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義符號：從思辨唯物主義到思辨詩學

尹昌鵬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實在論的轉向是21世紀西方哲學迄今為止的主潮。德國新銳哲學家加布里埃爾指出：“新實在論勾畫了一種或許能標志著所謂的‘后現代’之后的時代的哲學立場?！盵1]《思辨轉向：歐陸唯物主義和實在論》一書的前言準確描述了當代實在論哲學的核心語境：“在考慮實在的構成中，歐陸哲學對話語、文本、文化、意識、權力或觀念的聚焦早已司空見慣……實在在哲學中僅以人類思想的相關項顯現……當今社會，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神經科學突飛猛進，對基本物理解釋的分歧日益嚴重，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不斷被打破，面對這些，人們逐漸認識到之前的哲學無力應對這些事件?！盵2]在這一反人類中心主義的語境下，法國哲學家甘丹·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率先吹響了實在論轉向的號角，其思辨唯物主義(speculative materialism)哲學打破了康德以來的主體性哲學范式，讓久違的客觀世界回到了哲學的視野，在21世紀的開端引領了本體論的再出發。

作為哲學主體性轉向的效應之一，語言學轉向使得符號學的地位日益凸顯，而在實在論轉向的今天，既有的符號學成為亟待反思的對象。正如卡西爾所說：“人的符號活動能力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盵3]那么，在新實在論的視域下，是否存在一種能夠“應付事物本身”的本體論符號學？如果存在，它將以何種方式展開自身？它在新的本體論哲學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對于文學藝術領域將產生怎樣的革命性影響？本文將以梅亞蘇的無意義符號理論為核心，探討他所揭示的本體論符號學與詩學的一種新的可能樣態。

一、重訪龐大的外界：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原理

重尋實在，即獨立于人類主體的客觀世界是思辨唯物主義的原初動機?？陀^世界——梅亞蘇稱其為“龐大的外界”(le Grand Dehors)——在康德哥白尼革命之后便失去了理所當然的自明性，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哲學的恥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我之外的物的此在’)這個證明，而在于人們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著、嘗試著這樣的證明?！盵4]對此梅亞蘇遺憾地表示，我們“已然失去了龐大的外界，那個前批判思想家們口中的絕對的外界”[5]。而當龐大的外界退隱，科學危機也就相應地浮現。批判哲學傾向于將科學陳述還原為一個由科學共同體的主體間性所擔保的共識，以陳述行為、研究范式等原初的層面取代科學本然的實在論意義，科學研究的價值便大打折扣，最終向著主體的先驗架構回歸。那么如何突破這一困境呢？梅亞蘇在現代科學的領域中發現了一個突破口，即原化石命題，也稱為前先祖陳述：如何看待科學家通過各種手段測定并用數學話語所描述的人類存在之前的世界。既然相關主義傾向于將科學陳述還原為主體的先驗架構，那人類存在之前又何來主體的先驗架構呢？原化石迫使我們直面“數學話語對龐大的外界進行言說的能力”，它激發著當代哲學去探索“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現代哲學所告誡我們的不可能之域：到我們自身之外，去把握物自體，去了解我們的在與不在”[6]。

梅亞蘇對實在的論證是通過回溯哲學史完成的。他把康德哥白尼革命所建立的主體性哲學范式稱為相關主義(corrélationisme)，它指稱如下哲學立場：“我們能夠進入的僅僅是思考與存在之間的相關性，而無法進入任何獨立的一方?！盵7]20世紀哲學的兩大主潮：現象學運動和語言學轉向(包括英美分析哲學和歐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哲學)莫不以相關主義為建構自身的基礎。相關主義立場的核心在于對兩個要項的堅持，第一個要項是“相關之物至上”；第二個要項是事實性(facticité)原則。事實性指的是“被給予之物及其不變量之‘無理由’(理由的缺席)”，它意味著“不知道為什么相關性的構造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存在” ，“它源自我們既無法確立它們的必然性，也無法確立它們的偶然性的這種無能”[8]。表象秩序如其所是地顯現在主體面前，這僅僅是一個找不到任何基礎的事實，因此主體也只能保留其走向非存在或者他異性存在的可能性。

