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測度及其協調性研究

孟 曉， 田明華， 杜 磊， 馬 爽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2］。2022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首次提出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現階段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協調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笆奈濉背跗?，中國完成了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進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1-2］，但仍存在許多問題與挑戰。一是農業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中國農業科技貢獻率仍落后于發達國家［3］；非專業化、碎片化以及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不利于降低生產成本；化肥、農藥使用強度高于國際安全上限標準和世界平均水平［3-6］。二是中國農村與城鎮發展存在差距。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低于城鎮15個百分點［7］，文化、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缺口較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未發生根本性變化［1,4-5］。三是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存在“差速問題”，不利于協調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8］。四是省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區域差異，影響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9-11］。

黨的十九大之前，關于農業現代化的研究占絕大部分［6,12］，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并將“農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一并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目標［13］。專家學者們認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由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有機耦合而成，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又相互交融［6,8,14-16］，若將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割裂或者厚此薄彼，就會陷入農業加快發展和農村加速凋敝的“極化陷阱”［8,13］。為了解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專家學者們通過構建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或多元線性加權法評價全國或區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10,17-19］，并指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要重視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厘清區位地理條件、人地關系等資源稟賦、土地制度、農地社會保障功能等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影響［1-2,5,20］。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側重理論內涵辨析與路徑研究等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多為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評價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但指標選取和指標權重測算方面還需斟酌，且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耦合共生、協調互動的現代化［2］，而中國對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協調發展方面的研究還存在空缺。因此，該文遵循“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的原則構建指標體系測度2010—2020 年中國30 個?。ㄊ?、區）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并分析其時空特征，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協調性并探索其空間相關性，通過判斷滯后類型發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中的短板，為協調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一定的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農業農村現代化包含農業產業體系現代化、農業生產體系現代化、農業經營體系現代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現代化、農村居民思想觀念和生活質量現代化、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8］，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和核心要義，農業農村現代化要通過鄉村振興的“二十字”方針支撐［4］。因此，該文以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為根本依據，結合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字”方針內容，遵循農業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原則，借鑒前人研究［10,18-19,21-25］，構建農業農村現代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城鄉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各?。ㄊ?、區）統計年鑒。農業科技人員數量缺失數據使用插值法補齊，其他部分缺失數據由相近年份數據代替補齊。為了解決不同指標的量綱、數量級和指標的正負性差異問題，該文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27］，具體公式如下：

正向指標原始數據的標準化公式為：

負向指標原始數據的標準化公式為：

式中：Xij為原始數值；X′ij為研究單元i指標j的標準化數值；maxXj、minXj分別為研究單元i的Xij最大值、最小值。

1.3 研究方法

1.3.1 多指標綜合測度法使用熵值法對指標賦權，根據標準化后的數據的客觀離散程度確定其權重［28］。然后使用多元線性加權法分別求得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pij為研究單元i指標j的歸一化值；k為系數；n為研究單元總數；sj為指標j的熵值；wj為第j項指標的權重；m為參評指標個數；G為系統最終發展水平指數。

1.3.2ArcGIS空間分析該文選擇2020 年數據，運用ArcGIS 10.2軟件中的自然斷裂法，按照組內方差小、組間方差大的原則將不同地區劃分為4 個等級［29］，由低到高分別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探索中國各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1.3.3 耦合協調度模型及滯后類型判斷耦合協調度模型共涉及耦合度（C）、協調度（T）、耦合協調度（D）3個指標的計算，耦合度反映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程度，協調度體現協調狀況的好壞，計算公式如下所示［30］：

式中：U1、U2分別為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α和β為待定系數，反映系統對整體發展水平的貢獻程度，該文參照前人研究［30］，基于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的原則，設定α和β分別等于0.5。該文根據耦合協調度將耦合協調類型劃分為極度失調至優質協調10個等級［31］。

為進一步研究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同步程度，發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短板，借鑒前人［32］研究，以子系統發展水平指數的差值為依據判斷相對滯后類型。相對滯后類型是比較本地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與本地的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若該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的差值大于0，則此地區為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若差值小于0，則此地區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若差值等于0，則此地區為平衡發展。

1.3.4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法（ESDA）通過計算2010、2015、2020 年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的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I）和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sI），借助Moran散點圖和LISA值揭示全局和局部空間聚集、異常狀態和顯著程度［33］。其中，全局莫蘭指數、局部莫蘭指數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空間單元總數；Xi和Xj為i和j單元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Xˉ為均值；S2為方差；Wij為空間權重，本文采用0～1權重為空間權重。

