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研究

田浩然,趙之燦

(中國人民大學 教育學院, 北京 100872)

一、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1]。從世界范圍來看,當今世界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80%,實現了深度普及化。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或地區都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質量有巨大飛躍,都孕育和發展成世界科技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2]。2022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9.6%,離深度普及化還有一定距離,但結合人口變動趨勢來看,提高相同毛入學率不再需要與過去一樣的快速擴張規模。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3]。面向2035年,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龍頭作用,不僅需要繼續擴張規模及深度普及化,更需要優化高等教育資源布局結構,加快建設支撐世界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高等教育中心。

自2020年開始,中國高校進行了新一輪布局調整,主要包括院校新建、整體搬遷和異地校區建設3種模式。院校新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主,既有以大灣區大學為代表的自主建設高校,也有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的境外合辦高校和以深圳理工大學為代表的境內合辦高校。整體搬遷既有如山西師范大學遷往太原的省會集聚現象,也有如首都醫科大學遷往郊區的現象。在異地辦學方面,教育部2021年印發的《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明確“從嚴控制高校異地辦學”,旨在統籌資源配置,優化資源布局結構,提升高校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創新發展的能力。伴隨著一系列高等教育資源布局調整,中國已初步建立以北京、上海、深圳為中心的三大創新集聚區(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有望據此打造世界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上述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的調整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再分配和區域創新發展的大布局,既有消弭區域差距的政策,又有增強集聚優勢的舉措。

高等教育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需要通過優化資源布局結構,釋放更大的創新效應,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發揮龍頭作用。那么中國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與創新之間呈現何種關聯?高等教育資源布局是否需要同創新的集聚性相適應?本文考察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以期為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提供證據支持。

二、文獻綜述

(一)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

集聚性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的顯著特征,集聚布局是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一種重要形態,是以空間布局結構支撐高水平科技創新的必然選擇。高等教育布局是指高等教育資源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空間分布、組合方式及區域間的聯系[4]。薛穎慧等研究發現,中國高等教育資源高度集聚于省會和副省級城市,在行政區內存在嚴重布局失衡[5-6]。勞昕等基于ArcGIS和地級市數據分析發現,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呈多中心分布結構,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效果受到空間布局結構制約[7]。劉寧寧研究發現, 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呈多中心分布特征, 主要可分為國家高等教育中心、國家高等教育次中心、區域高等教育中心、省域高等教育中心和地方高等教育中心5個等級[8]。劉華軍等研究表明,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特征,且分布的極化程度呈明顯上升趨勢[9]。上述相關研究多是描述性、相關性分析,雖觸及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布局的一些重要特征及成因,但對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與區域創新之間的關系還缺乏討論。

在中國高等教育資源未來增量相對不足和存量配置不夠合理的雙重背景下,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以進一步發揮“集聚—溢出效應”成為題中應有之義。高書國認為,高等教育普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口結構變化和城市群建設是未來調整高等教育結構的戰略起點和重要動力[10]。李紅指出,中國高?？傮w呈現圍繞超大中心城市“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間分布格局,結合與經濟社會和人口的協調情況來看,其實空間分布較為均衡[11],但絕對意義上呈現集聚布局和優勢發展。李立國等發現,在高校數量、培養規模上中西部與東部并無顯著差距,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失調的問題不僅存在于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廣東、浙江等經濟強省的布局也不足[12]。謝維和等強調以“協調發展”指導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13],為適應城市創新發展的集聚性,高等教育也應集聚布局,從而保證與“協調”意義上的相對平衡發展不相沖突?？梢哉f,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相協調,是高等教育資源布局調整的一個基本邏輯,集聚布局也是“協調”的產物。

縱觀相關研究發現,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同時存在“不均”和“失調”問題。集聚勢必形成不均,但未必導致失調。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在省會的極化趨勢是否合理?省域集聚布局的潛力和限度在哪里?由于目前對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影響區域創新的討論比較匱乏,回應上述一系列問題還缺少支撐。

(二)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影響區域創新

創新包括科技、產業、產品、制度、戰略和文化等各方面協同創新,其中科技創新是關鍵。高校滿足科技創新的人才邏輯和知識邏輯,是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14],既可以通過人才培養間接影響,又可以通過知識創新和技術轉化直接參與。高等教育資源結構會對創新效率產生影響,即資源規模和質量具有不同的創新效應。張心悅等認為高等教育質量直接影響技術進步,數量則經由人力資本存量影響創新[15]。黃容霞等指出高校人力資源集聚對城市不同層次創新的影響也不同[16]。受人才流動影響,研究生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影響創新具有空間溢出效應[17]。不同類型高等教育資源會對區域創新形成差異化的空間效應,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在規模、質量、范圍等層面存在分化。

