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遷改造居民的“知情意”
——風險感知、政府信任及焦慮情緒對政策支持意愿的影響

宋金波,錢 琛,馮 卓,馬 亮

(1.大連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2.上海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444)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通過土地或房屋征收、為征遷居民提供貨幣補償或實物安置、老舊小區改造等政策安排,實現了困難家庭居住條件的改善和城鄉面貌的提升?！笆濉逼陂g,城鎮棚戶區改造超過2 100萬套,6 200萬戶居民從危房搬入安全房,推進了城鄉融合發展?！笆奈濉币巹澨岢隽诵滦统擎偦伞耙幠Ｅc速度”向“質量與品質”轉變的縱深發展要求?！?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進一步指出,“推進以老舊小區、老舊廠區、老舊街區、城中村等‘三區一村’為主要內容的城市更新行動”,因地制宜地實施征遷改造?！耙匀藶楹诵摹笔切滦统擎偦幕疽x,對民意的重視與滿足是實現該要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實際的征遷改造工作中,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其形成機理一直缺乏有效闡釋和應對,增大了民意表達扭曲和發生社會風險的可能性。

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對征遷改造工作具有重要影響,并從理性認知和情緒兩個方面探索了其成因。

從認知視角出發,現有研究以檢驗、比較多重認知因素以及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居民意愿的影響為主[1-2],認為居民作為具備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理性的社會人,其對征遷改造態度和意愿的形成依賴于風險及收益因素的考量,包含補償、生計、公共服務水平、鄰里關系等多個維度[3]。但對上述維度的討論較為分散,缺乏對風險感知的系統性建構與測度[2]。盡管西方征遷改造工作開展較早,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4],但中西方征遷改造背景和文化情境差異導致亟需全面梳理中國征遷改造情境下風險感知變量的內涵。西方國家的征遷實質是新自由主義下對底層低收入群體的剝奪與驅逐1)加拿大在城市化進程中對原住民實施了驅逐、同化甚至屠殺,詳見報道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7/23/c_1211253759.htm,而我國則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即從趨利性的土地城鎮化迅速過渡到以人為核心的人口城鎮化,旨在通過社會再分配政策將脫離城鎮化浪潮的貧困群體拉回城鎮主流社會,確保居民生活條件得以改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塑造形成的居民思想觀念、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將影響征遷改造過程中居民風險感知的建構。

在征遷改造政策的推行過程中,決定居民支持意愿的認知因素除了風險感知外,還包括居民對于政策實施主體的評價[5],尤其是居民對政府的信任水平可以有效刻畫居民對政策實施主體的認知并影響居民支持意愿[6]。在西方驅逐性征遷改造的情境下,居民對政府的低信任因素被嚴重忽視。而在中國情境下2)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2020年全球信任晴雨表》報告顯示,中國以90%的政府信任指數在所有國家中居于首位,考察居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水平將有助于解釋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機理。

與從認知視角的研究相比,情緒對居民意愿的影響并未引起廣泛關注。已有研究分析了居民恐懼、緊張、焦慮等負面情緒的成因,并指出負面情緒降低居民政策支持意愿的潛在可能性[7-8]。但這些描述性研究還未完全厘清認知、情緒、意愿三者間的作用關系。認知與情緒割裂導致對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機理缺乏清晰地闡釋。

鑒于此,本文提出“知-情-意”分析模型,“知”包含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和政府信任,“情”代表焦慮情緒,兩者共同作用于“意”,即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由此,本文的理論貢獻如下:①將焦慮情緒納入政策支持意愿形成路徑中,彌補了現有研究僅關注居民理性認知的不足。提出的“知情意”模型可探查征遷改造過程中民意的形成路徑,為制定改善民意的相關政策、促進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提供分析框架。②界定中國情境下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內涵并提出測量量表,可作為后續征遷改造研究的工具。

1 研究假設

1.1 “知、情、意”的概念界定

政策可接受性、政策接納、政策支持意愿等相近概念均可描述居民對新出臺政策的心理偏好[9],本文選取其中最易轉化為行動且突出居民主動性的政策支持意愿作為被解釋變量。在征遷改造的情境下,政策支持意愿代表“居民認可相關政策并愿意配合政府部門工作的心理傾向”。持有高支持意愿的居民更加傾向于采取積極簽訂協議、按時搬遷等合作行為。

