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數字化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嗎

魏升民 李沛倫 楊彩婷

摘 要：稅收征管數字化是稅收征管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獻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在企業層面的治理效應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但鮮有成果分析其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的微觀數據，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鶞驶貧w結果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在進行平行趨勢、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更換被解釋變量、剔除部分樣本、安慰劑等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稅收征管數字化提高了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促進了稅收優惠政策的落實和企業享受比例，從而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規模。拓展性分析顯示，當企業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企業為非國有企業，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稅收征管數字化促進企業慈善捐贈的效應更為顯著。建議深入推進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強化稅收征管對企業慈善捐贈的規范和引導，同時注重發揮稅收大數據“以數治稅”優勢，促進各項稅費優惠政策及時精準地匹配到每一戶適用企業，助力企業更好實施慈善捐贈。

關鍵詞：稅收征管數字化；企業慈善捐贈；金稅三期工程；共同富裕

文章編號：2095-5960（2024）01-0062-09；中圖分類號：F27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年10月，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分兄赋?，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第三次分配理論最早是由厲以寧提出來的。［1］在當前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展現出的是一種更高維度的財富及其分配機制，其本質是推進財富升維的社會過程中實現人的升維、實現財富解放的同時最終實現人的徹底解放。［2］在第三次分配構成中，慈善捐贈是其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其中企業長期是我國慈善捐贈主體。中國慈善榜數據顯示，2003～2022年收錄的慈善企業捐贈累計達1909.09億元，占同期社會捐贈總額（3017.3億元）的63.3%。事實上，圍繞企業慈善捐贈的研究者眾，成果豐富，視角廣闊。例如，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因素包括企業家的社會身份［3］、高管的貧困經歷［4］、董事的過往生活經歷［5］等；企業慈善捐贈的動機既有強化政企關系［6］［7］、影響投資者看法［8］，也有寓利于義［9］、展示“善意”的非利他行為［10］；企業慈善捐贈的效應包括影響創新績效［11］、股價風險［12］、過度投資［13］等。與此同時，作為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稅收，是影響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遺產稅［14］、所得稅［15］［16］、稅收優惠［17］［18］等稅收制度與政策方面，稅收征管作為影響企業行為的一種重要外部治理機制［19］［20］［21］，鮮有學者從征管視角探討其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擬從稅收征管視角，借鑒已有研究將“金稅三期工程”作為準自然實驗的思路，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基于2008～2020年中國A股上市企業的微觀數據，實證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效應。與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存在的邊際貢獻可能有三點：第一，實證檢驗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慈善捐贈的促進作用，這與已有學者的研究結論明顯不同［22］，有利于進一步擴展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行為的研究領域，為全方位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治理效應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第二，細致地識別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慈善捐贈的內在機制及其異質性表現，有利于進一步揭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動因，為更加深入理解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第三，立足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下探討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既有利于提高稅收在促進企業慈善捐贈中的調節力度和精準性，也有利于進一步深化對稅收現代化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和認識。

二、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

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我國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稅收信息化建設——“金稅工程（Golden Tax Project，GTP）”，這是我國電子政務工程重點建設的國家級“十二金”工程之一。［23］經過“金稅一期工程”“金稅二期工程”近30年的持續推進完善，到2009年，正式啟動“金稅三期工程”部分核心項目，2010年進入全面實施，2013～2015年先后在不同省市推廣試點運行，截至2016年10月底，在全國31個省份（港澳臺地區除外）實現全面上線運行?！敖鸲惾诠こ獭痹诓煌》菰圏c、推廣、運行的基本情況，見表1。

“金稅三期工程”在一期、二期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優化，主要體現在：首先，建立了以總局為主，省級為輔的大集中模式，征管數據在總局得到集中處理和儲存，實現了全國征管數據應用大集中，同時建立了第三方信息共享機制，全面掌握企業涉稅信息。其次，通過建設統一的網絡發票管理、查詢系統，及時獲取企業開具的發票信息，并與申報信息比對，促進稅源管理。第三，在“以票控稅”的指導思想下，成功覆蓋國家和地方各級稅種、所有稅種、所有工作環節?？傮w而言，“金稅三期工程”遵循以納稅人為中心、促進稅法遵從、優化納稅服務、全面提升用戶體驗的理念，并將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應用其中，體現了目前電子政務發展的最新方向和趨勢，對實現稅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是稅收征管深度嵌入國家治理的重要體現。［24］

