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數字鄉村研究的發展脈絡和展望

豆書龍,周 靜,董慧妹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2.陜西教師發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一、問題提出

新中國建立后,從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提出工業、農業、國防與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發展目標,到同“四化”構想一脈相承的“三步走”戰略,再到“新四化”同步,足以體現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性。隨著信息技術蓬勃發展,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的變革迎來新契機,數字鄉村亦邁入高質量發展新征程。2018-2023年連續五年中央一號文件均對數字鄉村建設提出政策要求,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等重大戰略部署,數字鄉村建設成為數字中國建設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10月,國家數據局的成立為加快數字鄉村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統籌基礎。在此背景下,數字鄉村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備受關注的時代課題。

學界對數字鄉村的研究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數字鄉村理論框架研究。界定數字鄉村概念內涵與建設內容,闡述其戰略意義和必要性,探尋數字鄉村建設理論邏輯[1-2],偏于理論構建的研究思路。二是數字鄉村推進策略研究。探究數字化轉型機制與促推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路徑[3-4],包括具體行動層面,如國家政策落實擴散機制與社會主體動員模式等[5-6],偏于推進策略的研究。三是數字鄉村發展評估研究。即構建鄉村數字經濟指標體系[7],測量其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8-9],亦包括主體性評估,如農民實踐參與度、農民增收實證檢驗[10-11]等,偏于發展評估的實證研究。目前雖已經構建起較為完整的數字鄉村研究體系,但缺乏歷史演進視角下對數字鄉村知識體系與研究脈絡的系統性歸納與梳理,割裂了“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同“數字鄉村戰略”的緊密關聯,制約著數字鄉村試點的高質量開展和后續學術成果的優質產出。因此,本文基于CiteSpace文獻計量軟件繪制數字鄉村研究成果的知識圖譜,結合時代背景分析總結數字鄉村研究的文獻特征、研究前沿及其變化趨勢,為后續研究提供思路啟發與方向指引,促推數字鄉村的高質量建設。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結論準確性必須依靠權威的數據支撐。鑒于中國知網的專業性、權威性及其學術影響力,為增強研究的科學性、嚴謹性和說服力,本文以中國知網數據庫的學術文獻作為抽樣總體。以“主題詞=農村信息化or數字鄉村;期刊來源=CSCD+CSSCI+北大核心”的方式檢索到1 416篇數字鄉村的文獻,檢索時間從2001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15日。經CiteSpace軟件自動篩除書評、會議綜述、導語等不相關文獻,總計分析1 404篇核心文獻數據。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文獻計量軟件以引文分析可視化技術繪制出涵括來龍去脈的既有研究演進歷程,并在知識圖譜自動標識出由節點文獻與共引聚類等基礎知識所表征的研究前沿[12],成為展演研究領域知識關聯情況、學科熱點動向及其前沿演進趨勢的主流工具,廣泛應用于知識管理、學科前沿探測、科研方向選擇等學術研究。鑒于軟件分析兼具直觀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等優勢,本文采用文獻計量方法,在繪制、分析數字鄉村研究圖譜過程中,探究中國數字鄉村研究的時空特征、演進脈絡與變遷趨勢。一方面,通過CiteSpace對文獻數據進行初步分析,以文獻發表年份時間切片、學科分布圖、科研合作網絡和高頻被引文獻分布表等軟件分析圖示,把握數字鄉村研究整體樣貌,在此基礎上結合“數字鄉村”國家戰略屬性,梳理相關政策文本,分析學術研究的時代背景及其階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借助CiteSpace的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功能來探尋數字鄉村研究的前沿熱點及其演變趨勢。鑒于軟件分析存在模糊、粗糙等問題,精讀現有文獻以補充研究論斷的質性內容,增添研究質感,在圖表解讀、內容評述的綜合驗證中完成中國數字鄉村研究脈絡梳理和未來研究展望。

