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科技投入力度與企業創新產出:作用機制與異質性

陳力朋,劉金婷,劉 華

(1.鄭州大學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華中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一、引言

科技創新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改革開放后,粗放型發展方式下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王定祥 等,2009;伍山林,2016;劉凱,2018)[1-3],但隨著資本、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在新發展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也是創新的主體,是推動技術創新的生力軍。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然而,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的特征,導致企業的技術創新面臨諸多約束,知識和技術外溢等正外部性也有損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因此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有效激勵和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程必定,2023)[4]。財政政策是政府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科學評估政府財政支持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和作用機制,有助于提高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從而通過更好地促進企業創新來推動科技強國建設和高質量發展。

對于財政支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現有文獻進行了廣泛的深入探討。從近年來國內經驗分析的結果來看,多數研究認為政府的財政支持對企業創新活動具有積極影響,但也表現出多樣化的異質性。比如,衛舒羽和肖鵬(2021)研究發現,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顯著促進了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且對規模較大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激勵作用更強[5];鄭飛等(2021)分析表明,財政補貼總體上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專利產出數量,這種促進作用在形成期和成長期企業中顯著,而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中較弱[6];馬勇等(2022)研究認為,財政補貼和緊縮的貨幣環境會促進企業創新水平提升,且貨幣政策和財政補貼之間存在交互影響[7];鄭威和陸遠權(2022)分析顯示,財政科技政策促進了企業創新驅動發展效率提升,但存在明顯的行業異質性[8];唐大鵬和于倩(2022)研究發現,企業所在行業獲得地方財政政策支持可以有效提升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9];王宇恒和孫健夫(2023)分析表明,財政支持對企業創新具有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在規模較小的企業、非國有企業、非高技術企業以及中西部地區更顯著[10];唐敏等(2023)分析認為,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政策顯著提升了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質量,但對不同規模、行業、類別企業不同維度的創新質量(成果轉化能力、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研發投入強度、財務能力、新產品收入等)的作用效果存在差異[11];李琦等(2023)的分析也表明,財政補貼顯著促進了企業創新水平提升[12]。但是,也有部分文獻認為,企業創新活動是市場化行為,政府缺乏足夠的信息和能力判斷創新前沿,難以把握市場走向(馮宗憲 等,2011)[13],同時財政支持會受到政府競爭、尋租腐敗等影響,可能導致政策效應與預期相違背,甚至會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產生負面影響(肖文 等,2014)[14]。比如,陳新力和熊維勤(2021)研究認為,財政補貼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果微弱[15];施建軍和栗曉云(2023)分析發現,政府補助規模與企業創新能力呈U型關系,只有補助規模超過適度值后才能真正提高企業創新能力[16];王斌等(2023)研究表明,普惠化財政科技支出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U型影響,中部地區受益明顯,東部地區所受影響甚微,而西部地區反受其害[17]。

總體來看,目前關于財政支持與企業創新活動之間的關系還存在一些爭議,并且相關研究大多基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展開實證分析,較少關注地區(城市)財政科技投入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曹燕萍等(2008)研究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對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投入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且這種激勵在中長期更為明顯[18]。馬海濤等(2019)通過匹配我國285個城市與工業企業數據,分析了財政科技支出強度(財政科技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對企業創新產出(新產品產值)和創新效率(新產品產值與R&D投入之比)的影響,結果發現,財政科技支出可以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促進地區人力資本積累來提升企業創新產出和效率,這種激勵作用對非國有企業、成長型企業以及非高新技術企業更大[19]。車德欣等(2020)采用2007—2017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考察了財政科技支出強度(財政科技投入與GDP 之比)對企業創新能力(專利申請數)的影響,結果表明,財政科技支出可以通過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和高校人才儲備以及改善企業財務狀況來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這種影響具有企業屬性差異(國有與非國有企業、是否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地區差異(東、中、西部地區)[20];車德欣等(2021)則進一步從企業生命周期和政府激勵結構等角度分析了財政科技支出對企業創新的異質性影響[21]。

