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背景下的主文獻建設

徐擁軍 楊紅艷 郭若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之下，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顯得尤其迫切?！爸袊畣枴薄笆澜缰畣枴薄叭嗣裰畣枴薄皶r代之問”，亟須基于中國視角、體現中國智慧、彰顯中國特色的科學回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1)《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2022-04-26。相比于過往“追隨式”的被動姿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已然走到一個嶄新關口，即以“自主式”為當下關切，向“引領式”目標全力進發。

早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知識爆炸”的言論已廣泛傳播。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知識的指數級增長態勢一度使人類陷入 “信息沼澤”當中，并催生了“集體性不安”情緒。(2)劉宗祥、屈文：《回眸“知識爆炸”論》，載《圖書與情報》，2002(2)。面對海量知識，如何科學且高效地對其加以甄選識別，進而獲取“精品內容”與“核心價值”，成為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為此，定位并篩選各學科專業的“主文獻”，推動其體系化建設與動態化發展，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爸魑墨I”概念由中國人民大學于2006年率先提出，其發端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生培養工作，定位為“主流、經典、前沿”之作。(3)吳曉求、宋東霞、呂莉莎：《建立博士點學科專業主文獻制度探索新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生培養之路》，載《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9(5)。立足于該起點，現有相關研究多以“切實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4)崔延強等：《基于“互聯網+主文獻制度”的研究生培養質量保障體系研究》，載《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8(12)。為關切重點，探討主文獻數據庫(5)唐靜：《高校隱性知識管理探索與實踐——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主文獻數據庫建設為例》，載《圖書情報工作》，2014(S2)。與資源庫(6)鐘金鋒等：《食品專業博士研究生主文獻資源庫的建設探討》，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8)。建設、主文獻課程建設(7)謝小玉、王龍昌：《研究生主文獻研讀課程教學方法探索與實踐》，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3)；蔣云斗、劉楊：《研究生外文主文獻課程建設研究》，載《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2)。等。然而，尚未有研究突破研究生培養的視角局限與各高校建設的分散模式、將“主文獻建設”置于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全面化、整體性發展這一更廣闊的戰略導向之下。尤其在自主知識體系亟待建構的當下，主文獻建設服務于深入推進科教興國戰略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宏遠目標，貫通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簡稱“三大體系”)建設的實踐過程，契合于“知識化”“體系化”“自主化”的時代需求，勢必因其厚植中國學術、集聚精華知識、標識權威話語、打造學科基石、培育創新發展等特性而煥發出嶄新生命力。

基于此，結合現有相關研究，我們將“主文獻”定義為各學科專業主流、經典、必讀的文獻；將“主文獻建設”定義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面向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教學科研和知識創新的需求，通過一套科學標準和規范流程，基于學術共同體的專業評審，遴選和薈萃各學科專業主流、經典、必讀的文獻，進而匯集形成一套兼具全面、完整、動態特點、以數字化與網絡化呈現為主的文獻工具。主文獻工具兼具兩大表現形態，即“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與“精加工知識服務產品”。其中，“萃取精華知識”構成主文獻建設的邏輯主線，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精選”，即從眾多學術文獻中精選出內含“精華知識”的“精品文獻”；二是“精加工”，即以精品文獻為原料打造“精華知識體系”。以此為研究對象，本文擬回答三個問題：其一，主文獻建設面臨什么樣的時代需求；其二，主文獻建設遵照什么樣的理論依據；其三，主文獻建設依循什么樣的邏輯框架。

一、時代需求：主文獻建設契合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核心要義

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核心要義在于實現“知識化”“體系化”與“自主化”(即“三化”)。(8)劉建軍：《深入理解“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1-03?！叭敝g彼此關聯、互為依存，共同構成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對主文獻建設的時代需求，如圖1(見下頁)所示。其中，“知識化”是“體系化”的前提條件，“自主化”是“知識化”與“體系化”的主基調。具體而言，“知識化”要求從全量向精品沉淀，“體系化”要求從零碎性向系統性發展，“自主化”要求從西方話語向中國話語轉變?；诖?，主文獻建設要求以知識化為導向，萃取精品之作；以體系化為框架，穩固學科基底；以自主化為基調，彰顯中國特色，深刻回應了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對于實現“三化”的時代需求。

