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安全與發展：策略體系與推進路徑

闕天舒 方 彪

一、安全與發展：國家現代化的雙重向度

國家現代化是一個不斷討論且充滿爭議的重大議題?，F代化研究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以來早已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學界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問題的關注也催生了大量的所謂發展問題和現代化問題的文獻，“構成了一個包括政治發展理論、欠發展理論、依附理論以及經濟成長階段論等現代化理論在內的龐大理論體系”1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頁。。不過，主流學者們總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用西方早發國家發展的道路與經驗來解釋和分析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因而，隨著國家現代化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成熟及擴散，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比較政治學、比較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在不同層級和領域下形成的對于現代化理論的各種批判與教益。如“依附論在拉丁美洲盛極一時，且傳播甚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那些新解放的殖民地的經濟困境和政治意識而引起共鳴。冷嘲熱諷的人也許可以把依附論說成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產品”1[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頁。。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化體現為各國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發展前沿水平的行為與過程?！?何傳啟：《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看現代化（歷史軌跡）》，《人民日報》，2016年01月17日。而全球化也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勢不可擋，在此背景下國家間的安全和發展已經相互關聯，各國的安全和發展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辯證統一的整體，沒有發展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安全，沒有安全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西方國家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化導致在一國內人與社會的矛盾和人與自然的矛盾的不斷激化，這些矛盾隨著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逐漸成為全球性的矛盾，并演化為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等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會導致一系列安全問題，直接影響國家間的和平發展。中國以人民邏輯為主導的現代化注重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無論追求國家安全還是推進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都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讓現代化發展成果為所有人共享。所以，我們有必要跨越西方的理論憑依和認知框架，從安全和發展的雙重向度來理解國家現代化。一方面，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本質屬性是發展，因為現代化就是一種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它表現在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強調現代與傳統最顯著的區別在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頁。。另一方面，安全是國家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國家安全則一切發展毫無意義，如果國家沒有安全保障，任何其他的發展都將會受到嚴重的威脅，甚至可能會被摧毀?！敖裉炜磥?，統一而無分裂之虞，強大而無人冒犯，發展均衡而非差距懸殊，和諧而不內訌外斗，環境友好，舒適宜居，國民安居樂業而不背井離鄉，這些應該都是‘國家之善’，也都是‘國家至善’?！?燕繼榮：《制度、政策與效能：國家治理探源 --兼論中國制度優勢及效能轉化》，載于《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2期。所以安全和發展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都必須面對的兩個重要議題，它們不僅關乎國家的繁榮與穩定，也關系到人民的生存與發展。

從類型學上看，安全與發展在國家現代化中存在多種關系，本文將其歸納為兩種不同的關系模式，分別是失衡關系和平衡關系。失衡關系模式是指國家在對安全與發展的追求中，出現“重安全、輕發展”或“輕安全、重發展”的傾向。這種關系體現了一種靜態思維，遵循著固定的思路去推進國家轉型、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它忽視了安全和發展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其中“重安全、輕發展”往往表現為國家在安全領域加大投入，忽視了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將會使國家陷入被動狀態，缺乏動力和競爭力?！爸钡浇裉?，大多數非洲國家繼續靠生產它們在殖民時期被迫生產的少數商品來維持經濟命脈。許多國家就是靠出口這些原材料來換取大部分外匯的?！?[美]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董正華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頁。這些做法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和低質量發展陷阱，還會造成族群間、國家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矛盾?！拜p安全、重發展”則可能出現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安全保障的問題，就會導致一些重大安全問題發生。例如，第一次現代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繁榮和發展，使資本主義取得了世界統治權。然而，這樣的現代化方式導致了嚴重的破壞性后果，如對外大肆擴張、侵略和征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大行其道6參見章國鋒：《反思的現代化與風險社會--烏爾里希?貝克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研究》，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1期。。相對而言，平衡關系模式則是指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在發展和安全的不斷變化中，尋求最優的平衡點，使兩者相互配合、互相促進。這種關系體現了一種動態思維，即不斷調整戰略規劃，注重安全與發展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提升。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民邏輯，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通過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并兼顧精神文明建設、以新型舉國體制推進科技進步等方式來增強國家實力，同時注重加強國家安全的保障，以確保國家的長期穩定，走和平發展道路。這種關系有利于國家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可以幫助國家有效應對安全威脅，同時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