可見,盡管相關文獻分析得出了財政科技投入對企業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但對于其影響機制和異質性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究。有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如下深化和拓展:第一,基于財政科技投入可以改善企業創新條件和提高企業創新意愿的思想,探討了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和提高研發強度來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影響路徑,有助于深入認識財政政策影響企業行為的內在機制;第二,從企業特征、行業屬性、地區發展環境3個維度進行了7個方面的異質性分析,包括產權性質異質性、吸收能力異質性、行業技術屬性異質性、行業競爭異質性、制造業與非制造業的異質性、行業要素密度異質性、地區科學技術支出規模異質性,為更好地制定差異化的財政支持政策和有效促進不同類型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經驗借鑒和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增加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機制

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損害企業主動進行研發創新的積極性,導致企業產生創新惰性,從而出現市場失靈問題,而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夠有效解決市場失靈的難題。當市場難以解決創新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時,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支持和引導各類經濟主體增加創新投入和產出(張寬 等,2020)[22]。那么,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是否會有效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其影響機制是什么?本文認為,財政科技投入不僅可以直接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而且可以通過政策導向營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環境,從而改善企業的創新條件,并提高企業的創新意愿,促使企業增加創新投入,最終帶來創新產出的增長。

從企業的創新條件來看,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改善了企業的創新環境,有助于企業獲取更多的創新資源,從而推動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對企業融資約束的緩解上(馬海濤 等,2019;車德欣 等,2020,2021)[19-21]。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研發資金不足是制約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而融資約束的緩解會增加企業未來的現金流,充裕的現金流則有助于企業更積極地進行創新活動(解維敏 等,2011)[23]。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通過以下兩條途徑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第一,企業通過相應的政府補助等形式直接獲得更多的研發資金,從而減輕企業技術創新的資金壓力(Czarnitzki et al.,2011)[24]。第二,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會向市場傳遞鼓勵技術創新的信號,引導社會資本更多地投向技術創新項目(Kleer,2010)[25]。同時,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有利于本地區的科技發展和人才集聚,形成技術和人才高地(馬海濤 等,2019;車德欣 等,2020)[19-20],這不僅有助于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而且可以通過知識溢出效應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成本。此外,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多元化的資金支持,而融資渠道的拓寬有助于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

從企業的創新意愿來看,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不僅可以通過增加技術創新資金、降低技術創新成本和風險、提高創新能力等創新條件的改善來增強企業的創新動力,還可以提高企業的創新預期,從而愿意將更多的資源投入技術創新活動。企業決策往往是建立在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之上,創新成本和風險的降低無疑會激勵企業從事更多的創新活動。同時,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會向全社會和資本市場傳遞出國家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信號(王豐龍 等,2017)[26],這不但可以提高創新領域的風險投資活躍度,也能夠提高企業對技術創新的收益預期,促使企業的投資決策向創新項目傾斜,為技術創新活動提供更多資金支持。此外,政府的財政科技支出具有明確的支持技術創新的方向性,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補助也會開展更多的技術創新活動。

綜上所述,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有助于改善企業創新條件和增強企業創新意愿,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增長。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1: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研發強度兩條路徑來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

2.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異質性

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科技支出規模不同,不同企業的創新資源、能力和意愿不同,加上財政科技投入本身存在明顯的支持科技發展的方向性,對于具有不同特征、屬于不同行業、位于不同地區的企業,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程度可能存在明顯差異。對此,本文從企業特征、行業屬性、地區發展環境3個維度選取7個方面來分析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異質性。

(1)產權性質異質性。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在經營目標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喻貞 等,2020)[27]。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政府的隱性擔保使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和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往往也較小(陳其安 等,2022)[28]。因此,國有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通常比非國有企業低,但競爭壓力較小也導致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而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較難獲得政府、金融機構及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和市場競爭(鄧可斌 等,2014)[29],同時也具有較強的技術創新動力。與國有企業相比,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緩解非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并對非國有企業的創新意愿產生更強的激勵作用,從而對非國有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產生更強的促進作用。

