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數字化轉型悖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元創新的異質性影響

孫忠娟 陳瑾宇

摘 要：“數字化轉型悖論”是困擾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重要問題，對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具有十分不利的影響。創新形式多樣性、數字化轉型路徑多重性、情境變量的影響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基于2016—2022 年中國上市公司年報信息，構建了度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并依據知識基礎理論、路徑依賴理論和組織變革理論構建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模型。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對于探索式創新具有積極影響，對于利用式創新具有消極影響；吸收能力部分中介了數字化轉型對雙元創新的作用；環境動蕩性調節了多條影響路徑。據此，對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提出建議。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雙元創新；環境動蕩性；企業資源基礎；吸收能力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06123

Deciph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radox：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Dual Innovation of Firms

Sun Zhongjuan，Chen Jinyu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2， China）

Abstract：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radox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plagu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nterprises. The diversity of innovation forms， the multiplic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s，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variables may be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uses a text mining approach to construct metrics to measu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annual report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2022. We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du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KBV， path dependency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a negative impact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bsorptive capacit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du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moderates multiple impact paths. Accordingly， we propos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Du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Firm Resource Base; Absorptive Capacity

0 引言

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AI）、大數據和云計算，已經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方式以及創造價值的邏輯。這些技術為企業在數字經濟浪潮下獲取持續競爭優勢提供了新動力^[1]。在實體經濟和傳統產業中，數字化轉型成為突破原有發展軌跡、實現第二增長曲線的迫切需求^[2]。盡管數字化轉型已經引起了各方主體的廣泛關注，并逐漸成為企業追求競爭優勢和差異化的重要手段，但對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關鍵競爭優勢——創新的影響，仍然是一個主要但尚未深入探討的話題。

現有文獻從資源基礎理論和動態能力理論等角度探討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但不同研究的結論存在相互矛盾的情況，這一現象被稱為“數字化轉型悖論”^[3]。在理論研究方面，Kaur等（2017）的研究表明，信息技術可以通過提升企業的戰略靈活性和市場敏捷性直接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并通過優化內外部溝通間接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4]。然而，Kim（2017）的研究則相反，表明只有少數企業能夠從數字化轉型中受益^[5]。在實踐方面，《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報告（2020）》指出，僅約9%的中國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后達到預期效果。雖然在實踐中存在著一些數字化轉型成功的典型案例，如美的和海爾等企業通過實施數字化轉型徹底改變了生產和運營方式，激發了創新活力，并提升了綜合競爭力^[6]，但也有一些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例如家樂福的數字化戰略導致了嚴重的危機，最終被數字經濟時代所淘汰?！皵底只D型悖論”成為困擾數字化轉型理論研究與實踐的重要難題。

“數字化轉型悖論”的存在表明，數字化轉型并不能必然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企業創新具有多種形式，并且這些形式之間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7]。另一個原因是，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路徑和機制是多重的，其中的正向和負向效應可能相互抵消，從而導致最終效果不明顯。此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可能會受到內外部不同情境變量的影響。不同情境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造成了現有研究中的悖論。

基于上述問題，本研究運用知識基礎理論、路徑依賴理論和組織變革理論，專注于中國上市公司的數字化轉型問題，旨在解決“數字化轉型悖論”。本研究利用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采用文本挖掘方法獲取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情況，并引入吸收能力作為中介變量，環境動蕩性和資源基礎作為調節變量，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與雙元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以期提出合理的建議，促進中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并提升其創新績效。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數字化轉型與探索式創新

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引入數字化項目（如企業資源規劃項目、產品生命周期管理項目、制造執行管理系統等），將數字化技術融入企業內部，從而全面改變企業的生產、管理和營銷等方面的變革過程。這種轉型會影響和重塑企業的組織結構、業務流程和商業模式，對整個管理系統產生深遠影響^[8]。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原因如下。