二、不同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中的安全與發展

安全和發展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兩根重要支柱，支撐著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影響著國家運行和政治生活的四梁八柱。如何平衡和處理二者的關系歷來都是一個國家的重大政治議題，它會導致不同的現代化發展模式?？v觀世界歷史，西方國家和后發國家往往會走向安全與發展的失衡，表現出“重發展、輕安全”或“重安全、輕發展”的特點，而中國式現代化則是一種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模式，在追求發展的同時兼顧安全問題。

（一）“重發展，輕安全”：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突出特點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歐文明的現代化……然而，對西歐現代化進程有著更直接貢獻的則是同時發生的經濟擴張和國家建設?！?[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下冊，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頁。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經了數百年的發展，“是始于18 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他們的環境”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在西方早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它們受資本邏輯支配普遍重視發展問題，以科技革命和經濟發展為主要發展手段，提高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相對輕視或較少關注安全問題，同時也忽視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西方部分國家較早地推動工業化發展，以工業化帶動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加速，人的現代化完全滯后于物質的現代化，且在很長時間里處于安全穩定環境，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使其能夠抵御內外部的安全威脅。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以后，西方國家開始進行安全轉向，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更加關注安全問題。但從一定程度來說，“重發展、輕安全”是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突出特點。

在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中，“重發展，輕安全”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優先上，安全機制則相對簡單。一方面，西方國家在資本邏輯和進步史觀主導下，將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視為個人乃至國家的核心與重要任務。馬克斯·韋伯就指出，“一個人假如不但能夠提供上萬個就業崗位，還能促進故鄉的經濟發展和人口的增加，那么他理應感到自豪和愉快。這些狀態能夠讓近代商人獲得極大的滿足感”3[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劉作賓譯，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頁。。特別是在工業革命和宗教改革之后，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共同推進了西方早發國家的經濟增長，世俗化和宗教信仰的演變助推人們普遍追求物質財富，這些都在客觀上塑造了西方現代化的進步主義歷史觀，促使那些早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一味地去追求資本發展和文明進步。斯文·貝克特就以棉花帝國的發展揭示了資本主義全球史：“歐洲的資本家和統治者通過多種手段改變了全球網絡……在歐洲和東亞人均經濟生產值出現‘大分流’前，一小部分歐洲人主導了構建全球經濟聯系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當時只是間斷性的且逐步發生的，這不僅對棉花產業，而且對全球各處的人類社會都帶來了重大的后果”4[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徐軼杰、楊燕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頁。。伴隨著大國興衰和時代變化，這些西方國家又更加注重市場競爭和科技創新以保持其領先地位，從而牢牢掌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霸權。另一方面，西方現代化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隱患和風險，其中尤為嚴重的就是安全問題。從國內來看，這些國家在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導致環境污染、資源短缺、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傳染病流行等問題出現，對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平造成多方面危害，如在工業革命中，“作為重工業的鋼鐵業對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煉鐵業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對森林的大肆砍伐”5李宏圖：《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環境污染和治理》，載于《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2期。。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化與現代化相伴而生，全球化將現代化推向世界各地，現代化帶來的問題又被逐漸放大到全球層面，導致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日益頻繁?！皯馉幒徒洕D型與重商主義實踐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創造之間也存在著相互作用?！?[美]羅伯特?E.戈定主編：《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上冊，唐士其等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頁。于是西方國家開始重視安全問題，并在不同歷史階段建立了一系列安全機制，如歐洲一些國家經過三十年戰爭后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此之后又先后建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但這些安全機制的內容相對簡單且具有嚴重的意識形態色彩，把其他國家視為假想敵，傾向于以對抗去化解沖突，容易走向極端帶來新的集體安全困境。

