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關愛

〔美〕凱文·希姆勒 羅賓·漢森

當我們隨便問一名路人為什么會去看病時，大多數人都會直截了當地告訴你：為了保持健康的體魄。他們甚至會神情古怪地瞥你一眼：這不是明擺著的嗎？但是，閱讀以下內容你會發現，這些“顯而易見”的動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可以舉例說明。

一個蹣跚學步的孩童不小心摔倒并擦傷了膝蓋，緊接著他便跑到母親那里索求親吻。在這里，“親吻”這一行為是沒有任何理療作用的，但母子雙方都很重視這樣一種“儀式”。這主要是因為有了母親的親吻，孩子便知道母親一直守護在身邊，他能感到慰藉。在關鍵時刻，母親表現出自己是值得信賴的，從而加深了母子之情，這在母親看來也是可喜的。

在現代醫療行為中同樣隱含著一種類似的“儀式”，盡管真正的療效掩蓋了這一“儀式”。但如果將這一“儀式”放在醫療領域，我們會發現，病人就是蹣跚學步的孩童，他們對自己所獲得的支持非常感激。而扮演“母親”角色的不僅有醫生，還有其他人。這些人包括開車送病人住院的配偶、父母，幫他們照顧孩子的朋友，以及幫他們代班的同事。當然，最關鍵的還是那些在第一時間為他們支付醫療費用的人或機構。這些人或機構都想通過展現自己的關懷來獲取病人的些許忠心。換句話說，醫療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復雜的成人版“親親”游戲。

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炫耀性關懷”假想。

醫療的治愈功效使得我們很難觀察到炫耀性關懷的交易模式。但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喜劇演員珍妮·羅伯森通過描述給生病的朋友或親人帶食物的例子，把這一切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去探望病人時總會順便帶點兒食物。而如今，在雜貨店或熟食店，這些食物唾手可得。但是，如果我們帶上點兒吃的只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只是圖省心，那么無論是自己做的還是商店買的其實毫無區別。但解決溫飽絕不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我們還需要讓家人知道，我們是在百忙之中特意抽空來幫助他的，而只有讓對方知道我們為他辛辛苦苦做了這樣一頓飯，才能夠顯示出我們對他的關心。

想要弄明白我們為何會有這樣的本能，不妨研究一下我們的祖先，我們的關懷行為可能就是從那時進化而來的。很關鍵的一點是，在遠古時期，人們根本沒有什么像樣的藥，但對他們來說，關心傷病者仍然是一件關系他們生存和繁衍的大事。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00萬年前的覓食種群里。有一次，你外出摘果子，一不小心被一根樹枝絆倒，腳踝嚴重扭傷。確實很疼，但此時傷痛根本不是你關心的事，首先得有人把你弄回去。好在你是和朋友們一起外出覓食的，所以他們攙扶著你，幫助你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接下來你要面對的更大挑戰是，在養傷的那一兩周里，你將如何生存。

你需要食物，準確地說，是你和你的家人都需要食物。那個年代的人類通常不會囤積食物，他們從外面帶回多少就吃多少，更何況大多數食物容易變質。所以，你必須依靠你的家人、朋友，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你的人。

在你生病的時候也是如此。你的盟友可能治不好你的病，但他們能在你身體康復期間照顧好你和你的家人。

然而，除了物質上的支持，你還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說，你需要有人在你生病的時候維護你的利益。你的盟友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支持你：在團隊進行決策時，代表你發聲；看著你的配偶，避免她亂來；保護你，不讓敵人有機可乘。

這些說明了為什么你會需要炫耀性支持。假設你的對手早已暗中覬覦你的配偶，但一旦他知道你有盟友支持，就不敢對你的配偶輕舉妄動了。同樣，如果你常常樹敵，那么敵人一般也不會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知道有人護著你。

設想一下，要是沒有人站在你這邊，事情會怎樣呢？你的敵人會知道你的盟友不多，你在群體里也算不上有多重要，那么即使你痊愈了，他們對你的態度也可能發生變化。在他們看來，無論是在社交上還是在政治上，你都是一個弱者。你在生病前很受大家歡迎，但也許這些人只是畏懼你的身份，怕遭到報復；而你一病，大家就知道你在陣營里的真正地位了。

