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探析
——基于村莊五星支部創建過程的實證研究

趙劉倩

(上海師范大學 哲學與法政學院,上海 200234)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社會治理的重心所在,其中鄉村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單元,統籌推進鄉村治理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基礎性作用。然而,鄉村治理是一項長遠的系統性工程,內涵豐富,涉及面廣。隨著城市化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和社會逐漸深度轉型,鄉村的社會結構也日益發生變化,使得當下的鄉村治理面臨著更為復雜的矛盾和沖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睘榭傄?為推進鄉村治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明了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包h建+鄉村振興”成為新時期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理念和模式。各個地區在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引下制定出了多種各具特色的實踐模式,河南省委在此背景下開展村莊“五星”支部創建活動以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促進鄉村社會發展。這一制度創新將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個總要求具體化為“產業興旺星、生態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福星、支部過硬星”這五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從而給村莊治理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1 鄉村黨建的實踐困境與制度創新緣起

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理念的提出與我國鄉村治理的歷史發展和現實實踐密切相關,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我國的鄉村治理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縣政紳治”階段?！盎蕶嗖幌驴h”使得官僚機構在地方上只能實現有限擴張,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和自下而上的村莊自治通過鄉紳階層這一“第三領域”進行有效對接,國家政權通過鄉紳實現控制鄉村社會的目的。這種治理模式的根本是為了維護地方穩定,避免對中央政權造成威脅,國家治理資源投入較少且不平衡,對縣以下行政區域缺乏重視,地方鄉紳成為基層的主要治理力量。二是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的“政社合一”階段。在特定的威權體制下,農村基層治理帶有“強政府”傾向,處在“強政府—弱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之下。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政村治”階段。建立以鄉鎮政府為基礎的農村基層政權來行使國家治權,在鄉鎮以下實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行選舉村干部組成村民委員會管理鄉村社會事務?！叭苄驼彪m然退出了,但國家并未退出鄉村社會。當前的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實際上是一種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最后由村級組織落實的單線垂直的行政和半行政化的治理機制[1]。從歷史溯源的角度來看,鄉村社會的治理主體和治理力量隨著整個國家社會的不斷轉型發生了多次變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使得鄉村的社會結構日趨老齡化,鄉村社會內生的治理資源和地方規約逐漸衰弱。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推行,國家與鄉村的關系發生了本質性的轉變,從原來的資源索取型轉變為資源扶持型和資源給予型,這也導致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與農民日漸脫離舊有的聯系,關系變得更為松散和疏遠,鄉鎮政權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無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2]。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將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現代性因素強有力地滲透進村莊,基層干部和村民都可以利用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為自身謀取利益,村級黨組織政治功能逐漸弱化,加之基層干部素質良莠不齊,引領村莊發展的能力參差不齊,基層治理的權威性有所下降。治理主體的單一和治理目標人群不穩定的現實狀況使得鄉村社會信任機制有所削弱,信任缺失狀況有所增長。制度層面導致的懸浮和社會層面的信任缺失都給鄉村治理帶來了深刻的挑戰,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的提出又給鄉村治理帶來了更高的要求。完善以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自治體制、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迫在眉睫,基層“五星”支部創建活動順勢而生。

2022年4月,河南省委印發《關于創建“五星”支部引領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強調各縣市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重要論述,以村莊五星支部創建為抓手,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從制度設置來看,五星支部創建具有五項重點任務,分別對應鄉村振興戰略的五項要求:一是建設產業興旺村,對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產業興旺”和“生活富?！?強調要立足本地資源稟賦,科學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符合市場需求的特色主導產業,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二是建設生態宜居村,對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生態宜居”,強調要合理規劃生產生活空間,推進人居環境改善;三是建設文明幸福村,強調要加強鄉風文明建設,建設服務型黨組織;四是建設支部過硬村,對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治理有效”,強調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推動基層組織全面加強、全面過硬;五是建設平安法治村,對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風文明”,強調要化解農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構建穩定和諧的村莊秩序。與此同時,省級指導意見中也規定了五星支部創建的五項工作機制。例如,以黨員聯戶、干部包片、支部會商機制及時溝通化解矛盾糾紛;以獎勵機制激勵村干部干事創業;以雙綁機制助力農業現代化、市場化等。此外,省級指導意見也對五星支部的評星標準和評選辦法進行了說明。在評星標準上,存在一些明確的、硬性的數字指標,產業興旺星要求村集體經濟年經營收益在20萬元以上、生態宜居星要求衛生戶廁占比80%以上、文明幸福星要求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但也存在一些主觀性的、模糊的指標,如村莊規劃有序、鄉風文明等。同時,除了支部過硬星外,其他四個方面的評價都是評星的,不存在序次和權重差別。在評星辦法上,實施自主申報、逐級推薦、分級審核的程序,由村黨支部自評、申報,鄉鎮初審,縣級有關部門聯審確定三星支部,市級有關部門聯審確定四星支部并將五星支部推薦對象上報省級,最終由省級有關部門聯審確定五星支部。同時,省市縣分別對五星、四星和三星支部進行通報表揚、工作經費獎勵和干部報酬獎勵。