行為意愿由個體調動認知、情緒多重系統后決策產生。其中,認知涉及個體對輸入信息的加工、提取、匹配、存儲等一系列過程,并指導產生有目的、有意義的行為。理性選擇理論認為,認知理性下個體行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獲取收益。因此,風險感知評價是個體行為決策中必然經歷的認知活動。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個體行為往往涉及多主體,尤其是居民與政府兩個主體間的互動關系,政府信任可作為解釋居民支持意愿的重要變量。公共政策執行中風險感知和政府信任同時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侯光輝等[6]指出,上述兩個變量可以同時作為鄰避危機演進的內在驅動力。Lindell等[10]的研究表明,居民對風險和利益相關者的感知決定了其對風險事件的態度和應對行為,對利益相關者的感知反映出公眾對政府等核心利益主體的信任程度。

情緒是個體對外界刺激產生的心理狀態,具有行為動機屬性。征遷改造的復雜情境和個體屬性差異導致居民產生諸多類型的情緒反應,例如焦慮、不滿或期待,進而影響居民行為意愿。在實地訪談中發現,與其他情緒相比,征遷居民普遍表現出對改造結果不確定的焦慮情緒,這種情緒來源于經濟補償不足、社會關系破壞、居住環境改變等方面。本文圍繞焦慮情緒以及與該心理狀況最為契合的風險感知、政府信任變量設計研究模型。根據情緒認知評價理論和情緒啟發理論,認知與情緒對行為意愿呈現出協同作用,為本文構建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政府信任、焦慮情緒和政策支持意愿之間的作用路徑提供理論依據。

1.2 “知”與“意”

Slovic[11]將風險感知界定為“居民根據個人經驗和特質形成對未來損失和不確定性的主觀評估”。受到中國農耕文化中“耕有其田”和“住有所居”的傳統觀念影響,征遷改造不是單純的物理搬遷,而是對現有生活模式、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顛覆,這會使居民承擔多維度風險。由于居民尚未真實體驗征遷改造后新的生活,對風險類型和程度的評價存在想象成分,使得感知風險成為一種“預期和建構的產物”,甚至嚴重偏離實際。此外,在“稟賦效應”這一認知偏差作用下,征遷改造會讓居民重新審視原有的生產和生活資料,這些在即將失去時將被賦予更高的心理預期和價值,導致居民產生較高的風險感知。

學者們圍繞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及其對行為意愿的影響展開研究。以北京城中村、上海城邊村、蘇州城郊等地的征遷居民為樣本,研究發現,居民普遍認為征遷改造后收入將受到影響[12-13]、“上樓后”費用負擔將加重[14-15],體現出生計方面的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即征遷改造導致未來生活質量下降。征遷改造也將改變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鄰里關系,空間變遷導致居民較難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14,16];基于地緣、血緣關系的社會網絡承載了居民的情感寄托,征遷改造可能造成這一關系的斷裂和熟人社會的瓦解[17-18],使居民產生失落感。上述生活方式和鄰里關系的改變體現了居民在適應方面的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征遷改造中政府按照土地、房屋及其他附著物價值給予居民合理補償,現有研究也指出,補償公平性以及是否滿足預期是居民特別關注的方面[19-20],可以將其歸納為利益方面的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此外,景觀環境[21]、社會保障[22]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關注。綜合上述觀點以及在3個地區的實地調研,本文將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變量劃分為生計風險、適應風險和利益風險3個維度。

