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綠色創新
——兼論股權集中度的調節效應

易曉明

（安徽大學 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引言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表述，即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0 年9 月，我國明確地提出要在2030 年實現“碳達峰”，并在206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習近平也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隨著“綠色”和“創新”兩大關鍵詞同時被納入我國新發展理念以及“雙碳”目標的提出，“綠色技術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途徑之一。盡管如此，當前我國大部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有待加強，并且由于企業是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要使其自覺主動地開展綠色創新活動具有一定挑戰性。這歸根于綠色技術創新的“雙重外部性”[1]。一方面，企業在不被處罰的情況下“造成污染”能給自身帶來更高收益；另一方面，其他企業可能通過“搭便車”的方式以更低的成本獲取創新成果。此外，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項目需要較高的資金支持，在項目各個階段均存在很高的不確定性。一部分企業在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可能會面臨規模、資金、信息等各種方面的瓶頸。因此，政府、市場等外部方面要對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進行激勵引導。以往研究發現，政府方面的引導主要分為使用環境規制等限制手段及使用財稅補貼等鼓勵手段，效果不一定立刻顯現；而市場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能夠誘發企業自主開展綠色技術創新[2-3]。

機構投資者是指專門進行投資活動的機構，其資金可能源于自身或募集所得，相較于一般投資者具有信息優勢及專業判斷能力。自2004 年我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意見，逐步放寬與促進其在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機構投資者在我國市場的體量不斷增大，現如今已經成為我國金融市場上不容小視的一股力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離不開股東的資金支持，機構投資者作為股東亦能夠提供大量的項目資金，并參與公司治理與經營決策，其影響要普遍高于外部中小股東。對于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綠色創新的關系，雖然當前國內外學者進行了一定的相關研究，但關于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綠色創新直接影響的研究較為缺乏，且未能形成統一結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機構投資者會持以積極態度，通過公司治理監督管理層，促進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并提高企業社會績效[4-5]；另一部分學者則持消極態度，認為機構投資者持股的短期化會加劇管理層的短視行為，從而減少研發投入，并減少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6-7]。上述爭議可能源自于沒有將不同持股目的及獨立性的機構投資者細分進行研究。

我國股權結構不同于美國，一股獨大的現象十分常見，因此在研究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時，考慮這樣的特殊背景具有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委托代理理論認為，管理層與企業所有者之間存在矛盾。對于股東而言，加大研發投入能夠增強公司創新能力、提高企業長期績效[8]。但是管理層可能會出于對職位安全性以及企業績效等方面的考慮，做出短時化決定，減少研發投入，偏離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從“監督”的視角來看，股權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控股股東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能為謀取私利做出“掏空”行為[9]。從“掏空”的視角來看，股權集中度的提高，給大股東控制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等進行掏空行為創造了可能性。鑒于此，在研究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如何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基礎上，應當考慮股權集中度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聚焦于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研究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其直接影響。目前在我國金融市場中，機構投資者作為專業的投資機構，從資金到參與治理影響著企業長期決策，但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直接關系卻缺乏研究。因此，通過研究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直接影響，能夠豐富企業綠色創新動因的研究。第二，以往關于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直接影響研究較為缺乏，且得出結論不同?？紤]到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及其所屬情境不同會使其行為存在異質性，因此考察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在不同情境下分別如何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能夠完善機構投資者的相關研究。第三，以往研究關于一股獨大對于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較為豐富，并得出大股東對企業可能存在“掏空”和“監督”兩種行為?；诖?，將股權集中度作為調節變量，考慮其對于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關系的影響，補充了股權集中度的相關研究。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當前研究對于機構投資者持股會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何直接影響的闡述較為缺乏，相關研究如以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創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等作為研究對象雖然豐富，但結論尚未統一。

