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廣西共同富裕的影響研究

趙 鵬,朱葉楠,趙 麗

(1.中央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北京 100098;2.南寧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1)

0 引 言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讓所有人享有發展權利與機會,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實現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個領域協調發展。身處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并逐步革新傳統產業生產和經營方式,催生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從而極大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和創新能力提升,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提供新途徑。數字經濟不僅有利于做大共同富?！暗案狻?而且有助于“蛋糕”合理分配[1]。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對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節約等綠色可持續經濟活動也有正向影響作用[2]。因此我國需要加大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特別是針對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數字基礎設施投資[3]。

廣西作為中國與東盟的橋頭堡,擁有獨特地理優勢和豐富自然資源。據《廣西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年)》披露,截至2021年底,廣西數字經濟總規模達8512億元,占GDP比重高達34.4%,位列全國第18位、西部地區第4位,數字經濟成為推動廣西經濟高質量發展重要引擎。結合廣西數字經濟發展情況,扎實推進廣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根本要求,也是促進邊疆繁榮穩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有之義。從城鄉視角看,目前我國農村相對貧困指數高于城鎮,且城鎮相對貧困指數有上升趨勢[4]。全國農村共同富裕程度總體差距逐步縮小,但東、中、西部地區內部差異日益增大[5]。面對此種情況,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值得深思。

現有文獻可分為共同富裕水平測度與實現路徑兩方面研究。有關共同富裕測度的研究指出,從宏觀格局而言,我國共同富裕指數呈持續上升趨勢,且共同富?？臻g差異特征顯著[6]。從微觀地區而言,西部地區共同富裕發展勢頭良好,但各地發展差距較為明顯[7]。分析研究共同富裕的微觀評價指標可以發現,共同富裕指標有多種衡量維度,有學者選取49個三級指標構建“平衡發展指數”[8]。進一步思考共同富裕測度問題,一個問題是選取盡可能多指標就更準確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嗎?有研究指出,加入過多指標反而可能會違背現實邏輯[9]。因此,借鑒人類發展指數構建方式,有學者從國民總體富裕和共享富裕兩方面對共同富裕進行測度[10]。

有關實現共同富裕路徑的研究主要從收入分配、地區發展差距、產業結構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進行探討。收入分配相關研究認為,實現共同富裕要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11]。同時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為市場主體營造和諧穩定環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構建公共政策體系[12]。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制度安排,充分發揮收入調節功能[13]。關于地區發展差距方面的研究指出,城市群多中心化能有效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具體來講,城市群通過擴大勞動力流動規模和深化城市間分工與聯系進而實現收入差距縮小[14]。在城鄉綜合發展差距擴大過程中,收入與財富差距以及公共服務不均衡是差距擴大主要原因,分別占到30%和29%貢獻率。單一收入指標無法度量城鄉差距部分問題,需要特別關注收入以外其他因素的差別與變動[15]。產業結構研究結果指出,產業結構升級可促進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尤其是高級化產業結構有助于推動共同富裕建設。但產業結構的積極影響呈現“邊際效應”非線性遞增,且在不同區域和都市圈差異明顯[16]。具體來講,伴隨非技能密集型工業規?？s減與技能密集型服務業規模擴大,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發生變化,技能溢價和資本收入份額進一步擴大導致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惡化,并加劇結構性就業矛盾[17]。社會保障相關研究指出,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積極作用需處理好社會保障生產性與分配性、功能性與價值性、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等重要關系[18]?；竟卜罩饕ㄟ^社會階梯效應、拉動增長效應、分配調節效應、全面發展效應實現共同富裕推進[19]。

與本研究主題較為關切的是研究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關系。多數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顯著賦能共同富裕發展,其計量結果從多方面驗證依舊顯著[20]。區域協調發展水平是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機制[21]。有學者將城鄉收入差距作為共同富裕指標,實證檢驗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呈先縮小后擴大的“U型”特征[22],且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強化這一效應[23]。

由此可見,已有文獻從理論機制與實證檢驗兩部分論證了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相互關系,但多數文獻均從省級層面研究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關系。鑒于此,在原有研究基礎上聚焦邊疆民族地區,研究廣西各城市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發展,并計算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1)以邊疆民族地區角度出發,研究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2)測繪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發展偶和協調度,豐富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發展狀況的時空格局研究。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2.1 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

以數字信息和數字化產品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對推動經濟增長、提高效率、增強創新能力、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數字經濟降低地理距離和交易成本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打破傳統產業集聚規律,帶動區域產業分散化和多元化,顯著提升企業轉型速度和產業結構合理化[24]。實現信息、知識、商品、服務等在城鄉和地區間雙向流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5],縮小城鄉差距,減少絕對貧困和區域鴻溝[26,27],為共同富裕推進奠定基礎。