三、數字鄉村研究的文獻特征分析

(一)文獻發布數量時間序列

年度文獻發表量分布圖可以直觀反映某研究領域的發展速度和演進態勢。如圖1所示,數字鄉村研究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起始成長期(2001-2011年),該階段呈現出發文數量持續增長與相對穩定并存特征,是鄉村信息化研究的關鍵時期。隨著農業信息技術應用、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的探索實踐[13]以及連續多年關于“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政策文件的發布,逐漸引發學界對于信息化概念內涵、現實意義、推進策略等方面的持續探討,其中開發信息資源、建設信息網以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的手段策略成為后續研究深化的重要方向。二是高峰衰退期(2012-2017年),此階段信息化研究文獻數量變化幅度較小,是農業農村信息化銜接數字鄉村研究的過渡時期。在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效[14]和話語體系漸趨成熟背景下,研究關注度隨之消減,但推進欠發達地區信息化研究仍占據一席之地。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建設數字中國”,現代信息技術同農村生產生活深度融合,數字鄉村研究嶄露頭角。三是再創輝煌期(2018年至今),本階段顯著特點是研究熱度大、發文數量倍增,成為數字鄉村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期。面對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破解農業數字化桎梏、打破農民數字素養困境的現實需要,2018年以來國家密集出臺并實施系列推動數字鄉村建設的政策文件,數字鄉村由戰略構想走向試點實踐,并對數字鄉村理論建構、運行機理、實踐策略、風險評估等研究提出更高要求。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數字強國重要戰略,數字鄉村研究迎來蓬勃發展重要契機。從社會發展視域來看,數字鄉村發展的異質性、系統性、內生性、協調性等屬性特征以及數字鄉村對于鄉村振興、新發展格局、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意義,為后續研究預留了深入探究的廣闊空間。

圖1 數字鄉村研究文獻量年度分布

(二)學科分布比例聚散分析

學科分布是判斷學科關注度、影響力及其核心視角的重要依據。通過對文獻計量分析和精讀分類,繪制數字鄉村研究的主要學科分布圖(如圖2所示)(1)本文統計分析文獻為1 404篇,由于數字鄉村主題的復合性,部分文章存在學科交叉情況,故學科分布總數大于統計文獻數量。。研究發現,數字鄉村研究具有復合學科屬性特征,其研究內容、方法呈學科交叉態勢。其中涉及農業經濟學研究文獻為918篇,占比48%;信息經濟與郵政經濟文獻為335篇,占比17%;農業基礎學科文獻為117篇,占比6%,金融、貿易經濟、宏觀經濟等其他經濟類學科同樣占據一定比例。由此可見,經濟學視角作為數字鄉村研究的主要學科視角,側面反映出農業信息化、數字經濟等主題研究較為完備。但數字鄉村作為系統性工程,缺乏基于文化變遷視角探究觀念層面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與基于人口學視角研究數字鄉村建設的主體性問題,同時政治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性文獻較少,因此以跨學科視角開展數字鄉村研究刻不容緩。

圖2 數字鄉村研究主要學科分布圖

(三)科研合作網絡聯系程度

科研合作網絡聯系程度是反映特定領域學科研究進展與學術交融情況的重要指標。作者合作和機構合作是科研合作的兩個層次,為直觀呈現科研合作的聯系狀況與合作強度,通過CiteSpace軟件對樣本文獻進行節點類型為“Author+Institution”的可視化圖譜分析得到數字鄉村研究科研合作圖譜(見圖3)。圖譜中字體大小和粗細程度反映發文數量頻次高低,連線粗細與密集程度反映科研合作緊密情況。

圖3 數字鄉村研究科研合作知識圖譜

從機構合作維度看,研究機構集中分布于高校、中國科學院和省技術研究中心,深究其機構屬性可知:數字鄉村研究機構主要是科技信息、農村發展、公共管理、經濟管理等方面研究智庫,亟需統計類、文化類機構加入其中;同時國家行政級別之間的科研合作較為緊密,高?？蒲袡C構仍處于相對獨立狀態,機構間缺乏學術交流合作。從作者合作維度看,已形成以李瑾、沈費偉、蘇嵐嵐、李燕凌、崔凱、熊春林等作者為核心的數個科研團隊,但團隊間尚未形成聯系密切的學術共同體,甚至出現少數學者完全孤立于研究團隊的現象。整體而言,數字鄉村研究科研合作密度值較低,圖譜中灰色節點同當前研究連線較少并且短促,進一步佐證高峰衰退期的研究轉向,即農村信息化同數字鄉村的相對割裂式研究,可見數字鄉村研究對于歷史演變視角關注度不足。綜上,數字鄉村科研橫向交流合作存在短板,縱向批判繼承式發展存在斷裂,難以實現數字鄉村研究的創新性發展。據此,增添多樣化科研機構、密切學術交流合作、挖掘歷史研究視角、促進研究資源共享是當前數字鄉村研究需要優化的方向。

