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義利觀”視角下中國對非洲政策演化析論*

詹德斌 陳俊杰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 201620）

2023年時值習近平主席訪問非洲并首次提出正確義利觀十周年。十年來，正確義利觀不僅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同時也成為指導中國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闭_義利觀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優秀成果，是新時代我國處理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倫理價值觀，最終指向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在正確義利觀的引領下，中非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2021年11月發行的《新時代的中非合作》白皮書評價稱：“中非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了典范?！蹦壳?，國內學界從義利觀變化的視角觀察我國對非洲政策演化的研究并不多見（徐濟明，2000；劉鴻武，2008；張宏明，2016），①大多數學者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研究我國對非洲政策，或者將中非關系置于全球化與中國和平發展的語境中進行分析。特別是對正確義利觀中“正確”的學理分析尚顯不足。有鑒于此，本文嘗試系統分析正確義利觀的內在邏輯，并提出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研究不同義利取向下我國對非洲政策的演化邏輯，從而更加有效地應對個別西方國家對我國對非洲政策的構陷。

一、正確義利觀的內在邏輯

過去十年中，習近平在多種場合提及或詳細論述正確義利觀，①根據筆者用“正確義利觀”作為關鍵詞對“人民網”數據庫檢索，截至2023年12月共有204條記錄，其中習近平親自提及84次?；拘纬闪艘粋€內容豐富、科學完備的理論體系。習近平本人高度重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而中國從古至今也一直有“義利之辨”的哲學命題。因此，理解正確義利觀需要將其置于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并且將“義”“利”范疇置于辯證的邏輯體系中考察。

（一）義利合一

首先，關于“義”“利”的概念辨析?！掇o?！分小傲x（義）”引申為“適宜”“情誼”。習近平對“義”作了明確的詮釋，“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即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王毅，2013）。習近平在不同外交場合進一步豐富“義”的內涵，包括中國“言出必行”的信義，“結識新友，不忘老友”的情義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公平正義等。這些關于“義”的具體政治闡釋，都聚焦于“全世界共同發展”這一共產黨人理想信念之“義”的核心理念。這既是對傳統文化語境中“義”的合理繼承，也是適應現代國際政治場域的必然開新（畢霞和韓亞琦，2020）?！傲x”作為指導和判斷行為是否應當的價值標準，在不同的時空情境下存在不同的詮釋。在這個意義上，正確義利觀賦予了“義”特定的政治內涵與時代意義，與“國際道義”（international morality）等概念存在一定差異，②所謂的差異其實并不反映本質上的對立，而是一個概念范疇外延擴展的問題。例如閻學通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以戰略信譽界定“道義”的最低標準（閻學通，2014）。而有關“利”，習近平指出，“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王毅，2013）。這就闡明了“利”必定是合宜的且要符合價值判斷。這與現實主義理論中“國家利益”只強調利益驅動而忽略利益是否正當而有所區別。

其次，“義利合一”本身蘊含著義利相兼的辯證關系。這不僅認識到了義利關系的對立統一性，同時也對其差異和區別有深刻的理解，既不混淆義利關系，也不割裂義利關系。一方面，義利相兼本質上是義利并重的集中體現，將“義”與“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繼承了馬克思的利益理論，即肯定“利”是“義”的前提與基礎。馬克思強調：“正確理解個人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雹垴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

最后，“義利合一”深刻地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體性世界觀。中國人認為“一陰一陽謂之道”，二者之間相互適應、相互轉化、相倚相生、和諧統一（陳松川，2013），其本質是以整體為上、顧全大局的價值取向。正確義利觀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堅持義利并重，主張二者不可偏廢，不只強調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是強調“義”和“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二）義利轉化

“義利轉化”是正確義利觀邏輯演進中的關鍵環節。從辯證法的角度看，“義”和“利”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相對而存在的，但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界限，或者說不是一分為二地割裂成兩個環節呈現，而是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從時間上看，今天是義，未來有可能變成利?！傲x”和“利”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可以互相轉換。因此，義利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最終是一種“和合”狀態。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也富含“義利轉化”的思想。如老子所謂的“反者道之動”“以柔弱勝剛強”，一切都處在對立中，而對立又是可以轉化的（蒙培元，1988）?？鬃又v到“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秶Z·晉語一》也記載：“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边@些寓意就在于，義與利并不是兩個相互背離的極點，而是相互貫通的。這個“通”就是轉化，利可以轉向義，通過義也可以獲得利（張雄等，2019）。

