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生發展視角下獨處的適應功能：益處與代價的五輪比較

阿爾升·海達別克 周同 喻潔 王計悅意 陳飛 丁雪辰

摘? 要? 獨處是一種在真實和虛擬環境中個體與他人沒有交流的狀態。從童年期到老年期， 獨處在個體不同發展階段帶來不同的影響。關于獨處的適應功能， 以往研究者持不同的觀點， 或積極論或消極論， 且有一種觀點認為： 獨處同時具有益處與代價。鑒于研究者們對于獨處的觀點不一致， 本研究從畢生發展的視角出發， 對各個發展時期獨處益處與代價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 探討其動態變化與發展， 并提出了畢生發展視角下獨處益處與代價的比較模型。未來研究可以更多關注以個體為中心的研究， 整合獨處多維性， 以畢生發展視角收集橫縱向數據直接對比， 豐富獨處益處與代價的發展機制， 結合文化背景理解獨處的內涵， 關注當代數字技術發展背景對于個體獨處的影響， 考察獨處的認知神經機制， 并思考獨處在不同年齡段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 獨處， 畢生發展觀， 適應功能， 益處， 代價

分類號 ?B844

1? 引言

在過去， 研究者關注更多的是社會互動與人際關系對于個體發展的重要意義， 相對忽略了獨處（solitude）的影響（陳曉， 周暉， 2012）。而事實上， 獨處與社會互動同樣普遍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 且兩者是同等重要的成長需求， 都可以用來解決矛盾、降低病態（Coplan， Hipson， et al.， 2019）， 每個有機體都需要在親密與獨處之間尋求平衡（陳曉， 周暉， 2012）。在成長的過程中， 個體會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體驗獨處， 并會在獨處時主動做出一些行為， 從而產生不同的影響。有些人可能會將獨處作為面對生活壓力時給自己提供一個喘息的機會， 或安靜地沉思， 或培養創造性， 或與大自然交流; 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因被他人孤立而遭受著獨處的痛苦（Coplan， Bowker， et al.， 2021）。由此可見， 獨處具有一定的復雜性。

針對這種復雜性， 不同研究者對獨處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例如， 在較早時期， Burger （1995）認為， 獨處是個體沒有任何社會互動的狀態， 而Larson （1990）則認為個體在意識上與他人分離， 信息或情感均無與外界交流的狀態就是獨處， 這種獨處強調意識上的遠離， 而不是物理上的遠離。隨后Long等人（2003）則提出， 獨處是不論在真實還是虛擬環境， 均與他人無互動的客觀狀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 屏幕和其他形式數字技術無處不在的現實有可能完全重塑我們對獨處的概念界定（Coplan et al.， 2018）， Campbell和Ross （2022）最近的文章指出： 數字時代下獨處的界定應從“獨自一人（being alone）”轉變為“不交流（noncommunication）”。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發現， 目前大多研究都將獨處廣泛定義為個體與外界缺乏互動或不交流的一種行為狀態， 區別于孤獨感（loneliness）只能體驗到單一的消極情緒， 在本研究中我們認為獨處是一種在真實和虛擬環境中個體與他人沒有進行交流， 能夠容納不同情緒體驗的狀態。

適應是個體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不僅能夠反映個體發展的現狀， 而且對其未來也有重要的價值。近年來， 研究者們一直不斷探討獨處的適應功能（Hoppmann et al.， 2021; Lay et al.， 2019; Luo et al.， 2022; Pauly et al.， 2022）， 并對此持有不同的觀點： 一些研究表明獨處可能伴隨著孤獨感等負面情緒（Hoppmann et al.， 2021; Pauly et al.， 2022）， 另一些研究則認為獨處可以是積極的體驗（Lay et al.， 2019）， 還有研究者持獨處是一把雙刃劍， 它既有益處也同樣有一定的代價（Lay et al.， 2018）。鑒于目前對于獨處適應功能的爭議性， 本研究選取心理適應和社會適應等關鍵變量， 提出從畢生發展的視角探討個體一生不同年齡階段獨處的益處與代價之間的比較， 以更好地理解獨處動態變化與發展， 并對Coplan， Ooi等人（2019）的獨處發展時間效應理論模型進行拓展， 從而發現個體獨處因各年齡階段發展任務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適應功能， 更全面地解釋獨處對個體適應的意義所在。

