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俗紀聞》中江南及閩地的醫界習俗、禮儀與醫學知識

劉雅仙

（杭州市交通職業高級中學，杭州 310064）

隨著社會與技術手段的不斷發展，許多原本因為語言隔閡而未能得到很好利用的外域文獻逐漸走入研究者的視野。盡管我國清代的史料相比其他一些國家來說如恒河沙數，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具有他者視野的外域材料給予了我們更多的思考方向和空間，同時也對國內史料的記載不足或偏頗之處起到了補充和修正的作用?！肚逅准o聞》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其原本編纂的目的是為了使當時的日本國民對中國有更好的了解，因此書中的內容包括了清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地描述了當時清代的社會風俗。然而，無論在當時的日本還是中國，此書都沒有引起較多關注，而隨著學界對史料挖掘的深入，《清俗紀聞》才被重新發現，而其中有關于清代醫療活動中的相關內容也為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參考和新發現。

一、《清俗紀聞》概述

長崎港作為幕末日本實行鎖國政策時期唯一的對外開放港，接待了大量外國商人。為了加強管理，又在當地設置了“長崎奉行”一職，主管行政司法、對外貿易等事務，還擔負監察敵情的職責，防備外來入侵。奉命擔任長崎奉行的中川忠英，或許是出于了解清朝風俗，以便更好地對往來清商進行管理的目的，抑或是受逐漸增多的西洋人的影響，更加關注周邊乃至世界的發展局勢，耗費了一年時間安排相關人員對中國商人進行問詢和記錄，編纂出這本包含眾多清朝風俗習慣、禮制器物、日常生活、飲食文化等方面內容的《清俗紀聞》。為了使書中材料更加準確，也為了更便于日本國民閱讀理解，主要的記錄人員大多為早年移居日本并精通中日雙語的華人，也就是所謂的“唐通事”，而這本書中600 余幅插畫也多出自中國畫工之手。

令人遺憾的是，此書出版后并未引起較多關注，又因為“原文卻很難懂，因為它是以無圈點斷句的變體假名文言文書寫的（序和跋都是漢文），而且是一本只有答語沒有詢問的筆錄。即使是日本人，看起原文來也極為生澀費力。同時，書的內容與日本當前社會民情相差已遠，所以，《清俗紀聞》在日本一直被認為是一本理解頗難的書。而對于中國人來說，理解它的內容雖然不難，但由于長年以來沒得到翻譯，一直處于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實的遺憾狀態中”[1]譯者前言二。在學界前輩的不斷努力下，由方克、孫玄齡所譯的《清俗紀聞》中文本終于在2006 年出版。盡管如此，譯者說“《清俗紀聞》是一本學術價值很高而又被放置著的奇書”[1]譯者前言二，這句話在當下仍能沿用。目前而言，國內對此書的研究并不多，主要從內容介紹[2]、編纂情況[3]、民俗[4]、飲食[5]等角度展開討論，其中還有大量的史料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本書將內容按照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順序進行分類編次，共計6 冊13 卷，分別從年中行事、居家、冠服、飲食、閭學、生誕、冠禮、婚禮、賓客、羈旅行李、喪禮、祭禮、僧徒等方面對其中相關的器物、規范、禮俗等進行介紹，基本涵蓋了當時中國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從國家層面上對晚清時期中國發展情況的關注和了解程度。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前往長崎的清商主要來自閩浙一帶，“又清商之來瓊浦者，多系三吳之人，則其所說，亦多三吳之風俗”[1]序二，故本書所記的內容并不能代表當時整個中國的情況，正如作者在附言中所說的那樣：“今來長崎之清人，多來自江南浙江，故此處所記，亦多有江南浙江之風俗?！盵1]附言此外，為書作序的三人在序言中都表露出了對漢、唐、宋時期中國文化的欣賞和對如今清政府統治下文化的不認可，如序一的述齋林橫寫道：“抑夫海西之國，唐虞三代亡論也，降為漢、為唐，其制度文為之隆尚，有所軼乎萬國而四方取則焉，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編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之土風俗上寘之不問可取也?！盵1]序一但總體來說，三人都認為江南地區依舊保留了較好的唐宋遺風，在評價上趨向肯定，如序三的中井曾弘提到：“其小滿而大漢可以觀唐宋之遺風者，獨有閩浙而已?！盵1]序三由此可見，當時日本的文人對江南一帶風俗文化的認可和接受程度較高。