陸益龍認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實質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鄉村社會秩序形成與維持的途徑與過程;二是鄉村社會發展的實現路徑和過程[1]。從省級指導意見看,五星支部創建的五項重點任務實際上也踐行著構建鄉村社會秩序和促進鄉村發展這兩個根本目標,在工作機制、評星標準和評星辦法上也體現出了聯結各方、推動多主體多部門協同、尊重地方差異性、激勵鄉村治理動力等目的。這樣的指導意見為村莊發展指明了方向,但具體落地執行仍需要村莊結合自身實際狀況確定實施方案和路徑。在這樣多目標的任務環境中,村莊實踐路徑的選擇直接影響著其治理結果的好壞?；诖?本文以河南省中部某縣級市F鎮C村為研究個案,對其五星支部創建的實踐過程和路徑進行探究和分析。C村黨建實踐歷時較長,經歷了從黨建落后村到黨建示范村的轉變,因此,其實踐路徑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本文以“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和“制度—生活”的分析視角展開。因為黨建引領鄉村振興實踐涉及諸多方面,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其在縱向上存在不同的實踐階段,圍繞縱向的實踐過程可以對不同主體的互動進行較為細致的觀察,從而探究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聯系。同時,本文將C村實踐放置在同期其他村莊實踐的背景中,與周邊其他村落進行橫向比較,圍繞橫向的實踐對比可以對影響鄉村社會治理實際效用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探究。

2 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

五星支部創建任務符合“縣政、鄉派、村治”的過程。自2022年4月省級指導意見印發以來,C村所在的縣級市多次召開重點工作調度會議,強調要強化五星支部創建,將五星支部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并計劃創建五星支部6個、四星支部38個,三星支部107個,著力培育一批明星村莊。2022年6月,F鎮率先進行了鄉鎮管理機構改革,設置黨政綜合辦公室、黨建工作辦公室、鄉村建設辦公室、公共服務辦公室等15個綜合性辦事機構,以機構改革為跨部門協同做好制度安排。與此同時,在工作機制上,F鎮采用現場觀摩的方式不定時對鎮域內村莊的創建工作進行評比打分,以壓力性機制鞭策和激勵各村黨組織的治理積極性。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如何有效且高效完成五星支部創建的目標成為橫亙在C村面前的治理難題。

C村位于F鎮東部,村占地面積2400畝,人口2560人,農戶491戶,現有黨員44人,村兩委干部6人。C村經營蜂產品歷史悠久,具有規模以上蜂產品生產企業7家,出口企業5家,國家級龍頭企業1家,省級龍頭企業1家,產品遠銷全國及世界各地。雖然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但是C村同大多數中原村莊類似,村莊大多數蜂產業都是私人經營,村內沒有集體企業,村莊集體收入除了土地租金之外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靠上級的財政轉移支付,這就給村莊的日常治理工作帶來了很多限制。除此之外,C村臨近省會城市,村民外出打工和經商的情況較為普遍,人員流動量大,村莊內的常住村民也大多各自獨立經營產業,日常與村集體交流的機會并不多,黨建基礎相對薄弱,給C村的五星支部創建工作帶來了很多難題和挑戰。

2.1 村企聯動,加強陣地建設

C村以陣地建設作為創建五星支部的起點,在新一屆村領導班子上任之前,C村的黨支部和村兩委長期處于渙散狀態,村莊的道路規劃、照明設施等基礎建設長期落后于F鎮其他村莊,村委會也僅有四間平房,只能滿足基本的辦公功能。因此,新一屆村領導班子自2017年上任以來就一直著手重建新村部的工作。