從企業角度而言，“金稅三期工程”通過增加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了企業的信息透明度［25］，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使企業慈善捐贈吸引社會關注，且慈善捐贈被視為是值得信賴的一種市場信號［26］，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聲譽、價值乃至經營業績，促使企業更有動機進行慈善捐贈。從稅務部門而言，“金稅三期工程”實現了大數據稅收征管，提高了涉稅業務審核流程，促進了納稅服務宣傳效率，尤其是促進與慈善捐贈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應享盡享”［27］，有利于降低企業捐贈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的慈善捐贈規模。兩方面共同作用，說明“金稅三期工程”無論是從企業角度還是從稅務部門角度，都有利于促進企業慈善捐贈，這在現實中是具備可操作性的。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0：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顯著提高企業慈善捐贈規模。

三、實證模型、數據與說明

（一）實證模型

為了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于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借鑒劉慧龍等［21］、張克中等［28］、魏志華等［29］將“金稅三期工程”作為準自然實驗的研究思路，設定如下回歸模型：

Donijkt=α+βGtpijkt+X′λ+θk+μt+εijkt? （1）

其中，下標k代表企業、 i代表企業所在地區、 j代表企業所屬行業、 t代表年份。Don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在第t年地區i行業j企業k的慈善捐贈規模。Gtp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在第t年行業j企業k的所在地區i是否為“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X為控制變量集合，θk為企業固定效應，μ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jkt為隨機誤差項。系數β是本文最關心的系數。當本文假說成立時，系數β顯著大于0。

（二）數據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企業慈善捐贈規模（Don）。參考許年行和李哲的做法［4］，使用企業慈善捐贈總金額與期末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其中，企業慈善捐贈總金額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宏觀系列研究數據庫中“上市企業營業外收入與支出”板塊。該板塊中存在“公益性捐贈”“對外捐贈”“公益性捐贈支出”“對外捐贈”和“對外捐贈支出”等5項捐贈項目，將每個企業的上述5項捐贈項目相加得到企業慈善捐贈總金額。

2.核心解釋變量：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由于“金稅三期工程”采用分批試點、逐步實施的推進方式，符合良好擬自然實驗條件，本文采用多期DID的識別策略，其中Gtp為虛擬變量，即當第t年行業j企業k的所在地區i為“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的時候，Gtp取值為1，否則為0。同時借鑒已有研究做法，如果“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時間為上半年，則視為當年實施；如果“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時間為下半年，則視為下一年實施。各試點地區的“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時間，見表1。

3.其他控制變量（X）。除本文關注的稅收征管數字化（Gtp）外，部分相關因素也會影響企業慈善捐贈，將其進一步劃分為企業層面和地區層面。企業層面的變量主要包括：企業規模（ta）、盈利能力（rateofreturn）、發展能力（irbr）、償債能力（rlta）、產權性質（equitynature）和股權集中度（largestholder）。地區層面的變量主要包括：人均實際GDP（gdppp）、自然災害程度（loss）、慈善中介機構數量（foundation）和地區捐贈傾向（socialdon）。

4.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選取2008～202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其中，企業層面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CSMAR宏觀系列研究數據庫中“財務指標分析”板塊，地區層面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CSMAR宏觀系列研究數據庫中“區域經濟”板塊以及歷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同時為保證樣本有效性，對原始數據做如下處理：（1）刪除金融行業的企業；（2）剔除財務指標異常的企業；（3）剔除關鍵數據不全的企業；（4）對連續變量上下1%的分位數進行縮尾處理，排除極端值的干擾。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四、實證檢驗結果