2? 第一輪： 童年期獨處代價占據上風

對于童年早期兒童而言， 獨處狀態常被描述為獨自游戲， 是一種十分常見的現象（Rubin， 1982）。研究者認為， 獨自游戲（如旁觀行為、敲打積木、假裝游戲、試圖弄明白玩具操作原理等; Coplan et al.， 2014）是學齡前兒童社會交往發展的重要條件（Katz & Buchholz， 1999）。例如， 沉默行為是大部分兒童在獨自玩耍和他人玩耍之間發展出規范的橋梁， 兒童通過從觀看他人玩耍（即旁觀）， 到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即平行玩耍）， 再到社會參與（即群體游戲和同伴對話） （Rubin et al.， 2002）。

然而， 童年期獨處給兒童可能帶來更多的是消極影響。偏好獨處的兒童不僅易引發其不良思維模式（Long & Averill， 2003）， 其社會能力的發展也受到抑制。例如， 研究發現選擇獨處的兒童會面臨更多的同伴互動困難（Ding et al.， 2015; Ding et al.， 2019; Ladd et al.， 2011; Nelson et al.， 2008）， 更多的行為抑制（Smith et al.， 2019）， 更多的內化問題行為（Coplan et al.， 2013; Gornik et al.， 2018）， 以及更多的學校適應不良（Chen et al.， 2011）。最近， 一項橫向跨年齡對比的研究發現： 相比青少年時期， 兒童時期的獨處偏好與社會情緒適應困難有著更強的聯系（Ding et al.， 2023）。這可能是由于從童年早期開始， 兒童與同伴互動的數量和質量都在逐步上升， 同伴互動逐漸成為兒童日常社交環境中的常態和規范（Rubin et al.， 2018）， 兒童的社會、情緒和認知發展及心理健康都需要大量的積極同伴互動作為保證（Rubin et al.， 2015）。例如， 研究者發現當需要在擅長社交的同伴和經常單獨游戲的同伴中做出玩伴選擇時， 即使單獨游戲的玩伴被描述為可愛的， 童年早期兒童仍會報告不想與其共同游戲（Coplan et al.， 2007; Zava et al.， 2019）。

綜上， 在童年期， 雖然獨自游戲為個體社交技能的發展提供了鋪墊， 但在同伴互動發展的重要階段， 獨處卻導致了兒童缺乏同伴交往的機會， 從而給個體的社會情緒適應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在這一年齡階段， 獨處的代價占據上風。

3? 第二輪： 青少年期獨處代價達到頂峰

青少年期被認為是獨處重要而又獨特的發展時期（Bowker et al.， 2016）?！敖鸢l姑娘假說（Goldilocks Hypothesis）”認為青少年有一個“剛剛好”的獨處頻率， 獨處過長過短都可能是有問題的（Coplan， Hipson， et al.， 2021）， 獨處時間過長不利于建立和維持同伴關系（Coplan， Ooi， et al.， 2019）， 獨處時間不足會帶來消極的情緒與感受（Yang et al.， 2023）。在這一時期， 獨處受到了格外多關注與探討， 其適應功能也開始逐漸過渡與轉型。Fromm-Reichmann （1959）從發展的角度提出“成長的獨處” （growing aloneness）來描繪從青春期開始的獨處現象。例如， 美國一項研究對383名兒童進行從幼兒園時期至12年級為期13年的追蹤， 發現隨著年齡增長， 兒童獨處偏好平均水平呈上升趨勢， 與低年級相比， 青少年期獨處偏好的增長速度有所加快（Ladd et al.， 2019）。在中國背景下， Hu等人（2022）在13～16歲青少年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增長軌跡。這一發展特征可能與青少年后期的心理適應相關（Coplan， Ooi， et al.， 2019; Teppers et al.， 2013）， 偏好獨處的兒童開始希望參與并享受單獨活動時間（Borg & Willoughby， 2022; Coplan， Ooi et al.， 2021）， 對隱私的渴望也同步增加（Maes et al.， 2016）， 對獨處產生更加積極的態度（Danneel et al.， 2018; Wood et al.， 2022）， 這種建設性的獨處可能會給青少年的發展帶來積極影響（Corsano et al.， 2019; Hipson et al.， 2021; Thomas & Azmitia， 2019）。