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是區域創新的重要支撐。高等教育資源集聚相比于單個大學的發展路徑而言,會帶來更多的創新要素集中和交流互動,更易產生創新網絡與生態。何宜慶等從要素流動視角探討高等教育與創新績效的關系,發現高等教育集聚、研究與開發支出均對區域創新績效顯現出正效應,而要素流動的作用呈現區域差異[18]。陳林心發現本地高校數和在校生人數對鄰近城市創新具有顯著影響,存在負向溢出的競爭效果[19]。梁爽等研究發現,不同類型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對城市群創新的影響存在差異,資源集聚并非一直給城市群創新能力帶來正效應[20]。在中國五大城市群中,高等教育資源的數量單中心分布及集聚格局與城市群創新之間呈現顯著負向關聯,而質量資源集聚是顯著正向關聯[21]。

集聚與分散是區域經濟學描述區位布局結構的一對基本范疇?！爸行牡乩碚摗碧接憛^位結構形成的機理,其創始者是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該理論闡明經濟力量能夠在完全同質的地域形成一定的中心區位結構[22]。廖什(L?csh)在此基礎上指出,隨著與中心的距離的擴大,次中心規模將擴大,形成的“市場網絡”分布結構具有動態適應能力[23]83。勃溫特(B?venter)對克里斯塔勒、廖什等人的區位結構理論進行整合,指出經濟上決定區域差別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要素聚集、運輸成本和對土地要素的依賴性,要素聚集會帶來內部效應(規模效應和堵塞效應)和外部效應(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23]87-90。要素布局究竟是該分散還是集中,取決于正反兩股集聚效應的力量對比。國內相關實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資源的空間布局服從區域經濟學的一般集聚規律,由內部集聚效應和外部集聚效應共同塑造[15,20-21]。因此,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與區域創新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聯。高等教育規模和質量在影響創新的機制上存在本質差異。故本文圍繞非線性假說,檢驗省域高等教育數量、質量兩類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及地區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借鑒同類型文獻做法,采用創新生產模型作為基準計量模型,將影響區域創新的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指數作為獨立變量[24],構建創新生產函數如下:

(1)

其中,被解釋變量Y為區域創新,K為物質資本投入,L為人力資本投入,B為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X為控制變量集,A為外生給定的產出率。將變量B分解為高等教育數量資源布局N和高等教育質量資源布局M兩個變量,分別考察“數量集聚”效應和“質量集聚”效應,擴展后的模型如下:

(2)

進一步對式(2)進行對數化處理,為驗證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非線性創新效應,引入核心解釋變量二次項,導出回歸模型如下:

(3)

其中,下標i、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μ、ν分別是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ε為擾動項,其余為待估參數。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區域創新

區域創新主要有3種測度方式。一是用創新成果數量測度,通常由專利數代表。二是用創新轉化收益測度,通常由新產品銷售收入代表。三是用復合指標測度,比如從投入、產出等方面綜合衡量。復合指標可能內含相關變量,導致內生性問題使模型失去意義,而創新轉化存在不確定性和滯后性,故基于成果數考察區域創新,采用“發明專利授權數”進行測度。

2.核心解釋變量: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

空間布局結構的測度發端于城市規模研究,一般從人口規模、經濟規模等角度判斷一個區域的結構分布。以往測度主要分為兩種:一是直觀的集聚程度測度,如采用首位度、空間基尼系數和赫芬達爾系數測度,基本原理是測量區域內分布的均衡程度,指數越高則區域內分布越不均衡;二是對區域內中心分布情況的測度,重點突出中心分布結構,如采用位序-規模法、莫蘭指數測度。為形成對照并提高結論穩健性,兩類測度各取其一,選用首位度測量和位序-規模法進行分析。

位序-規模律反映城市規模與該城市規模排序關系所存在的規律,計算方法如下:

lnHi=C-qlnRi

(4)

其中,Hi為按規模大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規模,Ri是城市i的位序,C為常數,q為回歸系數。q>1,表明服從單中心分布,核心城市突出;q<1,表明服從多中心分布,分布較為均衡;q=1,表明完全服從齊普夫(Zipf)法則。q值越大即越集聚。