首先，數字化轉型引發的組織結構變革能夠重塑組織形態，幫助企業獲取外部異質知識和資源，降低知識和資源流動的障礙，從而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增強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作與配合，促進了組織結構的網絡化和扁平化^[9]。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增強了企業與外部組織的聯系，提升了企業的網絡嵌入度，有利于獲取外部異質知識和資源，提升組織知識的多樣性。內外部知識的碰撞和融合不僅可以基于外部知識開發新產品和服務，還能有效減少企業慣性，避免核心僵化和能力陷阱，從而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另一方面，扁平化的組織結構降低了企業內部信息和資源傳遞的障礙，有利于知識和資源在企業內部的流動，促進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知識共享，提升企業知識的廣度和深度^[11]，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此外，數字化轉型還催生了一系列內部小型創業團隊，這些團隊直接面向用戶并以用戶需求為中心，通過分散化決策和更廣泛的連接，加速資源的交互和整合，有效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

其次，數字化轉型引發的業務流程變革能夠重新塑造企業的生產方式，推動企業向柔性化和模塊化方向轉變，從而減少非核心業務對創新的限制，有利于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第一，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生產的模塊化，有助于企業通過知識和資源的重新配置來開發新產品和服務，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引入MES項目和DCS項目等數字化轉型工具可以實現定制化產品的模塊化制造。模塊化是指半自主的子系統，通過與其他相同子系統按規則互連，形成更復雜的思維系統或過程，即將產品要素組合為具有特定功能的子系統，將該子系統作為通用模塊與其他產品要素多樣組合，構建新系統，產生多種不同功能或性能的產品系列^[10]。模塊化有助于企業根據數字時代顧客的多樣化需求，通過調整生產單元、重新配置和整合知識與資源，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11]，實現企業的探索式創新。第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促進了生產的柔性化，節約了經營風險和運營成本，有利于探索式創新。引入FMS項目和CLM項目等數字化轉型工具，可以顯著提高生產的柔性程度，便于企業根據內外環境變化及時調整生產計劃，有效降低搜索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溯源成本和認證成本，大大提升供應鏈協同和生產風險管理。企業因此能夠靈活釋放產能，加快庫存周轉，為探索式創新節約資源^[12]，有效推動企業的探索式創新。第三，數字化轉型引發的平臺化變革有助于企業將低價值創造的職能和非核心業務外包。通過外包此類業務，企業能夠擺脫常規性工作對研發和創新的制約，使企業能夠全力投入到產品和服務創新中，減少非核心業務對企業研發的干擾，從而促進企業的探索式創新。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₁：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

1.2 數字化轉型與利用式創新

與探索式創新不同，利用式創新強調在現有知識和資源基礎上對產品或服務進行主導設計。然而，數字化轉型涉及引入外部數字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的組織結構、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等方面，對企業的利用式創新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原因如下。

首先，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打破現有的組織慣性，增強企業的探索式創新能力，降低利用式創新的程度。新技術是打破組織慣性的重要因素。當企業面臨重大技術變革時，有助于打破企業內部的組織慣性^[13]。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等，能夠顯著改變資源配置方式，并通過深度融合于實體經濟、重構價值創造邏輯，為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力。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時，依靠引入外部數字技術，并將其融入內部管理系統。這有助于打破企業現有的組織慣性，降低路徑依賴程度，有利于企業通過探索式創新尋求新的增長方式，而非僅依靠利用式創新對原有發展軌跡進行小修小補。此外，數字化轉型在突破組織慣性的同時增強了組織的靈活性，避免企業陷入僵化的“自我封閉”模式，提升企業對外部學習的動機^[14]，有利于探索式創新，抑制了企業的利用式創新。