（一）機構投資者與企業創新及社會責任

部分學者認為機構投資者由于自身利益驅動或道德倫理約束，希望企業的日常行為能夠改善環境，提高企業聲譽，增強企業競爭力[10-11]。因此，機構投資者會更愿意投資社會績效高的企業[12]。同時，機構投資者由于不同于企業管理層，不存在短期收益不佳而被解雇的顧慮，能夠通過監督企業開展創新項目[13]，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且有利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機構投資者作為專業的金融投資機構，相對于其他外部投資者具有一定信息優勢，且對于投資機會的敏感性強，偏好投資業績更好的企業[14]。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等行為可能會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收益，導致機構投資者對企業此類行為持消極態度[15]。同時，機構投資者持有的信息相對于企業內部信息仍不完善，也導致機構投資者難以在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過程中進行監督[16]。此外，還有一些研究結論顯示，機構投資者持股的變化并不會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產生影響[17]。

上述爭議的產生可能是由于以往大量研究基本是從機構投資者整體持股水平出發，分析其對于企業各項活動的影響。然而，機構投資者存在異質性，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影響也存在差異?；贐rickley 的發現[18]，機構投資者與其所投資的企業是否有商業聯系對其自身獨立性有顯著影響。與所投資企業保持密切商業聯系的機構投資者為壓力敏感型，其獨立性較弱，更偏向于接受、聽從管理層的決策；與企業無商業聯系的機構投資者為壓力抵抗型，這類機構投資者獨立性較強，具有有效參與企業治理與決策并監督企業的能力和意愿。近年來，部分學者在研究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的影響時也按此方式進行細分，研究發現獨立性強的機構投資者能夠在給予企業資金支持的同時，有效地監督企業進行創新活動[19]，并使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增強企業聲譽，而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則起消極作用[20]。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同時具有“綠色”和“創新”的特點，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也會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因此，文章亦從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出發，分析不同獨立性的機構投資者持股如何影響企業綠色創新。

（二）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綠色創新

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包括基金、社會保險及合格的境外投資者。由于其僅與企業存在資金供給的投資關系，而不存在其他商業聯系，其更關注企業長期價值，也具備參與企業決策、有效監督企業綠色創新的能力。相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證券投資基金以及社?；鸬葯C構投資者具有明顯的長期投資導向，并且能夠通過其相對豐富全面的市場信息以及專業的評估能力，精確地分析企業創新項目的長遠價值及市場前期[21]，并且可能會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行為并進行約束，增加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22]，包括促進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具體而言，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能夠通過“用手投票”或“用腳投票”的方式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其中，一部分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由于其自身持股比例較高，可以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通過股東大會等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來有效地參與并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決策。這部分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能夠運用自身投票權，直接地監督企業行為并促進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而持股比例較小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雖然不具備足夠的投票權，但仍可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提高其話語權。根據信號傳遞理論，股東的股票拋售行為會給其他股東傳遞消極信號，尤其對于市場上的一般投資者，可以通過關注這類信號緩解自身信息的不對稱。因此，該類機構投資者能夠通過這樣的“聲譽機制”促使企業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包括券商、銀行、保險機構及信托機構。由于其除了作為企業的股東，還與企業存在其他較強的商業聯系，通常相比于關注企業的長期價值并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它們更關注企業短期績效，這樣的投資理念反而會抑制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等長期項目的開展。一方面，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本身具有短期投資導向[23]，而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長、易失敗的特點，不利于企業的短期績效，與這部分機構投資者的意愿相違背；另一方面，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由于與企業的商業關聯性，往往會與企業大股東和管理層形成合謀或受其牽制[24]，沒有足夠的動力或能力對企業社會責任及技術創新方面進行有效監督來推動企業綠色創新，反而會為了謀取短期利益，默許管理層及大股東做出不利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決策。因此，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更可能支持短期盈利的項目，而否定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項目。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H1a：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H1b：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會抑制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三）股權集中度的調節效應

