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與樂教的融合與互動：學堂樂歌新解

康慧芳

內容提要： 學堂樂歌既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思想的產物，又是中國“樂教”傳統的延續。學堂樂歌融入近代救亡圖存，并在宣傳“科學救國”思想的過程中發揮了“樂教”的特殊功能，體現出其“科教”維度。旨在“樂教”的學堂樂歌，作為“科教”的載體和工具，將科學理性觀念與救亡圖存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體現出“科教”與“樂教”的融合和互動。

鴉片戰爭以后，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叩問，有識之士曾給出不同的答案，“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維新救國”“教育救國”一度成為近代中國思想的主潮。誕生于20世紀初的學堂樂歌，也曾一度成為救亡圖存與國民塑造的重要工具。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歌曲這一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傳遞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思想，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宣傳共和意識，體現出中國“樂教”的傳統。在“科學救國”的思想影響下，學堂樂歌承載起“科教”的歷史使命，通過歌詞傳播科學知識與文明，從學堂走向社會，起到啟蒙和鼓舞民眾的歷史作用，進而體現出其“科教”維度。學堂樂歌成為溝通音樂教育與科學教育的橋梁，實現了“科教”與“樂教”的融合與互動。本文試圖以近代中國“科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為著眼點，在“科教”與“樂教”相融合的歷史和文化境遇中，對學堂樂歌進行新的詮釋。

一、“科教”與“樂教”的融合

西方近代科學與中國的淵源，與“救亡”的時代主題息息相關，而近代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認識，也經歷了從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到力圖“師夷”的轉變?；赝麣v史，當工業革命在西方國家如火如荼地展開時，中國依舊是一個自詡“天朝上國”的古老國家，直到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一些有識之士才逐漸意識到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開始關注和了解西方，進而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劇，科學救國的思想逐漸興起，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為“科學救國”的社會思潮。

鴉片戰爭后，林則徐第一個注意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林則徐說：“竊謂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雹俨⒄J為，“精之則不患無以制敵”②。魏源也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翱茖W救國”思想初現端倪。

19世紀60年代，基于“師夷之長技”的策略，洋務派開始興辦洋務，并提出“中體西用”，即把西方科學技術嫁接在中國封建體制之上。中學與西學的這種體用關系和地位，是洋務派在救亡圖存和維護封建統治的雙重需要中提出的，恰好暴露出這種“拿來”與“致用”的實用理性精神及其階級屬性。因此，洋務派的“西顧”只能停留在器物層面，而未涉及西方科技背后的人文。對西方器物及科學技術的追求成為洋務派實現“自強”與“求富”的唯一理想路徑。洋務派認為，西方科技始終是一種富國強兵的工具，難怪后來的維新思想家嚴復和梁啟超疾呼樹立“科學精神”。為滿足洋務的需要，并進一步深入認識西方科技，洋務派興建各類各式學堂，培養專門的技術人才，如軍事學堂（如天津水師學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學堂）、翻譯學堂（如京師同文館、廣州同文館）、專業技術學堂（如上海電報學堂、天津西醫學堂）等③。新式學堂的建立及有關西方科學與近代技術課程的設置，開啟了中國近代“科教”的歷程。1887年，西學正式列入“科考”④。但遺憾的是，這一時期，新式學堂學生對自然科學只是“葉公好龍”，重書本而輕實踐（驗），在其人生觀中，“學而優則仕”仍扮演著重要角色，使得來自西方的“科學”失去西方“人文”，難以在中國形成真正的“科教”氛圍。另外，官員還反對新式學堂學生學習藝術，接受美育。如福州船政學堂學生因學習繪畫（“西學大宗”）、音韻（“初習西學，必先調音翻切，或有類于歌詞”）而被視為“有荒本業”⑤，終被“舉報”。這不但影響了“科教”，還延緩了近代“科教”與“樂教”之間的融合與互動。盡管此前，部分教會學校已開設“樂歌課”（如1842年馬禮遜學堂增設音樂課，為此馬禮遜學堂被認為是“現知中國人最早在新式學校中接受音樂教育的學堂”⑥），但在整個洋務運動中，西方的科技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與科技相隨的人文卻被忽視，因此未能給“科教”與“樂教”的融合和互動營造有利的文化語境。

