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治視角下農村青年女性的養老實踐、權力提升及其悖論

高夏麗

一、問題提出

家庭權力關系、制度化的倫理及家庭財產是家庭政治的主要內容。[1]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及國家政策的開放，農村青年女性經濟資本獲得能力、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加之婚戀市場對男性青年的擠壓，其家庭權力在社會轉型及現代性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獲得同步提升。與此同時，家庭政治各要素的運行機制發生改變，家庭權力關系倒置、家庭倫理功能及財產資源分配模式與上一代有明顯差異。家庭養老作為家庭重要的社會功能，貫穿至家庭政治的各要素中，受其影響，隨之變動?！肮δ苄约彝ァ崩碚搹娬{，“農民家庭現代轉型可以借助傳統生發，并且從傳統家庭制度中汲取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傳統被持續再生產和重塑”。[2]但農村家庭的轉型絕非傳統到現代的“躍遷”[3]，而是處于一種傳統與現代的交織狀態中。與“倫理淪喪”“孝道扭曲”[4][5]89的論斷不同，現代農村家庭政治中，倫理并未完全衰落，而是以適應家庭發展主義的目標而重構。[6]通過對CGSS 2017 年相關數據的分析得知，代際關系無論是出于“撫育—贍養”的反饋模式[7]，還是以物質和經濟為中心的互惠交換模式[8]，家庭養老依然是現代農村社會主要的養老方式（如圖1）。在父權制與家庭制度的規制下，在道德約束與公眾評判的監督下，青年女性照顧角色的性別效應仍舊非常明顯[9]，在嫁到婆家之后仍然是家庭養老的主力軍。

圖1 家庭養老觀念

有關農村青年女性家庭權力與家庭養老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子女代際支持的性別差異與女兒養老的形成；二是從代際關系、女性奪權等來闡釋養老功能的弱化；三是從資源論視角探究女性外出務工、經濟地位提升對家庭養老的影響以及養老對女性就業的影響。以上研究大多以悲觀論的基調，論述家庭現代化過程中青年個體的理性化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導致家庭代際關系發生變化，進而引發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青年女性的家庭權力與家庭養老之間實則存在雙向建構的作用關系。青年女性的奪權是代際博弈的動態過程，既不能只從家庭的橫切面來靜態觀察，也不能只考慮單向的因果定律?，F代農村社會的代際關系呈現一種以“養”為中介的權力交換，這里“養”的含義既包括子代的養老責任與意愿，又包括親代的養老期待。親代與子代在“付出—接受”的交換過程中，倘若兩者之間的利益鏈條斷裂，以養老為中介的權力交換過程將會面臨終止，而這個過程應將二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統統納入其中。從逆向倒逼的視角來看，農村青年女性可通過老年人的養老期待及自身主動的養老意愿來獲得家庭權力的提升。在家庭政治中，此種家庭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繼續維持與強化傳統家庭養老的功能，進而維系農村主流的養老模式，隱藏在其中的邏輯過程是引發現有養老狀況不一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研究從“養老—奪權”的逆向過程來探究家庭養老與女性權力之間的作用機制，構建如下的分析框架（如圖2），并指明其路徑依賴。在現代農村家庭中，家庭養老功能能否從根本上為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提供契機及其產生的悖論是本研究的主要內容，以期為農村現有家庭政治與家庭養老多元化現象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釋。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論述的農村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變化，主要是指由姻緣關系所引發的婆家代際的家庭權力，不涉及女兒因養老而在娘家權力地位的提升，盡管其作為至關重要的因素對兒媳身份的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獲得產生影響。同時，家庭權力的提升與否是橫向同代女性之間的相互對比，而不是縱向代際女性家庭權力的對比。研究的基礎是青年女性的家庭權力在自身形塑方面，相較上一代同樣身份的個體已有了明顯提升。但在同輩群體之間，家庭權力的大小可依據其家庭養老實踐的表現及老年個體特征來進行裁決。在家庭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家庭養老實踐作為內生性因素存在于家庭結構中，對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圖2 女性家庭養老與權力構建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在CGSS 2017 數據中， 通過對戶口變量的篩選， 選出出身農村的女性對其養老意愿進行分析。數據表明，82.4%的農村女性認為自己應該贍養配偶的父母，并給其錢財，家庭養老的意愿明顯。 本研究選用半結構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對數據披露的表象進行深入解讀， 分析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養老實踐與農村青年女性權力提升之間的作用過程。 由于CGSS 數據是嚴格按照隨機抽樣的方式獲得，雖然能夠代表整個中國總體的養老觀念與養老態度，但基于現實情境，不同地區的家庭養老情況呈現異質性的特征。 有學者指出，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之下，北方農村的家庭轉型表現得更加劇烈與鮮明。[3]為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效果，筆者選擇豫東X 村進行調研。