圖1 主文獻建設的時代需求

(一)以知識化為導向，萃取精品之作

從哲學層面上講，定義“知識”需要包括三個要素，即“信念”“真”和“證實”。其中，“信念”指向認識主體的思維對象，“真”指向已然存在的客觀事實，“證實”指向內在信念與外在事實之間的一致或相符關系。由此，知識是指“證實了的真的信念”(9)胡軍：《關于知識定義的分析》，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而“知識化”則對應于自下而上由經驗向知識、自上而下由智慧向知識的過程。(10)劉建軍：《深入理解“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1-03。就前者而言，由于經驗多表現為“感性的結晶”，且多源自特定情境，其主觀確信性與適用局限性較為突出。(11)賀華：《知識與經驗的再認識》，載《求索》，2015(11)。若需對“經驗”進行大規模推廣與應用，則首先應經過“知識化”過程，即按照科學規范將其“學理化”為知識，進而證實意志體驗與客觀實在的一致性。就后者而言，根據羅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的知識分類思想，“理解”處于“知識”與“智慧”的階層之間。(12)R.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1989(16).智慧作為“一種推斷和非確定、非或然的過程”(13)G. Bellinger，et al.《數據、信息、知識、智慧》，載《國外社會科學》，2007(6)。，歸屬于更高階的認識層次。唯有以知識的“確定性”做可信注腳，才能實現有效傳播。由此，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所要求的“知識化”絕非泛泛而談。如何在廣闊無邊、似是而非的“類知識”海洋中篩選并識別“真知識”，于“全量”中沉淀“精品”，是主文獻建設所要承擔的基礎核心任務。

以知識的“理智性、客觀性、普適性”(14)劉建軍：《深入理解“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1-03。為嚴格參照標準，“主文獻”必定為各學科專業學術文獻中的精品之作。相比于普通學術文獻，“主文獻”經過高標準、嚴要求、重質量的遴選過程，彰顯出更高的知識密度與創新價值，其理論開拓力、學術貢獻力、話語引領力等更為突出。由此，“主文獻”并非源自一般性的知識化，而是處于更高位階知識化的產物，其最終表現為“真知識”(必要條件)中的“精華知識”(充要條件)，前者要求“主文獻”具備如下特征：其一，注重理性闡釋，切忌感性描述；其二，深入事物發展的本質特征，而非僅停留于其外在表象；其三，聚焦基礎理論研究，適當兼顧應用理論研究和重大實踐研究。因而，對于上述所言“經驗之作”與“智慧之作”，需審慎判斷：一方面，考量“經驗之作”的“具象之言”是否透射出抽象概括、普遍適用或規律凝練的潛力；另一方面，判別“智慧之作”的“哲學探索”是否“言而可信”，而非“純主觀推斷”。唯有其所包含的“先見與設計”(15)R.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1989(16).既有法則依據、又有可及空間，才可能進入“主文獻”的“真知識”范疇之中。尤其是要注意辨識和淘汰一般性宣介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文章，以及機械套用、泛化引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的重復之作。后者在前者要求基礎上升華出之于“主文獻”的更高準則：主流、經典、必讀。盡管“主文獻”必定為“真知識”，但“真知識”極有可能因未能滿足“精華知識”的三大準則而被排除在“主文獻”之外。綜上而言，契合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知識化”導向，主文獻建設首先要歷經“各學科專業學術文獻—滿足‘真知識’要求的學術文獻—滿足‘精華知識’要求的學術文獻”的遴選鏈條。

(二)以體系化為框架，穩固學科基底

“體系化”是由“零碎性”到“系統性”的過程，即將散落的知識點進行有機整合，進而形成“知識總和的概括性體系”(16)張雷聲等：《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7)。。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1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6-05-19。?！叭篌w系”統攝于“知識體系”，既由其依托、又供其支撐。針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知識分散化、碎片化等顯在問題(18)張雷聲等：《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7)。，“知識體系”的提出進一步強化了“三大體系”之間的內在系統性關聯與外在整體性表征。具體而言，“體系化”要求知識架構的有序性、知識組成的全面性、知識更新的動態性，以使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兼具邏輯嚴密、結構分明、一應俱全及與時俱進之效。

