方面的爭論；三是對于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實踐的邏輯、演變以及趨勢缺乏具體論述，針對德國與歐盟之間在農業領域的合作競爭關系研究也尚存在空間；四是在涉及中國生態補償機制的運行、補償標準和補償實現等問題時，部分學者的研究在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理論的借鑒和實際應用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未來探索的重點在于設計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執行方法以確保我國農業生態補償制度得以完整實現。為了填補以上方面的理論空缺，本文在獲取大量真實數據的基礎上以現有文獻為參考范本，從系統化、全局化的角度入手，對德國農業生態補償制度進行定位，對財政補貼、保障機制、法律法規以及融資渠道進行歸納總結，以期促進理論和應用更好地結合。

1 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

近年來德國農業經歷了較為深刻的結構變化，發展生態農業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2020 年共有16 600 000 hm2用于農業生產，26 100家農業企業根據生態土地建設規劃占用了約1 600 000 hm2的耕地面積，較2010 年增幅達58%；生態經濟面積增幅達62%以上，約有10.1%的德國農業生產企業及9.6%的農業用地進行了生態農業建設，特別是在德國東部地區的5個聯邦州，生態農業占所有農業經濟的比例超過14%[11]。2021年德國創造了598 億歐元的生態農業產值。圖1 顯示了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的基本邏輯[12]。

圖1 德國農業生態補償基本邏輯

1.1 政策背景

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嚴重危害到德國糧食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制約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為消除糧食供求矛盾和農業生態環境問題，德國在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CAP）框架下不斷轉換工作重心并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將生態環境保護要素納入政策范疇。

1.1.1提出降低農業面積氮素盈余的新目標 20

世紀70 年代中期，隨著德國推廣實施農業4.0 現代化政策（農業4.0 是指利用大數據、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支撐和方式的現代農業形態），其生產成果斐然的同時也面臨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環境破壞等諸多威脅[13]，不合理施用氮素化肥、高毒高殘留農藥導致農田耕作問題日益突出，如土壤板結及鹽堿化、水域富營養化、動植物病蟲害嚴重、農業生物多樣性危機及農作物生產廢物污染等。氮素能夠控制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維持生物體生活，然而氮素的過量使用會使氮素變成潛在污染物，可能會導致水體富營養化、陸地生態系統酸化及溫室氣體的形成[14]。

自1990年以來，德國氮的利用率從27%上升到目前的70%～80%，肥料的施用量減少5%，已利用農業面積總氮盈余在5 年時間內平均下降21%，明顯緩解了氮素對環境的污染[15]。2002 年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舊目標完成后，德國聯邦政府在2016年可持續發展戰略更新中制定了新的目標——2028—2032 年期間將氮素盈余平均減少到每公頃農業用地70 kg（圖2）。

圖2 總氮平衡與農業氮平衡的關系

1.1.2尋求降低農業產能過剩的新方法 德國有

關統計部門會針對農業指標定期進行結構性調查，例如農業部門每隔10 年會提供1 次全面最新的農業普查報告，它是農場結構、生產潛力以及農業社會經濟狀況的最廣泛和最重要的信息來源，對土地管理與環境保護有顯著貢獻，是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框架下政策評估的主要基礎[16]。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市場出現農產品供過于求的現象，德國在分析大量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因地制宜，根據各類農作物的生長特性，主動推進現代農業技術創新，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產量質量、平衡農產品供求關系，緊急制定出一系列有助于減少農產品供應的措施，包括鼓勵休耕退耕、粗放經營等，并給予農戶一定程度的經濟補償。

1.1.3探索降低農村貧困化和失業率的新途徑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所獲得的居民平均收入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早期鄉村貧困化與失業率日益增長也是促使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推行實施的關鍵要素。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2018 城市可持續發展監測》報告顯示，2016 年德國的貧困人口比例為10.1%。居民對貧困的實際感知問卷結果顯示，34%的德國民眾認為貧困問題在過去10年間有所加重[17]。根據新古典的勞動力需求理論及替代效應[18]，農業領域的技術改進及生產力水平上升會造成勞動力需求持續降低，就業空間變得狹小，最終導致失業率不斷增長。因此德國政府期望通過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提高農戶收入水平，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并解決農村的貧困化和低就業率等問題。

1.2 政策實踐

德國制定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初衷為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在后期政策完善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差異化補償標準體系、相對完整的法律保障制度和科學有效的管理方式，并依據特定區域的環境指標建立起層次明確、重點突出的優先補償措施，最終實現單位補償資金效益的最大化發揮。