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股權結構都具有控股股東一股獨大的特點。股權集中度也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以往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對于企業綠色創新是否有積極影響，主要取決于大股東對企業主要發揮“掏空效應”還是“監督效應”，而學術界對于此尚未取得一致結論。以往研究從大股東的“監督效應”來進行分析，股權集中度越高，企業的第一類委托代理問題會得到緩解，能夠有效增加企業的創新投入，促進企業創新，同時監督其更加充分地履行社會責任[25-26]。而從大股東的“掏空效應”來看，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轉移企業資源、損害中小股東等投資者的利益，謀取私利的能力就越強，而這種掏空行為同樣會占用企業研發資金，不利于企業創新活動[27]。由于第一大股東對于公司治理具有深遠影響，在研究機構投資者持股異質性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時，不能忽略股權集中度的作用。因此，文章在研究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如何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基礎上，也將從“掏空效應”與“監督效應”兩個角度來分析股權集中度如何影響二者關系。

其中從“掏空效應”的視角來看，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就擁有更多的控制權，進而為其提供了更多轉移公司資源的機會和渠道，大股東獲取個人利益所需付出的成本越小[28]。大股東通過關聯交易、侵占公司研發資金等方式謀取私利，不利于企業綠色創新項目的投入。通過上文分析，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具有參與公司治理、監督企業行為的積極性，而在股權集中度較高時，由于大股東對企業具有較高的控制權，非大股東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的監督成本會變高，從而削弱了其積極性。從“監督效應”來看，大股東對于企業研發投入及社會責任的履行有著積極作用，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監督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能力就越強。此時，大股東能夠很好地緩解委托代理問題，并避免管理層的短期化決策。非大股東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參與企業治理與監督企業綠色創新的必要性降低，同時其不具備充足的話語權，對于項目決策的影響力減弱，相應地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會受到削弱。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H2：隨著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會受到削弱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選用我國A 股上市公司2009—2020 年的數據作為初始樣本。其中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授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庫；其他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由于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會計準則不同于一般行業，且ST、PT 公司存在經營異常的狀況，為研究需要，參考相關研究對初始樣本進行如下處理[29-30]：（1）剔除金融行業公司樣本；（2）剔除ST、PT 公司樣本；（3）主要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處理，消除異常值影響。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當前我國企業財務報表尚未對綠色研發投入費用進行單獨的計量與披露，而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官網上，企業的專利在授權當日會被公開其分類號等信息，此時企業的綠色專利可以被識別。因此，借鑒國內外相關文獻，選取綠色專利授權量作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GreInno）的代理指標[31-32]。同時，由于專利申請審核期較長，可能造成官網已發布專利數小于企業實際作用發生專利數，且機構投資者當期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可能在企業下一期的經營成果中才能體現，為減小該項誤差，提高實證精確性，還在實證檢驗時對企業綠色創新指標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并分別對當期與滯后一期的企業綠色創新進行回歸[33]。

2.解釋變量

借鑒國內外文獻的研究方法，依據其是否與所投資企業有商業關聯，將機構投資者區分為壓力抵抗型與壓力敏感型，并以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比作為其代理指標[18，34]。具體來說，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Res）包括證券投資基金持股、社?；鸪止珊蚎FII 持股；壓力敏感型投資者持股（Sen）包括券商持股、保險公司持股、信托公司持股、財務公司持股和公司年金。

3.調節變量

選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股東集中度（Top1）的代理指標[35-36]。

4.控制變量

參考相關研究，選取了15 個可能會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變量，具體定義如下表1。

表1 相關變量定義

（三）研究模型設計

為檢驗假設H1a，設立如下模型

為檢驗假設H1b，設立如下模型

為檢驗假設H2，設立如下模型

模型（1）—（4）中Control 為上述控制變量，ε為待估參數。模型（3）中tr 為Res 和Top1 的交互項（Res×Top1），模型（4）中ts 為Sen 和Top1 的交互項（Sen×Top1）。

由于企業綠色專利授權量為離散型變量，且均為非負整數，采用普通的線性回歸模型結果可能會存在偏差。為保證嚴謹性，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37-38]，采用計數模型對其進行檢驗。計數模型包含泊松回歸模型、負二項回歸模型等，由于泊松模型有著被解釋變量期望等于方差的嚴格要求，而綠色專利授權量的方差遠大于其均值，符合負二項回歸模型的特征，故選用負二項回歸對上述模型進行檢驗。

