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醫家于風八《醫醫醫》醫學人文思想探析*

劉 鵬

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510006)

于風八,是曾客居廣州的桂林籍近代醫家,著有《醫醫醫》一書。作為近代中醫學術史書寫范式中的“非核心”醫家,雖然學界既往對其關注并不多,但他當時在嶺南地區也頗有醫名。例如,據1916年9月13日《陸榮廷呈報在肇慶接任粵督致黎元洪電》所載,陸榮廷之病“適國手于風八先生至肇,一經診視,癥結了然,服藥有效”[1]。今人劉小斌、鄭洪等所編《嶺南醫學史》“晚清嶺南中西醫學術匯通醫家”一節中對其有專篇介紹[2],但對其生平語焉不詳,僅采《清稗類鈔》所載而已?；诖?本文擬對于風八的生平及其《醫醫醫》一書的醫學人文思想略作補充闡發,希冀對既往研究有所完善。

生平及成書時代背景

《粵西畫人表》(民國時期廣西桂林孫濌所著《粵西畫識稿》《粵西畫人表》,為今知最早系統搜集、整理和研究廣西古代繪畫史的專著,但均未能刊行。其中部分內容編入1934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遺稿藏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3]1)載:“于今,字今天,號風八,桂林人,于建章侄?！盵3]500又《清稗類鈔·藝術類》“于風八欲醫醫”載:“桂林于風八,一號孟今,久客廣州,絕意進取,專一于醫,為羊城之當道巨室所崇奉,爭出重金以延致之?！盵4]另,《清稗類鈔》“以天文數目之字合為字”中云:“光緒中粵西有秦書祥、于夔者,結友十人講學論道,其取字甚奇,第一字皆屬天文,第二字皆屬數目。秦字云五,取義于五色云也。于字風八,取義于八方風也?！盵5]可知,于今,又名于夔,字新天、今天,號風八、孟今。

關于于風八生卒之年,據民國時期韋繡孟《茹芝山房吟草》載《敬步于新天先生今〈六十自述〉率成六首》第六首中的注文“君現營宅第園亭于伏波山側”[6]377,以及《丁巳夏月于新天先生華廈落成敬賀六首》[6]381-382,推斷于風八的生年大致為咸豐八年(1858年)。又據徐紹楨所作《己未在蘇州聞于風八之喪詩以哭之》[7],于風八去世當在1919年。關于于風八事跡,由徐紹楨所作《己未在蘇州聞于風八之喪詩以哭之》“人方重圭璋,君乃絕羈絆,愿為山?？?不取勛業爛”[7]句自注,可知于風八在當時頗具醫名,曾因醫治好袁世凱智囊楊杏城親屬之病,而被楊杏城推薦給袁世凱,但辭而不就,可謂是知曉時局、深明大義之人。

由《醫醫醫》卷前廣州番禺舉人徐紹楨所作序文以及于風八自序,可知該書當成書于宣統元年(1909年),此時正是中西文化與醫學彼此碰撞、交流與融匯之時。廣東作為近代西醫傳入中國的前沿地區,時人因之較早接觸和學習西醫。面對西醫的沖擊,于風八自序云:“發憤而著此編,名之曰《醫醫醫》,一以寓一字三嘆之意,一則先求有以醫醫之醫也?！盵8]257與近代廣東中西醫匯通代表醫家,如新會陳定泰及其孫陳珍閣、南海醫家朱沛文等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醫醫醫》的主旨并不在于醫學理論,而是中醫的改革發展之路。不過,《醫醫醫》中也有涉及中西醫理的比較與匯通,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以“氣化”來詮釋中醫學身體觀關注的焦點,以及與西醫相比較而呈現出的特色。例如,于風八言:“人唯有生氣,方有氣化傳變,既死則氣已絕而無跡可尋?！盵8]268這種“氣化”詮釋,在近代諸多廣東醫家的著述中也可見到,如朱沛文云:“洋醫但據剖驗臟腑之形狀,未盡達生人臟腑之運用,故逐物太過,而或流于固?！盵9]