梅亞蘇敏銳地發現了相關主義兩個要項之間的張力，從而找到了一條從內部突破相關主義的路徑：事實性原則的絕對化。相關主義對事實性的界定是“為我”的事實性，而梅亞蘇認為，事實性絕不能從“為我”的角度去理解，必須從“自在”的角度去理解：“所謂絕對之物，正如不可知論者所理論化的那樣，不過是‘可能以別的方式存在’這一可能性本身。絕對之物指的是，我現在的狀態朝向任何其他狀態的毫無理由的可能的過渡?！盵9]如何論證這一觀點？試看這段佶屈聱牙的論述：

我必須將我之非在的潛力思考為一種絕對的可能性。因為倘若我將這一可能性思考為我思考的相關項，倘若我堅持認為我之非在的可能性只能作為我對其思考這一行為的相關項而存在，那么我將不再能夠構想我之非在的可能性。[10]

這段論證揭示了相關主義的內在矛盾。事實性承擔著為相關性去絕對化的功能。但問題在于，如果事實性是“為我”的，它就被重新納入了相關性的結構：要項2既然已經隱秘地服從了要項1，還怎么為要項1去絕對化呢？因此，要堅持事實性，便不能從不可知論的層面去理解它，它只能是絕對必然的，因而無可辯駁地歸屬于事物自身。至此，結論呼之欲出：“偶然性的必然性，或曰混沌的全能性?！盵11]這一物自體的屬性被梅亞蘇稱為“絕對事實性”(factualité)，而承載這一屬性的絕對者則被稱為超混沌(hyper-chaos)，萬物只服從于絕對事實性所確立的“無理由律”(principe d’irraison)：“任何事物存在或持存的方式都是毫無理由的，一切事物必然能夠毫無理由地成為非存在或者他異性存在?！盵12]此本體論原理成為梅亞蘇的阿基米德點，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贖回了龐大的外界。

通達超混沌本體的方式在于一種視角的切換，梅亞蘇稱之為理智直觀(intuition intellectuelle)。從感性直觀出發，我們覺察到表象秩序精密的穩定性；而當思辨切入其背后無根的深淵，便能直觀到世界本質上的絕對偶然性。因此，作為“龐大的外界”的混沌本體與顯現的表象世界之間構成了生成與派生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一種無中生有(ex nihilo)的涌現(surgissement)：任何新事物的出現都不是被先行規定的，而是從虛無中毫無理由地突然出現的。既定的涌現之物可能偶然呈現出一個井然有序的外觀，即一種被編序的事例組合。當前世界的表象秩序即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組合，它在時間之流中偶然地涌現，也隨時有可能毫無征兆地被新的事例組合所取代：“世事注定要毫無保留地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不存在生成的基礎，也不存在在變化中保持不變的固定之物。如此一來，思考生成也就意味著思考其對自身生成法則的永恒溢出。這是時間的永恒溢出，它超越了當下暫時的恒定性?！盵13]

二、無意義符號：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符號學

梅亞蘇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建構開拓了一條通往“龐大的外界”的進路，然而在其本體論體系中仍然存在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兩種絕對者之間的關系。第一種絕對者即超混沌，它是原初的絕對者；第二種絕對者是數學的絕對者，它是派生的絕對者，聲稱自己有能力去描述“無人世界”。根據兩種絕對者的區分，絕對性也被區分為初絕對性和次絕對性，前者即絕對的偶然性，而后者則是一種“相對于人的獨立屬性，并不意指本體論的必然性”[14]。次絕對性的提出是出于自然科學的需要，因為自然科學通過數學描述的并不是本原的混沌，而是某種恒常性。既然這種恒常性喪失了基礎(它必須遵循無理由律)，那么它的實在論意義究竟何在：“(超混沌)非但不能保證秩序，它保證的反而是一切秩序被摧毀的可能性……這樣的災難又怎能為科學話語奠基呢？混沌何以可能將前先祖的知識合法化？”[15]如果堅持認為科學話語指向的是“龐大的外界”，就必須轉向次絕對性，而鑒于初絕對性是無前提的阿基米德點，那么問題就在于次絕對性是如何從初絕對性中派生出來的。這一問題也從本體論指向了認識論：除了對絕對偶然性的理智直觀，我們還能把握哪些實在之物？科學認識在本體論上的合法性依據何在？梅亞蘇的論文《迭代、復現、重復：無意義符號的思辨分析》解決的正是這一問題：他把討論的核心引向了人類把握客觀世界的基本方式——符號，試圖在本體論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元符號學，從而回到符號的原初發生。