“紙上得來終覺淺”。洋務學堂的教育體制與人才培養模式終究不能克服“理”“技”分離的弊端。洋務運動的破產使國人意識到，對于西學，國人似乎只取其“表”而忽視了其“里”。在西方強大的科學技術背后，還有科學的“道”層面的東西，以及伴隨西方科技發展的人文。進而認識到，學西在“學”而不在“器”。甲午戰爭的失敗，暴露出國人對西方科學吸收不足，使國人意識到中國舊有的精神框架與現代趨向不適應，轉而追求科學精神。正如一位論者論及這一轉向時所說的：“與對過去精神權威信仰的減弱相隨而來的是對掌握使西方物質強大的科學精神的渴望?！雹咭钥涤袨楹土簡⒊瑸榇淼木S新思想家發現并證實了這種“渴望”，其特別注重科學教育的思想啟蒙價值，主張講西學、開民智，興辦新式學堂、創辦報刊與學會，提倡科學文化，暢言改良政治、教育制度，以造就“新民”。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何以救國，對這一問題，康有為提出“專從事于物質足矣”⑧，主張“物質救國”，認為“科學實為救國之第一事”⑨；但維新派主張對傳統文化的實質性變革，并從此“開始了較為廣泛的西方科學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播”⑩。在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帝下詔獎勵工藝，1898年清政府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肯定和鼓勵學習西方的科技與發明創造。更重要的是，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并規定了從初等小學堂到大學堂不同學段的科學教育課程。這一新學制的確立成為近代科學教育體系建立的基礎，為“科教”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科教”與“科學救國”思想開始有了實質性的關聯。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將“科教”視為“科學救國”的一種重要實現方式。但這一時期的“科教”仍旨在“實用”，其關注點聚焦在西方器物文明、應用技術、自然科學、政治制度等方面，因此具有局限性。盡管如此，《奏定學堂章程》為改變舊的教育思想與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為“科教”開啟了一扇大門。這正如一位論者所言，“戊戌興學的意義，不在于直接招收了多少學生，而是最終以朝廷名義正式確立西式教育的趨向，向社會預示了學堂科學取代舊學教化的前景”?。同時，《奏定學堂章程》也規定新式學堂須開設作為“隨意課”的“樂歌”課，這是“科教”與“樂教”融合的萌芽?！皹犯枵n”獲得了合法地位，學堂樂歌從此全面興起，并逐漸由學堂傳播到全社會，體現出其“樂教”的作用。

新式學堂中“樂歌課”的設置與學堂樂歌的全面興起，為科學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較大的可能，而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則促成了“科教”與“樂教”的融合和互動，推動中國近代科學教育體系的形成。與此同時，“科教”也撥動了學堂樂歌的琴弦，奏響了救亡圖存的時代樂章。

二、 以“樂教”促“科教”

“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中國以“禮樂”文明著稱，有先王制禮作樂以實現教化民眾的說法，古人甚至把音樂與國家興亡相聯系。因此，古代統治者通過音樂表達國家意志、社會制度和政治理想，并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樂教”思想體系。儒家強調以禮樂治國，“樂教”成為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重要方式，“樂”（尤其是“禮樂”）也因此具有了公共性和政治性，貫穿全民日常生活。近代以降，隨著救亡圖存緊迫感的加劇，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基于中國“樂教”傳統，對音樂與國家、國民關系展開思考，并提出類似“樂之淫正，民族之興亡系焉”?的觀點。晚清的知識分子深信音樂（“正樂”）能夠培養國民的國家意識。因此，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學堂樂歌得到了戊戌運動知識分子的重視，被認為其有助于救亡圖存、啟蒙心智，具有培養、教化國民的作用，并由此開啟了近代學校音樂教育。這便是“樂教”促“科教”的思想基礎。