其次，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獲取外部知識和資源，擴充企業的知識庫，降低企業對內部資源的依賴程度，但同時也顯著擠壓了企業現有知識的空間，降低了利用式創新的基礎，不利于利用式創新的發展。第一，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組織結構網絡化變革有助于企業從外部獲取異質知識和資源，有效降低企業對現有資源的依賴，有助于企業在數字經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和多樣性背景下采取探索式創新，以追求第二增長曲線，從而降低企業進行利用式創新的必要性和概率。第二，企業獲得的大量外部異質知識和資源擴充了知識庫，顯著擠壓了企業現有知識的空間，對企業內部已有知識的地位產生強烈沖擊，降低了企業內部知識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削弱了利用式創新的基礎^[15]，不利于利用式創新的發展。第三，由于企業資源的有限性，企業在實施創新活動、提升績效的過程中受到資源限制的影響。鑒于資源的有限性，企業資源將不可避免地被兩種創新活動競爭使用^[7]。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在目標、結果和知識基礎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由于企業資源的有限性，兩者之間形成了長期競爭的對立關系。企業在實施探索式創新時受到吸收能力的影響，從而消耗了大量知識資源，剩余的知識資源無法支持利用式創新活動的開展。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₂：數字化轉型不利于企業利用式創新。

1.3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吸收能力是企業辨識、獲取、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與資源的核心能力^[16]。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對提升企業的吸收能力產生積極影響。原因如下：首先，通過引入各種數字技術，企業能直接增強其吸收能力。例如，引入供應鏈管理（SCM）和企業資源規劃（ERP）項目擴寬了企業獲取外部信息的途徑，有利于識別和獲取外部知識和資源，提升企業的信息識別和獲取能力^[17]。產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統和制造執行系統（MES）有效降低了企業內部協同的難度，提升了內部知識和資源的流動性，促進知識的共享和轉化，增強了企業的知識共享能力。數字技術的應用提升了企業對信息、知識和資源的掌控能力，從而增強了企業的吸收能力。其次，數字化轉型引起的網絡化結構變革提升了企業的網絡嵌入度。從知識和信息獲取與消化的角度來看，提升網絡嵌入度有助于企業獲取和吸收有價值的外部知識要素，使企業能夠在內部評估、整合和重組這些知識要素。企業共享的網絡資源擴充了先驗知識和知識存量，提升了獲取新知識和新思想的能力。從知識轉換和利用角度來看，豐富的結構洞使得企業能夠接近異質信息流，獲取多樣化資源。當企業能夠從外部網絡獲取異質資源時，更有可能通過知識轉換實現增值和增長機會，提升知識的利用能力。因此，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的吸收能力。

另一方面，吸收能力對于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產生不同的影響。首先，企業運用吸收能力能夠從外部獲取大量新的信息，擴展了知識的深度和廣度，拓寬了企業的知識基礎，促進了知識的多樣化，有助于企業進行探索式創新^[9]。然而，通過吸收能力獲取的新知識對企業內部已有知識會產生擠出效應，降低了舊有知識的存量，削弱了進行利用式創新的基礎，對利用式創新不利。其次，吸收能力可以幫助經營者從外部獲取大量新的知識，為企業帶來新的想法、機會和理念。在這種情況下，經營者更傾向于進行新的嘗試，推動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有助于企業進行探索式創新。因此，吸收能力對于探索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利用式創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吸收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對雙元創新的影響中起到中介角色。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_3a：吸收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假設H_3b：吸收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1.4 企業資源基礎的調節作用

資源對企業經營決策和戰略選擇產生重要影響。企業資源的冗余性和對資源的依賴程度將影響其對重大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18]。擁有異質性資源和對資源的依賴程度較低的企業能夠更從容地應對數字經濟的沖擊，并通過數字化轉型戰略獲得第二增長曲線。由于數字化轉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等特點，在進行數字化戰略決策時，企業常常會考慮自身的資源基礎。相對于資源基礎較強的企業，資源基礎相對薄弱的企業往往受限于其自身稟賦，對數字化轉型的預期收益和風險存在擔憂，因此其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意愿相對較低。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_4a： 企業資源基礎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影響；