(四)高頻被引文獻分布特征

高頻被引文獻是了解特定領域研究方向和熱點重要依據,呈現出質量高、影響強、傳播廣等特點。由表1可知,數字鄉村前期研究發表年份跨度較大,并且集中于農業農村信息化研究;后期高頻被引文獻主要分布于2019-2021年,發表年份較晚但學術影響力很強?？傮w而言,相關研究呈現出領域熱點探究(序號1、2、7、12、16)到整體框架建構(序號5、6、13、14、15)這一過渡性特點。熱點問題探討為整體框架建構奠定內容支撐,整體框架為后續細化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在螺旋式上升中實現數字鄉村的深入研究。數字鄉村研究領域內的最高被引文獻是夏顯力等在2019年發表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數字賦能與實現路徑》,被引頻次243次。該文在厘清國內外農業高質量發展實踐基礎上,探討市場需求、數字技術二元驅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運行機制,進而提出以“數字鄉村戰略”激發發展潛力等方式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路徑[15]。位居引用量第二位的文獻則引入距離函數度量農產品流通效率,將其與農村物流基礎設施、勞動力質量與信息化水平相關聯[16],從實證層面建立起農業信息化同農業經濟騰飛的相關性。這兩篇文獻分別從研究方法、分析思路等方面為后續數字鄉村研究提供指導。

表1 數字鄉村研究的高頻被引文獻(被引量100+)

總體來看,高頻被引文獻劃分為兩大類別。一方面聚焦數字鄉村框架建構或政策解讀,以數字賦能、高質量發展、協同治理等研究視角闡釋數字鄉村概念內涵與內容框架,在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耦合關系論證中指明數字鄉村建設的現實基礎與實踐窘境,提出數字鄉村政策高效落實運行機制,夯實數字環境支撐保障,多元要素協同發力等優化策略(序號1、5、6、13、14、15等)。另一方面圍繞信息化賦能農業農村的時代性議題,兼具社會轉型時期人文關懷與技術賦能機遇挖掘。具言之,一是提升農業生產流通效率,助推農業現代化發展,培育鄉村發展新業態的多重轉型發展效益。二是對數字與信息鴻溝等技術負外部性影響的前瞻探賾。鄉村治理與公共服務在數字賦能加持下成為鄉村發展必然趨勢,更為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技術支撐,數字鄉村成為新時代鄉村繁榮發展的重要形態(序號2、3、8、12、14、16等)。綜上所述,這兩類研究分別從整體框架建構層面與技術“賦能”層面為后續研究細化奠定學理基礎。

水利工程的建設，積極推進全面質量管理，采用先進的質量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科學技術和先進的施工技術的推廣，利用科學的方法和科技的力量降低工程的材料成本，提高工程質量。施工企業要實施全面質量管理，建立健全質量保證體系，制定和完善崗位質量標準、質量責任和考核辦法，實施質量責任制。在施工過程中加強質量檢查工作，認真落實“三項制度”，全過程的控制，對項目的質量，關系到企業的前途和命運，是水利水電施工企業基于國內外市場抓住關鍵。

四、數字鄉村研究脈絡的可視化分析

(一)數字鄉村熱點主題

高頻關鍵詞分布特征及其詞頻可直觀揭示特定領域研究熱點,有助于精煉研究方向、把握學科發展態勢。通過CiteSpace軟件利用尋徑算法,以“Key word”為節點繪制數字鄉村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其中“N=598,E=820,Density=0.004 8”,分別代表關鍵詞個數、關鍵詞之間連線數以及網絡密度。圖譜中關鍵詞字體及其節點所占面積越大,表明研究頻次越高,擁有更為廣泛的關注度,其中關鍵詞之間連線反映研究領域內節點間的關聯程度與邏輯關系。由圖4可知,數字鄉村研究最大的關鍵詞節點包括“農村、信息化、數字鄉村、鄉村振興、信息服務、數字經濟、數字治理、數字技術與數字賦能”,這些關鍵詞在圖譜中占據面積最大,表明研究熱點集中于上述領域。同時,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不僅成為數字時代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引擎,更是學界回應鄉村轉型發展議題的重要抓手。

圖4 數字鄉村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圖譜

為深入分析數字鄉村研究熱點,通過CiteSpace的詞頻統計功能整理得到關鍵詞排序。由表2可知,除上述提及關鍵詞以外,還包括數字鴻溝、信息技術、數字技術、智慧農業、共同富裕等。這些關鍵詞分別從技術手段、變革領域及發展目標來彰顯并擴充核心關鍵詞之間的邏輯關系,即結合數字鄉村政策文件來認識數字鄉村建設的戰略意義與重點任務,通過協同推進數字鄉村建設使信息技術賦能全局以推動生產生活、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數字化轉型及思想觀念現代化,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數字化變革中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邏輯關系。

