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新聞業如何擁抱互聯網？

劉欣雨

推薦書目：《互聯網新聞學：基本范疇與中國情境》，王斌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當互聯網的作用超出技術范疇，成為影響社會運作底層架構的重要因素，新聞行業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新聞常規的時空重塑、新型數字平臺的崛起、新聞職業的角色轉變與價值位移……時代的脈搏不斷跳動，帶來新聞學的“美麗新世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王斌歷經十年的醞釀與思考，于2023年9月推出新書《互聯網新聞學》，書中系統考察了數字化技術引發的新聞運行體系創新，從新聞表征變化出發探究了學科核心議題迭代，為我們把握當下傳媒現實和變革趨勢提供了有益啟發。

波動的時代與行業

互聯網的技術革新推動社會不斷向加速化、數字化和扁平化方向邁進，王斌認為這一技術構成了一種新的語境、場域，引發新聞行業在生產、分發、消費等各項流程出現新的變革。例如在新聞生產方面，形成了游移的截稿時間與新聞發布的“瀑布流”，組織空間和社會空間突破原有的邊界范圍，越來越多的新媒體產品被創造出來。在內容分發方面，平臺型媒體通過再造接口，借助數據挖掘技術優化傳播路徑，挑戰了傳統媒體的分發權，倒逼其根據平臺制定的標準對新聞生產作出改變。在新聞消費方面，用戶的新聞獲取經歷了被動獲取、主動獲取與無意識獲取的轉變，“新聞偶遇”成為更加主流的新聞獲取方式，記者身份也隨之從把關人的角色向引導者靠攏。

我們很難一言以蔽之地去評價這些變化的好壞，但能肯定的是，我們需要在高速演化的情境中提煉問題關鍵點。筆者認為，第一個關鍵點是生產時空的波動，由于用戶媒介使用時間的無規律性及信息推送的高密度性，新聞業對時間效率和速度的追求比以往更為嚴苛，工作人員常常處于“永久在線，永久連接”的狀態，組織時間和個人時間不再協調一致。此外，當選題網、作者網、編輯網、用戶網、活動網被整合在一起，媒體從單一的內容提供者拓展為關系的架構者、協調者，我們如何適應這一角色的變化和要求，也成為新的問題。

第二個關鍵點在于數據新聞的二重性。從積極意義上來講，數據分析與算法分發可以幫助傳統媒體查找報道空白、了解既有方面、洞察群眾基礎，彌補其在用戶描摹、輿情監測、測量反饋等方面的不足。但問題在于，傳統媒體缺乏技術優勢，如果其按照平臺各類數據建立評判標準去生產內容，很容易成為平臺媒體的內容生產方，陷入平臺媒體設置的流量變現的資本鏈條之中，甚至帶來新聞服務公共性喪失及受眾認知窄化等問題。

第三個關鍵點是情感消費的不穩定。隨著受眾的信息需求不斷細化，具有明確價值判斷、社會情緒及高場景配適度的新聞更能吸引用戶注意。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媒體開始在事實文本之外，向公眾提供富有價值性、互動性的附加內容，嘗試與受眾建立情感聯結。這一做法的確增加了受眾參與感及信任度，但也對新聞中立性帶來挑戰。受眾看到的是真實事實還是情感濾鏡，我們如何處理情緒共鳴與新聞生產“深后臺”現象的沖突，“深后臺”的價值引導是否會賦予傳播者更為隱蔽的控制力，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仔細思考。

博弈、調適與逸出

在新聞業轉型實踐中，博弈、調適與逸出成為新聞機構應對數字技術沖擊的主要行動策略。王斌從行業實踐的角度出發，在書中對比了中外新聞機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調適方式，展現出一幅處于動態建構中的行業圖景。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技術雖然是引發變革的火種，但并未燃燒出一種“真空狀態”，社會政治因素、經濟利益、文化思想等依舊源源不斷地影響著行業的發展走向。

傳統媒體和平臺媒體看似是“對頭”，但又在不斷適應對方、建構對方，達至一種微妙的平衡。傳統媒體努力縮小與平臺媒體的技術差距，建立自己的客戶端與內容池，打造一套“主流算法”，并通過保護新聞版權、借助政治力量規范信息市場等方式，強化自身的權威地位和影響力。平臺則對算法新聞引入人工干預，仿照傳統媒體設置“置頂新聞”和內容分區，減少娛樂化內容推薦，通過購買傳統媒體版權、削弱自身新聞屬性、承擔公共責任、資本置換等方式獲得傳統媒體和政治力量的認可，以保存自身的商業空間。

就新聞價值而言，情感與客觀的沖突以一種對話的方式被化解。媒體通過公開新聞操作中的資料和方法、給予公眾參與新聞生產的機會、提供記者個人背景信息等手段，增加報道工作的可信度，以求在“事實性真實”的基礎上獲得“信任性真實”。在職業角色方面，記者不斷發展新型專業能力、拓展角色內涵以承擔多樣功能，比如從采寫轉向編輯，對浩如煙海的信息進行篩選和重組，使之呈現出相互關聯的深刻意義并轉化為知識；從生產轉向運營，更多思考產品、社區、數據和經營內容。

可以說，面對技術帶來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的變化，新聞業作出了新聞常規迭代、媒體雙向融合、職業理念擴容等一系列的調適行動，在漸進式創新的過程中突破既有邊界，并在“逸出”之后將有益創新逐步穩定下來。存量變革與增量變革疊加到一起，組成當前新聞行業“新鮮血液”的主要成分。

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

網絡空間的脫域化和流動性為表征社會帶來更多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卻是新聞媒體保持新聞可信性進而獲得公信力的重要方式。不確定性的復雜性決定了媒體面對不確定性新聞時在事實、公眾、專家、決策者，以及媒體的價值立場等關系框架和因素中，如何客觀專業地處置、解釋傳播不確定性及生產知識，促進公眾在理解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更好地認知世界。作為新聞從業者，雖然我們身處不確定性的時代漩渦之中，但當我們從日常稿件與策劃中跳脫出來，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新技術帶來的工作變化，把握變化規律和特點，也能夠在這個充滿張力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和歸屬。

當前的新聞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大眾傳播活動，它是職業工作者與其他社會主體在內的多元主體協商、對話的產物，也是一種文化協商機制與社會個體參與公共生活的方式。王斌認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主流媒體在發揮報道新聞事實、客觀記錄歷史等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更需要注重深化個體與社會的連接，進而深層次影響公眾價值觀念與公共表達，推動其深度參與社會治理。這一價值旨歸，是新聞業在變化中尋求發展的確定方向。

在筆者看來，這一方面需要主流媒體主動與技術發展相融入，充分釋放數據和算法的價值，提升自身在新環境下的傳播力；主動與用戶需求相適應，關注具體的人的生存狀況和境遇，回應核心關切并發揮情感撫慰功能，提供深層社會關懷；主動與平臺特征相匹配，增強社交互動、用戶參與和興趣共鳴，推動核心內容與傳播介質特性緊密結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堅守專業價值，不過分倚重用戶偏好和流量數據，以主流價值觀引領公眾認知；強化把關功能，以新型新聞常規抵消“加速”負效應，確保事實性信息不缺位、不失真；提升自身公信力，維護社會公共話語秩序，有效實現傳播破圈及社會整合，構建社會價值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