承接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體系化”要求，主文獻建設既歸屬于“三大體系”建設的子模塊，彰顯其共性特征：以學科專業為單位、以學術流派為參照、以概念術語為關切；又因其圍繞精品文獻、聚焦基礎與權威知識而凸顯引領效能。著眼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視域，主文獻建設沿用較為成熟的學科專業體系框架，以此為依據分門別類組織文獻遴選，有針對性、目的性地廣羅高質量、典范性文獻。與此同時，主文獻建設注重“體系內容”之于“體系框架”的潛在影響力，后者并非一成不變的固化結果，而是隨前者實際變化而動態調整。例如，區別于以研究對象與方法為劃分依據的傳統學科，聚焦研究領域或問題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19)翟錦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價值取向與構建的實踐基礎》，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3)。迅速發展，其所孵化的研究成果便成為觸發“體系框架”調整的重要動因。換言之，即主文獻建設以“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黨建等各領域”為全面觀照，以“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等諸多學科”為聚焦對象，以此架構其整體層面的“體系框架”。具體而言，主文獻建設的“體系化”成果主要包含兩大方面：一是核心性成果，即“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二是衍生性成果，即“精加工知識服務產品”所內含的“精華知識體系”。相比于普遍意義上的自主知識體系而言，由主文獻建設所形塑的精華知識體系雖然規模與體量較小，卻在內容與質量上更為優勝。它立足于高位階“知識化”的精品產物，注重對潛在其中的精華知識進行分類標引、挖掘組織，各學科專業由此所架構的體系框架、所梳理的研究脈絡、所提煉的話語標識、所呈現的知識圖景，均因其去偽存真、去蕪取菁的“原料價值”而大有增益，并深刻展現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統功用。另外，主文獻建設所兼具的動態更迭、持續優化等特點，也深刻凸顯了精華知識體系的引領價值。

(三)以自主化為基調，彰顯中國特色

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自主化”要求強調由西方話語向中國話語的轉變，破除“西方命題、中國經驗”(20)張雷聲等：《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7)。的失調現象，倡導“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學術自覺與學科自信。來源于中國學人、根植于中國土壤、汲養于中國文化、聚焦于中國實踐、彰顯于中國特色，是“自主化建設”區別于“依附式發展”的顯著特征。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科技文化實力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國科學發展的自主性要求日益增進。一方面，強調內容的“主體性”與“原創性”，逐漸改變“以西方知識為主，只加點注釋和例證”(21)劉建軍：《深入理解“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1-03。的學術慣象。這就要求廣大學者著眼于“中國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2)《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2022-04-26。，以實現由中國道理出發、以中國經驗標示、向中國理論提升的“自主之路”。另一方面，鼓勵成果的“回歸化”與“自產化”。過去囿于“學術評價指揮棒”的“有意偏袒”，我國一度出現了“國內學術論文大量流向國外刊物”“國內科研工作者狂熱追求國外刊物”的現象。(23)賀曉利：《國內期刊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學術論文發表于國外刊物的評價誤區》，載《圖書與情報》，2015(1)。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教科技〔2020〕2號)，要求“破除論文‘SCI至上’”(24)《教育部 科技部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20(3)。。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完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21〕26號)，鼓勵廣大科技工作者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25)《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指導意見》，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1(23)。在此背景下，科學成果的外流現象得到進一步關注，以此呼喚“中文期刊文獻”的價值回歸與“中國知識體系”的獨立自主。

立足于“自主化”的責任與使命，主文獻建設致力于以切實反映中國實際、充分表達中國話語的精品文獻為著眼點，以此引領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具體而言，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文文獻為基底，突出強調“中國理論原創”與“中國實踐關切”，轉變照搬、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學徒思維”，彰顯有別于西方知識體系的特色，為提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原創力與影響力、使之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提供有力支撐?；谠撃繕藢?，“自主化”要求貫穿于主文獻建設全過程。在前期主文獻精選階段，為全量優選中國學術界的“主流、經典、必讀”之作，遵循如下判別原則：其一，是否關注中國發展的實際問題與需求；其二，是否秉持中國特有的認識論、方法論與實踐論；其三，是否代表中國本土的學術流派；其四，是否產出中國標識的概念術語。在后期知識精加工階段，為在世界范圍內彰顯中國學者與中國機構的學術貢獻，主文獻建設通過對精華知識的分類標引、智能挖掘、創新再生產等，進一步提煉中國概念標識、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展現中國學術精粹，以充分傳播“中國之理”與“中國之道”。與此同時，基于對中國期刊、中文文獻的深度關注，主文獻建設有利于扭轉仍泛濫于中國學術界的“盲目追捧西方”現象，為“破五唯、立新標”、推動學術評價改革提供有益探索。