梅亞蘇之前的符號學大多將符號的本質與意義相聯系，與意義的本質關聯則不可避免地將符號學導向相關主義。既然梅亞蘇符號學的任務在于“建立起數學的絕對化特質，進而建立起用數學表述的實驗科學之絕對化特質”[16]，那么他的符號學必然要切斷符號與意義的本質關聯。正是在邏輯和數學的形式語言中，他發現了一種無意義符號(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與歐幾里得公理系統不同，當代數學的公理系統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不從任何原初的定義開始。它的基礎是兩種類型的符號：基礎符號和運算符號?；A符號是一些通常用希臘字母或英文字母表示的項，它們僅僅用于命名集合，自身卻不帶有任何定義：“它自身毫無意義，更不用說有什么指涉。而這就是數學的最初目標，‘建立’在集合論上的數學：僅僅指向自身的純粹且簡單的符號?！盵17]而運算符號則指的是能讓基礎符號進行運算的符號?；A符號不是通過定義，而是通過運算符號的關系性操作來確立自身的，因此現代數學的公理指向一種無意義符號間的純粹關系。索緒爾認為：“即便是最簡單的表達，也不得不同時考慮符號和意義兩者，對其二元性產生質疑，或忘記這一點，就等于舍去了其語言的存在，等于將其歸入物理事實之領域中?！盵18]無意義符號的存在便反駁了這一觀點——它并不具備任何意義，但它確實是符號而非物理事實。在梅亞蘇看來，形式語言和自然語言也可以通過無意義符號得到區分：前者賦予了無意義符號以結構性地位，而在后者中，無意義符號只扮演邊緣性角色——形式語言中一個字母便可以承擔句法上的結構性功能，自然語言則需要以攜帶意義的語詞為基本單位。

梅亞蘇認為，只有形式語言才能“創造出諸次絕對的真理”，而“詮釋學只能觸及普通意義的領域”[19]。他批評了兩種定位當代數學的態度，一種是基于無意義符號的反本體論態度，它“屈從于這樣一個事實——因為數學被認為是一種純粹的對空洞符號的操作技術，尋找數學潛在的本體論是徒勞的”[20]；另一種是不基于無意義符號的本體論態度，以巴迪歐數學本體論為代表，認為無意義符號依然具有隱藏意義，它指向“純粹的多元”這一本體論指涉物。而梅亞蘇提出了第三種態度，他要建立無意義符號自身的本體論。這一本體論符號學的基礎是無意義符號的三個特征。

無意義符號的第一個特征：符號是任意的。對符號任意性的指認最早來自索緒爾，它指的是“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21]，但梅亞蘇卻并非是在索緒爾的意義上談論符號任意性的——既然梅亞蘇關注的是無意義符號，那么他所謂的任意性就純粹發生在能指的形態學[22]層面。符號的能指包含一種類型-事件(type-occurrence)的二元性——當把字母a視作符號時，每一個個體的a便是字母a這一類型的事件。無意義符號作為純粹形式是一種空能指，梅亞蘇用希臘形容詞“空無”(kenos)來命名無意義符號的類型，稱之為“空型”(kenotype)[23]。無意義符號的任意性就是空型-事件序列的無限可替代性，設定一個集合，命名為A，原則上，“A”這個命名可以被任何字母、任何聲音甚至實物所取代。梅亞蘇將索緒爾意義上的任意性稱為“無向性”(unmotivation)，而空型-事件的任意性是比無向性更為原初的任意性，它揭示了符號本質上的非物質性，“事件之潛在的無限復制顯然與事件的物質性無關”[24]?？招?事件的二元性不能被視作概念-實例(如椅子的概念-具體的椅子)的二元性，因為符號根本沒有概念化它的物質基礎。梅亞蘇設想了一個場景來解釋這一事實：數學家在海灘用貝殼作基礎符號講解數學公式。當貝殼被視為無意義符號時，出現了兩個無限系列，第一個無限系列即貝殼的空型-事件的無限序列，作為符號的貝殼已經脫離了其物質基礎的概念，它只與數學的形式系統發生關系，而與自身的物種、所棲居的海洋無關；第二個無限系列是符號可能形態的無限系列——既然符號是任意的，那么貝殼可以被任意實體替換，無論替換者是什么，都不影響數學公式的推演?？傊?，在這兩個任意序列中，被視作符號的貝殼都與物性貝殼截然不同。最后，空型也不能被理解為無意義符號自身的概念，因為一切無意義符號在源頭處都是同樣空洞的，如果空型指向的是無意義符號的概念，那么集合A與集合B(A≠B)的差異將無從出現。因此，空型不是任何概念，空型-事件也就擺脫了物質屬性而區別于任何經驗意義上的同一性與多元性。從空型-事件的任意性出發，可以發現建立在集合論之上的現代數學形式系統也相應地具備了任意性，作為其邏輯源頭的公理即是由空型-事件間的純粹關系所錨定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從純邏輯來看，一切公理都是任意的?！盵25]

