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先于《春秋》說始末考論

黃覺弘

(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武漢 430079)

關于《春秋》《左傳》之作者、成書、性質及二者關系諸問題,兩千多年來學者們多所關注,議論迭出。紛紜眾說中,《左傳》先于《春秋》說是比較特別的一種,但學界對此說之始末及其分合異同尚有未逮。本文擬就此問題詳加考論,希望于《春秋》學研究或有小補。

一、黃洪憲之“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筆削在后?”

溯源探流,《左傳》先于《春秋》說最早當出于明黃洪憲《春秋左傳釋附序》。

黃洪憲(1541—1600),字懋忠(忠或作中),號葵陽,自稱碧山學士,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隆慶元年(1567)解元,隆慶五年(1571)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嘗奉使朝鮮。一生行跡詳見明代馮夢禎《快雪堂集》卷十八《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葵旸黃公行狀》。洪憲頗有文名,著述宏富,有《周易集說》(或題《學易詳說》)三卷、《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碧山學士集》二十一卷、《鑾坡制草》五卷、《朝鮮國紀》一卷、《輶軒錄》四卷(一作五卷)、《資治歷朝紀政綱目》七十四卷、《秀水縣志》十卷等十多種。(1)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八于黃洪憲《朝鮮國紀》一卷后載“又《箕子實紀》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頁),《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誤?！痘訉嵓o》乃李氏朝鮮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黃洪憲著述。今《碧山學士集》卷一九《書〈箕子實紀〉后》云:“余使朝鮮,獲睹《實紀》?！?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0冊,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頁)可見黃洪憲奉使朝鮮時看到了《箕子實紀》一書,后為之題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書。黃洪憲關于《春秋》學的著述主要是《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肚ы曁脮俊吩?“黃洪憲《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萬歷己亥序?！?2)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5頁。今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第一冊。(3)黃洪憲:《春秋左傳釋附》,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7,第381-718頁。但黃洪憲《春秋左傳釋附序》不見于《四庫未收書輯刊》所收明刊本中,而見于《碧山學士集》卷一,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五也有載錄。

萬歷二十七年(1599)十一月,黃洪憲《春秋左傳釋附序》云:

余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惟劉歆氏曰:“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圣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后,傳聞與親見詳略不同?！贝巳齻髦當喟敢?。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后世杜預襲其說,為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于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跡,惟提綱挈領,寓褒貶于片言只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我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傳?！笔怯?、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丘明身為史官,博綜群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靡不網羅捃拾,總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于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比粲懈`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筆削在后?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后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逴艷千古。曷嘗拘系為經役哉?大抵孔子修魯史,未嘗自明其為經,而后人尊之為經。丘明作傳,未嘗有意于釋經,而后人傳之為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傅會,反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萬歷己亥暢月谷旦。(4)黃洪憲:《碧山學士集》卷一,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0冊,第133-135頁。按,《碧山學士集》卷一所錄之序不題作序年月,此據《經義考》卷二○五所引補(中華書局,1998,第1047-1048頁)。又《經義考》所引偶有異文:“余在史館時”“余聞之”,“余”作“予”;“而后世杜預襲其說”,“襲”作“集”;“我觀周道”,“我”作“吾”;“反失夫作者之意也”,無“反“字。見第1047頁。

序文明確推論“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筆削在后?”這是一種獨特的《左傳》先于《春秋》的說法,立說的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黃洪憲認為,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之所以只是“提綱挈領”,“寓褒貶于片言只字”,辭約而旨微,是因為“國史具在,文獻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也就是說,因為有可資備查驗證的繁詳國史、文獻在,孔子修《春秋》才如此簡約。而這個國史、文獻,即是魯史官左丘明在博綜群籍后,囊括二百四十年歷史大事所寫就的“左史”?！蹲髠鳌贰洞呵铩?一繁一簡,正相配合。

其二,黃洪憲認為,這個后來稱之為《左傳》的“左史”,是一種獨立單行的著作,“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于釋經也”。也正因為“左史”并非專為解釋經義而作,所以“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后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這和“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完全不同。

其三,黃洪憲贊同劉歆所說“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圣人同”,較《公羊傳》《穀梁傳》有著“傳聞與親見詳略不同”的區別,但對劉歆“引傳以釋經”的做法表示疑慮。至于“后世杜預襲其說,為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就更不免有所疑問了。黃洪憲認為,經自為經,傳自為傳,《春秋》是《春秋》,“左史”是“左史”,都是獨立存在的,“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傅會”。稱經稱傳只是后人的尊崇和追認,并非作者在創作之時的有意為之。

