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聶嗔碚摰呐月殘鲂则}擾及其解決

岳 依 泉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社會學院,倫敦 WC2A 2AE)

一、引言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最早由美國法學家麥金農(Mackinnon)于1979年提出,是指處于權力不對等條件下強加的性要求,它包括語言的性暗示或戲弄、強行接觸、做曖昧動作和以工作為威脅強迫員工發生性關系[1]。性騷擾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受害者大多是女性,相比較而言,多發生于學校和工作場所[2]。我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性騷擾已經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唐燦于90年代初期就這個問題展開過調查,發現性騷擾普遍化存在并有日益擴大和嚴重化趨勢,但會隨著相關制度和法規的完善而得到改變和抑制[3]。

后現代主義哲學家米歇爾·?？?Michel Foucault)認為,如果能夠對某一歷史話語的重大遺跡做出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分析,則可以從話語和陳述的維度重構傳統思想史甚至構建新的歷史觀[4],從而“在對古人知識的追憶中揭示現實世界存在、變異和扭曲的根源”[5]。他認為,“權利完全是一種非人格的、不可名狀的力量,它獨立于人類主體的行為和意向而運作”[6],他將“權力”引入社會機制之中,揭示出權力能夠通過知識及其衍生出的制度規訓人體,從而達到對人的控制機制。上世紀中后期以來,女性主義認識到,?？碌姆幢举|主義理論傾向能夠解決女性主體悖論的問題,并進一步挖掘了父權制對女性主體的建構,從而試圖以?？碌睦碚撘暯欠治霎敃r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本文基于?？碌闹R—人體—權力模型,分析職場中針對女性的性騷擾的運行機制,建立權力運行模型,并提出較為宏觀的建議。

二、?？聶嗔碚摷捌渑c女性主義的關聯

(一)?？碌臋嗔碚?/h3>

站在經驗層面的立場上,?？碌臋嗔碚摬粌H把權力和知識關聯起來,更重要的是還把權力與性結合起來,研究現實社會活動中有關權力的設計和行使的策略、技術和運作,從中深刻揭示了歐洲社會自近代以來通過技術對人性和社會的壓制。

1.權力、知識與身體

權力始終是?？吕碚撝械暮诵闹黝}之一。在一般的政治理論中,權力總是作為強制性運作的核心來分析的,它指的是一方能夠強制性地貫徹自己意志給另一方的機會和能力[7]。面對權力,?？骂嵏擦藗鹘y的“壓迫者—被壓迫者”的司法權力觀,他從權力的嵌刻入手來揭示權力與知識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他認為權力就是一種機制,并將這種機制歸于具有強烈的工具理性特征,權力是支配而非統治,是分散的、多形態的和生產性的。很顯然,這是一種后現代的權力觀。在?？履抢?知識并不是分散的常識而是體系化的話語及其集合,是具有某種支配力量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總是要以話語形式得以表現和展示。于是,知識和國家、社會之間就不再是對立的關系了。任何權力的擁有和行使,都不可能離開對知識的汲取、分配和保留。這樣,“權力—知識”的基本形式得以建立,它們二者之間是一個持續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成的過程。

權力之所以在對人的支配中占據重要作用,無疑與知識有著直接的關系。?？旅鞔_指出:“如果不能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而如果不能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也就不可能會有任何知識?！盵8]不僅如此,在加工權力關系的基礎上,重新形成新的認識,也通過新型知識的形成與積累,促成權力效應的進一步擴大[8]251。很顯然,這里的知識,只能是理性的產物。自啟蒙時代后,理性主義成為了時代的主宰。笛卡爾說:“理性是天賦的,是人自然所擁有的”[9],由此可見,理性是本質的、超然的、絕對的,作為理性的載體的人同樣具有了本質化、抽象化的特點。在人類思想史發展的長河中,這種認識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不過,素有浪漫主義風格的?？?向歐洲文化傳統發起了激烈的挑戰,對歐洲人的理性觀念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不能接受韋伯圍繞理性化所建立起來的所有社會學[10],主張在歷史維度與社會維度重新考察啟蒙學者所謂的被包裝為“理性”的知識和被建構起來的“理性的人”。

