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期虐待對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影響:心理彈性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作用

段登艾,張志雄,王 維,張勇輝,張軼杰,谷樟林

1)云南省精神病醫院精神科 昆明 650224 2)云南省第三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 昆明 650011

青少年在心理上處于自我矛盾與統一的時期,容易出現情緒障礙。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為抑郁障礙及其所導致的不良后果[1],比較嚴重的不良后果之一是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為。NSSI指反復地、蓄意地、直接地傷害自己的皮膚、組織等行為,包括劃傷、燒傷、咬傷、拉扯傷、燙傷、抓傷及針扎傷等,它不以死亡為直接目的,不被社會文化認可和接納[2]。有研究[3]發現與無兒童期虐待的青少年相比,有相關經歷者NSSI風險明顯增高。不利的家庭經歷特別是兒童期遭遇虐待的經歷將會導致個體出現攻擊行為,包括針對自我與針對他人的攻擊[4-5]。

Luthar等[6]提出兒童期遭遇虐待或忽視的個體得以正向發展的關鍵因素在于自身應對不利環境或危機的保護性因素,比如心理彈性。心理彈性是個體在面對逆境、創傷、壓力等情境下良好的適應能力,即能調動自身優勢資源,從困境中反彈的能力[7]。自我攻擊行為與心理彈性之間存在負性相關,心理彈性水平低的個體往往更容易表現出高頻率的自我攻擊行為[4]。研究[8]證實心理彈性可以負向預測抑郁情緒,可以調節不良童年經歷個體抑郁的風險。青少年抑郁情緒的減緩對降低其NSSI行為的風險具有重要作用[9]。

本研究以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為研究對象,探究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的關系,以及心理彈性、抑郁情緒在兩者之間的中介效應。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選擇2022年1月至9月在云南省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的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220例,年齡12～18歲,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10]中單相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排除因興奮躁鬧、違拗、精神發育遲滯,不能配合完成研究者。本研究獲該院醫學倫理委員批準,倫理批準號:2022-03-09-018。

1.2 資料收集入院時由研究醫生向研究對象充分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均自愿加入并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人口學資料及臨床資料由研究組成員通過一對一訪談獲得,自評量表由患者自主完成,他評量表由研究者完成。

1.3 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行為問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11]該問卷為自評量表,是國內學者根據我國青少年的特點所編制的,共12題12分,評估患者過去1 a故意傷害自己的行為,該行為不以自殺為目的,但可能導致擦傷、疼痛或出血。以“是或否”來評分,若選擇“是”得1分,若選擇“否”得0分。評分越高,表示自傷行為越嚴重。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

1.4 漢密爾頓抑郁量表24項(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12]評分共24個題目,采用0～2級或0～4級評分,總分76分。該量表為他評量表,包括7個維度:焦慮/軀體化(共6題18分)、認知障礙(共6題22分)、遲緩(共4題14分)、絕望感(共3題12分)、體重(共1題2分)、日夜變化(共1題2分)、睡眠障礙(共3題6分)。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重?？偡?8分為無抑郁,8～19分為輕度抑郁,20～34分為中度抑郁,≥35分為重度抑郁。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1.5 心理彈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3]該量表為自評量表,共25個題目,采用0～4分評分,滿分為100分。含3個維度:堅韌性(共13題52分)、力量性(共8題32分)、樂觀性(共4題16分)。評分越高,表示心理彈性水平越好。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

1.6 兒童期虐待問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14]該問卷為自評問卷,共28個題目,從“從無”到“總是”,采用1～5分5級評分法。該問卷含情感虐待(共5題)、情感忽視(共5題)、性虐待(共5題)、軀體虐待(共5題)、軀體忽視(共5題)5個維度,及效度評價條目(3個)。本研究界定值為:情感虐待≥13分,軀體虐待≥10分,性虐待≥8分,情感忽視≥15分,軀體忽視≥10分。評分越高,表示兒童期虐待越嚴重。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