其四,《論語·公冶長》曾兩次提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5)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45頁。,黃洪憲認為,從語序語意來看,左丘明大概如孔子曾言及的“老、彭”(指老子、彭祖)一類的前代人物。年世既然在孔子之前,那么自成一家言的“左史”就很有可能成書在孔子修《春秋》之前,所以黃洪憲明確提出“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筆削在后”,一舉突破了先有經后有傳的傳統觀念。

從序文可知,黃洪憲立說緣起,一是對杜預“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的做法不太贊同,二是對“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傳’”的反駁。這個“說者”其實也指杜預。黃洪憲反駁的就是杜預以來認為左丘明是“受經作傳”的說法?！妒酚洝なT侯年表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6)司馬遷:《史記》卷一四,中華書局,1959,第509-510頁。

這是關于《左傳》作者和成書的最早正式記載。這則記載交代了《左傳》的作者以及創作的緣由,但對于作者左丘明的身份及其與孔子的關系,司馬遷并未明言,只說是“魯君子”,年代大致與“七十子之徒”同時。劉歆繼承了司馬遷的左丘明作傳說,并“以為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7)班固:《漢書》卷三六,中華書局,1962,第1967頁。,即認為左丘明就是《論語·公冶長》里與孔子同恥的左丘明。但劉歆對左丘明的身份及其與孔子的具體關系,仍未確指,只說是“親見夫子”。東漢初年陳元始說:“丘明至賢,親受孔子?！?8)范曄:《后漢書》卷三六,中華書局,1965,第1230頁?！坝H受”之于“親見”,雖一字之易,二人關系頓時指實,這實際上是說左丘明系孔門弟子?！稘h書·藝文志》又說左丘明是魯太史。王充、許慎、賈逵、鄭玄等人均承司馬遷、劉歆以來的左丘明作傳說。杜預《春秋序》則別有推論,認為左丘明是“受經作傳”,其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9)杜預注,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4頁。荀崧更謂:“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鬃蛹葲],微言將絕,于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10)房玄齡等:《晉書》卷七五,中華書局,1974,第1978頁。將司馬遷、劉歆、陳元、班固、杜預諸家之說,融而為一。此后,左丘明“受經作傳”說成為正統觀念。自晉以來,直至中唐,向無異議?！妒吠āち摇吩?“《左傳》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鬃蛹戎洞呵铩?而丘明受經作傳?！?11)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0頁。也繼承了杜預以來的正統觀念。不過,自中唐啖助、趙匡倡言“左氏非丘明”,《左傳》成于戰國左氏說后,這一正統觀念開始動搖。如唐末陳岳《春秋折衷論自序》云:“謂與圣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12)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七八,第917頁。即對“受經作傳”說持有異議。黃洪憲顯然也持反對態度,認為“丘明作傳,未嘗有意于釋經”,成書還當在孔子修《春秋》之前。不過,黃洪憲雖然在自序中提出了新說,但《春秋左傳釋附》的“箋釋”卻并沒有貫穿這一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較黃洪憲年世早八十年的邵寶,提出了“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也”的論述。邵寶(1460—1527),字國賢,江蘇無錫人。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謚文莊。著有《簡端錄》十二卷、《容春堂集》六十一卷、《左觿》一卷等。事詳《明史·儒林傳》本傳?！逗喍虽洝吩?

圣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則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也。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13)邵寶:《簡端錄》卷九,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651頁。

邵寶認為,《左傳》即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的“魯史”,盡管后有“左氏蓋修飾之”的補充說明,究邵寶本意,他仍持先經后傳的傳統觀念。如《左觿》首條云:“左氏不識經文,以為兼赗公與仲子?！?14)邵寶:《左觿》,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17冊,齊魯書社,1997,第194頁。再如《豐都志序》云:“故左氏釋《春秋》,每致意于不書之故?！?15)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三,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8冊,第141頁?！白笫喜蛔R經文”,“左氏釋《春秋》”云云,這些語辭顯然都是邵寶秉持《春秋》成書在前、左氏依經修飾作傳的明證。只不過邵寶認為,左氏據以修飾的《左傳》原本即是孔子所因之“魯史”。雖然他的本意并沒有《左傳》先于《春秋》的明確論述,但已離此不遠了,這種說法確實能為后世開啟新的思路。