?？掳讶梭w因素加入到“權力—知識”關系圖譜中。對于人生的直接關注使他對于權力和知識的探究更加接近社會,也更加貼近生活。?？滤^的人體其實指的就是社會生活中具體的人。人作為感性存在的各種經驗活動總要受到種種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的影響,這也使得他的分析不僅具有厚重的歷史社會學的氣息,更具備政治社會學的情韻。

在?？驴磥?知識對人體的規制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玛P于臨床醫學史的研究發現:起初,人總是居于科學和知識之外的,對于醫生來說,人體的“主觀癥狀”并不在知識的領域中,而只是定義為需要認識的客體對象?？梢?人最初是在科學和知識的視野之外。之后,人體通過語言符號呈現于科學之中,疾病成為人體病變的外在表現,醫學癥狀通過醫學語言得以描述。再到后來,人體完全被拋入科學的視野之中,科學的利劍和知識的模具便無情地入侵人體并進入人體了。

人的“疾病的‘實體’與病人的肉體之間的準確疊合,不過是一件歷史的、暫時的事實”[11]。這種準確的疊合類似于某種“邂逅”,它的出現是19世紀的醫學尤其是病理解剖學獲得特權地位之后的事。正是通過“目視”,將醫生的目光引向人體內部,試圖通過探視人體的內部結構來“讀出”機體的病灶,而這不過是在行使著全部權利的權力。自此,臨床醫學達成了對人體的控制,現代科學知識制約著我們的感性認識,控制著我們的身體,規訓著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知識于是在二百年來一直構成規訓我們經驗的陰暗而堅實的網[11]222。?？聦嗔B透至個人的過程形象地描述為“權力的毛狀形態”。于是便形成了“知識—人體—權力”的三維結構運作模型。

2.權力與性

在?？玛P于權力理論的“微觀物理學研究”[8]28中,權力的使用被視為一種策略、計謀和手段,人們能從中剝離出永遠處于緊張狀態的社會關系網絡,這種關系網絡不是統治階級的特權。權力的實施會成為強加給“無權者”的禁錮,也會在后者反抗它的控制時對其實施壓力。這樣一來,權力關系就深入到社會深層,并對整個社會網絡產生深刻影響。很顯然,其分析的核心在于,“權力是如何通過‘反復灌輸’作用于身體、舉止及日常行為的,權力是如何把人的身體當作一種擺布的對象的?！盵8]240于是,權力與性之間就產生了關聯。

權利與性的關系是《性經驗史》中的一個重要的主題。?？抡J為,自18世紀以來,性話語加速泛濫,并且在形式和對象方面各不相同,它們不停地增長著?！靶栽捳Z也在權力運作的范圍內不斷增加,權力機構煽動人們去談性,并且談的愈多愈好,權利當局還堅持要聽到人們談性,并且讓性現身說法,發音準確,事無巨細?！盵12]完全不要認為性是與權利毫無關系的倔強的沖動,它是權力的運作手段,并且是權力關系中手段最高強的要素之一[12]77。資產階級為了穩定人口和國家的發展,將以生育為目的的異性戀行為定義為“正常的性行為”。由此,資產階級的小家庭逐漸取代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貴族階級,使得理性主義得以發揚。

(二)?？聶嗔碚摰呐灾髁x關聯

“性之于女權主義如同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一樣?！币舱绱?性之于女權主義就是被社會建構的事物[13]。女性主義是伴隨著理性主義誕生的,因而不可避免的也帶有主體化、抽象化的理性主義特征。啟蒙運動構建了一套差異化的性別話語,輔之以近代科學話語的陳述,女性被構建為能力不如男性、具有天生的母職和歇斯底里的瘋女人的主體。?？聦硇灾髁x的本質化、主體化的反對自然而然成為女性主義破解主體化悖論(paradox)的有力武器。