其次,數字經濟優化市場結構與功能,提高市場效率與活力,擴大市場規模,提升企業創新競爭績效[28],調節產業集中度與技術創新關系[29]。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多樣化、個性化和便捷化服務,促進經濟多樣發展,提高經濟抗風險能力。更進一步,數字經濟為共同富裕提供新的機會和支持。有研究指出,數字經濟雖可能導致勞動力失業,但其發展改善了中低勞動者的相對福利[30,31]。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發展。

2.2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存在良性協調發展模式[32],具有明顯外部性。具體來講,數字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將產生空間溢出效應[33]。不僅如此,數字經濟通過充分發揮內在共享機制,實現整體富裕并促進普遍增長和均衡發展。從共同富裕角度出發,共同富裕發展成果惠及廣泛人群,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受眾基礎,有效發揮數字經濟網絡效應。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

2.3 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的中間機制

伴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與不斷更新,數字產業鏈和價值鏈不斷完善,涵蓋廣泛行業與領域,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而這些職位往往需要較高技能水平與專業素養,需要勞動者提高自身不可替代性。有研究指出,數字化經濟和發達人力資本能夠提高人口福利[34]。其次,數字經濟提供廣泛、靈活的學習與培訓機會,發展應用數字技能是人力資本有效利用的必要因素[35]。不僅如此,人力資本是經濟實體的核心要素,受數字化和創新能力影響[36]。企業使用數字技術將增強客戶體驗與簡化運營模式,促進社會整體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和能源效率高效利用[37,38]。綜上所述,提出假設3。具體技術路線圖如圖1所示。

假設3:數字經濟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推動共同富裕發展。

3 實證設計

3.1 模型設定

3.1.1 基準模型

為測度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模型為:

gfit=α+βdigit+γX+vt+vi+εit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gfit代表i城市t年份的共同富裕發展指數;digit表示i城市t年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X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v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v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3.1.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現有關于耦合模型的相關研究,分析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耦合協調關系,構建耦合協調模型,具體計算過程(2)～(4)表達:

(2)

T=αgf+βdig

(3)

(4)

式中,C為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耦合度;gf為共同富裕發展指數;dig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數;T為協調度指數;α、β分別為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的權重,在研究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的關系時,筆者設定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擁有同樣的重要性,故取α=β=0.5;D為耦合協調度,用于綜合評價兩者之間的發展情況。協調度越接近于1,表示系統間的協調性越好;越接近于0,說明協調發展情況越差。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見表1。

表1 耦合協調度等級

3.2 變量測度及說明

3.2.1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發展指數(gf)

現階段學者已對共同富裕發展指數測算進行了眾多研究。共同富裕既是物質上富裕,也是精神上富裕[39]。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富裕程度,二是共享程度。將衡量廣西共同富裕指標分為兩個二級指標,分別為總體富裕和共享富裕。二級指標下又設8個三級指標。為準確進行共同富裕指標測度,采用熵值法對三級指標進行賦權,最終得到各城市共同富裕發展指數。具體指標見表2。

表2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2017年和2020年廣西地區14個地級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名情況,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各城市在近幾年共同富裕建設中,排名次序變化不大,保持相對排名不變。其中,南寧市、桂林市和柳州市排名前三,而崇左市、來賓市和防城港市排名較低。這種相對穩定排名趨勢可能是由于各城市間經濟發展相對平穩,政府政策規劃進度一致。

表3 共同富裕排名

2020年廣西14個地級市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間分布狀況,其中顏色越深代表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如圖2所示。

圖2 廣西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

從圖2可以看出,南寧市、柳州市和桂林市共同富裕水平較高。其中南寧市是廣西首府城市,經濟水平相對較高,能獲得較多資源支持,為其推進共同富裕建設提供了資源支持。柳州市和桂林市是廣西重要工業城市,能更快發展經濟,提高居民幸福指數,推進共同富裕建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城市之外,其他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相對較低。這也表明,廣西地區在共同富裕建設方面仍面臨著一定挑戰和難題,需深化政策制定并落實政策執行,促進各城市間平衡發展。

3.2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ig)

目前有關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測度研究已日益豐富。數字經濟是現代化數字技術與國民經濟運行緊密結合的產物[40]。具體而言,可以將測算指標劃分為三方面,分別是信息化發展指標、互聯網發展指標和數字交易發展指標[41]。將廣西數字經濟測算指標分為個三個二級指標,分別為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規模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具體指標見表4。