（一）基準回歸結果

基于回歸方程（1），表3給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影響效應的結果。第（1）、第（2）、第（3）列回歸中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均通過1%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規模，這與本文的理論假說是一致的。從效應大小看，第（3）列指出，相比不在“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實施地區的企業，實驗組企業的慈善捐贈規模在“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后提高了0.23%。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我們借鑒Ferrara等的研究思路［30］，采用改變政策實施時間的“反事實法”，即通過改變“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時間的方法來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具體地，將式（1）中的稅收征管數字化（Gtp）轉換為表示“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前和實施后若干年的政策啞變量，因變量不變，估計方程如下：

Donijkt=α+∑4s=-4βsGtpijkt+X′λ+mi+nj+θk+μt+εijkt? （2）

Gtpijk0是指“金稅三期工程”實施當年的政策啞變量，將其設定為：當S取負數時，Gtpijks表示“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前S年的啞變量；而當S取正數時，Gtpijks表示“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后S年的啞變量。本文的關注點是“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前4年、后4年，并將政策發生前5年及以上設為基準組。平行趨勢檢驗的結果，見表4。系數βs估計值及置信區間的年度變化，見圖1。從表4、圖1可知， “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企業的慈善捐贈規模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2.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由于企業之間存在著地區和本身特點的差異，實驗組和對照組的企業在這兩方面的差異可能會導致估計結果的偏差。本文采用PSM-DID方法將每一個實驗組企業與其最為相似的對照組企業相互配對，接著利用匹配成功后的樣本進行回歸。具體地，本文選擇企業規模、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償債能力、股權集中度、產權性質等6個變量，作為企業的特征變量，考慮使用Logit模型首先計算出傾向得分，然后進行一對一的卡尺內最近鄰匹配，其中，卡尺選擇為0.05。因為本文使用多期DID模型，故采用逐期匹配的方法來篩選對照組企業。表5報告的PSM-DID的回歸結果同樣支持本文的研究結論。

3.更換被解釋變量。為排除被解釋變量度量方法對估計結果的干擾，本文進一步通過更換被解釋變量，即采用其他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度量方法來進行回歸。具體地，參考戴亦一等［7］、鄭登津和謝德仁［31］的做法，（1）采用企業慈善捐贈總金額與營業總收入的比值，作為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代理變量（Per1）①? ①營業總收入=營業收入+利息凈收入+已賺保費+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其他業務收入 ；（2）采用對數化處理后的企業慈善捐贈總金額，作為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另一個代理變量（Per2）。表6的回歸結果表明，更換被解釋變量后，本文的理論假說依然成立。

4.剔除部分樣本。有研究顯示，一些企業在汶川、玉樹兩次地震災難期間捐贈的數額較大［32］［33］，可能會影響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從而使估計結果出現偏差。因此，本文考慮將在這兩次事件中參與慈善捐贈的公司從總樣本中剔除。此外，青島市、深圳市、大連市、廈門市、寧波市五個地區為地級市，而其他地區都為省級行政區，因此包含這五個城市的樣本觀測值可能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干擾，將注冊地在這5個城市的企業從總樣本中剔除。從表7的回歸結果可知，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5.安慰劑檢驗。本文通過隨機選擇各年份的“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各試點地區的“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年份兩種方法進行安慰劑檢驗。首先，隨機選擇各年份的“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即為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別隨機分配（不重復，因此能包含所有地區）1個、2個、3個、14個、16個地區為“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地區。其次，隨機選擇各試點地區的“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年份，即為各試點地區隨機分配2008～2020年中的任意一年為“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年份。本文分別對兩種方法隨機進行500次回歸估計，估計系數核密度分布見圖2和圖3?；貧w結果表明，兩種安慰劑檢驗得到的估計系數的均值都接近于0，遠遠偏離基準回歸得到的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系數0.0023，并且大部分p值在0.1以上。因此，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五、機制探索

（一）稅收征管數字化提高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信息環境渠道”