但是， 這一年齡階段個體獨處的代價可能依然遠高于其益處?？紤]到同伴關系對于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意義， 獨處可能會限制青少年形成積極的同伴關系和學習關鍵社交技能的機會（Bowker et al.， 2021）。無論是青少年早期、中期還是晚期， 獨處都更明顯地與消極適應結果相關聯。例如， 許多研究均發現， 獨處偏好與青少年早期的抑郁和低自尊等內化行為問題有關（Hu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13; Zhang & Eggum-Wilkens， 2018）， 且不被同伴所接納（Bowker & Raja， 2011; Liu et al.， 2015）。Coplan和Ooi等人（2019）認為， 青春期早期和中期是獨處最有可能與消極適應相關的年齡階段。與此同時， 青春期后期的獨處已被證實與焦慮、孤獨和抑郁等消極情緒相關（Thomas & Azmitia， 2019）， 并且也面臨著同伴交往能力低下的問題（Rubin et al.， 2015）。

青春期的獨處具有其獨特性， 隨著青少年自主性的發展， 獨處偏好也隨之增加?！皠倓偤玫莫毺帯焙汀俺砷L性的獨處”或許可以幫助青少年可以進行自我探索。但盡管如此， 青少年的獨處仍易產生多種內化行為問題， 并且使青少年面臨著社會適應不良的風險， 獨處的代價在這一階段持續上升達到頂峰。

4? 第三輪： 成年早期獨處益處逐步顯現

Winnicott （1958）從客體關系理論的視角出發， 用“悖論” （paradox）一詞來解釋成年人獨處能力形成源于嬰兒期的安全依戀， 獨處能力的形成使得成年早期個體對于獨處的接受度越來越高（Bowker et al.， 2020）。隨著個體自主性的不斷發展以及身份角色的轉變， 成年早期個體尋求獨處的意愿變得更強， 并期待通過“獨自度過安靜的時光”獲得休息（Toyoshima & Sato， 2015）。近期有研究提出成年早期有兩種獨立的獨處動機結構： 自我決定的獨處和非自我決定的獨處， 并發現自我決定的獨處動機可以讓個體在自我接納和個人成長方面表現出更高的幸福感（Thomas & Azmitia， 2019）， 顯著增加了積極獨處體驗的機會（Larson， 1990; Long & Averill， 2003）， 并緩解低歸屬感個體的孤獨感（Nguyen et al.， 2019）， 與積極的適應結果有關（Tse et al.， 2022）。與此同時， 對于主動選擇獨處的年輕人而言， 獨處可以帶來放松和壓力減輕， 同時不被獨處時的侵入式消極思維所困擾（Nguyen et al.， 2018; Nguyen et al.， 2022）。