傳統社會人際交往中的義利轉化和交融關系在國家間的交往中也有著契合、映射之處。就像習近平所言，中華文化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習近平，2015）。在國際交往中，正確義利觀將“義”置于價值優先地位，倡導“以義為先”“弘義融利”，將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合理關切相結合，從而實現了“因義得利”，將“義”轉化為“利”，從根本上實現了義利統一。

（三）義利平衡

“義利平衡”是踐行正確義利觀的核心要義?！傲x”和“利”被視為兩種不同的價值理念，孔子就曾言及“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由內在的矛盾性而推動著自身變化發展的，義利關系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在對立統一的基礎上得以實現，即“義”與“利”之間既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對立、矛盾和競爭關系，同時也有著相互依存、相互補充關系。

簡言之，“義”“利”并非一種同質化、均衡和靜止的存在，而是呈現一種矛盾統一的動態過程。正是因為“義”與“利”之間既存在對立統一關系，又表現出矛盾運動的規律，所以兩者之間存在一種持續的張力，使其始終處于一種動態演變過程之中。由此觀之，“義”與“利”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達到相互協調，所以，正確義利觀的核心要義就在于對義利關系的科學把握，即“義利平衡”。

總的來說，在正確義利觀中“義利平衡”機制有可能不斷被打破的情況下，國家在對外關系中應該追求一種動態平衡，即在整體和全局上實現“義”與“利”之間的相對平衡，而不在于一時一彼的利益得失。正如習近平指出，在國際關系中“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習近平，2014）。這啟示我們妥善處理各種義利關系，就要正確認識到義利對立統一關系，較好地平衡好“義”與“利”。

（四）以義為質

“以義為質”為正確義利觀提供了價值遵循。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歷來主張‘君子以義為質’，強調‘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習近平，2014）。在國際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義?！熬右粤x為質”，說明君子的根本在于對“義”的追求。習近平使用“以義為質”這一典故旨在說明當今中國在國際交往上應堅定不移地踐行正確義利觀，秉持道義至上。

正確義利觀顯然是對錯誤義利觀的回擊。正確義利觀的“正確”恰恰是在堅持義利相兼、義利平衡的基礎上，講究以義為先?！傲x”相較于“利”在價值排序中具有優先性地位。儒家認為“君子義以為上”，“義”是“利”的前提與基礎。這從根本上確立了“義”的首要地位。與此同時，儒家義利觀并不是對“利”完全摒棄，而是在動機上反對“以義求利”，但在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得利”（李翔海，2015），這也符合義利轉化的邏輯。

在中國社會倫理中，“義”與“利”之間存在著一種陰陽交融的關系，即由“我為人人”出發而達至“人人為我”的結果，其表現為“先義后利”的模式（沈毅，2007）。正如荀子曰：“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蔽ㄓ幸缘懒x為先而以利益為后，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此外，當“義”與“利”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時，存在“舍生取義”和“見利忘義”兩種不同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正確義利觀的價值導向是以“天下”“全人類”的整體性思維來考慮處理義利沖突問題，即在維護國家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義為先，舍生取義，承擔起大義責任。誠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唯利是圖、斤斤計較?！雹倭暯酵饨凰枷雽W習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1:138.

（五）義利組合模型

按照上述邏輯，可以把“義”和“利”分別作為變量組成坐標系，用每個坐標取值范圍的中值把范圍劃分為兩個等級，按由輕到重的順序進行分類，每個坐標軸的中值線把平面坐標系劃分為四個象限（圖1），從而形成不同的“義利組合”模型。②“義”“利”組合模型堅持“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辯證統一?！傲x”“利”的輕重程度是從共時性角度，即某一特定時期內此模型中的“義”“利”輕重關系；而“義利平衡”要從一個系統發展的歷史性變化角度觀察（過去—現在—將來）。只有在時間與空間的二維結構過程中，才能獲得“義利關系”的真實再現。隨著箭頭所指向的義利沖突的減少與義利轉化的增加，“義”與“利”的關系實現了相對的平衡。

