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功到志人：史傳思維影響下的北宋墓志書寫模式變遷

張亞靜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北宋墓志志文的兩種書寫架構

伴隨韓愈援引史傳筆法和思維方式進入墓志，加之北宋墓志篇幅較唐代出現了大幅度增加，編年體成為墓志的主要架構方式，旨在全方位展示墓主生平，這在張方平、王珪、蘇頌等人寫作的高級官員墓志中尤為明顯。張方平以官職變動為綱敘述了韓億任官的經歷，“知亳之永城縣，理聲籍甚”，“淮南計臺上治最，改大理寺丞”，“丁信國艱，服除，倅淮陽”，從韓億起官治理永城縣，通判陳州，知洋州、相州，安撫淮、浙，直至任開封府判官都是一官一敘。墓志選事類似史書的《循吏傳》，“州有冤獄，乃大豪巨奸賂以買直，積十年不決。公一訊情得，罪人自服?！薄昂戏视汹榭筛忍?，久為強家豪占，公按復之，民至今受賜?！表n億墓志中早期經歷敘事相對簡潔，重點強調墓主能力出眾、關心民瘼、受他人賞識。隨著韓億職位的晉升，張方平較為詳細地記錄了他擔任河北轉運使、御史中丞時如何處事周審、持法嚴平，事無巨細地敘述了他后期的經歷。父祖、兒孫等部分則與歷官書寫呈現平行關系，編年體此時成為墓志的一級架構方式。

在編年為綱的大框架之下，墓志對于墓主身居高位時的政績詳述其本末。張方平將對韓億治蜀的來龍去脈予以細致呈現。平蜀、治蜀是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議題，韓億官位日隆時，蜀地尚不太平。此時“知星者言益部當災”，因“蜀人易搖”，災異可能會催生兵變。在這種情況下，宋仁宗打算甄選“才堪鎮撫者”赴蜀任職，于是選中了韓億。陛辭之時，韓億展現了拳拳為君分憂之心，向仁宗立下軍令狀，“惟陛下無以蜀為慮也”。到任后，韓億的確如其所言認真地負起責任，“凡利害事，知無不為”，

尹洙選取王利在河南和滄州兩地為官之事說明他不畏權勢，為民辨冤，滄州捕盜案、二卒殺人案首尾清晰，波瀾盡現。敘事以“其精審皆此類”作總結和評論，說明其在地方行政過程中一以貫之的風格。他將典型事件舉一反三地書寫，并點明墓主治獄“精審”的特色。后文又說墓主“凡為政清簡”，“故所至皆便其治”，精審和清簡構成王利為官的特色，其聰明審慎的形象躍然紙上。寶元年間，尹洙的寫法在他所處的士人圈中已經開始流行，胡則墓志（范仲淹撰）、林冀墓志（蔡襄撰）、王洙墓志（歐陽修撰）都采用這種結構。

相較于尹洙，歐陽修所撰墓志選事更具代表性，敘事更豐富，抒情更外放。為老友謝絳撰寫墓志，他秉持“言天下之公”的原則敘其歷官：

歐陽修拈出“上書”一點不斷重復，選事雖多但緊扣主題，將墓主歷官的所作所為交代清楚。謝絳諫禮制不當，議天災，請罷佛道，論罷宮廷密法制衣，禁內作器，“皆以職言”。而他諫言政令兩出、廢后、制樂之事，則是為國體考慮。謝絳不同的上書內容不僅表明了他的政治觀點，也突出了他對職與守的堅持。歐陽修將事之本末娓娓道出，人物的風神也慢慢浮現。尹洙、歐陽修以事之本末為經，編年為緯，重在體現墓主在公共領域的身份及個性。

二、北宋墓志核心功能和抒情方式的新變

紀傳體史籍綜合了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兩種形式，與墓志的撰寫最相似。然而，有學者認為，傳敘家與史家的根本差異在于傳敘家以人為中心，史家以事為中心。本紀文字背后無形象，常是大綱和

相比已有范式，“韓愈體”的核心競爭力根植于何處？歐陽修和王安石的碑志緣何在當時被奉為圭臬？二人又有何差異？比之歐陽修，王安石的墓志里中下層士人占比更大，選事詳略得當，敘事筆調委婉，抒情更克制：

王安石略述楊氏在翁源縣、廣州市舶司任上的經歷，重點敘述他在德興和余干縣治災、治獄的成就，并以范仲淹的夸獎為其延譽。這篇墓表也以歷官為線索敘事，但結構順暢，詳略得當，重點在于塑造墓主廉潔奉公的能吏形象。王安石善于抽繹墓主的生命主線，敘官徹底擺脫了“某年某官”的限制，如曾易占的墓志以“歷官—去官—撰書”梳理生平。相比尹洙“歷官簡述+選事志人”的結構，王安石會根據墓主個人情況合理排布時間和事件，墓志中時間清晰，詳略得當。他的貢獻在于融合張方平和尹洙的墓志架構，使之更加接近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能抽繹出墓主的生平線索，書寫典型事件，由此能更好地實現志人的功能。

就墓主身份而言，高級官員的墓志可以任意選用“蔡邕體”或“韓愈體”，對于缺乏事功的墓主，“韓愈體”提供了一種更易操作、更為實用的寫作模式，而歐、王的碑志為一般撰者如何寫好“韓愈體”提供了學習范式。這成為經歐陽修、王安石等為代表的宋代文人在繼承“韓愈體”傳統之后，創新發展出了墓志書寫最為核心的形式與內涵，也更適應平民化的社會需求。