二、理論依據：主文獻建設順應知識精選與精加工的趨勢

由上所述，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召喚下，主文獻建設顯得尤為迫切。然而，這并非來自戰略導向的“刻意為之”“憑空設想”，而是厚植于扎實的理論土壤。我們綜合運用知識學、現代文獻學與教育學理論，基于“原因域—過程域—結果域”的思路，對主文獻建設進行學理化闡釋。如圖2(見下頁)所示。

圖2 主文獻建設的理論依據

(一)知識學：知識激增現象呼喚精細化的知識控制

“知識論”來源于哲學視域，它聚焦于“抽象的知識”而非“具象的知識”(26)柯平：《知識學研究》，2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旨在從形而上的角度探求“知識何以成為知識”的機理條件。在此基礎上，“知識學”逐漸發展成型，其以“知識與知識活動”為研究對象，關注知識本質、知識產生發展規律與全部知識活動。(27)柯平：《知識學研究》，16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就知識增長態勢而言，根據知識量增長的裂變模型可知，自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知識總量就以幾何級數開始無限擴展并膨脹。(28)文庭孝、劉曉英：《科學知識增長及其評價研究》，載《圖書與情報》，2008(4)。知識“數量激增”與“質量參差”的矛盾日益顯性化，隨之而來的“信息過載”“信息沼澤”“知識爆炸”“知識貧乏”等問題亟須受到重視。如何從海量信息庫中精準定位契合主體訴求、保證客體質量的精華知識，既能減輕用戶之于知識定位的檢索負擔，又能滿足用戶之于知識內容的利用需求，是“知識社會”“學習型社會”所面臨的突出困境。由此，在知識生產模式日益革新、知識價值判斷日趨復雜、知識創新速度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之下，以理想化為標志的“泛在愿景”勢必要讓位于以現實性為導向的“優選供給”。這就要求精細化的知識控制，即通過對知識的鑒別、評價、篩選、揭示、整序、分析、提煉與濃縮，使其由無序至有序、由混亂至條理(29)曾偉忠：《數字科研環境下知識控制研究》，2頁，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由良莠不齊至質量可靠。

主文獻建設便是一種典型的面向文獻的知識控制。20世紀70年代后期，弗拉基米爾·斯拉麥卡(Vladimir Slamecka)提出：“知識控制的單位將從文獻深化到文獻中的數據、公式、事實、結論等最小的獨立的‘數據元’?！?30)溫有奎：《知識元控制》，2頁，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主文獻建設便以此為導向：一方面，它將文獻單元作為表層控制對象，通過價值判斷遴選“主流、經典、必讀”之作，以提要編目等方式對其加以組織整理；另一方面，它將知識單元作為深層控制對象，借由數智工具開展對于其中知識因子與知識關聯的抽取、提煉、重組、再生產等。由此，主文獻建設不僅是一種專業化的文獻服務，更是一種高質量的知識服務。它通過科學合理的知識控制定位精品文獻、挖掘精華知識，既有效緩解了用戶檢索文獻的低效壓力，又充分滿足了用戶獲取知識的價值需求。

(二)現代文獻學：文獻計量理論倡導凸顯精華價值

根據研究領域、范圍與內容，文獻學可劃分為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F代文獻學著眼于文獻急劇增長的現實情況，以現代文獻及其工作為研究對象，兼具動態觀照、技術應用、標準呈現等特點。(31)潘樹廣：《論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的交融》，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根據《學科分類與代碼》(GB/T 13745-2009)，“文獻計量學”屬“文獻學”范疇(3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參見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并偏向于現代文獻學。