《醫醫醫》的醫學人文思想

《醫醫醫》共3卷,分別名為“朝廷對于醫者之醫方”“世界對于醫者之醫方”和“醫者自醫之醫方”。全書篇幅不大,總計20 000余字,其中卷三內容最多,約占全書的2/3。是書的內容主旨,分別從政府管理、社會民眾和醫者自身3個視角針砭時弊,以期中醫學能有更好的發展?！夺t醫醫》作于百年之前,雖時過境遷,但書中所批評的諸多社會與醫界現象今天依然存在,作者給出的建議仍然具有啟迪意義,現擇其要者簡陳于下。

1.醫道精微,醫者自身素養有待提升

于風八自序的第一句感嘆便是:“醫之為道,廣矣大矣,精矣微矣,危乎危矣!舉凡古今中外,學問事業,無有難于此者矣?！盵8]256醫道精微,如此之難,但習醫者卻經常是讀書不成、才不堪用之人,“方今吾國醫界,皆為讀書不成、他業不就者之逋逃藪”[8]256,正因醫者群體自身素養不高,以醫求利,心中不乏輕賤醫職,就成為很普遍的現象。

對于如何提升醫者的自身素養,于風八給予的建議,可大致分為修養與學養2個層面。

首先,于風八認為醫學的定位不止于醫學技術的治療本身,其曰:“名為衛生去疾之道,實不止于衛生去疾已也。蓋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而一以貫之,且更有難焉者也。非探天地陰陽之秘,盡人物之性,明氣化之理,博考古今,隨時觀變,匯通中外,因地制宜,而又臨事而惟澄心定靈,必不能語于此?！盵8]256這種認知,與中國古代醫家對醫學知識體系和醫者自身定位的傳統認知一脈相承。如《黃帝內經素問·氣交變大論》中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盵10]273于風八強調醫者的個人修養,“務從正心博學為體,而以繼往開來為用”,并且把“正心之說”作為醫者“自醫之第一方”[8]269。另外,倡導博學廣涉,諸如經、史、子、集中“不明言醫而于醫道有合者”,也需要心領神會,此所謂“無字句間之醫也”[8]270。

其次,從醫者的醫學學養,或者說如何提升醫者的專業知識水平來看,于風八倡導中醫教育的早期化,“凡識字讀書之始,必兼習醫”[8]262。從知識學習來看,總體而言是中醫傳統典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與西醫著作的結合。于風八認為,開始識字讀書之時便當讀《黃帝內經》《黃帝八十一難經》《傷寒雜病論》《針灸甲乙經》等中醫理論經典,配合四書五經及《爾雅》等傳統文化經典,然后再讀《神農本草經》《長沙方》等本草方書,以及歷代中醫名家著述。當時社會流行的西醫書籍也應擇其要者,依次閱讀。至于《千金方》《外臺秘要》《圣濟總錄》《證治準繩》《古今醫統》《名醫類案》《三因方》等相對大型的中醫綜合著述,略為涉獵,以備參考即可。[8]269-270

具體而言,于風八所列的上述學醫順序,與許多醫家相比,也頗顯其個人心得新穎之處。例如,他認為學醫最忌先看本草與方書,以免僅僅是“略識藥品,聊記湯頭,湊雜成方”,而對于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人身經絡臟腑、病機脈情等醫理則“全無理會,毫無覺察”[8]270。他批評當時許多醫者急功近利,沒有經過對醫理典籍的深入學習,粗習本草方書便臨證,“偶然幸中,自鳴得意”,而且“人有見之,亦謂知醫”,殊不知實則是“誤盡蒼生,終無入道之日”[8]270。而且,正是緣于對經典醫籍學習的強調,他對于明清以來的諸多本草方書通俗讀物,如汪昂所撰《本草備要》《醫方集解》、鮑相璈所著《驗方新編》等,并不太看重。在他看來,這些通俗醫書在當時最為盛行,許多人以為“醫道盡于此矣”,諸多病家也“為彼輩先試其手,及至輾轉貽誤”[8]270。同時,于風八的這種習醫認知使他呈現出濃郁的尊經重古的色彩。所以,今天中醫學術史敘寫中諸多明清名醫,如薛己、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陳修園等,并不為于風八所看重,“其實于醫道仍是隔靴搔癢”[8]270。

