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移動支付中的微觀互動秩序*

李榮譽

提要：本文從貨幣的實用主義解釋路徑出發,分析移動支付(微信支付和支付寶)過程中的一個有趣的支付互動現象:顧客如何判斷是由賣家掃描他們的二維碼進行收款,還是由他們掃描賣家的二維碼進行付款,即所謂的“你掃我還是我掃你”問題。通過對鄉鎮菜市場、小城市超市和大城市連鎖便利店三個典型交易場景的錄像分析,本文細致考察了賣家使用二維碼、掃碼槍和掃碼儀三種收款媒介時,掃碼方向互動秩序的達成過程。研究發現,二維碼和掃碼槍具有清晰的可見性和可理解性,使顧客容易判斷掃碼方向。而掃碼儀則帶來了不確定性和支付問題,導致顧客需向賣家詢問和協調掃碼方向。本文展現了支付設備、交易情境和使用者特征介入移動支付的互動過程和在這一過程中新的交易互動秩序的生成。

引 言

近年來,我國移動支付的蓬勃發展顯著改變了人們社會互動和日常消費的方式。例如:出門可以不用帶錢包了,智能手機就是“錢包”;現金很少被使用,微信和支付寶等移動支付平臺成為主要支付方式;掃描二維碼進行收付款變得極為普遍,各種二維碼充斥在大街小巷的商鋪中,“掃一掃”成為日常支付的口頭禪?？梢哉f,憑借其廣泛的覆蓋范圍和全方位的使用深度,移動支付在中國已經變得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alized),(1)Jean-Christophe Plantin and De Seta Gabriele,“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3,2019,pp.257-273.在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國正在經歷從現金社會向無現金社會的轉型,這呼吁社會學領域對貨幣支付技術創新和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意義予以關注。

經典社會理論家通常關注貨幣作為自變量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影響。他們普遍認為現代貨幣的普遍可替代性、抽象性和工具理性等特征導致了現代社會中勞動的異化、關系的個體化和生活的理性化。(2)Karl Marx,Capital Vol I,Penguin,1976,p.8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Routledge,2004,p.204. Max 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81-82.而以澤利澤為代表的經濟社會學家則描繪了貨幣與社會之間的嵌入交織關系,認為貨幣可以視為社會變革的自變量,同時,也需要考察貨幣如何被社會文化、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所限制和標記(earmark),從而在社會生活中被賦予意義。(3)Viviana Zelizer,“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Special Mon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5,No.2,1989,pp.342-377. Nina Bandelj,Frederick Wherry and Viviana Zelizer,eds.,Money Talks:Explaining How Money Really Work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1-5. 姚澤麟:《經濟社會學中的文化解釋路徑》,《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本文延續了經濟社會學對貨幣與社會意義互嵌機制的研究旨趣,從研究貨幣具體使用和互動過程的實用貨幣(pragmatic money)角度出發,考察支付技術設施、交易情景和使用者如何共同影響貨幣的意義生成。(4)Bruce Carruthers and Wendy Nelson Espeland,“Money,Meaning,and Moral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1,No.10,1998,pp.1384-1408. Taylor Nelms and Bill Maurer,“Materiality,Symbol,and Complexit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in Erik Bijleveld and Henk Aarts,eds.,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 of Money, Springer Science,2014,pp.37-70. Nick Llewellyn,“‘Money Talks’:Communicative and Symbolic Functions of Cash Money,”Sociology,Vol.50,No.4,2016,pp.796-812.

對此,本文研究移動支付使用過程中的一個必須考慮的互動秩序問題是:在移動支付中如何確定由賣家掃描顧客的二維碼進行收款,還是由顧客掃描賣家的二維碼進行付款,即所謂的“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問題。在傳統的現金支付互動秩序中,顧客天然地作為支付的發起者,即顧客拿出錢并將其交給賣家。然而,在移動支付中,盡管價值的轉移方向仍然是顧客向賣家付款,但在實際的支付過程中,可以是顧客掃描賣家的二維碼付款,也可以是賣家掃描顧客的二維碼進行收款。掃碼支付產生了雙向模糊性,“誰掃誰”成為情境性決定的結果,需要買賣雙方在支付過程中進行確定。我國移動支付的發展得益于二維碼的普及和應用。(5)Richard Turrin,Cashless:China’s Digital Currency Revolution,Authority,2021,pp.2-12.然而,掃碼支付的雙向性問題卻會對支付的便利性造成一定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買賣雙方如何去應對和處理這個問題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為了研究這些微妙的移動支付互動過程,本文采用質性錄像分析(qualitative video analysis)的研究方法,(6)Christian Heath,Jon Hindmarsh and Paul Luff,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2010. 甘雨梅:《“錄像分析”作為社會研究方法:理論、應用與展望》,《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2期。以鄉鎮菜市場、小城市超市和大城市連鎖便利店三個場景中的移動支付使用為例,考察二維碼、掃碼槍和掃碼儀三款收款媒介中的掃碼方向確定問題。研究發現,掃碼方向的選擇是支付技術物、交易環境和使用者的有機結合產物,三者共同生產了移動支付中的微觀社會互動和社會秩序。首先,掃碼支付涉及智能手機、二維碼掃碼槍以及各種掃碼設備,它們的可見性和可理解性構成了確定掃碼方向的基礎;其次,誰掃誰與交易情景相關,交易環境提供社會互動場所;最后,掃碼方向與使用者的背景和技術素養相聯系。通過對移動支付中“誰掃誰”互動過程的詳細分析,研究展示了買賣雙方社會互動和社會秩序的理解和達成過程,并為貨幣社會學研究,特別是實用主義貨幣理論提供了新的經驗解釋。