(2)吸收能力異質性。這里的吸收能力是指技術吸收能力,即企業獲取、內化、轉化和利用知識(技術)的動態能力(Zahra et al.,2002)[30]。具有不同吸收能力的企業對政府的科技發展政策可能有不同的反應(楊歡 等,2023)[31]。一方面,吸收能力較強的企業通常具備較強的研發創新能力和高素質創新人才,能夠有效地將政府的技術創新支持資金和制度等外部資源與內部創新資源和能力進行整合(楊歡 等,2023)[31],也更容易獲取和內化新的技術成果并將其轉化為市場需要的新產品(葉傳盛 等,2022)[32],這有利于其對政府的科技創新支持政策作出積極的及時的響應,從而可以憑借其高效的資源整合機制和成果轉化能力更好地獲取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紅利。另一方面,吸收能力較強的企業往往會開展較多的技術創新活動,導致其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夠有效緩解其融資約束,并增強其對自身發展潛力和技術創新收益的積極預期,促使其進一步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因此,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吸收能力較強的企業具有較大的創新產出增長效應。

(3)行業技術屬性異質性。與非高新技術行業的企業相比,高新技術行業的企業一般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更多的創新資金需求和更強的融資約束(岳宇君 等,2023)[33]。高新技術行業企業在研發、試驗和推廣等技術創新過程中需要大量資金,然而,由于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外部資金供給者傾向于保持觀望態度,而新產品還未研發成功或尚未盈利,企業內部也缺少足夠的資金支持,導致其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二是更大的創新風險和更強的創新意愿。技術創新的復雜性使得高新技術產品在研發、試驗、生產和出售的全過程均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同時,高新技術行業的競爭激烈,要保持競爭優勢就必須不斷進行研發創新,使得高新技術行業企業具有高風險與高創新性并存的特點。此外,政府的財政科技支出通常也會向高新技術行業傾斜。因此,相對于非高新技術行業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更能有效地緩解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的融資約束,更能降低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的創新風險,從而更能激勵高新技術行業企業增加創新投入,產生更強的創新產出增長效應。

(4)行業競爭異質性。在競爭性行業中,企業數量龐大,產品更新換代快,缺乏競爭優勢的企業和產品會被迅速淘汰。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獲取競爭優勢,競爭性行業的企業會主動持續地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此外,與壟斷性行業相比,競爭性行業的進入壁壘低,成本加成率和利潤率也相對較低,因而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相對更大(童錦治 等,2018)[34]。壟斷性行業多數為公用事業和自然壟斷性行業等,市場準入和產品價格受到限制,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不高。因此,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有效緩解競爭性行業企業技術創新面臨的融資約束,并進一步激發其創新積極性,從而顯著促進其創新產出增長;而對于壟斷性行業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創新產出增長效應可能較弱。

(5)制造業與非制造業的異質性。制造業是國家創造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目前,我國制造業的一些關鍵技術仍受制于人,自主創新能力也較弱,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制造業的高端化刻不容緩,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也成為各地政府重點支持的領域。同時,與非制造業企業相比,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成本較高且風險較大,對創新資源的需求也更多。因此,相對于非制造業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發展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6)行業要素密度異質性。進一步從制造業內部的行業要素密度差異來看,與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企業相比,勞動密集行業企業的生產流程標準化程度較高,員工的技術水平和知識儲備較少,研發創新能力和意愿也較弱(陸根堯 等,2010;梁會君 等,2013)[35-36]。資本密集行業企業對資本的依賴程度較高,需要通過技術創新贏得競爭優勢,從而獲得資本的增值回報(董屹宇 等,2021)[37];技術密集行業企業的技術復雜度較高且創新難度較大,對創新資源的依賴程度較高,創新能力和創新意愿也較強。因此,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的企業創新產出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勞動密集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影響較小。

(7)地區科學技術支出規模異質性。政府的財政科技投入不僅用于支持本地企業的研發活動,而且用于支持公益性科技活動和科技成果轉化等,目的是提升區域整體的創新活力、創新能力和創新產出。一般來講,在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小的地區,科技基礎設施、科研配套服務往往較為落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夠顯著改善科技基礎設施、提升科技公共服務水平,并通過財政補助、財政貼息、信號傳遞等途徑增強區域創新意識和能力,從而顯著改善企業的創新條件,并對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在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大的地區,企業往往已經具有較好的創新環境,并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創新體系,因而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邊際效用較小(馬海濤 等,2019)[19]。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2:相對來講,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非國有企業、吸收能力較強企業、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競爭性行業企業、制造業企業、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行業企業、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小地區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三、實證研究設計