2.轉移風氣,政府對于醫者利益的認可與激勵

除了上述醫者自身弊病的革除,于風八認為,對于政府而言,認可醫者的經濟利益是醫者生活的基礎保障,“醫所以去病衛生也,無論良否,能舍金錢以生乎,抑或天別與醫以金錢乎?”[8]264進而將其作為激勵醫者的重要舉措,其曰:“轉移風氣,端在朝廷,然總不越乎名與利二者之妙用?！盵8]262當然,以名利作為激勵,必須也要明申處罰,“故上賞者為醫醫之先聲,而嚴罰者又醫醫之后盾也。此者朝廷醫醫之良方也”[8]263。

于風八認可名利對于醫者的合理性,并建議將其作為政府改革醫學的“醫醫之良方”,并非是耽于物欲的過分之求,而是基于當時社會民眾普遍重利輕生,以及對醫生職業的輕視和對醫生正常經濟收入的低化預設,而做出的合理建議。所以,對于卷一“朝廷對于醫者之醫方”的客觀評價,需要結合卷二“世界對于醫者之醫方”對當時社會民眾就醫習俗的針砭,才能有更加合理和全面的認識。

于風八感嘆:“其至一錢如命,或竟要錢不要命,或且得命又思財,此世界之普通病,即所以致醫之病也?！盵8]264“豈不曰以利為利,謀生之事大,而衛生之事小耶。亦何輕重失宜至是耶?！盵8]265不僅如此,傳統社會大多以醫為“小道”而輕賤醫生職業的認知,更是讓時人普遍重利輕生的趨向反映在了患病就診時對醫生診療收入的輕賤上。正如于風八所言,“尤可怪者,平時既以小道賤工視之,而臨病時又以神仙望之,豈小道賤工中有神仙游戲耶?自問當亦啞然自笑”[8]264。

3.醫道通于治道,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先導

將醫學之道與國家治理之道相比擬,自先秦兩漢開始便是中醫的傳統。例如,《左傳·昭公元年》所記載的醫和六氣致病之說,其初衷是以醫理規勸晉侯。在《黃帝內經》中諸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10]9-10醫道與治道相通的表述,更是比比皆是。于風八秉承這種認知傳統,認為“醫道無一不通于治道,治道亦無一不通于醫道,未有不諳治道而能醫病者,亦未有不精醫道而能治國者”[8]262。

除了對上述傳統認知的延續,于風八“醫道通于治道”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對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社會現實的考量,特別強調醫道“即如強種強兵,猶為密切關系”[8]256。在他看來,中醫與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傳統的代表,而且與西方相比還具有一定的優勢,“中外交通以來,吾國無事不落人后,其猶有可望勝于他人者,醫學、文學而已。文學之妙已造其極,毋庸贅言,醫學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而胚胎于黃農,萌芽于岐景,固已久矣!”[8]256。因此,可以將中醫學作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先導,“漸以吾國醫道之衣冠文物輸入列邦,而為開通外人之導線”[8]262,“如有偉人起而振之,引而伸之,交而通之,鄭而重之,大可冀放奇光異彩于環球上”[8]256。

結 語

與于風八所處的時代相比,中醫發展的社會環境、國家政策背景等早已發生巨大變化。因此,本文以上所論,目的并不是生硬地刻意去尋求《醫醫醫》的“現代性”,而是當今天的中醫發展依然會或多或少遇到與百余年之前于風八同樣所面臨的問題時,其諸多新穎思考仍然具有啟發。例如,他對于醫者綜合素養的強調,不失為當今中醫教育純科學技術視野下有弱化人文教育傾向的警示;對于醫生合理經濟利益正當性的強調,對政府保障醫生經濟利益的呼吁,依然是今天政府衛生管理的重要課題;對于中醫學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先導性地位的認識,誠然有輕視西醫的時代認知局限,但在今天卻逐漸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