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激勵相容的煙草企業委托—代理模型構建

顧樹東 周繼惠

摘?要：為明確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對改善煙草公司治理質量的影響，文章將我國煙草公司董事會的激勵約束機制體系劃分為“激勵約束問題、機制外部環境、激勵約束方案、激勵方案執行、效果評估調整”五個主要部分，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基于代理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共同作用下的總公司和省級公司管理層之間的委托代理模型，并指出在設計總公司與省級公司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合同時，要充分考慮對企業管理者的激勵。

關鍵詞：煙草公司；激勵相容；激勵約束機制；委托—代理模型

中圖分類號：F27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4）03-0090-05

DOI：10.13939/j.cnki.zgsc.2024.03.021

1?公司治理激勵約束機制的研究現狀

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制度以及國有企業內部管理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導致我國最具有典型特征的煙草企業內部管理方式具有多層次的委托特點，即代理關系。兩者之間既存在緊密的合作關系，又有利益上的矛盾與沖突[1-2]。目前，煙草公司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普遍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兩類問題，這兩類問題通常是由于其之間的目標函數差異、信息的不對稱和經營的不確定性等原因造成的。

研究因兩權分離而產生的激勵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管理學領域內的前沿問題?，F實中，企業的管理經營者的效用函數和企業的所有者所具有的效用函數是不同的[3]。對企業的經營者來說，主要的收益來源是貨幣，是企業簽訂的合同所規定的固定收益，所以針對經營者來說其效用預期不再是貨幣收益；對企業的所有者而言，貨幣收益則是滿足資本方效用收益的全部收益，等量資本能創造的貨幣收益越大，就越具有激勵性。為了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標盡量趨于一致，達到激勵相容，降低企業內部交易成本，就要不斷探索和改進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因此，激勵相容模型的設計，既要考慮委托人的利益，也要考慮代理人的需求及反應，委托人必須在滿足代理人效用的前提下，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4-6]。

2?煙草企業董事會激勵約束機制分析

2.1?煙草企業董事會激勵約束機制體系

結合實際，文章將煙草公司董事會激勵約束機制體系劃分為以下五個主要部分。

2.1.1?激勵約束問題

作為國務院授權的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煙草總公司要通過董事會實現對下屬各省級工業公司的有效管控，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及其他社會責任目標，就要明確對董事會的激勵約束辦法，通過激勵董事成員切實履行好職責，努力工作，提高決策的質量，同時還要約束董事會的不利行為，解決其作為一級代理人可能產生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代理風險問題[7]。

2.1.2?機制外部環境

機制環境主要包括外部制約環境分析、董事會需求分析、系統資源分析三個方面。外部制約環境分析主要指政治、經濟、法律環境等，即激勵與約束機制必須建立在規范合理的基礎上。需求分析主要分析董事會成員的需求是什么，對癥下藥才能達到最佳激勵效果。

2.1.3?激勵約束方案

即如何將各種激勵約束手段，通過系統安排和精心謀劃，使整個方案的結構更為合理，方案運行更有秩序、更富效率，從而使出資人與董事會的期望效用更好的實現，達到對出資人（股東）與董事會的雙向激勵約束的目標[8]。

2.1.4?激勵方案執行

根據所設計的激勵約束方案，系統推動各項工作的發展并力求取得預期效果。

2.1.5?效果評估調整

在一個方案的執行過程中，要不斷地檢查階段性的成果，根據階段性的目標進行衡量判斷，而后持續性地進行修正，實現邊執行邊反饋的流程。無論一個管理方案在事先設計得有完美、考慮得有多周到，由于現實情況的不可完全預知性，在具體方案的實際實施過程中，很難做到完全符合預期目標與實際情況，所以就需要不斷實施反饋修正，以利于方案的順利實施[9]。

綜上分析，得出煙草工業董事會激勵與約束機制體系，如圖1所示。

根據這一機制體系，可以建立我國煙草企業出資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分析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激勵相容情況。

2.2?建立煙草企業委托—代理模型

在我國煙草行業的委托代理鏈中，國家煙草總公司、省級煙草公司董事會、省級公司經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聘任（簽約）前和聘任（簽約）后[10]。

