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胡清清,楊曉霞

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旅游研究所,重慶,400715

內容提要：地質文化村(鎮)是地質文化科普的重要窗口,也是所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托,對其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對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的進一步評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運用最鄰近指數、不平衡指數、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測器方法,對我國50個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研究表明:①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類型為隨機分布型;②各省(市、區)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差異明顯,空間分布不均衡,呈“東多西少”格局;③地質文化村(鎮)形成1個高密度核心區、2個次高密度集聚區、1條核心延長帶;④影響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格局的因素由特色地質資源、自然條件以及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3個一級指標構成,其中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最大且效果顯著。在今后地質文化村(鎮)的評定建設中,應加強中西部地區地質文化村(鎮)的建設和申報;適當給予中西部地區地質文化村(鎮)評定傾斜;加大地質文化村(鎮)宣傳力度;充分發掘地質特色及民俗文化,加強地質文化村(鎮)與文化的融合。

地質遺跡是自然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發展地學旅游增加經濟收入、推進科學普及科學研究等(趙汀等,2005;陳安澤,2016)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許多地質遺跡分布于偏遠的鄉村,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背景下,中國地質學會于2021年、2022年相繼評選認定了2批共50個地質文化村(鎮)(殷小艷和張麗華,2021;殷小艷, 2022)。地質文化村(鎮)是指依托地質資源稟賦,通過深度挖掘地質科學和文化,將其與鄉村、鄉鎮建設相融合,發展特色產業和經濟,提升鄉村、鄉鎮生活品質和文化內涵,形成的宜居宜業的特色村(鎮)( 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 中國地質學會?; 高夢瑤等,2020)。地質文化村(鎮)的建設將地質遺跡調查成果運用于實踐,使全國地質遺跡調查工作中發現的不符合申報地質公園和地質遺跡自然保護區而又需要進行保護的地質遺跡資源以建立地質文化村(鎮)的形式得以保護(趙吉昌等,2021),使地質工作服務社會的尺度由省(市、區)向村(鎮)級延伸,是地質公園、礦山公園等保護區的補充(丁華等,2022);將地質科學(如地球演化過程等)和各種民俗文化(如傳統習俗、特色美食、工藝品、農耕文化等)相結合,發展文旅產業,帶動區域旅游產業發展及經濟增長;同時通過科普地球科學,教育民眾認識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生態文明思想,以重塑新時代地質事業的新形象,使其成為開辟地質工作服務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新途徑?。

學術界對地質文化村(鎮)進行了多視角的研究。丁華等(2020,2022)對地質文化村的科學內涵、建設內容與實施路徑,建設的理論體系構建與實踐模式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孟慶偉等(2021)對地質文化村建設中的地質要素及文化融合進行了剖析;彭俊等(2019)對地質文化村(鎮)規劃編制思路與方法進行了探索;王瑛等(2019)、王瑞豐等(2020)、趙吉昌等(2021)對地質文化村的建設提出了建議;趙洪飛等(2018)對貴州六盤水月照旅游地質文化村地質遺跡景觀保護進行了研究。曾鑫等(2023)討論了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地質文化村的規劃編制問題。 張博(2023)探討了人居環境治理視域下地質文化村建設路徑。 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格局是對地質遺跡進一步開發建設和整體布局的前提與依據,作為助力鄉村振興的“旅游品牌”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平臺,其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目前缺乏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筆者等擬從地理空間視角,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的科學布局及其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最鄰近指數。最鄰近指數(R)可用來刻畫點要素的空間分布是集聚型、隨機型還是均勻型。其原理是測算地理空間中每個點與最鄰近點之間的距離,取其平均值得到最鄰近平均距離,最鄰近指數R即是指實際最鄰近平均距離與理論最鄰近距離的比值。其計算公式為(謝志華等,2008):

(1)

式中:r為實際最鄰近距離;r′為理論最鄰近距離;D為點密度。當R=1時,點要素分布狀態為隨機;當R>1時,點要素趨于均勻分布;當R<1時,點狀要素趨于凝聚分布。

(2)不平衡指數。不平衡指數(S)用于衡量研究對象在不同區域的均衡程度,筆者等用其度量地質文化村(鎮)在全國范圍內的分布均衡狀況,其計算公式為(謝志華等,2008):

(2)