一、實用主義貨幣:貨幣社會學的新解釋面向

貨幣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一直是貨幣社會學研究的核心議題。經典理論家對此進行深入闡釋,認為貨幣憑借其普遍替代性和抽象性特征,在現代經濟交易中充當完美的媒介。在這一觀點下,貨幣被視為一種工具,將個人社會關系和交易情境轉化為匿名的經濟交易,將質性的差異轉化為量化的普遍性。(7)Karl Marx,Capital Vol I,Penguin, 1976, p.85.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Routledge, p.204. Karl Polanyi,Money Objects and Money Uses,in Harry Pearson,eds.,The Livelihood of Man,Academic Press, 1977, pp.97-121. Max 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81-82. 李凌靜:《貨幣之橋上的迷失者 齊美爾論貨幣與現代性體驗》,《社會》2018年第5期。因此,在古典社會學的研究中,貨幣被賦予宏觀、無偏倚的自變量角色,影響著社會關系和社會變遷,成為構建現代化生活基本社會特征的重要紐帶。

與經典的社會理論家們的闡釋不同,以澤利澤為代表的經濟社會學家們認為,貨幣的確因其一般等價物和普遍可替代性的特征對社會變革產生巨大影響,但是也不能否認社會關系、道德規范和社會結構對貨幣本身及其意義的定義、標記和塑造。(8)Viviana Zelizer,“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Special Mon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5,No.2,1989,pp.342-377. Nina Bandelj,Frederick Wherry and Viviana Zelizer,eds.,Money Talks:Explaining How Money Really Work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1-5. 姚澤麟:《經濟社會學中的文化解釋路徑》,《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因此,對貨幣的研究需要關注不同社會情境下貨幣具有的獨特社會意義及其產生機制。例如,澤利澤分析了社會規范如何標記家庭收入的分配和價值,妻子的收入往往被視為零用錢或家庭津貼,而丈夫的收入則被視為維持家庭生活的主要收入,性別規范影響了家庭金錢的用途和價值。(9)Viviana Zelizer,“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Special Mon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5,No.2,1989,pp.342-377.后續研究也證實社會文化和規范使夫妻雙方的收入制度化,丈夫的錢相對于妻子的錢往往具有更高的價值。(10)Jan Pahl,“His Money,Her Money:Recent Research on Financial Organisation in Marriage,”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Vol.16,No.3,1995,pp.361-376.不同的金錢標記方式反映了夫妻之間的家庭分工和性別權力關系。(11)Vivienne Elizabeth,“Managing Money,Managing Coupledom: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Cohabitants’Money Management Practices,”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49,No.3,2001,pp.389-411.

經濟社會學的貨幣研究闡述人們如何通過貨幣來創造、界定和維系社會關系,并豐富了經典理論家的宏觀闡述。然而,這些貨幣社會學研究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對日常生活真實交易中的貨幣使用和互動研究。雖然澤利澤等學者提出人們會根據不同的貨幣來源和形式區分貨幣的價值和用途,然而他們并未對人們在日常實際交易中如何使用貨幣進行深入分析。實際上,貨幣最常見的用途就是日常消費,人們對貨幣的概念和含義的認識是在具體支付過程中形成的。(12)Geoffrey Ingham,The Nature of Money,Polity,2004,p.67.第二,之前的貨幣研究對象主要為現金(紙幣和硬幣)。隨著支付技術的快速發展,貨幣形態不斷數字化,各種數字支付和數字化貨幣形態不斷涌現,而在社會學領域仍然缺乏對貨幣數字化現象的研究。

對此,實用主義貨幣觀應運而生。該貨幣解釋面向認為貨幣的含義是在具體使用情境中實現的,因此強調關注貨幣的具體使用和互動過程,考察使貨幣發揮功能的物質性設施、交易情境和使用者,以及這些主體互相構建的過程。(13)Bruce Carruthers and Wendy Nelson Espeland,“Money,Meaning and Moral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1,No.10,1998,pp.1384-1408. Taylor Nelms and Bill Maurer,“Materiality,Symbol and Complexit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in Erik Bijleveld and Henk Aarts,eds.,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 of Money,Springer Science,2014,pp.37-70. Nick Llewellyn,“‘Money Talks’:Communicative and Symbolic Functions of Cash Money,”Sociology,Vol.50,No.4,2016,pp.796-812.因為強調貨幣的物質性技術設施的重要性,該解釋面向也特別關注作為新型支付技術的移動支付和數字貨幣。(14)David Birch,Before Babylon,Beyond Bitcoin:From Money That We Understand to Money That Understands Us,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2017,p.37.實際上,要解釋貨幣在使用中的意義構建過程并不容易,因為人們對“花錢”已經非常熟悉,付款成為一個高度社會化的常識,所以也常常忽略了實現貨幣功能的各種條件。也正因如此,實用主義貨幣觀提出了“貨幣工作”(money work)的概念,用于分析和解釋實現貨幣功能所需的步驟和互動性工作。(15)Mark Perry and Jennifer Ferreira,“Moneywork:Practices of U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ound Digital and Analog Money,”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Vol.24,No.6,2018,pp.1-32,1-32.