圖1 “義利組合”模型

第一象限對應重利輕義型國家（I類）。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時，更多地關注自己的國家利益，并通過合作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追求基本的“義”，其外交策略更為務實理性。然而，這種模式如果長時間持續下去，很容易產生義利沖突，從而損害國家形象。

第三象限對應重義輕利型國家（III類）。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追求更高層次的“義”，其國家利益的追求往往被視為次要的。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是偏革命性的，但是如果長時間追求超越其實際能力的道義，可能會削弱國家實力，難以為繼，并導致“義”與“利”難以轉化，從而無法實現義利平衡。

第二、第四象限對應“義利兼顧”類型的國家（II類、IV類）。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展現出持續性和穩健性，能夠有效地兼顧“義”與“利”。值得注意的是，Ⅱ類國家雖然義利較為平衡，但是往往是國際社會的地區小國或弱國，易受大國左右，因而往往傾向于采取淡薄的外交政策。IV類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通常占據主導地位，擁有較強的綜合國力，并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主持國際公平正義。

總之，正確義利觀應該是堅持義利兼顧、以義為先的原則，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義有所變，利有所為。正確義利觀的提出與西方“利益至上”的國家利益觀有較大不同，正確義利觀鮮明反對“自私自利”“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等狹隘利益觀，將“義”“利”并重作為正確處理對外交往中各種義利關系的準則。

二、“正確義利觀”視角下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演化

2013年3月，習近平在訪問非洲時首次提出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從而使正確義利觀成為指導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最高價值標準。這給了我們觀察和評價我國對非洲政策演化的全新視角。值得注意的是，中非關系是一個工具理性層面的國家政治經濟利益與觀念層面因素相互交織的領域?！傲x”“利”在不同時代的內涵與外延是不同的，需要在中非關系的歷史情境下進行具體考察。

（一）“重義輕利”時期（1955～1977 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外交戰略是“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探索處理同民族主義國家的關系。1955年4月中國受邀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以此為契機，中國積極尋求同非洲國家開展友好往來。至1963年底，中國先后同埃及等12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一時期，中國對非洲政策的價值取向顯然是更重義的。這從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外交決策者的講話中可見一斑。毛澤東在1956年舉行的中共八大會議上明確宣布：“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我們都必須給予積極的支持?！雹倜珴蓶|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1956年毛澤東親自對埃及首任駐華大使承諾：“愿意盡全力幫助埃及，我們的幫助沒有任何條件。你們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們力所能及，一定幫助。我們對你們的幫助，你們能還就還，不能還就算了，我們可以給無代價的幫助?！雹倜珴蓶|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249.蘇伊士運河戰爭于1956年10月爆發，中國不但在政治上對埃及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將現金以及重要物資無條件直接捐贈給埃及。對此，周恩來在1957年3月舉行的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解釋說：“這些援助就其數量來說是極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這表示了我們幫助這些國家獨立發展的真誠愿望?！保ㄖx益顯，1988）大致從1963年9月開始，毛澤東改變了1962年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政下為克服經濟困難而削減對外援助的做法，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黨內遭到全面批判，中國對非援助放棄了“量力而行”的基本方針而開始為“中國道路”全面鋪開（蔣華杰，2016）。

此時中國的“義”無疑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多地屬于革命道義和國際主義，這是與當時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此，周恩來這樣講到：“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還要根據可能的條件，給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以援助，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國際主義義務?！雹谥芏鱽磉x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3.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也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雹壑袊伯a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EB/OL].https://www.gov.cn/govweb/test/2008-06/05/content_1006872.htm.

