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民俗事象英譯策略研究及對民俗交流的啟示

蒲艷春

（青島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9）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世代傳承、相沿成習的生活模式，它是一個社會群體在語言、行為和心理上的集體習慣［1］4，是民眾習得、傳承和積累文化創造成果的一種重要方式。［1］3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就要讓中國的民俗文化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就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民俗文化的內涵。

《聊齋志異》是一座民俗寶庫，蒲松齡堪稱研究民俗學的一大富礦。［2］2我國的物質民俗、社會民俗、民俗信仰及民俗語言藝術等內容在《聊齋志異》中都有豐富的呈現。作為優秀文學作品，其翻譯對民俗文化對外交流傳播有積極意義。在中國知網數據庫的主題或篇名或關鍵詞字段中，包含“民俗文化翻譯”的期刊文章有59 篇，大部分文章都籠統探討民俗文化翻譯的方法。目前未檢索到結合《聊齋志異》探討民俗文化翻譯與傳播的文章。本文以《聊齋志異》的兩個代表性英譯本，即《聊齋志異》的第一個英文全譯本——宋賢德（Sidney L.Sondergard）譯本和《聊齋志異》經典譯本——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譯本為載體，分析《聊齋志異》英譯本中民俗事象的翻譯策略及利弊得失，總結成功的翻譯經驗，助力優秀民俗文化翻譯和對外交流。

一、譯本簡介

宋賢德（Sidney L.Sondergard）譯本（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是《聊齋志異》第一個英文全譯本，意義舉足輕重。譯者宋賢德教授曾執教于美國圣·勞倫斯大學，他不但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而且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因此他的譯作是集研譯為一體的巨著。從最初在所教授的課程里融入《聊齋志異》的素材，到逐漸深入研究，到后來產生了翻譯《聊齋志異》全譯本的執著信念并付諸實踐，這都為英文全譯本問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譯著分為六冊，第一、二冊成書于 2008 年，后四冊分別于 2009、2010、2012、2014 年出版。自此，《聊齋志異》結束了無英文全譯本的歷史。宋賢德在序言一中寫道：“盡管蒲松齡故事所描述的花狐鬼魅世界讓《聊齋志異》千古留名，當代的英語讀者也能從與儒家價值觀相關的故事中獲益良多，這些價值觀在中國家庭中反復被灌輸：子女要對父母盡孝道，強調公共禮儀和傳統節日在促進國家統一方面的重要性，比如清明，每年這個時候全家人要外出掃墓祭祖，緬懷先人?！保?］90-97由此可見，宋賢德譯本的一個重要的翻譯目的就是讓當代英語讀者了解中國文化。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譯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聊齋志異》最早的經典譯本，為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所譯，1880 年首次出版。當時的世界對中國了解不多，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甚至存在很多誤解扭曲的印象。翟理斯在1908 版導言中寫道：“原本想完成整個作品的翻譯，但是后來細讀之后，發現有些故事不適合我們生活的年代，或者有的故事完全沒有意義，因此最終選譯了164 篇自己認為最好、最有特點的故事?！保?］xxi可見，譯者有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但同時根據自己的意圖和喜好進行了取舍。

二、《聊齋志異》中的民俗事象

《聊齋志異》主要以民俗風情、民間故事為基礎，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和創作，成為我國文學史上著名文言短篇小說集。作者蒲松齡是我國文學史上搜集民俗風情、民間故事、俚曲最辛勤，吸取民間文學營養最豐富，成就最大的古代作家之一。［2］1蒲松齡是人民的藝術家，《聊齋志異》無疑是民俗文化薈萃的代表作。

依據民俗學的分類標準,民俗事象主要分為四類：物質民俗、精神民俗、社會民俗和語言民俗?！读凝S志異》中隨處可見這些民俗事象。篇幅所限，本文選取精神民俗和社會民俗內容，對兩個譯本中民俗事象的英譯策略進行研究。鐘敬文對民俗事象定義如下：

精神民俗。指在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間信仰、民間巫術、民間哲學倫理觀念以及民間藝術等。［1］6如《聊齋志異》里的“城隍”“菩薩”“道”“佛”“狐仙”“陰陽”“巫術”“乩仙”“琴瑟”等。

社會民俗。亦稱社會組織及制度民俗，指人們在特定條件下結成的社會關系的慣例。它包括社會組織民俗、社會制度民俗、歲時節日民俗和民間娛樂民俗等。［1］6如《聊齋志異》里的“春節”“寒食”“清明”“上元”“端午”“中秋”“重陽”“雜技”“演春”等。