（四）描述性統計

表2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企業綠色專利授權量的均值為2.029，標準差為19.525，說明樣本之間專利獲得情況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并且中位數為0 表明多數樣本并沒有獲得綠色專利權。Res 的均值為0.038，Sen 的均值為0.011，Top1 的均值為0.343，這意味著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比平均水平較低，其中壓力抵抗型占比大于壓力敏感型，但均遠低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說明研究股東集中度的調節影響具有實際意義。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和企業綠色創新

表3 報告的是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綠色創新的負二項回歸結果。第（1）（3）列中Res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更多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會使企業有著越高的綠色創新水平；第（2）（4）列中Sen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反而會越低，初步驗證了假設H1a、H1b?？紤]到機構投資者當期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可能在企業下一期的經營成果中才能體現，且綠色創新活動具有周期長的特點，對企業綠色創新指標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并對其進行回歸，從表3 第（5）（6）列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es 的系數顯著為正，Sen 的系數顯著為負，依舊符合假設。

表3 負二項回歸結果

（二） 股權集中度對于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綠色創新的調節效應

本研究初步驗證了對于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和企業綠色創新之間關系提出的假設。在此基礎上，繼續驗證股權集中度的調節作用。表4 第（1）（2）列為股權集中度對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與企業綠色創新的調節作用負二項回歸結果，其中第（2）列中交互項tr（Res×Top1）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加入了股權集中度這一調節變量后，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仍有利于企業綠色創新，但股權集中度越高，其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會越弱。表4 第（3）（4）列為股權集中度對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與企業綠色創新的調節作用負二項回歸結果，其中第（4）列中交互項ts（Sen=×Top1）并不顯著，這說明股權集中度對于兩者之間關系并無調節作用。假設H2 亦得到驗證。

表4 股權集中度對于機構投資者異質性與企業綠色創新的調節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

盡管在研究設計中控制了企業的相關特征，上述回歸結果仍可能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如綠色創新水平強的企業，可能更易受長期行為偏好的機構投資者所青睞。因此，采取如下穩健性檢驗方法。

1.工具變量法

基于已有文獻的做法[39]，選取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的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比及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比分別作為Res 和Sen 的工具變量。由于被解釋變量GreInno 離散且非負，而解釋變量Res 與Sen 為連續變量，故采用一階段普通線性回歸模型，二階段負二項回歸模型的方式進行兩階段工具變量法檢驗。由表5 可知，采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時，Res 的回歸系數分別為3.561 和5.596，tr 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0.589和-9.042，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表6 可知，采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時，Sen 的回歸系數分別為-3.402 和-5.081，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ts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因此，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之后，H1a、H1b、H2 的檢驗結果仍然穩健。

表5 工具變量法的檢驗結果（1）

表6 工具變量法的檢驗結果（2）

2.替換解釋變量

上述研究均以我國A 股上市公司中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有所有類別股票所占比例作為自變量進行實證研究。由于機構投資者持有不同類別股票所發揮的監督能力存在差異[40]，因此，考察機構投資者持有的A 股比例（ResA 和SenA）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7。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A 股比例與企業綠色創新呈現顯著的正向關系，股權集中度對該影響仍然起負向調節作用，而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A 股比例與企業綠色創新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結果再次證實了上文假設H1a、H1b、H2。

表7 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有A 股與企業綠色創新

（四）異質性研究

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可能會受到環保政策是否利好、企業自身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以及其產權性質差異等特征的影響。因此，引入虛擬變量與解釋變量構成交互項進行考察。

