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孫永波

(山東大學 文學院語言科學實驗中心,山東 濟南 250100)

一、“器量”“局量”說辨正

《論語·八佾》第22章有如下一句: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7頁。

關于“器”的解讀,歷代學者做了不少工作。其主流觀點是訓“器”為“器量”“局量”,以何晏和朱熹為代表;還有學者訓“器”為“器物”“器才(材)”“器用”。此外,不少學者并未具體訓釋“器”字含義,而是就此句整體義理進行詮釋。下面,我們具體討論一下此句的各種訓詁觀點,兼論相關問題。

先來看一下將“器”訓為“器量”“局量”。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曹魏的何晏和宋代的朱熹。何晏在對“器小”的注釋中說:“言其器量小也?！?2)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8頁。朱熹《論語集注》說:“器小,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何晏的注釋本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論語》古注通行本,也是“十三經注疏”中的古注底本;朱熹在經學史上地位很高,其《論語集注》一書對后世的影響不亞于何晏的古注。兩位先賢是《論語》注釋史上重要的代表性學者,其觀點影響巨大,其作品至今仍是學習和研究《論語》繞不開的經典。何晏和朱熹將此處“器小”理解為“器量小”“局量褊淺”,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直到今天,安徽大學收藏的戰國楚簡第二輯公布,在收錄的《仲尼曰》一篇文獻中,整理者引用《論語》此句解讀簡文時,其理解還是沿用何晏、朱熹的觀點,將孔子評價管仲的話“老訖”破讀為“小器”,認為含義等同于此處的“器小”,并訓為“器量狹小”(4)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第49-50頁。。當然,安大簡整理者的這種破讀是有問題的,不足為信。我們曾撰文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并在《管子》一書中找到堅實的證據,反駁安大簡整理者的破讀,在此不再贅言(5)孫永波:《〈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3年,第42頁。。不過,由之可見,“器”訓“器量”“局量”之說影響深遠。

但這并不是說何晏、朱熹的此種觀點正確。相反,我們認為此處訓“器”為“器量”“局量”,實際上是沒有文獻依據的,不足為訓。

無論在現存的傳世先秦古籍中,還是在已經公布的先秦出土文獻中,均暫未發現“器”字有明確的辭例訓為“器量”或“局量”者。就《論語》一書而言,除此處外,尚有四章內容提到“器”字,分別為《為政》篇之“君子不器”,《公冶長》篇之“女,器也”,《子路》篇之“及其使人也,器之”,《衛靈公》篇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7、76、149、164頁。。就文意及前儒的釋讀而言,此四處無一處作“器量”或“局量”講者。不僅如此,直到《孟子》一書出現,其所見之“器”字凡7處,尚無一處作“器量”義講者。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不再一一列出?？傊?先秦時期,至少在孔子時代,“器”字是沒有“器量”或“局量”這種詞義用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器量”一詞卻出現得很早,只不過這個較早出現的“器量”,其詞義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器量”“局量”等詞的含義并不相同,當然也不可能和何晏、朱熹等人所說的詞語含義相同?！吨芏Y·天官·酒正》有“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一句,鄭玄《周禮注》說:“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7)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69頁。很明顯,這里的“器量”詞義并非是表示人的心胸狹窄等抽象義的“器量小也”之“器量”,而是指器物的容量。具體來說,指的應該是酒器的容量。

當然,“器量”指酒器的具體容量,很容易讓我們類比到人的心胸的容量,即人的“器量”“局量”。只不過,這種類比出現得很晚,至少在《周禮》成書的時代和孔子生活的時代,暫時還未發現明確的“器量”一詞的抽象詞義。即便是作為指具體的酒器之容量的“器量”一詞,大概在先秦文獻中,也只在《周禮》一書中僅存一例,其他現存先秦古籍暫未發現用例,遑論其作為抽象義的指人的心胸之“局量”?

“器量”一詞在文獻中明確用來表示抽象義的人的“器量”“局量”,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最早應該出現在東漢時期?！段倪x》著錄東漢中晚期大文學家蔡邕所作《郭有道碑文(并序)》,即有“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8)蕭統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01頁。一句。蔡邕是東漢的著名文人,其所使用的表示人的心胸等抽象義的“器量”一詞,我們無法得知他的這種用法是繼承自前人,還是其作為文學大師的偉大化用。畢竟從表示具體的酒器的容量,聯想到指代人的心胸容量,對于一個文學大家來說,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大概與蔡邕同時期或稍晚一些的劉焉所作《薦任安表》,亦有“揆其器量,國之元寶”(9)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914頁。一句。除此之外,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我們不再一一列舉。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器量”一詞的抽象義,至少在東漢末年,就已經以某種固定的形式存在了。從與蔡邕同時期或稍晚一點的劉焉等人不止一次使用“器量”一詞的抽象義來看,這種用法是蔡邕作為文學家首創的可能性不大。這樣的用法或許當有更早的來源,只是限于目前所見的資料,我們只能追溯到蔡邕這里。