三、《聊齋志異》英譯本中民俗事象英譯策略分析

翻譯策略分為歸化和異化策略。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對“歸化”和“異化”策略做了詳細闡釋：歸化是要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異化是指在翻譯上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韋努蒂認為：“歸化這種通順的策略追求的是同一性，是一種自我認同，并在外國作品中尋求與目的語文化相同的文化，即在異國文化中尋找同一個自我?！薄爱惢浅姓J并容忍差異，并在目的語中形成文化差異。要在目的語中重新創造原文中相類似的特殊表達方式?！保?］195因此，歸化策略易于讀者接受，但是會丟失異域文化；而異化策略則尊重各國文化差異，追求文化的多樣性，在譯文中最大限度的再現異域風情，但某種程度上加大了目的語讀者的理解難度。下面筆者將從精神民俗和社會民俗兩個方面，對比分析翟理斯譯本和宋賢德譯本中民俗事象的英譯策略。

（一）精神民俗（見表1）

表1 《聊齋志異》宋賢德譯本、翟理斯譯本精神民俗實例及英譯

《聊齋志異》是以談狐說鬼諷喻世情的，這就牽涉到民間的原始信仰和亞宗教迷信等問題［2］2，神鬼妖仙及儒釋道信仰等精神民俗內容在《聊齋志異》里處處可見。中西方民眾民間信仰、民間哲學、民間藝術等都相去甚遠，能否精準譯介并讓西方讀者接受，譯者的翻譯策略顯得尤為重要。

翟譯本主要采用歸化譯法來翻譯精神民俗。例如，將“城隍”“關帝”分別譯文“the post of Guardian Angel”“the God of War”，將“城隍爺”譯為西方的“守護天使”，將“關帝”譯為“戰神”，并加注釋“the Chinese Mars”，即羅馬神話里的“戰神馬爾斯”；將“和尚”“道士”統一譯作“priest”，即“神父、牧師”，偶爾加上“Taoist”或“Buddhist”加以修飾；將“仙人”譯為“immortals”，注釋為“The‘angels’of Taoism”，即“道教中的天使”?？梢钥闯?，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具有明顯的歸化傾向。譯者竭力找出中西文化之共性，用西方文化形象替代中國文化形象，這種歸化的譯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的情況下，更易為讀者接受，在當時對傳播中國文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嚴格來說，這種過度歸化的譯法不夠嚴謹，也不適于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民俗文化里“城隍爺”是道教中守護城池之神，而“天使”是上帝所創造的、為上帝服役的靈，二者相去甚遠；“關帝”亦不同于“戰神馬爾斯”。翟譯本將“菩薩”音譯為“P’u－sa”或“Buddha”，但“Buddha”是指“佛”，“菩薩”一般用“Bodhisattva”，二者不可混淆。在翻譯西方文化中完全缺失的民俗事象時，翟譯本偶爾也采用“拼音＋腳注”的異化策略，比如將“陰”“陽”音譯為“yin”“yang”，并加注釋：“在一個康健的人身上陰陽是和諧平衡的。廣義地講，陰陽是兩種原始力量，萬物都是在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進化而來的?！保?］109

相比而言，宋譯本的翻譯則以異化策略為主，譯文也更精準。宋譯本將“城隍”“關帝”分別直譯或音譯為“Town God”“Guandi”，然后詳加腳注，助讀者理解其文化內涵。例如，“關帝”的注釋如下：“關羽（卒于219 年），《三國演義》中桃園結義三兄弟之一，蜀國名將，致力于復興漢室，關羽被尊為‘關帝’（也被稱‘財神’），道教奉其為‘武圣帝君’，佛教奉其為‘伽藍菩薩’?！保?］7可見，宋譯本不但翻譯準確，且注釋詳實。又如“菩薩”一詞的翻譯，書中第一次出現“菩薩”時，譯者譯為Bodhisattva（菩薩），然后加了腳注如下：“guanyin，觀音菩薩是佛教中慈悲、智慧和愛的化身，菩薩手持之楊柳枝是慈愛的象征，可消病去災?！保?］340后面的文章里再出現“菩薩”時則直接音譯為“guanyin”，再加腳注。這說明譯者翻譯時考慮到了讀者接受，在讀者對這一民俗文化尚不熟悉時，采用歸化譯法，而當目的語讀者對這一民俗文化已有認知后，嘗試異化策略，可見譯者考量了讀者接受，同時盡量尊重原著，旨在原汁原味地傳達文化內涵。詳細的腳注也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中國人為什么“拜觀音”，讀者會發現其實中西方精神信仰并非水火不容，中國人心中的“觀音”是真善美的化身，能拯救萬民于水火，這與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有異曲同工之處。對民間哲學術語“陰陽”二字的翻譯也可看出譯者的斟酌，在表示“陰曹”“陽世”的時候，譯者將其意譯為“The underworld”“The mortal world/the world of the living”，在表達“陰氣”“陽氣”的時候，譯者則將其音譯為“Yin and Yang”，并加腳注加以解釋。這一譯法語言層面精準，思想層面闡釋充分，傳達了中國信仰民俗，利于東西方文化溝通?？梢钥闯?，宋譯本以異化為主，但也不完全排斥歸化譯法，翻譯方法服務于目的。