（二）“重安全，輕發展”：后發國家現代化的突出特點

相比于那些西方國家，后發國家（主要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現代化、民主化進程起步較晚，安全穩定問題常成為其政治精英最為關注的問題。在這些國家中，現代化與政治動蕩、技術落后、經濟腐敗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一同出現，它們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既要面臨發展的時序問題，還要在安全與發展之間進行取舍。盡管有些后發國家從一開始走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老路，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片面追求發展，無視實際發展情況和經濟規律，“人為地將發展問題置于安全問題的之上，從而達到吸引外資和更多外部資源的目的”1Krasner，Stephen and C.Pascual，"Addressing State Failure"，Foreign Affairs，Vol.84，No.4，2005，pp.153-163.。然而，“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發生的變化是如此巨大，以致這些欠發達國家已經無法重復過去那些欠發達國家走過的工業化道路”2[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系》，張善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頁。。因而，大多數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往往更強調國家的安全穩定轉型，從而擺脫發達國家對其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剝削，發展則相對居于次要地位。

一般而言，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重安全、輕發展”，導致安全與發展關系呈現失衡的樣態。一是它們強調獨立自主和政治穩定，亨廷頓就指出，后發國家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打破傳統的舊秩序而又未建立好新秩序，沒有處理好政治參與和制度建設及政治秩序間的關系，則可能滋生政治動亂和不穩定。3[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因為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有其自身邏輯，如果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早于政治現代化，那么相對落后的政治秩序就會出現衰敗，造成更大范圍的不安全。因而越來越多的后發國家吸取經驗教訓，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更加重視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普遍建立威權主義政體來維持穩定秩序與實現經濟發展。二是它們缺乏穩定的發展環境，“經濟的現代化、民族的統一和國家政權建設是擺在新政權面前的重要問題。而且，這些要求并不像歐洲那樣來源于自身內部的發展，而是來自外界的強求”4[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限制，這些國家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往往處于一種不穩定的外部環境中，既要面臨西方國家現代化、民主化的示范壓力，又要應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威脅，甚至存在族群沖突和戰亂等。三是它們較為重視軍事實力，出現許多軍人政府。后發國家通常需要面對來自外部環境的威脅和內部的不穩定，國家精英和軍事領袖常會通過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統治和國家穩定，這在非洲和很多拉美國家較為普遍，如巴西就曾多次建立軍人政權并吸納其他領域的精英來推行專家治國。四是國家主導現代化模式，政府往往采取強有力的行政手段，限制外來投資，以保護本國產業，維護國家安全。但這會導致經濟發展的緩慢和低效，可能會導致一些不公平的競爭現象的出現，還會使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受到一定影響。賈雷德·戴蒙德比較研究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經濟差異，指出“這兩個國家都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上，自然地理環境相似，其中海地是新世界最窮的國家，其政府很弱，甚至不能為其大多數居民提供最基本的服務；而多米尼加共和國雖然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其人均收入為海地的6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倍，擁有許多出口產業。最大部分的解釋在于它們不同的殖民歷史，殖民勢力的差別造成了兩個國家爭取獨立的差別，然后又造成了接受外國投資和移民能力的差別?！?[美]賈雷德?戴蒙德、詹姆斯?A.羅賓遜主編：《歷史的自然實驗》，李增剛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53-170頁。這反證出“重安全、輕發展”的模式在后發國家行不通，海地取得獨立后拒絕歐洲人的投資或幫助而日益貧窮，多米尼加共和國雖然有一定的發展但其很大程度上依賴西班牙的殖民遺產，從更深層次來說其發展和安全受制于人。