通過對現存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的掌握情況,我們可以知道,“器量”一詞用以表示抽象義的人的“器量”“局量”,在東漢末年開始逐漸出現并增多。魏晉南北朝時期,翻檢一下這一時期的史書和文人文集等現存文獻資料。就會發現,這種形容人的心胸等的抽象義的“器量”用法大量出現,并成為當時朝廷及門閥士族評價士人品性高低的一種重要方式。何晏主要生活在曹魏時期,此時正是“器量”一詞作為抽象義表示人的心胸的快速增長期,用今天的話來說,“器量”一詞的這種抽象義在當時可以說是很流行的“時髦語”“年度流行詞”。何晏注釋《論語》“器小”之“器”為“器量”,并將“器量”理解為人的心胸的容量這種抽象義,大概是受當時“流行語”的影響所致,而沒有考慮到古今詞義的變化,從而犯了“以今律古”的訓詁錯誤。須知,在孔子及其前后數百年的時間內,就現存的這一時期的文獻而言,“器”字從未有明確的用例可訓為抽象的“器量”“局量”等義。

至于朱熹之訓詁,應該是受到何晏《論語注》的影響。朱熹注解經書長于義理而疏于訓詁,對“四書”的解讀常見詞義訓詁不精確者。當然,在朱熹的時代,“器量”一詞表示人的心胸的容量這種抽象義,已經是非常常見的了。不僅如此,即使“器”字單出,也往往有用以指代“器量”者,這樣的例子在現存的宋代文獻中俯拾皆是,無須舉例。有前儒何晏注解在前,又有當時“器”字詞義的事實在后,種種原因導致朱熹對此字的誤解。

以上我們具體討論了“器”或“器量”在文獻中的詞義及其發展過程,從詞語詞義使用的時代方面,對何晏和朱熹誤解此字做了具體分析。下面,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文獻中與“器量”相關的語詞。

在文獻中,經常會出現“氣量”一詞?！捌髁俊迸c“氣量”在古籍中并見,其詞義也很接近,在某些情況下,均是指人的心胸氣度。我們認為,二者或當具有通假關系。首先,從音理上來說,“器”字上古音屬溪母質部,“氣”字上古音屬溪母物部,二字上古聲母讀音相同,韻部物、質旁轉,讀音接近,存在通假的聲音條件。其次,從具體的古籍用例來看,現存文獻中也存在二字通假的例證,比如《莊子·人間世》“器息”通作“氣息”。雖然兩個詞語可以相互通假,古籍中當以“器量”為正體,“氣量”當是“器量”的音近假借,只是后來二者經?；煊?才逐漸變得區別不那么明顯。

我們這樣認為,是有文獻上的依據的。一是如上所述,在現存先秦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是“器量”一詞,而非“氣量”?！捌髁俊币辉~詞義由《周禮》中表示酒器的容量,進而演變為后世表示人的心胸容量,由具體到抽象,符合詞語的引申演變規律。而“氣量”則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二是在現存傳世古籍中,特別是六朝文獻,“器量”一詞呈井噴式出現,牢牢占據主導地位;而“氣量”一詞卻很少出現,只是零星地出現在個別文獻之中,如《華陽國志》“氣量倜儻”(10)常璩:《華陽國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99頁。、《全三國文·請敘鄭小同表》“美其氣量”(11)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169頁。等。

通過上述討論,可知“器量”或“氣量”表示人的心胸容量,當是由《周禮·天官·酒正》“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之“器量”詞義引申轉化而來,以具體的裝酒的容器容量比喻抽象的人的心胸的容量,從而完成古漢語的詞義引申,即由個別的具象義引申為普遍的抽象義。因此,東漢中晚期出現的表示人的心胸、氣度等的“器量”詞義,其來源與此處討論的“管仲之器”沒有什么關系。而且,我們進一步認為,“器”和“器量”應該屬于不同的詞義系統,即使在東漢中晚期,“器”的詞義對應的詞義系統與“器量”一詞對應的詞義系統,也不會有過多的糾纏。也即,東漢中晚期以前,即使是用來表示人的心胸、氣度等的詞,一般用的也是“器量”,而不是“器”?！捌鳌弊执蟾诺搅撕芡聿庞兄复捌髁俊被颉皻饬俊钡挠梅?。

綜上所述,何晏及朱熹注釋《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之“器小”為“器量小”“局量褊淺”,從現存文獻上來說,是沒有根據的,不符合孔子時期用詞的詞義習慣,因此我們不贊同這種注釋。

二、其余諸說辨正

以上我們主要討論了何晏和朱熹注解的問題所在及其產生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從而認為二位先賢大儒對“器”字的注解不可信。接下來我們再分析一下其他幾位《論語》研究者的代表性觀點。