無意義符號的第二個特征：符號是同一地迭代的。無意義符號通過空型-事件的二元性呈現出一種脫離了概念-實例的原初任意性，但具體的空型-事件序列畢竟無法不使用感性事物作為形態的依托，那么無意義符號的同一性與經驗事物的同一性究竟區別何在？為了解釋這一問題，梅亞蘇將相同記號的復制稱為遞歸(recurrence)，他依托柏格森的兩種多元性區分了兩種遞歸，即重復(repetition)和迭代(iteration)。重復是一種差異和有限的遞歸，例如在安迪·沃霍爾的當代藝術作品《坎貝爾的湯罐》中，每一個罐頭都是同樣的工業流水線產品，彼此僅僅因為重復而差異，因此重復造成的是“可感知的差異效應，這一效應是無法用非相似性來識別的”[26]；而迭代則是“一種非差異的，因而也是無限的遞歸，因為它產生了記號的一種純粹同一性”[27]。這指向的正是空型-事件所創造的同一性，同一個空型的諸事件是一個既不存在于時間中也不存在于空間中的無限序列，空型a中的事件a是能夠無限迭代的，每一個事件a都與其他的事件a純粹地同一。在區分了重復和迭代后，梅亞蘇又拓展了第三種類型的遞歸，即復現(reiteration)。復現指的是在迭代中引入重復的效應，從而也就兼備重復的可微分性和迭代的無限性。以等式“1+1=2”為例，第一個“1”和第二個“1”存在一種迭代關系，但是它們在等式中是重復的。復現標示了序數的產生，展示了一種數學上的多元性，它全然不同于經驗可感的多元性。

無意義符號的第三個特征：它是不可與其經驗基礎分割的。不同的空型-事件序列需要不同的經驗材料來命名，如集合A和集合B(A≠B)。正是這一特征搭建起了無意義符號的原初層面與經驗世界的關聯，這一關聯的關鍵之處在于一種視角的轉換——將A、α、貝殼等一切可感事物視作符號。這里包含了一個“作為結構”(as-structure)：某物(經驗事物)作為某物(符號)。作為結構曾是海德格爾解釋學的核心：“作為結構是解釋學的基礎結構，是我們稱作此在(人類)的存在的基礎結構?！盵28]而在梅亞蘇那里，作為結構則標示了由經驗世界向符號世界的驚險一躍，從有條件者向無條件者的驚險一躍，這一跨越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僅僅在于一個簡單的視角切換。

至此，無意義符號已然敞開了一個無限開放的絕對之域，它正是梅亞蘇所要尋找的次絕對性的基礎所在，而次絕對性又是如何奠基于初絕對性——絕對事實性之上的呢？梅亞蘇聲稱：“因為我能直觀到每一個實體的永恒偶然性，所以我能直觀到一個無意義符號?！盵29]搭建這一關聯的核心正是作為結構：“我可以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直觀任何現實：作為偶然的事物(將事物和事件視為事實的一般方式)和作為永恒偶然性的載體(以一種每個實體固有的必然的偶然性的思辨方式)?！盵30]不難看出，后一種直觀現實的方式就是思辨唯物主義的理智直觀，這恰是無意義符號的可能性依據。首先，絕對的偶然性就是迭代的純粹同一性之所在，“因為一個記號的偶然性永遠與另一個記號的偶然性相同，所以我可以不受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的可感的差異效應(重復或相異)之影響而識別它們”[31]；其次，基于偶然性的經驗特質，總是可以將同樣的偶然性編入不同的記號序列中，并設定二者相異；最后，符號的任意性與絕對偶然性也是同構關系，根據符號的任意性，集合A與集合B(A≠B)雖然是兩個集合，但是集合A之“A”作為無意義符號完全可以被“B”所取代——正如事物(被編入了絕對偶然性的事實存在者)可以無理由地以另一種方式存在。因此，迭代對應的就是永恒的同一性，任意性對應的就是偶然性，迭代序列的任意性也就是偶然性的必然性之變體。當代數學建立在集合論系統之上，其形式系統由諸任意的迭代序列所建構，恰如表象世界的事例組合由諸偶然涌現的事實所編定，因此形式語言包含了事例組合從超混沌中涌現的全部秘密。梅亞蘇認為，無意義符號的價值在于提供了理智直觀的契機：“我們通常通過事物的性質來認識事物，其次通過事物的偶然性(除非我們從思辨的視角來看待它們)來認識它們，一旦它們被視為符號(任何感性實在都可充當記號)，我們就不得不通過它們的思辨的偶然性(它們的任意性)來把握這些相同的事物?！盵32]也正是這一契機搭建起了數學話語同混沌本體的關聯，從而保證了科學話語在經驗有效性之外，也獲取了描述“龐大的外界”的實在有效性。