二、張純甫之“左丘之《傳》先于孔子《春秋經》”

萬歷二十七年(1599)黃洪憲首倡“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筆削在后”之說,嗣后久無回響;直到1932年,張純甫又再次獨立而明確地提出《左傳》先于《春秋》說,且論證頗為系統詳細。

張純甫(1888—1941),名津梁,字濤邨,又字純甫,號興漢,又號筑客,臺灣新竹人。幼承家學,始專力于詩,后潛心學術,一生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宣揚與傳承,有“北臺大儒”之名,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臺灣儒學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非墨十說》《是左十說》《守墨樓吟稿》《守墨樓文稿》等,1998年黃美娥匯編為《張純甫全集》(共六冊),生平事跡見第六冊附錄詹雅能《張純甫先生年表》。張純甫作為當時重要的詩人和學者,以其鄉賢與地利之便,受到臺灣學術界重視。對于張純甫最重要的《春秋》學著述《是左十說》的論析,即有林慶彰、蔡翔任、陳琬琪、張素卿等先后撰有專文。(16)林慶彰:《張純甫的〈左傳〉研究》,載《儒學與社會實踐——第三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2003,第351-376頁;蔡翔任:《張純甫“是左”“非墨”思想研究:以古史辨運動為背景》,碩士學位論文,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3;陳琬琪:《張純甫儒學思想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4;張素卿:《張純甫〈是左十說〉析論》,載《儒學研究論叢: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研究專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08,第47-65頁。

張純甫《是左十說重序》曾自述他提出此說以及撰作《是左十說》的過程:

余自壬申歲發見左丘之《傳》先于孔子《春秋經》以來,初止詠于詩,至翌年始筆之于書,成《是左十說》,至今又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東摭西拾,凡于群書見有與余說相發明者,輒記錄之于《十說》冊中,眉有批,旁有注,后有案語,一冊幾滿,亦可謂勞矣。(17)張純甫:《是左十說》,載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第4冊,臺灣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第153頁。

可見,張純甫于1932年初步提出《左傳》先于《春秋》之說后,對《是左十說》的撰述頗為用心,花費了大量精力,前后歷時六七年之久。據張純甫《筑客四十五前詩自敘》《是左十說序》《是左十說重序》以及詹雅能《張純甫先生年表》,1932年,張純甫在新竹整理舊詩稿,作《筑客四十五前詩自敘》,述及《左傳》先于《春秋》之說;并作《讀左五首》,以概詠其說。(18)按,《讀左五首》見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第2冊《守墨樓吟稿》,第63頁。詩主旨認為魯人左丘明作《左傳》先于《春秋》,本獨立單行,后人竄入子曰、解經之文,孔子據《左傳》作《春秋》而有所訂正,基本上撮述了《是左十說》主要觀點,可謂此書之簡綱。1933年,張純甫正式著手撰述《是左十說》。1936年11月,完成《是左十說》初稿。1938年4月完成定稿。

《是左十說》主要探討《左傳》的成書、性質、功用、地位及影響。張純甫“研究所及,則《易》《詩》《書》《禮》《春秋》《國語》諸書均有論說”(19)同②書,第157頁。,并詳細論述了《左傳》與上述各書及諸子的關系,認為《左傳》乃古文家言,亦史學家言,《左傳》為六經之總匯,即史學之總匯。而全書最獨特、最關鍵的論點即是《左傳》先于《春秋》說。張純甫對此說非常自得,曾自道:“歷古今二千余年之博學通才,皆瞠目結舌,未有能道之者,乃今竟為學疏力薄之某所竊見,亦幸矣哉!”(20)同②書,第151頁。臺灣學者評析此說時,也多認為這是張氏的獨見,“自家拈出之新說”(21)張素卿:《張純甫〈是左十說〉析論》,載《儒學研究論叢: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研究專號》,第65頁。。