歐陽修感嘆張汝士去世后，風流云散，當時的長官錢惟演被貶黜，其他人因各種原因也紛紛離開洛陽。二十五年來，往日同游及參加張汝士葬禮的舊友大多已經去世或失去聯系，當初撰寫志文的尹洙已逝去十余年，而仍然在世的人也像自己一樣既病且衰。訪舊半為鬼，但所隔何止山岳。西京時期的歲月在歐陽修的心中既是烏托邦，更是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在屢次的書寫和回顧中被反復地強化。而故去的張汝士不僅是這段歲月的共同參與者、見證者，他與尹洙、謝絳等人之間的真摯情誼成為了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的一種生命意象。文中明道二年和嘉祐二年兩條時間線相互交錯，人事代謝、盛衰之嘆一一呈現在眼前。

墓志是一種儀式性文體，整體上肅穆、克制，多以第三人稱視角呈現，引入第一人稱視角，可以用撰者的生命經驗去體貼墓主。文中蘊含的今昔之變、親友謝世之憾是人類共通的感情，容易引起讀者共鳴，因此在北宋墓志中，以編年為綱目，于歷時線索中追述交游本末成為一種固化的寫作模式。韓琦的《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志銘》、文同的《梓州處士張公墓志銘》、沈括的《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志銘》皆用此法，湯乂的《宋湯君夫人周氏墓志銘》選取了作者求學、登科從仕、罷官而歸三次見到墓主周氏的情景，在抒情之外更突破了“女無外事”造成的書寫困境。交游本質上是關系的連接，作者敘交游后抒情能被理解、信任。除此之外，墓志敘交游也多與求銘過程重合或關聯，作者借機說明了材料的來源，也強調了“實錄”，因此墓志看似成為一種“公正的”史料，“志人”的目的也最終達成。

三、墓志“公共化”引發史筆敘事的變異

王安石以孔道輔拒絕宰執的游說來表現其直率的性格和為人，李覯批評富人嬌養孩子的風氣突出墓主善于培養子女。不論寫具體事件還是批評流俗，都是借他者凸顯墓主的優秀品質，這種一褒一貶的手法利于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墓志是奉敕或受請托撰寫的，人際關系、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會影響褒貶的力度，因而墓志的貶斥會比史書更加隱晦。慶歷時期，反對者通過一系列事件對改革派進行攻擊，使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迅速流產。歐陽修對此無法完全釋懷，但呂夷簡集團在朝廷內外的勢力十分強大，因此他的墓志中不像史傳指名道姓，而是一直以官名“宰相”稱呼呂夷簡。熙寧四年，司馬光在呂誨墓志中以“侍臣棄官家居者”“新為政者”指代王安石。元豐二年，范祖禹在劉恕墓志中也以“執政”指代王安石。類似此類的書寫方式在北宋得以逐漸定型下來，成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愈益普遍使用的墓志撰寫模式。

畢世安的子孫分別于景德二年（1005）和元祐三年（1088）請楊億、劉摯撰寫墓志、神道碑，兩篇文章相隔八十余年，風格和關注點截然不同。楊億在《宋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畢公墓志銘》中秉承“蔡邕體”的文體規范，不鋪述時勢之艱辛、過程之坎坷，只大力歌頌墓主功績并歸功于上，而劉摯在《畢文簡神道碑》采用“韓愈體”，甄選重點事件詳述。文章結構上，楊億以官職變動為綱撰寫墓志，力求無所遺漏；劉摯只選取畢士安推薦寇準、澶淵之盟中促成御駕親征兩件事詳述。墓志中澶淵之盟占比與其他職任的篇幅區別不大，神道碑中對澶淵之盟的敘述占有絕對優勢。細節安排上，墓志以澶淵之盟發生、發展的順序書寫，筆觸落在墓主如何拖著病體謀劃；神道碑先寫議和成功，后補充畢士安帶病趕到行在，堅定帝王信心和安排后續事宜，順敘寫澶淵之盟本末，插敘寫畢士安的貢獻。神道碑為什么主要敘述這兩件事？畢士安舉薦寇準，所以他們能通力合作，促成了澶淵之盟的締結。澶淵之盟擬定時，宋人處于優勢地位卻厚賂敵國，獻計的畢士安承受著非議，所以劉摯將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這種書寫策略也是為畢士安開脫。元祐三年，關于寇準的功過已有定論，澶淵之盟對北宋政治、經濟發展的意義不言而明。經過時間的汰洗沉淀，畢士安神道碑的書寫重點顯豁而出。

結語

墓志誕生于晉宋之際，及至明清，文體只有一次大變，而北宋是“韓愈體”的定型時期。北宋墓志“史傳化”由表及里，程度不斷加深，史傳從一種筆法、框架到思維方式慢慢滲入墓志，但墓志也對它進行了個性化的揚棄。在此過程中，墓志的核心功能從記功轉向志人，抒情方式也發生變化，形成了新的寫作范式?！肮不钡膫鞑キh境使得墓志書寫追求“隱惡揚善”，這種功能訴求使其書寫積極、消極事件都有失偏頗，私人關系也影響墓志書寫，“實錄”難以落實，諛筆和曲筆難以避免。

從“蔡邕體”到“庾信體”墓志由哀悼文學變為史傳文學，與之平行的是墓志的傳播方式由石本主導轉向紙本主導，媒介即思維，物質文化的變遷對唐宋墓志的形式、功能及傳播還產生了哪些影響值得繼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