假設H_4b： 企業資源基礎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影響。

1.5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環境不確定性指環境因素變化的動蕩性和復雜性^[19]。在信息、數據等獲取不完全，難以準確評估外部環境變化或未來技術和市場變化的情況下，企業決策者需要做出決策。一方面，數字經濟背景下的VUCA環境對企業外部環境造成巨大沖擊。當環境發生劇變，威脅企業正常發展軌跡時，非結構化問題頻繁出現，原有能力和優勢迅速貶值或喪失，企業無法僅依賴資源重構進行利用式創新以追求利潤，簡單的在現有技術軌道上進行微調難以擺脫困境^[20]，無法應對數字經濟背景下的行業變革浪潮。此時，企業必須觸底反彈，通過尖端技術和領先思想實現迅速創新。前景理論認為，在潛在損失的情況下，管理者更傾向于通過冒險行為降低虧損。危機感增強了企業冒險行為的動機，促使企業在復雜動蕩的環境中開發新產品。管理者在決策中更為大膽，企業更加關注核心能力的創造和新知識的獲取，更傾向于開展探索式創新，降低利用式創新的頻率。另一方面，高度動蕩的環境導致技術變化頻繁，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加快。消費者偏好迅速變化，更傾向于全新和創新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創造力的產品更容易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式創新無法滿足消費者需求，而探索式創新致力于打破組織的常規做法，推出顛覆性的產品和服務，進而建立新的品牌忠誠度，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綜上所述，企業環境的不確定性越高，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積極影響越強，對利用式創新的抑制作用越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_5a： 環境不確定性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影響；

假設H_5b： 環境不確定性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影響。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為了驗證提出的假設，本文以2008—2022年中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在樣本的選擇過程中，對樣本進行了以下處理：第一，剔除了樣本中的ST公司和*ST公司;第二，剔除數據缺失較多的樣本;第三，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分位和99%的分位上進行縮尾處理。共得到3 420家中國上市公司的33 299條數據。數據主要源自3個數據庫，用于測度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的專利數據源自incoPat專利數據庫，用于表征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年報數據來源于巨潮資訊網，企業其他財務指標則取自CSMAR數據庫。

2.2 變量測量

2.2.1 數字化轉型

本文的自變量是數字化轉型程度，具體用企業年報中能夠代表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數量計算。參考吳非等^[21]的研究，利用Python軟件統計88個關鍵詞在企業年報中出現的頻率，形成一個由不同企業和不同年度構成的面板數據，以此來表征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

2.2.2 雙元創新

本文借鑒徐露允等^[22]的方法，根據企業當期申請專利的所屬技術門類是否與上一期重復來測量企業雙元創新程度。IPC分類號是唯一國際通用的專利分類標準，能夠比較直觀地反映專利所屬的技術領域。本文以企業所申請專利的IPC分類號為基礎，選擇5年滾動窗口期。當企業當期申請專利的IPC分類號，與之前五年窗口期的IPC分類號相同時，則將分類號重復出現的次數計為企業的利用式創新；如果當期申請專利的IPC分類號與之前5期的IPC分類號均不同，則將不重復分類號的次數計為探索式創新。

2.2.3 吸收能力

為驗證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借鑒Cohen & Levinthal^[16]的研究，采用研發投入強度進行表征，并以企業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

2.2.4 企業資源基礎

本文借鑒李青原等^[18]的研究，從財務和人力兩個方面來考察資源基礎。對于財務資源，選用SA指數加以度量，該值越小，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低，財務資源實力越強。對于人力資源，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加以度量。該值越大，表示企業人力資源月、越豐富。

2.2.5 環境不確定性

本文依據Tan 等^[23]的研究來測量環境不確定性。采用行業水平（該行業所有公司總銷售額）的銷售來測度產品市場的波動程度，行業銷售情況用5年的移動窗口對時間進行了行業價值的回歸（即用t 到t-4 年），然后利用該年份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除以行業銷售的平均值，得出一個標準化的產品動態指數。

2.2.6 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文獻，企業雙元創新還受自身特征因素、外部情境因素等方面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產收益率、TobinQ值、行業集中度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說明見表1。