二、《清俗紀聞》所見之醫療習俗和行為

《清俗紀聞》中有不少關于清人求醫問診、清醫治病施藥的記錄，主要集中于“居家”“生誕”“賓客”三部分，并且在相關的敘述中，部分內容翔實細致，有效地彌補了國內史料在這一方面的不足，也為我們研究清中晚期江南地區的醫療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視野。

（一）歲時節禮與日常疾病防治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講求禮儀文化的文明大國，而“醫”則在中華文化誕生之初就與我們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從早期傳說的神農嘗百草，到商周時期專設負責醫療的官員，如商代的“小疾臣”[6]，既醫治疾病，又從事醫療管理工作，周代的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7]，在醫師之下另設他職，協助醫師進行衛生行政管理。隨著相關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醫療典籍的流傳數量和質量也在不斷提高，伴隨而來的是醫家文化在民間的逐步樹立與定型。這不僅包括了醫者本身受這一文化的影響而做出的特殊表現，也包含了普通民眾受此影響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形成了相關行為準則。

關于對醫者群體平日生活、行為舉止的描述，在目前的中文史料中是經常缺失的。對這種記載缺失其實很容易解釋，即一般寫進書里的都是經過挑選的重要事件或歷史素材，而在寫書人看來，日常生活起居的行為太過稀松平常，不值一記。但作為外來者，卻經常是以獵奇之眼光看待其所見所聞，平日里被當地人視為常言慣見的底層知識，卻成為外來者關注之首選。這些外來者常以文字或圖片的形式記錄所見所聞，很多記錄都是基層知識的再現，對于了解當時民生狀態是十分重要的。

《清俗紀聞》就記載了醫者在正月一系列瑣碎的行為舉止或習俗慣例等，諸如行醫之人“家家于神農前奉年糕、點心、鮮果，進行禮拜，于初六撤供。無設席宴親友情形”[1]7。在神農誕辰之際，也就是4 月28 日，“醫師于此二日懸掛畫像，供奉三牲點心鮮果等進行祭祀，并設酒宴邀請親戚朋友”[1]29，從中可以看出，醫者對神農有著特殊的崇拜，通過將神農與自身職業的起源相關聯進行信仰，一來可以彰顯醫學的深厚淵源，增加患者對醫家行業的認同和尊敬；二來欲得“神仙”庇佑，以期在未來能夠術有所長，并獲得更好的口碑。

醫者群體與患者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作為醫治對象的主體，民眾“在立夏、端午、中秋、冬至、歲暮五節時，向書塾老師及醫生等人饋贈金銀綢帛等謝禮。但亦有在端午、中秋、歲暮三節饋贈者……對醫師之謝禮，則因疾病輕重、家境貧富而不等”[1]28。這一習慣的形成，是由眾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國傳統社會由一張張人情網絡構成，通過人際關系擇醫，是當時一種很常見的做法，這種做法可以使病家獲得有關醫者更加準確和豐富的信息，如該醫者的專業水平、過去醫療的情況、人品道德等，這對病家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便利，因此在平日里和醫家保持一定的人情往來和聯系是有必要的。此外，這也體現了百姓對醫家地位的尊重。明清以降，“學而優則仕”不再是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許多士子選擇從醫，從而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儒醫群體，大大改變了人們對醫家“賤役”“小道”的認知。另外，長久以來積累的生活經驗也使得百姓會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來避免部分常見疾病的發生。例如，在端午節時，“將雄黃、菖蒲根研成細末，摻入酒中，至午時飲之。以線穿少許大黃、大蒜、菖蒲根系于幼小兒女身上，并用雄黃拌酒涂抹面部，以避邪氣?；蚝诳谥?，噴吹堂隅，以禁毒蟲”[1]31“五月五日，往山野尋采藥草，依法炮制后貯存。平時亦有采藥草貯存者”[1]33“梅雨中焚蒼術以除濕氣”[1]38“相傳在同月炎暑季節，搗碎大蒜涂于凍瘡部位，或以被日曬后之瓦片熱敷，可使當年冬日不生凍瘡”[1]38等，這些都是百姓們防疾防病的智慧結晶。