1.基準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為檢驗地方政府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Innijkt=α+βGovjt+γXijkt+μk+δt+ε

其中,i代表企業,j代表城市,k代表行業,t代表年份,μk、δt和ε分別為行業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和隨機誤差項。

被解釋變量(Innijkt)為“創新產出”?？紤]到企業專利授權時間較長,且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專利申請數量更能反映企業當年的創新產出水平(黎文靖 等,2016)[38],本文采用兩個指標來衡量企業的創新產出水平:一是“專利申請總量”,為t年i企業專利申請總數加1的自然對數值;二是“發明專利申請量”,為t年i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加1的自然對數值。

核心解釋變量(Govjt)為“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地方政府通過增加財政科技支出來支持地區科技發展,由于各地區的經濟規模存在明顯差異,使用總量指標不能準確度量政府的支持力度,因此,本文借鑒馬海濤等(2019)的研究[19],采用企業所在城市公共財政預算支出中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作為“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衡量指標。

控制變量(Xijkt)的選取參考李健等(2022)的研究[39],包括企業和城市層面的11個變量:(1)“企業年齡”,采用企業年齡的自然對數值來衡量;(2)“企業規?！?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來衡量;(3)“資產負債率”,采用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4)“資產收益率”,采用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5)“賬面市值比”,采用股東權益與企業市值的比值來衡量;(6)“有形資產比率”,根據公式“(總資產-無形資產凈額-商譽凈額)/總資產”計算得到;(7)“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數占總股數比重來衡量;(8)“兩職合一”,為虛擬變量,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9)“研發投入”,采用企業的研發投入金額來衡量;(10)“第二產業占比”,采用企業所在城市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11)“財政分權度”,采用企業所在城市的“人均市級財政支出/(人均市級財政支出+人均省級財政支出+人均中央財政支出)”來衡量。

2.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由于上市公司研發人員數量的數據在2015年前缺失較多,選擇以2015—2020年為研究期間,同時刪除ST、*ST樣本、金融業樣本以及數據缺失樣本,最終得到涉及194個城市的10 977個觀測值。其中,企業專利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CNRDS),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財政數據和城市層面控制變量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和相應年度《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此外,為了消除極端值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模型回歸與穩健性檢驗

表2匯報了基準模型估計結果,其中(1)(3)列僅加入核心解釋變量,(2)(4)列加入控制變量?！柏斦萍纪度肓Χ取睂Α皩＠暾埧偭俊焙汀鞍l明專利申請量”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為驗證基準模型分析結果的可靠性,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

表2 基準模型檢驗結果

(1)變量替換。一是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是從政府財政資金的分配結構角度來衡量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收入及GDP的比重也是度量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標,因此分別采用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收入比重(“財政科技投入力度1”)和科學技術支出占GDP比重(“財政科技投入力度2”)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3的Panel A。二是替換被解釋變量,考慮到專利授權量也是度量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重要指標,分別采用“專利授權總量”和“發明專利授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與“專利申請總量”和“發明專利申請量”類似的對數化處理),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3的Panel B。上述檢驗結果與基準模型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是穩健的。

表3 穩健性檢驗:更換變量

(2)變量滯后處理?？紤]到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可能具有時滯性,對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處理,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4,估計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核心解釋變量滯后處理

(3)內生性處理。為了緩解遺漏變量、反向因果關系等內生性問題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處理。借鑒張寬和黃凌云(2020)的做法[22],使用樣本城市所在省份其他城市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均值作為“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工具變量。一般來說,同一省份的城市之間在財政科技投入方面存在策略性互動,但其他城市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本地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有限,因此,該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要求。進行2SLS估計的結果見表5,工具變量通過了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工具變量與“財政科技投入力度”顯著正相關,第二階段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表明在緩解內生性問題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顯著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結論依然成立。