居民接受征遷改造的出發點是實現福祉提升,如果感知的風險超過獲益,出于損失規避心理,會對征遷改造抱有猶豫、懷疑的態度[5],支持征遷改造的意愿隨之降低。特別是對于棚戶區、城中村等生活條件較差的區域,在此聚居的居民具有生活技能單一、社會地位較低的特征。與其他區域的居民相比,該群體面對外界變化更為敏感脆弱,更傾向于做出不支持征遷改造或觀望的保守決策。已有研究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揭示了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對居民行為意愿的影響。按照實證設計中對風險感知變量的處理方式,可以將已有研究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將風險感知視為單一變量,檢驗其對農戶宅基地退出和搬遷行為意愿的負向影響作用[19,23-24];第二類研究根據案例特征,考察不同風險感知類型對行為意愿的影響,且不同風險感知類型的影響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劉桂峰等[20]利用logistic回歸發現,居住條件、補償預期和親鄰交流風險感知變量顯著影響北京農戶的集中居住意愿,而就業、生活習慣則不顯著。王偉林等[13]證實了生活水平、打工機會感知等是影響蘇州華陽村村民征地意愿的重要因素。郭玲霞等[15]則指出家庭經濟、補償、就業風險感知變量對西安農民征地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但這些研究均局限于某一地區,且征遷改造風險感知量表的不統一阻礙了研究結果間的對話。為了彌補上述不足,本文設計了多維度量表,基于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調查分析風險感知各維度對征遷居民行為意愿的差異化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H1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會降低居民對征遷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對政府的信任是社會平穩運轉、居民與政府和諧互動的基石。借鑒Rousseau等[25]對信任概念的梳理,本文將政府信任界定為“當面臨不確定性時,居民相信政府相關部門具有可靠性和可依賴性,并抱有政府保護公眾利益的期望與信念”。已有研究圍繞信任誰、為何信任和導致什么結果3個議題,形成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在征遷改造背景下,考慮到基層政府是政策的發起者和實施者,將基層政府作為信任客體更有解釋力度。政府信任的形成倚重于政府的過往聲譽與當下的表現[26]。居民以基層政府過去的治理能力及制度績效為基礎,結合在改造過程中的行為(如是否及時提供居民所需信息等),綜合考量基層政府的能力以及與可信度相關的其他資質特征(如誠信、關懷等),形成對政府善意和能力方面的信任認知,即對基層政府是否以公眾利益為導向、能否承擔公共責任和實現公共目標的主觀判斷[27]。政府信任程度高的居民相信基層政府的意圖和能力,而這種對政府的認知也會反映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上,表現為居民傾向于相信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積極參與到政策實施中去。在改造結果未知的情況下,這種信念引導居民做出配合行為,對基層政府工作給予積極的響應與支持,使居民主動減少防御性和保護性行為。據此提出假設:

H2對基層政府的信任會增強居民對征遷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1.3 “情”與“意”

現有研究將情緒分為整合情緒與偶然情緒兩類。整合情緒是指與判斷或決策對象直接關聯的、即時體驗的個體情緒反應,是受該對象真實感知或想象的特征刺激而形成的;偶然情緒是指與決策對象無明顯關聯的情緒反應,是個體在面對刺激物之前已經具有的情緒。征遷改造是一種在外部干預下進行的急劇、徹底的整治工作,在充滿不確定性且對居民影響巨大的社會場域中,居民被動處于緊張不安和壓抑煩躁的心理狀態,呈現出整合情緒下的焦慮狀態[28]。

關于焦慮情緒對行為的影響,評價傾向框架理論[29]認為,不同類型情緒對個體判斷和行為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與其他類型的負面情緒相比,焦慮更傾向于誘導個體對未來事件做出悲觀判斷并引發損失厭惡心理,促使個體采取逃避、拖延等回避行為以滿足自身安全的“需要”[30]。因此,當征遷改造使居民處于焦慮狀態時,會影響居民對政策實施的正面評價,降低對政府工作的配合程度,甚至做出抵制政策實施的消極行為。據此提出假設:

H3焦慮情緒會降低居民對征遷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1.4 “情”的中介作用

依據情緒認知評價理論,情緒反應源于個體對刺激對象特征的認知評價,而非面對刺激對象的直接反應,并進一步引導產生應對行為,即認知通過誘發情緒的方式實現對行為的影響[31]。與該理論不同,情緒啟發理論[32]認為,個體懷有的籠統、模糊情緒將作為啟發式線索或信息作用于風險感知的形成。此時,認知更多扮演“后果”而非“前因”的角色。情緒啟發理論僅將情緒分為正面和負面兩類,并未區分情緒的來源,即整合情緒和偶然情緒。征遷改造對于大多數居民而言,屬于一個全新、未接觸的領域,居民無法憑借過去的經歷形成直接的情緒反應。在此情況下,對刺激物內涵的認知將激發相應的情緒,例如,征遷改造帶來人居環境提升等積極認知將使居民產生期待情緒,而擔心征遷改造后生活不適應等風險認知則使居民產生焦慮情緒。因此,情緒認知評價理論更適用于闡釋在此情境下居民焦慮情緒的產生前因以及對行為意愿的影響[33]。