X 村地處平原地區，位于豫皖省域交界處，產業結構多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經濟產能較低。 該村原有的居住方式表現出明顯的宗族聚集，盡管在城鎮化過程中，村莊的結構與功能發生了改變，但在鄉土社會中對家庭養老模式的維持仍然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該村落中，有一個兒子的老年夫婦大多與兒子共同居住，而有多個兒子的老年夫婦則根據身體情況及子代家庭情況選擇在幾家輪住，或者獨自居住。 因大部分青年人外出務工，老年人大多留守在家照顧孫輩或以夫妻分離的形式進行隔代照料。 同時，“老人不老”的現象普遍存在，有剩余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會選擇通過持續性的勞作向子代輸送經濟資源，家庭發展風險以代際合力的方式被內化，該類老人成為家庭現代化發展的穩定器和蓄水池。[2]

本研究選擇6 位青年女性及5 位老年人（公公或婆婆）作為研究對象。 青年女性中，有2 位為本村的女兒，嫁到城市并定居在城市，另外4 位女性則是嫁到本村的兒媳。 5 位老人分別是6 位青年女性的父母或者公婆，其個案信息及社會關系見表1。

表1 個案信息

現代農村社會中， 女兒養老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而大多研究注重一人分飾兩角時女性的養老觀念與行為，忽略了他者（女兒）身份對兒媳養老角色產生的作用，將兩者分別納入研究，可窺見農村社會家庭中女兒養老的輔助作用對兒媳家庭權力產生的影響。

三、代際關系中農村女性家庭權力的嬗變

傳統鄉土社會逐漸解體的過程中，代際關系發生改變。 在上一代中，女性在婆家應尊敬長輩，處于依附性的家庭位置，家庭權力需要通過時間的繼替與身份的轉變來獲得。[10]女性權力被明顯壓制，財產權、話語權以及家庭事務的決策權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同時，贍養老人是家庭基本的社會功能，也是女性難以推卸的社會責任，養老實踐呈現出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權力制衡。 而相比于上一代的兒媳，現代農村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由于社會性因素以及個體因素的影響，在家庭政治中處于上升位置。 婚姻市場男女比例失衡、高額彩禮的壓力以及父代傳統的“續后”思想進一步鞏固了女性在婆家的家庭權力。[11]現代家庭政治中，家庭權力成為青年女性自我敘事和生活政治的表達。[12]129對于農村青年女性來說，她們既是家庭秩序的接受者，更是家庭秩序的挑戰者、再造者[13]，其家庭權力的獲得路徑除了對傳統“父權制”之下性別權力的挑戰之外，還存在于家庭養老的實踐過程中。 在此影響之下，基于價值理性的選擇， 家庭關系核心由重 “情” 轉變為重“利”， 個體行動者將正式關系轉變為實踐策略。[11]一方面，青年女性在解放話語和權力建構的過程中地位崛起[14]，家庭政治中的權力關系轉變，代際關系中的權力下移，青年女性獲得“當家權”。 但另一方面，處于壓縮性現代化的農村家庭中，傳統的一面與現代的一面共存， 權力的實踐與家庭制度、“父系—父權制”等結構性因素相勾連。 由于文化制度變遷與青年女性思想觀念轉變之間存在非同步性，村莊宗族制度與家庭倫理規范仍然規訓著女性的權力實踐，尤以農村青年女性的養老實踐為代表。