由此可見，“樂教”像“科教”一樣，也負有救亡圖存的使命，為學堂樂歌承載“科教”思想提供了可能。從1903年曾志忞在《江蘇》上公開發表學堂樂歌到“五四”前，學堂樂歌迅猛發展，“并在中國各地特別是東南沿海城鎮的新式小學和中學里傳唱開來，形成學堂樂歌運動的一個高潮?！?不難看出，學堂樂歌的高潮是伴隨著“科學救國”思想而掀起的，體現出“科教”與“樂教”的融合與互動，推動了20世紀初科學思想的廣泛傳播及“科教”“樂教”的發展。

比如，《黃帝歌》（梁啟超詞，佚名曲，1904年）中唱道：“溫溫我祖名軒轅，世界文明先?？嘉慕趟忝鳉v元，還將醫藥傳?？茖W思想尋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該曲反映出了梁啟超的“科學救國”思想和“科教”觀。梁啟超力倡科學，認為在中國各學科中，“最缺者則格致學也”?，并將科學與迷信對立。梁啟超認為：“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同時，其十分重視“樂教”，強調音樂在思想啟蒙中的不可替代性，認為音樂是塑造國民的一大“要件”?；诖?，梁啟超大力支持音樂團體與組織的建立。比如，亞雅音樂會以“發達學校社會音樂，鼓舞國民精神”?為宗旨，開展“樂教”，體現了梁啟超的“樂教”思想。梁啟超為其作《黃帝歌》，并撰文說：“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ㄒ呗裕﹣喲乓魳窌闪?，鄙人嘗應會員諸君之命，撰《黃帝》四章。該會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壯，深可聽，但其詞弗能工也?！?由此可見，《黃帝歌》表達了梁啟超的民族自豪感和以“樂教”促“科教”的意圖。

又如，《格致》（華振詞，法伊爾曲，1906年）唱道：“茫茫大海骨董品，離離奇奇真富盈。非天之磨蕩無以生，非地之蘊蓄無以存。動植礦物遍地紛倫，詎離算術考察精。聲光化電尤研究，標本儀器辨分明。各國賽會資歷練，眼界豁如意象增?？v云歐美新學問，格致發明推圣經。愿吾青年酌古又準今，他日博學乃成名?！?歌中倡導的“格致”體現出“科教”思想，并顯露出“科教”與“樂教”的融合和互動。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樣，曾是讀書人的人生信條，反映出儒家的道德意識。朱熹的所謂格物，就是“即物窮理”，但其格物之學主要強調智與德的關系，側重道德層面。晚清中國學術經歷了從“格致”到“科學”的轉換，體現出近代科學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對話與相互調適，也反映出學術思想變化的軌跡。起初，傳教士借“格致”一詞對接西學，馮桂芬也把算學、光學、化學等稱為“格物至理”之學，有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之意。1866年，丁韙良用“格物”對應西方的“natural philosophy”。此后，林樂知在所翻譯的《格致啟蒙》一書中用“格致”指陳廣義的科學知識，“格物學”指物理學。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格致學”的含義逐漸延伸到工藝技術層面。在19世紀80年代出版的兩版《科學導論》譯本（《格致小引》與《格致總學啟蒙》）中，“格致學”（或“格致之學”）與science對譯?。張之洞從中西二分的角度比較“格致”，“《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在其看來，中學的“格致”兼有形上形下之意，在“治心”；西學的“格致”則在“物”，是與傳統儒家倫理相分離的“應事”之學；包含《大學》中的形而上的精義是西學中所沒有的。嚴復贊賞西方文化在學術上的“黜偽而崇真”，通過《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天演論》等文章，架構起以“西學格致”為中心的學術體系，并顯露出西方實證主義的痕跡。隨著國人對“科學”認識的不斷深入，“格致學”的西學屬性逐漸呈現出獨立的學術形態，“科學”的非道德化也為“科學”取代“格致”奠定了基礎。綜上所述，這首題為《格致》的學堂樂歌，寄托了當時國人的“科學救國”思想，具有以“樂教”促“科教”的意圖。