中國對非洲“重義輕利”外交的典型案例是幫助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修建鐵路。據統計，從1965年中國向兩國派勘察設計團到1976年6月全線通車，中國為此項目提供了約9億元人民幣的30年無息貸款，并派出工程技術人員5.6萬人次（胡志超，2000）。坦贊鐵路作為中國迄今最大規模的援外項目之一，在中國向非洲提供的經濟援助中占到近五分之一，相當于中國向非共產黨國家提供的十分之一（陸庭恩，2000）。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中期是中國極其困難的時期，所以中國援建坦贊鐵路很難用“利”來解釋。毛澤東曾向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講道：“你們有困難，我們也有困難，但是你們的困難和我們的不同，我們寧可自己不修鐵路，也要幫你們修建這條鐵路?！保懨绺?，2008）為貫徹落實好這一“舍利取義”方針，周恩來在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了“四?！钡囊螅罕鋺?、保援外、保三線、保重點，將這“四?！绷袨閼鹇圆季郑ń饹_及，1998）。

這一時期，為支持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建設，中國向其提供了100多億元人民幣的援助，用大量外匯購買鋼材等建設物資，但被對方嚴重浪費（楊鴻璽和陳開明，2010）。事實上，基于當時對“世界革命”的認識，“義”的價值標準就在于是否支持革命，中國的國際戰略利益很大程度上就是行“義”。顯然，過度“重義”的對外援助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實際承受能力，難以持續。

非洲僅在1956年到1979年間就接納了總額約62.8億到72.5億人民幣的中國援助（蔣華杰，2016）。從結果上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際冷戰和革命外交框架之下的對非洲援助始終難以做到義與利之間的均衡。無論是國際統戰還是道路選擇，均為非經濟利益導向因素，這使得中國對非洲援助中的政治訴求遠遠大于對經濟回報的追求，從而造成援助的“義”與“利”之間的長期失衡（蔣華杰，2016）。

（二）“互惠互利”時期（1978～2006 年）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王稼祥等人就主張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劉少奇和鄧小平也主張削減對外援助，但都沒有得到執行。鄧小平復出以后的1975年4月，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合理安排對外援助的決定》，提出開始壓縮減少對外援助的規模（房維中，1984）。然而，在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這種努力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直到1977年7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第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所有職務，他有關內政外交的設想才終于開始落地。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濟建設成為國家工作的中心，中國的對外援助、對外政策也開始圍繞這一中心展開。1980年，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對中國對外政策做了如下表述：“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笨梢?，20世紀80年代中國主要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來開展對外工作（趙洋，2016）。在此背景下，中國對非洲政策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逐漸弱化，交流領域轉向多樣化，合作性質也轉變為強調互利雙贏（李安山，2006）。這一時期總的趨勢是，中國日益重視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重視經濟效益。

在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期間，趙紫陽訪問了非洲十國，并提出了新時期中非經濟合作的十六字方針：“平等互利、講究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事實上鄧小平就曾對來訪的非洲國家領導人講得十分坦率，大意是：現階段中國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等中國富強了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國家（張宏明，2014）。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調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所經歷的最重要的政策調整（鐘龍彪，2009）。正如1985年鄧小平所總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重要轉變在于實現了從“一條線”到“真正不結盟”的戰略調整。①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6.這與鄧小平重視基于國家利益開展外交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譬如，1989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就意味深長地說：“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薄拔覀兌际且宰约旱膰依鏋樽罡邷蕜t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雹卩囆∑轿倪x(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用“最高準則”四個字明確了國家利益在中國對外政策中處于首要位置。這也意味著中國對非洲政策取向發生明顯變化。從這時開始，注重經濟效益、追求互利共贏，日益成為中國對非洲政策調整的大方向。這也表明了中國外交的重心已從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轉向了務實的經濟合作，從無條件的國際主義轉向了國家利益優先考慮，追求國家經濟利益成為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張蘊嶺，2009）。這一轉向從這一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和國民生產總值中比重明顯下降也可以看出（圖2）。

這一時期，中國對非洲政策逐漸轉變為經濟上的互惠互利，強調在講道義的同時，使中國能夠從對外援助中獲得經濟利益（唐麗霞，2020）。1993年時任外經貿部部長吳儀也要求探索對外援助和互利合作相結合的多種援助方式（吳儀，1994）。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江澤民提出“建立中非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江澤民，2000）。這標志著中非關系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階段。

這一政策變化的結果是積極的。這一時期中國對非洲貿易和投資快速增長。據統計，1996年中非的雙邊貿易額達到了40.3億美元，1999年增加到64.84億美元。①1999年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貿關系[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2253.shtml.中國不僅在2009年首次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對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從2013年開始超過美國。②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N].經濟日報,2015-12-05(005).