正如YLJ 所說：“反正我以后肯定得養活老人，家里就我老公這一個兒子， 我以后要是不養老，公婆的女兒也不愿意啊……雖說現在農村大隊干部都不管這些家長里短的事了，親戚啥的也不愿意多管閑事，但村里人背后的那些議論都能讓你無地自容，我可不想遭這罵名，被人戳著脊梁骨。 ”在家庭政治中的倫理制約與理性思考的博弈之間，“功利養老主義”的養老實踐觀逐漸形成。[15]即子代對親代的養老態度取決于是否能為其帶來生活上的輔助與便利，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 基于功利性養老的觀念，青年女性出于生命周期的理性計算才要奪權，以保證自己未來在夫家的日子能過得順心。

那既然我要在以后養活老人， 老人也指望我以后養活他，一般也不在家里多說什么，包括家里蓋房子的樣式、裝修風格，該我做主的就我做主，他們也不會提什么反對的意見，直接照辦。而且他們也會主動承擔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的責任，現在農村都是這樣，兒媳婦當家說了算。老人們也不會不幫助我們，因為以后還指望著我們養老呢。 （XCL）

在以后不得不養老，以及未來一定會養老的行為預設下，青年女性會主動出擊，獲得自身在婆家的權威，進而催化其奪權行為的產生。 在兒子養老的助推以及農村社會對兒媳的養老期待下， 一種“既養老，應奪權”的思想觀念應運而生。 現代家庭政治中，養老成為農村青年女性奪權的一種合理方式，并得到普遍的認同和接納。 而與此同時，青年女性的權力意識在家庭穩定的養老功能之下呈現明顯的增長之勢。 與傳統農村社會不同，現代家庭養老功能實則演變為青年女性家庭權力提升的隱形推力，但因其原生性及存在的合理性被其他后發性因素所掩蓋與遮蔽，從這一視角的考察能更加清楚地認知現代農村社會女性家庭權力提升的動力。

四、養老實踐：青年女性家庭權力提升的路徑

（一）子代：養老責任與意愿

1. 無聲的言語：兒當養老

父母權威的衰落與個體意識的覺醒改變了傳統父母—子女之間順從的家庭關系，孝順的規范進行了重新界定，下行式家庭主義出現，代際親密關系的表現形式發生改變，“孝而不順”是存在于農村社會普遍的關系形式。[16]吳飛指出，家庭政治其實是一系列的權力游戲，且最終目的是維護一種親密關系，但權力關系同樣會滲到對這種親密關系的理解當中。[17]48對于農村青年女性來說，自其出嫁之日的第一天起，就會被娘家灌輸孝順公婆、贍養公婆的傳統觀念。 青年女性雖經歷了個體化的洗禮，但仍難以擺脫特定傳統文化的統治與壓制，代際關系的功利性發展未能撼動“兒當養老”的傳統思想，現代家庭政治成為一種以傳統家庭制度為基礎、代際互惠為動力形塑的產物。

農村“養兒防老”的觀念發生了明顯轉變，但兒子養老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18]多個訪談對象明確表示兒子應當承擔養老的責任，且在個體生命歷程中，這件事情是不言自明的。 但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思想的禁錮下，家庭養老所產生的責任與勞動力消耗大多被女性所承擔。

天下無不是的老人，嫁入婆家之后，可不就是以后得給老人養老。 可兒子養老的背后依仗的不還是兒媳們嗎。 像我婆婆，要是以后失去自理能力，還是要靠我來照顧生活起居，這時候指望兒子可指望不上了，洗澡呢，上廁所呢，她不能動她兒子這時候也出不上力，還是要指望我來。 （CMM）

雖說現在老人在老家不需要我們照顧， 但真到以后生病的話，我們錢不會少出，力也不會少出。 現在一生病都是往鄭州跑，老家看不了。來了鄭州他兒子不可能天天跑醫院吧，有老伴兒還行，要是沒有，你不去照看也說不過去啊。 （FD）

道德資本被認為是對全家有益的言行或者地位。[17]48青年女性在主動承擔家庭養老責任的養老實踐過程中付出無酬勞動，累積了足夠數量的道德資本，獲得暫時性的游戲勝利。 基于家庭政治的運行法則，老年人為保持家庭權力的動態平衡，會主動為子代提供生活上的幫助，包括金錢的投入與隔代照料等，以獲得道德資本來繼續進行家庭權力的游戲博弈。 在此動態的過程中，家庭的親密關系得到維護，雙方獲得各自應得的尊嚴和權力。