再如《競爭》（佚名詞曲，1906年）：“競爭競爭，天然淘汰，世界日翻新。黃與白競，風云大陸，優者先占勝。南與北爭，江河流域，適者得生存。士農商工，爭名競利，鼓動進文明。不畏強御，不避艱險，完我獨立身。鐵血主義，于今為烈，何日睹升平？”?不難看出，其中的“競爭”曾一度為近代社會的“熱詞”。1898年，嚴復所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即《天演論》）出版，使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進化論思想在國內產生熱烈反響。胡適曾說：“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煅荨锔偂蕴鞊瘛鹊刃g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這也表明，知識分子樂于在“天演”的自然發展規律中探尋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嚴復曾引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闡述人類社會的發展?；诖?，其提出“與天爭勝”的“強行”的觀點，認為只有通過斗爭才能保種，這正如歌曲中所唱的，萬物的進步皆由競爭而來。嚴復主張通過“競爭”實現民族“自存”，“所謂爭自存者，謂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雖不可逾越，但人類可以發揮能動性去爭生存而避免被淘汰。這給憂患中的國人以巨大鼓勵，使國人重拾未來中國崛起的希望。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系列外辱使國人意識到“落后就要挨打”，而此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無疑為國人的救亡圖存注射了一支強心劑。綜上所述，《競爭》一歌體現出“樂教”思想，闡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同時，詮釋了具有“科教”思想的“天演論”，最終體現出以“樂教”促“科教”的努力。

此外，還有《辟占驗》《鐵道》《閱報》?等樂歌，或號召國人破除迷信，或傳播科學知識，具有啟蒙思想、教化民眾的作用，也充分體現出以“樂教”促“科教”的旨意。

音樂教育屬情感教育，能引起人的共情。近代音樂教育家劍虹指出，音樂教育為中國教育所需，而要“積蓄實力，革新庶政”則須從小學音樂教育開始。因此，劍虹提倡“多編國歌，叫醒國民，發揚其愛國之心，鼓舞其勇敢之氣，則茫茫禹甸，翻獨立之旗，開自由之花，日月為之重光，山河為之生色，其效可計日而達”?。在其看來，音樂對社會、政治和軍事均能產生深遠的影響，“使人有合群之美德，有進取之勇氣，有愛國之熱誠者也?！?音樂教育的價值在于音樂的感化力，如涓涓細流浸潤人的心田，成為人們生活的一種自覺，是“樂教”助力“科教”的內在機制。學堂樂歌溝通了“科教”與“樂教”，為晚清民初“科學救國”提供了一種教化國民的實踐范式。不難發現，學堂樂歌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傳統“雅樂”（“正樂”），承續中國“樂教”傳統，成為20世紀初開展“科教”的教科書。用“樂教”促“科教”的學堂樂歌與其賴以存在的新式學堂一樣，“成為人的近代化的重要途徑，……（引者略）人們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思維行為方式發生劇烈震動，對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質、改良文化土壤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科教”與“樂教”的互動

在學堂樂歌中，“科教”與“樂教”相得益彰，相互促進。一方面，不僅是因為學堂樂歌作為“樂教”的一種形式，在較大程度上成為“科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從思想內涵上看，學堂樂歌對科學的崇尚、對迷信的批判及其本身所承載的“科學救國”理想，為20世紀初的“科教”作了較為厚實的鋪墊。另一方面，“科教”不僅僅是學堂樂歌開展“樂教”的目的，而且使得學堂樂歌的“樂教”具有基于救亡圖存和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合理性，進而推動了學堂樂歌的興起與發展。因此，“科教”與“樂教”的融合和互動，具有相互“饋贈”、互為前提、互為條件、互為實現方式的意味。