人一旦生病，就會面臨被拋棄的風險，既有物質上的，也有政治上的。難怪病榻上的人總是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難怪其他人也樂于在他人生病時給予相應的支持。顯然，這是一種禮尚往來——在你有難時我幫助了你，那么下次我有難時你也得幫助我。這也不啻向第三方標榜：看到我是如何在朋友潦倒時幫助他們的了嗎？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我也會這樣幫助你。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通過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彰顯了自己作為盟友的價值。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經歷很好地說明了炫耀性關懷的邏輯。他于1685年2月2日突然身患怪病。他的醫生們對外公布了治療記錄，想向公眾說明，他們已經竭盡全力挽救國王了。但他們都做了哪些努力呢？貝洛夫斯基在其著作中是這樣描述的：

他們先從國王陛下體內抽取了1.5品脫（約850毫克）的血，然后逼迫他吞下了銻（一種有毒金屬）。國王不斷地嘔吐，還被灌了幾次腸。接著，他們剃掉了他的頭發，并在他的頭皮上涂滿了發皰劑，說是為了驅趕瘴氣。

他們在他的腳底涂了一層又一層滿是鴿子屎的化學刺激物，說是為了吸收瘴氣。接著，他們又抽取了他10液盎司（約280毫克）的血。

為了讓國王振奮起來，他們給了他一顆冰糖，然后用一根燒得通紅的鐵棍來刺激他。他們還讓他喝了40滴人顱骨里的滲出物，據說顱骨的主人暴斃且尚未下葬。最后，他們逼迫國王吞下一些東印度山羊腸子里的碎石。

就這樣，查理二世于當年2月6日一命嗚呼。我們可以好好想一想他的醫生們所做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努力”。如果他們只是給國王開一些湯藥并要求他多臥床休息，那么每一個人都可能質疑他們是否真的“盡力”了。所以他們采取了一些復雜且神秘的治療方式。由于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因此也根本沒有人指責他們治療不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治療方式也得到了查理二世家人以及顧問們的充分認可。

對查理二世本人來說，能接受這樣一些治療方式恰好可以證明他擁有整個王國最好的醫療團隊。通過接受這些令人痛苦無比的治療方式，他也對外界彰顯了自己與病魔抗爭到底的決心，同時提振了子民對他的信心，至少在他不幸一命嗚呼之前是這樣的。

這種醫療領域里的“第三方監控”效應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現象，時至今日，這種現象仍然存在。2011年，史蒂夫·喬布斯因患胰腺癌與世長辭。正當全世界都在為失去這樣一位科技巨頭而扼腕嘆息時，有些人卻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這些人看來，喬布斯當時不應當拒絕美國醫學協會所提供的最佳治療方案。斯隆·凱特琳癌癥紀念中心的部門主任巴瑞·卡西萊斯說：“可能是喬布斯自己一意孤行選擇的另類療法奪走了他的生命，所以從本質上講，他是自殺的?！爆F在，我們假設喬布斯的兒子也患上了胰腺癌，如果他的家人此時仍然選擇另類療法，那么公眾可能會更為憤慨?？ㄎ魅R斯“從本質上講，他是自殺的”這番言論將會變成“從本質上講，他是殺人兇手”。其他人拒絕為他們的孩子提供主流醫療手段，人們也會發出同樣的譴責。

我們發現，一旦我們不能維護人們所認為的最高標準的醫療手段，那么我們很快就會淪為眾矢之的，甚至還會受到公開批判。因此，我們看似“私人”的醫療選擇實際上是一種公眾行為，甚至是一種政治行為。

就像國王查理二世一樣，我們也想給自己使用世上最好的藥，而且，如果其他人也知道我們用的是世上最好的藥，那就更好了。就像我們帶上吃的去看望生病的朋友一樣，在某種情況下也是希望借此博得最大的聲名。因此，消費和提供藥物也存在兩種可能：保持健康與炫耀性關愛。這些最終造成過度醫療的現象。

（逸 一摘自中信出版集團《腦中的大象：日常生活中的隱性動機》一書，畢力格圖）