德國進行農業生態補償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生態賬戶體系（eco-account system）。生態賬戶體系控制著農業活動的收入和支出[19]，為生態補償機制提供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依據。德國對生態賬戶制度的探索始于1998年，簡明清晰的制度特征使農業生態補償決策、實施及評估過程保持公平透明[20]，其核心在于第三方補償機構（compensation agencies）通過政府授權所獲得的直接或間接交易的生態積分（eco-points），第三方補償機構經營生態賬戶、出售生態積分能夠獲得較為可觀的收益，破壞生態環境者必須花錢購買積分來承擔相應的責任。根據生態積分交易最低限價標準，最終的交易價格由買賣雙方輪流出價、協商確定。例如，位于德國西北部第二大面積的下薩克森州（Niedersachsen）地區生態積分均價為每個2.9歐元，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周邊城區均價則相對更高，每個約為3.3～3.5歐元[21]。

1.3 補償方式

德國農業實行以政府補償為主、市場補償為輔的交叉性生態補償機制，即通過獎勵進行直接補貼，對保護資源付出犧牲的農戶提供生態補貼，對遵守相關規則而影響產出的農戶提供維持補貼與休耕補貼。但是來自歐洲共同體的政策補貼（直接支付）的普遍問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減緩或抑制農業技術創新，例如阿爾高（Allgau）地區多個新興農業項目（區域產品、生態旅游、農場假期及與農業間接有關的其他部門項目）或農業倡議未能順利執行，較多農戶仍然依賴于政府對蔬果、谷物的價格補貼[22]。農戶申請農業生態補償通常要經歷以下程序：申請檢測、檢測評估、補償發放。符合生態補償條件的農戶可以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交生態補償申請，地方農業協會指導農戶對土壤背景值、總氮（total nitrogen）、總磷（total phosphorous）等指數進行數據分析，每2 hm2收取12～15 歐元的檢測費用，按照規定，每3年進行1 次常規檢測[23]。申請提交后，再由地方農業協會對農戶所提交的檢測數據進行綜合測算、評估和校對，檢測合格的申請報告可以在有效期限內上報地方農業部門進行復核，農業部門根據標準進行審批、安排生態補償資金的發放。

1.3.1直接補貼 2015—2020 年，德國獲得總額超過300億歐元的直接補貼，主要分為基礎補貼、環保補貼、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以及青年農民補貼4 個方面，權重分別為62%、30%、7%和1%，能夠為農戶提供穩定收入、維持農場長期生存的能力和緩沖市場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24]。21 世紀初德國開始逐步簡化有關直接補貼的程序，農戶只須根據土地制度的規定，進行環境友好型生產就可獲得基礎性農業補貼，額度標準依據農業生產面積進行測算，每hm2生態農業用地為500～600 歐元、普通農業用地為300 歐元。直接補貼的前提條件是農戶必須嚴格遵守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和動植物保護的規定，并且證明其土地一直處于良好的生產狀態，一旦違反規則，直接補貼將被暫停并可能面臨額外的處罰。

1.3.2生態補貼 WTO 規則把農業補貼政策劃分為3種類型：綠色補貼政策、藍色補貼政策和黃色補貼政策[25]。生態補貼作為綠色補貼政策的外在表現之一是，對農戶犧牲經濟建設成本和發展機會成本以改善生態服務功能和保護生態正的經濟外部性進行補償的方式（表1）。

表1 生態補貼類型說明

1.3.3維持和休耕補貼 依據所制定的政策目標，德國境內10%～33%的耕地面積遵守耕作一年、休耕一年的規則，將按照生產能力、經濟價值等指標給予每hm2耕地200～450 歐元的補貼。另外，退耕還林（草）政策作出明確規定，針對已無法進行農業生產的土地可放棄耕種，政府給予此類農戶最長不超過20 年的專項資金補貼。休耕補貼使廣大農民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從而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此保證生態農業的持續發展。

2 歐盟CAP框架下的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實踐

歐盟國家總面積的一半用于農業生產，即使在德國，土地的50%左右也用于農業，林業面積超過30%，因此德國的農地制度深受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影響。20 世紀60 年代所制定的共同農業政策作為歐盟政策最重要領域之一，是在歐共體共同農業政策基礎上所形成的內部農產品生產、貿易和加工的一體化政策[26]，目的在于增加農民財富并為5 億歐盟人口提供穩定安全的糧食供應，其預算可占歐盟年度預算的40%，所提供資金既直接或間接補貼農戶，又支持農村地區經濟發展[27]。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是在歐盟共同農業政策背景下經過約60 年的發展完善，由基于產量標準逐步發展成基于農業可持續性的補償，同時秉持共同體原則，通過資本轉移與司法干預等方式支持農業領域的生態補償，歐盟、德國聯邦以及州政府3 種渠道是補償資金的主要來源[28]。CAP 體系要求德國農業能夠產生經濟效益、提供本國生產生活資料；產生一定的生態效益，即維護區域內水土涵養、氣候調節、環境凈化和生物多樣性等；此外，還產生保障糧食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的社會效益[29]。作為歐盟成員國，德國的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在遵守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同時，也充分考慮了本國的實際情況，具有一定的自身特色。