2. 隱性的權力：積極的養老意愿

家庭生活是情感與政治的結合，而情感產生于親代與子代的互動儀式中。 互動儀式是生活世界中人與人之間最平常的儀式性交往, 個體的行為與他人行為之間存在互相感知與建構的過程，當互動者覺察到彼此的存在，便會強化文化符號與情感符號的表達，以形成良性積極的反饋。[19]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養老意愿是家庭養老實踐的表現形式，老年人可通過青年女性的孝道行為感知其養老意愿，而積極的社會行為會強化老年人的感知能力，并給老年個體帶來一種情感和對未來養老期待的滿足感。同時，這些行為會激發老年人產生權力的讓渡。 在互動儀式中，情感能量的獲得與家庭政治運行之間和諧共存，代際表現出積極的團結，這是現代家庭政治中雙方基于代際親密關系新形式的默契共識所達成的結果。

一看LG 就不是那種以后不養老的人，LG 不賴，平常只要一回來就給我買衣服， 啥好吃的都想著給我帶回來點，比你們閨女中用。 她天天在我跟前，還能給我做飯，洗個衣服，也不嫌棄我們，家里也收拾得整整齊齊， 這我是指望不上你們了……誰家還不是兒媳婦說了算呢，與老一輩那種不一樣了，上一輩老人是說什么就是什么，下一輩的人不敢反對，現在時代不同了，應該是家里兒媳婦說什么就是什么， 讓你拿錢也是應該的，還不是想著能讓兒子媳婦過得好，平白無故的不要給孩子們添負擔，也不圖什么，就想著以后能給我們養個老就行了。 （XGH）

在親代與子代的家庭博弈過程中，老年人在青年女性積極養老意愿的行為表達刺激下，審時度勢地調整自身的行動策略以提升未來家庭養老的可能性，而其中的邏輯在于養老意愿通過增加青年女性在權力游戲中的道德資本實現了家庭中的公平正義。 該過程以一種倒逼形式得以實現，也即是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并非僅僅導致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反之，從源頭思考，女性積極的養老意愿能促進老年個體自覺與主動的權力轉讓，在情感與政治的交織下，女性的“當家權”在過日子中不斷強化。 從歷時性生命歷程的視角來看，該過程并未在家庭生活中以標志性的事件顯現出來，但女性家庭權力卻在動態變化的過程中獲得潛移默化的提升。

（二）親代：養老期待與行為困境

1. 家庭結構分裂與責任拉扯下的老年矛盾

“家庭策略強調家庭本身的主體性、能動性，通過對復雜多元社會的調整適應，為家庭運行和發展做出合理的安排。 ”[20]在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會內部攀比、競爭加劇，青年群體進城務工現象越發頻繁，進城務工的人生目標也更加明確。 相比上一代“城里掙錢村里花”的思想觀念，新一代農民工更多地希望能夠在城市里站穩腳跟。 留城的強烈欲望為老一代農民工帶來身體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 因子代即使能夠留在城市， 但生活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加之青年女性無法滿足完全脫離勞動力市場任職家庭主婦的生活條件，而照顧小孩又需要人力支持。 在養老期待的指導下，親代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為城里的兒女提供經濟支持和勞動支持，子代家庭內部的壓力在功利性思考下由親代與子代共同承擔。 也正因此，多個家庭結構在一人角色缺失的情況下產生分裂，原有的核心家庭轉變為“新三代”家庭結構模式，這是家庭內部代際“合謀”的結果，以此來適應我國獨特的城鎮化發展模式。[21]而在此過程中，家庭成員根據利己主義原則建構和選取事實,以此來服務于自己的利益。[22]

婆婆有兩個兒子，她現在照顧我們家的孩子，但是還有老家老二的孩子跟我們差不多大，也需要她照顧。婆婆也覺得照顧孩子是自己的責任，為了不偏不袒，誰也不得罪，就說兩家的都給看，但是一個在城里一個在老家，又不是離得很近，她也很無奈在兩家都需要的時候到底該給誰先看，孩子該怎么看，況且我也不可能讓她給我帶回老家看……她說明年不來看了， 可很明顯我辭不了職。 所以，她也很矛盾這個事情怎么處理，經常說自己因為生了兩個兒子覺得命苦， 還在兩家都不落好。 （FD）