1.產權性質的影響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股權結構、內部治理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為了更好地研究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通過將產權性質的虛擬變量SOE 與解釋變量Res、Sen分別交互得到Res×SOE、Sen×SOE，并對交互項進行負二項回歸檢驗來考察產權性質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8（1）（2）列所示，交互項Res×SOE 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國有企業中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會受到削弱；Sen×SOE 顯著為正，但并未達到10%顯著水平，說明產權性質的不同并不影響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股的消極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當企業所有權為非國有時，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給予企業資金，影響企業決策，促進其綠色技術創新，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則會為短期利益抑制企業進行綠色創新；而在國有企業中，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所具有的話語權較低，引導監督企業積極進行綠色創新的能力較弱。

表8 不同環境下機構投資者異質性持股與企業綠色創新

2.環保政策的影響

一部分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動機除其自身偏好外，可能會受到外部政策的影響，如環保政策的不同可能會使機構投資者的綠色行為意愿產生差異。由于2012 年黨的十八大后出臺了一系列環保政策，因此借鑒姜廣省等的做法[41]，以2012 年為時間節點生成虛擬變量Time，其中2012 年以后Time 賦值為1，2012 年以前Time 賦值為0。將Time 與解釋變量Res、Sen 分別進行交互得到Res×Time、Sen×Time，并對交互項進行負二項回歸檢驗來考察環保政策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8（3）（4）列所示，交互項Res×Time、Sen×Time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環保政策出臺后，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的促進作用與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的抑制作用都得到強化。這可能是由于環保政策的不斷發布對二者的投資意愿產生了不同影響。對于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來說，環保政策的頒布可能意味著企業綠色行為的利好，于是會促進其監督企業進行綠色創新；而對于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環保政策的頒布可能意味著企業要被迫進行更多的污染治理及環保投入，為保證自身的短期收益，其可能會偏向于抑制企業綠色研發投入，從而不利于企業綠色創新。

3.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的影響

借鑒以往研究，將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進行分組，并生成虛擬變量Polluted[12]。當企業屬于重污染行業，虛擬變量Polluted 取值為1，反之為0，將Polluted 與解釋變量Res、Sen 分別交互得到Res×Polluted、Sen×Polluted，并對交互項進行負二項回歸檢驗來考察企業所處行業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8（5）（6）列所示，交互項Res×Polluted、Sen×Polluted 的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說明當行業的環保意識較強時，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能夠通過持股緩解企業融資問題，進一步促進企業綠色創新，而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有環保企業股份可能僅僅為了短期利益，當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等不利于當期績效的行為時，則會受其抑制；而對于環保意識較弱的行業，無論何種類型的機構投資者選擇對重污染企業進行投資，表明其自身投資不具有綠色偏好，進而影響企業綠色創新決策的意愿較弱，并且引導重污染行業企業綠色創新過程中的阻力也較大。

四、主要結論及建議

在踐行高質量發展理念、打造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背景下，文章從企業層面探究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的影響?；趯嵶C研究發現：第一，由于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獨立性強且有長期投資偏好，其持股能顯著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而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則因獨立性弱、關注短期績效等原因，其持股不利于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第二，企業自身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的話語權越弱，其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推動作用也將受到削弱；第三，相較于國有企業與重污染企業，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非重污染企業中更加顯著；且環保政策頒布后，壓力抵抗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相較政策頒布前更加明顯，而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則會將環保政策視作消極信號，抑制企業綠色創新行為。

鑒于此，研究提出以下建議。其一，政府在促進機構投資者在我國市場發展的同時，應當關注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不同影響，提高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的獨立性，并引導其積極參與企業綠色創新決策，發揮其監督作用，進而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其二，企業應當完善相關規定及監管制度，避免大股東為謀取自身利益，私自或與投資者合謀轉移企業資源的行為產生，進一步發揮機構投資者在公司綠色創新項目決策中的作用。同時，適當優化企業股權結構，股東及管理應該引導企業遵循高質量發展的理念，減少短視化行為，加強綠色創新水平，助力“雙碳”目標的實現。其三，機構投資者及企業大股東均應適當轉換投資觀念，更多關注企業長期價值，盡力支持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社會共識。機構投資者和企業大股東應當響應政府的政策引導，積極將資金投入綠色清潔行業，或助力重污染行業積極轉型，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