例如,佩里和費雷拉對英國一種數字貨幣(The Bristol Pound)的研究探究了使用數字支付完成交易所需的互動過程和貨幣工作。研究發現,在交易之前,交易者需決定可使用該貨幣的地點,并將相應貨幣轉入賬戶。在交易過程中,交易者需要評估交易環境、確認金額、實行轉賬和確認付款。交易完成后,交易者還會及時核對付款情況并進行賬務記錄。(16)Mark Perry and Jennifer Ferreira,“Moneywork:Practices of U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ound Digital and Analog Money,”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Vol.24,No.6,2018,pp.1-32,1-32.類似地,梅因沃林和毛勒對日本電子貨幣的使用和推廣進行研究。他們認為,為了順利使用電子貨幣,交易者需要進行一系列管理并完成一系列工作。例如,用戶需要找到充值機或帶有POS終端的商店,將現金兌換為電子貨幣。此外,要使用這些電子貨幣進行消費,同樣需要找到相應的讀取機器。只有滿足這些條件,用戶才能順利地使用電子支付。(17)Scott Mainwaring,Wendy March and Bill Maurer,“From Meiwaku to Tokushita!Lessons for Digital Money Design from Japa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08,pp.21-24.以上兩個例子揭示了在方便快捷的普遍認知之下,數字支付實際上需要完成一系列程序性工作,而完成這些工作需要考量支付設施、交易環境和交易者情況。技術—物質—社會的網絡化結合使數字技術應用變成一個綜合考量。(18)鄭作彧:《物—人關系的基本范疇:新唯物主義社會學綜論》,《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2期;束開榮:《構建數字勞動的物質網絡:平臺規訓、算法協商與技術盜獵——基于“送外賣”的田野調查》,《新聞與傳播研究》2022年第9期?？梢哉f,使用貨幣實際上是一項互動性成就。在交易的發起、經過和完成過程中,社會成員需要相互了解并完成貨幣交易的互動性流程和秩序。如果在過程中出現問題或誤解,就可能導致交易暫?；蚪K止,需要進行協商,以完成付款并履行貨幣的功能。因此,我們應該將貨幣視為一種在使用中發揮作用的過程,而不僅僅局限于宏觀敘事和理論探討的范疇,以便能夠更加深入地展示和理解貨幣的含義。

二、移動支付的錄像分析

本文旨在分析移動支付過程中買賣雙方的日?；?特別關注移動支付的支付設施和交易媒介對掃碼方向選擇的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塑造買賣雙方之間的支付互動和秩序。為了把握這些過程,本研究采用了質性研究方法中的錄像分析研究方法,(19)Christian Heath,Jon Hindmarsh and Paul Luff,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Sage Publications,2010. 甘雨梅:《“錄像分析”作為社會研究方法:理論、應用與展望》,《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2期。拍攝移動支付在日常交易中的使用過程,從而研究在支付技術設備、交易環境和使用者存在明顯差異化的場景中買賣雙方掃碼方向選擇的互動細節和過程。

研究采用了兩種錄像拍攝技巧記錄移動支付的使用。第一種是固定賣家錄像。研究者會在賣家收銀臺附近放置一個固定攝像機(如GoPro相機),錄制整體外部的買賣雙方支付互動實踐。第二種是跟拍顧客錄像。通常包括兩個拍攝視角:跟拍攝像頭(攝像機、iPhone 或 GoPro相機)和顧客手機屏幕錄像。因為移動支付的過程發生在手機屏幕上,手機屏幕錄像能夠幫助研究者捕獲在支付過程中的具體操作。(20)Christian Greiffenhagen,Rongyu Li and Nick Llewellyn,“The Visibility of Digital Money:A Video Study of Mobile Payments Using WeChat Pay,”Sociology,Vol.57,No.3,2023,pp.493-515.本研究取得調研進行時所在單位倫理委員會的調查研究批準。通過這兩種錄像拍攝技巧,本研究總共獲取了529個移動支付的錄像片段,其中有69個顧客的手機屏幕錄像。本研究考慮盡可能滿足樣本的多樣性,因此,這些錄像片段覆蓋了中國日常生活消費的各種場景,包括購物、餐飲、娛樂、交通和服務等。