張純甫認為“左丘之《傳》先于孔子《春秋經》”,其主要理由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春秋》須先有《左傳》方能顯現其價值,若《春秋》先于《左傳》,則不過“斷爛朝報”而已。張純甫認為,孟子、司馬遷等人都極言《春秋》的重要性,如所謂“《詩》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王安石卻譏為“斷爛朝報”,“或又云似流水賬簿”,(22)同②書,第150頁。反差竟是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春秋》若無左氏之《傳》,則居然斷爛朝報、流水賬簿矣;若有《左氏傳》記其事實,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又豈誣也哉!”(23)同上。也就是說,《春秋》實有待于《左傳》的先成先行方能凸顯其功用。但前人為古說和《公羊傳》《穀梁傳》二傳解經紛爭所迷誤,以為左丘明也和《公羊傳》《穀梁傳》一樣依經作傳,先經后傳,其實正好相反。張純甫說:“無《傳》以敘其事,而空有其《經》以褒貶之,則其所是非,人又烏能知者?不謂為‘斷爛朝報’,不可得矣!”(24)張純甫:《是左十說》,載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第4冊,第154頁。

其次,《左傳》為左丘明所作(即《國語》之作者左丘),并系其少年時代的作品。張純甫考察了歷代學者關于《左傳》作者、成書時代的種種論述,認為《左傳》作者即是“與孔子同恥”的左丘明,“蓋魯君子左丘明為魯史,《傳》有‘君子曰’可證”(25)同①書,第168頁。,“丘明定是魯史而又嫻于諸國之事者也”(26)同①書,第170頁。,年世先于孔子,是子產、季札之友(27)同①書,第171-172頁。;而且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未失明時的少年之作,說:“《國語》之文法氣度雖與《左傳》稍殊,其事跡言語亦時有出入,然而大體略同,詳略互應,味馬遷所云‘失明有國語’者,即失明后乃有《國語》,必未失明前另有一書可知。而《國語》老年之作也,故其文典贍迂緩,如老成人之斷獄;若《左傳》,則才氣橫溢,時有浮夸之言,其為少年之作無疑矣?！?28)同①書,第167-168頁。

再次,左丘明及其弟子成書在前,孔門弟子補修在后,《左傳》本無是非褒貶,有之乃后世如劉歆等竄入。既然《左傳》先于《春秋》,為何《左傳》載錄孔子身后事跡,記孔子之言,并多有解經之語呢?張純甫說:“以《傳》中有‘君子曰’為證,定自定十年至十五年以前為丘明及其弟子所修,以后為孔門弟子所續,而前后解經則后人如劉歆等所竄入?！?29)同①書,第151頁。認為《左傳》獨立單行,本非解經之書,本無是非褒貶,但由于《公羊傳》《穀梁傳》二傳皆立學官,雖有大好《左傳》的劉歆,也只想為《左傳》爭立學官地位,故而“更造為解經之言以附益之,竟似左氏后于孔子矣”(30)同上。。

最后,孔子作《春秋》是為訂正《左傳》“所誤書”,《春秋》是《左傳》“提綱挈領”的“目錄”。張純甫認為,歷代《春秋》經解之所以聚訟紛紜,“其弊則在不知孔子何故作《春秋》耳”(31)同①。。由于《左傳》記錄本是據事直書,其中多系舊史之文,或列國赴告之文;至于是否合乎王道大義,史官并不能更改刪修,只能排比整齊,稍加潤色而已,“故孔子恐其傳之久遠有黑白混淆之遺禍,因為歲時目錄,著其實而訂正之,即謂《春秋》”(32)同②。?！翱鬃由w見左氏之魯史已成,其中有一二事為舊史所誤書,而左氏仍之者,若不急為訂正之,則左史一行世,而真犯漏網,亂臣賊子反有以勸,故不憚為此斷爛文章耳?！?33)同①。這個“斷爛文章”就是《左傳》的“目錄”,“豈前知后世必有《左氏傳》之行世,而先為之提綱挈領乎?抑已見及左氏之史先成,而乃為之作目錄以引人注意乎?”(34)同⑥。在形式上就如同后世司馬光《資治通鑒》之有“目錄”,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之有“綱”。

張純甫不知黃洪憲已導夫先路,因立說相近,故所用理據多有相似之處。如《春秋》有待于《左傳》的先成先行,相互配合。黃洪憲說孔子修《春秋》只是“提綱挈領”,“寓褒貶于片言只字”,因為“國史具在,文獻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張純甫說“《春秋》若無左氏之《傳》,則居然斷爛朝報、流水賬簿矣”。再如《左傳》是獨立單行的著作。黃洪憲說《左傳》“未嘗有意于釋經”,“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張純甫說“《左氏傳》必單行”。又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記載,黃洪憲認為左丘明蓋“老、彭”一類前代人物;張純甫認為左丘明先于孔子。又如劉歆“引傳以釋經”,黃洪憲對劉歆此舉之牽合附會表示懷疑;張純甫說《左傳》“本無是非褒貶者,有之乃后世如劉歆等竄入”等等,張純甫與黃洪憲說皆相似。更引人注目的是,張純甫說:“豈前知后世必有《左氏傳》之行世,而先為之提綱挈領乎?”這個“提綱挈領”的四言用語,竟完全與黃洪憲相同,此真張純甫所謂“黯合”者。