盡管擁有獨處能力被認為是成年早期的一種良性發展特征（Bowker et al.， 2017; Coplan， Ooi， et al.， 2019）， 但也有研究發現成年早期個體的獨處偏好與負面情緒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Toyoshima & Sato， 2015）。究其原因， 可能是獨處態度與獨處動機的匹配度所致。例如， Zhou等人（2023）采用潛在剖面分析探討中國大學生不同獨處亞型， 發現在4類獨處亞型中， 積極獨處?動機驅動組表現出了最高水平的自主獨處動機和最高水平的獨處偏好， 并且適應良好。而消極獨處組則表現出最高水平的厭惡獨處態度和最低水平的自主獨處動機。這樣的結果提示， 當獨處的態度（偏好vs.厭惡）與動機（自我決定vs. 非自我決定）方向一致時， 成年早期的獨處偏好可能會給個體帶來積極的發展結果（Zhou et al.， 2023）。

成年早期獨處的消極影響有所轉變， 獨處的代價不再占據絕對上風， 自我決定的獨處動機有助于個體自我接納， 獨處的益處得以逐步顯現。所以， 在這一階段， 獨處動機和態度仍是決定個體獨處結果適應與否的關鍵因素， 兩者的不一致可能會使個體產生適應不良的風險。

5? 第四輪： 成年中期益處與代價不相上下

盡管研究者認為獨處在整個成年期是普遍存在的體驗， 甚至有時選擇獨處的時間會遠超過和他人呆在一起的時間（Larson， 1990; Lay et al.， 2020; Leary et al.， 2003）， 但與成年早期和老年期相比， 成年中期因其所處生命階段的特定目標和社會角色， 承擔著最重的養育照顧責任和生活壓力（Mehta et al.， 2020）， 所以他們可能更少有時間或自由去獨處（Larson， 1990; Lay et al.， 2018）。與之對應的是， 成年中期的個體可能出于逃避現實等原因對于獨處抱有很高的渴望（Ost mor et al.， 2020）， 相比于成年早期個體表現出更多的自主性獨處動機和更多的獨處偏好（Toyoshima & Sato， 2019; Weinstein et al.， 2021）。他們的自我決定動機可能會隨著獨處能力的提高和更好的自我調節能力而蓬勃發展（Yuan & Grühn， 2022）， 并已獲得相關證據支持。例如， 兩項基于成年早期至老年期個體的經驗抽樣研究發現， 年齡越大且自主性越高的個體對日常獨處時刻的體驗越積極（Nikitin et al.， 2022）。成年中期個體尋求獨處是通過把時間花在自己身上， 進行調節活動（如冥想）， 將注意力引導到內在狀態， 從而恢復能量（Korpela & Staats， 2021）; 又或是在獨處時進行更多的自我反省活動， 培養了更多的耐心和精神投入（Weinstein et al.， 2021）， 這些活動都可能會給個體發展帶來長期的好處（Ardelt & Grunwald， 2018）。

另一方面， 成年中期的獨處也同樣暗含著潛在風險。最近一項在疫情期間開展的橫向研究發現， 與青少年和老年人相比， 盡管成年中期個體的自主動機最強， 但是他們在獨處時的情緒波動較多， 并認為獨處時間破壞了自己的幸福感與對周圍的熟悉感（Weinstein et al.， 2021）， 當然， 值得注意的是， 在疫情期間被試可能經歷了非典型的獨處狀態， 破壞了社交時間和獨處時間的平衡（Robb et al.， 2020）。隨著成年人所經歷的特定階段的生活目標、挑戰、環境和需求的變化（Mehta et al.， 2020）， 個體從成年早期到成年中期， 獨處偏好也會發生變化， 并且與其不同的情感狀態相聯系。研究發現， 較高的獨處偏好水平與社會情緒水平表現出負相關， 如孤獨感增加， 生活滿意度降低， 積極情感減少（Burger， 1995; Lay et al.， 2018; Toyoshima & Sato， 2019）。這同樣與以往研究者關于“獨處是一把雙刃劍”的觀點（Lay et al.， 2018）相呼應。至于它是益處或是代價， 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取決于一個人對獨處的動機與態度（Yuan & Grühn， 2022）。對此， 有研究發現， 對于喜歡獨處的母親而言， 積極獨處有助于緩解養育壓力對心理適應的影響; 而對于獨處偏好較低的母親， 非自愿獨處則會加劇他們受到壓力之后的消極心理， 降低婚姻滿意度（Dong et al.， 2022）。