“管仲之器小哉”之“器”,訓“器物”“器才(材)”“器用”,應該出現得比較早。西漢末年揚雄《法言》中說:“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謂大器?！?12)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28頁。揚雄以“小器”與“大器”對比,且以“齊得夷吾而霸”為討論背景,其對“器”字雖沒有明確的訓詁,但我們一般不會將其理解為“器量”或“局量”,而往往理解為“器物”“器用”,以“大器物”比喻為有大用之人,以“小器物”比喻為用處不大之人。

歷代各家注釋此句,多有類似揚雄者,他們并未直接說明“器小”的具體訓詁,僅僅是就整體句意進行闡述,且基本上是將“器”理解為“器物”“器用”“器才(材)”。我們再舉兩例進行說明。一是宋代張栻說:“管氏急于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13)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29頁。這里說的應該是管仲的器材不大,只知道急功近利而不知道取義。二是日本學者豬飼彥博認為:“大器謂其才能可大用也?？鬃釉?‘及其使人也器之?！锻踔啤吩?‘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灾^才能為器。先儒以器小為器量小,恐非古義?！?14)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29頁。豬飼彥博明確提出“先儒以器小為器量小,恐非古義”,本身就說明了他的訓詁意見。

明確提出“器”字訓為“器物”“器用”“器才(材)”等義的,為當代學者安德義先生和韓喜凱先生。安德義先生認為:“器,指器物。古時對人材有‘大器’、‘小器’之分,成大材者為‘大器’,只能作小材者為‘小器’?！?15)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30頁。韓喜凱先生認為:“這里的‘器’,便是器才、器用的意思?！?16)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30頁。安德義和韓喜凱二位先生的觀點沒有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其影響力遠遠不能和何晏、朱熹等人相比。從“器”字詞義的文獻用例來看,安德義和韓喜凱二人對此字的訓詁要優于何晏、朱熹二人?！捌鳌弊钟枴捌魑铩薄捌鞑?材)”“器用”,在先秦秦漢古籍中是常訓。下面,我們討論一下這種訓詁存在的不足。

首先,如果將“器”理解為“器物”“器才(材)”“器用”,則“管仲之器小哉”意思是說“管仲是個器才(材)很小的人”。這樣理解是有問題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孔子多次稱贊管仲“如其仁”,認為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果沒有管仲就沒有整個華夏民族,即“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54頁。。由此可見,孔子對管仲挽救華夏、存亡繼絕的偉大功績是十分肯定的。這足以說明,在孔子心中,管仲是成“大器”的,即管仲是有大用之人。如果“器”能夠訓為抽象義的“器量”的話,則孔子評價管仲器量小、心胸狹窄是可以講得通的,因為器量大或者小是對個人心胸的評價,屬于對人品的評價范疇。一個人的人品不好或者心胸狹隘,并不妨礙其成就偉大的歷史功業。

實際上,在孔子看來,管仲確實是一個私德不佳的人?？鬃釉@樣評價管仲的私德:“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管仲位高權重卻不知節儉,不知禮節,這是管仲私德方面的問題所在。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器”在孔子時代是沒有表示人的心胸的容量等抽象義的。因而,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大概沒有器量小、心胸狹窄的意思。

與之相對應的是,評價管仲為“器才(材)小”“器用小”也講不通,因為這是對其生平功績的評價,就史料記載來看,管仲存亡繼絕的功績絕不可能是“器小”者所能為。同時,在已知的可以確定為孔子言論的文獻中,大概沒有出現孔子對管仲歷史功績做出過負面評價的記載?？鬃訉苤俚呢撁嬖u價,或者說是孔子對管仲的不滿,也僅僅局限于對管仲的私德和某些言論方面,例如上文列舉的不知節儉、不知禮節,再比如下文將要談到的管仲關于“成器”的言論。

二是從歷史事實來看,管仲輔助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內修政治,外交各國,使得齊國于齊桓公時期在各諸侯國中的威望達到新的高峰。不僅如此,管仲輔佐齊桓公期間,整個華夏各國依賴齊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號召力共同抵抗蠻夷異族,使得華夏種族不亡,華夏文化得以延續。甚至,管仲治國理政的經驗被后世從政者及學者不斷學習和總結,最終形成《管子》一書。因此,無論是從孔子對管仲所做歷史功績的積極評價來看,還是從現存關于管仲事跡的史實記載來看,管仲都不能說是一個“器才(材)很小”的人。將“器”字訓為“器材”,從而解讀為孔子認為管仲的器材很小,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因此這種訓詁也不可信。

其次,《管子·小匡》中有這樣一條記載:“施伯謂魯侯曰:‘勿予?！苤僬?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19)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90頁。施伯是與管仲同時期的人,當時管仲被魯國拘押,魯君想要放管仲回齊國,施伯勸誡魯公不要放管仲回去,管仲“大器”正是施伯勸誡的理由之一。由此可見,管仲在同時代的人那里,已經被視為“大器”了,沒有理由過了百年左右,孔子反而評價其為“小器”。