歐盟CAP 框架下德國有關農業生態補償的支持政策體系具體包括以下3 個方面：交叉遵守機制（cross-compliance）、綠色直接支付（greening payment）和農村發展方案（rural development）。交叉遵守機制和綠色直接支付作為法定義務，具有強制性、普遍性和非契約性，并且農戶申請生態環境補貼須要滿足相應的環境條件，如果某個德國農戶被發現違反規則，視情況以過失或故意行為而定，當年補償資金數額將削減至少3%，嚴重者將被停止發放補貼。農村發展方案屬于農戶自愿環境行為，德國每年將CAP補貼的21%用于此項方案。圖3顯示了歐盟CAP框架下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的整體框架。

圖3 歐盟CAP框架下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的整體框架

歐盟CAP 框架下德國農業生態補償的演變可分為萌芽（20 世紀60 年代）、形成（1992—2007 年）、發展（2008—2013 年）和完善（2014 年至今）4 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為應對二戰后食品供應的短缺及提高農產品產量，德國簽署了《建立農產品統一市場折衷協議》，該協議作為CAP 體系的最初框架，是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萌芽階段。1992 年的CAP 改革使德國更加重視農業生態補償，由于此階段出現農產品結構性過剩、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德國試圖通過資金補貼和強制干預的方式轉變農業生產方式，該舉措極大地促進了農業可持續發展。2008 年，德國針對歐盟CAP 體系所提出的新要求，對農業綠色支持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農業生態補貼申請程序逐步簡化，削減交叉遵守制度補貼的5%～10%，削減資金轉入農村發展方案補貼，鼓勵農戶自愿環境行為。2014 年，歐盟CAP 體系進行了新一輪的改革，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進入完善階段，新增綠色直接支付，設立農村六大優先發展領域，完善了以生態發展為導向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未來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在CAP 的基礎上，可能會進一步增加農村發展方案的經費預算比例，相應減少交叉遵守機制和綠色直接支付的預算比例，鼓勵農戶自愿環境行為。

2.1 歐盟財政援助標準及內容

從財政預算上看，與德國聯邦政府管轄的其他部門不同，農業是一個幾乎完全由歐盟財政支持的領域。相對于德國獨立實施政策，集體政策有助于科學利用預算資源及增強跨國家和地區的凝聚力，便于協調解決跨境環境問題、氣候變化、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食品安全、公共衛生以及消費者利益等全球挑戰。由于共同農業政策參考往年援助標準的模式，其援助水平在農場、成員國或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在2004年之前加入歐盟的成員國或地區的農場最終獲得的援助數額取決于該農場在2000—2002 年參考期內的資金補助、耕地面積以及各個成員國的援助形式。例如，某個農場得到50歐元/hm2的援助，其鄰居卻可能獲得1 000 歐元/hm2的援助。為促進公平，縮小2014—2020 年成員國、區域和農場之間在所獲援助上的巨大差距，歐盟于2003年召開聯合會議呼吁進行CAP 改革，希望“老”成員國在個人、區域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基礎上重新向農民分配直接援助。然而15 個有關成員國在后續政策制定或執行的過程中，僅有德國完全放棄參照往年援助標準。2021—2027 年，德國每年將從CAP 政策中獲得超過63 億歐元用于本國農業，并將30%的資金用于生態補償以支持具體的、額外的環境保護服務，包括遵守環境原則、促進生物多樣性、維持農產品和飼料安全等內容。在CAP政策資金的投入下，德國農業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得到了回報：自然保護和農業景觀、山區和環境惡劣地區的管理質量有所改善，農村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吸引力穩步提升，從粗放型生產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生產方式。

2.2 獲得CAP補貼的基本條件

通常德國農戶獲得CAP 補貼支持須滿足的基本條件見表2。

表2 CAP補貼基本條件

2.3 農業補貼預算及成本

2014—2020年，28個歐盟成員國的CAP預算總額為950 億歐元，該資金來源于歐洲農村發展農業基金（EAFRD），德國每年獲得約62億歐元用于農業補貼[27]。CAP框架下德國公民每人每天須支付約30歐分用于農業政策實施，作為回報CAP 保證歐洲公眾享有足夠的高品質食品供應和美好健康的生態環境[30]。