在成年中期， 個體的身份有所轉變， 面臨沉重的養育責任和生活壓力， 個體會對于獨處有更高的需求與更高的自主動機， 以獲得放松或調整自我。但在這一階段獨處仍會對個體的社會情緒適應產生消極影響， 此時獨處益處和代價不相上下， 難以體現其差異。

6? 第五輪： 老年期獨處代價再次抬頭

雖說獨處貫穿于個體的一生之中， 但獨處時間在老年時期是相對最長的， 甚至部分老年人生活中71%的時間處于獨處狀態（Chui et al.， 2014; Pauly et al.， 2018）。Diekema （1992）的社會關系視角（Aloneness and Social Form）認為， 每一種獨處狀態暗含個體與群體關系的獨特意義， 對于社交網絡沖突多的個體， 獨處的負面影響較低（Birditt et al.， 2018）。這樣看來， 獨處似乎是有益于老年期個體自身的， 那些表現出更多獨處偏好的老年人， 同時也報告了更多積極的獨處經歷， 更少的孤獨感， 更少的負面影響（Li & Tang， 2022; Nikitin et al.， 2022; Toyoshima & Sato， 2015）， 和對于獨處更多的享受（Lay et al.， 2020）。最近的一項研究（Toyoshima & Sato， 2019）通過比較青年、中年、老年三個年齡組個體的獨處偏好， 得到關于老年人獨處偏好更加直接的研究證據： 相比于其他組， 老年人同時報告了更多的獨處時間以及更多的積極情緒。

與上述研究證據相對矛盾的是， 另一項針對18～84歲個體的研究采用了為期10天日記法的方式發現： 平均獨處時間越長， 孤獨感會越強烈， 并且這種關聯在老年個體中更為突出（Pauly et al.， 2022）?？梢?， 同樣對于老年人來說， 獨處依然同時包含了積極和消極的含義（Hoppmann et al.， 2021）， 并且不能簡單認為老年期的獨處偏好存在絕對的積極意義。個體社交網絡成員的離世或退休帶來的社會角色變化導致老年人客觀上會經歷更多的被迫性獨處（Fiori et al.， 2007; Wagner et al.， 1999）， 而這種被迫獨處的代價也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例如， 老年人獨自生活會存在因身體健康下降、殘疾以及伴侶和朋友死亡等因素而面臨的社會孤立風險（Courtin & Knapp， 2017; Victor & Bowling， 2012）。如果老年人因身體原因自主性需求沒有被滿足， 獨處變為被迫的選擇， 那么這種社交隔離也會引起適應不良（Hoppmann et al.， 2021; Lang & Baltes， 1997）， 如老年人抑郁風險增加、更低水平的生活滿意度等（Golden et al.， 2009; Toyoshima & Sato， 2015; Zunzunegui et al.， 2003）， 產生諸多消極影響。

整體而言， 相對于成年期其他階段， 個體在老年期具有更多可支配的時間， 并且對于獨處具有更高的自主性， 他們可以通過獨處來調節情緒、從中享受獨處。與此同時， 不可否認的是老年期個體更容易面臨社會孤立而被迫獨處， 這會給個體情感、生活、社交方面帶來風險， 使得獨處的代價再次抬頭。