清代惠棟也注意到《管子·小匡》中的這則材料,認為:“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20)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29頁?；輻澋倪@種說法同樣經不起推敲。從當時的語境來看,此章對話是孔子挑起的,他沒有理由一開始就無緣無故地反駁古人之言,更沒有理由反對別人對自己推崇的歷史人物進行積極評價。當然,最主要的證據還是我們的上述討論,即從現存的孔子評價管仲的言論以及歷史事實來看,孔子評價管仲“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沒有道理的?！豆茏印ば】铩分恤攪┎u價管仲為“大器”,毫無疑問是指管仲其人有很大的器用,堪當大用之義。

最后,從孔子講話的情景來看,“管仲之器小哉”如果理解為“管仲的器才(材)很小”,則與后面討論管仲“儉乎”“知禮乎”邏輯上銜接不起來。此章開頭是孔子對管仲的評價:“管仲之器小哉?！苯酉聛硎恰盎蛟弧闭邌柨鬃印肮苤賰€乎”,孔子回答管仲不儉?！盎蛟弧闭哂謫柨鬃印肮苤僦Y乎”,孔子以反問語氣回答管仲不知禮?？芍?孔子開頭對管仲的評價語,當是有感而發的感嘆句。而其后“或曰”者的回答,并未圍繞管仲的“器才(材)”“器用”等方面展開,而是問其是否儉,是否知禮,這就顯得很突兀。由此我們大膽推測,孔子和“或曰”者的對話應當存在一個具體的對話環境(或者是對話的背景),而這個具體的對話環境或背景,并沒有被此章內容的記錄者記下來,導致人們對這句話的解讀認識不清了。那么,如何想辦法來還原孔子和“或曰”者的對話背景,就成為解讀孔子此句話的關鍵所在。所幸今天大概找到了此章孔子和“或曰”者的對話背景,以這個背景為前提,我們能夠較好地解讀此句之“器”字。關于這個對話背景,我們下一小節將詳細討論。

由上,將“管仲之器小哉”之“器”訓為“器物”“器才(材)”“器用”,無論是從孔子對管仲的態度上,還是從史料關于管仲事跡的記載上,抑或是從本章上下文的邏輯性方面考慮,都存在一定的問題。

此外,一些注釋者還提出了如下觀點。日本學者物雙松認為:“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狈襟K齡先生認為:“疑本章‘哉’字為‘材’‘才’二字之通假?！苤僦餍≡铡鶠椤苤僦餍げ摹瘋鲗懼??！崩顫珊裣壬J為:“孔子批評管仲不懂‘禮’,卻稱許管仲‘仁’?？隙ù笥诜穸?不僅可見‘仁’高于‘禮’,而且造福于民的功業大德高于某些行為細節和個人小德。這與宋明理學以來品評人物偏重個人私德的標準尺度很不一樣?！睏顫櫢J為:“器,《說文》:‘器,皿也,像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洞髮W》:‘形而下者謂之器?！鳌衫斫鉃?犬所關心的一切的一切,它們只是與口相關的盛裝食物的器皿?？梢娙P心的一切是非常有限的……孔子說管仲小器,也就是說管仲所關心的只是那些非常有限的事物?！?21)此段各家觀點,詳見高尚榘:《論語歧解輯錄》,第129-130頁。

以上諸家所論,物雙松和李澤厚先生沒有采用訓詁學的方法,故不在我們的論述范圍之內。方驥齡先生的觀點較為新穎,但無切實可靠之證據,不足為信。楊潤根先生對“器”字的解讀有問題,觀點暫且存疑。

綜上所述,無論是先賢大儒何晏、朱熹,還是之后各家學者,由于《論語·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對話背景的缺失,各家的討論均建立在對話背景缺失而不知對話所云的基礎上進行解讀,其結論自然經不起推敲?！墩撜Z》中這種對話背景缺失的章節很多,想要正確理解文意,找到缺失的對話背景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三、“器”字正解

以上我們詳細討論了歷代注釋者對“器”字的不同解讀意見,并指出各種解讀意見的癥結所在。同時,我們提出了自己的推測,即《論語·八佾》此章當存在一個比較明確的對話背景,由于《論語》文本對話背景的缺失,各家對此章的注釋均很難完美解決各種問題。下面,我們結合出土文獻,盡可能復原孔子和“或曰”者此章的對話背景,并對此句之“器”字及句意進行重新解讀和思考,同時兼論相關問題。