在系統梳理數字鄉村文獻內容基礎上,結合圖4和表2所示高頻關鍵詞,可將當前數字鄉村研究主題歸為三類內容,即數字鄉村的戰略背景和理論支撐、概念內涵和運行機制、實現路徑和風險評估(見表3)。

表3 數字鄉村研究主題及其代表性關鍵詞

1.數字鄉村的戰略背景和理論支撐。圍繞數字鄉村戰略提出背景,主要形成以時代背景、發展現狀及其戰略意義為代表的論述話語。從時代背景看,以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新型經濟形態蓬勃發展,數字化、智能化、平臺化的生產組織方式,深刻改變著經濟發展方式與生活方式,數字鄉村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依發展現狀而言,一方面,我國早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在農業生產、農村電商、經營管理及設施支撐方面取得突破,為系統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伴隨城鄉數字鴻溝、涉農行業數字化水平較低及農民數字素養不足等現實問題顯現,以數字鄉村建設破除發展難題成為必然。從戰略意義說,數字鄉村不僅是保障糧食安全,助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舉措,更是激活經濟發展新樣態、提升治理能力水平、實現內源式發展的重要手段。

學界圍繞鄉村數字變革機制、實踐本質及推進策略,大致形成三種理論框架。第一,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明晰數字鄉村的現實基礎。數據要素賦能解放生產力、平臺化組織形式變革生產關系以及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等上層建筑的調整[17],成為鄉村社會轉型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雖然大多數學者不曾明示馬克思政治經濟理論,實際上是在其指導下開展研究,如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18]、治理空間“脫域”轉向“在域”[3]等例證。第二,以社會現代化理論為指導,把握數字鄉村探索實踐的本質特征。從治理現代化視角看,數字鄉村建設為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及構建新型治理格局提供技術支撐。嚴格意義上,變革鄉村治理以實現治理現代化是鄉村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陸益龍便秉持上述認知提出數字鄉村建設實質上是技術、現代化與鄉村發展的關系問題這一論斷[19],搭建起以社會發展視域為核心的研究傾向,補充從國家視域層面探究農村現代化邏輯機制的研究傾向。第三,以復雜系統理論為指導,激活數字鄉村建設行動的資源要素。數字鄉村作為復雜性工程,涉及方面極為廣泛,以系統思維構建整體框架與推進建設成為必然選擇。曾億武等基于系統論提出“數字鄉村建設協同理論是在實現主體、要素、內容與空間協同的過程中,提升數字化協同創新與治理能力,最終形成數字鄉村新系統”[2]?？梢?上述理論邏輯與構建數字鄉村治理共同體來擺脫“碎化片”治理困境的實踐邏輯一脈相承[6]。即整體統籌數字鄉村發展要素,推進鄉村數字化變革進程。

2.數字鄉村的概念內涵和運行機制。圍繞其內涵,學界形成以現代化視角為統領的研究進路,集中體現在社會轉型進程與文明發展形態兩個層面。從社會轉型進程看,出于彌合城鄉數字鴻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考量,《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首次指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盵20]其中技術化應用、農民現代化素養以及內生驅動的現代化進程是學界把握數字鄉村概念內涵的核心要義,同時數字鄉村建設重點任務、戰略目標等邏輯框架成為分析數字鄉村內涵特征的重要依據。進一步深挖其戰略背景可知:數字鄉村是農業信息化的延伸,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以現代信息網絡、信息技術為重要載體與推動力,依托數字經濟發展重構鄉村經濟發展[1]。從文明發展形態看,數字鄉村是與信息時代相匹配的新型農村社會類型,同時鄉村治理理念、經濟發展方式、制度等諸多層面會隨數字技術發展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趨勢?？傮w而言,上述研究思路與概念界定為后續理論內涵研究奠定基礎,呈現出一脈相承的特點。