（二）行醫之禮與受醫之儀

自唐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逐漸向江南轉移，清代江南在國家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已經達成天下共識，時任清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丁思孔在為《江南通志》所作的序言中就寫道：“惟江南僻在東隅，而人民之庶，賦稅之殷，聲名文物之盛，甲于列省?！盵8]地區經濟的發達對江南醫學的繁榮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較為富足的生活狀態能夠使平民百姓更有可能在患病時尋求醫家的治療；另一方面，強大的經濟實力促進了該地區文化交流的興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從醫人員的數量和質量有所提升。

盡管走方游醫、草澤醫此類群體在當時市場依舊占有一定的規模，但市醫、儒醫、世醫，以及道醫、佛醫等宗教醫療者往往是出生并定居于本鄉之人，抑或是外來但在本地有固定行醫地點的醫者，他們在市場中長期穩定的存在使得其診治更具有后期保障和穩定性而更受人們的歡迎。在行醫的過程中，醫者也必須遵守一定的規范，“均在門前懸掛招牌。其中醫術高而倦于診病之醫師，則收起招牌不掛，只醫治極其熟悉之親近知音人士。衙門請醫生時，不掛招牌之醫師絕對不去。而官醫均必須掛招牌”[1]200。醫生與患者之間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患者在根據醫者的醫術高低、距離遠近、診金多少進行擇醫的同時，醫者也可以根據自身當時的行醫愿望和身體狀況、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個人身份等級、與患者的親疏遠近等情況決定是否行醫。相對來說，醫術高明、名聲在外的醫者比起普通醫者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官醫的限制則較多。

掛招牌僅僅是當天開張的第一步，“名醫家中，每日有眾多患者來家請求診脈，故早晨梳洗著裝后立即按順序看病人（來醫生家看病之患者按來到順序掛牌，醫生按牌之順序看?。?。然后吃午飯，于中午前后出門。均乘坐自己之轎子……外科與內科同樣，亦應病家邀請。此時，將膏藥在家中攤好后，放入小箱，并用包袱包上剪刀、小刀等帶到病家”[1]201-202。在上午結束“門診”后，緊接著下午就要外出巡診，交通工具主要是轎子，一般由醫者自備，也有“年輕小醫常不乘轎子，而帶一個仆人步行。按照自身方便，到病家巡診”[1]202。外科醫生往往需要比內科醫生多帶一套診療工具。到了患者家中，醫師則需要先了解府中何人患病、病情如何，細心聽取后，再至病床前看視病狀，并根據患者的情況靈活選擇診病方式，如患者能起坐則使坐起診脈，患者不能起坐則保持平臥，讓患者將手放置于脈床上，靜靜診脈，并根據病情仔細觀察患者的舌頭、眼睛、腹部及脊背等部位?？匆曂戤吅髞淼綇d上，坐在主人準備好的書案旁的椅子上，告知主人自己所診斷的病情大概，寫下藥方或者醫案。而后主人會以茶或糕餅進行款待，稍作交談后即離去[1]201。這一套步驟基本符合傳統中醫“望聞問切”的要求，應為當時多數醫者行醫的規范流程。