2016年4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由上海中西書局正式發行,其中《管仲》一篇,記載了管仲和齊桓公之間的對話,內容與傳世本《管子》不相對應,但其所蘊含的思想和簡文語詞,多與之相通?？梢?此篇簡文當是戰國時期單篇流傳的關于管仲言論的文章,或為現存通行本《管子》一書未收或散失之佚文?！豆苤佟菲?4-25中記載了管仲回答齊桓公的這樣一句話,即“既年(佞)或(又)忎(仁),此胃(謂)成器”(22)引文句讀及隸定從《管仲》篇整理者意見,詳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113頁。以下引用此句,均直接釋讀為“既佞又仁,此謂成器”。。此句簡文對理解《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句,尤為重要。

我們認為,清華簡《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是《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對話背景。下面,我們將結合這一對話背景,就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清華簡《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是管仲說的話。管仲認為,一個巧佞之人有了仁愛之心,才能夠叫做“成器”,或者說只有這樣才能夠叫做成“器”了?！俺善鳌币辉~,在《管子》一書中凡兩見,即《七法》篇之“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臧”,《形勢解》篇之“奚仲之為車器也……成器堅固”(23)黎翔鳳:《管子校注》,第117、1174頁。。毫無疑問,二者指的是具體器物的成型,而不是比喻人的成才,這和簡文詞義所指有差別。不過,以器物成型類比人之成才,是很自然的事情,簡文就存在這樣抽象義的事實,本身能夠證明這一點。

此外,《管子》一書中“巧佞”常常搭配使用,如《立政》篇之“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水地》篇之“巧佞而好利”(24)黎翔鳳:《管子校注》,第80、831頁。等。而管仲描述“成器”時,曾用“巧”字,即《形勢解》篇之“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25)黎翔鳳:《管子校注》,第1174頁。?！柏弊值恼Z詞色彩,在先秦時代,尤其是在更早一些時候,大概只是個中性詞,并非如后代那樣只用作貶義詞(26)“佞”字解讀,參閱秦力:《釋“佞”》,《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6年第2期,第19-20頁。。因而“佞”字往往和“巧”字搭配使用,表示一個人能說會道。一個人能說會道本來不是缺點,只不過能說會道的人往往為了某些目的而將這種能力變為阿諛奉承,于是“巧佞”就逐漸由一個中性詞演化為貶義詞。到了后世,“佞”字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而“巧”字則更多還保持褒義的成份。

從《管子·立政》之“諂諛飾過之說,則巧佞者用”來看,大概在《立政》篇撰寫的時代,“巧佞”就成為貶義詞了。簡文《管仲》篇“既佞又仁”之“佞”,也不是什么好詞,這從此句簡文的上下文文意可以推知(27)詳見本文第四小節簡文引文及文意分析。?？偠灾?《管子》一書以“心靈手巧”含義之“巧”字作為制作車器之“成器”的條件之一,抽象為以“能說會道”之“佞”字作為一個人“成器”的條件之一,是可以講得通的。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心靈手巧”之“巧”,還是“能說會道”之“佞”,本質上說的都是一個人某些方面的“快”。

至于簡文之“仁”是否為“成器”的條件之一,《管子》中有這樣一句話值得玩味,即《樞言》篇之“既智且仁,是謂成人”(28)黎翔鳳:《管子校注》,第246頁。。在這里,《管子》定義了“成人”的概念,用的是“智”和“仁”,其下定義的語句格式與簡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可謂一致。而且,《樞言》中的“成人”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長大成人之類的表面意思,而與后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倡導的哲學色彩濃厚的“成人”內涵具有很高的重合性,由此可見《管子》思想對孔子儒家學說的影響。這種內涵的“成人”,換種表述方式實際上就是“成器”?！叭省奔热辉凇豆茏印窌惺恰俺扇恕钡臈l件之一,實際上也就是簡文“成器”的條件之一。

由此而論,“巧”和“仁”在《管子》中是成“器”的條件,只不過二者論述的不在同一問題層面上,“巧”是器物層面上的,“仁”是道德層面上的。如果“巧”的這種具體的器物層面上的“成器”條件,進一步引申到抽象義層面上來,則“巧佞”就成為一個人“成器”的條件之一。這樣,我們就在傳世本《管子》中找到了一個人“成器”的兩個條件,即“巧佞”和“仁”。于是,簡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就能在傳世本《管子》中找到思想來源。這同時也說明,簡文《管仲》篇和傳世本《管子》在思想內容上存在著諸多瓜葛。傳世本《管子》一書,至少其中的某些篇章,無疑是有很早的語料來源的,甚至認為某些篇章或某些語料是直接源自管仲本人,也未嘗不可能,而不像后來某些學者認為的傳世本《管子》一書成書很晚。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即我們上述引用《管子·樞言》之“既智且仁,是謂成人”一句,與簡文《管仲》篇之“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句式嚴格對應,語詞基本屬于同義替換,唯一的區別在于“智”字和“佞”字的不同?！扒伞焙汀柏睆脑~源學上來說,二者都表示人的某些方面的“快”。實際上,“智”字也蘊含這種“快”的詞源義,即腦子反應快。如果拋開“巧”“佞”“智”語詞的褒貶色彩,從詞源學角度考慮,則三者均是從某一方面形容人的某一特征的“快”?？梢赃@樣說,如果不看簡文《管仲》篇此句的上下文文意,亦可知簡文此句和《管子》書中此句,說的是一回事。當然,《管子》書和《管仲》簡由于有上下文文意的限制,“智”和“佞”當根據上下文文意隨文釋讀,二者的不同當主要受限于前后文的行文邏輯。