本研究的分析旨趣是在使用移動支付時如何確定“誰掃誰”的問題。對此,我們整理了529個錄像片段中買賣雙方在涉及“誰掃誰”支付步驟時的互動情況,然后歸類了移動支付中賣家使用的收款設備,發現最常見的收款設備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別:二維碼、掃碼槍和掃碼儀。這三類收款設備的出現頻率分別是147、40和342次,具有明顯的使用特征區別。二維碼收款常常在私人商販交易中使用。賣家一般會將二維碼(如微信支付、支付寶或聚合二維碼)打印出來,張貼或擺放在收銀臺附近。掃碼槍的使用場景較為廣泛,從小店鋪覆蓋到大型超市,一般既用于商品的掃碼,也用于掃描顧客的二維碼進行收款。掃碼儀常常用于更制度化的支付場景,如大型超市和連鎖便利店。相對于二維碼和掃碼槍,掃碼儀在外部構造和操作步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產生了更多與掃碼相關的問題。例如,在賣家使用掃碼儀收款的場景中,除了肢體語言的困惑,顧客口頭詢問賣家“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問題數量為10次,而在其他兩種支付設備中只有1次。鑒于上述明顯的特征差異,下文將選擇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支付場景來分析和展示顧客和賣家對于“你掃我還是我掃你”問題的互動情況。這三個場景分別為使用二維碼收款的鄉鎮菜市場、使用掃碼槍收款的小城市超市和使用掃碼儀收款的大城市連鎖便利店。

三、三種支付媒介和場景中的掃碼方向互動

(一)二維碼:支付媒介的可見性

作為中國移動支付最早出現和最廣泛應用的支付媒介,二維碼在日常生活的移動支付場景中隨處可見,被認為是促進我國移動支付廣泛普及的重要因素。(21)Hong Shen,Cori Faklaris,Haojian Jin,Laura Dabbish and Jason I.Hong,“I Can’t Even Buy Apples If I Don’t Use Mobile Pay? When Mobile Payments Become Infrastructural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Vol.4,No.2,2020,pp.1-26. Jean-Christophe Plantin and De Seta Gabriele,“WeChat as Infrastructure: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3,2019,pp.257-273.本文首先對賣家使用二維碼進行收款的場景進行分析。在這些場景中,賣家通常會將收款二維碼打印出來,并放置在店鋪收銀臺附近的醒目位置,以確保二維碼清晰可見。為了探究賣家的行動邏輯和顧客如何看見二維碼并自主選擇掃碼方向,本文選擇了一個典型的場景進行深入分析,并通過一個錄像片段作為示例進行展示。

這個場景是一家位于鄉鎮菜市場的蔬菜攤。老板售賣幾十種蔬菜,并將它們整齊擺放在貨架上。老板站在貨架里側,與貨架外側的顧客們進行買賣活動。從圖1的錄像片段的截圖可以看到,老板在貨物上空位置懸掛了一個微信收款二維碼(支付寶二維碼和紅包二維碼掛在稍微后面的柱子上)。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的位置擺放差異的原因在于在這家蔬菜攤中,微信支付的使用頻率顯著高于支付寶,所以它被老板放在了更靠前更顯眼的位置。這與唐納德對微信和支付寶的社會性特征的研究發現相符,他發現相比于支付寶,人們在日常交易中更多使用微信支付,這得益于微信支付嵌入其微信社交平臺當中,更容易被人們使用。(22)Tom McDonald,“‘Social’ Money and Working-class Subjectivities:Digital Money and Migrant Labour in Shenzhen,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242,2020,pp.397-417.此外,微信支付二維碼的擺放方式使得它的可見性(visibility)凸顯,顧客可以很容易看見和發現微信支付二維碼。圖1的展示內容正是顧客看見二維碼,并自主地掃描賣家的二維碼進行付款的情景。

圖1 二維碼收款場景的錄像片段轉寫

如圖1所示,一位年輕的男性顧客前來蔬菜攤購買生姜。此時,有三位顧客同時在場。老板將顧客的生姜稱重后告知價格,然后將貨物放在籃子里,轉頭開始服務其他兩位顧客。告知價格通常是提示顧客可以進行支付的信號。(23)Nick Llewellyn,“Microstructures of Economic Action:Talk,Interaction and the Bottom Lin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6,No.3,2015,pp.486-511.于是顧客走到老板面前,拿出手機準備付款,老板此時再次稱重生姜確認價格。當顧客走到老板前面,可以很容易看見懸掛在正前方上空的微信支付二維碼。顧客自然地開始點擊手機屏幕和選擇微信“掃一掃”的功能選項,緊接著把手機對準微信二維碼進行掃碼付款。在完成輸入金額、密碼和確認支付的動作后,顧客完成付款并把手機屏幕轉向老板,展示和告知完成付款。老板正忙于向其他顧客銷售貨物,簡單點頭后,顧客拿起貨物離開,此時廣播也播報了此次交易的信息:微信收款四點五元。

從片段中可以發現,在整個移動支付過程中,除了賣家口頭告知消費金額以外,顧客和賣家之間并沒有其他對話交流,那么顧客和賣家是如何溝通和確定掃碼方式的呢?本文認為,在此類交易情境下,憑借其微信綠色標識符號和擺放的位置,微信二維碼扮演了貨幣“指示物”(signifier)的角色。(24)Viviana Zelizer,“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Special Mon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5,No.2,1989,p.348.它一方面指明老板可以接受微信支付作為付款方式,另一方面指示顧客可以通過掃描該二維碼進行付款。因此,在賣家張貼二維碼收款的場景中,關鍵是確保顧客能夠清晰、迅速地看到二維碼的位置,接下來的掃碼付款,尤其涉及“誰掃誰”的問題,顧客基本上不再詢問掃碼方向,而是直接進行掃碼支付。