表4 數字經濟指標體系

2017年和2020年廣西各城市數字經濟水平相對排名,見表5。從表5可以看出,廣西各城市數字經濟水平排名次序相對穩定,基本保持不變,這一情況與當前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此外,南寧市、玉林市和桂林市在數字經濟方面排名較高。表明這些城市在經濟發展方面擁有較顯著優勢,尤其是數字經濟領域。而其他城市數字經濟排名相對較低,需要進一步加強數字經濟發展,以促進城市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建設。

表5 數字經濟排名

2020年廣西各城市數字經濟水平地理布局如圖3所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南寧市、桂林市和柳州市數字經濟水平相對較高。數字經濟是互聯網數字技術在經濟中的體現,城市數字經濟指數水平不僅取決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還與互聯網技術發展水平有關?？梢圆孪氲氖?這三個城市互聯網行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導致其數字經濟水平指數高于其他城市。其中南寧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可歸因于其政府在數字經濟領域積極推動和投入,且南寧市在互聯網、電子商務等領域具有較強優勢與創新能力。而桂林市和柳州市則是廣西的重要工業城市,在數字經濟領域擁有較為優越發展環境和產業基礎。

圖3 廣西2020年數字經濟水平

3.3 控制變量

為準確測算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之間關系,加入可能影響共同富裕水平的控制變量,具體如下:地區發展水平(pergdp),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的對數值代表;地區經濟水平(finance),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對數值表示;地區人口密度(people),用年末總人口數的對數值代表;地區對外開放水平(open),用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進行歸一化處理后的值表示。

3.4 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可獲得性、連續性和代表性等方面考慮,筆者選取廣西地區14個地級市在2011-2020年期間的數據樣本,構建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實證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廣西調查年鑒》、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EPS數據庫等。共同富裕發展指數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和《廣西調查年鑒》,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控制變量和中介變量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和《廣西統計年鑒》。對于部分缺失值,筆者使用Stata 17進行線性插值補全空缺。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6。

表6 變量描述性統計

分析表6可以發現,共同富裕發展指數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間差距較大,初步說明廣西地區各城市間在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耦合協調度分析

4.1.1 時空演化分析

為直觀描繪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在時空上演化趨勢,本文選取2014年,2017年和2020年三個時間點數據為代表,利用ARCGIS10.8分別進行時空演化格局可視化分析,具體結果見圖4。其中Y軸指向北方,X軸指向東方,左右兩條曲線分別代表廣西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在東西、南北方向投影。

圖4 趨勢面分析圖及地理分布

從趨勢面演化過程來看,耦合協調水平在東西方向維持“中部高-東西低”發展規律。從南北方向來看,耦合協調度從“中部高-南北低”空間格局逐漸演變為東部最高,中部次之,南部最低的狀態。且其趨勢線弧度逐漸增大,說明在南北方向上,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耦合協調水平在逐漸增大,東西方向維持基本不變。

從時空演化格局來看,2014-2020年廣西全域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并且從2014年單極強勢的空間分布格局發展到2020年多極化格局?？梢钥闯瞿蠈幨旭詈蠀f調度最高,其后柳州市、桂林市和玉林市耦合協調度次之。南寧市、柳州市、桂林市和玉林市等城市作為廣西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建設領頭羊,得益于其良好地理位置和豐富資源。這些城市發展不僅帶動了廣西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整體增長,并推動周邊地區發展,進而促進其他城市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發展。

4.1.2 重心分布分析

耦合協調重心及標準差橢圓分布如圖5所示。結合圖5分析結果表明,自2014年以來,耦合協調度重心主要分布在來賓市內,總位移1809.34m,呈現向東北方向前移趨勢。詳細分析可得,在2014-2017年,耦合協調重心向東南方向前移3671.37m,即向廣西省會城市南寧市方向遷移,可能的原因是南寧市在此段時間經濟發展較快,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企業落戶,導致人口和經濟資源向南寧市集聚,耦合協調重心向西南方向遷移。在2017-2020年,耦合協調重心又向東北方向前移5369.65m。隨著南寧市經濟逐漸成熟,企業可能開始尋找更加低成本、有潛力地區進行投資和發展,導致一些企業選擇向東北方向柳州、桂林等地區轉移,從而耦合協調重心也發生遷移。

圖5 耦合協調重心及標準差橢圓分布

分析標準差橢圓變動可以發現,在2014-2020年的變化中,橢圓長半軸由203646.38m增加到208314.80m,而短半軸則由164023.90m增加到165393.49m。分別增加了約2.3%和0.7%。表明耦合協調度分布范圍在這段時間內有所擴大,但是變化幅度并不大。橢圓面積在2014-2017年期間減小了約0.09%,而在2017-2020年期間,橢圓面積又增加了約3.25%。柳州、桂林等地區作為廣西重要城市,在近年來積極推動新興產業和技術創新發展,吸引了更多企業投資和發展,由此形成了標準差橢圓推進方向和重心分布點軌跡相同,面積變化幅度不大的趨勢。