式中:n為省(市、區)數量,Yi為各省(市、區)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占全國的比重從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計百分比。不平衡指數S介于0和1之間,當S=0時,地質文化村(鎮)平均分布在各省(市、區)中;當S=1時,地質文化村(鎮)全部集中在一個省(市、區)中。

(3)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法用于分析地理要素在不同地理空間出現的概率,能夠清晰地反映所研究地理要素的空間分布密度。筆者等用其分析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密度狀況。其計算公式為(吳必虎等,2012):

(3)

式中:Fn(x)為核密度估計值;h為帶寬(h>0);n為地質文化村(鎮)的總個數;k(x)為核函數;(x-xi)則表示估值點x到xi處的距離。其中Fn(x)值越大,表示地質文化村(鎮)越密集。

(4)地理探測器。地理探測器是探測空間分異性的工具,通過探測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空間分布格局的一致性,揭示地理要素產生空間分異的驅動因子及其解釋力度。筆者等運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各影響因素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異性的影響強度。其計算公式為(王勁峰等,2017):

(4)

1.2 數據來源

筆者等分析范圍為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港澳臺除外),選取第一批和第二批全國地質文化村(鎮)作為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2021年和2022年中國地質學會公布的地質文化村(鎮)名單(表1),其中第一批26個,第二批24個,共計50個。借助百度坐標API拾取器系統獲取研究樣本的具體經緯度坐標,地圖數據邊界和省級行政邊界以國家標準地圖為底本,借助ArcGIS 10.8軟件建立地質文化村(鎮)矢量數據庫,進行可視化表達(圖1)。研究中涉及的各省(市、區)省級及以上地質遺跡數量來源于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的“全國重要地質遺跡調查”項目成果,其中廣西壯族自治區地質遺跡由該項目成果以及相關論文得到(蔣華斐等,2010;黃松等,2015;李燕林等,2016);全國數字高程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s://www.gscloud.cn/search);降雨量、氣溫均來自地理監測云平臺(http://www.dsac.cn/DataProduct);植被覆蓋度來源于MOD13A3數據集中2021年全國1km NDVI數據(https://doi.org/10.5067/MODIS/MOD13A3.006),具體數值則利用ENVI和ArcGIS軟件處理所得;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數量來源于各省(市、區)林業局依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名錄的統計,古樹名木數量來源于第二次全國古樹名木資源普查,其中海南省、內蒙古赤峰市的古樹名木來源于相關文獻?(張昌達,2019);地區GDP、人均GDP、年末常住人口、人口密度、第三產業產值和公路通車里程等均來自各省(市、區)2022年統計年鑒和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省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來源于各省(市、區)公布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統計和國務院官網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http://www.gov.cn/index.htm);“旅游”“鄉村”提及次數來源于各省(市、區)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

圖1 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 [底圖源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審圖號GS(2019)1822號]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towns) in China(Organic drawing from the standard map servic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figure number GS (2019) 1822)

2 全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特征

2.1 空間分布類型

利用ArcGIS 10.8軟件中的“平均最近鄰”工具計算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的最鄰近指數,經運算得到地質文化村(鎮)的最鄰近指數R=0.9129<1,表明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總體呈隨機分布態勢。

2.2 空間分布均衡特征

由表1和圖1可知,各省(市、區)地質文化村(鎮)分布數量差異明顯。從全國尺度來看,以胡煥庸線為界,我國地質文化村(鎮)分布呈“東多西少”的空間分布態勢,以東占比為88%,以西占比為12%。從東、中、西三大地帶來看,東部地區占比最高,達到48%;西部地區比例次之,為32%;中部地區比重最低,為20%。從八大分區來看(表2),長江中游地區、北部沿海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位列前三位,占比分別達24%、18%、18%、12%,總占比達到總數的72%;其次是西北地區、黃河中游地區、西南地區,占比分別為10%、8%、8%;東北地區占比最少,僅占2%。進一步計算地質文化村(鎮)不平衡指數S=0.5174,表明地質文化村(鎮)在各省(市、區)分布不均衡。

表2 八大分區地質文化村(鎮)的數量分布Table 2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towns) in eight regions

2.3 空間分布密度特征

運用ArcGIS 10.8中核密度分析方法,對地質文化村(鎮)進行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時像元大小和搜索半徑采用默認值,并根據自然斷點法將密度值由高至低分為5類,制作地質文化村(鎮)核密度分析圖(圖2),進行數據的可視化分析。