相對應地，患者在尋醫問診的過程中也需遵守相應的禮儀規范。例如，上門求醫應當按照順序掛牌，靜候自己的號牌被叫，這與現代醫院的取號等待比較類似，能夠使患者在求醫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請醫上門，一般是“遣仆人往請……請醫官、名醫時須遣使持請帖及包有二十匁①匁為日文中的一種貨幣單位，日本元祿十三年時，金一兩=銀六十匁=錢四千文。左右之紙包，向看門人掛號請醫?？撮T人持貼及銀錢傳達后，醫師收下請帖及銀錢，于午后來到病人家”[1]201。在醫生到來之際，“病家人須到外廳門口迎接。如為初次見面之醫師，則要到門外迎接，并請到堂上獻茶接待”[1]201。在醫生診斷完畢，開出藥方后，“病家將上述藥方拿至藥鋪，由藥鋪為病家按方調制”[1]201-202。倘若患者在鄉下，則會“先視病情診脈寫方，再調制藥。藥方為裁成五寸見方之川連紙。以戥子稱藥，配藥使用藥匙”[1]201-202。

明清江南的醫療資源供給并不均衡，主要表現在中心城市醫療資源豐富，農村地區醫療的供給匱乏且質量低下。清代無錫人余治指出，大多數村落沒有醫生藥館，少量開業的醫生也多在“集場”①指明清江南地區的農村集市，一般分布在多個區域交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參見許檀的《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 年第2 期，第21-41 頁）。，距離較遠的人家無力請醫問診，前去集場求醫困難不說，待請到家中時可能患者已經耽擱太久，無法施救了，且集場上開業的醫藥鋪，醫學水平和藥品品質也無法保證[9]?！肚逅准o聞》中也提到“均無醫師自己帶藥給病人之事。即使病情如何急，醫師亦不帶藥來。但如是鄉村路遠來請，則帶藥箱前往。此系因為鄉村無藥鋪，而距市中又遠，故而醫師帶藥箱去”[1]201-202。這反映出了當時醫界醫藥分離的情況基本成型，醫者往往不再承擔施藥賣藥的角色，而是將此任務轉移到更具專業化的藥鋪上，但這也并非絕對，考慮到鄉村的具體情況，為了方便患者，醫者往往會攜帶藥箱前往。

“謝禮于每日請醫后送去。但在親友之間則不必如此……邀請名醫時，必須先送謝儀，如謝儀輕微或邀請不敬，則不肯來?！庇捎卺t者的診金并沒有一個確數，構成醫者收入的費用包括但不限于診金、藥費、謝儀、掛號費、交通費等，而藥費和交通費基本上僅僅是抹平藥材的成本和雇傭轎夫的支出，掛號費也主要是形式上的收取，因此謝禮就成了醫生收入來源的重要部分。謝禮是病家為了向醫家表示感謝而贈送的禮物，既可以在診療前，也可以在診療后。謝禮的多寡與醫家的身份地位，患者的家庭條件、醫家治病的效果等息息相關，因此并沒有一個固定的范圍。轎夫在患者求醫的過程中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角色，因為醫家“去病家之順序，由轎夫按照行程方便而安排。因而，有急病或希望早請醫生看視之病人，則在早晨給轎夫錢，事先讬囑早來何方何處，于是，轎夫將按此順序把醫師送到病人家。轎錢均由病家在謝禮之外另出，根據路途遠近，給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不等”[1]202?？梢?，經濟原因是患者能否得到良好且及時救助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產婦妊娠前中后的民風醫俗

在如今現代化的醫院里，婦產科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科室，然而由于清代封建禮教的約束，即便是醫生也很難完全跨越這道男女之防，于是從中產生的空隙被產婆、穩婆這類女性醫療輔助人員給填補了?！肚逅准o聞》中寫到“懷孕后應令穩婆（一名收生婆）每三五天按摩一次腹部”[1]317。盡管文中沒有詳細寫出此行為的用意，但筆者在查閱相關內容后得知給孕婦按摩腹部好處的確不少，如可以改善睡眠和整體情緒，減少焦慮，降低和壓力相關的激素，增加“好心情”激素，減輕水腫和疲勞感，增加血液和淋巴的回流，增強免疫力，緩解頸部痛、腰背痛、腿痛、坐骨神經痛以及全身不適等[10]。