學堂樂歌一開始就具有“科教”的意圖和旨意。意味著以“樂教”面貌出現的學堂樂歌，以其“科學救國”的內涵，推動了“科教”，為后來科學主義思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鋪墊。在早期學堂樂歌中，“科學救國”思想蘊含于其救亡圖存和富國強兵的訴求中。辛亥革命后，學堂樂歌的“科學救國”思想則蘊含在對“共和”的歌頌中。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學堂樂歌得到較大的發展，其“科教”精神進一步激發國人對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熱衷和篤信?？v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主義思潮，可發現學堂樂歌的“樂教”對“科教”具有推動作用。正如歐洲啟蒙運動勾勒出一幅以科學為名的世界圖景，五四新文化運動也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制定出進一步改革中國社會的方案。其中對“賽先生”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與此前學堂樂歌的“科教”精神及其所承載的“科學救國”理想是分不開的。五四知識分子賡續了戊戌知識分子的“科教”精神，廣泛地介紹西方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創辦報刊雜志宣傳科學知識。陳獨秀曾說：“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ㄒ呗裕┙鷼W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作為新一代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日臻成熟，成為推動科學主義思潮崛起的重要力量。例如，任鴻雋、楊杏佛等人認為，“中國社會的落后，主要是中國科技落后，只有科學才能救中國?！?為此，其創辦科學社與《科學》月刊，向國內大量介紹西方科學知識與理論?！翱茖W”被作為一種價值取向面向大眾宣傳，甚至呈現唯科學主義的端倪。正如一位論者所言，“科學已確乎被泛化與提升為一種‘主義’，并漸漸滲向知識學術、生活世界、社會政治各個領域?！?據統計，五四時期的162種報刊雜志中，有關自然科學的文章約660篇，而《科學》在1915—1924年間刊登介紹科學的文章達約1 100篇之多。?這種科學主義思潮與長期以來學堂樂歌對“科學救國”思想的傳播不無關系，可以說學堂樂歌對科學的崇尚和篤信、對迷信的批判和摒棄，與五四精神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在《剪辮》《戒賭》《文明結婚》?及《嘲舊神詩》《玉皇怨》《嫦娥怨》?等歌曲中，即可窺見一斑。陳獨秀曾指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這段話即可作為上述一致性的佐證。綜上所述，學堂樂歌的“科教”精神與“科學救國”理想，在一定意義上為五四時期科學主義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積淀。這是“樂教”對“科教”的“饋贈”，也是學堂樂歌的歷史意義所在。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樂教”促“科教”的學堂樂歌，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戊戌新文化運動的揚棄而黯然退場。但以“樂教”助推“科教”這一在學堂樂歌中醞釀、形成的文化傳統，在20世紀中國新音樂中得以延續，并可在一個世紀以來的兒童歌曲中可找到注腳。

“科教”使學堂樂歌的“樂教”在救亡圖存和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的合理性及其對學堂樂歌興起與發展的推動，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結 語

20世紀初的學堂樂歌延續了中國“樂教”傳統，并通過“樂教”助推“科教”，宣傳“科學救國”思想，因此具有基于救亡圖存和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歷史意義。如果說學堂樂歌中的“科教”思想反映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內在要求，并成為救亡圖存的必然。學堂樂歌中的“樂教”精神，既反映出時代的要求，又是中國“樂教”傳統的現代轉型?？v觀古今中外，“樂教”都是重要的一科，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學堂樂歌作為“實用理性”的產物，在20世紀初因“應需”“致用”登場，經歷了從戊戌到五四的文化洗禮，見證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學堂樂歌本身又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重要歷史文本，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文化從“言技”而“言政”進而“言教”這一歷史轉變的縮影。旨在開展“樂教”、承載“科學救國”理想的學堂樂歌，助推“科教”，創造出“科教”與“樂教”的融合與互動模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國民科學觀，以及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塑造，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