理順數字鄉村運行機制,是把握數字鄉村實踐規律的現實需要?！皵底粥l村”作為國家戰略,需要關注地方政府對數字鄉村的政策認知與策略建構過程,以理性規劃與運行秩序融匯來實現政策引導與地方基礎的相互耦合。學界亦從諸多角度對此議題展開探討,其中較為典型的便是技術賦能、發展要素以及空間耦合分析。一是發揮科技優勢賦能全過程農業生產,保障糧食安全。在數字技術加持下,用優化糧食產業體系、重構糧食生產體系以及賦能糧食經營體系等方式來提升糧食體系韌性[21],構建自主可控、有效防范風險的創新性農業系統以保障糧食安全。二是激發鄉村諸要素發展潛能,促進鄉村振興。以模式變革與業態創新賦能鄉村產業振興、外源連接和本土培育助力人才振興、媒介兼容和語態進化引領文化振興、常態感知和系統決策促進生態振興、流程再造和空間重塑激勵組織振興[22]。三是實現“虛實”空間合理鏈接,促進城鄉融合。數字鄉村建設充分激發“物理空間”與“數字空間”耦合式互補發展,形成“數字鄉村建設-鄉村現代化-新型城市化”的“三階段”發展模式[23],在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3.數字鄉村實現路徑和發展評估。洞悉數字鄉村現存問題,是探尋實現路徑的重要依據?？傮w而言,數字鄉村仍面臨整體統籌性不足、技術負外部性、社會情境適應性薄弱、鄉村傳統性脫嵌[24]等現實困境。針對上述問題,學界從運行方式、技術路線、網絡優化、問題對策等維度展開討論。首先,把握數字鄉村要旨,探究政策高效落實運行方式,以提升地方實踐的整體統籌性。從優化數字鄉村頂層設計到基層執行試點反饋的落實機制,再到推動政府縱向層級聯動與橫向同級競爭的政策擴散機制[5],在暢通有效地執行配套機制保障下加速推進數字鄉村進程。其次,探究數字鄉村技術路線,領會數字鄉村變革動力的核心要素,以規避技術負外部影響。技術作為工具,其背后暗含著以國家為代表的技術掌控者,韓瑞波在國家與社會關系論證中追溯技術治理邏輯,認為以技術治理驅動數字鄉村實質上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改造,其中動力便是科層化和信息化手段[25],但市場邏輯下技術創新成為數字化轉型的原初動力。因此,技術、社會、國家及市場間的良性互動是實現科技創新和技術賦能的重要保障。再次,立足我國鄉村實際狀況,借助數字技術優化多元主體網絡,以增強建設行動的社會適應性。在“以我為主,博采眾長”的邏輯框架下,形成中國特色的立體化數字鄉村發展模式[26]。最后,面對數字鄉村建設存在的現代化技術要素、治理方式等同鄉土傳統的兼容問題,多元主體賦能不足等內生性困境,針對性提出優化數字環境、促進治理有效、內生主體協同聯動[27]的優化策略?？傮w而言,由共性問題引發的路徑方式取得研究共識,圍繞激發鄉村內生發展動力、凝聚多元主體合力等相關研究嶄露頭角。

數字鄉村發展評估在實證分析中檢驗建設效果,精準把握數字鄉村發展程度、水平測度以及時空演變規律。關于測量發展效果,張鴻等就宏觀環境、設施支持、信息環境、政務環境及應用環境五個方面開展數字鄉村發展就緒度分析后指出,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區域間不平衡問題突出[8];朱紅根等從時間演變、區域差異與時間分布特征剖析區域間數字鄉村發展異質性,按照農業屬性測量三大糧食功能區的數字鄉村發展水平[9],其測評結果與上述論斷相互驗證補充,進一步說明數字鄉村建設良好成效,區域總體差異、糧食功能區內部差異不斷縮小。面對全球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和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不斷深入,科學評價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勢在必行,崔凱等圍繞數字經濟構成“投入產出”的總體框架,設計包含數字環境、數字投入、數字效益以及數字服務四個維度的指標體系[7],為信息化形勢下數字經濟發展考核評價提供重要指導。除此之外,對于農村電商集群質量評價、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的實證測量[28]等研究為鄉村社會高質量發展路徑優化提供依據。

(二)數字鄉村研究前沿

關鍵詞聚類分析是按照各關鍵詞之間的共現強度進行歸類,關系緊密的關鍵詞匯聚成“類”,通過聚類標簽詞及其時間特征判定研究前沿。運用CiteSpace軟件中LLR算法進行聚類分析,得到數字鄉村研究的關鍵聚類圖譜。由圖5可知,聚類模塊值Q=0.728,Q值大于0.3說明聚類值顯著;同時平均輪廓值S=0.808 2,S值大于0.7,足以證明聚類結構合理[12],可為后續合理性分析提供基礎保障。數字鄉村研究主要形成10個顯著聚類:1農村、2數字鄉村、3信息化、4鄉村振興、5數字經濟、6數字治理、7農民、8對策、9農村金融、10農戶。