當然，中國對非洲政策注重“經濟利益”并不是說不重“義”了，而是一個相對程度的調整，是一個短期與長期的相對調整。實際上，這與當時非洲國家經歷的“民主化浪潮”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時代背景也密切相關?；谥蟹请p方的共同需要，“義”的價值標準演變為更好地支持非洲國家發展，而不是“革命”理想（李小云和張傳紅，2022）。

對此，1996年3月江澤民在與部分駐非洲使節座談會上講到：“我們在同非洲國家的交往中，不能因為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了，或者因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而忘記窮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窮朋友……我們不僅要同情非洲，而且要誠心誠意支持和幫助非洲?！雹劢瓭擅袼枷肽昃?一九八九——二〇〇八)[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234.從中可以明顯看出這是從支持非洲發展的角度去看待“義”的。

（三）“義利兼顧”時期（2007 年～現在）

中國再次提高對“義”重視程度的表現之一是最高領導層重提對外援助。2007年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將繼續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深化傳統友誼，擴大務實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要求和共同利益”。這是中國時隔30年再次提及對外援助政策。相比之下，在十六大報告中表達的是強調互利性的“相互幫助”，而十四大和十五大報告則完全沒有提及“援助”或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這反映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微妙變化。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問非洲時首次提出正確義利觀。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兩次提及正確義利觀，而且進一步要求“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力度”。在此背景下，中國積極踐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正確義利觀，將中非關系帶入構建高水平“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新階段。本階段對非洲政策的明顯特征是“弘義”和“融利”。

一是“弘義”。習近平指出，“中非關系最大的‘義’，就是用中國發展助力非洲發展，最終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①在構建新時代中非命運共同體之路上攜手同行[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9/content_5749019.htm2015年12月，習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時提出“十大合作計劃”，這些計劃涉及為非洲國家提供培訓、指導，幫助非洲建立學校和培養人才。這些合作計劃的實施將給非洲帶來長遠的發展。針對個別炒作中國導致非洲陷入“債務陷阱”的觀點，中國以真誠的態度幫助非洲解決債務問題，其中包括全面實施二十國集團提出的的緩債倡議。中國與21個非洲國家簽署了緩債協議，在二十國集團成員中承擔的緩債總額最高。截至2021年年底，中國成功減免了17個非洲國家的無息貸款債務，共計23筆；向非洲金融機構提供100億美元授信額度已落實超過30億美元，并向非洲重點項目貸款近25億美元。②弘揚中非友好加強團結合作 打造中非共同發展的新時代[EB/OL].http://foreignjournalists.fmprc.gov.cn/wjbzhd/202208/t20220819_10745611.shtml.

“弘義”的另一個重要體現是堅定不移地向非洲提供援助。中國在2013年至2018年期間向非洲國家提供的援助占據了對外援助總額的44.6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在非洲面臨新冠疫情、糧食安全等多重困難之時，中國向非洲提供了及時有效的援助，捐贈了大量抗疫物資并提供疫苗援助。在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習近平再次鄭重宣布將向非洲國家提供10億劑新冠疫苗，其中6億劑為無償援助（習近平，2021）。截至2023年6月，中國已向非洲各國提供累計1.9億劑新冠疫苗，為全球抗疫合作樹立了典范。③中國與非洲經貿關系報告2023[EB/OL].https://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3/6/20230710163247545.pdf.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也始終支持非洲國家的正義立場，致力于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正如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上所承諾，“中國在聯合國的一票永遠屬于發展中國家”。④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29/content_2940088.htm.

二是“融利”。在“弘義”的同時，中國積極拓展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致力于實現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的目標。2018年北京峰會提出《中非基礎設施合作計劃》，其中一個目的是支持中國企業積極參與非洲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增強經濟效益。在中非雙方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持下，非洲逐漸成為中國投資的熱土。2021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累計達到441.9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了68.7%。中國在非洲的企業數量已超過3400家，覆蓋非洲的比例高達86.7%，①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rcxw/202211/20221103365310.shtml.中國企業對非洲的投資呈現出日益活躍的態勢。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中非共建的經貿合作區是中非“團結合作、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近年來，中國在非洲規劃建設的經貿合作區數量不斷攀升，例如，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吉布提國際自貿區等。這些區域不僅為當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帶動了當地稅收的增長，同時也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總的來說，黨的十七大以來，特別是進入十八大以后，我國制定對非洲政策時更加注重義利兼顧，必要時以義為先。中國對非洲政策中堅持正確義利觀的核心就是“義利兼顧”，必要時“舍利取義”，盡量做到動態平衡。在正確義利觀的指導下，中國同非洲的關系出現了可喜的變化。這一合作共贏的理念不僅符合非洲地區的發展需求，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的發展步伐，從而不斷把中非關系推向新的高度。