1.7 統計學處理運用PROCESS 3.3宏程序中的模型6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心理彈性和抑郁情緒在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先標準化處理變量,然后控制性別,再采用PROCESS 3.4中的模型6對心理彈性與抑郁情緒在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值進行檢驗,采用偏差矯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復抽取5 000次)檢驗以上各個路徑。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共發放問卷220份,排除作答不完整7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13份,回收率96.82%,其中男99人(46.48%),女114人(53.52%),年齡(16.1±3.2)歲。

2.2 兒童期虐待、心理彈性、抑郁情緒與NSSI行為的關聯兒童期虐待、心理彈性、抑郁情緒和NSSI行為得分分別為(63.15±15.29)、(50.85±17.35)、(32.13±6.95)和(5.82±3.49)分,兒童期虐待、心理彈性、抑郁情緒和NSSI行為得分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兒童期虐待、心理彈性、抑郁情緒和NSSI行為得分的相關關系 r(P)

2.3 鏈式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見表2、3。心理彈性和抑郁情緒在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之間起到鏈式中介作用。

表2 中介效應值與效果量

表3 中介效應值與效果量

3 討論

3.1 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心理彈性為經歷壓力源的個體提供內在恢復的心理資源,能夠減輕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感知到的壓力感或心理痛苦,從而降低NSSI行為發生的可能性[15]。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期虐待與心理彈性水平呈負相關,心理彈性水平在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之間存在中介作用,說明較高的心理彈性水平可以有效減緩經歷兒童期虐待的青少年的NSSI行為,而較低的心理彈性水平作用則相反。心理彈性水平高的個體在逆境中更可能采納積極的應對方式。因此,應重視培養抑郁障礙青少年的心理彈性水平,激發其自身的復原能力,提高抗壓能力,實現良好過渡,引導他們正確面對成長中遇到的挫折,選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減少NSSI行為的發生。

3.2 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情緒與心理彈性水平呈負相關,也是兒童期虐待影響NSSI行為的中介變量。研究[16]發現,與同等壓力水平的同齡人相比較,長時間暴露于兒童期虐待的環境中,青少年會持續體驗到不安全及不被重視,難以調節生活壓力,無法正確表達自己的饑渴等需求及未習得不良情緒的宣泄,表現出更強的情感反應和更差的健康結果,進而引發抑郁情緒。同時,抑郁情緒的個體會以消極、悲觀和絕望的態度看待情緒和行為,更有甚者甚至認為自己童年時期的被忽視與被虐待是因為自己不值得被愛而引發的,于是他們會以一些不健康的行為方式,比如NSSI行為,來引起照料者的注意與關注。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相較于青少年非抑郁障礙患者有著更負性的認知及體驗,而兒童期虐待經歷將進一步加劇其抑郁情緒,導致青少年出現NSSI行為。

3.3 心理彈性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作用抑郁障礙的發病與童年不良生活經歷緊密相關,其中最明顯的是兒童期虐待,會對神經系統的功能和發育產生不可逆性的傷害[17];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彈性水平[18],使個體更容易從生活事件中提取出消極的、帶有傷害性的內容,形成負性的認知處理模式,從而更易出現NSSI行為。本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彈性和抑郁情緒在兒童期虐待與NSSI行為之間具有鏈式中介作用。兒童期虐待可以正向預測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的NSSI行為,也就是說,經歷同等水平的刺激,有過兒童期虐待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現NSSI行為。然而,兒童期虐待對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的影響并非只是單一的消極的,NSSI行為的增多也并不是所有經歷兒童期虐待者必然的結局,部分患者即便經歷過兒童期虐待但未出現NSSI行為,卻能夠獲得良性的適應性發展。適應性行為的出現正是他們自身的心理彈性在起作用[19]。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心理彈性能夠緩和兒童期虐待對抑郁情緒的負性影響,進一步減少青少年NSSI行為的出現。

總之,心理彈性作為個體的保護性心理因素,能夠明顯緩沖兒童期虐待對青少年的消極影響,減低其抑郁情緒和NSSI行為。應該提高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心理彈性水平,培養及調動自身心理資源,幫助他們更好地應用自身資源來應對不利處境的消極影響,有效減少NSSI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