?？碌臋嗔碚撌且粋€監控手段完全自動化的體系。這一理論總是將權力嵌刻于各種話語和制度性場域之中,他的“由下至上”的分析方法,能夠將分散的制度性網絡和話語分析納入其中,并對社會科學的每一個領域與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層面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由于“獨特的?？虏呗浴盵6]72聚焦于社會及個人生活的所有層面,更為關注分散而非中心化的權力形式,這就決定了這一理論和女性主義之間具有天然的關聯。通過對?？碌闹R—身體—權力模型支配女性的反思,能夠為女性主義解構父權制的運作提供一條新的道路。本文便是基于?？碌闹R—身體—權力模型,分析職場中的女性性騷擾現象,剖析其背后的權力運作原因和機制,并提出解決路徑之選。

三、基于?？聶嗔碚摰穆殘鲂则}擾分析

權力廣泛存在于社會的各個系統之中,早在麥金農提出“性騷擾”概念時,就已經將性騷擾與男性對女性的權力聯系起來。一般地看,支配和服從是權力的實質,支配和服從的基礎在于支配者能夠控制對于服從者而言比較重要的資源[14]。按照?？碌挠^點,盡管現代大理論所主張的維多利亞主義(Victorianism)導致了性壓抑,但卻帶來了性話語的爆炸[15],這種話語則會通過權力表現出來。結合我們述論的職場特定場域,在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關系中包括上級對下級的性騷擾和同事之間的性騷擾。在這一過程中,父權制通過科學知識塑造了二元的性別標準,并通過對身體的控制以達成對個人和社會的支配。

(一)知識和社會建構了性別標準

廣泛而言,在所有社會領域中都存在著統治關系。統治者總是將他們的價值觀念強加給被統治者,被統治者則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于自身的統治之中。在?？驴磥?現代社會的權力服從關系是借助于知識的力量,構建著看似中立的科學話語,并以科學化建構了一系列的標準以達成權力對個人的控制。

從宏觀來看,父權制通過一系列的科學話語構建了女性“能力上較男性不足”“具有天然的母職”“易歇斯底里”等主體形象。近代醫學認為,子宮是女性不如男性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更是通過其精神分析中所謂的“陽具羨慕理論”用科學話語控制了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所謂的“神經科學”認為男性與女性在大腦構造上存在不同,并認為男性更適合理性的、腦力的工作,而女性適合家務、更偏向于機械的、重復性的勞動。這一知識構建的標準在職場活動中的直觀體現就是:男性更多地從事管理等高質量的工作,而女性則更多地處于被管理和服從的位置。同時,在現代性科學的規范下,社會對正常行為的普遍認識是男女之間的行為也要符合社會認可的基本的規范模式,女性參與交往的基本模式往往被構建為被動的客體。布爾迪厄從地中?？ū壤麃喩鐣娜祟悓W研究出發,認為整個社會秩序就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機器在不停地運轉著,它建立在男性統治的基礎之上,這通過勞動的性別分工、空間結構和時間結構等得以體現出來?！吧鐣澜绨焉眢w構造為性別顯示及性別的觀念和區分原則的擁有者?！盵16]這樣,性別之間的自然區分就成為一種人為的社會建構。男性統治其實并不是天經地義和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種歷史構造的產物。

于是,女性聽話、被動和男性攻擊性的、主動的社會性別標準便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滲透于每一個微觀系統,并達成了對身體的控制。潘綏銘等學者認為,社會對性關系的規范是通過女性來完成的[17]。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在《厭女》中也指出,那些所謂的男性其實是需要依靠女性才能成為標準的男性[18],通過對女性的客體化、對象化,貶低女性以成為社會認可的男性。