三、邁向未來：思辨詩學及其文藝實踐

無意義符號與理智直觀的視角切換有關，意味著一種認識本體世界的原初方式，而意義符號則代表著對偶然事實的經驗把握方式。在無意義符號理論的建構中，梅亞蘇幾乎將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形式語言中，但這并不代表自然語言屬于純粹經驗領域，與無意義符號全然無關。自然語言在使用中形成的既定秩序并不代表其本性——根據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原理，一切法則都是偶然的，自然語言法則也不例外，它不能遮蔽自然語言通達本體世界的無限潛力。正如貝殼成為無意義符號僅僅在于數學家的創造性使用，自然語言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創造性使用中同樣能夠回到它的原初發生之域。奧地利哲學家阿瓦尼斯安就曾試圖推動梅亞蘇的本體論符號學，以語言的遞歸性為核心建構一種思辨詩學(speculative poetics)，“我相信當代思辨哲學能夠并且應當攜帶一種實在論或唯物主義的語言學，一種詩學或者一種語言理論，以反映思想、語言、世界三者間必不可少的關聯。只有這樣，才有對反相關主義的實在論計劃的有效辯護——得益于詩學：世界在語言中的敞開”[33]；“思辨詩學朝向著未來，更新著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并與當下交互。在當代藝術的標簽下，文學擔綱于創造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性的與政治性的當下”[34]。

事實上，在梅亞蘇以無意義符號為核心的本體論符號學內部，確實存在著發展出一種思辨詩學的潛力。羅曼·雅克布遜在其著名的《語言學與詩學》中歸納了語言的六大功能：情緒功能、指稱功能、交際功能、意動功能、詩學功能與元語言功能，其中詩學功能由符號的組合軸與選擇軸[35]所定義，“詩學功能是將選擇軸的對等原則投射到組合軸上”[36]。在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原理中，作為涌現之物的事例組合由諸事實編序而成，其間每一個事實都能夠隨時成為非存在或他異性存在，無意義符號理論正是這一構型的符號學表達。如果將事例組合視作符號所建構的形式系統(組合軸)，那么支配其選擇軸的對等原則毫無疑問就是空型-事件的任意性(事物的偶然性)，它以前所未有的激進方式將選擇軸拓展至無限——不存在任何預先規定的可能性之總體，一切皆有可能。在無限的選擇軸(超混沌-無意義符號)中，任意形式的組合軸(世界-形式系統)都能夠無中生有地涌現。而根據雅克布遜的理論，當任意性本身投射到自然語言的組合軸(作品)上時，無意義符號的詩學功能便得以實現，這意味著一種“去蔽”與“開顯”，即在符號系統內部召喚被秩序所遮蔽的偶然性，使其得以在經驗世界中顯現自身。如果說思辨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建構體現了無意義符號的元語言功能，它通過思辨的推理通達混沌，是在“利用序列構造等式”，那么思辨詩學則恰恰相反，它以偶然性為創作理念，是“利用等式構造序列”[37]。