7? 總結

綜上所述， 本研究以畢生發展的視角討論個體從童年期到老年期獨處的發展特點與適應功能， 揭示獨處的確是一把雙刃劍， 對于個體的發展同時具有益處與代價?？傮w而言， 不同年齡階段個體獨處表現出一定的變化特點， 如兒童時期的獨自游戲→青少年期的自我探索與娛樂→成年早期的工作與休息→成年中期的放松與反省→老年期的問題解決與情緒調節。且隨著年齡的發展， 不同階段獨處益處與代價的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在童年期， 兒童進行獨自游戲是發展其社會交往功能的橋梁， 但與此同時這也直接導致個體錯失與同伴交往的機會， 獨處的代價占據上風; 在青少年期， 盡管個體有更大的社交自主性， 但其所面臨社會期許與規范增加， 這時獨處易產生多種內化行為問題且面臨著同伴的壓力， 獨處的代價達到頂峰; 在成年早期， 自我決定的獨處動機有助于自我接納和個人成長， 獨處的益處開始逐步顯現， 但是因動機與態度的不一致， 個體可能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情緒; 在成年中期， 隨著個體身份轉變， 對于獨處有更高的需求和自主動機， 但也面臨不同的社會情感得失， 此時獨處的益處和代價不相上下; 到了老年期， 個體對于獨處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并且開始享受獨處， 但是這一階段老年人可能會面對社交孤立， 這會對個體認知、情感、生活帶來極大的威脅， 獨處的代價再次抬頭。

最后， 本研究繪制了畢生發展視角下童年期至老年期獨處益處與代價的比較模型（見圖1）。

8? 思考與展望

從畢生發展的視角探討獨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因為獨處與人際交往并存于人生發展的每個階段， 并對個體的發展帶來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盡管以往研究者關注到兒童及青少年獨處的適應功能， 但對其理論解釋以及發展軌跡仍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需要在未來加以探索與改善。

8.1? 以個體為中心的視角， 整合獨處的多維性

雖然許多研究者已從不同角度關注了獨處， 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以變量為中心對獨處進行探討， 鮮有研究將獨處狀態的多維特點同時進行考察。而以往研究提出觀點認為： 獨處是一種復雜而多維的狀態（Coplan， Bowker et al.， 2021）， 因此這種整合對于理解獨處這一復雜現象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單獨考察某一方面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偏頗， 例如認為偏好獨處就是適應不良而忽略了選擇獨處的動機。整合獨處的多個維度能夠更好地捕捉個體行為的潛在差異， 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究獨處這一概念本身（Bowker et al.， 2014）。目前僅有個別研究采用以個體為中心的研究方法， 試圖整合獨處的多個維度（Borg & Willoughby， 2023， ?M年齡 = 12.48歲; Hipson et al.， 2021， 青少年， ??M年齡 = 16.14歲; Lay et al.， 2018， 成人， M年齡 = ?20 ～ 67歲; Maes et al.， 2016， 青少年， M年齡 = 16.56 ～ 15.78歲; Zhou et al.， 2023， 大學生， M年齡 = 19.71歲）。由于以個體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對于變量指標的選擇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目前這幾項研究的結果并不能進行直接相互比較， 未來研究可以在不同發展階段， 采用以個體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如潛在剖面分析等）， 更加系統地整合考察獨處的多維結構。

8.2? 以畢生發展為視角， 直接檢驗獨處適應功能的動態發展

從畢生發展的視角探索獨處， 需要關注獨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獨特功能。盡管Coplan和Ooi等人（2019）提出了獨處的發展時間效應模型， 并且許多研究者都關注到了不同年齡階段獨處的適應功能（Zava et al.， 2019， 兒童， M年齡 = 4.86歲; Hu et al.， 2022， 青少年， M年齡 = 14.65歲; Nikitin et al.， 2022， 年輕人和老年人， M年齡 = 19～88歲; Ost mor et al.， 2020， 中年人， M年齡 = 41～60歲）， 但目前獨處的研究大多只限于兒童與青少年發展階段， 成年期、老年期的研究稍顯不足， 且大部分的研究證據較為分散， 難以直接整合進行比較。同時， 僅有少量研究嘗試直接比較童年期和青少年階段社會適應功能差異（Ding et al.， 2023; 萬旋傲 等， 2021）， 仍缺乏更廣年齡階段的直接比較。因此， 未來研究不僅需要通過大樣本橫向研究進一步比較從童年期到老年期獨處的益處與代價， 更重要的是， 也需要通過縱向研究更加全面地考察同一批個體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中， 獨處的益處和代價如何動態變化的全過程。最后， 還可以借助元分析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細致地了解獨處與個體適應功能各個指標之間的關系與差異。