為了區分不同情緒的產生途徑和特征,情緒認知評價理論指出,可依據確定性、目標一致性、應對潛力等維度的不同組合對特定的情緒類型加以判斷[34]。確定性是指刺激物發生的概率;目標一致性是指刺激物使個體實現預期目標的程度,發揮促進作用為正面性,反之則為負面性;應對潛力是指個體對刺激物的控制能力。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強調未來遭受損失的不確定性,并且增加居民對未來的低控制感,例如生活成本上升、社會結構斷裂等均超出居民的控制能力,因此,在風險感知作用下,居民情緒主要對應于高不確定性、高負面性和低可控性狀態[31],由此引發的焦慮情緒進一步對居民的支持意愿造成負向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H4a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會誘發產生焦慮情緒。

H4b焦慮情緒在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到政策支持意愿的路徑中發揮中介作用。

此外,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是居民負面情緒緩解或加劇的重要因素[35],例如在鄰避效應中,對政府的不信任和質疑是居民憤怒情緒產生的主要原因[6]。在征遷改造工作中,對基層政府信任度低會使居民對政府的能力和動機產生懷疑,認為政府不會考慮自身的感受和訴求,可能出現政府與自身目標和價值不一致的問題,對征遷改造的控制感和安全感減弱,符合焦慮情緒出現的心理條件。相反地,對政府信任度高會增強居民對基層政府能力和意圖的信賴,即使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居民也不會往“壞處想”,而是主動為政府行為尋求正面積極的解釋,降低了焦慮情緒出現的可能性進而產生支持意愿[36]。據此提出假設:

H5a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可以緩解焦慮情緒。

H5b焦慮情緒在政府信任到政策支持意愿的路徑中發揮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征遷改造中居民“知-情-意”研究模型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2 研究方法與田野資料

2.1 數據獲取

采用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結合的方式開展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2018-09～2019-01),在云南保山、上海和遼寧大連收集質性資料。第2階段(2019-02～2019-08),針對全國新型城鎮化試點地區中處于征遷改造階段的居民群體開展大規模問卷調查。

為提高問卷回收效率和收集數據的有效性,從地區抽樣、調研人員培訓、問卷發放對象選擇和填寫過程4個方面進行控制。國務院和國家發改委分3批將安徽、江蘇全省和246個城市(鎮)列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3)詳情見:《關于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5-02/04/content_2814341.htm;《第二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方案要點》http://www.gov.cn/foot/2015-11/27/content_5017599.htm;《關于公布第三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名單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7/content_5144553.htm#2,這些試點地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采用分層抽樣方法將全國分為東部(試點地區數量:1省+76)、中部(1省+46)、西部(95)和東北(29)4 個大區,在每個大區內以約10%比例隨機抽樣。課題組成員通過查閱各地區政府文件或相關報道、實地走訪和問詢等方式確定抽樣地區列入規劃的征遷改造項目,將調研地點細化到街道社區或村鎮。最終在4個大區分別抽樣選擇8、3、5和2個地區,涵蓋福建、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上海、廣西、內蒙古、甘肅、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云南、黑龍江和遼寧16個省市,詳細信息見附表A1。這種按照區域分布采取的抽樣方式有助于克服抽樣時地理地域集中的問題,提高樣本的代表性和統計結果的可靠性,保證外部效度。

每個抽樣地區發放30～50份問卷。在問卷調查對象安排上,課題組成員在工作日16:00～20:00及周末全天逐戶調查,確認該戶親歷征遷改造的身份后,每戶選擇一名成年人填寫問卷。對于入戶有難度的地區則采用社區、街道隨機抽樣發放問卷的方式。在調查成員選擇上,招募課題組所在單位在抽樣地區的研究生和優秀本科生作為問卷調查成員,成員熟悉當地人文環境且能用方言與受訪者熟練溝通,可以減輕受訪者戒心并順利實施調研工作。在調查前,對成員進行調研目的和問卷內容的詳細介紹,以及問卷填寫方面的培訓。在問卷填答過程中,采用一對一填答方式4)課題組成員向每位受訪者解釋題項含義,提醒對方在理解無誤、充分思考后作答。針對填答有困難的居民,例如云南省保山市等地區文化水平較低的老年人和不識字的居民,采用課題組成員讀題、居民口述作答、再以課題組成員記錄的方式完成問卷填寫確保獲取受訪者真實的回答,避免社會贊許和期望效應等實驗者偏差對問卷數據的影響。