然而，任意性原則何以能夠投射到作品之中？這一操作包含兩個步驟：其一是在自然語言的形態學法則內部生產無意義符號；其二是讓此類無意義符號成為作品的結構性要素。德勒茲曾發現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突兀的音響”[38]，如耗子約瑟芬妮的口哨、小狗音樂家的喧鬧演奏、《審判》中監察員發出的叫喊等，這些音響并不具備任何意指作用，因而成為一種無意義符號：“卡夫卡感興趣的是某種強烈的純粹的音響質料……音響里最要緊的是強度，它通常是單調，永遠是非意指的?！盵39]卡夫卡在德語內部引入了一種異質的語言，創造了一種“弱勢文學”，從而起到了“在自己的語言內部充當外國人”的效果，“他將制造一部關于喊叫的句法，讓它跟這種貧乏枯燥的德語的刻板的句法相協調……利用句法發出喊叫，賦予喊叫一種句法”[40]。如果說卡夫卡是在母語中創造外語，那么索萊爾斯則直接在母語中引入外語，他在小說《數》的法語寫作中插入了大量的漢字，如“群眾”“革命”“屌”等，這些字詞出現在很多段落的結尾處，它們雖然以破折號為界線與原文區隔開來，但顯然構成了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身處法語語境中的讀者大多無法識別其意義，因此這些字符僅以圖形的形式顯現，德里達稱之為“漢語圖形形式”：“因此這是《數》中的表音書寫發現自身被移植進了非表音書寫。尤其是對于一套被稱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它像寄生蟲一樣從中汲取營養。到目前為止，使用漢語圖形形式……的目的是，根據最壞的假設，文本的點綴或者頁面的裝飾通過迷人的增補效果，將詩學形式從一種特定的語言再現體系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根據最好的假設，它旨在讓構圖的力量本身直接作用于那些不熟悉其運行規則的人?！盵41]因此，索萊爾斯對漢字的征用產生了獨特的詩學效果，它允許漢字侵入法語作品的形式系統，令系統的他者(選擇關系)成為系統(組合關系)的一部分。而他者在作品中僅以其形體本身顯現，則迫使讀者脫離由意指關系所建構的再現秩序，進入到純粹圖形的審美空間中，關注到符號形體的自由變異與無限增殖，這不僅是與漢字圖形的偶然相遇，更是與偶然性本身的偶然相遇。

中國當代藝術家徐冰以《天書》為代表的漢字系列作品是更為徹底地貫徹了思辨詩學的藝術實踐?！短鞎?見圖1)由四千多個“偽漢字”構成——所謂“偽漢字”，即徒有漢字外觀卻并非漢字的書寫符號，它們是徐冰根據漢字的造字法精心生造的，由活字版編排印刷而成，乍一看構建了一套卷帙浩繁的古籍，實則并不攜帶任何意義。偽漢字是無意義的，但是卻被視作符號，并被設定在了一個煞有介事的形式系統——“書”中：“這本不能成為‘書’的書，有著作為書的嚴密邏輯和結構：冊序、頁碼、題目、總目、分目、總序、分序、跋文、注釋、眉批以及段落終止，等等，在‘沒有內容’中布滿了‘內容’的密碼?！盵42]在《天書》中，每一個字都構成了空型-事件的無限序列，字與字之間又構成了任意替代的無限序列，它們在“天書”這一空洞而精密的空間中被指派了規定的角色——類似于數學的純粹設定。徐冰的創作意圖指向的正是漢字符號的原初任意性，他曾這樣解釋將“偽漢字”限定在四千多個的原因：“出現在日常讀物上的字是四千左右，也就是說，誰掌握四千以上的字就可以閱讀，就是知識分子?！盵43]它起到了“警覺文字，找回認知起點”[44]的思辨功能，將一個由漢字編織的龐大文化秩序打回了其必然的偶然起點——這一以四千個字為基礎的文化系統完全可以被另外四千個“更像‘它們自己’”[45]的無意義符號所取代。徐冰精心編排的正是一個形式系統、一個世界無中生有的涌現，也難怪他在“最早回答《天書》相關的問題時”，會提到“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46]?！短鞎分?，徐冰開始了利用拉丁字母創作方塊字的實踐，包括貫穿至今的英文方塊字系列創作，以及2018年的加泰羅尼亞語方塊字書法、2019年的印度尼西亞文方塊字書法等等，這是一種更為激進的跨語際實驗，它征用字母的形態來構造漢語圖形形式，讓不同語言的形態學法則形成一種既互相滲透又互相拆解的復雜關系，從而令形態學法則本身墜入了偶然的深淵，混沌之域也就在審美經驗中開顯出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無我之境，它令一切文化系統表面的連續性成為可能，也阻遏著一切文化系統走向形而上學的暴力。