從微觀來看,作為社會系統之一的工作場所也被這種男性文化所支配。男女之間的統治關系不僅存在于全部社會空間中,同樣也存在于學校教育空間和職場勞動世界中,這會使男女之間的統治關系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16]150。職場文化總是難能擺脫宏觀社會文化的烙印,如果我們將分析聚焦于一個男權制文化較為盛行的單位中(見圖一),則在該工作環境之中,“厭女”文化自然會盛行,男性需要憑借對女性的性別霸凌以獲得“成為男人”的表征,女性的行為表現則通過“聽話”“隱忍”而成為這種文化的幫兇。在結構式的侵擾之下,這樣的工作場所很容易滋生出并進而形成男性騷擾女性的制度(當然,它總是體現為非正式制度),而這一制度一旦形成則會對其職場文化有著強化作用。逐漸地,這種微觀的權力結構也會反作用于社會,也使得男性統治得到鞏固和加強。難怪在布爾迪厄看來,如果說,男性統治最不可辯駁的地點是家庭,那么在家庭中其作用的象征力量的持續化和永久化原則,則基本上處于家庭之外,它存在于學校、社會機構以及它們特有的公開或隱蔽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其他活動之中[16]170?？梢哉J為,社會通過所謂“男子氣概”支配男性在職場中(事實上,這并不只限于職場,而是在于社會的各個系統乃至整個社會)霸凌、騷擾女性,通過“女性特質”支配女性隱忍男性的霸凌與支配。

圖1 職場性騷擾微觀、宏觀系統權力運作圖注:社會宏觀系統也在構建著作為主體的男性和女性

(二)權力支配男女身體

女性——當然也包括男性——都是被“社會”(而非“自然”)所塑造[19]。女權主義認為,?？碌臋嗔碚撃芙沂靖笝嘀迫绾瓮ㄟ^控制女性的身體以規訓女性。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指出了三種規訓女性身體的方式:第一,身體的尺寸,即女性的身材要求隨著父權制的變化而變化;第二,身體的裝飾性,即女性的身體必須做到諸如化妝、首飾、皮膚管理、穿搭等對身體的裝飾;第三,身體的姿勢,即社會對女性的姿勢、動作、表情有著更為嚴苛的限制[20]。事實上,這三種方式都離不開對女性身體的權力支配。

布爾迪厄指出,即便那些身處高位的婦女,她們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以在家庭方面和象征財產經濟方面不那么“成功”來為這種職業成功“付出代價”,性別統治的結構關系的真實性由此可見一斑[16]146。在職場中,對女性身體的控制更多的是通過服裝和動作來實現的,這兩者之間具有連貫的邏輯關系。在部分行業特別是服務業中,女性被要求穿著正式的裙裝,同時需要長時間穿著高跟鞋。裙裝和高跟鞋的功能是一致的,它們都能使女性看起來更加端莊得體,這兩者都是對女性無形的束縛,它們無時不刻地提醒女性注意自己的身份。由此,對服裝的控制進而發展為對姿態的控制:女性不能夠在身著裙裝的狀態下隨意動作,不能在穿著高跟鞋的情況下奔跑,部分姿勢(例如分開雙腿而坐、俯身等)都被染上了“不守規矩”和“浪蕩”的意味。而部分服飾(例如空姐制服)被沾染上了濃厚的女性職業意味,這種文化的建構又反作用于穿著制服的女性,使她們成為了性的客體,成為凝視的對象,并時常招致來自男性的語言甚至行為的侵擾。不少學者在分析權力對身體的控制時總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男性身體的控制,這是不全面的。事實上,權力在男性身體上的支配會移化為對女性或者說女性符號的性沖動。上野千鶴子曾經揭露并批判了男性被女性符號“馴化”的事實[18]15～22。男性對女性符號的青睞又影響著職場對女性的著裝要求,由此便進行了更深一步的規訓,這會使性騷擾中的權力結構逐步穩固并加深(見圖二)。

圖2 權力規訓身體運作圖注:實線表示直接作用,虛線表示間接作用。

四、女性職場性騷擾的解決之選

權力與話語的有機結合能有效地改變生存策略。權力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能賦予生命以各種各樣的權利[9]244。在曾經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女性還是被置于家庭生活的圈子里,但這種研究視角由于婦女運動和以婦女為中心的學術研究而受到挑戰[21]。女性主義是基于女性中心視角,以女性處境和經驗為起點的思想體系,它總是女性獨特的角度出發描述以及批判性地評估社會世界[15]161。盡管女性主義的興起有助于逐漸打破男性權力與限制女性職業發展之間的邏輯聯系,但是,男性作為性的主體進行相互確認的儀式性交談[18]23并沒有消除,針對女性的職場性騷擾依舊存在,對社會性別問題視而不見、對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持故步自封和敵視的態度依然是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21]190。性別平等不會自動得以解決和消除,打破沉默需要通過行動者意識的自覺及其集體行動和制度性變革才能最終得以實現。