首位度計算公式如下:

S=P1/P2

(5)

其中,P1是省域內高等教育資源規模最大的城市,P2是省域內高等教育資源規模次大的城市。首位度S越大,則前兩位之間的差距越大,首位集聚程度越高。

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內的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與本文分析口徑不一,同時西藏、青海、新疆、海南數據缺失嚴重,故剔除上述8個省份,就23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展開研究。高等教育質量和數量資源空間布局均采用q值和S值表征,分別代表布局的單中心程度和首位集聚程度,將q值作為基準變量,S值作為對照。學界常使用教育經費水平表征教育質量水平,加之人才是“第一資源”,故主要考慮經費和人才兩類質量資源。為更多體現高等教育與創新的聯系,將其進一步鎖定為“科技經費”和“高級人才”。已有研究觀測到高?？蒲腥藛T的高級職稱比例對發明專利具有顯著正效應,并解釋為高級職稱代表科研人員的培養能力、科研能力和資源獲取能力[25]?？萍冀涃M投入是高校進行創新的重要物質基礎,購置設備、引進人才、建設基礎設施均需要大量經費。綜上,參考已有經驗[15,21,25],采用“高校高級職稱教師數”和“高?？萍冀涃M投入”表征高等教育質量資源,采用“在校學生數”表征高等教育數量資源。

3.其他控制變量

根據創新生產函數的定義,創新產出受經費投入(K)和人力投入(L)的影響,分別采用R&D經費支出和R&D人員全時當量控制,并參考已有文獻控制其他因素[15]:用城鎮人口占比衡量城鎮化率,用人均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技術市場成交額衡量技術市場發展程度,用勞動力人口中高等教育學歷者占比衡量勞動力技能水平,用“1-公共財政支出/GDP總額”衡量市場化程度。

4.數據來源

原始數據全部整理自相關年鑒和數據庫,包括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筑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創新專利研究(CIRD)及各省份地方統計年鑒(2008—2017年)。由于城市層面的“高校高級職稱教師數”和“高?？萍冀涃M投入”兩項核心指標只更新到2017年,因而數據截止到2017年,城市層面的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全?；鶞驶貧w變量的簡單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簡單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省域集聚布局的描述性分析

圖1列示位序-規模法測度的2017年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情況。從高等教育資源不同類型來看,各省域質量資源和數量資源均為單中心分布(q>1),說明單中心集聚是中國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的基本現狀及固有邏輯。

圖1 位序-規模法測度的2017年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情況

除貴州以外,其余省份高等教育質量資源均比數量資源更為集聚。質量q值(經費)前3位依次是寧夏、黑龍江和甘肅,倒數3位依次是江蘇、湖南和河南。質量q值(人才)前3位依次是寧夏、黑龍江和吉林,倒數3位依次是江蘇、河北和河南。數量q值前3位依次是吉林、貴州和黑龍江,倒數3位依次是江蘇(1.03)、河北(1.06)和山東(1.08),且在數值上接近于多中心分布。在集聚程度排名后3位的省份中,既有江蘇等高等教育資源富集的省份,也有河北和河南等高等教育資源不足的省份。集聚程度排名前3位的省份均位于中西部、東北等高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地區。經費q值和人才q值排名前10的東部省份僅有福建,其余均在中西部和東北。從總體上來看,高等教育資源總量相對不足的省份高度集聚,高等教育資源總量相對充足的省份則分散化布局。江蘇高等教育資源分布最均勻,初步形成“質量單中心—數量多中心”的布局,這與已有研究對長三角城市群的觀測基本一致[21]。吉林和寧夏則是典型的高度集聚,呈現“質量單中心—數量單中心”布局。此外,即使都表征高等教育質量資源,經費資源卻比人才資源更加集聚,可能意味著中心地區高校以較少的高級人才配置著較多的科技經費,人才中心對科技經費的獲取力和吸附力更強。

圖2、圖3列示位序-規模法測度的2009年、2013年和2017年省域高等教育質量資源和數量資源的集聚布局情況。從時間維度上看,無論數量資源還是質量資源,中國各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均長期呈現單中心分布(q>1)。較之2009年,絕大多數省份2017年的高等教育資源集聚程度有所下降,但質量q值和規模q值均仍大于1,說明分散化布局是一種趨勢,但集聚布局是固有態勢,質量資源的單中心分布仍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西部和東北處于高等教育資源高度集聚的穩固狀態,而中部和東部的部分省份對集聚布局逐漸有所調整,開始趨向于一定程度的分散化,數量資源的多中心化趨勢愈發明顯。