8.3? 結合文化背景理解獨處的發展過程

在理解獨處現象時， 不得不考慮的是文化因素， 因為不同文化中對于獨處的態度和理解存在一定差異， 而對文化差異性的考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獨處這一現象（Buttrick et al.， 2019; 丁雪辰 等， 2015; 丁雪辰 等， 2019）。例如， 西方文化更加強調個體的自由意志， 獨處更可能被理解為個人選擇， 從而得到更多接納（Bowker et al.， 2020）。相反， 在東方文化中更加看重人際關系與群體互動， 因此獨處更可能被看作是一種自私或是與社會規范不符的行為（Chen， 2020）， 因而對個體發展產生更多的消極影響（Liu et al.， 2018）。然而， 目前大多數關于獨處的研究多基于西方文化樣本（Coplan， Ooi， et al.， 2019; Thomas & Azmitia， 2019; Weinstein & Nguyen， 2020）， 在東方文化下的探索則較為有限， 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探索兒童和青少年的獨處（Ding et al.， 2020; Liu et al.， 2018; Zhang & Eggum- Wilkens， 2017; Zhang & Eggum‐Wilkens， 2018）， 能夠支撐不同文化間比較的研究證據還相對不平衡， 因此未來需要更多來自東方文化下的研究證據（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 來描述和揭示獨處在不同文化下如何被人們所理解， 以及這種文化差異又是如何進一步影響個體的發展結果。

8.4? 數字技術發展下獨處的界定與發展

Coplan和Bowker （2017）認為獨處代表一種精神狀態， 而不是一種存在狀態， 而當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使個體既可能在物理空間上獨處， 同時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與他人進行互動（Quandt & Kr?ger， 2013）， 這似乎使得“獨自一人”難以將獨處概念化（Campbell & Morgan， 2022）。人們可能會發問： 獨處的定義是否應該包括各種不涉及社會互動的想法、感覺、行為， 如睡覺、玩電子游戲、線上客戶服務、解決問題等活動（Hoppmann & Pauly， 2022）。過去研究發現僅僅是對于電子通信軟件即時反饋的期望就可以打斷個體的獨處（Kushlev et al.， 2017）， 而近年Coplan等人（2022）專門關注到青少年獨處與數字科技使用， 研究結果強調探討獨處與幸福感之間的聯系時考慮數字技術的重要性。另有研究發現在疫情期間經常與他人進行虛擬互動的老年人會受益（Tsang et al.， 2022）。但目前僅有少量研究關注到數字科技如何影響個體獨處的適應功能（Coplan et al.， 2022; Diefenbach & Borrmann， 2019; Tsang et al.， 2022）， 因此未來研究需要關注在網絡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 獨處的概念及其對于不同年齡段個體的發展是否存在新的模式與適應功能， 尤其在童年期和成年中期就線上獨處展開充分討論。