在孕婦生產的過程中，針對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要求，“臨月之際應準備草紙、襁褓，欲產時于床上鋪好褥子安臥，使穩婆撫摩腹部。臨產時，穩婆抱腰，視時刻給以助力使之產下。產下后，穩婆抱起小兒觀察手足及身體各部，以竹蓖切斷胎衣，用綢子緊扎臍帶之切口，包好后卷扎于腹部，并用甘草湯大致洗凈嬰兒，用手指探入口中洗出淤血等，擦凈身體。同棉布或綢片包裹后，用襁褓包好，橫抱于懷中。并使產婦移至產屋（一名產臺）”[1]317-318。這段文字表述了在孕婦生產前、生產中和生產后穩婆所需執行的事項，甚至是一套十分緊密的連貫步驟，對于提高胎兒的成活率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關產婦產后的“坐月子”時期，書中提到了“產臺”這一事物?！爱a臺系于普通床上左右疊放多層褥子，使產婦坐在中間，身體不動。大多在十天或七天左右均不使產婦平臥。如無血暈，亦有于五六天后即令平臥者?！盵1]318對于孕婦的飲食，當時也有一定的要求，“產婦坐于產臺上后，立即使吃糯米粥，但不能一次吃過多，而須分時逐次少量進食。糯米粥多為進食開始，以后則是吃飯。在三十天內忌魚肉油腥，五七日之內忌姜辛咸味。五七日之后逐漸使食少量咸味。七日之內，使產婦飲用砂糖汁（蜜）煮益母草，以去除淤血。如無血暈，則不用湯藥”[1]318。盡管上述內容在現今看來并不完全科學，但部分內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讓產婦喝糯米粥，可以補充營養、健脾開胃、緩解產后疲勞；7 日之內喝砂糖汁（蜜）加益母草則能夠幫助產婦活血化瘀，預防產后惡露不凈、腰酸腹痛等問題。但如魚羊肉這些被認為產后30 天內不能吃的東西，恰恰是富含大量蛋白質，可以有效補充能量，增強免疫力和體質的產后推薦食物。

另外，書中還提到，產婦在坐于產臺期間，還應由“老女”“阿媽”之類的人日夜守護，以防止產婦頭部下垂身體斜傾，并留心不要使產婦受到風寒，家中也要保持一個安靜的環境，禁止高聲喧嘩及物品之響動，使產婦能夠精心安臥，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恢復，從而保養好自己的身體[1]318。而對于剛出生，抵抗力較弱的嬰兒則“須在產后二十四時之后再吃乳汁（也有在一日之內喂乳汁者）。在此期間可喂牛黃黃連湯等或搗碎葡萄大棗煎湯喂服，以去胎毒。胎毒少時則不用牛黃。喂乳時，如母親有乳則喂母乳，如母親無乳，則用親戚中婦女之乳汁”[1]319。在當時母乳替代產品并不發達的時期，母乳被視為嬰兒喂養的首選，其次是其他婦人的乳汁，最后才會考慮其他非人乳食品，即便是到了現代，醫生也是提倡母乳喂養，其優點是利于嬰兒成長發育和營養吸收，增強嬰幼兒免疫力，增進母子感情，經濟又方便，干凈又安全。