二維碼收款設置有其獨特優勢。相關的文獻表明,二維碼具有成本低、易用性、易懂性和易見性等特征。(25)Yun Jiang, Hassan Ahmad, Asad Hassan Butt, Muhammad Nouman Shafique and Sher Muhammad,“QR Digital Payment System Adoption by Retailers: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VID-19 Knowledge,”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IRMJ),Vol.34,No.3,2021,pp.41-63. Changyang He,Lu He,Zhicong Lu and Bo Li,“‘I Have to Use My Son’s QR Code to Run the Business’:Unpacking Senior Street Vendors’ Challenges in Mobile Money Collection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Vol.7,No.1,2023,pp.1-28.從經營成本來看,賣家使用二維碼收款的成本較低。對于像蔬菜攤這樣的小微商戶而言,他們可以不用購買價格較為昂貴的收銀設備,而只需要智能手機和二維碼就能夠獲得移動支付準入的條件,有助于他們開展生意。其次,得益于二維碼的廣泛普及,普通民眾對于二維碼已經非常熟悉,其功能和使用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常識。中國的移動支付二維碼具有明顯的符號特征,如綠色微信支付和藍色支付寶支付。這些符號化的支付媒介進一步強化了二維碼的指示物作用。因此,在顧客掃描賣家二維碼進行付款的場景中,“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掃碼互動已經成為一種默會知識。二維碼的高可見性和易懂性使得顧客無須與賣家進行過多的互動。對顧客來說,“看見”二維碼是判斷和決定掃碼方向的關鍵。此外,使用二維碼收款解放了賣家的收銀工作。從片段中可以觀察到,二維碼的設置不僅消除了顧客關于掃碼方向的詢問,還解放了賣家參與支付工作的需求。整個支付流程,如選擇支付方式、決定掃碼方向、輸入金額和密碼等,都由顧客自行操作。與使用現金相比,賣家無須參與煩瑣的支付工作,例如不用再進行收錢、數錢、檢查真偽和找零等事項。省去這些支付工作對于小商販而言具有優勢,因為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處理其他事項,比如本案例中的老板同時為多個顧客提供服務。

綜合來看,在以鄉鎮蔬菜攤為代表的二維碼收款場景中,“誰掃誰”的問題可以通過二維碼收款的可見性來達成,這樣的支付設備設置與交易情境和使用者緊密聯系。由于是小額經營,顧客往往來自附近鄉村的熟人社會,這意味著他們經常來到這家店光顧,多次交易讓彼此之間的信任程度高(賣家沒有檢查顧客付款結果,只是點頭)。同時,因為數字技術普及水平較低,顧客的移動支付素養普遍較低,二維碼收款也為顧客提供了便利。店家采用二維碼進行收款是結合設備的可及性、交易情境的信任度和顧客社會屬性綜合考慮的結果。

(二)掃碼槍:掃碼動作的可理解性

本文接下來分析賣家使用掃碼槍進行收款時,顧客如何通過觀察支付環境和設備來判斷掃碼方向。該場景發生在小城市的一家生活超市。該超市使用掃碼槍來掃描顧客商品信息,也用來掃描顧客的付款二維碼進行收款。整個移動支付的結賬流程可以概括為:顧客來收銀臺結賬,店員用掃碼槍掃描商品二維碼,店員詢問會員信息,店員詢問是否需要袋子,店員在電腦收銀系統輸入商品信息和確認最終價格,顧客準備二維碼,店員掃描顧客的二維碼進行收款完成交易。如果說在顧客掃描賣家二維碼進行付款的情景中,是顧客承擔了大部分的支付工作,那么在掃描槍進行收款的場景里,店員或者老板仍然承擔著類似現金付款時的支付工作。他們需要掃碼商品、輸入信息和掃描顧客二維碼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掃碼槍類似于現金支付,是顧客和賣家共同參與的結賬類型,并且掃碼槍在整個過程中都是一個動態可見的技術物。更重要的是,掃碼槍很早就應用于超市等生活場景交易中,人們對這個收款設備非常熟悉,知道掃碼槍的用途——掃描物品。因此,在涉及顧客考慮“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選擇時,掃碼槍同樣具有高可見性和高可理解性。