就文獻信息流的動態特征而言，經典的“指數增長律”與“邏輯增長律”分別揭示了科技文獻隨時間增長的指數規律與科技文獻分階段呈現S型增長及邏輯上升的復雜格局。(33)邱均平：《信息計量學(二)第二講文獻信息增長規律與應用》，載《情報理論與實踐》，2000(2)。然而，并非所有增長文獻均具有高質量特征。據測算，100萬份科技文獻中僅有大約14份最重要文獻。(34)劉宗祥、屈文：《回眸“知識爆炸”論》，載《圖書與情報》，2002(2)。在上述兩大經典定律基礎上修正的“分級滑動指數模型”進一步指明了“出版物數量增長受其質量影響”的觀點：數量較少的高質量文獻總是伴隨著大量的一般性文獻而同時出現。(35)邱均平：《信息計量學(二)第二講文獻信息增長規律與應用》，載《情報理論與實踐》，2000(2)。這無疑為定位高質量文獻、獲取優質性知識提出了較高要求。與此同時，受制于信息產生與分布的“馬太效應”，全部文獻質量占比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二八定律”(36)“二八定律”亦稱“巴萊多定律”，該定律認為在任何特定群體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數，不重要的因子則占多數，最重要的20%因子占據著絕對優勢地位或發揮著主導作用，其余80%因子盡管是多數，卻處于相對劣勢地位或發揮次要作用。參見楊明基主編：《新編經濟金融詞典》，169頁，中國金融出版社，2015。。由此，通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方式，科學識別海量文獻中的“3%～5%”甚至于更為內核的“1%”，對于個人提升學習效率、社會推動知識創新、國家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主文獻建設便致力于此。為消解知識增長率過快與知識積累量過大所導致的負面影響，通過人工篩選、技術輔助相結合的方式，從海量的一般性文獻中遴選有限的高質量文獻，以此打造精品文獻數據庫、建構精華知識體系成為主文獻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數量而言，主文獻占比不足同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文獻成果的1%；就質量而言，主文獻所內含的知識密度與價值遠高出于同期其他文獻。由此，主文獻建設完美契合于文獻計量理論所倡導的“凸顯精華價值”理念。

(三)教育學：要素主義知識教育觀強調構建優質資源

要素主義，又稱“精華主義”“精粹主義”“本質主義”等，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與時下盛行的進步主義相對，強調傳承“人類文化遺產中共同的、不變的、核心的、具有客觀性與永恒性的基本要素”(37)。在當代要素主義的視域下，圍繞“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問題，知識教育觀認為：學科的核心知識與基礎知識、人類社會的文化精華與背景知識尤為重要。(38)趙靜：《美國當代要素主義的知識教育觀及其啟示》，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它強調知識傳授的經典性、文科教育的重要性與世界感知的廣泛性。主文獻建設即集上述“三性”于一體：它著眼于哲學社會科學視野，以學科專業的主流、經典、必讀文獻為立基點，引入關聯性、體系性與整體性思維對其加以組織，旨在構建一套優質的教育資源，以供學生、教師乃至社會大眾暢享使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學術資源庫建設，更好發揮學術文獻信息傳播、搜集、整合、編輯、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學術資源信息平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39)《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2022-04-26。在高等教育的理論視域下，高校教學工作以“啟發學生看見人類知識的邊界”(40)戴木茅、田菊會：《看見人類知識的邊界——人文社會科學經典文獻閱讀課程建設略論》，載《現代大學教育》，2022(6)。為追求，而標記人類認知長度、厚度與廣度的，正是承載精華知識的“主文獻”。它作為權威知識的成果代表，在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過程中展現出突出的工具性作用。對于教師而言，主文獻有助于其轉變教學理念、改善教學方法、聚焦教學焦點、優化教學模式；對于學生而言，主文獻有助于其節省文獻篩選時間、了解學科知識體系、樹立學術規范意識、獲取學術創新靈感。它勢必成為引導學生踐行“眺望式學習”(41)“眺望式學習”的核心要義在于學生與原初的鮮活知識直接碰撞，以知識的豐富性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由此形成源于學生自身的學習動力。參見戴木茅、田菊會：《看見人類知識的邊界——人文社會科學經典文獻閱讀課程建設略論》，載《現代大學教育》，2022(6)。、進而高效開展學術研究的“助推器”。