給定顯著性水平時，全局莫蘭指數為正且越接近1 說明全局聚集程度越高；全局莫蘭指數為負且越接近-1 則說明全局差異越明顯。局部莫蘭指數大于0 表示局部空間聚集，小于0 則表示局部空間異常。根據局部莫蘭指數得到的Moran散點圖展示各研究單元與周邊研究單元的空間分布情況，若研究單元落在第一象限表示其發展水平高值被高值包，為高高集聚型；落在第二象限表示低值被高值包圍，為低高集聚型；落在第三象限表示低值被低值包圍，為低低集聚型；落在第四象限表示高值被低值包圍，為高低集聚型，基于Moran散點圖的LISA分析可以進一步顯示局部空間單元聚集或異常的顯著性。

2 結果與分析

2.1 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分析

2.1.1 時序分析根據公式（1）～（6）計算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圖1）。2010—2020年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以21.74%的年均增長率不斷提升，從0.120增長到0.860；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年均增長率15.59%；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年均增長率26.97%，三者均呈起伏增長趨勢。

圖1 2010—2020年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Fig.1 Indice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10—2020

2.1.2 空間分析2020 年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等級空間上廣泛的分布在各地區；高水平與中高水平等級分布范圍較小且集聚在沿海地區，包含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廣東和福建（圖2）。

圖2 2020年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2020

農業現代化發展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等級主要分布在西北、東北和西南地區；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等級則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另外新疆作為“老牌”畜牧業、“招牌”林果業發展基地，與糧食產量排名全國第一的黑龍江同屬于農業現代化發展中高水平等級。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等級空間上分布在北京、天津、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7 省市，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布相似，除此之外的?。ㄊ?、區）均為低水平和中低水平類型，農村現代化與經濟區域劃分原則具有較強的關聯性［11］，呈現由東南沿海到內陸地區的高水平到低水平等級的梯次轉移。

2.2 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協調性分析

2.2.1 耦合協調度結果及空間相關性根據公式（7）～（9）計算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表2），結果顯示，2010—2020年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度基本接近1，說明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互相影響、相互制約程度高；耦合協調度由0.100提升至0.995。黨的十九大報告將農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放到同等重要的戰略位置，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協同發展受到重視，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耦合協調等級提高。

表2 2010—2020年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Tab.2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10—2020

中國省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布差異較大，省域耦合協調度內部差異及空間分布特征還需進一步探索。因此，使用ESDA方法，探索農業與農村現代化協調發展的空間集聚與分異。2010、2015年和2020年全國省域耦合協調度的全局莫蘭指數在0.491～0.522 之間（表3），說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呈顯著的同類集聚。

表3 2010、2015年和2020年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的全局莫蘭指數Tab.3 Global Moran’s I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2010,2015 and 2020

根據公式（11）計算局部莫蘭指數，并繪制Moran 散點-LISA 分布圖（圖3），分析局部空間集聚情況。由圖3 可知，2010—2020 年顯著高高集聚型和高高集聚型分布范圍維持在東部沿海地區，顯著低低集聚和低低集聚型則鎖定在東北、西部和中部地區，其中顯著低低集聚型數量增多且空間上有北移趨勢。表現為空間異常的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型地區分布高耦合協調度與低耦合協調度的過渡區域，2020年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高值與低值地區過渡區域較2015 年明顯減少，區域對立趨勢增強，高值地區難以向低值地區擴張，這種情況在北方尤其東北地區更加明顯。

圖3 2010、2015年和2020年全國省域耦合協調度Moran散點-LISA分布圖Fig.3 Moran scatter-LISA distribution map of national provinc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2010,2015 and 2020

2.2.2 協調類型及滯后類型分析2020 年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協調類型多為勉強協調及以下協調等級，且均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等級；初級協調及以上協調等級均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高和高水平等級，其中上海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表現為高水平且為優質協調（表4）。

表4 2020年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及耦合協調類型分布Tab.4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ypes in 2020