下文利用錄像片段展現掃碼槍收款時的支付方向互動過程。該片段采用了跟拍顧客的錄像角度,并且記錄了顧客手機屏幕的錄像,從而更加清晰全面地觀察顧客的細微情景性行為。顧客是一位男性白領,他來到超市購買面包和牛奶。在顧客將商品交給女性店員后,后者開始使用掃碼槍掃描商品。此時,顧客已經打開了支付寶的支付首頁。在該界面中,顧客面臨著兩個掃碼方向的選擇(見圖2右側的手機屏幕錄像),不同的選擇涉及不同類型的貨幣支付工作和微觀支付秩序。(26)Mark Perry and Jennifer Ferreira,“Moneywork:Practices of U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ound Digital and Analog Money,”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Vol.24,No.6,2018,pp.1-32.如果點擊支付寶的“掃一掃”按鈕,顧客將使用手機掃描賣家的二維碼進行付款。而如果點擊“付錢”按鈕,顧客的手機將生成支付寶的付款二維碼,然后由店員掃描該二維碼以完成收款。在這個付款界面和時間節點上,顧客需要做出掃碼方向的判斷。然而,他沒有立即選擇其中一項,而是將手指停留在手機屏幕上,然后觀察店員所使用的收款媒介,以判斷掃碼方向。

圖2 掃碼槍收款場景的錄像片段轉寫

這個掃碼方向的判斷時間節點和決策過程雖然短暫,但從錄像片段中清晰可見,顧客觀察店員的行為和支付設備起到了關鍵作用。顧客在看見店員使用掃碼槍掃描商品后,隨即在支付寶首頁界面選擇了“付錢”選項。與二維碼可以被掃描類似,“掃碼槍可以掃碼”的認知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普及,人們能夠直接將掃碼槍與二維碼聯系起來。因此,在這種情境下,店員使用的掃碼槍指示了掃碼的方向,即店員將使用掃碼槍掃描顧客的二維碼進行收款。顧客通過觀察掃碼槍的使用和店員掃描貨品的行為,能夠判斷并決定掃碼的方向。隨后,顧客的手機屏幕上顯示了支付寶的付款二維碼。和上文蔬菜攤的支付互動場景相似,顧客和店員并沒有就付款方式和掃碼方向進行語言交流。而顧客能夠自主地準備好付款二維碼,是對支付設備的功能完全理解的證明。在觀察到店員完成商品掃碼后,顧客將手機屏幕轉向店員,表明他的付款方式并準備好付款。店員進行最后的會員情況確認,然后在收銀系統輸入相應的付款信息,并使用掃碼槍掃描顧客的支付二維碼,完成支付流程。

(三)掃碼儀:掃碼方向的模糊性及問題

與二維碼和掃碼槍清晰的可見性和可理解性相比,掃碼儀的掃碼方向往往較為模糊。其模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掃碼儀的外形構造各異,有些類似掃碼槍,有些類似POS機,有些則類似自助結賬機,這使得顧客無法依賴常識快速判斷掃碼的方向。其次,不同形態的掃碼儀的付款操作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將手機屏幕平鋪在掃碼儀屏幕上,而有的是以平行的方式將手機屏幕展示在掃碼區。支付方式具有較強的偶然性和情境性。此外,由于許多掃碼儀主要用于城市店鋪等制度化程度較高的場所,如連鎖商超和便利店等。對于很多顧客來說,他們對這些店鋪及其支付設備缺乏相關的先驗知識。在這些場景中,顧客通常是“陌生人”(27)Alfred Schütz,“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9,No.6,1944,pp.499-507.。因此,顧客往往也更容易遇見掃碼問題,需要積極詢問“你掃我還是我掃你”,以確定掃碼的方向。

圖3是使用掃碼儀收款場景中顧客詢問“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示例。該場景發生在特大城市的一家連鎖便利店。從轉錄的截圖中可以看到,這家便利店采用的是一款由支付寶推出的具有刷臉支付功能的掃碼儀。如果我們認為移動支付的支付環境和技術設置會影響人們的支付互動,那么這個現象在這家便利店中顯得特別突出。從顧客的角度來看,這款掃碼儀傳達了三種與支付相關的信息。首先注意到掃碼儀的頂部有一個支付寶刷臉支付的銘牌標識,緊接著是標有“掃碼區”的攝像頭設備,然后在掃碼儀的屏幕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二維碼。結合圖1的示例,顧客往往將收銀臺前的二維碼視為賣家收款工具。然而,該二維碼實際上用于便利店的廣告宣傳目的,顧客可以通過掃描該二維碼來成為便利店會員。這個二維碼是導致顧客對于“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產生模糊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后,在掃碼儀屏幕的底部,我們還可以看到支付寶“刷臉支付”的開始按鈕。面對如此多的支付選項以及相應掃碼方向的不確定性,顧客在這家便利店經常需要向店員詢問如何進行掃碼。圖3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圖3 掃碼儀收款場景中顧客詢問“你掃我還是我掃你”

圖3的顧客購買了一本本子。當店員接過本子開始掃描條碼時(便利店單獨使用另一個掃碼設備掃描商品條碼),顧客在準備掃碼方向的選擇。根據移動支付的程序性界面和顧客后續的付款方式,我們知道顧客此時打開了支付寶的主界面。和圖2場景相似,顧客同樣需要決定選擇“掃一掃”還是“付錢”。此時,顧客并沒有立即選擇,而是稍作遲疑后將目光從手機屏幕轉移到掃碼儀上,尋找可以確定掃碼方向的指示物。掃碼儀上存在三種與掃碼相關的線索,即刷臉支付、掃碼區和二維碼。對于顧客來說,這些支付線索是多樣且不明確的,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種掃碼方式,而他需要知道具體是哪種。因此,顧客選擇向店員詢問“你掃我還是我掃你”來確定掃碼的方向。