圖2 位序-規模法測度的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各省份質量q值(經費)

圖3 位序-規模法測度的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各省份規模q值

采用首位度法測度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情況發現(1)篇幅所限,略去采用首位度法測度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情況的結果。,絕大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資源呈首位集聚,僅河北、遼寧、福建、山東和廣西呈“雙子星分布”形態(2)位序-規模法認為首位城市是次位城市的兩倍屬于理想狀態,故將S值小于2定義為“雙子星分布”形態。,即首位城市和次位城市之間差距較小。綜合規模位序和首位集聚可以發現:第一,通過首位集聚打造高等教育中心與省域整體均衡化布局并不沖突。比如,2017年河北質量q值與數量q值均不小于江蘇,但S值卻更低。第二,各省域高等教育資源的單中心分布程度均有所下降,而首位度下降相對不明顯,說明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增量并非流出首位城市,次中心集聚也未強化,多中心化是在固有的集聚布局基礎上產生的,仍遵循集聚發展和優勢發展的邏輯。

(二)基本回歸結果

本節檢驗省域高等教育數量、質量兩類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見表2):列1和列2檢驗數量資源集聚、質量資源集聚各自的線性效應;列3中同時放入兩類資源集聚變量進行分析;列4中引入二次項考察非線性效應。

表2 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影響創新的基準回歸

表2的列3顯示,高等教育數量資源集聚q值不顯著,質量資源集聚q值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省域高等教育質量資源集聚布局可以對發明創新產生促進作用。將列3與列1、列2進行對比發現,數量資源集聚q值和質量資源集聚q值對彼此效應幾乎無影響,意味著二者各自具有較獨立的效應機制。列4顯示,數量資源集聚q值及其二次項均不顯著,質量資源集聚q值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且二次項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質量資源集聚對創新呈現倒U型影響,即省域高等教育質量資源存在一個最佳的集聚度,在集聚不夠充分時,強化集聚布局仍能促進創新,但超過閾值后將抑制創新。在控制變量方面,R&D人員全時當量、勞動力人口中高等教育學歷者占比、城鎮化率和市場化程度均顯著為正,顯示出人才、教育、城鎮化和市場機制對創新的支撐作用。

(三)地區異質性檢驗

不同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總量、布局結構和創新需求的差異較大,故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將形成地域分化。參考已有做法[26-27],按“東部”和“中西部”(3)本文對23個樣本省份地域劃分如下:東部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遼寧、吉林和黑龍江8省;中西部包括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和寧夏15省(區)。分組回歸(見表3),以檢驗地區異質性并提高結論穩健性。

表3 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影響創新的地區分組回歸

表3的列2和列3顯示,高等教育質量資源集聚q值的一次項為正,二次項為負,依然支持省域高等教育質量資源集聚布局具有倒U型創新效應的結論。這一倒U型效應在中西部顯著,但在東部不顯著,中西部(q=4.2)的拐點比東部(q=2.1)靠后,意味著中西部更適宜“質量單中心”分布,應集聚布局和優勢發展,而東部可能需要適度分散化布局,避免過度極化。東部高等教育數量資源集聚q值的一次項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二次項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且拐點(q=1.5)比質量資源集聚(q=2.1)靠前,更接近“多中心”分布(q<1),亦支持東部適宜在省域內適當分散化布局,尤應減輕高等教育數量資源集聚的極化程度,這與分析城市群得出的結論一致[20-21]。

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差異化創新效應,主要源于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創新發展階段和高等教育資源總量的差異。東部資源總量大,省域內中心城市集聚著相當體量的高等教育資源,人才培養和科研創新的質量水準較高,足以釋放充足的內部集聚效應支撐創新,但釋放外部集聚效應還需要非中心地區的承接與協同,故東部數量資源集聚q值呈現顯著倒U型效應。從整個創新鏈上看,承接與協同是中后端環節,需求的質量水準或前沿水平相對較低,故東部質量資源集聚q值與創新之間的倒U型關聯并不顯著。另一方面,中西部資源較為短缺,需要將省域有限的資源匯集起來,由中心城市集聚足夠的質量資源來支撐創新。同時,中西部的省域中心城市多處于創新發展的早期階段,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非中心城市尚未進入需要承接與協同的創新發展階段,故中西部只有質量資源集聚q值呈現顯著倒U型效應。