(一)喚醒女性的主體意識

針對喚醒女性的自我意識,英國現代女權主義奠基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經指出,“最理想的教育,應該是為增強體質和培養精神而精心籌劃的理性鍛煉?；蛘邠Q句話說,就是要使個人獲得獨立自強的品德習慣?！盵22]?？伦詣摰摹叭俺ㄒ曋髁x(panopticism)”一詞借助于“全景敞視建筑(panopticon)”和“規訓社會”來闡釋人們如何受制于權力[8]219～255。其實,在現代社會中,男性文化對女性的規訓更為隱蔽復雜,靚麗的服裝、精致的妝容很多都帶有濃重的男性凝視色彩。男性文化通過復雜的方式支配女性,在職場中,將性騷擾正?；?、隱蔽化,而深陷于其中的女性受害者往往會由于一系列將男性文化規則自我內化的方式來合理化性騷擾。因此,應對工作場所中的性騷擾,不僅要追究施害者的責任,更要喚醒受害者的自主意識,同時必須強調政府、組織等相關責任人的積極行動[23]。如果女性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勇敢的人”“懦弱的人”“無能的人”,一言以蔽之,是“不能成為主體的人”,則永遠難以逃避作為別人支配對象的屬性[18]227。

(二)解構男性文化對男性自身的“桎梏”

要從根本上消除職場性騷擾,僅有主體意識的喚醒和自覺是遠遠不夠的,只有被困者的境遇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和解放,也就是她們受壓制的條件被消滅,真正的男女平等和社會平等才能實現。長期以來,性騷擾被常態化、正當化和無形化,被視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部分男性由于父權制的桎梏未能意識到性騷擾及其危害。職場性騷擾的防治不能夠僅依靠受害者的積極努力,更應當注重對“加害者”的預防教育。此,即為男性文化對男性自身“桎梏”的解構。

“女性解放”爭取的事對“女性階層的解放”[13]55。女性主義興起的原因和目的就在于保護和增強女性權利,這自然和平等意識的產生和自由、民主的社會秩序改革相關[24]。以?？碌囊曇皝矸治?權力始終以不同的方式銘刻在個體身上,當對它的約束和制約通過身體運動表現出來時,道德準則的作用需要得以發揮[9]241。誠然,權力存在于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性和女性之間,這些微觀系統是具體的、不斷變化的,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權力對于性的控制,其實質在于“權力的色情化”[18]211。而要消除這一控制,就需要解構父權制對男性的桎梏。只有當明確意識到權力對于個體的支配之后,我們才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以解構權力對主體的構建,這不僅是破解女性職場性騷擾的之道,更是促進性別平等和女性解放的良方。

(三)不斷完善現行法律法規

2005年8月,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在法律層面規定了用人單位應當制止職場性騷擾,該立法舉措具有開創性。2018年《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征求意見稿第三篇“人格權”中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在工作場所采取合理的預防、投訴、處置等措施,預防和制止性騷擾行為;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行動或者利用從屬關系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2021年《民法典》第1010條規定了目前對性騷擾的定義及特征。2021年12月20日提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中例舉了性騷擾常見的形式。

應該看到,中國在立法禁止職場性騷擾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針對職場性騷擾的定義愈發清晰和明確,對職場性騷擾的具體表現形式的規定也更加具體化。同時,我國相關立法也開始注重對受害者的救濟。不過,在具體的司法實踐領域中,職場性騷擾法律規制體系仍然存在著立案難、證明難、賠償難等較為明顯的短板[25]。同時,對職場性騷擾的立法依舊沒有跳脫出對主體的建構,更多的是對加害者的處罰?？偟膩碚f,對防治性騷擾的本土化研究的任務還很艱巨,這既要有國際視野,更要立足中國國情和本土實踐,不斷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防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