我老公的奶奶也就是我婆婆的婆婆， 雖說是被輪流供養，一個月輪著一次，但是我婆婆每個月都得回去照顧十天，不回去老家人就說她不孝順，名聲不好。 回去吧，我這邊家里的孩子就沒人看，所以每次她提起來要回去我就很煩，沒辦法，我也不能辭職在家啊。 家里生活壓力大，房貸、車貸以及買房欠下外債還得幾年才還得清，孩子各種補習班的上著，我就肯定不能回來當家庭主婦，所以還得指望我婆婆。即使她現在不想給我們看了，但我還是要求她在這看，她也不敢說就不給我看。 （XCL）

家庭政治通過調試代際的權力和利益關系，激活家庭倫理，平衡家庭利益，直接決定家庭結構離散抑或整合。[3]在家庭結構變化以及角色抽離所產生的沖突中，生活的選擇和矛盾聚焦在老年人身上，在被迫與無奈下將自身陷入行為困境中。 法律并未對老年人的隔代撫育做出規定， 但農村老年個體出于對傳統觀念的思考以及未來養老期待的理性計算，仍然將其視為自身應負的責任。 現代家庭政治中實則存在著一種兩代之間相互協作的關系， 彼此都覺得對方對自己“有用”。[23]而強烈的老年養老期待使親代不得不做出有利于子代的舉動，在“權利—義務”失衡的家庭政治中[1]，老年人心甘情愿接受子代的剝削，在家庭權力關系的博弈中明顯處于被動狀態。 在養老期待的桎梏下， 青年女性成為主導家庭政治的核心人物，并在父輩責任倫理的踐行中成功奪權。 老年人養老期待指導下的社會行動可從另一側面揭示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路徑。

2. 互惠交換與情感聯結中的老年妥協

家庭現代化過程中，代際關系在家庭成員能動性指導下朝著理性化的方向發展，家庭權力結構也隨之發生改變。 在家庭內部，老年人對子代的經濟投資、家庭照料以及女性為老年人提供未來的養老服務實際上是一種非即時性的互惠交換過程，但其中仍摻雜情感的聯結，個體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工具理性。 一方面，青年個體大多以自我核心家庭為中心，一旦子代家庭面臨風險，青年個體會選擇主動尋求老年人的家庭支持。 另一方面，青年人也會將老年人的付出視為一種恩情，并累加到生命歷程的社會事件當中，從而在未來老年人需要子代家庭養老的時候做出相應的回報。 然而在看似公平正義的交換過程中， 老年個體在未來養老的需求之下成為權力的妥協者。 在未來贍養的不確定性中，他們本應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盡可能儲存資產為自身以后的養老生活規避風險， 但現實生活中，“流動現代性向農民生活注入的不確定性極大地延伸了父代的責任邊界，父代對家庭再生產負有無限的責任”。[3]一旦子代家庭需要支持，老年個體需要犧牲自我的勞動時間以及經濟收入給予子代家庭幫助以換取未來家庭養老的可能性，而這種養老保障是否能夠獲得還依賴于青年女性情感滿足的程度。 老年人在家庭權力博弈的游戲中始終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難以在家庭生活中獲得行動的自由選擇權和自我支配權。 正如李永萍所指出的，在家庭再生產過程中，隨著家庭倫理陷阱的出現，老年也隨之陷入生存困境當中， 其中老年人不僅面臨著物質生存的匱乏，還因家庭權力的喪失而處于邊緣地位，老年價值依附于子代家庭難以獲得實現。[3]

就像YLJ 的婆婆，因幾年前娶兒媳婦時欠了外債，到現在還沒還清，婆婆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伴兒在家里照顧孫女。 而兒媳并沒有將這筆外債記在自己頭上，加上自己小家庭的經濟收入本就不多，更不樂意償還這筆債務，所以婆婆必須外出打工以緩解家庭的經濟危機。 即使她有年紀大了不想出去打工的想法，但領會到兒媳的期望之后也只能違背自己的生活意愿，以此來保證家庭和諧、兒子兒媳生活和睦。 在日常生活的互惠交換與情感聯結中，老年人自愿背負著家庭的責任倫理，女性權力的提升通過對老年人行動的支配來實現，而背后的行為歸因在于老年人期望日后能夠獲得子代的贍養，因而不得不做出妥協。