店員此時正忙于掃描顧客購買的本子條碼。她顯然經常聽到顧客詢問掃碼方向的問題,因為她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我來掃”,并進一步指導顧客“打開您的付款碼”。顧客得到了明確的答復后,選擇了支付寶的“付錢”選項,并準備好了他的付款二維碼。在看到店員完成本子的掃碼后,他立即將手機屏幕轉向店員并展示二維碼。由于店員說了“我來掃”,顧客期望店員本人會使用某種掃碼設備來掃描付款二維碼,因此他并未將二維碼展示給掃碼儀,而是直接展示給店員。掃碼儀的技術特征與店員的告知方式產生了模糊性?？吹筋櫩驼故镜亩S碼后,店員告知了金額,隨后通過明確的手勢和語言對互動的模糊性做了“修正”,澄清了她之前提到的含糊信息。(28)Jack Sidnell,Conversation Analysis:An Introduction,Wiley-Blackwell,2010,p.110.店員說的“我來掃”中的“我”指的是掃碼儀,而非店員本人。她用手指清晰地指向掃碼儀上的掃碼區位置,最終解決了掃碼方向和掃碼位置的確認問題。顧客隨后將二維碼貼近掃碼區,在聽到“滴”的一聲后撤回手機。掃碼儀的語音播報功能廣播了感謝使用支付寶的信息,向雙方確認了掃碼支付的完成。

如果說圖3展示了掃碼儀在“你掃我還是我掃你”問題上的模糊性,那么接下來的圖4片段則展現了掃碼儀引發的掃碼問題以及買賣雙方解決問題的過程。支付場景依然是這家便利店。一位中年男性顧客購買了一包香煙,隨后店員詢問是否還需要購買飲料,男顧客開玩笑地說要先搞清楚誰請客。在這種逗趣的互動中,顧客開始進行移動支付。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掃碼儀的界面上有一個二維碼,顧客看見后自主掃描了屏幕上的二維碼。然而,顧客并不知道這個二維碼并非便利店的收款二維碼,而是關于店鋪的會員信息。當顧客看到手機屏幕上異常的掃碼結果時,他攤平手機,然后指向掃碼儀上的二維碼,向店員抱怨道“這個不能掃的好不好,你不要騙我好不好”。

圖4 掃碼儀收款場景中的掃碼方向問題

店員聽到顧客掃碼失敗的抱怨后,并沒有詢問原因或進行解釋,而是直接將手指指向掃碼區域,借以說明掃碼儀的掃碼位置。然而,店員的手實際上搭在掃描儀上方的支付寶刷臉支付廣告牌上。因此,當顧客順著店員的手勢看向掃碼區域時,顧客誤以為店員在邀請他使用刷臉支付,于是他反問是否要刷臉支付。這臺掃碼儀確實支持刷臉支付,因此,當顧客提出是否刷臉的問題時,店員也誤以為顧客可能想要使用刷臉支付,于是回答刷臉也可以。然而,由于顧客實際上并沒有選擇刷臉支付,他搖了搖頭,并以戲謔的口吻回答“我的臉不值錢”,從而否定了刷臉支付的建議和互動,并繼續與店員協調如何完成手機掃碼支付。

在轉寫的錄像片段之前,店員已經通過詢問,知道顧客使用微信支付。因此,店員誤以為顧客否定刷臉支付是因為他準備使用微信支付,而該刷臉支付是支付寶提供的一項服務。所以盡管顧客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停止了刷臉支付的建議,但店員并沒有理解,而是進一步解釋刷臉支付的可能性,“你有支付寶的話就可以”。在經歷了支付選擇的模糊和混亂之后,顧客提高了聲音并增加了肢體動作,明確表示他使用的是微信支付,他現在需要知道的是“誰掃誰”的問題。

面對顧客的情緒反應,店員開始采用更明確的指示來解決掃碼支付的問題。首先,她明確表示微信支付是可行的,并告知顧客應該打開微信的付款碼,然后將其放置在掃碼區域,等待掃碼儀進行掃描。與之前的模糊指引不同,店員這次有意識地將手指向下,更明確地指示掃碼區域的正確位置。此時,顧客終于了解掃碼的方向和位置。然而,他并未直接打開二維碼,而是指向店員和掃碼儀并再次確認掃碼的方向,問道:“哦哦,你掃我是吧?”通過肢體和語言確認,顧客暗指店員沒有清楚地告知掃碼的方向,導致之前發生的錯誤掃描和刷臉支付混亂。他將這次支付出現的問題歸咎于店員,“你話要說清楚一些啊,我以為我掃你啊”。圖4展示了看似簡單方便的移動支付,因為涉及新型支付設備、不熟悉的交易環境和使用者互動情境的共同干擾,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可能會變得復雜甚至出現問題。顧客面臨掃碼方向不確定時可能會引起情緒反應,妥善處理這些支付問題是確保交易順利進行的關鍵。