圖5 數字鄉村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

使用CiteSpace聚類關鍵詞的信息匯總功能,整理得到聚類名稱的時間分布與代表性關鍵詞(見表4)。理順關鍵詞之間邏輯關系以便理解各聚類主題的研究內容,并在聚類平均年份輔助下把握數字鄉村研究前沿。

表4 數字鄉村研究關鍵詞聚類節點明細表

通過觀察圖5和表4并結合精讀樣本文獻,從時間維度、研究內容以及聚類特征三個層面探究數字鄉村研究前沿(見表5)。首先,從時間維度看,探究數字鄉村社會轉型張力的相關研究嶄露頭角。伴隨著鄉村信息化、數字化實踐不斷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取得階段性成就,現代信息技術同農村生產生活全方位深度融合成為時代趨勢。因此,“鄉土性”“歷史性”“收益分配”等現代化轉型張力問題成為研究前沿方向。其次,從研究內容看,助推數字鄉村重點領域現代化變革的邏輯機制研究處于前沿陣地。將關鍵詞隱含邏輯進行關聯性分析可知,以5數字經濟、6數字治理為代表等數字鄉村重點領域數字性變革兼具目標與手段雙重屬性,分別鏈接著鄉村發展的行動指南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在其繼往開來屬性加持下重點領域現代化的運行機制成為前沿方向。最后,從聚類特征看,激發數字鄉村行動合力的相關研究引人注目。數字鄉村作為國家戰略,政府主導模式的政策落實機制成為前期數字鄉村行動的重要方式,數字下鄉而“鄉村不動”便揭示國家政權建設邏輯下國家與社會的博弈關系,更為社會力量的發揮提供條件,主體層面的協同治理、共同體話語,要素層面的信息孤島、媒介融合以及收益層面的協同共享等激活發展合力的創新性策略成為研究前沿方向。由此觀之,數字鄉村轉型機制、實踐導向下的建設路徑是數字鄉村研究重點內容。

表5 數字鄉村聚類名稱及其研究前沿

為驗證上述研究前沿判斷的準確性,利用CiteSpace的關鍵詞突現檢測功能分析不同發展階段突現詞及其強度,得到數字鄉村研究突現詞網絡(見圖6),以突現狀態的時間延續性規律來檢驗數字鄉村領域的前瞻性研究。由圖6可知,以“信息化”為代表的前期研究突現詞在2018年基本結束,凸顯強度遠低于“數字鄉村”“鄉村振興”等突現詞,表明前期研究熱度、學術影響力相對較弱。數字鄉村相關突現詞時間偏于新近而且時間跨度短,其前沿研究呈現出“掃帚型”相對分散式研究特點,尚處于百家爭鳴的發展階段。將突現詞進行關聯性分析可知,數字鄉村概念內涵、戰略意義等認知層面取得學界共識,技術賦能、普惠金融、智慧農業、數字治理等促進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行動策略成為研究前沿。

圖6 數字鄉村研究突現詞網絡

綜上所述,將數字鄉村研究前沿認定為以行動導向的路徑機制分析,即在新時代的中國鄉村,通過分析鄉村社會轉型張力,探尋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機制以及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性路徑,在工具價值與理性價值的緊密結合中推動鄉村振興,加快城鄉融合,建設數字中國。

1.工具屬性: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機制。伴隨著數字鄉村戰略整體構想逐漸明晰,從前期注重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村生產生活的深度融合,到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實施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工程,加快農村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建設,面向數字鄉村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機制成為學界研究前沿。除前期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等轉型機制備受關注外,現有研究也對治理數字化、公共服務可及性、文化生產激活等領域的轉型機制展開熱烈討論。一是數字鄉村治理領域。在數字治理技術同鄉村社會基礎形成契合并與傳統治理模式進行調試的過程中為治理革新提供社會土壤[29],同時以數字技術促使治理主體增能、方式創新、共同體再造,為村莊治理新模式供給協同治理的多元場域[30]。在此基礎上,構建數字鄉村治理在制度、技術、需求方面的“三維驅動”機制,通過行為規范、組織聯動、敏捷思維及技術支撐實現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二是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數字鄉村背景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仍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網絡設施建設落后與數字化技術應用不足問題,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實乃大勢所趨。從農村公共服務核心理論出發,搭建數字化、智能化場景下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可及性的“輸入-轉化-輸出-反饋”邏輯框架,在供需接軌、資源整合、科學考核、信息反饋中形成農村公共服務新發展格局。在移動互聯視域與受眾視角下,馮獻等從可達性、可接受性、可獲得性、可適應性與可利用性五個方面構建鄉村公共服務可及性測評指標體系,在實證分析中針對區域、個體間存在可及性層面的“數字鴻溝”提出政策建議[31]。三是鄉村文化生產領域。從主體賦權看,鄉村數字圖書館所具有的“話語賦權”功能[32],在信息傳遞、文化傳播、思想對話中實現賦權于民,一定程度上延展文化場域的空間形態,使復合型功能進一步發揮。從空間互動看,三農短視頻不僅是農民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媒介和成果,更是鄉村與虛擬空間互動的重要場域,采取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形式生產并傳播思想文化成為文化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方向。