（三）統籌安全與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下，形成了既有一般共性，又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習近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6在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中，人民邏輯占據主導地位，發展被視為實現人民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國家整體安全則被視為國家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前提。由此，無論是關于人的現代化、物質與精神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還是對和平發展道路的自覺追求，都對實現安全與發展相協調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對國家現代化來說，安全與發展不僅是國家繁榮和民族復興應努力達到的良好狀態，也是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有效運行所必要的前提條件與外部環境。以人民邏輯為主導的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以資本為主導的西方現代化及其他現代化發展道路，把五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自覺追求和安全與發展有機統一于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黨和政府把安全和發展兩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統籌考慮安全和發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幸福。

“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沒有脫離安全的發展，也不可能離開發展去談安全。能否統籌好發展和安全，關系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蔣華福：《新時代國家安全治理體系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與思維方法》，載于《國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西方一些早發國家強調發展進步，忽略安全能力建設，面臨許多的內外部安全風險與威脅。部分后發國家更注重安全穩定，但可能會犧牲發展機遇和利益，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進一步拉開差距，甚至會被甩出這個體系?！爸袊y籌發展和安全的歷史不僅是對制度規則、政策任務、組織激勵的臨時糾偏，而且是圍繞悖論進行的階段性體制重塑?！?何艷玲、汪廣龍：《統籌的邏輯：中國兼顧發展和安全的實踐分析》，載于《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自新中國成立及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就安全與發展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主線永遠都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發展的有機統一，同時注重國內外平衡、和平崛起、經濟社會協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等，這種模式已在中國得到了實踐和驗證，并為世界其他后發國家提供參考和借鑒。以農業現代化發展為例，隨著我國不斷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不可避免要開放市場、推動糧食生產國際化和貿易自由化。如中國加入W TO在農業方面做出相關承諾，包括關稅減讓、采用關稅配額制度、限制農產品國內支持和出口補貼等3參見蔣庭松等：《加入WTO與中國糧食安全》，載于《管理世界》2004年第3期。。但我們始終從更高的國家戰略角度來維護糧食安全的主權，保持我國糧食和農業生產體系的獨立自主，提升我國在世界糧食市場的競爭力。因而，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中國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模式不論在制度基礎還是價值追求層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制度層面，它是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人民群眾利益為最高目標，建立在市場起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基礎上的，形成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治國理政模式。這與中國式現代化五個自覺追求形成耦合，有利于實現經濟均衡發展、全體共同富裕和社會穩定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人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進步，調動社會各主體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活力。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生產力提高及綜合國力增強，國家逐步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就是很好的例證。價值層面的優勢主要表現在現代化發展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的發展成就是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這些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如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重大科技的創新突破，也進一步增進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今天我們處在新發展階段，仍然有必要統籌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將發展融合到國家安全治理進程中，將國家安全治理滲透到發展過程中，在長期的國家治理實踐中尋求發展與安全的平衡點，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

三、國家安全現代化的策略體系：邁向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客觀來說，中國開啟現代化建設的時間并不長，國家發展過程的各種安全風險時有發生，如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風險、領土爭端和邊境沖突以及經濟安全危機等，為了實現高質量高水平的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必須重視國家安全問題?！鞍踩珕栴}實質上是一種治理問題”4肖晞、陳旭：《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生成邏輯、實踐價值與路徑探索》，載于《國際展望》2020年第5期。，也是一種發展問題。只有創造穩定有序且蘊含活力的內外部環境，才能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黨的二十大高度強調提升國家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意義，這要求我們堅持人民邏輯，在安全觀念、領域和體系三個層面采取一系列策略和行動，實現主體要素、能力要素和制度要素的有效聯動與有機統一，從而推進國家安全現代化，邁向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一）樹立國家運行與治理的安全預防與發展提升觀念