(四)進一步分析

1.人才集聚的創新效應

人才是第一資源,建設人才中心是打造創新高地的必要條件,“中心”和“高地”都是資源集聚布局、優勢集中發展的結果。本節將高等教育人才集聚q值作為質量資源集聚布局的測度指標,通過直接替換和重新引入變量分析人才集聚的創新效應,結果見表4。

表4 省域高等教育人才集聚的創新效應

表4中,列2將列1中的經費集聚q值替換為人才集聚q值后,人才集聚q值仍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兩種質量資源集聚測度具有互通性。列3引入人才集聚q值后,經費集聚q值系數有所降低且不再顯著,而人才集聚q值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根據渠道檢驗思想[28],可以將這一變化歸為省域高等教育人才集聚(相比于經費)是更本質的創新效應源。列5在基準非線性模型中引入人才集聚q值,結果與列3一致,結論穩健。

2.首位集聚的創新效應

前文的實證分析基本支持“集聚驅動分散”的觀點,即充分釋放內部集聚效應后,需要將一定資源分散布局以釋放更多外部集聚效應,而省域整體的均衡化布局與首位集聚布局并不沖突。本節將測度方式換為首位度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并分析首位集聚和單中心分布的創新效應差異(見表5)。

表5 省域高等教育首位集聚的創新效應

表5的列1顯示,省域高等教育經費集聚S值在1%水平下與發明專利授權數呈現顯著倒U型關聯,與基準結果一致,列2、列3的分組回歸結果也與之前觀測相一致。需注意的是,列3中數量集聚S值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東部的省域高等教育數量資源集聚S值每提高1%,發明專利將增多0.394%。前述結論表明: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首位集聚和“多中心”分布在促進創新的意義上并不沖突,對于東部而言,首位城市“做大做強”和適度“多中心”布局均能促進省域創新。

五、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縱觀國內外經驗,集聚性是區域高等教育布局的顯著特征,也是區域創新發展的基本規律。高等教育資源在數量、質量、類型各方面的差異以及地域條件,均影響著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本文利用2009—2017年省級面板數據,在測度中國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基礎上,圍繞區域經濟學中關于集聚效應的非線性假說,探究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與創新之間的共變關系,檢驗省域高等教育數量、質量兩類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及其地區異質性,并通過更換變量測度、考慮人才集聚和首位集聚特殊性等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是省域集聚布局是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的基本特征,集聚發展是高等教育支撐區域創新的基本路徑。位序-規模法測算發現,長期以來,高等教育數量資源和質量資源均在各省域呈現“單中心”分布特征(q>1)。首位度法測算發現,除山東、福建、廣西外,余下的20個省份的高等教育數量資源和質量資源均高度集聚于省會(S>2)。兩種測算結果都發現,各省域的高等教育質量資源均比數量資源更集聚。

二是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與創新之間呈現顯著關聯,加強省域高等教育資源的集聚布局可以顯著促進創新。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省域高等教育的質量資源集聚布局與創新之間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聯,而數量資源集聚布局并不顯著。

三是省域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具有地區異質性。質量資源集聚的倒U型創新效應在中西部顯著,東部不顯著,說明中西部更適宜省域“質量單中心”分布。數量資源集聚的倒U型創新效應在東部顯著且拐點比質量資源集聚更靠前,q值更接近于1,說明東部省份更適宜“數量多中心”分布。

四是“人才集聚”和“首位集聚”在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影響創新中具有獨特意義。較之經費資源集聚,人才資源集聚是更為重要的創新效應源頭。在促進創新的層面上,省域內的首位集聚和多中心分布并不沖突。首位城市充分集聚發展是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均衡化及形成“多中心”分布的必要前提。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主要結論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以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支撐創新高地建設,充分釋放內外部集聚效應