三、邏輯框架：主文獻建設以萃取精華知識為主線

已有研究傾向于以“研究生培養”為認知視角，以“克服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生教育教學模式的弊端”為研究緣起，進而通過對“利益相關者的角色重塑”，達成優化研究生培養質量、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建設目標。區別于此，本文所提的“主文獻建設”更加契合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核心要義，并以“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與“精加工知識服務產品”分別為主文獻建設的核心成果與衍生成果。以此為基點，我們聚焦于目標、主體、對象、標準、流程五大方面，系統闡述主文獻建設的邏輯框架，如圖3所示。

圖3 主文獻建設的邏輯框架

(一)以精華知識引領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目標

區別于以往著眼并落腳于研究生培養的局限視野，主文獻建設旨在通過打造兼具中國特色和世界影響的精品文獻庫與精華知識池，引領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思潮，推動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秉承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多重眼光，識別精品文獻，挖掘精華知識，借此完整呈現彰顯中國話語的學科發展史與學術思想史，全面勾勒凸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專業知識譜系，進而打破“西方中心論”影響下的“跟跑慣性”，將“異域理論的實驗田”轉變為“中國理論的生發地”(42)張雷聲等：《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7)。。

(二)依托多元主體協同共創良好學術生態

在多元協同、廣泛參與的理念指引下，學術共同體作為主文獻建設的中堅力量，在推動學科專業發展、共創良好學術生態方面表現出巨大潛力。它主要包括：學者、編輯、政策制定者與實踐工作者。不同于已有研究僅對受益主體(即教師與研究生)表現出來的關注傾向，筆者從建設主體與用戶主體的雙重視角出發，分別明確其在主文獻建設過程中的角色定位與關聯關系?；趯W術共同體的多元協同模式如圖4(見下頁)所示。

圖4 基于學術共同體的多元協同模式

其中，學者與編輯作為建設主體，可在提出需求的基礎上直接參與主文獻建設的評價、遴選工作；而兩者又作為用戶主體，可直接享受主文獻建設的精選服務。政策制定者與實踐工作者作為用戶主體，通過智能匹配享受主文獻服務；而兩者又作為潛在的需求提出者，可間接作用于主文獻建設。具體而言，構建“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主要采用學科專家(學者)與學術出版工作者(編輯)評審為主、相關主體廣泛參與、信息技術有力支撐的方式；打造“精加工知識服務產品”服務于學術共同體，尤其是主文獻平臺可為多方用戶主體提供分享研讀心得、交換思想觀點、協同開展科研的學術場域。

(三)依據知識價值含量重塑文獻分級體系

基于傳統的信息組織理論與方法，信息可根據其加工程度劃分為：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43)參見馬費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學基礎》，176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相應而言，以文獻產生時間與加工順序為參照，文獻分級體系通常包括：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其在知識組織的視域下分別表征為：知識因子與知識關聯的組織結果、公共知識中知識因子的重組結果、公共知識中知識關聯的重組結果。(44)其中，二次文獻、三次文獻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有序甄選，均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精華知識價值與學術評價功能。

然而，盡管“一次—二次—三次”的文獻分級體系由來已久，但受制于劃分依據及出發點的單一性，其在判別文獻知識價值或重要程度方面較為局限?；\統而言，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因僅對知識進行形式整序或內容加工(45)參見王知津、王樂：《文獻演化及其級別劃分——從知識組織的角度進行探討》，載《圖書情報工作》，1998(1)。，相比于原創性突出的一次文獻，其潛藏的“主流、經典、必讀”特性相對較少，故兩者基本被排除在主文獻范疇之外。在此基礎上，根據一次文獻的知識價值含量，我們提出“一般學術文獻—擴展參考文獻—優質文獻—主文獻”的文獻分級體系，旨在以精華知識破除信息迷霧，如圖5(見下頁)所示。

圖5 基于知識價值含量的文獻分級體系

(四)圍繞高標準內容質量要求設置主文獻評選指標

主文獻以“萃取精華知識”為核心要義，重在凸顯以下三大特征：一是主流性。主文獻應堅持并引領正確的學術導向，能夠代表各學科專業學術發展脈絡中的主要派系及其觀點。二是經典性。主文獻應承載豐富的精華知識，兼具經久不衰的價值與常讀常新的特點。三是必讀性。主文獻應凸顯必要的工具性作用，能夠服務于各學科專業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工作。