3 我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現實困境及德國經驗的借鑒

依據“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農業生態補償原則[31]，我國在生態紅線劃定、環境保護及恢復建設方面采取了諸多前沿性的實踐措施和試點工作，包括退耕還草、糧食補貼和生態補貼等。德國農場主Burng 曾在我國建設首批中德示范農場（2008 年更名為中德現代農業示范農場），嘗試將德國農業生態補償模式引入中國，后該項目由GFA 咨詢公司（德國森林管理委員會（FSC）授權的權威認證公司，認證符合FSC 森林管理原則和標準的森林經營單位和森林經營企業）統一協調，德國農業協會（DLG）[32]和國際農業與金融咨詢公司（AFC）國際咨詢機構聯合執行，旨在優化現代耕作方法并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通過應用德國農機和技術尋找一套適合我國北方旱作農業的生態補償模式。從20世紀60 年代開始，德國農業用地面積整體呈遞減趨勢，而我國的農業用地面積呈逐年增加趨勢（圖4）[33]。但即便如此，德國仍能夠在農業領域占據強國之位，通過對比分析德國與我國的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建設，可以發現我國在農業生態補償方面缺乏科學有效的制度頂層設計，對政策目標、政策工具的系統規劃不足。

圖4 中國、德國歷年農業用地占比走勢

3.1 我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現實困境

3.1.1補償主體權責模糊，協同力度不足 部分呆板僵化的政策規則和行政制度造成我國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不高，與環境的整體性兼容不足，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存在“高度重視、權責模糊”的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農業生態補償的責任僅僅只能落實到政府主體這一層面，直接利用資源或破壞生態的農民卻很少承擔相應的責任，補償主體權責模糊，部門協同聯動的力度不強。而從德國生態補償內容來看，補償主體權責劃分十分明晰，在一般性補償的基礎上，每一項補償主體權利所對應的主體責任細化到條款，權利及責任清單深度融合，并且對特殊情況下生態補償主體的權利和內容等均有具體規定和說明。

3.1.2補償標準有待深化，激勵作用受限 我國農業生態補償標準缺乏靈活性、多樣性，農民獲得的農業補償資金不高。以廣東省為例，2017 年該省獲得環境友好型農資補貼4 158 萬元，平均每戶農戶獲得補貼437 元[34]。當前國內對于森林、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成熟，而關于農業生態補償標準的研究較少。農業生態補償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理論方面例如補償依據模糊、標準測算方式不一等；實踐方面例如多地區的農業生態補償試點示范并不能為服務決策提供有力支持，生產者仍難以獲得好的經濟效益。而德國具有多種形式的補助方式：直接補貼、生態補貼、維持補貼和休耕補貼等，除全日制農民外，擁有大片農業區的非農民也能夠獲得高額報酬。

3.1.3立法系統性不強，運行機制有待完善 近年來我國建立了農業生態補償工作試點，個別地方在依法行使更多自由裁量權后，嘗試著農業生態補償方面的立法探索?！渡鷳B保護補償條例》已列入2022年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此條例出臺后將是我國生態補償領域的首個單獨法規，為建立農業生態補償長效機制提供制度保障。但從立法的角度解決農業生態問題起步晚，立法過程農民參與缺失，針對農業生態補償的主體、客體、范疇、資本規模等總體性規定零散于部分法律法規之中，這使得具體內容不明確而導致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和完整性，此外權屬不清、多頭管理的問題可能會導致有關部門相互推諉，不履行監管職責。而德國的農業生態補償機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具備諸多詳盡全面的法律法規，現階段《土地整治法》是其最核心的法律參考。這部法律強調了農村農業規劃、補償標準和自然保護區劃定等內容，從制度上有力地保障了本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3.1.4融資方式不科學，國家財政負擔較重 我國主要實行以地方補償為主、中央財政給予支持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公共財政部門作為最大資金提供者，可能會因為投資的交易成本高、運行成本高及農業生態補償能力有限引致“政府失靈”。此外，融資渠道單一、資金來源不足也有可能造成我國在農業生態補償投資領域缺乏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德國政府通過各種融資渠道，每年為農業發展提供大量、直接有效的低息貸款及補償資金，未出現資金管理渠道截留或占用現象。