民間藝術詞匯如“各種樂器演奏”，翟譯本亦傾向于歸化策略，宋譯本則都采用“音譯＋腳注”的異化策略。例如，翟譯本將“笙”“簫”都譯為“flageolet”，將“琵琶”譯為“guitar”?！癴lageolet”為西方的“豎笛”，十六世紀源于法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經英國的器樂制作師改造，“英式豎笛”也開始流行，這與我國的“笙”“簫”還是有差異的；西方的“吉他”與我國的“琵琶”也是大不相同。這種完全用西洋樂器代替中國樂器的譯法丟失了中國藝術民俗文化信息，可以看出，藝術民俗并非翟譯本要譯介的主要內容。宋譯文則將中國民俗樂器琴、箏、笙、簫、琵琶都音譯為“Qin”“Zheng”“Sheng”“Xiao flute”“Pipa”，再在腳注里闡釋樂器的主要特點，既保證了目的語讀者接受，又盡量傳達異域風情。

從精神民俗內容的譯介來看，翟譯本以歸化的翻譯策略為主，西人可以大概了解某些中國民俗文化事象，但難以全面精準了解其文化內涵，故而該譯本傳播精神民俗的作用有限；宋譯本采用異化策略，對精神民俗內容做了詳細的注釋，更利于精準傳播精神民俗的文化內涵。

（二）社會民俗（見表2）

表2 《聊齋志異》宋賢德、翟理斯譯本社會民俗實例及英譯

社會民俗主要體現在歲時節日和婚喪嫁娶禮儀等方面?！读凝S志異》中多次提到各個歲時節日，利于西人了解中國傳統節日民俗。例如，翟譯本將“清明”譯為“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并加注釋“二十四節氣之一，一般為 4 月 5 日，清明節宜祭祖”。［4］3將“寒食”歸化譯為“the great fast－day”，即“齋戒日”，并加注釋“The day before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4］76，因為翟譯本里“春節”也是譯為“Spring Festival”，因此，“寒食”被注釋為“春節的前一天”，可見此注釋有誤；另外，將“寒食”等同于“齋戒日”亦不妥，“齋戒日”多為宗教習俗，某些宗教選定某些天或季節來進行齋戒、祈禱等活動，這顯然不同于中國的“寒食”，會讓西人誤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翟譯本將“上元”譯成“the Feast of Lanterns”，注釋“上元節為每年正月十五，每年的第一個月圓之時，家家戶戶都會掛上彩燈。它最初是一種祭祀儀式，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代”。［4］61此注釋有助于讀者理解上元節的文化習俗。但是，“feast”在英語中指“宗教節日”，故而這種譯法夸大了這個節日的宗教特點。翟譯本偶爾也會采用“音譯＋腳注”的異化策略，例如，將“端午”音譯為“Tuan－yang festival”。并加注釋：“此節為每年陰歷五月初五，此日人們會進行‘龍舟賽’，故亦稱‘龍舟節’。據傳，此節日旨在紀念愛國人士屈原。屈原因建議未被國君采納而投江殉國?！本C上可見，翟譯本對歲時節日民俗內容的翻譯對傳播中國文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某些內容的準確性值得商榷。