老村部占地面積太小,新村部的規劃至少需要3棟宅子的面積,并且村部最好臨路,這樣才方便群眾辦事。同時,新村部規劃建成至少需要160萬元,遠遠超出了村集體資金的可支付范圍,因此,C村新村部的建設進展緩慢。在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背景下,C村兩委抓住政策契機,與村里兩家蜂產品龍頭企業進行協調和溝通,希望由企業捐資來承擔這筆建設費用。同時,組織黨員多次去村民家走訪,希望村民能夠騰出空置的房子供新村部規劃使用。

擴展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為服務功能幫助C村兩委順利解決了新村部建設的資金和選址問題,從企業籌措到資金90萬元,加上上級政府的專項資金補貼,最終建成了占地面積達1200平方米的黨群服務中心。新的黨群服務中心集村委辦公室、活動中心、閱讀室、會議室、扶貧工作室和文化廣場于一體,能夠滿足村民日?；顒拥亩喾N需求,豐富了黨員和群眾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以新的黨群服務中心為陣地,C村將基層黨建與村民日常生活聯結起來,開放閱讀室、定期召開群眾大會、每月召開主題黨日活動、在文化廣場舉辦聯誼會等,新的黨群服務中心逐漸成為村民日?；咏涣鞯墓部臻g。在這里,村兩委不僅將黨的理念傳遞給黨員群眾,也收集著群眾需求,實現了政策和信息的上傳下達以及黨建與村民日常所需、生活情感的有效契合,直接改善了黨群關系,促進了后續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為創建五星黨支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2.2 制度落實,夯實黨建基礎

支部硬件建設完成之后,C村啟動了五星支部創建工作,并將其作為年度重點任務進行推進。C村兩委結合省級指導意見和市委會議精神研究制訂出了適合本村的五星支部創建計劃,成立了領導小組并建立黨員聯戶分包責任制,通過“一編三定”對社區黨員進行積分管理,為開展創建活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

黨員聯戶分包責任制和“一編三定”的工作方法保證了黨員和領導干部參與黨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臺賬工作制則進一步對創建任務進行了細分,有利于村兩委時刻把握創建任務的發展動向和治理過程,實施有效監管。這種數目字管理的方式促進了基層治理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適合于完成五星支部評星標準中那些明確的、硬性的數字指標。對于評星標準中“生活幸?！薄吧鷳B宜居”等較為模糊并涉及村民需求的主觀性指標,黨員聯戶分包制度則發揮了極大效用。通過聯戶分包的網格化管理方式,黨員能夠摸清村民的真正需求,實現村民需求與黨建治理的有效對接,使得基層黨建工作真正落到實處。數目字與網格化管理相結合,將村莊整體聯結成一張治理網絡,村兩委、黨員和群眾都緊密聯系在治理網中,為基層黨建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組織保障。

2.3 人才激活,賦能產業興旺

鄉村振興,人才是關鍵。鄉村發展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留得住人才,讓人才扎根鄉村成為鄉村發展的后備力量。C村在五星支部創建過程中依托村莊蜂產業大力鼓勵大學生回村創業,并吸引外來人才。村兩委多次和村內龍頭企業聯合在黨群服務中心召開就業宣講會和培訓會,為村內年輕人就業打通了渠道?！叭瞬?產業”不僅解決了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也通過年輕一代對企業的管理經營,使得村內蜂企業從粗放型生產經營逐步轉換為研發科技型經營。截至目前,村內企業引進管理、財務、銷售、科研等方面人才120多人,有效帶動了全村蜂產業的發展。隨著互聯網電子商務的日益興起,C村蜂產業在一批青年人才的帶領下逐漸走上電商發展之路,從傳統實體產業到虛擬電商經營的轉變擴展了C村蜂產業的銷售渠道和銷售網絡,使蜂產業打破了原有季節性和地域性的限制,走向更大的市場。目前,“龍頭企業+電商”已經成為C村產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隨著年輕人逐漸回村創業,村兩委也不斷吸納這些年輕人加入村莊治理中來,例如,組建青年志愿者隊伍,發展青年入黨積極分子和青年黨員,邀請年輕人為村民進行電商操作培訓,舉辦“青年創業能手”評選活動等。年輕群體的加入為產業發展和基層黨建注入了活力,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長效可持續發展。

2.4 組織創新,推進村莊自治

鄉村社會治理的機制包含行政治理和村民自治兩個方面,如何將村民有序組織起來參與村莊治理是鄉村治理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難題。C村在原有村民大會、村民議事會的基礎上提出了“五老議事堂”這一新的組織方式。村民議事會面向全體村民,組織難度較大,一般一季度召開一次,而“五老議事堂”則只面向村里的老教師、老干部、老軍人、老黨員和老模范這五類群體,每周召開一次,作為村民議事會的補充。