3.2 路徑優化研究

3.2.1厘清權責關系，構建優化協同高效的農業生態補償體系 當前我國農業生態補償和自然環境治理所涉及的公共部門包含生態環境、財政、水利、農林業、自然資源、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形成多部門協同管理格局。面對新形勢我國可借鑒德國的“共同決定制度”（Mitbestimmung，已在德國流行較長時期，規定賦予下層參與上層決策與管理的權利），優先考慮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及領導小組協調機制，通過召開聯席會議、高層會談的形式加強各部門溝通聯系，總結新經驗，采取新思路及新方法，有效協調、緊密銜接農業生態補償機制。

3.2.2確定補償標準，因地制宜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德國通過CAP 體系、財政補貼和社會捐助等方式對農業生態補償發展提供多途徑的資金資助，取得了非常好的環境效益。根據《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總體方案》，退耕還林的補助標準是1 500元/hm2，退耕還草的補助標準是800 元/hm2?！短剿鲗嵭懈剌喿餍莞贫仍圏c方案》則對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補助標準和方式作出明確規定，對于輪作的補助標準為150 元/（hm2·年）。休耕補助方面，各個?。▍^、市）補貼標準不一，例如河北省黑龍港地下水漏斗區季節性休耕補助為500 元/（hm2·年），湖南省長株潭重金屬污染區全年休耕補助為1 300元/（hm2·年）（包含治理費用），貴州省和云南省兩季作物區全年休耕補助為1 000 元/（hm2·年），甘肅省一季作物區全年休耕補助為800 元/（hm2·年）。農民能否增收，關鍵要看國家的補償額和退耕還林、輪作休耕的機會成本大?。▍⑴c農業生態補償放棄耕種而失去的凈收益）。我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為7.4億，全國耕地面積為18.257 4 億hm2（2008 年數據），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35 hm2，按照國內方案標準，以人均耕地面積計算，各類農業生態補償補貼將不會超過3 000 元，從短期來看，退耕休耕等方式使農民收入水平降低。針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機械化程度低的情況，必須充分把握好農業補貼政策，適時動態調整補償力度、補償標準。一是要評估補償標準，對能夠產生正的社會邊際效應的農業生產加大補貼力度，例如有機農業、綠色農業和循環農業；二是對處于資源承載力差的生態脆弱地區、尋求產業結構轉型的農業產業應進行優先補償；三是針對已不適宜耕作的重污染地區，采取退耕還林還草方式修復生態系統功能；四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補償原則，在充分獲知農戶差異性訴求的基礎上，科學靈活地設計適合不同人群的差異化補償標準。

3.2.3加快立法建設，夯實農業生態補償制度基礎 德國的農業法律法規對廢水廢料排放、化肥農藥使用、秸稈處理等行為有嚴格的規定，違反法律規定的將遭受相應的懲罰。而我國當前出臺的部分相關農業生態補償制度并沒有權威性的法律規定予以貫徹實施，地方出臺的農業生態保護補償制度也缺乏對應的配套實施細則。未來我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必須有基本法的支持，目前還沒有專門的農業生態補償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涉及農村自然環境保護與建設，要有基本法對利益主體作出明確界定，便于在執行農業生態補償制度的過程中有效保護農民合法利益以及依法追究其違法責任；對于在生產發展中破壞農業生態環境的行為，在分析其性質和后果的基礎上給予公正的懲罰；而對于維護農業生態環境建設的行為，要以財政補貼、金融優惠、稅收減免等手段加以激勵和引導；此外，基本法還要對農藥、化肥的使用作出相應規定，以控制農藥、化肥的使用量。

3.2.4探索多元籌資，構建農業生態補償多渠道投入機制 德國是國際上唯一在生態補償方面實施橫向轉移支付制度的國家，橫向平行轉移資金改變既得利益格局，有效、公平地實現了地方政府之間農業經濟的均衡發展目標。橫向轉移支付資金源自2 個方面，一是通過標準計算確定轉移支付的數額標準，由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提供資金援助；二是農業增值稅，由地方政府分享部分的25%。在我國應視政府財政水平和能力，探索多元化補償方式，本著“受益者付費，保護者受償”原則，建立起政府部門管理、民間資本參與的市場化機制，鼓勵私有企業、非政府組織、公益組織投資，加強對農業生態補償資金的幫扶捐贈。嘗試通過引入社會資本，鼓勵企業利用外資、資本融合等途徑進一步拓寬農業生態補償資金來源，比如借鑒德國經驗，針對農業結構轉型的貸款實施貼息、調整貸款利率和期限、免征個人所得稅等政策。此外，還可以應用PPP 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小額貸款融資模式以及農業經營主體眾籌平臺融資模式，這3 種模式與農業生態補償融資模式創新具有較高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