首先，“金稅三期工程”依托計算機網絡，集中處理包括稅收數據在內的多種數據信息，實現了稅收管理信息四大子系統的協調高效和信息共享，有利于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從整體上改善企業信息環境。［29］其次，慈善捐贈被視為是值得信賴的一種市場信號［26］，是企業樹立自身形象、維護自身聲譽的重要手段，當信息透明度提高時，企業慈善捐贈能夠得到公眾更多關注，從而獲取更大價值回報?？梢?，企業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會增加企業慈善捐贈的規模。參考魏志華等的做法［29］，本文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得到的企業盈余管理程度（Da）衡量企業信息透明度。當Da的值越大，企業信息透明度越低；反之，企業信息透明度越高。這里將Da作為中介變量，設定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Mijkt=c0+c1Gtpijkt+c2Z′+mi+nj+θk+μt+εijkt? （3）

Donijkt=d0+d1Gtpijkt+d2Mijkt+d3X′+mi+nj+θk+μt+εijkt? （4）

其中，M為中介變量，Z為企業層面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集合，其他變量定義如前文所述。表8報告的回歸結果與預期相符。

（二）稅收征管數字化提高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稅收優惠政策落實渠道”

首先，“金稅三期工程”促進稅收優惠政策落實，提高稅收優惠政策享受比例，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金稅三期工程”通過數字化、信息化手段提升了納稅宣傳服務的效率，提高了納稅人對稅收優惠政策的了解程度，提升了納稅人申請稅收優惠的比例；二是“金稅三期工程”建立了全面數字化的納稅服務體系，通過信息化的納稅申報系統降低了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簡化了稅務審核流程，減少了政府對納稅人申請稅收優惠的干預，降低了納稅人辦稅和申請稅收優惠的成本。其次，稅收優惠政策的落實，有利于促進與企業慈善捐贈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的“應享盡享”，降低了企業捐贈成本，從而提高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參考樊勇和李昊楠的做法［27］，本文采用所得稅減免稅額占銷售收入的比重（Red）衡量稅收優惠。當Red的值越大，企業稅收優惠落實程度越高；反之，企業稅收優惠落實程度越低。這里將Red作為中介變量，構建與式（3）、式（4）類似的中介效應模型。表9報告的回歸結果與預期是一致的。

六、拓展性分析

（一）地區異質性

通常而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市場化程度更高，市場作用能夠得到更加有效發揮。企業捐贈行為作為一種積極的信息披露與信號展示［26］，意味著當企業進行慈善捐贈時，這種正向信息可以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快速地傳遞給公眾、政府，進而帶來相應價值回報?？梢灶A期，“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對于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企業影響更強烈，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提高會更加明顯。因此，以2014年為基準，若該地區當年人均實際GDP大于等于中位數，則分類為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否則為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從表10報告的結果可知，稅收征管數字化提高企業慈善捐贈規模，有利于彰顯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的積極效應，更多體現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

（二）企業性質異質性

衡量企業慈善捐贈的動機方面，維持良好的政企關系是其重要選項。［6］［7］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聯系更加緊密，一定程度上說明國有企業的慈善捐贈規模的政企效應明顯，會更多受到政治關聯而非其他因素的影響?？梢灶A期，“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后，稅收優惠政策得到進一步落實，企業信息透明度得到提升，對于國有企業的影響更弱，國有企業的慈善捐贈規模會更小。本部分將企業樣本區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樣本后進行回歸。表11報告的結果與預期相符。