圖2 我國地質文化村(鎮)核密度圖[底圖來源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審圖號GS(2019)1822號]Fig.2 kernel density map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towns) in China(Organic drawing from the standard map servic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figure number GS (2019) 1822)

由圖2可知,我國地質文化村(鎮)形成了1個高密度核心區、2個次高密度集聚區和1條核心延長帶,在各區域總體上呈現明顯的由中間向外圍擴散、由沿海向中部延伸的“核心—邊緣”型分布特征。具體看來,1個高密度核心區為長三角區域,2個次高密度核心區分別位于北部沿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核心延長帶分別穿過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

3 影響因素分析

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特征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筆者等利用地理探測器來分析相關因素對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格局的影響。

3.1 指標選取

通過梳理前人對于地質公園等相關研究成果(黃金火,2005;劉海龍等,2010;姚維嶺等,2011;何小芊等,2014),基于《地質文化村(鎮)星級評定標準(試行)》?和《地質文化村(鎮)建設工作指南》?,綜合考慮指標數據的科學性與可獲得性,以“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為結果變量,以“地質文化村(鎮)數量”為測度指標,從特色地質資源、自然條件、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3個維度出發,構建由18個指標組成的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因素指標體系(表3)。

表3 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因素的地理探測器運算結果(q值)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Geodetector (q value) of factors affec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towns) in China

3.2 結果分析

依據地理探測器原理,將上述選好的指標數據運用ArcGIS 10.8軟件以自然間斷點分級法進行重分類,將各指標均轉化為類型量,隨后運用地理探測器模型進行計算,得到作用于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各指標的q值,通過得到的q值詳細分析各影響因子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作用強度(表3)。

由表3的q值可知,一級指標中,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自然條件>特色地質資源,即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最大。

二級指標中,自然條件的特色生物資源>自然環境>地形地貌;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的社會經濟>交通條件>政策環境>人文資源;綜合來看,社會經濟>交通條件>政策環境>特色生物資源>人文資源>自然環境>地形地貌>地質遺跡資源,說明地質文化村(鎮)主要受到社會經濟、交通條件、政策環境、特色生物資源以及人文資源的影響,同時各二級指標下的三級指標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格局解釋力大小均有所不同。具體分析如下:

3.2.1特色地質資源因素

地質遺跡是地質文化村(鎮)形成的基礎,地質文化村(鎮)的建設亦是地質遺跡的保護方式之一,同時起到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故地質遺跡是影響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筆者等選取各省(市、區)省級及以上地質遺跡數量(X1)進行分析,q值為0.13,p值為0,說明地質遺跡數量影響著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但是影響較小。其原因是地質文化村(鎮)的評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雖然部分省份擁有的省級及以上地質遺跡數量較多,但是由于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較落后,使其地質遺跡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如云南、廣西、四川、貴州等西部地區,其省級及以上地質遺跡數量均位于前列,但地質文化村(鎮)數量極少甚至有的省為0。

3.2.2自然條件因素

(1)自然環境。優質的自然環境是提升地質文化村(鎮)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在探究自然環境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影響程度時,選擇降水量(X2)、溫度(X3)和植被覆蓋度(X4)作為影響因子進行測算。溫度和降水量是影響人類生活適宜性的主要因素,地質文化村(鎮)所處區位的降水量以及氣溫對其分布也有著一定影響,其中降水量的影響較大,q值為0.33,而氣溫q值為0.29,雖小于降水量的q值,但對地質文化村(鎮)的影響同樣顯著,說明自然環境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具有氣候指向性;此外,降水量和溫度共同影響植被的生長發育,從而影響植被覆蓋度,進而可用植被覆蓋度來綜合說明該地的環境狀況。通過地理探測器對植被覆蓋度因子進行測算,能很好地了解植被覆蓋度與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之間的關系。經測算,植被覆蓋度q值為0.34,p值為0,說明植被覆蓋度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有顯著影響;其中,植被覆蓋度為高類(大于75%)的省份所評定建設的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占比高達86%。