宋譯本將“清明”音譯為“the Qing Ming Festival”，“寒食”直譯為“the Cold Food Festival”。并詳加注釋如下：“清明節也譯作‘Pure Brightness Festival’或‘Tomb－Sweeping Day’，時間為每年的4 月5 日或6 日，人們會到自家墓地紀念先祖。清明節前一天為寒食節（冬至后的第105，106 或107 天），人們不生火做飯，只吃寒食，故名寒食節，這一節日是為紀念介子推而得來?！保?］22宋譯本將“端午”譯為“the Dragon Boat Festival”，將“上元”譯成“the Lantern Festival”，并加了注釋。宋譯本作者在序言中特別提到，要從譯本中了解中國傳統歲時節日對凝聚民眾起到的作用，如清明節全家一起祭祖等。［6］xxi因此他對中國的傳統節日都做了詳實的注釋，比如，“中秋”譯為“the Mid－Autumn Festival”，注釋“中秋節為每年陰歷八月十五，此節日是與收獲相關的節日，全家人一起掛燈籠、賞月、吃月餅”。［6］1283文化注釋對西人了解中國的“家”文化有重要作用。綜上可見，宋譯本傾向于異化的翻譯策略，采用“音譯/直譯＋腳注”的翻譯方法或意譯的翻譯方法，從思想層面比較精準充分地傳達了中國節日民俗的文化底蘊及思想內涵。但是，兩個譯本也都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錯誤，比如翟、宋譯本對“春節”的注釋，兩個譯本中都將“春節”譯為“Spring Festival”，翟譯本注釋為“春節即春分，時間大約在三月二十日左右”。［4］374宋譯本注釋為“春節，也稱清明，幾乎與西方的復活節同時慶祝。此節日慶祝萬物復蘇，也紀念已故之人，給墳墓清除雜草，修復墓地并祭祀先祖”。［6］49此處兩個譯本的注釋都有誤，古時以“立春”為“春節”［7］60，但并非“春分”，也非“清明”。這是譯本后面需要修正的內容。

中西方婚喪嫁娶民俗亦是迥異?！读凝S志異》里多有婚喪場景的描述，例如，中國民俗中婚禮要飲“合巹”酒，翟、宋譯本都將其譯為“drink from the wedding cup”，翟譯本加了更詳實的注釋“新娘和新郎共飲杯中酒，兩個酒杯是用紅繩系在一起的，寓意姻緣前生注定。傳說是月下老人掌管人間姻緣，因此中國有俗語‘姻緣天注定’‘千里姻緣一線牽’”。［4］113翟譯本將“月老”譯為“an old man who lives in the moon”，將“媒媼”譯為“The go－between”并詳細解釋其文化涵義，這有利于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婚俗文化；宋譯本將“月老”歸化為“matchmaker”，將“媒媼”譯為“marriage broker”，但未加注釋。相比較而言，翟譯本更突出對婚喪嫁娶民俗的闡釋，加注數十次講解中國的婚喪文化?？梢钥闯?，婚喪習俗是翟譯本重點譯介的文化內容，有助于西人了解中國的社會生活及民俗習慣，其歸化譯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有積極作用，這也是譯本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

結語

可見，翟、宋譯本采用的翻譯策略迥異，翟譯本以歸化為主，宋譯本以異化為主。兩個譯本民俗內容翻譯策略的對比給我們很多啟示：第一，譯本具有時代性，譯本翻譯策略也具有時代性，譯本更新要與時俱進，隨時代發展不斷完善和深入。民俗文化傳播不會一蹴而就，要循序漸進，逐步推進。翟理斯譯本成書于1880 年，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翟理斯的“歸化”策略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西方文化的相同點，從而更容易接受中國文化。宋賢德譯本2014 年問世，此時世界對中國已有頗多了解，因此，宋賢德譯本的“異化”策略更利于西人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從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梢?，兩個譯本分別屬于不同時代的佳作。

第二，譯本翻譯應注重思想性及對民俗內涵的挖掘與傳達。隨著中外交流越來越密切，民俗文化翻譯也應由宏觀及微觀，由粗略到精準，由籠統到詳實，由淺入深，由表及里，逐步推進。翟理斯譯本主要對中國民俗文化中的基礎內容，如婚喪民俗、節日風俗等，加入了詳實的注釋，但是不夠全面，對精神民俗的譯介更是欠缺，因此，此譯本遠遠不能滿足當下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需要。宋賢德譯本則采用“直譯加腳注”的異化翻譯策略，比較充分準確地再現了中國民俗內容及其文化內涵，忠實、充分地譯介原著中各種民俗文化事象，努力傳達作品的思想和文化內涵。宋譯本作為第一個全譯本，全面深入地傳達了原著的內容，堪稱一部中國民俗文化概覽。宋譯本注重民俗學考量，對民俗事象的譯介策略可應用在民俗外宣中，對推動文化外宣、特別是民俗文化外宣有積極作用。

最后，民俗文化走出去還需要加強對英譯本海外接受情況的研究，了解海外讀者對各個譯本的反饋及譯本的影響。各個譯本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其讀者接受情況也會不同。過度歸化的翻譯策略不利于中國文化的精準傳播，過度異化的譯本又會增加讀者理解異域文化的難度，進而影響其閱讀量和接受度。因此，如何實現高效傳播中國文化并同時提升讀者對譯本的接受度是目前需要思考的問題?？傊?，譯本傳播中國文化的能力最終取決于受眾群體的反饋和接受情況，要了解各譯本的接受度和滿意度，總結成功譯本的譯介經驗，從而助力民俗文化更有效地交流和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