8.5 ?獨處的認知神經機制

基于畢生發展的視角探討獨處離不開腦結構和功能的變化。隨著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的興起， 獨處認知神經機制的發展也是未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期關于社會退縮兒童認知神經活動表現的研究證據從側面提供了一些支持， 社會退縮兒童往往會存在社交趨近?回避動機的沖突（Poole et al.， 2019）， 有研究發現， 在靜息狀態下， 社會退縮兒童右腦額葉表現出相對較強烈的EEG活動， 因此他們更容易出現消極的情緒與回避行為（Fox et al.， 1995）。但社會退縮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獨處， 最近Huang等人（2023）的研究直接關注了獨處動機與趨近?回避動機之間的關聯程度， 研究者們通過收集18～45歲大學生（M = 19.77歲）靜息態EEG下三種常見的與趨近?回避動機相關的神經生理信號FAA、β抑制和PFTA， 發現獨處的神經生理基礎僅與趨近?回避系統的情緒（FAA）和身體運動（β抑制）方面有關。具體而言， 獨處偏好與FAA呈負相關， 較高的獨處水平與相對較少的左額葉不對稱有關， 作者認為這樣的結果難以確定偏好獨處的個體是因為他們更少體驗到趨近?回避情緒， 還是因為他們并不擅長情緒調節。另外， 獨處偏好還與β抑制的增加有關， 這可能是因為偏好獨處的個體擁有豐富的內心活動， 充滿了自我反思和創造力， 這種心智化可能是個體通過回憶過去或想象未來的互動和行為所驅動的（Huang et al.， 2023）。從發展的視角來看， 前額葉在25歲之間會繼續發育和成熟（Johnson et al.， 2009）， 因而未來需要更多研究探索不同時期獨處的腦機制， 以及不同時期獨處與適應功能之間關聯的腦機制， 以解釋獨處是否隨年齡增長對大腦結構和功能產生不同的影響， 以及不同的生理指標是否與個體各個時期的思維模式和社會能力相關聯， 從而為個體尋求積極的獨處方式提供研究證據。

8.6 ?不同年齡階段下獨處的實踐意義

基于發展的視角， 不同年齡階段的個體獨處的益處和代價也有所差異。針對此， 我們可以通過采用不同的干預措施更有效地發揮獨處的積極作用， 減少獨處的消極影響。面對獨處不利于社會性發展的童年期獨處個體（Ding et al.， 2015; Ding et al.， 2019）， 可以依據情境的變化來靈活應對。例如， 當兒童主動獨自進行搭積木活動時（Coplan et al.， 2014）， 我們可以任其享受自己獨自探索的時光， 但在其他同伴互動情境鼓勵偏好獨處兒童參與其中。而對因數字技術的沖擊缺乏社會互動而表現高孤獨感、低心理健康水平的青少年（Twenge et al.， 2019）， 我們應當加以重視， 鼓勵其參與現實中的親子互動與同伴互動。雖然成年早期的個體忙于工作， 他們渴望獨處用于休息（Toyoshima & Sato， 2015）， 但是他們面臨另一種風險： 處于單身階段， 經常獨自一人， 沒有伴侶來分享閑暇時間（Anttila et al.， 2020; Toyoshima & Sato， 2015）。該階段他們重要的發展任務為親密關系， 所以我們提倡成年早期個體在保證必要的獨處時間用于休息恢復精力之外， 應當積極參與社交活動。至于成年中期的個體， 因其工作及養育壓力面臨較多獨處不足的問題， 而擴大家庭物理空間不失為增加獨處時間的一個有效手段（Anttila et al.， 2020）。另外， 近期一項研究證實： 人生后半階段， 積極獨處的技能與通過聽音樂或正念調節情緒的技能相關， 這為改善晚年生活提供了啟示（Bachman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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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adjustment functions of solitude from a lifesp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 five-round comparison of benefits and costs

Abstract： Solitude， a state of non-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in a real or virtual environment， has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from childhood to late adulthood.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solitude， but have taken different views on it，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This study adopts a lifesp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o describe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solitude at different ages and highlights that solitude has both benefits and costs. To further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of solitude， future studies could： 1） Integr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solitude from a personal-oriented perspective. 2） Collect more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from lifespan perspective. 3） Interpre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litude based on cultural background. 4） Examine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technology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solitude. 5） Explore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of solitude. 6） Consider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solitud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Keywords： solitude， lifesp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djustment function， benefit，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