（三）政策實施階段異質性

“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時間是分階段、漸進完成的，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是2013～2014年，分別在重慶市、山東省、山西省實施，屬于“試點版”；第二階段是2015～2017年，分別在其他33個地區實施。第二階段的“金稅三期工程”是在第一階段實施后，根據反饋情況進行了改進升級的“優化版”。與第一階段相比，“優化版”對涉稅信息透明度的掌握更全、稅收政策落實更充分、偷逃稅行為的監管效果更明顯?？梢灶A期，與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對于企業慈善捐贈規模的提高程度更大。因此，本文根據“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時間將總樣本分為第一階段“試點版”和第二階段“優化版”，分別進行回歸。表12的結果表明，與“試點版”相比，“優化版”實施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使得企業慈善捐贈規模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回歸結果是符合預期的。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稅收征管數字化是稅收征管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其中“金稅三期工程”是刻畫稅收征管數字化程度的重要表征，是我國現階段發展最成熟、應用范圍最廣泛的稅收征管數字化成果。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金稅三期工程”分批試點、逐步推行的實施方式，為有效識別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行為的影響提供了良好的準自然實驗。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國A股上市企業的面板數據，使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發現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規模，即“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使試點地區企業的慈善捐贈金額提高了0.23%。經過平行趨勢檢驗、PSM-DID回歸、更換被解釋變量、剔除部分樣本以及進行安慰劑檢驗后，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穩健，且當企業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企業為非國有企業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這種促進效應更為明顯。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深入推進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強化稅收征管對企業慈善捐贈的規范和引導。本文研究顯示，當前我國對企業慈善捐贈的稅收支持主要體現在所得稅優惠稅率、優惠扣除比例等稅收政策方面，對稅收征管因素的關注度較少，未來要通過高質量實施《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深入推進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稅收征管現代化機制，提高稅收征管透明度和公平性，進而強化其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規范和引導作用。第二，發揮稅收大數據“以數治稅”優勢，促進各項稅費優惠政策實現“應享盡享”。本文研究發現，“信息環境”“稅收優惠政策落實”是稅收征管數字化促進企業慈善捐贈的重要渠道。未來伴隨智慧稅務建設、“金稅四期工程”的深入實施，稅務部門“以數治稅”優勢更加凸顯，建議在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的進程中，要注重發揮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優勢，著力打造“云網數端”一體化的數字稅務系統，全方位優化整合服務資源，將稅費優惠政策及時精準地匹配到每一戶適用企業，助力企業更好地實施慈善捐贈行為。第三，拓展稅收服務國家治理的領域和范圍，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本文研究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促進了企業慈善捐贈規模，有利于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機制，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這是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又一重要體現。未來要不斷更新研究方法、深化研究思路、轉換研究范式，不斷拓展稅收尤其是征管數字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國家治理各領域的效應研究，為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以及稅收現代化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等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厲以寧.關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幾個問題（下）［J］.黨?？蒲行畔?，1992（24）：2～6。

［2］王名，藍煜昕，高皓，等.第三次分配：更高維度的財富及其分配機制［J］.中國行政管理，2021（12）：103～111.

［3］高勇強，何曉斌，李路路.民營企業家社會身份、經濟條件與企業慈善捐贈［J］.經濟研究，2011（12）：111～123.

［4］許年行，李哲.高管貧困經歷與企業慈善捐贈［J］.經濟研究，2016（12）：133～146.

［5］Su Z Q，Xu Y Y，Xiao Z P，Fung H G.Directors’ prior life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don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J］.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20，53：101191.

［6］張敏，馬黎珺，張雯.企業慈善捐贈的政企紐帶效應——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3（7）：163～171.

［7］戴亦一，潘越，馮舒.中國企業的慈善捐贈是一種“政治獻金”嗎——來自市委書記更替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4（2）：74～86.

［8］Iatridis G E.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the US stock market： Evide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value relevance and earnings manipul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5，39：113～126.

［9］眭文娟，張慧玉，車璐.寓利于義？企業慈善捐贈工具性的實證解析［J］.中國軟科學，2016（3）：107～129.

［10］潘越，翁若宇，劉思義.私心的善意：基于臺風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新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7（5）：133～151.

［11］張振剛，李云健，李莉.企業慈善捐贈、科技資源獲取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基于企業與政府的資源交換視角［J］.南開管理評論，2016（3）：123～135.

［12］曹海敏，孟元.企業慈善捐贈是偽善嗎——基于股價崩盤風險視角的研究［J］.會計研究，2019（4）：89～96.

［13］沈弋，呂明晗，朱佳立等.慈善捐贈、管理者樂觀預期與企業過度投資——基于動態認知偏差視角［J］.管理工程學報，2023（9）：1～13.