三、中國對非洲義利觀演化的動因

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變化促進了中非關系的蓬勃發展。這是正確義利觀指引的結果，而對非洲正確義利觀的形成和貫徹則是最高決策者觀念、國家實力和中非關系結構變化的結果。

（一）觀念變化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觀念是行為表現的深層結構，規定并制約外在的行為表現和模式（秦亞青，2014）。其邏輯就是觀念（體系文化）決定國家身份、利益，國家身份決定國家行為。國家身份和認同塑造有關外交的基本倫理、價值。但需指出的是，對國家身份的認識、理解和認同，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

國際政治學中認知學派的著名學者杰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因為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執行實施的，所以，作為重要的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的個人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不同的人對同一客觀世界會有不同的認識，而認識的差異又導致了決策的差異（羅伯特·杰維斯，2003）。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在對非洲政策上也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這在處理我國對非關系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指導了我國對非洲政策的實踐。毛澤東的義利觀提倡“革命性的功利主義”，并強調“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理念（苑秀麗，2003）。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義利觀，不僅肯定“利”的正面意義，還強調其正當的價值觀念。他明確表示：“革命是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雹汆囆∑轿倪x(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談及對外開放議題時，強調“互惠互利”原則。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外交思想作為指導新時代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最高準則，其具體體現之一就是正確義利觀。如同秦亞青所說，正確義利觀是中國國家身份定位的時代要求。這意味著中國將以何種身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以何種理念和行動展開特色鮮明的大國外交（秦亞青，2014）。2014年11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全面闡述了正確義利觀。他強調，“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要切實落實好正確義利觀，做好對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義融利”?！皬V大發展中國家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好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文章”。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4-11-30(001).這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對非洲政策的“國際主義”。正確義利觀已經成為新時代指導中國對非洲政策的頂層觀念，這無疑有利于快速推動中非關系的發展。

（二）國家實力變化

中華傳統文化倡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說明要想對外實行道義，自身要有一定的實力。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對外重“義”程度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該國的國家實力，因為國家應當根據自身的國家實力來規范對外的道義水平。如果一國在對外政策中不按照國家實力確定其道義目標，將會給國家利益以及國家實力帶來不利影響，最終也導致“重義”外交不可持續（徐九仙，2011）。在新中國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中，盡管我們一直處于經濟落后的狀態，但在對非洲的政策上，我們確立了過高（遠超過國家實力）的“義”。盡管我們通過大量的援助獲得了非洲兄弟的政治支持，并最終實現了義利轉化，但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這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此是難以長期持續的。所以，從長期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既要主動進取、盡力而為，又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重在“盡”上，對發展中國家的關切需求，不能因事推諉、因事回避，要擔當大國責任。量力而行重在“量”上，制定對外政策不能離實際目標、不作兌現不了的承諾。

在中國對外援助遠超過中國國力能夠承受的限度，且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建設的情況下，鄧小平主政之后調整了中國的援助政策，果斷地將國家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因為鄧小平認識到：“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會大……，如果我們的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強大起來，起的作用就會更大?！雹坂囆∑轿倪x(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6.正因這段時間的埋頭苦干，才使得今天的中國可以更有底氣地重新“弘義”。鄧小平顯然認識到，中國要為世界做出較大貢獻就必須先把自己發展起來，然后才能在將來幫助非洲國家更好發展。

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綜合實力得到了飛躍式提升。中國幾十年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道路，創造了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奇跡。2010年，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間，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1.3%增加到了18.5%。①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N].光明日報,2022-09-14(010).中國不僅“富起來”了，也“強起來”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莊嚴宣布：中國的“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這就是中國對非洲國家“以義為先”的底氣。