總體國家安全觀能夠引導我們在觀念層面認知安全與發展動態平衡的重要意義，在制度、能力要素上進行聯動，從而推動安全制度預防與發展能力提升?？傮w國家安全觀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它強調國家安全工作的全局性、戰略性和長期性，將國家安全視為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共同利益，為我們認識和處理安全與發展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安全制度與發展能力相伴而生，其中制度側重于國家安全預防，能力傾向于國家發展提升，兩者統一于國家治理實踐之中。從宏觀層面來說，制度供給對于國家安全預防具有可操作性和持久性意義。國家安全的制度供給主要體現在靜態層次，注重頂層設計，既有根本性制度建設，規范了各主體間基本關系，也有具體領域及相關安全機制運行所需要的制度創新，保障了國家安全治理的有序展開。國家發展的能力提升則主要是聚焦動態層次，注重不同行動者的能力培養，其關鍵在于激發黨領導多元主體參與國家治理和建設的積極性，共同營造安全共同體。制度要素屬于國家安全的縱向維護，它要求在垂直層面對相關制度規范進行維護和更新，以確保整個國家安全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和可靠性；能力要素則屬于國家發展的橫向維護，它強調在國家現代化發展實踐中不同制度或主體之間的集成和協調，以確保國家發展與建設能力的交互與提升。因此，我們應從靜態和動態的雙向互動出發，既著眼于縱向維護，又高度關注橫向維護，構建協同的“大安全”治理格局，不斷深化安全制度與發展能力的契合度。

國家運行與治理的安全預防與發展提升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們既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把安全制度預防與發展能力提升統籌到維護整體國家安全的戰略層面，又要運用系統思維來認知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并將具體策略落實到實踐行動上。一方面，國家應在制度要素上注重提高安全預防和應急，建立起科學、完善的安全治理制度和機制，加強對各類安全風險的評估、預測和管控。同時，建立起高效、快速的安全應急響應機制，制定詳細、科學的安全應急預案，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和韌性能力。這既能增強安全共同體的反脆弱性和抗擊風險的韌性，又能使安全共同體在遇到危機后盡快恢復到有序狀態。另一方面，國家應在能力要素上注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創新和發展提升。在現代化過程中，新型技術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繁榮進步的支撐力量，將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應用于大國競爭博弈已成為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現代化應注重國家安全預防和發展提升的耦合，通過持續有效的制度建設來容納更多的主體與技術等，推進發展能力的提升，為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提供強大的制度供給和能力支撐。當然，國家安全的制度性預防所限定的治理行動邊界不能過于局促，否則會消解多元主體的共識，進而難以激發其參與現代化發展建設的活力；但過于強調國家發展能力的剛性，則會導致已有制度無法包容更多的主體參與和治理要素，從而陷入安全和發展訴求無法平衡、國家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同樣不利于國家安全與發展。

（二）確定國家運行與治理領域的邊界與規則

主體、制度要素共同塑造了國家運行與治理領域，其中制度要素規定了安全的邊界和規則，主體要素則在邊界和規則范圍內調動了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安全作為發展基石，在國家安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是作為一種制度屬性或治理范式嵌入到國家運行與治理之中，從而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提供兜底保障。且安全治理自身的運作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從制度要素出發規范主體要素的行動，明確國家運行與治理領域的邊界與規則。其中邊界的劃定需遵循權責明晰、科學合理、制度規范等原則，體現出安全治理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規則的制定需要考慮多方利益和復雜局面，實現全面、協同、高效的發展。強調安全治理的制度屬性，是因為安全范疇太廣，安全問題存在于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存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如果不將安全治理制度化，并促使它與其他各領域基本制度體系相契合，從整體國家安全的視野來推進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建設，就會使安全成為一種空洞的概念而失去抓手。最后必然會破壞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及安全自身運行，引發難以化解的安全危機。所以有學者基于歐美科學數據安全相關法律政策等提出科學數據安全邊界概念模型，認為“明確科學數據安全邊界的內涵和影響因素，是尋求數據共享與安全博弈平衡的必要條件”1李宜展、劉細文等：《科學數據安全邊界概念模型研究--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載于《中國科學基金》2022年第2期。。