五、老年崛起：青年女性家庭權力提升的悖論

家庭作為一種關系場域的集合，使處于不同位置的個體擁有不同的社會資源和權力。 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代際團結的親密關系式微以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促進了女兒與娘家關系的增強，老年個體的社會資本網絡發生變動。 女兒養老的形成使老年個體在代際關系失衡的農村社會中重獲新的社會資本，同時可轉化為老年個體經濟資本的獲得來源。 現代性的社會結構中，農村老年人的行為模式在社會資本的轉嫁與經濟資本的累積下朝著個體化的方向發展，老年人不再是消極被動等待死亡的無意識主體。[24]在現代化思潮的影響下，老年個體期望從傳統社會觀念中脫嵌，追求自由、不受束縛的現代生活方式。 譬如，50 多歲大媽獨自外出旅游以及多位單身老年女性結伴在旅居養老中度過自己下半生的話題得到了網友的廣泛關注。 個體化社會及消費主義的興起，為老年個體創造了更多的休閑方式與養老方式， 加之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漸完善，助推了老年個體走出家庭，重新尋求自我，老年自我意識增強。 老年崛起對農村青年女性家庭地位與家庭權力的重塑產生影響，以養為權的家庭政治策略難以順利實施，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難以實現，從而產生一種悖論現象。

（一）女兒依賴

傳統農村社會中，嫁出去的女兒被認為是脫離原生家庭的外人，既不繼承父母的家庭財產，也無承擔贍養老年父母的義務。[25]而在現代農村社會中，家庭性質所發生的宗教性弱化、社會性弱化和生產性改變的變遷過程使其逐漸向單純的生活單位轉變，兒子養老產生危機，與此同時，女兒養老的潛力得到釋放[26]，在此過程中，養老責任配置的主體擴大。 女兒養老觀念積極性的提高豐富了老年人社會資本的獲得形式， 老年人對兒子的養老期待減弱，并同時轉移到女兒身上，特別是女兒較多的家庭， 老年個體可不依賴兒媳獲得未來的養老資源。在女兒養老的支持下，老年人具備了身體抽離與角色抽離的條件，會更加放心大膽地不給兒媳提供家庭事務上的額外支持。 甚至，老年人因此反向鞏固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給兒媳臉色看、對各種家務指手畫腳等現象常有發生。 現代家庭成員關系的理性化使得養老脫離了“孝親”的倫理意義，在親代與子代利益博弈的過程中，女兒養老作為博弈籌碼被引入養老過程中，并發揮工具性的作用。[27]在這種家庭中，青年女性往往生活過得艱苦，被困在家庭中承擔過多的家庭責任。

我家婆婆明確表示未來的生活中不指望我養老。她閨女多，也有錢，能當家，以后能給她錢，也能把她接回家照顧， 日子比我們過得好， 又何必指望我給她養老。 她也不怎么幫我做家務或者只是在我上班的時間幫我看看孩子，我一回到家，她就啥也不干了，不做飯，不看孩子，她也不心疼他兒子，晚上回來那么晚了還得給孩子洗澡，輔導作業啥的。 總之，我們一回來她就當甩手掌柜了，要不是我們現在離不開人照顧，我也不想讓她在這兒給我們看孩子了，我還得看她的臉色，哄著她，生怕不高興了就撂挑子了，不給你看，回老家了，你能把她怎么樣。就是依仗自己有幾個閨女能給她養老，也不指望我們能多費心費力地伺候她， 現在這樣的婆婆可多得很。 （FD）

女兒養老的普及對作為兒媳角色的青年女性的家庭權力產生影響， 以家庭養老作為核心競爭力，青年女性在家庭政治中想要奪權的目標難以實現。 在橫向的對比中，女兒養老嵌入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為兒媳身份的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

（二）經濟資本的加持

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家庭權力結構變革表現為父權向子權的轉移，代際關系失衡，家庭資源在策略性共識下逐漸向下傳遞，代際剝削現象頻發。 而父母的無限付出換來的只是未來兒子養老的可能性，也即是養老要看兒子講不講良心。[21]家庭養老在代際關系理性化發展的背景下演變為一種風險事件，老年個體為應對風險，以資本積累的方式對未來養老的不確定性做出積極的回應。