(2)地形地貌。地質文化村(鎮)歸于地質公園體系之下,又不同于地質公園。地質文化村(鎮)是人們居住生活的地方,其建設需要考慮宜居性等;地形地貌是地質公園分布的重要影響之一(王成武等,2022);地形地貌是構成村(鎮)的基礎格局條件,即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也會受到地形地貌的不同程度影響。通過地理探測器對高程(X5)、坡度(X6)、坡向(X7)進行測算,q值分別為0.31、0.12、0.26,p值均為0,結果表明高程、坡向對地質文化村(鎮)分布的影響較大,坡度的影響較小?？傮w來說,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受高程、坡度、坡向的綜合影響,如擁有地質文化村(鎮)最多的浙江省,其地形呈階梯狀傾斜,而新疆、西藏等地由于海拔較高,地形曲折等原因,不利于地質文化村(鎮)的評定建設。

(3)特色生物資源。豐富的特色生物資源使地質文化村(鎮)更具特色,有利于地質文化村(鎮)的開發、建設,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在考察特色生物資源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影響時,選擇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X8)、古樹名木(X9)進行因子探測分析,q值分別為0.38、0.40,p值均為0,表明各省(市、區)所擁有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和古樹名木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有重要的影響;古樹名木相比于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的影響更加顯著。如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數量和古樹名木數量都大于均值,每個省份地質文化村(鎮)的數量至少是2個及以上,并且古樹名木數量超均值的省(市、區)其地質文化村(鎮)數量總和占比超50%。

3.2.3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因素

(1)社會經濟。選取了地區GDP(X10)、人均GDP(X11)、人均可支配收入(X12)和第三產業產值(X13)四項經濟因素指標以及年末常住人口(X14)、人口密度(X15)兩項社會因素指標探測社會經濟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影響程度。經濟因素四項指標q值分別為0.52、0.29、0.52、0.51,p值均為0,表明經濟因素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較顯著。影響力排序為地區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產值>人均GDP,說明地區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地質文化村(鎮)建設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我國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地質文化村(鎮)分布廣泛,反觀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因基礎設施相對滯后,使得地質文化村(鎮)的評定較為困難。社會因素兩項指標q值分別為0.44和0.41,表明年末常住人口數的影響大于人口密度;其中,年末常住人口數排名前十的省份所擁有的地質文化村(鎮)數量超總數的50%,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省份所擁有的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占比42%,表明社會因素兩項指標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均具有顯著影響?？傮w來說,社會經濟因素綜合影響區域的諸多方面,進而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產生重要影響。

(2)交通條件。據統計,地質文化村(鎮)超過一半(26個,52%)的建設模式為“地質+生態旅游”,對于發展旅游來說,交通是旅游地可進入性的核心要素。筆者等選取公路通車里程(X16)對交通條件進行因子分析,q值為0.42,p值為0,表明交通條件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有著正向決定力。我國交通發達的中東部地區擁有的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占比近50%,而交通不發達的西北地區地質文化村(鎮)僅占10%。

(3)人文資源。人文資源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總和(萬平等,2022),是地質文化村(鎮)開發、建設的依托;地質文化村(鎮)建設可極大地豐富村落的文化內涵,同時促進旅游業發展,帶動鄉村經濟(丁華等,2022)。筆者等選擇省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X17)進行因子探測,q值為0.36,p值為0,說明省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有著較強的影響。統計表明,有一半以上的省(市、區)省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超過均值,地質文化村(鎮)數量總和占比高達74%,其中,浙江、山東、河北等省份的省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均位于全國前列,這些省份也開發建設了相對較多的地質文化村(鎮)。

(4)政策環境。為了分析政策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影響,筆者等選擇政府工作報告中“旅游”“鄉村”提及次數(X18)作為變量因子,經探測,q值為0.41,p值為0,表明政策環境對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有著顯著影響。如“旅游”“鄉村”提及次數較高的西南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均有地質文化村(鎮)的分布,而黑龍江、寧夏、陜西等省份“旅游”“鄉村”提及次數較少,其地質文化村(鎮)數量為0。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1)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類型為隨機分布型,最鄰近指數為0.9129。

(2)各省(市、區)地質文化村(鎮)數量差異明顯,空間分布不均衡,呈“東多西少”格局。在胡煥庸線以東占比88%;從東、中、西三大地帶來看,東部占比48%;按八大分區分析,則主要集中在長江中游、北部沿海和東部沿海地區。各省(市、區)地質文化村(鎮)的不平衡指數為0.5174,不均衡態勢明顯。