為此，主文獻評選應遵循以下標準：(1)政治立場與學術誠信。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遵循學術規范，恪守學術道德，無知識產權問題。(2)理論開創性。在提出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論、新發現、新思想方面獨樹一幟或取得重大突破，甚至開創新的學科、領域或學派。(3)知識貢獻度。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是學科領域知識體系的核心、必要組成部分，對學科領域理論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具有重大貢獻。(4)學科影響力。在學科領域教學科研中被廣泛關注和使用，被公認為學科領域的必讀文獻，對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和提升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作用。(5)實踐引導力。具有重大應用價值，在關注和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歷史問題、戰略問題等方面，起到引領作用，引起廣泛關注，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相比于一般學術文獻，主文獻對于高標準內容質量的要求更為嚴格，其符合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的大勢所趨。

(五)通過精選與精加工流程打造高品質服務

主文獻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主要包括以下流程：

第一，著眼戰略全局，做好主文獻建設的頂層設計工作。(1)制定主文獻遴選方案?；谧匀辉u價模式(46)徐擁軍、陳曉婷：《自然評價模式的基本框架與運行機制研究》，載《甘肅社會科學》，2023(4)；楊紅艷、盧思佳、徐擁軍：《自然評價：人工智能驅動下的學術成果評價模式重構》，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明確專家團隊選擇與參與機制、主文獻遴選標準與指標體系、方案執行程序與落實方法。(2)構建主文獻分類體系。對標主文獻遴選需求，建立一套體現學科維度和文獻知識與用戶需求特征、三維立體的主文獻分類體系。(3)建立備選文獻庫。以各學科專業為單位，全面采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文獻資源，作為遴選主文獻的基礎范圍，即備選文獻庫。

第二，依托學術共同體，構建“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采用學科專家與編輯評審為主、相關主體廣泛參與、信息技術有力支撐的方式，對備選文獻庫進行層層優選，以最終確定入選的主文獻。在此基礎上，通過分類組織、有序排列、統一標引，形成“精選學術文獻參考體系”。需要注意的是，該體系需動態調整、及時更新，以切實滿足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需求。

第三，借助平臺建設，打造“精加工知識服務產品”。組建技術團隊開發可對外展示的主文獻系統及數據庫，確保知識產權風險基本可控。在此過程中，強調對主文獻知識的抽取提煉與數智組織，即借由信息技術，組織學術共同體在閱讀、利用文獻過程中，對主文獻進行多維度知識標引，以構建主文獻及其所蘊含知識的橫向與縱向關聯。與此同時，利用網絡平臺組織學術共同體進行研討、評論，對文獻的知識因子與知識關聯進行提煉、交流、標引，并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方法對其數據進行分析、聚類、完善。進而，根據學科專業、個體需求等，提供智能化的“交互式”分類匹配服務。

四、結語

契合于“知識化”“體系化”“自主化”的時代需求，依托“知識學”“現代文獻學”“教育學”的理論支撐，主文獻建設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它以“萃取精華知識”為核心要義，由此所衍生而來的集聚精華知識、穩固學科基底、彰顯學術自信等特性，使其成為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關鍵抓手。它既是提煉標識性概念、形成獨特性范式的“培育田”，又是提升中國話語解釋力與影響力、沖破西方中心主義學術范式藩籬的“助推器”。

然而，盡管“主文獻”制度在我國部分高校已有所推廣，但基于全局整體視角、打破校際邊界的主文獻建設尚未啟動，尤其在自主知識體系亟待建構的當下，以萃取精華知識為主線的主文獻建設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需求與巨大的發展空間?！澳繕恕黧w—對象—標準—流程”的邏輯框架為主文獻建設的落地實施提供了可供依循的科學化、系統化思路。為此，我們呼吁哲學社會科學共同體所有成員行動起來，共商共研具有強勁學術張力的主文獻建設命題，共建共享涵蓋全學科、兼具動態性、表征數智化的主文獻數字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