經濟資本的加持會影響老年個體的養老觀。 首先，老年人對未來養老的期待從子代轉移到自我的資本積累上， 對生命歷程的老年階段提早做出規劃，通過自身努力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積攢足夠的經濟資本。 其次，老年人風險意識增強，能夠在自己經濟可承受的范圍內購買商業保險，以確保在未來生活中不至因病拖累子代家庭或影響自我的生活質量。 最后，當老年人退出家庭掌管事務的權力舞臺，則不再需要承擔家里紅白喜事等經濟開銷。 現代農村醫療保障以及養老保障制度逐漸完善，對于日常開銷不大的老年人，幾千塊錢的養老金足以維持普通的日常生活。 加之女兒養老所給予的經濟支持，足夠使其在不依賴兒媳的情況下度過余生。 由此可見，在家庭養老方面，老年人的經濟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老年人不需要依賴子代家庭獲得經濟來源， 個體會擁有較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可以與子代相抗衡。[28]

別小看了現在農村的老年人，正是因為他有錢，硬氣慣了也當家慣了。不管你孝不孝順，反正現在人家身體硬朗，不指望你給他提供啥照顧。再說上一輩的老年人多少在外面打過工，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現在通信軟件這么發達，他們通過抖音、快手啥的也知道很多關于養老的事情，想得很開。他們也知道現在兒媳婦都厲害得很，人家可以不買你的賬，你想要買啥，還得跟人家伸手要錢的時候，還提什么家庭地位了，可不就是人家說了算了，所以這些有錢的老頭老太太很硬氣，那是因為有資本。 （FD）

老年人經濟資本的積累使其轉變傳統的生活方式，對于有充足的經濟資本且不依賴兒子養老的老年人，無需在家庭生活中委曲求全。 家庭政治的政治性原則與正義性原則難以維系，代際的博弈過程以青年女性橫向對比中的權力缺失而告終。

（三）老年自我意識的增強

“隨著傳統社會的瓦解及現代社會的萌生和發育， 作為傳統社會價值規范基礎的價值權威失去了對人們生活的規范力量， 而現代化的過程要求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存在與發展要以人作為價值主體。 ”[29]78湯姆·里根提出“生命主體性”的概念，指出人不僅僅是有意識的個體，而且還包括信念、欲望、記憶、情感生活及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目標等一系列特征， 從而強調了一個人生存的內在價值性。[30]4因此，老年主體通過積極地自我尋求與能動的價值實現來建構自我的主體性， 個體生活表現出“為我性”“自律性”“自為性”的特征。[31]108全球化背景下，去傳統化的農村社會環境中，老年人不僅主動從思想上減輕自身養兒防老的負擔，還從身體上將自我從隔代照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老年崛起成了影響家庭代際關系和女性家庭權力不可忽略的因素。

家庭養老困境的產生源于親代養老期待較強與子代養老意愿和能力不足之間產生的張力。 其中，主要表現在經濟上供養水平不足、生活上照料欠缺以及精神上慰藉需求匱乏等。[32]老年人不得不做出策略性的調整以適應社會不可逆的發展趨勢，養老期待在代際關系失衡、代際剝削的家庭政治中逐漸弱化，而選擇自我生活方式和自我價值實現的目標逐漸增強。 一方面，家庭代際關系中親代對子代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經濟投入與隔代撫育幫扶的合理性被打破，為下一代奔波一生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追求。 老年個體更加期望在有限的家庭生活中活出自我的風采，個體消費觀念的轉變足以印證這一發展趨勢。 例如，CMM 的婆婆愛好拍抖音，為了能夠呈現更好的視頻效果，經常購買自己喜歡的旗袍、扇子來滿足拍攝需求，她愿意將更多的資產花費到自己身上，取悅自己，而不是完全投入孫輩子代身上。 另一方面，老年個體逐漸接受養老從家庭內部的私人事務轉變為一項社會性的公共事務。 在家庭之外，農村發展的社區養老和互助養老等模式能為老年人提供相應的養老服務并逐漸被老年個體接納與認可。 脫嵌于傳統農村的道德輿論與習俗人情，住養老院也不再是難以啟齒的、丟面子的事情。WL 說道：“住養老院也沒什么不好的，一不用看兒媳婦的臉色，二不會拖累他們。 我還能在這兒跟熟悉的老朋友過過老年生活。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大家現在都想得開，而且也都理解，兒媳婦愿意養咱就知足，不愿意養咱也不苛求，順其自然，最重要的還是自己開心。 ”老年人自我意識增強是伴隨家庭結構以及代際關系轉變產生的必然結果，新的價值規范指導下的社會行動對家庭權力分配產生重要影響，老年個體的權力在擺脫了家庭責任倫理后呈現逆向增長之勢。 因此，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提升是雙向建構的過程，應將親代與子代的主體性統統納入其中, 才能揭示其背后權力增長的邏輯過程及其產生的悖論。