表5 工具變量法檢驗結果

2.影響機制檢驗

(1)緩解融資約束路徑。已有大量文獻證實了融資約束會顯著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Brownet al.,2009;張璇 等,2017;唐松等,2020)[40-42],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寬松,越有利于提升創新產出的增長。因此,本文參照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43],檢驗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否有效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分別采用SA指數和KZ指數來衡量樣本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回歸結果見表6的Panel A,“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SA指數”和“KZ指數”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所在城市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顯著緩解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而可以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

表6 影響機制檢驗結果

(2)提高研發強度路徑?，F有文獻基本證實了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產出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魏潔云 等,2014;楊松令 等,2019;沈宏婷,2023)[44-46],而企業研發投入的多少與企業的創新意愿緊密相關。為了考察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意愿的影響,參考姜雙雙和劉光彥(2021)、鄭耀弋和蘇屹(2022)的研究[47-48],采用研發強度來刻畫企業的創新意愿,進而檢驗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否顯著提高企業的研發強度。分別用研發投入占總資產的比重和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來衡量企業的研發強度,回歸結果見表6的Panel B,“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研發投入/總資產”和“研發投入/營業收入”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所在城市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顯增強了企業的創新意愿,進而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研發強度來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說1得以驗證。

3.異質性分析結果

(1)產權異質性。國有企業在創新活動中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小且創新動力不足,導致政府支持產生的邊際作用較小;而非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更激烈,技術創新的風險和成本更大,政府支持產生的邊際作用較大。依據國泰安數據庫給出的企業產權性質類型,將樣本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A。無論是“國有企業”組還是“非國有企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專利申請總量”和“發明專利申請量”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但“非國有企業”組的估計系數均大于“國有企業”組,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非國有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比國有企業更大。

表7 異質性分析結果

(2)吸收能力異質性。吸收能力較強的企業往往創新需求更多,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其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更大;同時,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更有利于吸收能力較強企業的技術創新。參考龐瑞芝和劉東閣(2022)的方法[49],采用研發人員占比來衡量企業吸收能力,并按其中位數將樣本企業分為“吸收能力強”和“吸收能力弱”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B。無論是“吸收能力強”組還是“吸收能力弱”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但“吸收能力強”組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吸收能力弱”組,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吸收能力較強的企業具有更強的創新產出增長效應。

(3)高新技術行業與非高新技術行業。相比非高新技術行業的企業,高新技術行業企業不僅創新能力和水平較高,創新意愿、資金需求和受到的融資約束也較大,加上財政科技支出的傾向性,使其受政府科技政策的影響較大并更能從技術創新支持政策中獲益。根據《科技部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修訂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的通知》(國科發火〔2016〕32號),并結合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中的具體行業分類,將樣本企業分為“高新技術行業”和“非高新技術行業”兩組(1)高新技術行業包括: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C26),醫藥制造業(C27),化學纖維制造業(C28),通用設備制造業(C34),專用設備制造業(C35),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C37),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C38),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C39),儀器儀表制造業(C40),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I),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M),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N77)等16個行業大類。。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C。無論是“高新技術行業”組還是“非高新技術行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但“高新技術行業”組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非高新技術行業”組,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高新技術行業企業會產生更強的創新產出增長效應。

(4)競爭性行業與壟斷性行業。行業競爭越激烈,企業面臨的外部壓力越大,越有動力通過技術創新獲得競爭優勢,但同時面臨的融資約束也較大,因而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就越大。參考武鵬(2011)的分類方法[50],將樣本企業分為“競爭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兩組(2)壟斷性行業包括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煙草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鐵路運輸業,航空運輸業,管道運輸業,郵政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D。在“競爭性行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在“壟斷性行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但不顯著,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顯著促進了競爭性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但對壟斷性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沒有顯著影響。

(5)制造業與非制造業。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體現。目前,我國制造業企業急需通過自主創新進行轉型升級,實現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對技術創新的需求較大,迫切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將樣本分為“制造業”和“非制造業”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E。無論是“制造業”組還是“非制造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但“制造業”組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非制造業”組,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制造業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強于對非制造業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