四、移動支付中的微觀互動秩序

本文通過對移動支付中買賣雙方關于“你掃我還是我掃你”問題的分析,展示其中所蘊含的新的貨幣實踐、認知和互動模式。判斷和確定掃碼方向問題,不僅是移動支付中關鍵的支付步驟,也是顧客通過對賣家支付設備和支付環境的觀察、理解和識別得出的結果。本文以三個典型的日常消費場景(小攤販、超市和便利店)為例,對我國目前流行的三種移動支付收款媒介(二維碼、掃碼槍和掃碼儀)的特征進行了詳細地梳理和描述,并相應地探討了這些特征對支付互動和支付秩序的塑造作用。

從顧客的角度出發,在賣家使用二維碼和掃碼槍進行收款的場景中,顧客能夠依賴二維碼和掃碼槍的可見性和可理解性來辨識掃碼方向,并做好相應的付款準備和付款工作。然而,在賣家使用掃碼儀進行收款時,由于掃碼儀的多樣性和復雜功能,掃碼方向的信息變得模糊甚至容易產生問題。因此,顧客往往需要進行詢問和協調掃碼方向,以順利完成移動支付。從賣家的角度來看,對于“誰掃誰”的問題,其實是相對明確的。賣家很清楚他們的店鋪環境和所采用的支付設備屬性,因此“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問題往往都是來自顧客群體,但這也是他們在實際支付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支付設備的模糊性和復雜性、對支付場景的熟悉程度和顧客本身的移動支付技術素養高低都會影響顧客對于掃碼方向的判斷,它們構成了影響判斷的集合體。為了解決掃碼方向的模糊性,賣家可以通過清晰地展示支付媒介(二維碼)的可見性,在操作過程中展示掃碼槍,以及通過口頭肢體等方式告知顧客掃碼方向,幫助顧客解決掃碼問題。

通過“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支付互動,本文也闡述了賣家的支付設施是如何嵌入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并影響顧客的支付行為。例如,在以鄉鎮蔬菜攤為代表的私人小攤販場景中,賣家結合自身經營環境和顧客群體的綜合考慮,通常采用二維碼作為收款設施。在貨幣數字化浪潮席卷而來、數字支付市場下沉明顯的時代背景下,鄉鎮小攤販們往往也需要使用移動支付開展生意。然而,小攤販的經營成本有限,難以負擔也不必要采用如城市連鎖便利店所使用的掃碼儀器和收銀系統。二維碼幫助這些小攤販老板更容易開展經營活動,提供了普惠金融的進入途徑。(29)溫濤、劉亭廷:《金融素養和社會信任能促進農戶數字金融參與嗎》,《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張茂元:《技術紅利共享——互聯網平臺發展的社會基礎》,《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5期;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另一方面,小鄉鎮的顧客群體往往都是來自附近鄉村,具有熟人社會特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局限,他們的技術素養普遍不高,二維碼收款讓顧客更容易融入數字支付中來。以本文的判斷誰掃誰的問題為例,二維碼的符號象征和高可見性有效賦能顧客做出支付選擇和掃碼方向判斷。同樣的考慮適用于其他兩種支付媒介和場景。因此,移動支付產生了新的支付互動模式和支付秩序,體現了從現金到數字支付轉型過程中新的貨幣實踐和互動模式。

貨幣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社會學領域長期關注的焦點。本文認為,研究這一組關系不僅可以從宏觀的社會變遷(如經典理論家的研究興趣所在)或中觀的社會情境(如經濟、文化社會學家對家庭金錢管理的研究)出發,還可以從微觀的貨幣使用過程中探討貨幣意義是如何在互動中識別、理解、協商和達成的。尤其是在貨幣的物質表現形式從現金(硬幣和紙幣)轉變為手機等數字支付工具的情況下,一系列新的貨幣微觀互動秩序正在人們使用過程中被塑造和生成。(30)Alya Guseva and Akos Rona-Tas,“Money Talks,Plastic Money Tattles,”in Nina Bandelj,Frederick Wherry and Viviana Zelizer,eds.,Money Talks:Explaining How Money Really Work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201-214.正如本文所展現的,“你掃我還是我掃你”中的互動已經不單單是買賣雙方之間的直接溝通,還是數字支付媒介中介的互動,并在貨幣使用的過程中達成雙方接受的互動秩序。顧客拿著手機,手機中的移動支付平臺設置要求顧客做出掃碼方向判斷,而這些判斷的依據很大程度上需要考量賣家的支付環境和支付設施。因為現金的法幣特征,現金支付沒有太多方向選擇或歧義,而本文發現在移動支付的互動過程中,這種交互方式是變化多端和不確定的,需要顧客根據支付場景的支付設施和交易情境進行判斷,并做好相應的貨幣支付工作。這些微觀的支付工作對于一項新支付技術的應用和推廣至關重要,特別是當貨幣與新的技術聯系在一起后,物質—數字—社會的結合使得支付變成一個需要技術基礎和認知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拓展了傳統貨幣社會學相對較少關注的真實付款過程,并分析了作為線下數字交易的兩個關鍵行動者——買家和賣家之間的面對面支付互動,以此拓展貨幣社會學,特別是實用主義貨幣的研究范疇,為后續的數字支付和數字貨幣研究提供了一個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