在國家運行與治理領域，不同角色有不同的發展訴求和利益取向，主體要素則從效率和公平的維度出發不斷推進發展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這意味著主體要素需要在不同利益訴求和制度規范之間進行平衡，以實現整體的利益和充分的發展。因為主體要素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通過不同主體要素的積極參與，共同推動國家的科技創新、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實現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的福祉。在實踐中，制度要素為主體要素的行動提供了框架和規范，主體要素通過遵循制度要素制定的邊界和規則，保障安全和促進發展的目標得以實現。如果沒有主體要素的積極參與及其在國家發展與安全建設中的主動作為，并在制定發展計劃和政策時將安全納入考慮，那么國家運行與治理領域的制度作用也就無法發揮出來，安全與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由此，主體要素在安全治理的邊界和規則范圍內形塑了發展邏輯，并與制度要素在不同領域層面相互聯動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這種平衡確保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并推動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三）保持國家運行與治理體系的秩序與活力

在國家運行與治理體系層面，能力、主體要素的聯動維護了安全和發展的秩序與活力。能力要素作用于安全秩序并為其注入新動力，秩序的存在可促進各主體要素的參與和協作，形成相對穩定和可預測的環境，提高安全治理的效能和適應性。主體要素體現在發展活力上，不同主體的參與可賦予體系靈活性和創新性，激發各方面的發展創造力和活力?？梢哉f，安全秩序與發展活力相互關聯，只有在秩序與活力的共同作用下，國家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和有效安全治理。國家安全治理體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形成過程，因為它既取決于安全制度本身的完善，也取決于黨領導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發展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國家運行與治理的主體、能力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走了諸多彎路，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人民大力推行政府機構改革和市場化轉型，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成功建構了符合中國實際發展需要的現代化國家運行與治理體系，既保障了國家安全秩序，也調動了現代化發展的活力。

在此過程中，我們對安全與發展的關系認知也更加深刻全面，國家安全治理和現代化發展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但促進安全治理和發展成果共享的能力是基于民眾對安全與發展的需求及人民群眾和政府、市場、社會之間共建共治共享形成的合力。國家運行與治理體系是多元力量的治理參與、權利共享和治理共建而形成的，是安全秩序和發展活力的辯證統一體。一方面，我們要不斷提升秩序生產和適配的能力，以建構包容性和適應性的秩序?！鞍l展是永無止境的，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可以轉化為秩序；秩序是相對靜態的，是在不斷變化、發展中形成的?！?陳堯：《發展與秩序：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治理與法律治理》，載于《政治學研究》2023年第1期。我們不能一味追求發展而忽視了秩序的更新調試，而是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去進行安全秩序建設，留給民眾足夠的適應時間和發展空間。此外，我們對安全的追求，不能超過某個限度，否則會導致收益超過成本而得不償失2參見賈慶國：《對國家安全特點與治理原則的思考》，載于《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另一方面，我們要從全過程人民民主出發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發展建設的活力?！皬膰抑卫斫嵌葋碚f，全過程的民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對治國理政的領導中嵌入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這樣既能在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全面體現社會各個階層的意志和訴求，也能通過民主協商不斷吸納不同群體的智慧，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闕天舒、方彪：《國家治理場域中全過程民主與新型政黨制度--基于新時代中國話語建構的視角》，載于《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4期。因而，要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就必須將國家運行與治理的內在要求與其所面臨政治、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環境有機結合起來，在積極推進治理轉型所需要的動力基礎與外部秩序改進的同時，優化國家安全的運行邏輯、價值追求和治理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為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推進路徑：國家安全現代化的耦合協調

通過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現代化，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式現代化既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重發展、輕安全”模式驅動下的現代化，也不同于后發國家“重安全、輕發展”模式驅動下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同時保持政治社會長期的穩定，國家安全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一個重要的目標，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建設服務。當前，面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和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我們統籌安全和發展，在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出更多努力。