(6)行業要素密度異質性。勞動密集行業的企業生產流程標準化程度較高,創新能力和動力不足,而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的企業創新能力較強,并出于對資本增值和技術進步的追求而具有較強的創新動力和創新資源需求。借鑒張伯偉和沈得芳(2015)的分類方法[51],將制造業企業細分為“勞動密集行業”“資本密集行業”“技術密集行業”3組(3)勞動密集型行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家具制造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制品業,其他制造業以及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包括: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造紙和紙制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以及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包括: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F。在“勞動密集行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專利申請總量”的估計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對“發明專利申請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勞動密集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這可能是因為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促使創新資源更多地流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行業,對勞動密集行業的技術創新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在“資本密集行業”組和“技術密集行業”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制造業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的企業中。

(7)地區科學技術支出規模異質性。在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小的城市,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不夠完善,因而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邊際效用較高。根據樣本城市政府科學技術支出規模的均值將樣本企業分為“科技支出較少地區”和“科技支出較多地區”兩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7的Panel G。在“科技支出較少地區”和“科技支出較多地區”組,“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但“科技支出較少地區”組的估計系數顯著大于“科技支出較多地區”組,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小地區的企業創新產出增長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說H2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科學合理的財政科技投入引導創新驅動發展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路徑之一,然而,當前我國的科技投入強度還相對偏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不僅可以直接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技術創新資源,還能夠改善企業的技術創新條件、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意愿,從而促使企業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創新研發項目,最終實現企業創新產出的更快增長。同時,在不同地區,對于不同的企業,財政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企業創新條件的改善程度、對企業創新意愿的提高程度也不同,因而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對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影響具有多樣化的異質性表現。本文采用財政科技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財政科技投入力度,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分析發現:(1)整體上看,企業所在城市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大顯著促進了企業專利申請總量和發明專利申請量的增長,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具有顯著的企業創新促進效應;(2)財政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大顯著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約束,并顯著提高了企業的研發強度,表明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通過改善創新條件和提高創新意愿來促進企業創新產出增長;(3)相比國有企業、吸收能力較弱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非國有企業、吸收能力較強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強;(4)相比非高新技術行業企業、非制造業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高新技術行業企業、制造業企業創新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強;(5)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顯著促進競爭性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增長,但對壟斷性行業企業創新產出沒有顯著影響;(6)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可以顯著促進制造業中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的企業創新產出增長,但對勞動密集行業企業的創新產出具有負向影響;(7)相比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大地區的企業,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對科學技術支出規模較小地區的企業創新產出增長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優化財政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培育企業創新動能具有如下政策啟示:第一,加大財政支持科技創新的力度,發揮財政政策和資金支持對企業創新的引導和激勵作用。各級政府要把科學技術支出作為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積極發揮政府財政支出的引導作用,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同時,既要保持財政科技投入規模和力度的適度增長,也要進一步提升財政科技支出的使用效能,減少效率損失。第二,實施差異化的科技創新支持政策,提高財稅政策支持企業創新的精準度和有效性。應立足企業特征,分類精準施策,加大對非國有企業和吸收能力較強企業的創新支持力度。同時,政府應結合各行業的特點和發展規模,因地制宜制定財政支持政策,加大對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競爭性行業企業、制造業,特別是資本密集行業和技術密集行業企業的財政支持力度,推動企業創新發展。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明確財政支持的重點領域,結合行業特征和企業特點,統籌利用財政專項資金、創投基金、財政貼息、科技擔保等財政投入機制,增大重點行業的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統籌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之間的關系,形成系統合力,充分發揮市場導向和戰略導向的雙重作用,引導資金進入重點領域。此外,還應基于行業創新特點和企業研發特征,提前做好政策預案,將各項政策落到實處,避免流于形式。第三,持續優化企業創新環境,為企業創新營造更好的創新條件,激發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各地區要大力推進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為企業創新提供高水平的配套服務;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培養高端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為企業創新提供高質量的人才支撐;要深化金融體制和財政體制改革,不斷優化資本配置效率,為企業創新提供持續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