3 實證研究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探索式創新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42，利用式創新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862，反映了企業更傾向于采用利用式創新。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的最小值為0，并且均值與方差并不相等，這也印證了本文選用負二項回歸模型的科學性；數字化轉型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878，表明不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從側面說明了本研究的緊迫性；其余各控制變量的統計量均在合理范圍之內，說明本文的樣本質量良好，可以進行進一步分析。

3.2 基準回歸

模型1-模型4用于驗證本文的主效應。在模型1和模型2中，本文不加入解釋變量，僅采用控制變量對探索式創新、利用式創新進行回歸。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別研究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的影響?？梢钥闯?，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假設H₁和假設H₂得到了支持。

3.3 中介效應檢驗

從表4中可以看出，模型5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顯著，這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吸收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模型6中，將中介變量吸收能力加入方程，對探索式創新進行回歸，吸收能力的系數顯著，并且自變量數字化轉型的系數仍然顯著。這表明，吸收能力部分中介了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作用。在模型7中，將中介變量吸收能力加入方程，對利用式創新進行回歸，吸收能力的系數顯著，并且自變量數字化轉型的系數仍然顯著。這表明，吸收能力部分中介了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作用。

3.4 調節效應檢驗

3.4.1 企業資源基礎的調節作用

從表5中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與人力資源、財務資源的交互項對探索式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說明企業資源基礎正向調節了數字化轉型對于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數字化轉型與人力資源、財務資源的交互項對利用式創新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說明企業資源基礎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利用式創新的抑制作用。因此，假設H_4a與假設H_4b得到了支持。

3.4.2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從表5中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對探索式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數字化轉型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對利用式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假設H_5a和假設H_5b得到了支持。

3.5 內生性問題處理

盡管本文控制了自身特征因素、外部因素等特征，但仍然可能存在著內生性問題。為此，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問題處理。本文借鑒陳慶江等^[24]的思路，選用地區內同行業的其他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平均水平作為工具變量，采用2SLS法進行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在工具變量法的第一階段，工具變量IV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Wald chi²等于17 488.6，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存在相關性；在第二階段中，數字化轉型與雙元創新的關系仍然不變，與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此外，Sargon test與C-D Wald F test均在合理范圍內，說明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與弱工具變量問題。

3.6 穩健性檢驗

3.6.1 更改估計方法

為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更改估計方法的方式來驗證結論的穩健性。由于被解釋變量為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采用的是滿足條件的專利數來測量的，這使得被解釋變量均是非負的整數，屬于左側截斷數據，因此可以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據此，采用Tobit法對本文的主效應進行重新擬合，結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3.6.2 采取滯后項

由于專利從申請到授權平均存在著18個月的滯后期^[25]，為了檢驗專利申請時滯性對于檢驗結果可能存在的影響，本文將雙元創新分別滯后1階、2階、3階，并采用模型1和模型2重新擬合，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滯后幾階，研究結論依然不變。

4 結論與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6—2022 年中國上市公司年報信息構建了度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并依據知識基礎理論、組織變革理論構建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中間機制以及外部條件。得出如下結論。

4.1.1 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的探索式創新

數字化轉型為企業帶來組織、業務流程和商業模式等方面的變革，能夠有助于企業獲取外部異質性知識與資源，降低知識與資源的流動障礙，增強組織柔性，降低非核心業務對企業創新的束縛，倒逼企業及時掌握外部市場動向，滿足消費者潛在而又差異化的需求，并降低企業庫存成本，從而促進企業探索式創新。

4.1.2 數字化轉型不利于企業的利用式創新

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打破已有組織慣性，降低路徑依賴程度，推動企業摒棄轉變發展方向與思路。同時，有利于避免企業陷入僵化的“自我封閉”模式，提升企業外部學習的動機，助推企業獲取外部異質性知識與資源，擠占現有知識存在空間，沖擊內部已有知識的地位，降低了內部知識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削弱了利用式創新的基礎，進而抑制企業利用式創新。