［14］楊經國，鄒恒甫.慈善捐贈、遺產稅與撒瑪利亞人困境——一個擴展性利他主義模型［J］.經濟學動態，2015（8）：19～27.

［15］任國保，周宇.公益性捐贈扣除個人所得稅制度國際比較［J］.國際稅收，2021（10）：68～73.

［16］黃燕飛，鳳欣.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的所得稅優化研究——基于美國極富者的案例分析［J］.財政科學，2023（3）：91～100.

［17］王曉潔，尤夢瑩.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國際經驗與啟示［J］.稅務研究，2022（12）：67～73.

［18］楊燦明，楊耀宇.稅收優惠與企業慈善捐贈：來自企業捐贈抵稅政策調整的證據［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23（3）：69～81.

［19］Desai M A，Dyck A，Zingales L.Theft and Tax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84（3）：591～623.

［20］曾亞敏，張俊生.稅收征管能夠發揮公司治理功用嗎？［J］.管理世界，2019（3）：143～151，158.

［21］劉慧龍，張玲玲，謝婧.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與企業關聯交易治理［J］.管理世界，2022（6）：158～176.

［22］陳怡欣，池賦煒，林奕皓.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慈善捐贈——基于金稅三期工程的準自然實驗［J］.財經論叢，2023（11）：25～35.

［23］全國稅收“六五”普法叢書編委會.金稅工程知識問答［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2.

［24］陳黛斐，劉嘉怡，黃詩睿，等.金稅三期 鯤鵬展翼——金稅三期工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上線［J］.中國稅務，2016（12）：18～19.

［25］孫雪嬌，翟淑萍，于蘇.大數據稅收征管如何影響企業盈余管理——基于“金稅三期”準自然實驗的證據［J］.會計研究，2021（1）：67～81.

［26］Fehrler S，Przepiorka W.Choosing a Partner for Social Exchange： Charitable Giving as a Signal of Trustworthines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6，129：157～171.

［27］樊勇，李昊楠.稅收征管、納稅遵從與稅收優惠——對金稅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應評估［J］.財貿經濟，2020（5）：51～66.

［28］張克中，歐陽潔，李文健.緣何“減稅難降負”：信息技術、征稅能力與企業逃稅［J］.經濟研究，2020（3）：116～132.

［29］魏志華，王孝華，蔡偉毅.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內部薪酬差距［J］.中國工業經濟，2022（3）：152～170.

［30］Ferrara E L，Chong A，Duryea S.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2012，4（4）：1～31.

［31］鄭登津，謝德仁.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與企業捐贈［J］.金融研究，2019（9）：151～168.

［32］陳仕華，馬超.企業間高管聯結與慈善行為一致性——基于汶川地震后中國上市公司捐款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1（12）：87～95.

［33］崔秀梅，何世文，王慧文.企業賑災捐贈的戰略性分析——基于“玉樹地震”事件的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2015（6）：90～94.

Does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Increase Corporate Philanthropy-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Golden Tax-III Project”

WEI Sheng-min1，2，LI Pei-lun3，YANG Cai-ting4

（1.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042，China；2.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Guangdong Provincial Taxation Bureau Tax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Guangzhou，Guangdong 510655，China；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Guangdong 510641，China；4.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is a deep integr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Abundant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but there is a paucity of studies on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0， this paper adopts the Staggered DI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scal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still hold after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parallel trend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PSM-DID）， replac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cluding part of the sample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not only improves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but also promotes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enjoying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thus increasing the scal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expa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to promote the scal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after 2014 in regions where the economy is prosperous and enterprises are non-state own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form of tax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in depth， the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of tax administration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be strengthened， the advantages of tax big data be emphasized， so as to promote the timely and accurate matching of various preferential policies on taxes and fees to each applicable enterprise， and to help enterprise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ir charitable donations.

Key words：

Digital tax enforcement; Corporate philanthropy; Golden Tax-III project;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責任編輯：吳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