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研究

汪德華

(淮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匪患、軍閥與紙幣”并稱為民國社會的三大危害,其中尤以各類匪患群體的猖獗活動危害最為嚴重。關于匪患問題研究,學界成果十分豐富,就安徽省內而言,主要側重于皖北地區匪患探討,較具代表性成果有李發根的《異變與糊裱:晚清時期皖北匪患的成因與應對》[1]等。相較之下,省內皖西地區匪患研究雖然逐漸興起,但論文數量上仍略顯不足,主要有汪德華的《清代皖西地區匪患問題探析》[2]和田瑞、陳二祥的《論新中國成立前后皖西地區的匪患治理》[3]等。綜上所見,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問題卻尚未引起足夠關注,因此筆者擬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對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的概況、特征、成因及應對作深入探討。

1 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概況

自古以來,皖西①位于江淮之間,水系眾多、河網密集,加之土壤與水利條件良好,當地百姓積極采取因地制宜的有力舉措,使其逐漸形成了林業、茶業、漁業及種植業等多樣化特色的農業發展格局。但長期以來,皖西又因地處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帶,毗鄰大別山腹地,遠離政治統治核心區域,使得地方政府控制力較為薄弱,匪亂猖獗現象頻頻發生,而當地山巒疊嶂的獨特地勢,更為各類匪患②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有利條件。筆者根據各種文獻記載梳理了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的相關概況,詳見表1。

表1 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概況表③

續表(表1)

從表1可見,雖然皖西各縣方志文獻及相關報刊記載的匪情描述僅是寥寥數語,但從發生頻率上來看,不足40年的民國時期皖西就發生大小規模匪患次數達28次之多,遠高于清代皖西匪患的發生頻率,這足以說明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活動越發猖獗,匪情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2]在傳統社會中,米糧和錢財不僅是百姓維持生活的主要依靠,更是各類匪患掠奪的重要目標。隨著不同股匪禍亂的持續危害,皖西百姓遭受打家劫舍、綁票劫財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正如《舒城縣志》在“公安”章節中就曾詳細記載了民國時期該縣境內各支股匪人數與槍支的分配情況,還列舉了大量匪患禍亂當地百姓的嚴重事例,“全縣有較大股匪十四支,七百余人槍。主要有張母橋區趙必勝,桃溪區姚靜川,千人橋區段大茂……千人橋區孫灣村民被土匪貼票計300余石米,桃溪區被貼票的有35戶”[4]386,這些描述充分表明了匪亂頻發對百姓生存環境的極大破壞。

不僅如此,豫皖邊區的一些巨匪憑借著精良的武器裝備和豐富的“反圍剿”作戰經驗,肆無忌憚地對皖西百姓進行燒殺搶掠,并伺機攻占城池、擄掠人口,甚至還公然搶奪官府公款與器械槍支,趁機壯大自身軍事實力,逐漸成為危害皖西社會穩定的“最大毒瘤”。例如民國十六年(1927)至民國十七年(1928)之間,河南巨匪李老末就曾先后多次流竄至皖西境內的金寨、六安、霍山及霍邱等縣,城內外大量錢糧不僅被其搜刮一空,還頻頻出現了“殺死群眾千余人,掠走婦女數百人,并放火燒掉全鎮房屋”[5]12等慘絕人寰的景象,其禍亂行為實屬罄竹難書,令當地百姓深受其害。同樣,發生在民國七年(1918)英山縣的匪患事件,由于當地匪勢氣焰十分囂張,加之攻城火力強大,戰役不僅導致了縣署防守警備隊人員的大量傷亡,民團力量也是受損嚴重,成百上千的匪眾在破城之后,更是直接制造了“劫掠知事署公款,奪取警備隊槍支,敲吸商富家財物”[6]132等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搶掠公家慘案。