2.價值屬性: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性路徑。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33],農業農村數字化高質量發展作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重要組成部分,是新階段數字鄉村建設的核心目標。在此背景下,對于“推進高質量發展”政策意蘊的貫徹與落實、促推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性路徑成為前沿研究內容,涉及信息化歷史論、社會治理論與共同富裕論等典型路徑研究。一是信息化發展歷程論。農業全產業鏈數字化與農村全方位數字化高質量發展是數字鄉村建設的核心要義,對于違背上述要義的實踐誤區應在數據要素賦能、公共資源分配調整、保障機制完備有力及干群數字素養提升方面予以優化[13]。二是創新社會治理論。馬香品等在馬克思社會治理思想與國家治理理論結合中探尋推進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并對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進行模型分析,指出數字素養是根本性影響因素,需以多元主體賦能激活發展內生動力、增強社會治理能力[34]。三是尋求共同富裕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維度下,面向共同富裕的數字鄉村是實現農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制,以數字化引領致富能力與智能化共享“均衡發展”協同推進數字鄉村建設[35],結合兩者“手段目標”的邏輯關系與共同富裕的內在屬性,應從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共獲優質公共服務、共處美好家園的分配端對其提出更高要求,進一步深化數字鄉村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屬性。整體來看,通過實證調查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目標、運作機理、創新路徑等內容與推進共同富裕、數字中國建設緊密銜接,在未來仍將占據研究前沿并不斷完善。

(三)數字鄉村研究趨勢

借助CiteSpace繪制數字鄉村研究的關鍵詞共現時區圖譜,梳理其研究熱點隨時間變遷的發展趨勢,有助于辨識研究前沿的演化規律。由圖7可知,農村信息化作為數字鄉村前身,圍繞“農村”“信息化”等核心節點的相關研究自2001年以來便嶄露頭角,在中期短暫滯緩后過渡到以“數字鄉村”研究為核心的蓬勃發展階段。據此,可將數字鄉村研究發展趨勢概括為2001-2017年的萌芽期和2018年至今的發展期。

圖7 數字鄉村研究關鍵詞共現時區圖譜

1.自2001-2017年是數字鄉村研究的萌芽期。加速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相關政策的陸續出臺,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界對于信息化的學術研究。此時學界提及的“三農”信息化、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等概念便與數字鄉村密切相關,甚至2007年云南省在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的實踐探索過程中提出實施“數字鄉村”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相關研究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01-2005年,在農業信息化示范區輻射作用下,學界重點探究農業農村信息化的概念內涵、價值意蘊、發展現狀與推進策略[36-37]。二是2006-2012年,伴隨2015年10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正式提出及其實施意見對于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多次強調,關于“三農”信息化的理論研究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手段-目標”的邏輯銜接[38],并逐步過渡到新農村信息化建設研究。三是2012-2017年,在信息化建設取得階段性成就背景下,相關研究集中于信息化攻堅研究、成效總結以及銜接“四化”同步等方面[39],呈現出熱度衰減、繼往開來的過渡性特征,為后續數字鄉村研究奠定重要基礎。