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空間布局的總體不均衡程度低于美國[12]。從與創新關系最密切的研究生教育來看,美國前1/5的州域集聚著全國54%的研究生培養規模,而中國前1/5的省域集聚著全國的48%[29],比美國低6個百分點。高等教育資源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等優質資源的集聚發展,支撐美國建成多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高地。省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均衡化主要源于集聚效應的進一步釋放,離不開集聚中心的增長驅動和輻射帶動,是一個“集聚驅動分散”的過程,而非人為直接的存量搬運或轉移。為使高等教育集聚布局的創新效應最大化,應長期堅持集聚布局、優勢發展戰略,而且科技經費、高端人才等質量資源比院校數、學生數等數量資源更應集聚布局。通過集聚高等教育資源來促進創新研發水平和中心輻射能力的提升,打造省域各自的高等教育中心和創新高地。在集聚的基本盤上,進一步釋放外部集聚效應,在全省域范圍創造更大的創新增量。首先,省域中心城市需要打造成為帶動全省域及鄰近省域,甚至全國創新的輻射源。其次,高等教育數量資源在內部集聚較為充分的情況下應避免極化,適當分散化布局。鼓勵中心城市的優質高等教育機構外出興業,探索創辦教學型、應用性的科研院所,為擴大高校創新服務范圍和中心城市的創新影響力提供動能。

2.在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布局基礎上優化配置結構,進一步完善區域創新格局

對于各區域創新系統來說,有必要明確自身創新發展定位及所處階段。在省域“中心”充分釋放內部集聚效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鄰近非中心城市的創新消化、轉化能力,完善“中心—承接”的區域創新格局。非中心城市的承接與協同創新能力不一定能夠自發提升,“中心—承接”格局的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地區之間創新能力差距的擴大與縮小、中心優勢形成與集聚驅動分散的循環交織,需要省級乃至中央政府適時進行統籌與協調。中心城市應定位為自主創新型的中心輻射高地,圍繞研究型大學形成知識創新源頭,與本地和中小城市高新技術企業形成區域“產教學研用”協同創新的知識網絡體系。中小城市建設創新承接體系應圍繞應用型、職業型高校及少數研究機構,依托具有區域特色的主導行業打造知識經濟圈。建議重點扶持成果轉化率高的高校,借助學校專業優勢和科研資源,發揮科研技術平臺的支撐作用,搭建以校企合作為基礎的科教融匯平臺,為高校承接區域發展提供保障和支持;吸引科技金融、法律咨詢、專利產權保護等中介組織進入,扶持與鼓勵大型中介組織做好跨市域創新服務;聚集高校理、工、商等學科資源,創新實驗室等研發基地以及引進相關市場資源,加快完善“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示范應用—產業化”全鏈條創新,為產業集聚和技術的進步與擴散輸出強大動能。在省域創新中心已經集聚發展充分、形成較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前提下完善“中心—承接”區域創新格局,在省域內適度分散化布局高等教育數量資源,考慮向非中心城市轉入、優先布局一批教學型和應用型高等院校。

3.基于不同省域發展現狀差異化集聚布局,逐步探索多中心發展模式

針對不同省域的發展現狀,差異化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資源。對于高等教育資源較為富集的東部省份而言,中心城市集聚的高等教育資源已經達到一定體量,足以形成相當的辦學質量和研究能力支撐自身的總體創新增長,但還需要省域內其他城市的承接與協同來進一步釋放外部集聚效應,以支撐省域總體乃至更大范圍的創新增長。建議加強與周邊中小城市的聯系,通過增設研究院和異地校區或新建地方院校等形式,來改善固有的單中心分布,同時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勞動力素質等方式進一步提升中小城市承接、轉化和吸收創新的能力。還應更好發揮高等教育在培養人才、吸附人才、集聚人才上的作用,建設與人才中心同頻共振的高等教育中心。創新人才具有主動流向充滿創新活力和需求旺盛區域的傾向,人才越是“拔尖”,越會“用腳投票”。東部發達省份在逐步探索多中心發展的過程中,應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尊重創新人才、研發型企業的流動意愿,讓創新主體及要素在集聚和分散之間自發達到動態平衡,激活中心城市與其他地區的創新聯系。高等教育資源較為短缺的中西部省份只有將有限資源匯集起來,保證中心城市充分集聚才能有力支撐創新,但省域內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嚴重失衡的問題也由此成為常態。建議中西部圍繞成都、武漢等創新潛力大的支點城市,以跨省域城市群等為載體推動創新高地建設,將高等教育資源布局模式從“以行政區劃為本”的邏輯轉變為區域協同邏輯,打破限制外部集聚效應釋放的行政區劃壁壘。部分中西部省份可以定位為“次中心”或“協同中心”,在跨省域地理連片上合力完善區域創新系統,共同探索“主中心—次中心—協同中心—多中心”有序分布的集聚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