問卷共發放660份,采用即時回收方式共回收651份,回收率達到98.64%。刪除由于居民對征遷改造信息掌握不充分這一客觀因素造成題項缺失的問卷29份,以及連續8題選擇同一評價值、填答存在明顯規律或錯誤的無效問卷24份,共獲得有效問卷598份,有效回收率為90.61%。受訪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受訪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respondents

2.2 測量工具

參考相關文獻及實地調研資料自行設計了征遷改造風險感知量表,其余量表來自經典研究文獻。問卷采用Likert 5 點法,在焦慮量表中,1 表示沒有,5表示總是出現,數字越大表示越焦慮。在其余量表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數字越大表示越同意。

(1) 征遷改造風險感知量表。風險感知的構成較為復雜,一些學者建議應當根據研究的特定領域加以具體劃分,例如,消費行為領域將感知風險細分為心理、財務、社會、功能等維度[37],鄰避設施領域將感知風險分為利益、安全、環境、聲譽等維度[38]。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編碼技術建構出闡釋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結構維度,作為開發量表題項的重要依據。

采用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兩種方式搜集資料。首先,在國內外文獻數據庫中對居民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及態度相關文獻進行檢索與分析整理,其中,與“風險/威脅”相關的描述性文字及題項提供了二手文本資料可供參考;其次,深入云南省保山市板橋鎮、上海市重固鎮、遼寧省大連市營城子片區實地走訪,與約30戶居民、商販、村委會工作人員等進行面對面的半結構化訪談,訪談內容圍繞“對征遷改造的顧慮有哪些方面”等問題展開,征得居民同意后對訪談錄音,并將錄音和筆記整理形成文本資料。

由經過訓練的3名博士生獨立完成編碼任務,結束后互相補充完善,最后由課題組集體討論對編碼結果進行審定。篩除偏離研究主題的資料并保留232條相關的陳述語句,通過開放式編碼總結了出現頻次大于3次的21個初始概念,對指向共同核心概念的初始概念進行歸納,形成11個核心概念。確定核心概念的意義和屬性后,上升為3個范疇并對其進行抽象化命名,如前文所述,包含生計風險、適應風險與利益風險,即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維度,如表2所示。受篇幅限制,將部分原始資料整理為附表A2。

表2 編碼過程示例Tab.2 Example of coding process

為了保證測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問卷設計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①基于多領域的風險感知題項描述及測量方式[19],在質性文本及專業研討的基礎上圍繞3個風險維度形成初始量表。

②依據簡單性、清晰性和避免歧義3個原則,課題組經過5輪深度研討,逐條討論題項設置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措辭、歸類等,刪除1個題項。

③邀請征遷改造地區的居民對問卷進行試填,根據反饋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題項的文字表達,再次邀請3位來自新型城鎮化和公共管理專業的教授以及6位博士生獨立對題項進行分類,結果與預期維度一致,說明問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最終形成征遷改造風險感知量表的12個題項,如附表A3所示。對題項有明確分類后,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題項對維度的解釋能力[39]。

(2) 其余變量量表。政府信任量表:基于公共管理領域的政府信任量表編制[40],包含“相信當地政府解決問題和矛盾的能力”“相信當地政府對各項工作的安排是合理的”和“相信當地政府進行城鎮化改造是為了老百姓好”3個題項。焦慮情緒量表:從被廣泛使用的 STAI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狀態焦慮量表中選取易于理解的3個題項[41],結合征遷改造情境進行適當修改,包含“得知改造后,感到擔心和憂慮”“得知要改造后,感到緊張和不安”和“改造要應對很多事情,感到煩惱”。政策支持意愿量表:結合征遷改造情境對已有政策支持意愿量表進行修改[9],包括“支持城鎮化改造”“同意自己家搬遷”和“城鎮化改造是好事”3個題項。

3 研究結果

采用PLS-SEM 方法進行測量模型的擬合,該方法可以解決數據的非正態分布、反映性和形成性測量模型混用問題,而且更適合處理高階構念[42]。利用Smart PLS 3.0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

3.1 測量模型

Mackenzie等[43]指出,應嚴格區分形成性與反映性測量模型以確保量表的結構效度和研究有效性。近年來,形成性模型得到多個領域學者的采納,相關識別方法和軟件也得到了快速發展[19]。本文應用形成性模型進行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刻畫,這是因為風險感知由3個具有差異性的維度組合形成,不同維度間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維度變化可以引起變量的改變,只要其中一個維度得分高,即可視為高風險感知。征遷改造風險感知下各維度與測量指標的關系則適用于反映性模型。綜上所述,將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視為合并型多維構念,即反映性-形成性二階構念,如圖2所示。同時,本文將其他變量作為反映性模型處理,將年齡、收入來源和地區作為協變量加以控制。