需要指出的是，正確義利觀是指導我國對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的政策理念。當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經濟最為落后的一個洲，至少與中國發展的速度與質量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截至2022年，非洲53個國家經濟總量之和不足中國的五分之一(UNCTAD，2022），經濟基礎薄弱，貧困率和青年失業率較高仍是其軟肋，還有不少非洲國家政局不穩，甚至存在武裝沖突等問題。這意味著，中國與非洲呈現“中強非弱”的結構性特點，所以中國也有責任和義務幫扶非洲國家。如今中國正在兌現諾言，在正確義利觀的旗幟下，中國在各領域援非的規模都大幅增加，幫助非洲的效果也非常顯著。

與此同時，雖然我國經過改革開放40年多年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有了顯著提升，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尚未解決，這些基本國情決定了發展仍是中國的第一要務，決定了中國仍要“堅持國家利益為重”，奉行“互利共贏”的外交政策。

（三）關系結構變化

中國要用正確義利觀指導對非洲政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非關系結構本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半個世紀的交往，中國與非洲已經不是單方面的“給與”或“援助”關系，而是形成了相互交融的依賴關系。

一是經濟互補。雖然中國和非洲都是發展中國家，但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所不同，經濟互補性強是最顯著的特點。例如，多數非洲國家都處于工業化的初期，同時卻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勞動力，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進入21世紀之后，非洲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非洲國家的經濟平均增長率一度達到5.5%，②非洲,求穩定迎增長盼發展[N].人民日報,2013-04-03(023).成為備受矚目的全球經濟增長最快地區之一。而中國已步入工業化成熟階段，即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資金、技術等諸多方面優勢。雙方對彼此的需求程度較高。中國對非洲在經濟利益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服務貿易等方面，非洲對中國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投資以及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

隨著中國積極推進“走出去”戰略，中非兩國的經濟合作關系日益緊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非之間在貿易和投資等多個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在與中國建交的53個非洲國家中，已有52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非洲聯盟。①攜手共進,構建新時代中非命運共同體[EB/OL].http://www.news.cn/2022-11/16/c_1129132927.htm.2009年以來，中國連續14年維持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2022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28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1%，中非貿易額在非洲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2020年已超過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同時，我國對非直接投資也呈現快速增長態勢?？梢哉f，中非經濟已經形成了一種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

二是政治互信。中非已經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關系，這得益于一系列合作機制的建立。隨著中非合作的不斷拓展和深化，中非合作已成為南南合作的典范。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是推動中非合作的最高級平臺，迄今已召開八次部長級會議，期間還舉行了三次合作論壇峰會。2021年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通過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中國將同非洲國家密切配合，共同實施“九項工程”，推動建設更加緊密、更高水平的中非命運共同體。同時，中非雙邊高層交往也非常密切。2023 年以來，剛果（金）總統、加蓬總統、科特迪瓦總理等非洲領導人先后來華進行訪問，中國外長連續 33年保持開年首訪非洲的優良傳統。

由此可見，今天的中非關系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和非洲國家始終是風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與共的好伙伴、肝膽相照的好兄弟”。②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N].經濟日報,2015-12-05(005).在中國的對外關系定位中，能夠被稱得上是“好兄弟”的并不多（詹德斌，2017）。這足見中非關系已經發展成為一對非常特殊的關系。正因如此，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中非關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雙方共同利益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發展對非關系的力度不會削弱、只會加強?！保暯?，2013）

四、結論與展望

中非在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的雙邊互動不斷深化、加強，中非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這得益于在習近平正確義利觀的指導下，中國正確制定和落實對非洲政策。正確義利觀主張價值優先地位，將自身國家利益與他國合理關切結合起來，從而“因義得利”“義以生利”，實現“義”到“利”的轉化，而必要時倡導“以義為先”“弘義融利”，從根本上將“義”“利”統一起來。中國在對非洲政策中踐行正確義利觀取得的成就證明，正確義利觀也可以成為指導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外交指針。這不僅有助于提升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有助于提升我國外交話語權，也能夠有力地反擊某些西方國家用所謂“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等言論誣陷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行徑。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人類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這更加說明踐行正確義利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國率先踐行正確義利觀，就是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彰顯中國立己達人、兼濟天下的寬廣情懷，從而為當前動蕩多變的世界注入強大正能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