“五老議事堂”作為一種組織創新,在C村發揮著多重作用。在人員構成上,“五老”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社會權威,甚至一些就是曾經的老支書,是過去村莊治理的主要力量。隨著村莊治理日益行政化、科層化,這些老人在村莊治理中逐漸淡出,而事實上他們仍然在鄉土社會中享有一定的話語權。因此,“五老議事堂”重新將他們組織起來,將他們的權威和聲望整合起來用于村莊治理事務,有助于提高治理效率。同時,“五老議事堂”作為村民議事會的補充,由“五老”收集民意、反映民情,一些不必要進行村民大會的事項可提前經由“五老議事堂”篩選決策,大大提高了決策的效率和科學性?！拔謇稀比藛T也可以隨時針對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反饋,使得基層治理更好對接村民需求?！拔謇献h事堂”為推進村民自治提供了一個溝通協商的平臺,村民和基層黨組織通過“五老議事堂”連接起來,“五老”人員既向村民傳達著黨和政府的相關政策精神,也向基層黨組織反饋著民意民情,從而凝聚基層治理合力,促進一種長效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

2.5 資源整合,共建五美鄉村

創建五星支部涉及產業、生態、法治、社會保障等多方面內容,而這些方面的進展僅僅靠基層黨組織的力量是很難實現的。因此,C村在創建五星支部時始終注重整合各方資源,將政府資源與社會資源有機結合,共同促進村莊發展。在產業發展上,C村依托傳統蜂產業的優勢,聯合村莊企業多次舉辦產品展銷會,并積極邀請上級領導蒞臨指導,以爭取一些特色產業項目的資金支持,借助上級資源進一步提高產業知名度。在村莊環境治理上,C村將精準扶貧與人居環境整治結合在一起,為貧困戶提供清潔崗位,并組建婦女志愿服務隊專職負責五美庭院打造,利用村民的社會關系拉贊助改造水沖式廁所,進一步改善了村莊生態環境。在村莊精神文明建設上,C村兩委主動提供活動經費和場地,讓村民自己搞活動,村里的舞蹈隊經常舉辦腰鼓和民歌比賽,甚至去外村和鄉鎮表演,極大豐富了村民的文娛生活。同時,C村也多次舉辦孝道文化大賽、黨史比賽、防傳銷防詐騙宣講等活動,將道德法治與文明之風不斷傳達給每一位村民。一系列活動將內在和外來的治理資源整合起來,共同助力了環境美、產業美、人文美、和諧美、建設美村莊的實現。

3 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邏輯與作用機理

C村的創建實踐走在了其他同期參與創建活動村莊的前列,在多次現場觀摩評比中,都得到了縣鄉干部的一致好評,最終C村作為五星支部創建先鋒被推選到了省級相關部門,也收獲了“省級文明村”“黨建示范村”等多項榮譽。從不具備創建優勢的黨建落后村到黨建示范村,C村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和一般適用性,其實踐路徑值得我們分析和研究。從經驗過程來看,C村的實踐遵循了以下路徑(見圖1):

圖1 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分析

從省級層面,五星支部的制度設計首先就包含了國家戰略具象化的目標設置、平行且多維的激勵設置、跨部門跨層級的組織整合這三個方面。將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化為五個星的創建目標給基層政府指引了方向,也使基層政府的治理行為始終處于國家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的引導之下,上下不同層級部門之間容易達成共識,避免執行偏差的出現。與此同時,五個星的創建目標又給基層治理設置了平行且多維的激勵軌道,這些激勵安排允許不同基層社區在各自的軌道中申請獎項,地方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狀況進行選擇,充分尊重了地方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但總的來說無論地方選擇什么方面的創建目標都要以黨建為核心,有助于實現政治統一引領與地方有效治理之間的平衡。此外,檢查驗收和審核認定環節又將專業性的條線部門和屬地管理的塊塊部門整合起來,緩解了條塊之間的組織張力和協同困難。國家戰略的具象化演繹輔之以多維激勵和多部門協同使得五星支部具有較強的執行保障和動員效能。