(3)地質文化村(鎮)分布密度不均勻,形成了1個以長三角為核心的高密度核心區;2個次高密度集聚區,即北部沿海和東南沿海地區;1條涵蓋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核心延長帶;總體上呈現出由沿海向內陸中部延伸、由中心向外擴散的“核心—邊緣”態勢。

(4)我國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特色地質資源、自然條件、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其中,社會經濟與人文資源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影響最大且效果顯著,自然條件次之,特色地質資源影響最小;在二級指標中,地質文化村(鎮)主要受到社會經濟、特色生物資源、地質遺跡資源的影響;在三級指標中,地質文化村(鎮)所在省(市、區)的地區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產值、年末常住人口、人口密度、“旅游”“鄉村”提及次數、高程等因素對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布的影響最大。

4.2 建議

(1)加強中西部地區地質文化村(鎮)的建設和申報,優化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布局。研究結果表明,地質文化村(鎮)在數量及空間分布上呈“東多西少”格局,而統計發現中西部地區擁有的省級及以上地質遺跡數量位于全國前列,因此,中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區域地質遺跡資源,積極申報地質文化村(鎮)品牌,進而實現地質文化村(鎮)在各省(市、區)之間在數量上達到均衡發展、在空間上達到均衡分布。

(2)適當給予中西部地區地質文化村(鎮)評定傾斜,促進地質文化村(鎮)在全國協調發展。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經濟是影響地質文化村(鎮)空間分異的主要因素,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東部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在村莊(鎮)基礎設施、科普設施及服務設施建設情況等評選條件方面不如東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地質文化村(鎮)的數量。因此,在今后的地質文化村(鎮)評定過程中,地質文化村(鎮)評定機構應適當給予中西部地區政策傾斜,助力中西部地區開展地質文化村(鎮)的申報評定工作,促進地質文化村(鎮)在全國范圍內的協調發展。

(3)加大地質文化村(鎮)宣傳力度,帶動欠發達區域經濟發展。地質文化村(鎮)是近年來地質學界塑造的一個新品牌,與世界地質公園、國家地質公園以及國家礦山公園等著名品牌相比,地質文化村(鎮)的知名度還不高,品牌影響力不強,因此要充分利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如微博、抖音、微信公眾號等平臺加強宣傳,同時開展諸如攝影大賽、旅游推介會等宣傳活動,以提高地質文化村(鎮)的知名度及其吸引力,推動地質文化村(鎮)的發展。尤其對于中西部有著較豐富的地質遺跡資源的地區來說,更應加大對地質文化村(鎮)的宣傳力度,借助地質文化村(鎮)的發展帶動鄉村經濟,帶動區域整體發展,實現地質文化村(鎮)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乘數效應。

(4)充分發掘地質特色及民俗文化,加強地質文化村(鎮)與文化的融合?！暗刭|為基、文化為魂、融合為要、惠民為本”是地質文化村(鎮)建設的基本定位?,而研究結果表明,地質文化村(鎮)的空間分布格局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強相關,與地質文化村(鎮)建設本身至關重要的“地質資源”和文化等相關度較低。因此,各省(市、區)在地質文化村(鎮)的建設中,應注重地質特色以及鄉土文化的深度發掘,實現“地質文化與鄉村文化、地球故事與村民故事、農業地質與農耕文化等”的融合(丁華等,2020),形成獨具特色的地質文化,將地質科學與文旅產業相結合,促進地質文化村(鎮)的地質和文化資源“變現”。尤其是地質文化村(鎮)集聚的東部地區,如長江中游、東南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應深度融入文化內涵,豐富地質文化村(鎮)產品類型,建成世界知名的地學文化旅游目的地,實現助力鄉村振興的目的。

致謝：感謝審稿專家們的寶貴修改意見!

注 釋 / Notes

? 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 中國地質學會. 2020. 地質文化村(鎮)建設工作指南(試行).

? 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 2019. 推進地質文化村(鎮)建設總體工作方案(2019～2021年).

? 烏志顏, 張書理, 于海蛟, 阿拉坦圖雅, 李向晨, 楊永昕, 張帆, 丁明秀, 曹洪杰. 2012. 赤峰市古樹名木資源現狀研究與綜合價值評價. 赤峰市林業科學研究院研究報告.

? 中國地質學會. 2021. 地質文化村(鎮)星級評定標準(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