從《管子》一書中找出如此眾多與《管仲》篇此句相對照的語詞,可以看出,簡文中管仲對“成器”的定義“既佞又仁”,是很符合管仲思想言論和用詞習慣的,而不是突兀的。

事實上,將“佞(巧)”和“仁”搭配起來進行使用,在管仲及其之前的時代,是比較流行的一種用法?！渡袝そ鹂g》中有周公旦如下一句,即“予仁若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29)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96頁。。根據《金縢》上下文意,此處的“仁”“巧”是褒義詞,而所謂的“巧”字,實際上詞義就等同于“佞”字。只不過到了后來,“佞”和“仁”搭配使用的時候,其語詞的感情色彩發生了變化,如在《論語》中孔子就曾將二者搭配使用,即《公冶長》篇之“不知其仁,焉用佞”(3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6頁。。這至少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佞”和“仁”搭配使用在先秦時期是常見的,從《尚書》時代到孔子時代都曾出現。這樣,簡文中管仲將二者搭配使用也就不足為怪了。

要之,在清華簡《管仲》篇中,管仲認為一個人成“器”的標準是既要“佞”又要“仁”?？鬃幼鳛楹笫里枌W之士,閱讀到或者聽其他學者討論到管仲的此句言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從情理上來說,管仲作為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得力助手,其偉大的政治功績是后世欲從政者所追求的目標?？鬃幼鳛橄胍谡紊嫌幸环删偷娜逭?對于前賢管仲的言論應該是很熟悉的。

基于此,我們認為,孔子應該閱讀到了與清華簡此句相類似的更早時期的相關文獻,從而認為管仲對“器”或“成器”的定義是有問題的?？鬃硬毁澩苤賹Α捌鳌钡亩x,因為孔子不認為“佞”是成器的條件之一,因而孔子評價管仲對于“器”的定義時說“小”(31)孔子為什么會認為管仲所說的“成器”或“器”是“小”的呢?這個問題我們在第四小節有專門討論,此處不再展開。。如此,則《論語》此句當作“管仲之‘器’小哉”?！捌鳌痹诖酥傅氖枪苤賹τ凇捌鳌被颉俺善鳌钡亩x,句意當為“管仲所說的‘成器’太狹隘了吧”?！墩撜Z》“管仲之‘器’小哉”之“器”,或當為清華簡《管仲》“此謂‘成器’”之“成器”的省略。

實際上,我們上述推測并不是孤立無援的。關于《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或為《論語》某些篇章的對話背景這一推測,已經有學者提出來了,我們的討論也正是受此啟發而展開的。清華簡第六輯出版后,侯乃峰先生就在《孔子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觀點即以清華簡此句為定點,認為《論語·公冶長》“雍也仁而不佞”一章當是以清華簡此句為背景,孔子和“或曰”者的對話是建立在他們都對清華簡此句管仲言論有所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32)侯乃峰:《〈論語·公冶長〉篇“雍也仁而不佞”章發微》,《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第57-60頁。。侯乃峰先生文章中的觀點認為,“或曰”者評價“雍也仁而不佞”是說冉雍不成器,孔子聽到別人評價自己的弟子不成器,當然不會無動于衷,于是以重復反問的語氣質問“或曰”者,說“焉用佞”。侯乃峰先生的意見與我們的觀點相結合,可以對清華簡此句為《論語》兩處孔子與“或曰”者之間的對話背景形成一條較為理想的證據鏈。由此也可以證明侯乃峰先生文章中所說:“孔子與管仲、《論語》與《管子》中可以反映管仲思想的文獻資料之關系,其間聯系應該不少?！?33)侯乃峰:《〈論語·公冶長〉篇“雍也仁而不佞”章發微》,《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第60頁。管仲是春秋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實干家,孔子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對管仲的政治功績是肯定的,對于其流傳的言論自然是熟知的。隨著戰國楚簡的不斷發現和公布,有關孔子或管仲事跡的資料也越來越多,這都將為研究管仲思想對孔子的影響以及管、孔關系提供不少新的材料。