4.2 實證分析

在進行實證回歸之前,筆者先進行Hausman檢驗以確定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城市層面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

4.2.1 時空演化分析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詳細結果匯報見表7。未加入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賦能作用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正相關,系數值0.24。之后依次加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影響系數逐漸趨于穩定,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呈顯著正向影響,驗證前文假設1,證明數字經濟能顯著賦能城市共同富裕建設。

表7 基準回歸結果

4.2.2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果可信性和有效性,從4個方面對基準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1)滯后一期核心解釋變量?？紤]到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促進作用的時間滯后性,本研究采用數字經濟滯后一期數據來測算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2)替換被解釋變量。加入三級指標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重新使用熵值法對共同富裕進行測算;(3)替換解釋變量。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替換數字經濟指數,檢驗是否對共同富裕影響作用依舊顯著;(4)縮尾處理,對于可能出現的異常數據,采用縮尾1%之后的數據重新進行測算。各項檢測結果,見表8。

表8 穩健性檢驗結果

分析回歸結果均顯示,無論是替換變量還是縮小樣本數據偏差,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賦能作用依舊顯著,與上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結果較為穩健。

4.2.3 內生性問題

為進一步緩解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選取數字經濟滯后一期和移動電話用戶數作為工具變量引入計量模型,試圖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系。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歸結果見表9。其中工具變量滯后一期數字經濟和移動電話用戶數的一階段回歸F統計量分別為75.04和71.74,通過弱工具變量檢驗,不可識別檢驗LM統計量分別為12.04和13.86,通過不可識別檢驗,工具變量有效性得到驗證。第二階段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影響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證明假說1正確性,見表10。

表9 工具變量估計結果

表10 異質性檢驗結果

從表10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在中部和南部更為顯著,對中部的作用程度更大。通過分維度檢驗結果可以發現數字經濟對總體富裕情況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

5 機制檢驗

通過前文分析,數字經濟可以提高地區人力資本水平進而影響共同富裕建設。為此,引入人力資本水平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檢驗,以便研究人力資本水平在其中起到的機制作用。中介效應模型設計為:

humanit=C+ηdigit+ωX+vt+vi+εit

(5)

gfit=C+θdigit+δhumanit+ωX+vt+vi+εit

(6)

式中X為控制變量;human為中介變量人力資本水平,用當地普通本?？萍耙陨先丝跀蹬c全市常駐人口數的比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后表示;η為數字經濟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程度;θ為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程度;δ為人力資本水平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程度;C代表常數項,其他符號含義與式(1)相同,見表11。

表11 機制檢驗結果

從表11的第2列可以看出,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在加入中介變量human后的回歸結果列(3)中,中介變量系數不顯著,此時進行Sobel檢驗,檢驗結果p值為0.039,證明中介效應成立。判斷符號發現,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0.113。據此,假說3中人力資本水平的中介傳導機制得以驗證。

6 結論與政策建議

6.1 結論

采用2022-2020年的面板數據,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發展指數,測算兩者耦合協調度,之后進行實證檢驗,系統分析了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之間關系。研究發現:(1)數字經濟能顯著促進共同富裕建設,且存在地區發展狀況差異;(2)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中心呈現向東北方偏移趨勢,在空間上呈現多極化局面;(3)數字經濟能顯著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并通過該路徑促進共同富裕發展。

6.2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為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鞏固和釋放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紅利優勢,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并持續完善數字基礎設施,需要深入挖掘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差異原因,注重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特別是要重視新技術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與制造業、服務業和農業融合,這將為賦能共同富裕提供更多動力和支持。

(2)針對數字經濟在不同地區異質性,應制定差異化發展政策,充分發揮地區相對比較優勢。數字經濟高水平地區數字賦能效果更加顯著,因此,各城市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差異化需求政策。同時,重數字產業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趨同化現象出現。在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應突破核心關鍵數字技術研發,充分整合數字資源,打造數字經濟示范區和先行區,以領先優勢引領數字經濟發展新浪潮。

(3)采取多中心空間發展策略,積極引導城市群多中心網絡形成,為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創造良好發展環境。在此過程中,應注意發揮勞動力流動和城市間功能分工中介作用,促進地區間收入差距縮小。一方面,要努力消除人口流動壁壘,打破制約勞動力流動制度和機制障礙,鼓勵勞動力多向流動。另一方面,打造城市之間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產業分工格局,避免同質化競爭。

(4)加強數據共享和保護,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監管體系,防范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數據隱私泄露、網絡安全風險等問題。同時,應加強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監管,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建立完善數字經濟評估機制,及時評估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社會福利和環境可持續性等方面貢獻,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科學依據,積極調整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建設相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