三、章太炎“《經》《傳》同作具修”說及其他

張純甫完成《是左十說》初稿時,以為《左傳》先于《春秋》說是自己獨得之見,后來看到章太炎之論,喜以為吾道不孤,說:

以《春秋經》為后于左丘之史,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篇》有“孔子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魯太史”之言,此乃偶及,而未曾演論;余則與之黯合,而欲為其澈底。當《是左十說》之草成,尚未見及此,后見之,喜甚,乃亟列于眉批,庶不有掠美之誚乎!(35)張純甫:《是左十說》,載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第4冊,第153-154頁。

1909年11月2日,章太炎(1869—1936)在《國粹學報》己酉年第十號發表《原經》,后收入《國故論衡》卷中?！对洝吩?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泵髌渫鲎兏?。其次《春秋》,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魯大史。然則圣不空作,因當官之文?！洞呵铩贰缎⒔洝?名實固殊焉。(36)章太炎:《國故論衡》卷中,商務印書館,2010,第88頁。

此即張純甫引為同調之所據。但細繹章太炎之論,張純甫的理解其實有誤。章太炎所謂“以魯史記為本,猶馮依左丘明”,原意強調的是孔子借助左丘明的太史身份獲得了“史氏寶書”,并不是說這個孔子以為本的“魯史記”就是左丘明的著述。其《春秋左氏疑義答問》曾說:“夫以史氏寶書,非他人所能窺視,以丘明為魯太史,得與周史為緣,故孔子因之以入。若子夏,衛之庶士,安得冒昧窺之?”(37)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載《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54頁。而且,章太炎也不是“此乃偶及,而未曾演論”,章太炎在《檢論》卷二和《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曾有多次細致的論述。

1914年,章太炎將《訄書》增刪改訂,定名為《檢論》,其《春秋故言》云:

自孔子以魯故臣,依大史丘明為主,而修《春秋》……故夫筆削之事,游、夏不能贊一辭,而丘明佐書焉?！督洝酚星鹈魉髡咭??！秱鳌肺臅r舉衛賜繁纓……諸事不見于《經》者,而稱圣論定其是非。明諸所錄事狀,獲麟以上,皆造膝受意焉。故《傳》亦兼仲尼作也……后代所題,《經》稱仲尼,《傳》稱丘明,徒以箸于竹帛字蹤筆跡之所發者,則據為主名耳。(38)章太炎:《檢論》卷二,載《章太炎全集(三)》,第408-411頁。

章太炎認為,當時史官皆自周出,而諸侯史記當歸王官,不可私藏;孔子是在太史左丘明襄助下修成《春秋》的,而左丘明又是在得聞孔子“圣論”下修成《左傳》,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傳》都同時兼得二人修撰?！洞呵镒笫弦闪x答問》更是明確提出“《經》《傳》同作具修”說,其云: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贝藙t《春秋》經、傳同作具修,語見《觀周》。嚴氏雖治《公羊》,不能非間?；缸T《新論》稱:“《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毖韵喑侄?則《經》《傳》同修可知……觀周之役,本兼為《經》《傳》行也。且后人作史,尚不得有本紀而闕列傳,豈以圣哲參會,鑒不及斯乎?又觀左氏及太史公所述,《經》亦自有丘明之筆也……依史公說,丘明為魯君子,則此先書不書者,皆丘明新意,而孔子斟酌焉?！督洝非矣星鹈魍胝?其《傳》安得后時而作乎……是故存其舊文于《經》,而付其實事于丘明以為《傳》,錯行代明,使官法與事狀不相害,所謂《經》《傳》表里者此也。(39)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載《章太炎全集(六)》,第251-261頁。