2 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特征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表現出綜合實力強的特點。具體如下:其一,武器裝備精良。民國建立后,西方先進的槍炮制造技術陸續傳入中國,加之各地兵工廠槍炮規?；纳a,不僅能夠有效提升割據軍閥的作戰實力,更為大量江淮匪患的裝備升級提供了可靠的購買渠道,《申報》就曾記載“(江淮)匪首周繼管有快槍八十余支,盒子炮十余支,勃朗寧手槍七、八支……新成股之匪,惟小白龍最兇悍,善擊手槍,步行尤快捷,各股子彈均甚充足,每槍各有彈二百余粒,上海設有總機關,所有槍支子彈均系自上海購進者”[7],這些描述充分說明了包括皖西在內的江淮各股匪所擁有的武器裝備已然接近軍隊化水平。其二,人員規模較大。民國社會戰亂頻繁、災害連年,民國政府未能采取有力抗災舉措,只是“有災賑之名,而無賑濟之實”[8],加之各級官員又借機中飽私囊,造成江淮地區的農業收成嚴重歉收,當地受災人數與日俱增。為了謀求生存機會,成百上千的災民們紛紛涌入股匪隊伍之中,據統計僅1924年“皖北地區的土匪總數就有8000人之多”[9],而活躍于霍邱與舒城縣的各支股匪更是趁亂吸納大量災民,勢力大振,成為危害社會的潛在威脅。其三,作戰經驗豐富。以皖西慣匪和兵匪為主要代表,其中慣匪是以山林為蔽、以盜搶為業,并堅持以“聚為匪、散為民”的戰斗思想方針,長期流動作戰于豫皖交界山區,其山地游擊作戰經驗較為豐富。而兵匪則以散兵游勇為主要構成,這類匪眾不僅軍事素養較高,而且反偵察能力較強,曾多次有效地粉碎了政府軍的圍剿,有著十分豐富的軍事對抗經驗。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還表現出地域分布不均的特征。結合表1所述,現將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發生頻次表,列為表2。對比可見,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發生次數最多者為霍邱縣,計有12次,占比42.86%;其次為舒城縣,計有8次,占比28.58%;再次為六安縣、英山縣及壽縣,均為2次,占比皆為7.14%;而霍山縣與金寨縣發生次數最少,皆為1次,占比均為3.57%。由此可知,霍邱縣及舒城縣為匪患多發之地,皖西其余各縣發生次數明顯較少。

表2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發生頻次表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具有種類多樣性特征。皖西匪患具體分類表現如下:一為饑民構成;大量饑民的存在不僅是皖西各支股匪補充兵力的主要來源,更是災害頻仍與社會失序的重要體現。例如,民國三十六年(1947)發生在舒城縣桃溪鎮“饑民百余人搶掠商船大米20余擔”[4]21的嚴重事件,就充分說明了災民們制造匪亂行為是因為生存威脅所致。二為慣匪;主要由皖西本地土匪構成,長期實施燒殺搶掠等惡行,嚴重威脅著社會生產與百姓生活。例如,民國十九年(1930)壽縣股匪權廣義曾“洗劫梅河鎮,燒毀數十家大商店與民房”[4]17,其禍亂行為致使當地官民飽受摧殘。三為兵匪;主要由潰兵游勇構成,民國社會軍閥混戰現象嚴重,大量兵勇受糧餉潰敗等因素影響,逐漸淪為匪患勢力,加之具有戰斗力強與危害性大的顯著特點,百姓們視其為“社會毒瘤”。如英山縣發生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部下潰兵搶掠事件和霍邱縣兵匪岳岐山部流竄葉家集事件,就是典型的皖西兵匪禍亂代表。四為客匪;主要由來自外地的土匪構成,這類匪患同樣對皖西社會危害甚深。例如,豫南巨匪李老末就曾多次禍害六安、霍山、霍邱及金寨等地百姓,不僅大肆燒殺搶掠,甚至還組織匪眾攻城掠地,當地人民罹難慘重。五為會匪;主要以聚眾結盟為主,他們有時也會擾亂地方秩序,其危害程度不容小覷。例如,民國十一年(1922)舒城縣發生了大刀會等嚴重暴動事件,大刀會“數千人圍城數日,并燒毀碼頭與大牛集一帶民房”[4]16,這對百姓的生產生活影響較為深遠。見表3。

表3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種類概況表

3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多發的原因

首先,風氣異化是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多發的傳統因素。民國以來,政權更迭頻繁、內外動蕩交困,皖西社會結構遭到嚴重沖擊。受其影響,社風奢靡偷惰成習、民風狂悍好斗日盛,深刻影響著皖西地方秩序的穩定。正如《贛皖湘鄂視察記》中就有對皖西“民性不失于浮夸,即失于偷惰”[10]115的相關描述;民國舒城縣知事鮑庚更是說道:“舒民氣質,不逮淮上健兒之慷,爽然血氣之勇……片言可決之事,乃兩不相下,聚眾械斗,以取快于一時?！盵4]654這些風氣異化的傳統因素在社會動蕩之際更易引發匪行禍亂,官民生產生活備受困擾。