圖2 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構念Fig.2 The concept of risk perception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對于反映性模型,利用Cronbach’sα(CA)系數和組合信度(CR)檢驗潛變量內部一致性,其中,刪除LR4后生計風險維度的CA 系數顯著提高,故刪除該指標。最終,所有變量信度系數均大于0.7,表示信度良好。內容效度通過多位專家及居民對題項的反復校驗得以保證。由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對結構效度進行檢驗,收斂效度用因子載荷和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檢驗,風險感知3個維度對應的測量指標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7、AVE大于0.5,說明指標的解釋力度良好,不需要進行測量指標的刪減(見表3)。區別效度進行3 種檢驗:①每個指標在對應變量上的因子載荷均大于在其他變量上的載荷;②采用Fornell-Larcker標準檢驗,即每個變量AVE的開方值應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見表4);③H TMT 比 率(見 表5)均小于0.85。上述檢驗結果均通過,說明區別效度良好。

表3 各變量信度、效度與因子載荷Tab.3 Reliability,validity,and factor loading of each variable

表4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相關系數和AVE平方根Tab.4 The mean,standard devi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and square root of AVE of each variable

表5 HTMT比率Tab.5 HTMT ratio

由于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3個維度分別代表該變量的獨特方面,無需評價組合信度和收斂效度,需要進行共線性檢驗和權重顯著性檢驗[42]。運用重復指標法解決測量指標的識別性問題[44]。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3個維度的VIF值均低于3.3,維度間具有差異;維度到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變量的權重均大于0.2且顯著,各維度均予以保留。如表6所示。

表6 共線性和權重顯著性檢驗Tab.6 Collinearity and significance of weight

為了控制問卷調查中可能出現的同源方差問題,采取分散排版測量題項、隨機獲取調查對象、強調問卷的匿名性與數據用途、采用清晰明確的用語等程序上的預防措施。應用Harman單因素分析方法進行驗證,結果表明,未經旋轉前第1個因子累積變異數貢獻率(28.76%)低于50%的臨界標準,說明不存在能解釋大部分變異量的單一因子,因此,數據的同源方差問題得到了較好的控制。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由表4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見,居民的焦慮情緒均值為3.468,介于有時和經常之間。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包含的生計風險、適應風險和利益風險維度均值分別為3.474、3.237 和3.449,高于臨界值3,體現了居民在征遷改造過程中對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價值的追求,其中,居民對經濟利益方面的風險最敏感。

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風險感知的3個維度均與焦慮情緒正相關,相關系數介于0.316～0.402之間;政府信任與焦慮情緒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312;焦慮情緒與政策支持意愿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373。上述相關系數在0.001水平上顯著,支持了研究假設。為了獲得更為穩健的數據分析結果以檢驗假設和對應的中介效應,進行結構方程模型檢驗。

3.3 假設檢驗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如圖3所示。征遷改造風險感知、政府信任和焦慮情緒能解釋政策支持意愿26.0%的變異,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和政府信任可以解釋焦慮情緒27.9%的變異?？傮w擬合效果GoF 值為0.44,擬合優度良好。運行Blindfolding程序得到:Q2(焦慮情緒)=0.218,Q2(政策支持意愿)=0.188,均大于0,證明預測相關性良好。

圖3 PLS檢驗結果Fig.3 Results of PLS-SEM

分析模型結果可知,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對焦慮情緒具有顯著正向影響(H4a:β=0.433,p＜0.001),而政府信任負向影響焦慮情緒(H5a:β=-0.234,p＜0.001),焦慮情緒對政策支持意愿有顯著負向影響(H3:β=-0.241,p＜0.001)。結果表明,居民感知的征遷改造風險程度越高,對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越容易激發焦慮情緒,并導致居民政策支持意愿降低。

進一步利用Bootstrapping法(N=3 000)檢驗焦慮情緒的中介作用,結果如表7所示。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對政策支持意愿的直接效應仍顯著(β=-0.096,p=0.034)。類似地,政府信任對政策支持意愿同樣存在直接影響(β=0.339,p＜0.001),表明焦慮情緒在兩類認知到行為意愿路徑上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占比分別為0.520和0.142。