章太炎所據《春秋左傳正義》卷一述沈文阿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以及《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這兩則所謂“共為表里”的記載,歷來學者多有引據。但這兩則記載晚出,其來源可疑。元郝經《春秋三傳折衷自序》、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呂思勉《讀史札記·甲帙·左氏不傳春秋下》等均有辨正,足證其不可信據。筆者認為這兩則的記載可能都是從盧植類似之言附會而來的。(40)黃覺弘:《左傳學早期流變研究》第五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第192-194頁。僅就這兩則文辭而言,是說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作《左傳》乃同時所為,共為表里。章太炎釋為“《經》《傳》同作具修”,別有闡發,但并不認為《左傳》先于《春秋》,自與黃洪憲、張純甫諸說不同。張純甫也曾引及《觀周篇》,說:“事或有之,而《經》《傳》絕非一時并作者,必《傳》先《經》后,其《傳》后者,孔門弟子續之也?！?41)張純甫:《是左十說》,載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第4冊,第170頁?？梢娕c章說不同。張純甫蓋未參考章太炎這些相關論說,加之成見在胸,以己度人,故有誤解,遂引為同調。(42)按,陳琬琪《張純甫儒學思想研究》則沿襲張純甫誤解,以為持“《傳》先于《經》,《經》依《傳》而作”之說者,首見于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篇》,“純甫在定稿前,得章說之支持,因此更加堅定于提出《是左十說》的主張”。臺灣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第46頁。

張純甫之后,《左傳》先于《春秋》說者仍偶有所聞,不絕如縷。時隔半個世紀,1984年10月,唐德剛(1920—2009)在《傳記文學》月刊第45卷第4期發表《文學與口述歷史(講稿)》(后收入其《史學與紅學》),再次作了“大膽假設”,他說:

事實上《左傳》并非偽書,而是被作偽者劉歆動過手腳?？鬃右螋斒范鳌洞呵铩?《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么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面目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后,被劉歆在“中秘書”發現,乃改頭換面,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涤袨椤缎聦W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43)唐德剛:《史學與紅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第21頁。

這段論述里,唐德剛明確提出“《左傳》的原來面目即是《魯史》”,也就是孔子作《春秋》之所“因”,這個“《左傳》的原來面目”顯然要早于孔子所修《春秋》。但唐德剛僅有簡單推測,并無詳細的具體證明。就此節文辭來看,唐德剛受到了近世以來劉逢祿、康有為等人所謂劉歆偽造《左傳》說的一些影響,當不知前已有黃洪憲、張純甫諸人之說。

2005年,邢子民《左丘明與〈左傳〉關系考》舊案重提。該文一方面“論證左丘明對《左傳》的著作權”,同時,“還從一個新視角對《左傳》的成書問題進行探討,還原《左傳》與《春秋》兩書的真正關系”。(44)邢子民:《左丘明與〈左傳〉關系考》,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5,第1頁。文章說:

孔子出于對史學的鐘愛和教學的需要而修訂了《春秋》,他所依據的史料底本就是左丘明編著的魯國國史《春秋》。本文為此列出多條證據來證明左丘明魯史《春秋》在前,孔《春秋》在后,孔子據左丘明魯史《春秋》而修《春秋經》的可靠性。正如明人邵寶所說:“圣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45)邢子民:《左丘明與〈左傳〉關系考》,第59頁。

可見,該文曾受到邵寶的啟發,不過論證能有所變化,有一定新意。如將從左丘明魯國國史《春秋》到現在所見《左傳》的形成分成四個階段,即材料儲備階段、魯史《春秋》階段、《左氏春秋》階段、《春秋左氏傳》(即《左傳》)階段,認為:“經傳本同出一原,都出自左丘明的魯史《春秋》。左丘明的魯史《春秋》,先是被孔子簡修成所謂《春秋經》,后來戰國漢初學者又對魯史《春秋》進行增修,并定名為《左氏春秋》,劉歆及古文經學家出于解經的目的對《左氏春秋》進一步竄加,并最終定名為《春秋左氏傳》,從而出現《春秋》經傳格局?！?46)同②。思考也較為用心,可備存參。

該文也不知黃洪憲、張純甫諸人論說已著先鞭,故時有與前說類似者,如對于左丘明年世、身份、國籍的認定;論述左丘明《左傳》原為魯史《春秋》,孔子據以編修《春秋經》;現存《左傳》就是原魯史《春秋》在后人的不斷增修中發展而來的;見于今《左傳》的孔子《春秋》之后以及孔子卒后的史事當為戰國漢初后學所加,劉歆及其后增加解經語、“君子曰”等等,這些論說都與黃洪憲、張純甫有類似之處。蓋取旨既同,證述自有不得不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