其次,自然災害也是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多發的外在因素?；春恿饔蛑Я鞅姸?但氣候復雜、降水不均,加之歷史上黃河大量泥沙俱下與淤積,嚴重堵塞了淮河各支水道。受其影響,淮河流域水系排泄不暢,蓄泄能力嚴重失宜,這直接導致了該地區水災、旱災、蝗災等各類災害的頻繁發生,僅1931年淮河流域所爆發水災的受災面積就達到了當年全國一半以上[11]。而地處淮河流域的皖西地區,更是多次遭到自然災害的侵襲,據相關學者統計表明[12]286,在不足40年的民國社會里,皖西地區水旱災害發生次數之和就曾高達30余次,真可謂是災害連年。面對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當地許多災民為了“僥幸免死起見,大批地加入土匪隊伍;土匪的焚掠,將富饒的地方變為赤貧,轉使更多的貧農破產逃亡”[13]812,如此惡性往復,造成大量災民謀生無門,只能落草為寇。

再次,緊張的人地關系更是導致民國時期皖西匪患頻發的根本因素。民國建立后,各級政府中的軍閥官僚逐漸成為新興地主階級,并不斷造成土地兼并與剝削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據《六安地區志》記載:“民國十九年(1930),皖西土地屬于地主、官僚及軍閥的占60%,屬商業資本的占10%,屬于農民的只占30%,部分地區更為集中……軍閥張敬堯在原籍霍邱縣占有土地七八萬畝以上?！盵14]101陳賡雅在其《贛皖湘鄂視察記》一書中更是有民國六安縣百姓飽受高利貸盤剝的詳細描述,“六安頻年兵禍,繼以天災,財盡民窮,已達極點。各鄉富有資產者,昧于互助之;每當窮民借貸,無不周利盤剝……利高類繁,人地各殊?！盵10]130正是上述嚴重現象的持續發生,皖西人地關系日益緊張,貧困無地的流民群體也隨之壯大,為了謀求生存,他們紛紛選擇干起了盜匪行當。

最后,社會環境還是民國時期皖西匪患多發的重要因素。第一,地緣優勢是匪亂叢生的有利條件;皖西深處大別山腹地,山高林密、河田縱橫,不僅能夠滿足股匪們的生存物資需求,也可以成為躲避官軍圍剿的天然藏匿場所,甚至還能為壯大匪勢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第二,時局動蕩是誘發匪患的催化劑;由表1分析可見,民國二十年(1931)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間,是國內時局穩定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推行的重要時期,皖西幾無匪患發生;而民國其余年份,或為軍閥混戰、或為北伐戰爭、或為抗日戰爭,戰亂頻發造成國內時局艱難、民不聊生,因此皖西匪患猖獗現象層出不窮。第三,吏治腐敗是匪患形成的最終因素;民國社會戰亂不斷,地方軍閥常?！翱v兵為匪,庇匪為兵”[15],官匪勾結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如此,大量兵匪之間暗地里還存在著“政府以槍炮與軍隊,而軍隊復以之為匪”[16]等軍火非法買賣,這些腐敗行為大大助長了匪患潰兵的囂張氣焰,嚴重破壞了百姓生活與社會生產。時人對此就稱之為“匪到如梳,兵到如篦”[17]。

4 民國時期皖西匪患的社會應對

面對皖西地區各類匪患的長期滋擾,武力清剿就成為民國歷屆政府所采取的主要舉措之一。皖西大別山區地處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帶,遠離政府統治核心,向來為大量股匪藏匿出沒之地,民初軍閥倪嗣沖在擔任蘇皖魯豫四省剿匪司令期間,就曾對該地匪情有過了解,并及時制定了省際聯合派兵進剿的應對策略。于是在多省官軍合圍攻勢之下,皖西境內的六安與霍山一帶匪患基本得到肅清,當地的茶行貿易也逐漸恢復好轉;[18]倪嗣沖本人甚至在發報給外省商會的電文中表達出“匪徒迭經痛剿,現已肅清,望能前來經營”[19]的強烈意愿。同樣,中共皖北軍區在解放戰爭時期也曾發布了《進剿皖西地區股匪的命令》,決定“以警一旅之一個團,警二旅之兩個團、獨立師之三個團,分頭配合阜陽、六安等分區地方武裝,組織剿匪兵團,統一對皖西之匪進剿”[20]89,戰役打響后就接連取得了皖西地區岳岐山、陳鐵錚等部頑匪主力相繼被殲的輝煌戰績。這些記載充分說明武力清剿能夠取得積極的治理成效。