首先，作為國有企業，煙草企業高層管理者的聘任具有較大的“行政干部”色彩，整個聘任過程受多方因素的影響。因此，聘任前總公司只能對董事會成員（或管理者）過去的管理水平、能力素質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對其上任新的管理崗位后，對于承擔新的工作任務的素質、能力和知識的了解不可能全面清楚，這將會產生“逆向選擇”的后果。其次，任命后，總公司對董事會成員（或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努力目標也難以做到全面觀測和驗證，“道德風險”也將由此產生[11-12]。

假設企業管理者的能力為n，其經營業績為：

?π=k1n+θ

其中，k1為常數，k1>0；θ為不受企業經營者和煙草總公司控制的外生隨機變量（稱為“自然狀態”）。

設企業經營者的能力n與其努力水平h正相關，

n=k2h

其中，k2>0，h為一維努力變量，即企業經營者越努力，其經營業績就越好。

為理論上討論方便，設k1=k2=1，則企業管理者的經營業績π=h+θ，此時，?Eπ=h，varπ=σ2。

設R為對企業管理者的獎勵比例系數，0≤R<1，則Rπ是對省級煙草公司管理者的獎勵。

現考慮線性合約S（π）=α+β（1－R）π

其中，α為管理者的固定收入（基本薪酬），β為管理者分享總收益的份額，0≤β≤1，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收益，企業經營者的報酬會增加β單位。

煙草總公司的收入為（1－R）π－S（π），若設總公司的效用函數為v（p），p為總公司的收入，則總公司的效用為：（1－R）π－S（π）。

設企業管理者的努力成本為C（h），這里C（h）=0，C′（h）>0，C″（h）>0，即企業管理者越努力，其努力成本越高，且努力的邊際成本遞增，這就意味著企業管理者總希望少努力（除非給他較大的激勵）。

則企業管理者的純收入為S（π）－C（h），記企業管理者的效用函數為u（ω），ω為企業管理者的收入，則其效用為：uS（π）－C（h）。

記u-為保留效用，則煙草總公司與省級公司管理層的委托—代理模型為：

maxα，βEv（1－R）π－S（π）

s.t.EuS（π）－C（h）≥u-

h∈argmaxEuS（π）－C（h）（1）

由于煙草總公司是風險中性的，對于給定的S（π），則煙草總公司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Ev（1－R）π－S（π）=E［（1－R）π－（α+β（1－R）π）］=－α+（1－β）（1－R）h（2）

假定省級公司管理者的效用函數具有不變絕對風險規避特征，即：

u（ω）=－e－ρω，其中ρ是絕對風險規避度，ρ=－u″u′，ρ>0，ω是實際貨幣收入。

假定省級公司管理者的努力成本可以等價于貨幣成本。為簡化起見，進一步假定C（h）=12qh2，這里，q代表成本系數，q>0。q越大，同樣的努力h帶來的負效用越大。那么，其實際收入為：

w=S（π）－C（h）=α+β（1－R）π－12qh2=α+β（1－R）（a+θ）－12qh2（3）

確定性等價收入為：

Eω－12ρβ2（1－R）2σ2=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4）

其中，Eω是省級公司管理者的期望收入，12ρβ2（1－R）2σ2是其風險成本。當β=0時，風險成本為?0。省級公司管理者最大化期望效用Eu=－Ee－ρω，等價于最大化上述確定性等價收入。

令ω-為省級公司管理者的保留收入水平。從理論上講，如果確定性等價收入小于ω-，省級公司管理者與企業經營者將不接受合同。因此，總公司面臨著來自省級公司管理層的兩個約束，一個是參與約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為：

（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5）

另一個是激勵相容約束（即給定委托人不能觀測到代理人的行動h和自然狀態θ，那么，在任何激勵合同下，代理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動h，因此，委托人所希望的任何h，都只能通過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來實現），本例中的激勵相容約束為：

（IC）h∈argmax{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6）

則可以推導出：

maxα，β，aEv=－α+（1－β）（1－R）h

s.t.（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

（IC）h∈argmax{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7）

2.3?信息不對稱時的激勵相容分析

此時，省級公司管理者的激勵相容約束為最大化其確定性等價收入：

ω=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8）

由ωh=β（1－R）－qh=0

可得h=β（1－R）q

則可以推導出代理模型為：

maxα，β，aEv=－α+（1－β）（1－R）h

s.t.?（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

（IC）?h=β（1－R）q（9）

將（IR）?、（IC）?代入目標函數，得：

maxβEv=β（1－R）2q－12ρβ2（1－R）2σ2－β2（1－R）2q－ω-（10）

由一階條件Evβ=0，解得β=11+qρσ2>0

努力水平：

h=β（1－R）/q（11）

由式（11）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對稱時，省級公司管理者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其分享總收益的份額β>0；否則，β=0，省級公司管理者的最優努力水平h=β（1－R）/q=0。因此，要讓省級公司管理者（包括董事會）分享到一部分公司績效提升的額外收入；否則，若總公司只支付基本薪酬，作為代理人的董事會將沒有積極性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當總公司不能觀測到省級公司管理者努力水平時，省級公司管理者承擔的風險為：