表7 中介作用Bootstrap檢驗結果Tab.7 Bootstrapping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

采用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①將人口統計學變量指向所有變量,路徑系數、中介效應與原結論相似;②將指標得分取均值作為變量值,借助SPSS 22.0進行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與PLS-SEM 結果相近。

3.4 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交互效應分析

表5中的相關系數表明,地區、年齡和收入來源可能對風險感知和焦慮情緒存在差異化影響,還需要進一步檢驗控制變量及其交互項對風險感知的作用,以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采用交互效應分析得到的結果如表8、9所示,總體而言,年齡、收入通過風險感知中介間接影響焦慮情緒,中西部地區居民較東部地區居民更焦慮。從交互效應看,征遷改造風險感知中生計風險的敏感群體為中西部地區的老年居民,適應風險的敏感群體為老年農民和臨時工,東部地區的農民和臨時工則對利益風險更敏感。

表8 控制變量對風險感知和焦慮情緒的影響Tab.8 The impact of control variable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表9 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各維度下各組均值Tab.9 Means of risk perception dimensions in different groups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4 結論

由分析結果可知,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與政府信任通過誘發焦慮情緒作用于政策支持意愿,表明“知-情-意”分析模型適用于解釋征遷改造情境下的居民行為。Loewenstein[45]提出,在風險情境下,個體不僅評價風險,更將“感受”風險,本文驗證了這一假設在城鎮化征遷改造背景下同樣成立。在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到支持意愿的路徑中,焦慮情緒對支持意愿的中介影響(β=-0.241,p＜0.001)超過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直接影響(β=-0.096,p=0.034),說明焦慮情緒更容易誘發居民做出不支持征遷改造的決策。政府信任通過降低焦慮情緒對支持意愿產生正向影響,說明可靠的政府將給予居民情感上的安全和依賴。此外,焦慮情緒在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與支持意愿、政府信任與支持意愿之間均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且前者的中介效應強于后者。這說明,焦慮情緒與風險感知更為緊密,而政府信任除了作用于焦慮情緒,還會通過激發其他特定情緒提高支持意愿。

研究表明,征遷改造中的風險感知具有生計風險、適應風險和利益風險等多維表征,反映出居民對美好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對比不同維度風險感知對政策支持意愿的影響,可以發現(見表7),適應風險的影響最大(β=-0.128,p＜0.001)。在中國鄉土社會背景下,居民與土地、家園和鄰里建立了深厚的聯結關系,征遷改造將割裂居民與“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和房屋間的情感紐帶,重塑血緣、地緣形成的熟人社會網,與利益和生計風險相比,這種不舍和依戀成為實施征遷改造的主要阻力。因此,在對居民土地、房屋等有形資產給予經濟補償的同時,政府還要重視提供更多的精神補償和人文關懷,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對比征遷改造風險感知和政府信任兩類認知對支持意愿的作用,可以發現,前者的作用(β=-0.200,p＜0.001)遠不及后者(β=0.395,p＜0.001)。這一結論說明,在公眾信任度較高的中國社會中,組織導向的政府信任感知在居民行為決策中的作用通常要優于議題導向的事件風險感知。換言之,與其說政策支持意愿低是由征遷改造的不確定性引發的,不如說是因為居民對基層政府缺乏信賴。這里引入精細加工可能性模型進行解釋。在態度和行為形成過程中,風險感知作為中樞路徑需要耗費更多認知資源以思考、分析和歸納征遷改造政策特點及風險-收益比值。而信任常作為邊緣路徑出現,這種來源于政府形象的感知直接引導居民形成對其出臺政策的判斷,即高可信度政府推行的政策會從居民利益出發,為個體社會行動提供指引,節省個體的認知投入。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

(1) 提出并驗證了整合認知和情緒的“知-情-意”征遷改造政策支持意愿形成路徑,從心理學視角為解釋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邏輯提供了依據,彌補了現有征遷改造研究中將居民視為“單一”理性經濟人的不足。其中,對焦慮情緒的探查完善了居民支持意愿主要受認知因素影響的研究框架,并證實了焦慮情緒在認知到支持意愿路徑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這啟發研究者要加強對征遷改造背景下居民消極情緒的關注,對征遷改造影響做出全面、客觀的評價。此外,本文間接驗證了情緒認知評價理論在中國征遷改造情境下的適用性,將心理學理論引入后,可以更加完善地解釋公共政策影響下的居民行為機理。