《論語·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內容也是孔子與“或曰”者的對話,這與《論語·公冶長》“雍也仁而不佞”一章類似?！肮苤僦餍≡铡币徽碌谋尘耙彩强鬃雍汀盎蛟徽摺倍荚獣郧迦A簡管仲此語的相關文獻記載,這句話在他們那里大概是常識性的看法。與“或曰”者在一起的時候,孔子有感而發,說“管仲所說的‘成器’也太狹隘了吧”。這句話是孔子對管仲定義“成器”持不同意見的感慨?！盎蛟弧闭呗牭娇鬃訉η拜呄荣t的言論有所否定,心中可能會有疑問,但并沒有對孔子的感慨進行正面回復,而是就孔子的話題展開追問,問“管仲節儉嗎”“管仲知禮嗎”。由此看來,此章內容當是記錄孔子和“或曰”者關于管仲生活行為的問答,引起這個問答的是孔子對“或曰”者發出的感慨,而這個感慨的背景是二人所熟知的。

由此我們認為,侯乃峰先生的這篇文章結論可信,清華簡管仲此句當是《論語·公冶長》“雍也仁而不佞”一章的對話背景。受此啟發,我們進一步認為,清華簡此句簡文還應該是《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對話背景。

四、孔子論管仲“器小”之原因及其他

以上我們討論了《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之“器”的釋讀問題,并根據新材料清華簡《管仲》篇的相關內容重新理解了此處“器”字的解讀。下面,我們再回過頭來分析清華簡《管仲》篇的相關記載,從管仲所言“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的對話背景著手,討論一下孔子反對管仲對“成器”定義的原因。

根據清華簡原整理者的釋讀意見,摘抄《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段相關的前后簡文,內容如下:

桓公又問于管仲曰:“……其即君孰彰也?”

管仲答:“……及幽王之身,好使佞人而不信慎良。夫佞有利氣,篤利而弗行?！?/p>

桓公又問于管仲曰:“仲父,今夫佞者之利氣亦可得而聞乎?”

管仲答:“既佞又仁,此謂成器。胥舍之邦,此以有國,天下有其機。夫佞者之事君,必前敬與巧,而后僭與,以大有求。受命雖約,出外必張,蠢動勤畏,假寵以放。既敝于貨,崇亂毀常。既得其利,昏以行。然則或弛或張,或緩或急,田地壙虛,眾利不及,是謂幽德?！?3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第112-113頁。

通過上述一段簡文,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是“佞者”是篤利而行的,可以為了利益不顧德行。簡文說“夫佞有利氣,篤利而弗行”,整理者解讀“行”為“奉”,則此句理解為“篤利而弗奉”。我們認為,清華簡整理者的這種解讀是有問題的。下文有“既得其利,昏以行”一句,此處若作“弗行”,則與下文“以行”一句,顯然前后矛盾?；诖?我們認為,此處“弗行”之“弗”當破讀為“拂”,訓為“違戾”?！昂V利而拂行”,意即追求利益而違戾德行,也就是下文所說的“既得其利,昏祿以行”。這一段簡文,詳細描述了“佞者”追求利益而不顧德行的各種形態,包括事君時前后不一的態度,出使時“假寵以放”的態度,以及為了財貨毀壞常法等方面。

二是“佞者”雖篤利而行,但也不是絕對毫無底線?！叭粍t”一詞表轉折,以下簡文介紹了“佞者”的可取之處,即“或弛或張,或緩或急,田地壙虛,眾利不及,是謂幽德”。意思是說,佞者張弛有道,緩急有度,田地壙虛中的眾多利益,佞者是不會去獲取的,這就是佞者的“幽德”。這應該也是管仲前面大力否定“佞者”,卻以“佞”作為“成器”條件之一的一大原因。

三是“佞者”如果在“佞”的基礎上有了“仁”,就可以稱為“成器”了。這種“既佞又仁”的所謂“成器”,可以使“胥舍之邦”保有國家。在管仲看來,“佞者”篤利而行,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如果佞者同時也是仁者,那么他就是一位能夠保有國家的“成器”之人了。管仲在此并未完全否定“佞”的作用,同時強調了“仁”在“佞者”那里的重要意義?！凹蓉秩省?即已經是佞者了,如果又有仁愛之心,那么他的“佞者”之“利氣”就會化為對國家和百姓的仁愛之心,其追求利益的本性也會為了國家和百姓的利益變得高尚起來。

由以上簡文引文及我們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仲作為春秋早期一位具有偉大政治功績的政治家和實干家,追求“利益”是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結合傳世文獻《管子》一書所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35)黎翔鳳:《管子校注》,第2頁。等,可以看出管仲是不諱言“利”的,而且是想方設法地積極求利。

管仲這種積極求利的思想,與孔子思想有所不同。相比管仲這種實干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孔子更多地是追求符合道義的“利”,如《憲問》篇之“見利思義”(3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52頁。?！墩撜Z》一書中,孔子多次討論到“利”,如《里仁》篇之“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3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2、73頁。等,多是對“利”的否定?？鬃诱J為,“利”應該建立在符合道義的基礎上;不符合道義的“利”,即使再多,也不能去取,如《述而》篇之“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3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97頁。。同時,《論語》一書中孔子多次談到對“佞”的意見,也多持否定態度,如《先進》篇之“是故惡夫佞者”,《衛靈公》篇之“放鄭聲,遠佞人”,《季氏》篇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3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0、165、172-173頁。等。