（一）組織維度：凝聚多元力量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實現安全與發展的統籌協調需要我們在組織維度上凝聚多元力量，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傮w國家安全觀讓我們意識到，國家安全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社會發展中。我們身處國家安全“萬里長城”之中，享受國家發展帶來的幸福與安定，同樣具有責任和義務去守護它、建設它。因而，我們應深刻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更加深入地認識國家安全對于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全面地分析和應對各種安全威脅和風險，為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和社會穩定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進而言之，我們“要堅持全面、總體國家安全觀，協調好各種安全的關系，各種安全要協調、全面發展，決不能顧此失彼，留下國家安全的短板和隱患”1王林：《國家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究》，載于《<上海法學研究>集刊（2021年第1卷 總第49卷）--上海市法學會國家安全法治研究小組文集》2021年第1期。。

對于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來說，組織力量的參與是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得以有效運行的根本和保障。黨和政府動員組織企業、社會組織、公民等多元主體參與國家安全治理和發展建設可被視為一個價值追求和治理適配的過程，它在具體實踐中強調不限于主體和利益的約束。當然，組織多元力量參與安全治理與發展建設的效果，既取決于多元組織與個體的協商合作與行動網絡，也取決于不同行動者的參與機制和平臺空間。因為在國家范圍內出現的安全問題和發展難題既可能涉及不同領域、層級，又可能導致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混淆、交織，其治理難度呈現指數級增長。有研究指出在政府治理領域，智能政務ChatGP T化會在強化科學行政、提升工作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但也在就業排斥、算法歧視、技術依賴等方面帶來隱憂和風險2參見陳潭、劉璇：《智能政務ChatGPT化的前景與隱憂》，載于《電子政務》2023年第4期。。這要求我們在國家安全現代化中保持開放性的認知思維，以發展促安全，通過吸納不同層級組織與個體推動更大時空范圍內的協商合作，進而在不同情境中更為有效地解決安全風險與危機。同時，國家安全治理體系的運行邏輯又涉及到國家權力、政府行政、市場經濟、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建設，需要黨和政府作為強有力的組織者、推動者來對社會組織和普通民眾進行賦權，加強法律和機制建設來整合社會資源和利益訴求，借助先進技術開拓治理參與渠道和機會空間，最終構建開放包容的新安全格局。

（二）結構維度：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構彈性治理空間

安全與發展的統籌協調還需要在結構維度上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構彈性治理空間。這就要求我們構建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打造包容性的制度環境，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國家安全具有多樣化、關聯化和階段化的特點，只有不斷增強制度的創新性和包容性，將更多的安全威脅和風險容納進治理體系當中，才能與時俱進地更好應對各種安全治理問題與發展難題，實現健康優質發展?！皬陌踩膶崿F手段看，除了技術措施，還需要人的合作和環境的協同等，因此，安全系統其實是人、物、人與物構成的復雜系統?！?楊義先、鈕心忻：《安全通論：刷新網絡空間安全觀》，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因而，國家安全治理在結構上應構建一種新型的治理行動框架，以開放式的生態系統來取代封閉式、場域式的物理空間，以更加柔性和復雜性的治理方式來重新塑造國家安全治理的運行秩序。

實現包容性的國家安全和發展，建構彈性治理空間，需要我們在宏觀的治理結構和微觀的治理行動上提出更多新的思考方向。在實現國家現代化背景下，國家治理在結構維度上的要件有：一是多元主體復合，即國家安全治理主體應在黨的領導下吸納政府與市場、社會組織與個人等不同主體參與，并對各主體間的關系進行調和，使其成為一個多方聯動的復合整體，促使各主體承擔各自的責任，協同參與治理4參見闕天舒、方彪：《基于“政治性議題”的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載于《學習與實踐》2023年第5期。。國家可從教育、激勵和法治三個層面發力，如教育上要大力培育國家安全方面的人才，增強公眾參與意識和法治精神，為我國社會發展和安全建設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治理的整體規劃，“隨著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提出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我國開始有意識地、系統化地建設國家安全治理體系”5徐曉林、朱國偉：《國家安全治理體系：人民本位，綜合安全與總體治理》，載于《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但統籌協調關涉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還要從全局進行整體規劃，采取以安全需求為導向的制度創新推動戰略，并根據實際發展需求進行體制改革和政策試點，引領制度建設。三是必要的制度監管，在充分發揮國家治理各主體自主性作用基礎上，通過法律和制度建設進一步規范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企業與社會間在安全治理領域的權責關系，形成較為完備并具有本國特色的安全監管法律體系。同時要加強對安全領域的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建設，發揮新技術的作用，提高安全監管和應急響應的效率和能力，寓良好發展于安全監管之中。