(2) 深植于中國現實,界定并測度了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變量?，F有研究多以案例研究方法描述居民面臨的風險,或根據案例背景選擇不同的風險感知題項,缺少對風險感知的系統性總結。本文通過質性研究歸納出征遷改造風險感知的3個維度,并發現將征遷改造風險感知視為合并型多維構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維度間及各維度與變量間的關系,設計出的風險感知量表可作為征遷改造研究的工具。

“知-情-意”路徑的明晰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征遷改造工作的順利推進提供有效的政策設計依據。

(1) 實證結果表明,焦慮情緒可顯著降低政策支持意愿,其均值大于3反映出焦慮情緒存在的普遍性。焦慮情緒的積累和蔓延可能會成為輿情事件甚至群體性事件爆發的導火索,因此,政府應利用入戶調查、走訪社區、網絡輿情分析等多種手段密切關注居民的負面情緒。此外,在國務院《重大行政決策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713號)的具體實踐中,對于征遷改造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而言,居民的負面情緒評估也應作為風險點納入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以完善社會風險的預警機制,并為高焦慮群體提供心理咨詢援助。

(2) 減輕風險感知的策略可有效干預焦慮情緒并提升政策支持意愿。風險感知體現了居民對生計、補償、社交網絡等多元化的訴求,征遷改造不是簡單、一次性地“洗腳上樓”,而是配套、持續性的政策安排。在針對生計風險、適應風險和利益風險制定策略時,應該通過差異化的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降低特殊居民群體的風險感知,實現緩解焦慮情緒的目的。前述交互效應分析結果指明了應重點關注3類群體。其中,老年農民和臨時工群體對適應風險最敏感,例如,在云南省保山市一次入戶訪談中,令人感觸深刻的是一位長期務農、幾乎不識字的老年人,雖然房屋年久失修、住房條件亟需改善,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適應性較差,導致他表現出對未來生活方式改變的深刻不安和憂慮。因此,有必要面向此類特殊群體開展針對未來生活的宣傳與引導,組織各類社區活動幫助其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同時注重文化和鄉土民情等軟環境的延續與更新,加快重構社群關系,重塑居民對新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中西部地區的老年居民對生計風險最敏感,應在前期規劃中注重對居民長遠生計的保障,例如,在補償資金中增加用于保障養老的社保專項資金,為就業困難的居民提供就業指導、技能培訓和就業介紹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東部地區的農民和臨時工群體更在意利益風險,應確保補償政策及實施流程的公平性與合法合規性,保證居民在征遷改造過程中的參與權和話語權,保障居民的合法權益。

(3) 需要不斷提高基層部門的治理效能。村委會、居委會、街道辦等基層部門肩負著征遷改造中社情民意的上傳下達任務。然而,在實踐中這一任務的成效還有待評估。在訪談中,經常有居民表示自己不清楚新型城鎮化征遷改造的流程和相關政策,認為政府會像部分新聞報道中一樣罔顧居民意愿、實施強制拆遷且壓低補償價格,所以不愿意甚至害怕征遷改造。在推進征遷改造工作中,基層部門應加強對人員能力培訓、落實責任、逐戶開展政策宣講,全面摸清居民的多元化訴求并及時反饋,為居民釋疑解惑并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4)與風險感知和焦慮情緒對支持意愿發揮的作用相比,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紤]到我國“央強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提升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值得高度重視。在征遷改造過程中,政府公信力顯現出平復居民焦慮情緒、提升支持意愿的強烈作用,但其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持續性和策略性的投入和努力。在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核心”的理念下,基層政府應當秉承促進社會和諧的執政理念,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政府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本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后續研究加以改進:①未來可收集多個時點的縱向數據,從動態視角揭示情緒與認知間的互動機制,以及這種互動機制對居民行為的影響;②本文僅關注焦慮情緒,但如前所述,征遷改造的復雜情境也可導致不滿、期待等其他情緒的產生,未來研究可以考察引發其他情緒的前因,以及這些情緒對行為的影響機制;③近年來,征遷工作逐漸放緩,老舊小區改造、“社區微更新”比例顯著上升,本文提出的“知-情-意”模型有待于來自更多征遷改造情境的驗證。

附錄A

附表A1 本文調查的征遷改造地區分布Tab.A1 The survey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