從縣鄉層面,作為鏈接中央與基層的中間層級,縣鄉的執行態度直接影響著五星支部創建工作的推進和落實情況。將五星支部創建列入本年度的重點工作計劃明確了五星支部工作的政治定位,分別設立五星、四星和三星的創建目標既給了鄉鎮和村莊適度的工作壓力又使得鄉鎮和村莊可以有的放矢地執行創建目標,展現了地方實踐的特殊性和動態性?？h市級的高定位和全程監督為鄉鎮的五星支部創建營造了壓力型的工作氛圍,而鄉鎮又通過觀摩評比的工作機制進一步將高壓的工作態勢轉嫁給了其下轄的每一個村級自治組織。機構改革重塑了基層黨建工作的組織結構,觀摩評比則能夠及時掌握村莊的工作進展,樹典型、抓落后,從而保證五星支部的推進和落實工作始終處在上級政策要求的目標和方向之下。

從村莊層面,村莊作為五星支部創建的具體實踐者,需要直面基層政府和鄉土社會,因此,村莊的路徑選擇是五星支部創建能否實現以黨建引領鄉村振興根本目標的核心和關鍵。C村的經驗路徑可以提煉為陣地建設、制度建設、組織建設和資源整合四個方面。陣地建設為黨建工作的開展搭建了一個平臺,在此平臺之上通過生活化、常態化的運作使得黨建與村民有效對接起來,拓展了黨建的政治功能,延伸了黨建的服務功能。制度建設確保了黨建工作真正落到實處,數目字管理和黨員網格化責任制管理既規范了村黨組織的工作秩序,又激活了黨員的責任意識和參與熱情,村兩委、村黨員和村民通過制度建設聯結起來,促進了黨建的規范運作和長效發展。組織建設為村民自治搭建了一個溝通協商的平臺,“五老”人員等傳統治理力量和青年人才等后備治理力量都被吸納進村莊治理體系之中,為村莊治理注入了活力。資源整合則為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現提供了物質保障,鄉村內外治理資源的注入和激活提高了村黨組織的治理能力,同時增強了村莊的凝聚力,促進了村莊治理共同體的形成。

在社會環境中,任何組織或社會系統的行為活動與管理過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組織的目標是在協調各方利益主體的基礎上進行充分的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從而達成效用和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的。五星支部的創建過程體現了協調省、市、鄉、村莊不同主體的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是統籌兼顧、不斷凝聚基層治理合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科層制自上而下的黨建動力與鄉村社會自下而上的治理實踐緊密結合,重建鄉村秩序與促進鄉村發展緊密結合,激發內生動力與注入外生活力緊密結合,從而為黨建引領鄉村振興、促進鄉村有效治理提供了一條切實有效的實踐路徑。這一路徑將制度引領與實踐反饋串聯起來,不僅是一種實踐、一套規則體系,更是一種治理理念,即在尊重地方主體性的基礎上以黨建為核心促進多主體協同發展,一步步將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變為基層可持續的治理效能。

4 結語

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以基層黨建引領新時代鄉村振興,既是促進農村基層組織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以中國農村全面走向現代化為基本內涵的鄉村振興戰略落實的有力保證[4]。黨建引領作為中國社會特有的制度優勢,對于推動多主體協同共治、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具有深刻的意義。隨著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探索不斷深入,黨建嵌入地方治理、引領鄉村振興的新思路在我國許多地區都有所展現且取得了一定效果,這些地方性實踐能夠為我們深入理解“黨建+基層治理”的運行機制和作用邏輯提供經驗指導。本文以中部省份F鎮C村的五星支部創建活動為例,對其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和深層次運作邏輯進行探討。通過田野考察與實證分析,本文認為黨建有效引領鄉村振興的路徑需要多層級行政主體上下聯動、統籌協調,省級層面將國家戰略具象化并輔之以多維激勵和多部門協同,使得基層黨建具有了執行保障和動員效能,縣鄉層面的機構改革、觀摩評比和全程監督重塑了基層黨建的組織結構,為基層黨建營造了高壓態勢,村莊層面的陣地建設、制度建設、組織建設和資源整合既為基層黨建和村民自治搭建了共同參與、協商共議的平臺,又將黨建與村民日常生活有效對接起來,實現了黨建的功能拓展,凝聚了村莊治理合力,促進了村莊治理共同體的形成。這一實踐路徑為黨建引領鄉村振興、促進鄉村有效治理提供了一條切實有效的路徑指引。

然而,在看到這些基層治理經驗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黨建引領發揮作用的背后需要復雜的支撐條件,例如,跨部門、跨層級之間的高度配合,上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高度授權,村莊的資源稟賦等。因此,為了使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能夠持續有效地發揮作用,我們仍需要堅持不懈創新基層工作機制和工作方式、推進鄉鎮領導體制改革、培育農村新型領導骨干,以黨建引領制度建設為載體不斷推動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助力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長效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