由此可知,孔子對管仲“既佞又仁,此謂成器”這樣的定義不滿,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孔子思想體系中,無論是“佞”還是“利”,都是被孔子定義在否定層面上的概念。而且,管仲以“佞”和“仁”并列而言,這恐怕也不是孔子所能贊同的。如前所引,《公冶長》“不知其仁,焉用佞?”一句,明確表達了孔子對“佞”“仁”并提的不滿。

根據簡文幽王“好使佞人”“佞有利氣,篤利而拂行”等記載,可以看出“佞”字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詞;但根據后文“然則”這個轉折詞,可知管仲對于本該是批評對象的“佞者”,也存在褒揚的一面。即在管仲那里,被定義為“佞”的這種人,雖然有其固有的缺點,但某些時候又能夠展現出其特有的優點。因此,擁有“佞”這種特點的人,加以“仁愛之心”,即加以“仁”就會“成器”,成為一個有大用的“器才”。根據簡文中管仲的描述,“佞”這種人的缺點主要是阿諛奉承,即以“佞”的“口才”進行“拍馬屁”。這是孔子深惡痛絕的?？鬃幼顬橛憛捳f話喋喋不休卻不付諸行動的人,這在新出的安大簡第二冊《仲尼曰》中有所體現,此篇記載了二十余條孔子語錄,其中大部分與孔子談論“言語”有關。我們簡單摘取幾條列舉如下(釋文根據整理者意見):

仲尼曰:“華繁而實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p>

仲尼曰:“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p>

仲尼曰:“伊言咠,而禹言絲,以治天下,未聞多言而仁者?！?/p>

仲尼曰:“務言而惰行,雖言不聽;務行伐功,雖勞不聞?！?40)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第43-44頁。

由此可見,孔子對“多言”是持否定態度的,對于管仲所說的“阿諛奉承”之“佞”,當然不會認可,即使這種“佞”有其固有的優點。

由于從思想層面看,孔子對管仲“既佞又仁,此謂成器”這種定義持否定態度,因而,把《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理解為管仲“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之“成器”,是站得住腳的。

此外,結合上述侯乃峰先生文章所討論的內容,我們還可以探究一些關于孔子反對管仲“成器”之定義的原因。如上所述,侯乃峰先生的文章指出,孔子聽到別人評價自己的弟子“仁而不佞”,認為別人在說自己的弟子不成器,于是回駁對方。這就說明,孔子對管仲“既佞又仁,此謂成器”這個觀點是持反對態度的。在這一意義上,孔子評價“管仲之‘器’小哉”的對話背景和感情基礎就有了。

在《論語·公冶長》篇中,孔子明確指出,“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4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76頁?？梢娫诳鬃友壑?“佞”并不是什么好事。同時也可以推知,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能不能做到“仁”雖然沒有把握,但即使做不到“仁”,也不要做“佞”?？鬃釉u價管仲之“器”小的原因,一方面是理論上不認同管仲將“佞”作為“成器”的標準,另一方面是現實中不允許別人拿管仲的這句言論否定自己的愛徒。

從管仲談論“既佞又仁,此謂成器”,到孔子對其觀點的評價“管仲之‘器’小哉”,再到《論語·公冶長》中孔子和“或曰”者對話中并未出現“器”或“成器”這樣的字眼,而孔子通過“或曰”者的語言自然聯想到其用管仲的言論暗指自己的學生冉雍不成器,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時期,評價一個人是否“器”或“成器”,已經很流行了。這一時期或晚至戰國秦漢時期,古籍中還有不少“器”字的含義與評價人有關,《論語》中就存在不少,例如《為政》“君子不器”,《公冶長》“女,器也”等。除了《論語》外,其他先秦秦漢古籍也有不少,如《莊子·胠篋》“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42)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85頁。,《大戴禮記·四代》“君何為不觀器視才”(43)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第385頁。等。這些都是以“器”的具體物質形態來比喻人之才能,才能大者是為“大器”,才能不足者是為“小器”。不過,它們與管仲談論“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中“器”的用法稍有不同。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清華簡第六輯《管仲》篇簡24-25之“既佞又仁,此謂成器”一句,當是《論語·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對話背景和前提?？鬃雍汀盎蛟弧闭咴诖藢υ挳a生之前,應當均對記載管仲此語的相關文獻十分熟悉。管仲對“成器”之定義,在孔子和“或曰”者那里,應該是常識性的知識?；诖?“管仲之器小哉”當讀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為“管仲所說的‘成器’太狹隘了吧”。管仲和孔子生活的時代背景以及身份的差別,使得他們的思想觀點有所不同。他們對“佞”者的態度不同,是孔子反對管仲關于“成器”定義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