民國歷屆政府不僅積極提倡武力剿匪,也會適時采取撫慰收編的方法來降低地方匪患危害。武力清剿確實可以有效清除部分匪患勢力,但因皖西一些匪情又存在著“出沒無定,路徑又熟,驟然撲滅,實非易也”[21]的復雜困境,所以面對此類匪患更適宜采取撫慰收編之舉。倪嗣沖督皖期間,就曾在發給陸軍部的電報中說道,“接收皖省潰兵投誠,不收則后患滋多,現已編成一營,收撫反正駐潁(潁州)、霍(霍邱)巡防一營,隊伍增加”[22];而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期間,更是對豫皖各地兵匪、土匪不問過往,一概收編。[23]收編匪患雖然能夠減少一些沖突事件的發生,也可以對社會秩序起到一定的維護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收編后的匪徒仍舊匪性難改,也無法長期適應軍旅生活,甚至還與潰兵沆瀣一氣、禍亂鄉里,為社會發展埋下了嚴重隱患。顯然,撫慰收編不是最好的剿匪方法。

組建民團是皖西百姓所采取的有力舉措之一。民國社會軍閥混戰與盜匪橫行現象十分嚴重,加之各級政府用于剿匪兵力的普遍短缺,極易引發地方秩序的混亂,因此組建民團事宜就深受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民初倪嗣沖督皖伊始,便“令各縣知事整理民團,以期守望相助”[24];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還出臺了《縣保衛團法》,要求各地將原有的全部自衛組織一律改編成保衛團,旨在加強統一管理、提升剿匪力量[25]619。而組建民團的方法在實際剿匪過程中的運用證明確實有效,民國《英山縣志》就曾記載:“民國二年(1913)六月,英山縣奉令辦民團,服裝器械,一遵新式,其經費由公款撥給,次年匪眾竄英,民團邏守,頗稱得力?！盵6]133由此可見,組建民團對抵御匪寇也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整頓吏治與發展民生是消除匪患的根本舉措。民國時期,官場昏聵與賣官鬻爵現象層出不窮,加之地主、惡霸與兵匪的欺壓盤剝,百姓生存環境岌岌可危,為了生計而選擇棄良從匪的人數更是與日俱增。究其原因,吏治腐敗與民生問題是匪患長期滋生的根本所在,要想根除匪禍就必須整頓吏治與發展民生?！渡陥蟆窌r評就曾尖銳指出有關治匪良方,“至于治既然本之道,吾人認為第一仍必須澄清政治,蓋政治清明,而后內亂可以止息,兵禍不至復見,而建設始可著手”[26]。對此,中國共產黨就曾深諳此道,在解放戰爭時期對皖西地區的剿匪任務執行過程中,始終貫徹以整頓吏治與發展民生相結合的工作方針[3],既不斷注重對地區實際匪情的調查與圍剿,也廣泛開展對軍中錯誤剿匪思想的有力批判,更是努力投入到皖西民生事業的恢復與發展之中。這些方針的制定,不僅為皖西地區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清明環境,還大大激發了當地百姓主動配合政府參與剿匪的積極性,最終徹底肅清了民國以來長期困擾皖西百姓的匪災問題,為當地社會的良好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5 結語

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匪患的頻發,表現出實力強、種類多及地域分布不均的特點,嚴重危害了皖西百姓生活與社會生產。面對日益嚴重的匪災,民國歷屆政府積極采取武力清剿、撫慰收編等不同舉措,進行有力應對。組建民團等皖西百姓采取的御匪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社會剿匪力量,對減輕匪災影響、開展心理慰藉及恢復社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對皖西所采取整頓吏治與發展民生相結合的工作方針,不僅取得了徹底肅清皖西匪患的歷史功績,也有效保護了當地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還成為了地方剿匪斗爭由動亂到治亂轉變的成功典范。

注釋：

①民國時期“皖西地區”地理范圍包括六安縣、霍山縣、英山縣、霍邱縣、壽縣、金寨縣、舒城縣。

②本文研究的“匪患”僅指那些采取暴力手段掠奪物質財富的群體,他們既不具備國家法律所允許,也不具備革命性,更不作為用來攻擊政治對手的代名詞。顯然,“太平軍”(清廷稱之為“發匪”“粵匪”),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反動派稱之為“共匪”),均不屬于匪患群體,更不在本文探討范圍內。

③表1史料來源:參見《六安地區志》、《霍邱縣志》、《金寨縣志》、《霍山縣志》、《舒城縣志》、《壽縣志》、民國《英山縣志》、民國《霍邱縣志》、《安徽文史資料·六安卷》及《申報》記載,版本如表,卷次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