圖1 徐冰《天書》一隅

思辨詩學既是思辨的，也是實踐的——它以文藝實踐的方式去思辨；思辨詩學既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它以審美的方式介入政治，完成意識形態批判，即消除“一切旨在將事實性的存在確立為必然存在的偽合理性形式”[47]。思辨詩學歸根結底是未來詩學，它向著無限可能的來臨之物敞開自身，而這恰恰以新的姿態呼應了亞里士多德的古老判斷：“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盵48]

注釋：

[1][德]馬庫斯·加布里埃爾:《為什么世界不存在》,王熙、張振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頁。

[2]L. Brant, N. Srnicek and G. Harman ed.,TheSpeculativeTurn:ContinentalMaterialismandRealism, Melbourne: Re. Press, 2011, pp.2-3.

[3][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36頁。

[4][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36頁。

[5]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R. Brassier trans., London: Continuum, 2008, p.7.

[6]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p.26-27.

[7]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5.

[8]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p.40-41.

[9]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56.

[10]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57.

[11]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71.

[12]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60.

[13]Q. Meillassoux, “The Divine Inexistence (Excerpts)”, in G. Harman,QuentinMeillassoux:PhilosophyintheMak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7.

[14]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56.

[15]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p.64-65.

[16]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58.

[17]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60.

[18][瑞士]費爾迪南·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手稿》,于秀英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頁。

[19]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62.

[20]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62.

[21][瑞士]費爾迪南·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明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02頁。

[22]形態學(morphology)研究詞的內部結構和構詞規則,主要關注作為最小意義單位的詞素如何構成詞語。由于無意義符號的存在,本文在一種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形態學一詞,其范圍包括能指的物性構成方式,如詞的語音結構、文字的書寫形態等。

[23]參見[瑞士]費爾迪南·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手稿》,于秀英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9頁。事實上,正是索緒爾第一次將符號的任意性與kenos這一指稱空無的希臘單詞相聯系,在1996年發現的索緒爾手稿中,就有一條專門以“空”(Kénme)命名的詞條。

[24]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65.

[25][德]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徐良英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25頁。

[26]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74.

[27]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76.

[28]Martin Heidegger,Logic:TheQuestionofTruth, trans. T. Sheeha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7.

[29]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79.

[30]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p.179-180.

[31]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80.

[32]Q. Meillassoux, “Iteration, Reiteration, Repetition: A Speculative Analysis of the Sign Devoid of Meaning”, in A. Avanessian and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182.

[33]A. Avanessian, “Language Ontology”, in A. Avanessian &S. Malik eds.,GenealogiesofSpeculation:MaterialismandSubjectivitysinceStructuralism, London: Bloomsbury, 2016, p.204.

[34]A. Avanessian, “Speculative Poetics-Preliminary Reflections”, in C. Cox, J. Jaskey &S. Malik eds.,RealismMaterialismArt, London: Sternberg Press, 2015, p.353.

[35]組合軸與選擇軸是語句生成的兩個必要操作,選擇軸負責比較與選擇,遵循對等原則(類似或相異、同義或反義),組合軸負責連綴成句。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這一聯詩為例,相傳賈島在“推”與“敲”二字中選定了后者,諸如此類,詩句相應位置上所有的備選詞語便處在選擇軸上,而被選出的詞語則在組合軸上連綴出最終的詩句?！傍B宿池邊樹”與“僧敲月下門”兩句構成對仗,對應位置的詞語詞性相同、平仄相反,因此符合選擇軸的對等原則,此即為“將選擇軸的對等原則投射到組合軸上”。

[36]R. Jac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K. Pomorska &S. Rudy eds.,LanguageinLiteratu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1.

[37]R. Jac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K. Pomorska &S. Rudy eds,LanguageinLiteratu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1.

[38][法]德勒茲、迦塔利:《什么是哲學》,張組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7頁。

[39][法]德勒茲、迦塔利:《什么是哲學》,張組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0頁。

[40][法]德勒茲、迦塔利:《什么是哲學》,張組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58頁。

[41]J. Derrida,Dissemination, trans. B. Johns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1, p.356.

[42]徐冰:《我的真文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2～133頁。

[43]徐冰:《我的真文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

[44]徐冰:《自序:一個藝術家的文字觀》,《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第57～59頁。

[45]徐冰:《我的真文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

[46]徐冰:《徐冰:從天書到地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8頁。

[47]Q. Meillassoux,AfterFinitude: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 trans. R.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pp.33-34.

[48][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