2.自2018年至今是數字鄉村研究的發展期。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成為指導新時期數字鄉村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國家層面相關政策陸續出臺、體系不斷完善使數字鄉村逐漸由戰略構想走向實踐探索?？傮w而言,宏觀政策導向、實踐發展需要、學者主觀傾向三重驅動力使數字鄉村理論研究不斷深入。由圖7可知,發展期圍繞數字經濟、數字治理、數字素養、數字金融等重點領域的轉型發展貢獻學術力量,呈現出整體性研究轉向特定領域數字化變革這一顯著特點。其中信息化研究伴隨數字鄉村戰略的提出,逐漸走向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新階段,是推進“四化同步”的重要動力,為數字中國建設奠定基礎。在研究內容漸趨具象化、研究話語逐漸完善情況下,后續研究需要重點關注數字鄉村的實務進展,聚焦推進數字化變革的鄉土性情境,同時在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本質屬性指引下,結合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辨證規律,實現數字鄉村與共同富裕、數字中國建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銜接式發展。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運用CiteSpace軟件繪制知識圖譜,對其文獻特征、質性內容進行可視化分析,其研究呈現出技術層面工具與價值理性相統一、主體層面問題與發展視域相結合、挑戰“螺旋式上升”與創新性策略相契合的研究特點。研究發現:第一,數字鄉村研究時間序列劃分為起始成長期(2001-2011年)、高峰衰退期(2012-2017年)與再創輝煌期(2018年至今)三個階段,數字鄉村政策文件、現實意義及探索實踐成為激發研究熱潮的重要因素;第二,數字鄉村是跨學科屬性的復合型議題,相關研究尚未形成緊密聯系的科研合作網絡,學科交叉視野下的融匯型研究是未來研究方向;第三,數字鄉村研究高頻被引文獻劃分為兩類,即數字鄉村框架建構或政策解讀與信息化賦能農業農村的時代性議題,其研究從整體框架建構與技術“賦能”基調層面為后續研究細化奠定學理基礎;第四,當前研究主題聚焦于數字鄉村的戰略背景和理論支撐、概念內涵和運行機制、實現路徑和風險評估,在探尋社會條件、尋覓思想指引、構建整體框架、把握發展規律、探尋變革動力、探索實踐路徑、評估發展效果的邏輯關系中循序漸進;第五,前沿內容聚焦于探尋推進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機制及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路徑,反映出數字鄉村學術研究的實踐屬性,演變趨勢可概括為萌芽期和發展期,結合時代變遷規律實現“數字鄉村”與共同富裕、城鄉融合、現代化轉型、數字中國建設等重大目標的銜接式發展成為新時代鄉村發展的本質要求。

(二)研究展望

基于研究熱點及其前沿問題,未來數字鄉村研究應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

1.反思發展——探究數字鄉村未來形態。隨著數字鄉村建設如火如荼地展開,以政策為導向的解讀與落實類研究占據重要位置,但對于數字鄉村發展的極限問題、未來形態等具有反思、前瞻屬性的學術研究較少。面對技術負外部性、數字能力不平等背后運作機制以及諸多不確定性挑戰,“數字鄉村走向何處”仍需學界予以差異化的情境分析,在技術與社會相互促進中贏得新發展;智慧農村藍圖構想的科學性、可行性仍需在學術交流、實踐檢驗中予以發展。

2.時代變遷——促進數字鄉村主體轉型。人的現代化是農村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環節,現有研究集中于經濟、治理、文化、公共服務等重點領域的轉型機制分析,缺乏系統性研究多元社會主體現代化轉型的價值意義、方向目標、實現方式等。關于農民數字素養相關研究雖占據一定比例,但內源式發展模式依舊難以形成。因此,對于農村社會數字化轉型,社會主體、社會組織等轉型機制、主體性力量激發仍需學界挖掘,以真正實現“人”在數字鄉村中全面發展。

3.整合機制——增強數字鄉村關聯屬性。鄉村數字化轉型意味著發展,同樣伴隨著陣痛,變遷期發展要素、主體間的整合機制研究便格外重要。信息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能夠解決“有無”問題,卻難以突破“信息孤島、數據煙囪”引發的共享問題;同樣數字賦能的差異化、數字紅利的隱形門檻、虛擬化的社會互動形式和場域等,使主體間的緊密聯結面臨新型挑戰。在此背景下,跨學科視角下面向要素統籌、關系整合的機制路徑研究亟待深入,以緩解轉型張力、矛盾實踐,增強鄉村互動與發展的整體性和依賴性。

4.理論構建——總結數字變革的中國實踐。從農村信息化到數字鄉村建設,應用社會現代化及治理現代化等理論指導實踐的相關研究居多,缺乏基于數字鄉村實踐的現代化話語和理論構建。立足農業文明、把握發展大勢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數字鄉村建設更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治理能力現代化、人的全面發展與共同富裕奠定重要基礎。在數字鄉村建設進程中亟需圍繞歷史傳統、實踐特色、邏輯機理、中國經驗等內容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而當前正是中國鄉村社會轉型發展與現代化理論建構的絕佳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