老年在個體化思潮的影響之下， 建構了屬于自己的價值規范， 主體性參與日常生活實踐成為主導個體生活的重要方面。 家庭養老功能產生的附加效應對老年個體的約束力與控制力減弱，青年女性“養老—奪權”的過程在老年崛起社會背景下難以順利進行。女兒依賴、經濟資本的加持以及老年自我意識的增強， 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再表現出事事順從與傾其所有， 在家庭代際關系中仍持有一定的權力。 養老意愿與養老期待成為青年女性奪權的重要依據， 而這個動態循環的過程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以便更好地為老年人提供符合其自身發展及社會發展的養老方式， 更好地實現積極養老的目標。

六、結論與討論

家庭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 家庭權力的讓渡、資源的轉移表現出家庭政治“去正義”的特征，養老危機凸顯。[6]老年人對家庭代際關系的失衡表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度。 對于有較強養老期待的農村老年人，在家庭再生產的過程中以子代的成長和發展為核心。 在家庭發展主義的目標下，老年人不再按照傳統的行為規范行事，“學會做老人”成了老年人主動投身家庭建設、重塑自我的過程。[6]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指出，農村青年女性積極的家庭養老實踐意愿在養老期待的觀望中能進一步刺激老年家庭權力的讓渡，“兒媳婦當家”的現象由此形成。 而與之相悖， 處于不同家庭結構與代際關系的老年個體，家庭養老功能對其產生的吸引力具有差異性。 擁有較多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的老年人表現出較弱的養老期待，家庭內部權力的分配形式與主流家庭大相徑庭，青年女性的奪權行為在無法掌握道德資本的前提下，難以與老年人進行博弈，相比之下，在同輩群體中家庭權力相對較小。 老年個體的崛起瓦解了傳統的責任倫理， 弱化了家庭養老的功能，“養老—奪權”的過程難以順利進行。 而作為主要的責任主體，青年女性面對越來越個性化的老年人會產生較強的無力感。

現代性進村引起的家庭關系的變化，能夠為養老模式多樣化做出合理的解釋。 不同地區的村莊結構、不同類型的家庭關系所適用的養老方式不盡相同， 應結合地方養老現實發揮多方養老的作用， 依照不同家庭的生活情況和老年意愿幫助老年人實現自身的養老目標。 隨著老年個體的解放，他們不愿意再將自己束縛在傳統倫理與道德的框架中， 而是希望迎合社會發展的模式選擇適合自己且有能力支付的養老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家庭養老功能通過養老期待這一中介因素調節了青年女性家庭權力的建構過程。 其家庭權力的提升在未來將會如何發展與家庭養老功能密切相關，而這個相互強化與弱化的過程隱藏在過日子的生活事件中，也即是整個家庭的生命歷程中。 隨著政府介入農村養老程度的加深以及老年個體思想觀念的轉變， 未來青年女性的家庭權力是否仍會像學界普遍認同的方向發展，這一問題對于農村代際關系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同時，家庭養老成為女性奪權的工具，其對孝道文化產生的影響也是我們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但是，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一方面，依照不同地區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文化特色及宗族觀念等，家庭養老所占比重及其與其他養老方式的結合具有差異性，尤其是女兒養老在不同區域的普及程度大不相同，因此，基于X 村所得結論的適用性難以推廣至較大范圍的農村。 另一方面， 本研究以家庭養老功能為核心，探究這一功能下農村青年女性家庭權力變化的可能。 這一研究視角未能將女性對父權制的挑戰及家庭生命周期中親代主動放權等內容納入研究范圍，難以完整地詮釋農村青年女性權力變化的整個過程。 在后期研究中，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分析與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