（三）價值維度：關注民眾需求走向國家安全現代化

任何一種治理模式都內在地蘊含著人們對現實的思考和對價值的追求，人們參與國家安全治理創新并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還有著更高的發展目標和價值追求。傳統國家治理中，國家在管理的運行中出現因果倒置的情況，按照自身的意志以“穩定的秩序”取代“民眾的需求”。這樣，國家在主導安全治理和發展建設時會忽視人的利益和需求，削弱其他主體參與現代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終會帶來一系列治理難題和發展危機?！啊话踩陌l展’和‘不可持續的發展’，與發展的初衷相背離，遠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1余瀟楓：《“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路徑》，載于《國家治理》2023年第1期。。隨著實踐發展與民眾對權利的需求越來越明顯，現代化帶來的主體性（包括現代化塑造的自主性、主觀性和自發性等）對國家安全治理和現代化發展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國家安全治理逐漸向以人民為本位進行轉型。

國家安全治理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作為一種實踐準則和價值追求，強調不同治理主體通過包容合作、共同參與來實現安全共同體的有序發展。雖然在安全共同體中多元主體的需求分歧和社會矛盾沖突在所難免，但所有的訴求與差異都可以通過協商合作來化解，進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所以，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無論是從社會矛盾的變化，還是從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來看，人民群眾的權利愈加受到重視，其利益也將得到更好的維護。進而言之，國家安全現代化的價值邏輯具體表現在：首先國家安全治理是從更加具體的視角出發來看待人民與國家的關系，強調人民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密切關聯，愈加關注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國家安全工作的最終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尊嚴安全，為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條件和發展空間。其次它是以尊重人民群眾自主性、創造性為前提，從整體國家安全和命運共同體來考慮最大多數人利益。只有構建起全體人民命運共同體，才能夠真正保障國家的安全和發展，讓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最后它重視整合國家安全治理過程中的各種硬性和軟性資源，既要善于運用各種安全法規、制度、行政命令以及技術手段等硬性資源，守護安全共同體的秩序；又要強調個體在維護國家安全過程中的愛國情感、價值理念、道德自律和心理認知等軟性資源，實現個人需求與國家整體利益的相輔相成。

五、余論

在現代化潮流中，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盲目追隨西方現代化去追求資本邏輯和適應“普世價值”，而是保持自身發展定力，以人民為中心，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引領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保障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籌安全與發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它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有機統一，而中國式現代化實際發展也在理論和實踐邏輯上實現安全與發展相統一。同時，我們還需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究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建設貢獻智慧與力量。一方面，隨著歷史情境的變化，我們要適時地去界定安全與發展的內涵，系統性地探索國家安全治理與發展建設。因為安全與發展不僅在空間角度，而且在時間和觀念角度具有變動性和多樣性。如國家安全先后經歷“以軍事安全為內涵主體的起始階段、以經濟安全為重要關注的雙軌發展階段與以實現綜合安全為要求的全面治理階段”1Edward Kolodziej，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13.。發展也是從最初為解決落后挨打和生存問題，到新中國成立后解決溫飽問題，再到新發展階段追求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安全無處不在，但有時治理效果又不盡如人意，社會組織和個體的相對參與不足，導致公共部門被賦予“無限責任”。因而，我們要從國家安全治理層面來實現統籌安全與發展，在充分尊重人民群眾自治的基礎上，優化國家安全治理結構和制度，實現政府與社會各方面的協同治理。在國家現代化中，我們應通過技術、制度吸納更多的主體參與到治理中，為不同行動者賦能和賦責，將治理、安全和發展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