孕婦的生產完成后，這戶人家也會給穩婆一定的謝禮，“給穩婆之謝禮數目，銀三十匁，五十匁，一百匁不等，按照人家身份而不同。大戶人家亦有贈送衣服鍛疋者”[1]329。在當時人們看來，生產是婦女生命歷程中幾乎都會經歷的一段自然時間，因此并不將生產與醫療活動進行關聯，“產時均無請醫服藥之事。產前產后，如無他病均不用醫師”[1]329。只有突發緊急情況，如孕婦大出血，才可能會有請醫行為，而如果來不及請醫，書中也提到了一些常見的應對方法，如“若有血暈或難產等危險時，方請醫師。發生血暈而來不及請醫師時，則時常將石頭或鐵物用火燒焙，并在磁器中放入醋靠近產婦之鼻子，將燒熱之石或鐵的物品淬入醋中，使產婦嗅味而醒覺。此外，亦有產后立即飲以童便一盞，（指一大茶碗）以治血暈者”[1]329。雖然這些舉措的有效性尚待考證，但在當時能夠得以記錄流傳，至少說明了其影響面之廣，應當是當時社會中的一些常用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

（四）不同醫情下的探視患者之矩

對于探望患者，也需要分情況進行。如果來探望者對于這戶人家來說是貴賓的話，那么就需要由患者的子孫、伯叔兄弟等出門迎接，先將人帶至客廳接待。如果客人提出想要前往病床前看望患者，則主人家就會以“不敢”為由進行拒絕；倘若是熟悉親近的人表現出十分強烈的探視欲望時，主人家則會禮讓其至病床前看視，在病床側邊設置座位，患者在病情較輕的情況下，就會穿著衣服外套，戴著帽子，坐在床上拱手施禮，為不能下床迎接表示歉意，客人在問詢病情后可以再進行一些談話交流，通常時間不會很長，子孫、伯叔兄弟等也會在旁邊站立，不時進行回答。走前向患者說保重，患者則依舊拱手答禮，并為不能下床送客表示歉意。而如果是病情嚴重到不方便起坐時，則不必整齊著裝，只是臥而覆以外套，讓子孫等向客人表示抱歉，客人到床前站立探視，不必說話交流并立即出房，而后再將人迎至客廳。如果不是至親好友，則不會到病床前，與子孫、伯叔兄弟進行一些問詢交流即可。這樣一層層人際親疏的網絡依舊影響著現在我們現在的探視行為，不同的關系對應不同的禮節，這樣既不會失禮，能夠維持好原有的關系，也不會行禮過度，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壓力和困擾，不失為是我國傳統人際交往中的一種智慧。

日本人長期以來對周邊事物都懷有一種觀察心理，仰慕比自己強大之國，蔑視比自己弱小之國，從這本《清俗紀聞》中我們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在滿族人統治中國后，日人對于中國心態認知上的變化。此書出版于1799 年，此時正是中國的嘉慶四年，乾隆盛世剛剛落下帷幕，距離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鴉片戰爭不到半個世紀，同時也是日本的寬政十一年，距離江戶幕府被推翻，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也僅相差68 年。盡管當時日人對清政府統治下中國文化的發展不甚認可，但二者此時還處于一個相對平等的位置。書中的內容也以問答記錄為主，因此書中材料的真實度較高。盡管《清俗紀聞》未能系統完整地記錄下有關清代江南及閩地的醫療情況和文化的所有方面，但依舊為清代江南及閩地的醫界習俗、禮儀與醫學知識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補充作用。書中的其他部分也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生動詳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如飲食、服裝、節禮等，其史料價值有待進一步挖掘。

清朝中后期，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日趨頻繁，中國在試圖了解這個世界的同時，世界的其他國家也在關注著中國。令人欣喜的是，除《清俗紀聞》之外，像《清朝探事》[11]《海關醫報》[12]《姑蘇景志》[13]等外文史料也在通過翻譯或者研究者自學外語的形式逐漸得到利用，但還有許多有價值的外文資料被束之高閣，有待開發利用。相信隨著這些蒙塵的史料重煥光彩，將有助于我們擺脫目前學界關于醫學交流和文化史研究的桎梏，推動相關研究取得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