4.1.3 吸收能力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數字技術引進、組織結構變革、業務流程與商業模式變遷，能拓展企業獲取外部知識與資源的途徑，推動企業對知識的獲取和轉化，降低知識傳播和共享的障礙和難度；激勵經營者和員工對外部信息和資源保有更高的積極性，自覺學習、吸收、應用外部知識，促進吸收能力的提升。吸收能力有助于企業從外部獲取新的信息，提升知識深度和廣度，拓展了知識基礎，促進知識多樣化。外部獲取的知識為企業帶來新的想法、新的機會和理念，促進管理者更傾向于進行新的嘗試，有助于企業的探索式創新。而吸收能力帶來的異質性知識降低了舊有知識的存量，削弱了企業進行利用式創新的基礎，并且由于替代效應，擠占了利用式創新的存在價值，不利于企業利用式創新。

4.1.4 資源基礎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抑制作用

龐大的資源基礎為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提供資金與資源支持的同時，降低了企業對現在資源的依賴，顯著降低對數字化轉型不確定性的擔憂，增強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預期與信心，提升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意愿與程度，顯著促進探索式創新行為，抑制企業的利用式創新行為。

4.1.5 環境不確定性正向調節數字化對探索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對利用式創新的抑制作用

動蕩的環境會推動企業擺脫原有技術軌道，關注核心能力創造和新知識汲取，促使管理者更多地采取冒險的探索式創新，摒棄通過在原有產品與服務上小修小補的利用式創新，以迎合消費者迅速變化的偏好與需求，爭取持續競爭優勢。

4.2 管理啟示

第一，企業需要積極擁抱數字化轉型給跨越式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一方面，企業應該積極踐行數字化轉型戰略。企業應積極引入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并嵌入組織管理系統，通過吸收、整合與重構，重塑企業的組織結構、業務流程和商業模式，推動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企業應更加注重通過數字化轉型為探索式創新活動提供新的動力。企業可以充分利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組織慣例的適應性演化，促進內外部異質性知識和資源的碰撞與融合，并在數字化創新生態系統的基礎上拓展創新邊界，以此為探索式創新提供動力。

第二，企業應通過數字化轉型積極培育吸收能力，通過引入數字技術、變革組織結構等方式來拓寬企業獲取外部異質性知識與資源的渠道，降低知識傳播和共享的障礙和難度。同時，企業應激勵員工對外部信息和資源保有更高的積極性，自覺學習、吸收、應用外部知識，提升企業的吸收能力。

第三，企業應倡導寬容失敗的組織氛圍，鼓勵管理者進行大膽的變革。當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環境高度不確定時，拘泥于原有技術軌道、對原有產品與服務進行小修小補無異于企業擺脫競爭劣勢。在寬容失敗的組織氛圍下，能夠降低管理者對創新失敗的擔憂，激勵管理者采取相對冒險的探索式創新策略，通過破除組織慣性，尋求新的發展路徑，獲取持續競爭優勢。

第四，政府應引導傳統金融機構適應數字金融發展趨勢。拓展數字金融業務，為資源基礎相對薄弱的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對金融機構進行有效監管，避免資金大量流向資本市場，將金融資源規范、高效地引至實體企業中，使數字金融真正服務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與研發創新。

4.3 不足與展望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針對數字化轉型悖論這一理論與實踐難題分析了潛在的影響機制，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但是可能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盡管本文基于知識基礎理論、路徑依賴理論和組織變革理論，引入了吸收能力作為中介變量、資源基礎和環境不確定性作為調節變量，但是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可能仍然存在著其他情境因素，如數字平臺能力、高管數字素養等。這些因素所帶來的影響有待于進一步研究。第二，不同產業對數字化轉型的敏感度存在著差異，因此數字化轉型對雙元創新的影響可能因為產業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后續研究可以分析行業異質性的潛在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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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 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