β=11+qρσ2（12）

其風險成本CR為：

CR=12ρβ2（1－R）2σ2=12ρ（1－R）2σ211+qρσ2（13）

當R=0時：CR=ρσ22（1+qρσ2）2

顯然，此時有：

ρ（1－R）2σ22（1+qρσ2）2<ρσ22（1+qρσ2）2，?0≤R≤1（14）

當努力水平可觀測時，最優努力水平為：h3=（1－R）/q；當努力水平不可觀測時，總公司可誘使省級公司管理者自動選擇最優努力水平為：

h=β（1－R）q=1－Rq+（1+qρσ2）<1－Rq（15）

期望產出為Eπ=h，期望產出的凈損失為：

ΔEπ=Δh=h3－h=1－Rq－1－Rq+（1+qρσ2）<1－Rq（16）

努力成本的節約為：

ΔC=C（h3）－C（h）=（1－R）22q－（1－R）22q（1+qρσ2）2=（1－R）2［2ρσ2+q（ρσ2）2］2q（1+qρσ2）2（17）

所以，激勵成本為：

ΔEπ－ΔC=（1－R）ρσ21+qρσ2－（1－R）2［2ρσ2+q（ρσ2）2］2（1+qρσ2）2=2R（1－R）ρσ2+（1－R2）q（ρσ2）22（1+qρσ2）2>0（18）

總代理成本CT為：

CT=CR+（ΔEπ－ΔC）=12ρ（1－R）2σ21（1+qρσ2）2+2R（1－R）ρσ2+（1－R2）q（ρσ2）22（1+qρσ2）2=ρσ2（1－R2）2（1+qρσ2）>0?（19）

當R=0時：

CT=ρσ22（1+qρσ2）>0，且有ρ（1－R2）σ22（1+qρσ2）≤ρσ22（1+qρσ2）?（20）

通過式（20）可知，當委托—代理模型中含有對省級公司管理者激勵（也即R≠0時），與委托—代理模型中沒有對管理者的激勵相比（也即R=0時），作為委托人的煙草總公司所承擔的代理成本較小。

3?結果分析及啟示

經過上述分析，文章得到以下結論。

3.1?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董事會努力水平，必須引入激勵機制

因為在企業的實際經營過程中可能出現信息不對稱問題，煙草公司作為上層機構，并不能全面的觀察到所有下層管理者的經營水平，因此要讓上層公司管理者（包括董事會）享有一部分公司績效提升的額外收入，否則，若總公司只支付基本薪酬，董事會將沒有積極性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這樣對企業的發展不利。通過完善出資人對董事會激勵約束機制，提升煙草企業董事會治理質量，讓董事會更好地代表出資人的利益履行好職責。

3.2?為確保合同的完備，應該引入市場機制，發揮競爭作用

在設計煙草公司激勵機制時，不僅要滿足合同、市場以及制度這三個基本層次，還應該包含“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這兩類約束條件。其中，合同作為直接產生約束的法律手段，也是一種包含了經濟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綜合約束方式。合同能夠產生的約束效果是建立在經濟和法律的基礎上，也是最直接的約束方式。因而，合同是企業經營管理中一切激勵手段的基礎。但是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不能保證合同十分的完善，因此市場的競爭作用也應該充分發揮，以彌補合同上的不足。所以，引入外部董事和逐步走向市場化的經理人任用機制應該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

3.3?探索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的雙向激勵和約束機制

在設計激勵制度時，還需要考慮委托人的個人收益，而不能僅僅體現為國家收益。省級煙草企業董事會既是總公司的代理人，又是企業經營層的委托人，因此，對董事會成員除了固定的薪酬標準，還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給予補助。同時嚴格績效考核，尤其是選擇董事會成員方面的考核，對董事履職、選聘、問責、免職等要有嚴格制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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