通過計算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的差值判斷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相對滯后類型（圖4）。初級協調及以上協調等級中上海、天津和北京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類型。2020 年上海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均排名全國第1，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9%［34］，鄉村人口占比不斷下降、鄉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城鄉收入差距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左右，與現代化后期農村現代化對農業現代化強反作用力特征吻合［8］。同為農村現代化發展高水平等級的天津和北京，2020年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分別排名全國第12和第13，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僅為上海的61.63%和70.51%。2020 年北京人均第一產業生產設備投入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0，但萬元農業GDP 耗水卻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 倍，且北京和天津的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占比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低投入、低效率、高能耗的農業生產模式不利于天津和北京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福建、浙江、山東為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型，廣東和江蘇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差值小于0.05，相對平衡發展，以上幾省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及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2020 年排名雖位于全國前15名，但農業農村發展水平指數在上海的50%～65%之間，可能是由于未找到農業與農村協同發展的最佳方式，所以耦合協調度一直停留在初級和中級協調階段。

圖4 2020年省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數差值Fig.4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and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in 2020

勉強協調及以下協調等級大多為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型，包括11 個糧食主產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明顯高于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由于二者失調，導致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偏低；也存在平衡但不協調類型，譬如陜西、廣西、海南、云南，存在水熱條件不佳或土地類型及耕地面積受限等缺陷，且經濟欠發達，陷入農業類高素質人才缺失和農業資金流失的困境，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也一直是較低和低水平等級，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處于“雙低困境”，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存在相互抑制、相互制約的風險。

3 討論

與現有大多數測度和分析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研究［17,22-24,35］相比，本文考慮農業農村現代化是由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2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子系統有機耦合而成的整體［6,8］，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需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共生、融合互補、協調互動［2］，因此，借鑒覃誠等［10］的做法，構建包含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2 個子系統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分別測度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與2 個子系統的發展水平，但上述研究并未探索二者協調程度及其對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影響。因此，本文使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關系，得到耦合協調等級優劣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等級高低呈同向相關的結果，并進一步判斷發展的滯后類型，發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短板。

根據測度和時空分析結果，本文討論了各地區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對策：（1）東部沿海地區應基于發達的二三產業延長農業產業鏈，借助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條件發展創匯農業，但由于地均化肥、農藥及能耗較高，需注意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東北地區產業經營系統水平指數較低，應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力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西北地區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并大力發展畜牧業和林果業。西南地區由于存在森林和濕地等特殊地形地貌，應注重生態環境的維護，在此基礎上發展生態農業。（2）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優于其他地區，但是鄉村文明建設還有待提高，應進一步提高農民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其他地區存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較差和農民生活水平偏低的共性問題，鄉村治理水平也較低，應逐步形成政府主導、社會資本投入鄉村建設的基本格局，特別是西北和東北地區要注意鄉村生活垃圾、污水處理水平的改善。

根據耦合協調等級和滯后類型，本文討論了各地區協同推進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對策：（1）初級協調及以上等級中，北京、天津等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類型地區應摒棄長期依靠城市擴張帶來的擴張性增長與資源轉換帶來的商業收割，借助科技、人才、資金優勢大力發展保障都市基本農產品供應的城郊農業和高附加值的創意農業。福建、浙江、山東、江蘇、廣東應注意農業產業與區域特征的適配度，避免“產業復制”“千村一面”。（2）勉強協調及以下等級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地區應在保障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給的同時保證農村發展政策的有效性，避免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脫節；“雙低”但失調地區應正確認識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立足鄉村現狀和區域優勢，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然而，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不同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主要矛盾會發生改變，因此今后的研究中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需不斷完善；另外，影響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協調性的具體原因還需要進一步通過可靠的實證分析進行驗證，為今后全面、高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依據。

4 結論

（1）2010—2020 年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均為波動上升趨勢。2020 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高水平與中高水平等級均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業現代化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等級則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地區，還包括新疆和黑龍江，其余地區均為中低和低水平等級，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布差異較大。

（2）2010—2020年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耦合協調度不斷增長，全局莫蘭指數在0.491～0.522 之間，空間上呈顯著的同類集聚，其中高值集聚類型由沿海地區向內陸緩慢擴張，低值集聚類型有北移趨勢，高值與低值地區過渡區域減少、對立趨勢增強。

（3）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等級優劣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等級高低呈同向相關。初級協調及以上等級中，北京、上海、天津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山東、浙江、福建表現為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江蘇、廣東則較平衡發展；勉強協調及以下類型基本為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以及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和農村發展水平“雙低”且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